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文化精髓溯源 ……刘勰《文心雕龙》新译——连载中

克谐

第三十一章 文采与情志的干系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第三十一》）

    亘古至今，隶属圣人贤达的书写文字或日常言语，都可以笼统地称为“文章”。单从字形出处上，或文或章，是指他们本身具备的色彩斑斓的符号印记。所以说，由字词章句构筑的“文章”，又怎能没有赏心悦目的绚烂色彩呢？
    水性阴柔，一旦风吹草动，虚静的水面，即刻泛起细微的涟漪；树干阳刚，遭受敲打创击，远端的花萼，随即出现轻微的颤抖。文采与文章的关系，如同波纹与水面、花朵与树木一样，由此知彼，交相呼应啊。虎豹外皮，如果去掉毛色，和狗羊的没有多少差别；犀牛皮毛，虽然无色，却需要刷上漆料，倍加爱惜，因为太过稀缺珍贵。与此雷同，文章篇籍也需要依傍辞藻的色彩魅力，得以显现质地的奇特优良。无论叙述的性情灵动，还是描绘的器物万象，抑或剖析思想轨迹，或者勾画道德理想，若要达到彪炳千古的目标，又怎么能够离得了文采飞扬的宣贯广播呢？
    追溯以往依傍文章而立世扬名，并已经达到功利目的者，究其根本，他们必定包含着如下三个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决胜因素：一是在形式上，文章存在“五色”变化；二是在声韵上，文采包含“五音”韵致；三是在情志上，文理拥有“五性”品德。
    那么何谓“五色”？《左傳•桓公二年》上讲：“火龙黼黻，昭其文也。”其大意是：官员服饰上火、龙、黼、黻的图案，是他们身份和地位的符号。因此，文章也要具备“青、黄、赤、白、黑”五彩斑斓。之所以如此，不仅是追求形式上的璀璨耀眼，更重要地显示内在质量的优美丰富。
    何谓“五音”呢？古代《韶乐》《夏歌》，必须调和“宫、商、角、微、羽”五种音韵，才能保证产生悦耳动听的声音。同样，文章的字词文句，从节律强弱到字数排列，于阅读浏览之际，唯有阴阳顿挫而又婉转流畅，才能实现和谐达功。
    又何谓“五性”呢？所谓文章情志，虽说千姿百态，但在道德伦理上，始终离不开“仁、义、礼、智、信”五种个性品质。
    显而易见，当探讨和阐述文章之所以能够获得最终成功的道理时，像上面有“3”个方面上，最终又都归结于“5”种因素的观念，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这恰好说明在自然界中还存在一种使然而又必然的数理规律罢了。
    《孝经•丧亲》上讲，孝子在服丧期间，言辞话语不需要咬文嚼字，更无须苛求文采飞扬。而这种教诲的另一面，则是强调在日常生活言语中，君子还是应该斟词酌句，更需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老子一贯谴责华而不实的言辞，甚至断言“美而不信”。然而五千言《道德经》，却是何等华丽精致，完全不粗陋啊。在《庄子•外篇•天道》中，特别指出，若用言辞“辩雕万物”，既不用乖巧取悦别人，更不能沾沾自喜。但是，这其中所要强调的还是辞藻修饰的积极功效。另外，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尽管也谴责“艳采辩说”不如务真求实，却又从侧面提示“巧言令色”很能蛊惑人心。因此，如果论证艳词丽句在文章中利弊得失的价值意义，像庄周和韩非不但有鲜活的例举说明，并且剖析的足以叹为观止了吧。所以说，研读《孝经》《道德经》，即可懂得，文章质地的好坏，取决于性情志趣的高低；而读习《庄子》《韩非子》，随即明白，辨别道德的是非对错，并不排斥据理力争和文采飞扬啊。事实上，毋庸置疑，无论探寻泾水还是渭水的源头，亦不管驰骋在正路还是邪道，原本都可以驾驶同样神采奕奕的宝车骏马，这犹如胭脂粉黛用于乔装打扮，亦如眉目传情增加妖冶妩媚一样，归根结底，辞藻无论多么华丽绚烂，终归只是用于言语文章的修饰装扮，而辞章义理若能够真正达到感人至深的程度，仰仗的还是作者的性情气度和壮志胸怀。若用织布来做比喻，情志就是文章的经线，而辞藻则是文理的纬线。只有经线中正，才有纬线的相辅相成；唯有情理确立，才有辞藻的蓬荜生辉。这就是文艺创作，或著书立说，所谓“和谐达功”的根本道理所在啊。
    以往文坛之上，最初诗人书写文章或创作篇籍，必定是直抒情怀，为的是展示志气。然而，到了辞赋家的时代，却为了艺术创作而虚构感情了。为什么这样讲呢？翻看《诗经》中“风”“雅”作品的兴致所起，离不开志气昂扬和义愤填膺，所以其中的吟咏美刺，敢于囊括天地人间一切是非得失，并不特别避讳权势礼制的尊卑高低……这样一种姿态，才是依傍情志而自由创作的典范。至于后起的辞赋家，竟然在没有激情忧愤的情况下，俨然习惯了矫揉造作，热衷于虚张声势，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已。像这样一种格调，就是“因文造情”的榜样啊。不言而喻，因情著文，贵在真情实在，关键又要适度放纵；然而，因文造情，必定虚荣繁华，并注定华而不实。近代诗人的弊病，不仅是远离风雅，而且避实就虚，显然已经堕入了后来辞赋家的套路歧途。时值于今，文章原本特别尊崇的个性情志的阳刚正气，竟然日渐败落，反而追逐华而不实的歪风邪气，竟然愈演愈烈了。
    看当下文艺风气，有的痴迷高官厚禄，却假唱田园风光；有的纠缠俗物凡心，却高歌庙宇空房……诸如此类，明目张胆的口是心非，显而易见的欺人自欺，不但主动鼓噪喧嚣，而且公开招摇过市，是非颠倒竟然达到如此地步，岂能不呜呼哀哉。古人言：“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男子树兰何曾芳菲”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尚且如此求真纯情，人世间的文章篇籍，又怎能任由虚情假意恣意横行呢？
    溯本清源，文学艺术之所以推崇斟词酌句，并欣赏文披华采，只是为了弘扬道德义理的优美华贵。但是，任何形式和内容上的义理迷离与辞藻乖张，只会虚张声势或喧宾夺主，必定误入歧途而积重难返。在自然界，翠鸟尽管羽美，肉桂确有奇香，若将翠羽肉桂做诱饵，反而钓不到鱼虾。所以，《庄子•内篇•齐物论》中有“言隐于荣华”，而《诗经•卫风•硕人》则有“衣锦褧衣”，类似这样一些名言警句，都在提醒人们不要因为粉饰打扮的过度，从而失去了事物的本真。《易经•贲卦•上九》有“白贲，无咎。”的象辞，一是强调本色纯正，才是勾勒涂画美好未来的坚实基础，二是色彩无限繁华的终极，必定在于返璞归真。
    在文学创作中，体裁与情志的关系，如同制作青铜乐钟中模范与器具的关系一样，体裁格式就是模范形态，而个性情志如同钟型音域。只有周正、平衡和稳重的器质型制，才能够保证音色纯正；唯有在保障音色纯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雕琢镂刻上光彩夺目的璀璨纹饰。然而，无论纹饰多么绚烂，亦不管音域多么宽广，如果背离了乐钟的个性品质，都不过是形同虚设罢了。所以，情志与文采的关系，亦如颜料的五光十色，唯有“青、黄、赤、白、黑”正色凸显，或明或暗的杂色，才能被摒弃殆尽。这既是文章之所以雕琢推敲的本质，也是坦荡君子之所谓文质彬彬的真容。
    总而言之：自古至今，言语吟咏的流传远扬，凭借的是文采华章。人生于世，谈吐举止的英姿飒爽，仰仗的是气宇轩昂。艺术创作，先立伟岸情志，再求文采飞扬。莫如吴地彩锦容易褪色，勿像木槿花艳朝生夕亡。虚情假意必短命，自欺欺人寿不长。呜呼哀哉，空欢一场。

