汉晋文化精髓溯源 ……刘勰《文心雕龙》新译——连载中

克谐

一并感谢诸位先生和同道的鼓励！
虽然《文心雕龙》临近结尾，在刘勰连续几篇总结性章节中，确实有继往开来的艺术见解和文学高论，但因为临近春节，家务俗事繁多，实在不能再展开闲扯了。本来计划元旦前，便结束这个系列。虽然自己原谅自己拖到春节，但不能一拖再拖了。私下有朋友问我，何必如此逼迫自己呢？对我而言，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以往经验告诉我，不如此必定半途而废之！

克谐

第四十八章  艺术知音与文学批评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四十八》）

    自古道：“同好易得，知音难觅。”在音乐领域，单凭聆听音乐旋律，确实不容易知晓乐曲初创者的内心想法和意欲表现。如果有谁仅是聆听音乐，即刻能够与创作者心灵沟通，并且还能够完全理解旋律中的内涵，那么像这样的听众，相对音乐创作者而言，也就是常言赞叹的千载难逢的知音了吧。事实上，无论音乐，还是文学，凡一切堪称艺术性作品，在创作者与观赏者之间，若能够达到上述音乐领域的“知音”程度，或许真的是千载难逢吧。于是，人们禁不住要问：“世间时常哀叹的知音难逢究竟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暂且撇开文化中最为抽象的音乐不谈，仅是针对文学领域一样普遍存在的“知音难觅”问题，通过例举稽查，来帮助大家明辨因由吧。
    如同上面已经提到的，关于“知音难觅”的话题，虽然起自音乐，却普遍存于一切艺术领域，而且在文学界，确乎更加通俗易懂；也就是说，针对作家及其文学作品而言，真正的知音难觅一样属于司空见惯的现象。自古至今，在文学领域，但凡敢于自称属于某某作品“知音”者，也就是那些已经公开谈论文学作品的人们，他们有的只是一般阅读欣赏者，有的多是作家或专业艺术评论家，而有的确切的说就是权势阶级，比如帝王将相之流。然而，在身份、地位、教育和学识等方面，尽管他们存在显著性不同，但无一例外的，他们难免都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缺点、不足或误区。
    第一个就是“多贱同而思古”。如何理解这话意思呢？例如《鬼谷子·内楗》开篇有言：“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简单解释这一段话，就是说，即便宫廷官府中的帝王将相们，他们对于生活在同一时代，甚至就是眼前身边的贤达能人，也不懂得珍惜敬重，反而对于风闻传说的，尤其是特别遥远的所谓名家高人，不仅是极力羡慕和热切期盼，甚至不遗余力地吹捧不已。再比如，当初韩非的作品《储说》出来之后，秦始皇读罢，恨不能即刻就要面见作者；另外，正当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名声远扬之中，汉武帝读后，随即感慨不能与作者生活同时。然而，韩非的宿命，竟然是被毒死在秦始皇的监牢里，至于司马相如的命运，亦不过始终被帝王视为倡优而已。究其根本，诚如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广譬》所言：“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
    第二个即“崇己抑人”。例如班固与傅毅，他们二人文才相当，而班固批评傅毅“下笔不能自休”。其实，在作家之间，类似这样互相评头论脚的事情，原本自然而然，纯属司空见惯。像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一文中，当提到陈琳时，就说过：“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另外，因为丁廙（公元?-220字敬礼三国时沛郡人魏国文学家）曾经于请教曹植修改文稿时，大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文稿名声好坏，始终都是我自己来承担，谁去在乎是否有人给我修改过文稿呢。”为此，曹植特别赞赏丁廙，并评价丁廙前面说的话“通情达理”。但是，当时的刘修（生卒不详字季绪荆州牧刘表之子官至东安太守留有诗赋颂等）却因为特别喜好评说他人的文章，竟然被曹植比作古代热衷贬低圣贤帝王的“碎嘴子”田巴（战国时齐国善辩的人曾被鲁仲连驳倒）。由此，亦不难看得出，曹植对他人的评价，明显带着个人喜恶的偏见。所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讲出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话，绝不是空穴来风啊。