【注解】
1、《孝经·丧亲》原文。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2、《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之相关部分：虞庆为屋，谓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对曰：“此新屋也，涂濡而椽生。”虞庆曰：“不然。夫濡涂重而生椽挠，以挠椽任重涂，此宜卑。更日久，则涂干而椽燥。涂干则轻，椽燥则直，以直椽任轻涂，此益尊。”匠人诎，为之而屋坏。一曰：虞庆将为屋，匠人曰：“材生而涂濡。夫材生则桡，涂濡则重，以桡任重，今虽成，久必坏。”虞庆曰：“材干则直，涂干则轻。今诚得干，日以轻直，虽久必不坏。”匠人诎，作之成，有间，屋果坏。范且曰：“弓之折，必于其尽也，不于其始也。夫工人张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机，是节之其始而暴之其尽也，焉得无折？且张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机，是暴之其始而节之其尽也。”工人穷也，为之，弓折。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乎工匠之构屋张弓也。然而士穷乎范且、虞庆者，为虚辞，其无用而胜实事，其无易而穷也。人主多无用之辩，而少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今世之为范且、虞庆者不辍，而人主说之不止，是贵“败”“折”之类，而以知术之人为工匠也。工匠不得施其技巧，故坏屋折弓；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术，故国乱而主危。
3、《诗经·卫风·硕人》：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云上云上

“情志的文章的经线，而辞藻则是文理的纬线。只有经线中正，才有纬线的相辅相成；唯有情理确立，才有辞藻的蓬荜生辉。”“先立伟岸情志，再求文采飞扬。”生动形象的比喻与伦理，仔细阅读后受益匪浅，感谢老师的精彩论述，让我明白了文学创作的根本道理所在。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9-27 12:42
“情志的文章的经线，而辞藻则是文理的纬线。只有经线中正，才有纬线的相辅相成；唯有情理确立，才有辞藻的 ...

谢谢鼓励！
逐字逐句读习刘勰这个作品中，时常感慨，刘勰处在那种时代环境下，仅凭读书竟然能够思绪连篇到如此程度！比较而言，我们现代人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都被日常纷繁闲事而荒废了。