    第三个就是“信伪迷真”。西汉末年，有一个辩士叫楼护（生卒年不详字君卿齐人祖辈世代行医曾随父亲在长安行医出入贵戚家）不知在何种场合下，他曾经评价文章时说过，司马迁能够写出来《史记》，都是请教东方朔的缘故。然而，闻听此言的桓谭竟然也说，《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就是东方朔的原话。像这样一种市井闲人的无聊扯淡，竟然还能被名人大家引用来当成事实评语。所以说，但凡专业作家或名人贤达，如果再评价文章时，不仅不应该信口雌黄，由此也应该懂得为何要谨小慎微评说文章的道理了吧。
    通过举荐上述事例，显而易见，回顾以往针对文学作品及其作者的评判历史，当置身世俗社会，并跨入文学批评的门槛之后，迎面首先遇到的就是像秦始皇、汉武帝一样的显赫人物，他们即使个人的眼界敏锐，但是对于作品和作家的评估，却最常堕入“贵古贱今”的流俗。其次，就是类似班固、曹植等名人雅士，尽管他们自身才学不凡，但却过于自以为是，时常仅凭个人偏见评说他人短长。再者，有的评论文章者，本身就是门外汉，他们评书戏说，不过就是插科打诨而已；尽管如此，有的专家学者，竟然引用流言蜚语，甚至将其当成了真凭实据；前者即楼护，后者则桓谭。所以说，当初杨雄写完《太玄经》后，在请教刘歆时，刘歆冲着杨雄直言不讳地说过：“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类似刘歆这样一种，为将来会把前人殚精竭虑的文学作品，当作盖酱坛子的家什，近似弃若敝屣的过度担心，反而不是纯属多余的闲话，或杞人忧天的笑话，竟然还一语中的，并且变成了世间延绵不绝的情景再现和实话实说了。
    时至今日，评价文章或批评文学之所以困难重重，其根本原因究竟何在呢？人世之间，像麒麟与小鹿，或凤凰与野鸡，按说在他们两者之间，说天壤之别亦不为过吧，进行分辨区别不应该是难事。至于珠玉与碎石的差别，甚至拿到亮光下面，即便肉眼辨别，也能易如反掌。但是，据《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记载，有一种名叫“獐子”的小鹿，在鲁国有人却当成了传说中的神兽麒麟。在《尹文子·大道上》中，提到楚国境内有的人误把野鸡当成了凤凰；同样是这本书上，还讲了一个魏国人，因被他人蒙骗，竟把美玉当成石头扔掉了。在《阚子》（阚子或即阙子纵横十二家之一待考定）一书里，说是一位宋国人，始终把燕国石头当作珠玉一样珍藏。所以说，即便在外表差别上十分显著的两件器物，竟然还会有人无法辨别区分开来，那么像隐含着不同气质和诸多情怀的文章篇籍，谁还敢说区别优劣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呢？
    自古至今，书海浩瀚，汗牛充栋。单就区分、比较或评价文章作品而言，绝不仅是在质量上给予优劣、好坏、是非一类“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而是需要针对形式内容上的芜翠繁多和错综复杂，给予重点辨析及分层说明。在这其间，凡涉及到作者与读者方面，尤其是文章评说者，即便属于专业的文学批评家，也会因为各自知识水平的高低不同，加之个性偏好的条件因素，所以得出的结论，必定会千差万别，而不可能面面俱到。例如性情慷慨者，阅读激情扬昂的辞藻，忍俊不住击节欲舞；性格含蓄之人，沉思精致缜密的语句，按耐不住也会喜形于色；热心喜庆热闹者，见到瑰丽华彩的字词，难免心潮彭拜；喜好猎奇争胜者，遇到怪诞诡异的文章，即刻凝神定气。所以，对于适合心意的，一般会有习惯性的赞赏称颂；对于不称心如意的，经常性会是挑剔性的摒弃排斥，类似这种往往就是依赖一己之见，来评述千姿百态文章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模式，如同《淮南子·汜论训》所说的“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道理一模一样啊！