克谐

第三十二章  文章的熔意与裁辞
（刘勰《文心雕龙·熔裁第三十二》）

    书写篇籍，或言文学创作，一旦情志义理确定后，随之便是行文修辞的繁简粗精问题。单论行文修辞，究其根本，或刚或柔，抑或刚柔兼济，都取决于体裁体例；然后，才是审时度势的抒发情怀和辩别理论。文章体裁尽管可以决定作品的主旨意向，但是具体到文字方面，必定有长短多少的取舍，这时候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具体时事的著述需求了。若举例说明，就像驾车行路，车道路线一般都有主路和岔道，所谓轻车熟路，最容易马到成功。所以针对文章的熔裁，就是像是轻车熟路；“熔意”就是首先要“熟路”，而“裁辞”亦如“轻车”啊。因此，本文中的“熔”就是明确文体的目标和路径，而“裁”就是去除任何不必要的辎重累赘，并且还要时刻防范误入歧途。
    文学创作中，裁辞就是祛除辞藻的污秽杂乱，而熔意则是义理的提纲挈领。譬如木匠制器，使用绳墨规矩，才能准确方圆短长；亦如斩木为轮，需要刀砍斧剁，方能去掉杂乱无章。人体的发育畸形或赘生物，像骈拇枝指或息肉肿瘤，不但模样奇特，而且形式丰富，却纯属多余，甚至有害于健康。所以在文章中间，如果一个中心意思两次出现，或同样修辞文句重复再三，则如同人体的发育畸形或赘生物啊。
人们在提笔写作之初，通常都是千头万绪而思虑纷繁。但是，人的内心思想，并不能像秤盘天平一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准确把握轻重缓急。因此，凡提笔书写时，首先应该明确这样三个原则或标准：一是依据写作目的，明确选择合适的体裁、体例或文本格式；二是要态度端正，在此最为紧要者，就是必须明确情志义理的中正典雅之所在，然后再去就事论事或稽查例举；三是任何文章中的关键文句，或结论性部分，都必须要精炼措辞造句，目的就是为了明确和突出主题刚要。依从上述原则，一旦形成草稿后，再进行作品的增减润色。所谓“增减润色”，如同制器木匠一样，于绳墨之外，无论是多么稀缺珍贵的材料，也要痛快下手，必须忍痛割爱。因为只有剔除多余，才有可能浑然一体。文学写作，如果贪恋浮词美句，必定枝蔓丛生，亦如同骈拇枝指或息肉肿瘤一般。
    在上述三个标准之下，又如何去斟酌推敲字句呢？文句，如果还能够增减，就说明还存在疏漏或不够严谨；字词，如果不能删减，才证明达到了缜密紧实。凡属于精确论断或关键语句，一般都应该讲究简洁凝练。若是思维奔逸或例举想象，通常必定会是言辞繁复。然而，落实在具体文章中间，至于或简或繁，确实因人而异，而且各有短长。例如：有的为了引申议题，可以把两句话展开来，以至于成为一章；而有的为了简约精炼，反而可能将一章凝结成了简短的两句话而已。另外，一般情况下，一旦文思辽阔铺陈，则必定繁言多语；如果文采干练精致，也就必定简约明快。所以说，“文采干练精致”不过就是除去多余的字词文句，得以保留明确的思想观点；“文思辽阔铺陈”则是通过繁复多样的文辞语句，来凸显意欲表达的主题思想。然而，删减字句后，如果导致了文意缺失或理解上的困难，那就不是简洁干练而是缺陷错误了；同样，如果繁言铺陈变成了重复唠叨，那就不是文思辽阔而是纷乱杂芜了吧。
    两晋时期，谢艾（祖籍敦煌东晋前凉酒泉太守福禄侯前凉儒生名将）和王济（晋文帝司马昭之婿西晋外戚官至骁骑将军侍中），都是山西的名仕文人。张骏（公元307-346年籍贯凉州字公庭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凉君主在位22年）曾经夸赞：谢艾的作品，尽管文辞繁多，却不能删减；而王济的文章，尽管内容简略，却也不能增益。谢艾和王济应该是深谙熔意裁辞的精髓，可说是将语义文辞的繁简多少真正做到了极致啊。然而，像陆机才华横溢，但偏于繁辞赘句；而陆云文思欠佳，却喜好语句简洁。陆云曾评价陆机的文章，虽然也指出来文多辞繁的问题，但却认为属于别出心裁而不是缺陷弊端……这大概是兄弟情深，爱屋及乌吧。生活之中，用美丽织锦裁剪成衣，总不能因为布匹质地美丽优良，就把领口袖子都无限加长吧。所以，像这种质地精美的东西都必须因时因需去裁剪短长，更不要说那些普通拙劣的材质了。陆机在他的《文赋》中说过：奇伟树木的枝蔓不必修剪，因为可以招来翠鸟栖息，乡音俗调不必禁绝，或许能够成就高雅音乐。陆机这种观点并非一无是处，其缺陷就在于不能忍痛割爱。人体有数百的关节骨骼，他们都是为了保障荣血卫气的周流通畅，因此才会有健康长寿。文章虽有千篇万律，却终归离不开文辞情志。文章写作，如果达到情理周全而不是繁文赘句，如果辞藻变化而不成为浮词奢靡，如果不经过熔意裁辞又怎么可能彪炳千秋呢？
    总而言之：文章篇籍如同门户窗口，唯有左右开启，方能自由通畅。文理辞藻恰似江河湖海，如若任意流淌，必定泛滥成灾。内容多少需权衡，色彩浓淡要琢磨；熔意裁辞寻常事，怜香惜玉烦心人。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0-9 19:44
第三十二章  文章的熔意与裁辞
（刘勰《文心雕龙·熔裁第三十二》）

顶起来，粗略看看正是我缺乏的知识。找时间细读。谢谢克谐。

云上云上

克谐 发表于 2018-10-9 19:43
谢谢鼓励！
逐字逐句读习刘勰这个作品中，时常感慨，刘勰处在那种时代环境下，仅凭读书竟然能够思绪连篇 ...

是的，赞同您的观点。

克谐

第三十三章 文章中的声律
（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三十三》）

    追溯源头，凡文章作品中字词文句的声律和音调，最初完全出自人类各自不同的说话动静，即言语声音。在人类声音中，之所以出现了后来称为“宫、商、角、徵、羽”的音节区分与韵律差别，则是由于人体气血骨肉特性造成的。古代人类，尤其是圣贤帝王，根据声音的不同音律声调，逐步创建并发展成为可以抒发胸怀并愉悦感官的音乐歌声等。由此可知，现今世界，一切相关音乐的节律、规制或界定，以及依此形成的音乐器具或文艺作品，像乐器、乐谱、诗歌、篇籍等，都离不开人类的原始语言，并且遵循人性对于不同音域的好恶。所以说，语言才是书写文章的能力关键，也是传达情志的技巧本源。然而，单从语言表面上看，所谓声音的高低粗细或抑扬顿挫，都不过仅是两片嘴唇一张一合而已。所以，自古代以来，凡传授或学习唱歌时，首先要考察学唱者的音域高低，然后才教导他们如何掌握音准节拍的练习办法，也就是音乐领域的“练声”。
   通常判断一个人音域的高低范围，一般是一个人，当或急或缓极力发声时，所能达到的声音极限程度。中国古代，在“宫、商、角、徵、羽”五音分类法则中，宫商的特征是声音高挑，而徵羽是缓下，角则急缓居中。另外，在他们各自发声中间，还伴随着咽喉、舌头、口唇等不同变化。尽管用文字确凿描述五音的区别非常困难，但若用乐器校准五音，他们相互间的区别，即刻清晰可辩，堪称泾渭分明了。现今凡操琴弹弦时，如果音调不准，必须要重新调弦定音，这依然成为了常识、习惯和规律。然而，在文学作品中，如果韵律节奏失调，人们却不容易发现，更难以即刻改弦更张。琴弦只要音调节拍达到精确，弹奏曲目的旋律必定和谐而美妙。但是落实在文章中间，尽管文字就是发自内在的心声，反而即便失去了和谐韵律，一般情况下人们却不能够即刻察觉出来，这究竟又是为何呢？其实，这属于自然现象和客观道理吧，即外在的东西容易察觉修改，而内在事由难以调节更正。所以说，琴声一旦节律失调，不仅容易察觉，而且随即调整琴弦，即可纠正过来。但是文章的韵律紊乱，根本原因是外在言语声音与内在心志情怀的相互纷扰，不但一时难以定夺，而且修正改造，也不总是一蹴而就。毋庸置疑，五音十二律虽然可以按照数字损益而获得精确阈值，但文学作品的辞藻字句，却很难按照数理来依次添加减少啊。
    现实生活间，外界的声音一般有高低急缓的特征，而且响声大小还存在共振叠音的成因。在文章中，两个同声韵的字一旦隔开了读起来必定拗口，而不同音韵的字一旦交替出现，读起来即刻感到磕绊难听。写文章如果不顾忌这样一种现实问题，如若任由迟缓音韵一直低沉下去，必定像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讯；如若任由急速声调一再飙升，恰似断线风筝一般有去无回。这样两种情况，不单是令人茫然若失，而且使文章气势丧失殆尽。因此，文艺作品在字词的韵律排列上，即要像井上辘轳一样上下交替，又要如鱼鳞排列一般斑驳有序，如此才能达到流畅顺利的效果。如果违背了音节韵律的一般自然规律，必定读念起来磕磕绊绊，如同患有口吃毛病模样。文章篇籍为何会出现口吃一样的行文缺陷呢？最大的可能就是刻意追求字词文句的新奇、怪异或乖巧，从而忽略了阅读吟咏的拗口艰涩。若要根本克服类似的弊端毛病，其实并不困难……如果左侧字句有障碍就从右边理顺，如果下句有问题就从上一句更改，务求声音出于唇齿之间以至入于耳鼓之中，不单纯是朗朗上口，并且还要清晰悦耳。通常情况下，文章声音节律的好坏，通过吟咏阅读即刻就能够判定出来，而且影响这种判定效果的源头，其实还是在于具体的字词文句的发音而已，也就是行文之中能否达到音节声律于整体字词文句上的和谐押韵。在音乐领域，不同音调之间若能够搭配的悦耳惬意也就是八音和谐了，而在文章方面，不同句末的节拍声律能够交相呼应就是合仄押韵。所以说，一旦懂得了押韵的作用后，也就不难在文句段落的最后，刻意选择或派遣相同韵律的文字；同样，明白了和谐的意义，也就不难剔除不协调的字句吧。文章写作的难点和高度，并不在于是否有奇思妙想或能否巧夺天工，而在于整体上真正达到和谐一致。因此，所谓“连词造句”的难度及其关键，也就在于行文字句是否和谐的以至于达到精致的程度，反而并不是句尾能否押韵的问题。自古以来，相关文章在音韵声律方面的是非曲直，尽管意见纷繁，也难免各执一词，但总括大家意见，大致归类在和谐与押韵的问题上面。
    古代找寻和确定五音的音域，就像以宫音定调的乐器龠，亦如司马迁《史记•律书第三》所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依次钻孔定音，必定合乎中正典雅的规范。而在使用琴瑟时，却需要不断调节弦柱的松紧来找准声音基调，方能达到旋律的和谐。曹植和潘岳的作品，如同龠一样，不但出口成章，而且旋律自然，并能合乎中正和谐。而陆机和左思的作品，尽管也光彩照人并脍炙人口，但却如同琴瑟一般，难免有人工调弦的痕迹。至于其他人物的杰出作品，在声律特色方面的得失是非，以此类推吧。
    追溯《诗经》中音韵节律的使用，大部分属于简洁明快，而到了《楚辞》时，源于楚地语言因素，导致音韵失序而节律繁杂。西晋张华在论说韵律的文章中，就曾指出陆机作品取法楚地楚音的特色。而陆机在他的《文赋》中也感叹过，使用楚韵写作的艰辛困苦。所以像陆机一样偏爱屈原《楚辞》的异音乖调者，往往失去了《诗经》音域的中正典雅。其实在文章中间，所谓和谐押韵，就是要让语气顺势且自然流畅，与此相反者，所谓佶屈聱牙，如同凿圆孔而置方榫罢了。所以说，作家在文章写作中，涉及音韵声律方面问题，如果懂得并避免圆孔方榫的比喻，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毛病。至于精通音韵的作家，不但可以灵活运用文字节律，使其自然流畅，并且还能游刃有余。而不能够精通声律的作者，在使用字词文句时，唯有随遇而安，恰似风吹孔窍，偶或也有天籁之响，亦如南郭先生，虽不懂得乐谱声律，也一样能够吹竽有声。再者，像古代名人雅士，一般身上佩带玉器，必须左边符合宫声，右边切中徵声；这样走起路来才能“金声玉振“”，如此显得稳重和谐，而不失礼数。在崇尚典雅中正的礼仪制度之下，走路的动静尚且有过如此精致要求，像事关千秋大业的文章篇籍，其声律韵致又怎能掉以轻心而粗心大意呢？
    总而言之：凡文章，在情志气度上，务求高瞻远瞩，更不避讳气吞山，但在音韵节律方面，唯有自然圆通和平易近人，方显英才豪骏本色。管弦乐器即便音准位正，若演奏出来美妙和谐旋律，尚需鼓唇摇舌或弹弦轮音的技巧本领。斟酌调节声律，如同腌制酸梅，贵在均衡适度；钻研音韵效果，如同榆槿汁液，难得爽滑畅快。所以，大胆剔除不和谐音符，遵循坚守中正典雅的自然韵味，这才是文章声律的根本所在啊。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0-15 10:05
第三十三章 文章中的声律
（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三十三》）