    所谓世间经验之谈，莫过于亲自操练过千首乐曲者，必定会懂得音乐的妙趣所在，而见识过千口宝剑的人，自然不难辨别利剑的真假优劣。因此，若拥有比较全面地分析文章是非得失的判断能力和批评水平，其中所谓的得道法门，或说必由之路，就在于事先须有十分广泛的文学书籍阅读和生活知识积累。这恰似见识过高山险岭的巍峨俊俏，即刻会明白小山土丘的矮平单薄；亦如领略过大海波浪的浩瀚汹涌，随即便知晓小河涟漪的纤细微弱。唯有这样的经历，才有可能克服个性私心的轻重偏向；只有如此见多识广的实践，方能摆脱人情好恶的短长束缚。然后，才有可能真正像杆秤一样的公平衡量，亦犹如明镜一般真实反映。拥有了如上能力基础之后，如果开始评价文章时，只需要从六个方面入手：第一是要看作品选用的格式为何，也就是体例、体裁的类别归属；第二是审视作品的遣词造句，看是否规范恰当和色彩丰富；第三是对比作品继承、变化和发展的程度多寡；第四是辨别作品主题和引领方向的正邪对错；第五是分析作品引经据典或寓意例举的准确与否；第六是权衡作品音韵节律的和谐水平如何。其实，经过这样六个方面的深入思考之后，一部作品的优劣判断，随之昭然若揭了吧。
    亘古至今，任何文章都是作者有感而发的产物，而文学批评就是通过作品本身，来找寻出来书写者，于创作之时的全部感受和所有情怀。这就如同循着水波找寻流水的源头一样，尽管源头遥远幽深，但必定有迹象可寻。虽说时代间隔或路途遥远，在瞬息万变的时空维度内，若随时随地都能与作者促膝交谈的设想，近乎天方夜谭。但是，在任何维度之内，但凡通过文章，只要有足够的明察秋毫，即可全面剖析作者创作时的情感内涵……这正是堪称“文学批评家”的能力水平所在啊。所以说，不必抱怨作品的古奥深邃，只须担心批评家的鞭长莫及吧。譬如《吕氏春秋·本味》中的故事，曾经俞伯牙鼓琴志在山水之时，钟子期聆听应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而当俞伯牙的旋律心系流水之际，钟子期闻乐高呼：“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像无形音乐尚能够拥有知音如此，而有形文章又何必哀愁批评之难呢？事实上，心与心之间的遥相呼应，恰似眼睛观察世间万物，眼睛查看愈发细致入微，内心才能分辨的愈发清晰到位。然而，世间庸常的观察者，痴迷于事物的外部表象，不经过深入细致的辨别，时常品尝和热衷吹捧的不过是一些浅薄劣等的产品而已。因此，庄周曾经讥笑人们喜爱《折杨》《皇华》的庸俗，而宋玉最为伤感少人热衷《阳春白雪》的高雅。再者，前有屈原在《楚辞·九章·怀沙》中悲歌：“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而其弦外之意，则是凡能够知道他的歌中异采的，就是他的知音；后有杨雄于《答刘歆书》里宣称：“心好沈博绝丽之文。”这里面言外之意，就是着重强调他自己特别不喜欢肤浅寡淡的字词语句。所以说，唯有见识渊博而能够欣赏和鉴别他人作品深意的人，才能获得心有灵一点通的欣喜和快慰。这犹如春暖花开之际，凡登上高台欣赏季节美色的人们，都难免拥有心花怒放的情怀；亦如同只要有着美味佳肴的饭店，必定能够食客云集的道理一样，原本都是那么的简单浅显。人们都知道国色天香的兰花，佩戴在任何人身上，整个人都会飘逸着沁人心脾的芬芳；同样，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民族、区域、国家特色文化中的精华，必须细细品味，才会懂得其中由来已久的独特魅力和绝色韵味。一切渴望成为艺术知音，一切愿意投身文艺批评队伍，一切自觉追求文明品格和优雅高尚的人们，还是请你们慎重对待上述的事实和分析吧。
    总而言之：洪钟万钧锻造易，没有夔旷定音难；书架好书万千册，不懂评价徒茫然。声色奢靡误家邦，金声玉振兴文明；通晓本章知音事，不负世间著述人。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2-31 10:44
第四十六章 物色繁华情意浓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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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谐

老党 发表于 2019-1-17 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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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党兄：我准备冲刺过大年了，遥祝春节快乐啊！

克谐

第四十九章  文人德行与人物楷模
（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四十九》）

    《尚书·周书》中有一篇《梓材》，主题是警戒政府做官的人们，要求他们不仅时刻心系民生安危，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外在礼仪风貌。在《梓材》一文中，当举例论证时，有这样一句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其大意是：如果建造居家房屋，不只是忙于砌砖垒墙，还要粉刷墙壁和盖好茅草房顶；如果用贵重木材做家具，不仅要求榫卯严丝合缝，还要粉刷上色彩油漆，加以保护和显示珍贵。所以，从国家尊严考虑，对待任何人才就要像珍惜贵重器物一样，既要保证内在实际堪用，还要注重外在品质雅观。因此，西汉孔安国说过：“为政之术，如梓人治材为器。”但是，近代的文官学士，通常只讲究外在的盛名荣耀，而不再深究内在的品德美善。正因为如此，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感慨：“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其大意是说，文人自古至今不拘个人小节，很少有人单凭节操而立世扬名。与曹丕同时代的韦诞（公元179年-251年字仲将汉末三国京兆杜陵人著名书法家）更是恣意诋毁当时的文人雅士。于是，后来的评论家，与他俩的论调随声附和，并且一起唱衰人文，甚至归结成为“文人们一概不拘小节”，俗称“文人无德”。如此状况，岂不令人悲哀！
    纵观以往那些名声远扬的文学大家，例举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瑕疵，众所周知的像司马相如携寡妇私奔，并收受贿赂；杨雄嗜酒不择室友，刻意阿谀谄媚；冯衍纳妾驱妻，多私寡恩；杜笃强人所难，心胸狭隘；班固攀附权贵，纵亲行恶；马融结党营私，贪财奢靡；孔融傲慢失度，狂言遭难；祢衡狂放不羁，秽语杀头；王粲锋芒毕露，急躁冒进；陈琳处事鲁莽，行径粗陋；丁仪贪婪成性，不择手段；路粹狐假虎威，鲜廉寡耻；潘岳勾结陷害，丧尽天良；陆机攀附权贵，屡遭讥嘲；傅玄妄自尊大，刚愎自用；孙楚躁动偏执，不自量力……诸如此类的人格缺陷或行为错误，发生在不同时代的文人作家身上，确实屡见不鲜，而且不胜枚举啊。其实，自古以来，不仅文官雅士如此，并且将官武夫依然，尤其是发生在古代将军相国身上的拙劣故事，更加夺人耳目。例如管仲背负盗窃恶名，吴起贪婪好色，陈平性情污秽，至于周勃、灌婴都曾经谗言诬陷他人……类似的劣性和污点，在其他朝廷命官身上，更是不可胜数啊。若深入分析其中原因，其实也不困难，比如孔光（公元前65-5年字子夏曲阜孔子14世孙）贵为西汉宰相，尚且献媚汉哀帝宠臣董贤，更何况类似班固、马融和潘岳等位卑的小官吏呢？另外，还有被当时民众骂为“膏肓之疾”的王戎，身为西晋开国大臣，尚且卖官鬻爵，甚至吝啬成癖，又何况像司马相如、杜笃这种穷困卑微的文人小官，更不要说丁仪、路粹之类卑鄙无耻之徒了吧。但是，孔光献媚丑态的自甘卑微，却无损于他还是有名的儒者；王戎吝啬的劣性骂名，也影响不了他在“竹林七贤”中位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究其根本，就在于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事业功绩，确实大大超出了他们本身品德的缺陷不足，从而缓冲了当时和后来者对他们的讥讽热嘲。事实上，除了上述一些大家名流之外，再看忠君爱国的屈原、贾谊，和机敏警觉的邹阳、枚乘，以及仁孝忠厚的黄香（公元约68-122年字文强江夏安陆东汉官员24孝子“扇枕温衾”故事主角）和安贫乐道的徐幹等，他们不仅仅是品德高尚的作家名士，甚至更像是洁白无瑕的珍宝美玉啊！怎么能说一切作家必定都有过失和瑕疵呢？