先顶起来，找时间好好品。克谐辛苦。

克谐

老党 发表于 2018-10-15 11:03
先顶起来，找时间好好品。克谐辛苦。

谢谢老党兄力挺
“声律”这一章节以及下面“章句”，最好能够读一下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相关内容，一定会更有启发的。

克谐

第三十四章 辩章分句的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三十四》）

    如果把一篇文章比作一座房子，字词文句就像摆放在房屋内不同位置的各种物件。如果整座房子容纳的是作者的性情志气，那么房屋内的不同位置的物件，就是作者的语言文句。由此可见，文章如同房屋，不仅整体形象具体，而且样式确凿鲜明，至于散在其中的文句，恰似屋内摆设，不同位置的既可以大同小异，也可以天壤之别。作为局部的句子是由许多单字连接组成，而文章则是情志义理构成整体。自古以来，凡书写文章者，若能够正确区分章与句的内容和意义，如同驾驭，不仅要熟悉通衢大道，还要了解坎坷小路，如此驱驾就熟，方能纵横驰骋。
    人生于世，所谓立言，无论张扬言论还是书写文章，都需要联字成句、集句成章、因章成篇。如果篇籍能够彪炳千秋，必定章节没有偏差错误；如果章节足够光彩夺目，必定文句没有瑕疵缺陷；如果文句清晰华丽，必定字词没有虚妄乖离。所以篇籍与章句及字词的辩证关系，如同本末源流一样，本固则末荣，渊源则流长，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啊。
    文学创作，无论别出心裁还是匠心独运，亦不管篇幅长短，都离不开句读字词和韵律章节。单讲文章在音韵声律上的迟缓急速，都是随机应变而因势利导，确实没有一定的标准规范。但是文章，在连字成句上，不管字数多少，所构成的句子必须能够表情达意，于因句成章之中，每一章的内容则必定拥有至少一个完整的知识意义。至于字词章节所转达的义理情志，以及如何准确表达知识内涵，这如同集体舞蹈，看似交叉蹁跹，令人眼花缭乱，其实每一位舞者只有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有赏心悦目的效果；这亦如音乐歌声，听似鼓乐齐鸣，足以刺耳失聪，唯有八音克谐，方能美妙动听。
    单论诗歌文体，诗人的作品，经常使用比拟隐喻，尽管句读之间通常就是断章取义，但是句章成篇，必定能够整体划一，恰似蚕茧抽丝，亦如鱼鳞栉比。像《诗经》体例，开头的字句，已经萌动着章节的中心思想；结尾的语句，更加呼应着前面的主题意义。所以，外在形式上，貌似互不关联，内在意义上，确实一脉相承，如同花萼、花房与最终硕果一样。由此可知，字词若没有左右的帮衬，词不达意，叙述无序，恰似独自漂泊，即便投宿逆旅，依然身心不宁。所以，遣词造句忌讳颠三倒四，组句成章贵在顺序自然。这应该是表情达意的基本行文章法，不仅是诗歌，其他文章体例一应如此。
    无论语言谈吐还是撰写著文，一句话的组成没有具体而明确的硬性规定，但其中字数的多少还是有规律所循。四个字通常紧密而不急促，六个字严谨而不迟缓，至于三个字或五个字等，则属于随机应变，适可而止吧。像《诗经》中的“雅”和“颂”，都是以四个字为中正的典范，唯有《诗经•小雅•祈父》和《诗经•周颂•维清》是以二个字组句。两个字成句，可追溯到黄帝时代，传说那时民谣《弹歌》，全然如此。三字成句，可见于虞舜时的《元首歌》。四字句的作品，出现于夏代，传说太康之弟在洛水边的《五子之歌》既是。而五字句者，在周代兴起，例如《诗经•召南•行鹿》。至于六个字和七个字的句子，于《诗经》《楚辞》中已经杂糅显现，不过像六或七个字的句子，自然成章并且盛行，到了两汉时期才过渡完成。通过探究文句字数的演进过程，显而易见：字数的多寡伴一直伴随着情志义理的简繁，其二者之间不仅相辅相成，而且因时因需地不断发展扩大啊。
    另外，再论诗词歌赋等韵文，以至于所有文章篇籍，因为音韵声律而增减字词文句，谋求句读章节或整体篇籍，都能够和谐押韵的文化现象。像贾谊和枚乘的辞赋，偏好两韵一换；而刘歆和桓谭的作品，则是一韵到底，这都属于因人而异罢了。从前曹操论赋，不满于同韵重复，热衷于替代变化。陆云也说，在四言句式中，还是四句一换韵为佳。在这一点上，陆云和枚乘、贾谊意见相同。因为，通常两韵一换，吟咏略感急促；如果一韵到底，读诵颇感疲劳。所以，机敏精道的作家，不仅长于神思亨通，而且善于折中韵律，目的是避免在这种形式问题上出现大的瑕疵纰漏。
    以往诗人，像《诗经》中，多把“兮”字放在句末，而在《楚辞》中，“兮”则是置于句末的韵脚之外了。因此，“兮”作为句子成分，一般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借以延缓语气而已。然而，“兮”的使用，最早见于舜帝的《南风歌》中，但曹操讨厌用“兮”字，或许他认为这对作品内容没有益处吧。至于“夫、惟、盖、故”等，作为句子开头的发语词，而“之、而、于、以”等，作为句子中间常用插入语，以及“乎、哉、矣、也”等，更经常用于句末。诸如此类事实，即所谓虚词的一些用法，其本身似乎没有具体意义，但在具体文句章节中所起到的作用，却并非都是可有可无。正因为如此，有一些精明巧智的作者，特别擅长灵活运用虚词，借此将若干字词或一些句子十分巧妙地构成了和谐整体。所以说，类似上述一些没有实际内涵的虚词，尚且在言语写作中不可小觑，那么像作品篇籍中至关重要的句读章节，又怎能掉以轻心呢？
    总而言之：言语文章天下事，赏心悦目需用心。断章取义有法度，集句成篇无定规。音韵声律添姿色，句读虚实壮风骨。字词义理忌单调，斟辞酌句为主旨。音韵辞义辩句读，光彩夺目阅篇章。