    毋庸置疑，世间的才情气质，从来因人而异，所以存在各自身上的缺点、不足和错误，如果一个人不是出生即达到圣贤大德的“先哲”高度，恐怕没有一个人一生一世符合十全十美的标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针对每个人都去求全责备了吧。毋庸讳言，在世俗常情中间，人们对待帝王将相之流，往往因为他们权势地位的尊贵隆重，一般情况下总是忽略或原谅了他们的缺陷和错误。但是。当人们对待文人作家之时，却又因为他们位卑官微，常常给予吹毛求疵一样的讥笑嘲讽。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并非属于一种什么出人意料的特殊文化时尚，恰似从高处汹涌而下的江海，必定横行奔流，以至于所向披靡，而那些孱弱细微的河流，注定有着坎坷曲折的命运遭遇吧。所以说，即便两个人有着同样的缺点毛病，却会因为社会名声的高低，彼此获得的褒贬多少，必定显著不同，而社会地位的尊卑，同样也会有与之雷同的情形结果。正因为如此，世间所谓的“功成名就”，对于文人雅士而言，就是要成为服务于社会的有用人才。正如左丘明在《国语·鲁语·敬姜论劳逸》中诠释的道理一样，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作为一位聪慧的妇人，通过例举坚守手工织布的风俗传统，来驳斥好逸恶劳的腐化危害，借此诠释了治国方略的正误，那么但凡读书学文的大丈夫，又怎么能够不求闻达于国家的政经要务呢？当初像扬雄、司马相如等人，就是因为只注重文章色彩韵律，而没有实质性建功立业的用心和谋划，因而他们社会地位始终不高。再看东晋的庾亮，本身才华清秀，只因军政业绩的卓著而名噪一时，但是关于他的写作才能，却很少有人称颂。其实，如果庾亮不是做了高官，单凭他的文才一样可以赢得名声。所以，文才武略集于一身，如同左右手相得益彰一样，也是完全可能啊。例如春秋时晋国的卻縠（公元前682-前632年姬姓郤氏名縠晋国公族是晋国第一任中军将）不但酷爱读书，而且精通《诗》《尚书》，并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将军。所以说，像卻縠那样爱好诗书文籍，不是也可以精通武艺吗？再者，还有孙武的《孙子兵法》，其著述文质的华美珍贵，真的如同珠玉赤金一般……谁还敢妄言钻研军事武略者不可能精通丽辞华章呢？
    《周易·系辞下》有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就是说，凡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的文人雅士，就是要致力于修身养性，练就完善自身的德才学识，审时度势，相时而动。杨雄在《法言·君子》中说过：“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究其道理，就是要培养自身长成像楠木一样魁梧坚实，而且修持个性品质要像樟树一般珍奇高贵。所以，凡著书立说者，就应该有助于国计民生的富裕强盛，而且文人大家一旦立身出仕，不但足以堪当国家栋梁之才，即便仕途不利，或人生落魄，也一样可以独善其身而且著书立说；如果仕途顺利，或生途显达，则能够因势利导，得以建功立业……像这样的文人雅士，才是《尚书·商书·梓材》论说的人才标准吧。
    总而言之：人材自古多瑕疵，德艺双馨太珍奇；屈原、贾谊生楚天，邹阳、枚乘起梁地。朽木难雕不成器，樟楠年久见优质；文人独善唯自在，福禄人间功德圆。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9-1-11 09:03
第四十七章 如何评价作家的才能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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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谐