【注解】
1、《诗经•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转予于恤，靡所厎止；祈父，亶不聪。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2、《诗经•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
3、古代《弹歌》（亦名《断竹》）：断竹，续竹；飞土，逐宍（音肉）。
4、《尚书•虞书•益稷》中《元首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5、《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呜乎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6、《诗经•召南•行鹿》：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7、《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云上云上

“自古以来，凡书写文章者，若能够正确区分章与句的内容与意义，如同驾驭，不仅要熟悉通衢大道，还要了解坎坷小路，如此驱驾就熟，方能纵横骋”欣赏学习老师精彩章句，祝您重阳节快乐！

老党

顶。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10-17 17:18
“自古以来，凡书写文章者，若能够正确区分章与句的内容与意义，如同驾驭，不仅要熟悉通衢大道，还要了解坎 ...

在这里一并谢谢老党兄和云上云上君的呼应吧

本周鼓捣“丽辞”，弄得格外心焦！不能怨人家刘勰这一章没有明说暗指“对仗”的问题。但是，骈体对偶究竟如何描述才能符合刘勰“言、事、正、反”的说法呢？仅此，已经令我举步维艰了！其实这一个问题，最终我也不敢自信已经说明白了！

虽是一边针对性读书一边比对性翻译，却依然时常卡壳！为此，我觉得解除近似痉挛失意的最有效办法，莫过去回头读习已经翻译的部分。即便就是极其短暂的某个曾经和时下还能心满意足的释意片段，都能激励自己咬咬牙……坚持下去吧