第五十章  为什么创作“文心雕龙”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五十》）

    究竟什么是“文心”呢？简单说：就是写文章的用心；若详细一点讲：是指在提笔书写文章时，作者所有的心思、想法、用意及其目的等。陆机在《文赋》中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时，我能够读懂书写者的心思和用意。”另外，在秦汉之前的稷下学官中，有一个涓子（生卒姓名待考定）写作了《琴心》，还有一个王孙子（姓王孙生卒名不详）著述的《巧心》，他们都是将“心”字放入了书目标题中，并将写作心愿与书中内容表现的近乎完美。所以，我在标题中直接选用了“文心”二字，表明本书是与书写文章的内容有关。至于“雕龙”二字，因为古人写文章，有的就称作“雕缛成体”，本意就是如同把粗木头雕刻成龙图腾一样，而这与邹奭之流，只注重精雕细刻、故弄玄虚、神乎其神的“雕龙”之意，没有太大关系。
    亘古至今，宇宙浩渺，时光倥偬，单在人世间，原本属于智愚贤不肖诸色人等杂处，知识水平参差，才能良莠不齐；在这其中，所谓出类拔萃者，不过是指那些在智慧才能方面具备了独到之处的人们而已。毋庸讳言，每个人的年龄自然有时而尽，生命个体注定都会终止，唯有生命之年所创造的有形艺术杰作，得以存留身后，或能福润后人。天地万物，不但形态各异，而且姹紫嫣红，更是气象万千；在这其中，所谓孕育化生的依据，亦不过五行更迭、阴阳变化而已。综括人的一生，单凭五官感触，却能够书写出来，恰似雷霆万钧，抑或气势磅礴，仿佛风云变幻一般的韵文佳作。这一切岂不是已然超越了天地时空的局限桎梏！难道不是已经超出了大千万物的天然造化，等同于巧夺天工的神奇灵秀了吧。所以说，纵然躯体形骸如同飞蛾草芥一样的脆弱短暂，而一生一世的盛名荣誉，却会像金石宝器一般持久而不朽。古代先贤一再宣扬“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理想，绝不是玩弄文字游戏的蛊惑人心，而是面对有限生命时，对人对己的真情倾诉、慷慨悲歌和啼血绝唱啊。
    在七岁时候，我曾经梦见天上云彩像织锦一样绚烂夺目，并且触手可及。待到三十岁以后，还曾梦见我捧着红色礼器，跟在孔夫子身后向南行走。当黎明时分醒来，我欣喜若狂……这件事实在太神奇了，要知道圣人是多么难得一见啊！竟然还托梦眷顾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因为在我心目中，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再赶得上孔圣人伟大的了。于是，我沉思冥想，如果能够答谢苍天垂青和圣人惠顾，并且值得投入一生一世去做的事业，莫过于像孔圣人一样的整理文籍、注解经书吧。但是，在孔圣人身后，像马融、郑玄这样的大儒，已经把经书弘扬的博大精深，即便我个人再努力，也不可能另辟蹊径，以至于超越前人了吧。然而，涉及文章篇籍中的问题，特别是把它作为文化载体的自身特性和艺术规律，尽管这一部分内容对于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经书典籍而言，不过类似当作陪衬的青枝绿叶而已。但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像规定大家如何交往的“五礼”（指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离不开他，治理社会安宁的“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离不开他；即便在帝王将之间，也需要依赖他，才能够相互了解、彼此沟通和共同交流，而国家一切军政要务更需要通过他，才能够张弛有度，并达到安之若素。所以说，尽管研究、解析和说明文章的体裁样式、修辞格调、内容特色以及诸如此类的细微末节等问题，最终必定还会追溯到经书典籍的内容实质性上面。然而，随着时代久远，特别是伴随文集浩瀚及其花样翻新，后继学者不只是眼花缭乱，而且各持一端，甚至已经莫终于是了；另外，汉晋以来，显而易见的是，文人作家的脾性愈来愈喜好猎奇，尤其热衷浮夸怪诞，并一味追求形式上的艳丽色彩，愈发专心致志于细枝末节的极端乖巧……如此文化风尚的社会，必定使离经叛道者愈行愈远，而伴随以讹传讹的文化习性难改，终将导致传统文化误入歧途且痴迷忘返。《尚书·周书·毕命》上早就指出：“辞尚体要，不惟好异。”而《论语·为政》中已然强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他们两者训导和教诲的宗旨，都是要求文章写作时，务必主次分明，决不能舍本逐末。鉴于明确了上述认识之后，我才开始着手创作本书。
    纵观华夏文化的发展历史，只是到了近代，类似评说文章的专业著作，才开始逐渐多了起来。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场的《文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生卒年不详字宏范东晋文学家文论家目录学家）的《翰林论》等。然而，作为批评文学，他们的立论角度和评价视野，却像是躲在犄角旮旯一样的局限狭隘，而不是像站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央，不但可以高瞻远瞩，而且能够继往开来。因此，他们现有的论说评述，有的只是褒贬当时的流行佳作，有的局限评说前代的名家名作，有的单纯指摘古今作品的雅俗正偏，有的笼统综括文章篇籍的得失梗概……如果再去评价此类评论性作品文集的得失短长，像曹丕《典论·论文》，虽然详细具体，但不够全面，而曹植《与杨德祖书》，尽管理由充分，但不公道；应玚的《文论》，华丽简略，颇显空洞，而陆机的《文赋》，措辞微妙，感觉琐碎；挚虞《文章流别论》深刻独到，语言不够精致，而李充《翰林论》浅显概括，思辨失之单薄。此外，还有桓谭、刘桢、应贞、陆云等人，偶尔于文章之中，评价论说，语出惊人，即便判断结论准确，却欠缺追根溯源，更没有探究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事实上，任何文化性问题，如果不能像圣贤先哲一样，真正给予全面而精辟的讲述、论证和判断，那么无论在过去业绩成就之中是否有过是非得失，都必定不可能成为文化传承意义上的经验或教训！因此，他们又怎么可能成为“扬长避短、有益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贡献呢？
    《文心雕龙》在整体设想和文本构造上，简而言之，就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具体而言，就是以宇宙人间的自然道德为宗旨，公开尊崇先哲圣贤为老师，将经典当作读习参照的文体标杆，参照纬书的钻研方式方法，遵循像《诗经》演变成骚体的艺术规律，通过例举稽查，把文章写作中诸多关键性问题，极力阐释明确和分析透彻吧。
    凡评价文章，或说成文学批评、文艺批断，首先要像现今流行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话语一样，第一步就是进行恰当的分门别类；然后，就是究根溯源；再者，确立名称和定义概念；随后，选择代表性例文章句，即举例说明；最终，总结特征，挑明各种类别存在的价值意义。在本书上半部分的前面诸篇，属于提纲挈领，并把整书的主题思想，以及上面提到的分类原则和写作思路，基本都讲解清楚了。至于书写文章时，究竟如何区别对待内容与形式的具体问题，以及在不同体裁之下究竟“情志”怎样表现，或者“文采”应该有何特征等状况，其大致篇章内容的安排如下：《神思》《体性》是讲述情怀志气表达的方法、方式和尺度，《风骨》《定势》是描绘个性气质与文章体例的相互影响，《附会》《通变》是探究文学创作中继承和发展问题，《声律》《练字》则是从阅读角度追溯韵律和字词的源流趋势；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时序》论述文学盛衰与时代的密切关系，《才略》追溯历代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知音》说明文学欣赏和作品评价的难易程度，《程器》讲评作家个性品德与社会成就的关系问题；在最后，也就是本章《序志》，不仅说明全书的创作意图和框架结构，并且作为本书序言吧。其实，通过该书下半部分的后面诸篇，全书的纲目安排，也就一览无遗了。至于全书为何总共50篇，则是依据《易经》数理，即《周易·系辞上》所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所以，在本书50篇之中只有49篇，可以作为通常文章写作的艺术指南吧。
    毋庸置疑，如果仅是针对某一篇文章，无论进行评价还是当做序言，都相对容易一些；如果旨在整理和归纳众多文章的得失优劣，那就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其实，这里面的道理也不难理解，即如同观察和采集鸟兽的羽毛皮色一样，虽然在外表上好像只是五色斑斓性差异，但在质地根本上，完全就是源自个体骨血的滋生养育。也就是说，凡涉及表面现象与本质联系之类的复杂机理和内在因缘等问题，在貌似一目了然的简单事实面前，如果用心于使用字词文句，来将其中的道理描写得即清晰而又准确，那么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和水平，往往都不仅仅是极其困难，而最为难上加难的却是词不达意的羁绊和缺憾。正因为如此，本书在分门别类之中，尤其于稽查例举时的评说和议论，如果与他人近似或雷同，绝非就是人云亦云，而应是本该如此吧；如果与他人不同或相悖，也并不是贪图标新立异，而应是理所当然。至于这其中之所以出现了相同或差异的具体原因，决不是这些评价说法是否源自古人还是今人，主要还是通过具体性分析之后，能够得出来的比较中允公道的判断结论而已。
    立足当下，环顾古往今来的文坛景象，尽可能悉数其中的所有风云人物及其全部佳作名篇。这虽然就是本书立意之初，曾经极力想达到的境界高度。但是，在《周易·系辞上》中，既然孔圣人也发出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由衷感慨，而像我一个人，亦不过只有瓶水管窥的艺术水平，又怎么可能全面丈量清楚需要矩矱为准绳的文学天地呢？呜呼！在既往文化长河中，经书鳞波，文籍浩瀚，我的见识和评说，如果能够跻身其中，顶多算是沧海一粟啊！瞻望来世之渺茫，我的《文心雕龙》或许会像石沉大海，终将蒙尘渊底了吧。
    总而言之：生命百岁终有岸，知识汪洋大无边；一步登天属儿戏，拾阶而上必坦然。从来浮游多闲趣，寂寞丹书如面谈；亘古知音何相逢，心有灵犀一点通。

云上云上

克谐老师作品更新得很快呀，辛苦了，欣赏学习您的新篇。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9-1-25 20:49
第五十章  为什么创作“文心雕龙”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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