克谐

第三十五章 丽辞偶句的来由
（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三十五》）

    天地化生的自然万物，如同人类肢体的对称一样，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究其根本道理，因为事物都不能单独的生存繁衍。凡文章篇籍，其中字词语句所表达者，原本都应是作者内心自在的情怀志气。通常情况下，即便历经深思熟虑的辞藻章节，也需要高下对称和先后呼应，才能够符合自然趣味，进而赢得鲜明生动的阅读效果。
    远在唐尧虞舜时代，无论言语还是记述，都还没有讲究文采的骈俪韵律。但是，在《尚书·大禹谟》中，皋陶说出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罪责若有疑问，就要从轻发落；功绩若存疑点，仍然从重奖赏。）以及另一个大臣益所说的“满招损，谦受益。”（骄傲自满招致伤害，谦虚谨慎受益自身。），像他们二人的话语，虽不是刻意咬文嚼字，却完全属于对偶成句了。
    再者，《周易》的《文言》《系辞》等，都是圣人贤哲精心妙想的杰作啊。像《周易·文言》中，在讲解乾卦“四德”的“元亨利贞”时，言辞显然都是句句衔接偶对；其中诠释乾卦“九五”的“云龙风虎”等语句，更是韵律和谐的字字成珠了。而《周易·系辞》在逐步逐层讲解“乾坤易简”时，字词语句，婉转流畅；其中论说“日月往来”等措辞，上下呼应，阴阳顿挫。
    例举的上述远古经典，尽管句型字数多少不一，但言词语义始终互应对称。另外，在西周的《诗经》以及春秋时卿大夫之间的言语文字中，更是呈现出来更加丰富多彩的对偶骈俪章句。所以，包括整个春秋战国及其之前，文章语言中的丽辞偶句尚且属于率真成趣的自然现象，而不是雕章琢句的故意结果。
    步入汉代后，自杨子云、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人，率先崇尚偶句丽辞。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的文化姿态，原本如同《庄子·田子方》中宋元君推崇率真绘画，亦像《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宣扬干将莫邪专注铸剑一样，旨在表现一种艺术追求上的专心致志和精工细作。然而，他们先锋榜样一类的行为结果，却促成了流行艳词美句的社会文风，导致了文辞章句开始崇尚骈俪偶对以及韵律节奏的感觉形式化意义。到了魏晋时代，文艺名家不仅是更加倾心于雕章琢句，甚至斟酌推敲的已经达到无微不至的水平程度。在如此社会时尚和文学风气之下，深谙流行潮流之所以如此的佼佼者，尚且能够因势利导，仰仗巧能补拙，从而精彩纷呈。但是，大多数一味随波逐浪的浮躁模仿者，往往深陷矫揉造作的泥沼，落得一个劳而无功的悲怜结果。
    在文章语句之中，所谓骈俪偶对，通常有四种状况：一者，言对容易；二者，事对较难；三者，反对尤佳；四者，正对笨拙。“言对”通常仅是字词语句的整齐偶对，在义理联想上，一般不使用举例类比；“事对”贵在义理内涵上的呼应，通过对照举例而使语义更加明确和生动形象；“反对”者，例如“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句式，于言行举止与事态局面的描写中间，看似各持一端，貌似互不关联，但在根本志趣上，却又完全一致；“正对”的缺憾，根本在于骈俪偶对的句式章句，即便两者字词上完全不同，但其表述的寓意内涵，必定近似，甚至雷同。譬如汉初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大意：运用《礼》来规范国家风俗，宣杨《书》来教化民众。）属于“言对”一类；楚地宋玉的《神女赋》中“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大意：宋玉梦中的美女，毛嫱见了衣袖遮面，不敢相比；西施见了双手掩面，自知逊色。）属于“事对”一类；三国王粲的《登楼赋》中“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大意：钟仪被囚禁晋国，仍然弹奏楚声；庄舄做官楚国，病中呻吟越语。）属于“反对”一类；西晋张载的《七哀诗》中“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大意：汉高祖想家怀枌榆，光武帝思乡念白水。）属于“正对”一类。
    省察上述例句，大致而言：直抒胸臆的“言对”，往往字词简练成趣，所以对偶自然，也比较容易一些；“事对”需要知识学问的积累熟稔，所以存在一定难度；“反对”需要颖悟、明白和宣扬“阴阳一体、是非一同”的道德真理，如果运用恰当而不失偏颇，必定卓越非凡；而“正对”一般应用的多数是世俗常情或大众皆知的一般知识或常识，虽有一目了然的清楚简单，但也因此而显得单薄、浅显和笨拙。事实上，在“言对”与“事对”的具体运用当中，其本身行文之中就存在着“反对”与“正对”的区别。所以，像以上所述的四类划分，仅是一种方便比较说明的区别办法而已。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一旦明确了骈俪对偶的本质所在，即刻豁然开朗，进而灵活运用，并能举一反三。
    除了上面例举的一些骈体偶对的佳作名句之外，比如西晋张华的《杂诗》中有一句：“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远游大雁比翼飞，归来鸿鸟连翅翔。）而与他同时代的刘琨，在一首《重赠卢谌》中则有：“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邱。”（闻听获麟仲尼悲，知由西猎孔丘泣。）像这样一类对照呼应的文章，就属于骈俪偶辞中的累赘败笔了。
    所以说，“言对”看似容易，但若能达到优美效果，贵在精巧绝配。同样，“事对”若能恰到好处，贵在事前，作为书写者或作家，必须对知识典故能够了若指掌，当具体使用时，才能信手拈来，从而类比适当。再者，在“事对”中间，如果偶对的词句彼此不相般配，就会如同驾辕的骖与服的马力安排，一旦搭配失衡，不但难以奔驶远行，并且还有掣肘翻车的危险。
    凡文章之中，无论抒发情志还是阐述义理，如果不使用起码两种以上的“事对”相互烘托，而是一事到底，或者一例独行，必定像传说中一只脚的夔龙，越是体型庞大魁梧，一旦跳跃跛行，越发尴尬难看。因此，如果文章篇籍在情志气质上平淡无奇，再加上章句色彩庸常以及骈俪偶辞寡味，那么必定令读者味如嚼蜡而昏昏欲睡了。所以，唯有情感义理的通达圆润，并有词韵偶对的珠联璧和，才能使骈俪偶辞的运用效果，如同丰富多彩的佩玉，虽然形色各异，但一样金声玉振，方且相得益彰。
    总而言之：造化万物，自然成双；骈俪偶辞，生动文章。左右兼顾易言对，彰显事理举成双。并蒂鲜花特别艳，镜影姿色分外娇；从来佩玉成双对，自古文章忌单调。

【注解】
1、《周易·文言》解说乾卦“四德”：“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2、《周易·文言》解说乾卦“九五”：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3《周易·系辞上》的第一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克谐

第三十六章 比与兴的艺术特征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三十六》）

    《诗经》的字词语义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风、赋、比、兴、雅、颂”六义。汉初，在毛亨（生卒年不详战国末鲁国人秦始皇时期避难隐居武垣县入籍河间）著述的《毛诗故训传》中，将《诗经》里面属于“兴”的部分，特别标注出来。究其原因，在诗文情理上，难道是“风、赋、雅、颂”互通有无，而“比”格外鲜明，唯有“兴”晦涩难懂的缘故吗？所谓比，就是类比，一般使用内容情趣近似的事物，彼此印证和互相强化；兴就是起兴，通常使用完全不相干的事情，通过隐喻、暗示或启发，借以引领思路、诱导想象和颖悟。《诗经》中间，作者在表现美刺讽谏、扬善抑恶的创作目的之际，若唤醒蒙昧、激发情怀，适合“起兴”；若说明生动、印象深刻，依赖“类比”；若郁闷压抑，宣泄愤恨，刚烈莫过“类比”；若明哲保身，托物寄情，智柔必在“比兴”。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得失为英豪”，如果因势利导而又云龙风虎，由于诗人或作家，在各自志向和学识智力方面，存在千差万别，所以究竟选择“比”还是“兴”，必定因人而异啊。
    单言起兴的文学艺术手法，字词语句时常委婉晦涩，多选用庸常纤细的自然情物，而隐喻映射义理深刻的社会道德。譬如《诗经·国风·周南》中的《关雎》，以“关关雎鸠”起兴，一者，作为喜好鱼水嬉戏的飞禽，他们头冠威武而姿态庄严，常被古人称作“王雎”；二者，逢求偶季节，他们雌雄都会发出“关、关、关”的声音。所以，作为“国风·周南”中的第一首，《关雎》全诗内容上，不仅可以泛指一般男女情事，说其特指“后妃之德”，亦属合情合理啊。至于《诗经·国风·召南》中的《鹊巢》，以“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起兴，根由在于民间熟知雌鹊性巧，善于筑巢，而雌鸠（布谷鸟）虽性拙，但能够借助鹊巢孵化后代。因此，无论鹊还是鸠，亦不管在种类上，他们出身或属名贵还是平庸，都同样母性十足，而且都算是持家能手或传宗接代的行家。所以说，《鹊巢》一诗有“夫人之德”，亦不足为怪啊。但是，像这一类诗词，他们运用“起兴”艺术，虽然均属于合情合理，却都不是浅显易懂，而且必须加以旁注解释，方能由此知彼，而豁然开朗。
    再看类比的艺术特征，无论寄寓情怀，还是阐释义理，在选择比喻对象时，贵在善假于物，关键相得益彰。例如《诗经·国风·卫风》的《淇奥》中“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用金锡圭璧来比喻品德尊贵，而《诗经·大雅·生民之什》的《卷阿》中“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以珪璋来树立器宇轩昂的形象。再有《诗经·小雅·小宛》的“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以蜂育螟蛉的舍身忘己来比喻养育后辈，而《诗经·大雅·荡》的“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用蝉的聒噪来形容胡吃海喝的喧嚣；而《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心之忧矣如匪浣衣”和“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前者用身着污浊衣服来表现心烦意乱，后者以心非床席可卷来表明矢志不渝。像这一些极其生动形象的例句，都是《诗经》中“比”的经典佳作啊。还有《诗经·曹风·蜉蝣》中“蜉蝣掘阅，麻衣如雪。”比喻蜂拥升腾的白色蜉蝣如同身穿雪白的丧服，暗叹生命的短暂；而《诗经·郑风·大叔于田》的“执辔如组，两骖如舞。”把驾驭马车比作人在编织而马在跳舞。像这一类略显隐晦并需要想象力的比喻，也应归于类比行列吧。战国后期，楚襄王听信谗言而屈原惨遭放逐，如此背景之下，像横空出世的《离骚》，虽然延续了《诗经》风格，但其中讽喻已经“比”“兴”交织兼备了。进入汉代，虽然文学风气昌盛，但是作家们大多屈尊权势而偏好浮夸，像《诗经》原本丰富多彩的讽刺劝谏日趋沦丧，随之“兴”的艺术特色，也就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辞赋赞颂如日中天，于是类比譬喻风起云涌，愈发繁华。但是，从此之后类比的形式内容，相较产生《诗经》时代的纯正模样，也形神有所背离了。
    论说类比的根本特征和具体方式，在选择比喻对象上，原本没有固定模式，确实就是变化无常；而在内容方式上，既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相貌，还可以是心绪想象，更可以是事间百态。所以，战国时宋玉《高唐賦》的“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是声音之间的比较；西汉初年枚乘《梁王菟园赋》有“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是外形相貌的比喻；还有贾谊《鵩鸟赋》的“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则是用具体事物来比拟道德理念；再者，王褒《洞箫赋》中有“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等句子，则是用声音和情怀来相互比对衬托。东汉马融《长笛赋》的“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是用声音起伏与激烈辩论作比较；另有，张衡《南都赋》的“起郑舞，茧曳绪。”则是形象事物之间的映衬。诸如此类的手法，在辞赋歌颂中间，俨然比比皆是，甚至像日常生活中，天天都离不开“类比”，反而一个月“起兴”也用不上一样。因此，最终的结果，就是有较高艺术造诣的“兴”日渐衰退，并趋于消亡，从而唯独剩下了琐碎、简洁、庸常的类比。这也就是自秦末以及两汉以来的文章，之所以不如姬周时代庄严深刻和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期间，尤其那一些热衷扬雄、班固诸人，以及追随曹植、刘桢后面的作家们，无论描绘山川大河，还是夸赞云海万物，无不充斥着反复多样的比喻形容。像这一时期的作品，之所以辞藻华丽并夺人耳目，凭借的其实仅是“比”这样一种艺术手段罢了。其他者，还有西晋潘岳的《萤火赋》有“流金在沙”，以及张翰《杂诗》的“青条若总翠”，虽然属于类比中性格鲜明句子。但是，在种类样式一贯格外繁多的类比艺术手段中，所谓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亦不过就是比喻的恰到好处而已。一旦把天鹅刻划比喻成了家鸭，那必定不仅属于一无是处，应该也就等同一败涂地吧。
    总而言之：诗人文章多兴比，借物取景分枯荣；北胡南越风俗异，肝胆相照仁义同。起兴情志必果断，类比镜影须自然；如同风从水面起，恰似行舟入大川。


【注解】
1、《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2、《诗经·召南·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3、《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4、《诗经·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尔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百神尔主矣。尔受命长矣，茀禄尔康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纯嘏尔常矣。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々萋萋，雍雍喈喈。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矢诗不多，维以遂歌。
5、《诗经·小雅·小宛》：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穀似之。题彼脊令，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6、《诗经·大雅·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彊御多怼。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衍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7、《诗经·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8、《诗经·曹风·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9、《诗经·郑风·大叔于田》：大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戒其伤女。大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大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0-26 22:02
第三十五章 丽辞偶句的来由
（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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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1-1 19:12
第三十六章 比与兴的艺术特征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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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云上

““起兴”情志必果断，类比镜影需自然。”欣赏老师精彩佳作，遥祝您周末快乐！。

克谐

老党 发表于 2018-11-3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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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党兄回归
本以为这最后几十篇一气呵成，却欲速则不达！于是，回头理清思路，却发现过去的篇章有的过于粗糙！像第三十章，不得不修饰再三，干脆把此处原先的彻底置换了。
祝好老兄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1-3 20:44
谢谢老党兄回归
本以为这最后几十篇一气呵成，却欲速则不达！于是，回头理清思路，却发现过去 ...

同好，敬佩您的学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