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文化精髓溯源 ……刘勰《文心雕龙》新译——连载中

克谐

第三十七章 夸饰的尺度
（刘勰《文心雕龙•夸饰三十七》）

    《周易•系辞上》中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常传言中的“神”“道”，尽管被人们普遍敬畏，但没有人能够将他们临摹绘画下来，即便使用语言文字，极力去讲述或描写，也无法展现出来真相全貌。人世间，凡有具体形状的事物，尤其能够摸得到或看得见的器具，无论言语讲述还是文字描写，都相对容易一些，特别是彼此转述之间，在运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方法时，可以近乎完整地再现这一类事物的形态、风貌和真容。
    大千世界，不仅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性情志趣差异和才智高低不等的条件因素，究其根本，是由于世间万物的道德理义，其本身就存在简单与复杂的性质区分，更有理解中的困难与容易的程度差距。开天辟地以来，凡涉及音容外貌或性质意义的讲述或描写，无论使用语言还是文字，从来都离不开夸张和类比的表现性方法方式。古代《诗经》《尚书》尽管标榜中正典雅，而其艺术风格，也堪称文学典范，但是又因为其涉猎事物范围极其广泛，于其中运用极度夸张和乖离形容的情况，亦属比比皆是。譬如《诗经•大雅•崧高》中“崧高维岳，骏极于天。”是将四岳的险峻高度与天边看齐；而《诗经•卫风•河广》中“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即舠一种狭窄的小船）。”是指宽广黄河也有极其狭窄的地方；再有《诗经•大雅•假乐》中“千禄百福，子孙千亿。”旨在表明福禄惠及的子孙极端繁盛；还有《诗经•大雅•云汉》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本是周王祈雨时，将当时旱灾严重状况，说成达到了人丁灭绝的程度。另外，《尚书•尧典》用“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讲述洪水泛滥的浩瀚；而《尚书•武成》有“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描绘武王伐殷时血流成河的残酷。像上述这一些“夸饰”的措辞，虽然明显就是夸大事实，但作为文学艺术表现力，对于事实情况而言，确凿有益无害。然而，像《诗经•鲁颂•泮水》中“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却因为飞鸮落在泮林（贵族学校的树林）上，竟然将这种鸟类原本阴森萧杀的声音，也觉得美妙动听了；而《诗经•大雅•绵》则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则是为了赞美国土肥沃，甚至把此地生长的苦荼，也说成甘甜如糖啊。像这样一种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浮夸溢美之词，虽然明显乖离事实真相，但如同前面的修辞方式一样，尚且属于先贤哲人垂范后世的经典例证吧。所以《孟子•万章章句上》中，孟子曾经讲过：“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其大意是指，在解释《诗经》时，不能拘泥字词文句的表面意义，进而曲解了诗文整体的内容主旨。如果通过诗词文意，可以追溯并把握准确作者的情志意愿，也就属于中规中矩了。
    自从战国时楚国的宋玉、景差热衷使用夸饰的辞藻手段之后，列国文坛，跟风日炽。到了汉代，大文豪司马相如，尤其擅长类比夸饰的修辞艺术，尤其在他的《子虚赋》《上林赋》中间，“夸饰”的运用，堪称登峰造极。例如《上林赋》中，用“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扦于楯轩”（大意：窗前群星更迭、彩虹横跨楼间）来赞美园林楼阁的高大轩昂，还有“拂翳鸟、捎凤凰、捷鹓鶵、揜焦明”，竟然说捕捉到了奇禽神鸟，借以来夸赞猎获的丰富和吉祥。紧随其后的扬雄，在《甘泉赋》中，便有了“翠玉树之青葱兮”“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长途而下颠。”的文句，不但用玉树来描述林木的翠绿珍贵，而且为了表现楼阁高大危耸，假说鬼神爬到一半都会担心跌落下来。至于班固《西都赋》中，于淡水里钓到比目鱼；而张衡《西京赋》中，海神在河滩上驻足等，都是既无法验证，又是格外离奇的夸饰啊。另外，杨雄在《羽猎赋》中还说，要鞭挞洛水的宓妃，让她好好款待沉尸水底的彭咸、屈原和伍子胥；而张衡于《羽猎赋》中，则把水神玄冥禁锢在北方荒野。然而，原本拥有美好传说的洛神，以及视为北方神仙的玄冥，怎么能像对待妖魔鬼怪一样任意驱使或囚禁呢？类似这样的夸饰修辞，也就太过乖情悖理了。
    纵观上述罗列的文章故事和例句说明，或者感喟高山大水的壮阔，或者歌颂宫殿楼宇的巍峨，或者属于星空璀璨和林木翠绿的联想，或者就是奇思妙想与神话传说的臆造。但是，无一例外，他们都是通过夸大其词，来赢得形象的逼真生动，并且利用极度粉饰，来获得内容的惊世骇俗。正是这种显而易见的渊源、目的和效应，于是后起之秀，恃才量能，极力效仿，趋之如蝇，唯恐落伍。看当下的文坛，表现色彩的辞藻之艳丽，春天的百花为之羞荣，而描写枯萎的字句之荒芜，寒谷的萧条自愧不如；渲染快乐，字里行间充满欢声笑语，而倾诉哀痛，举止言谈全是哭泣泪珠。诸如此类，一再绞尽脑汁，再三挖空心思，以至于穷急生风的夸张粉饰，简直就是极尽所能，要让盲人感觉光明，迫使聋子听到声音啊。
    毋庸置疑，作者如果夸饰的恰如其分，必定赢得读者共鸣，进而豁然开朗；如果夸饰逾规过度，一旦乖离情理，必定两败俱伤，既是一败涂地。所以说，究竟如何把握夸饰的尺度？就是要用心斟酌像《诗经》《尚书》的典范，扬弃司马相如、杨雄之类的榜样。夸张贵在有理有据有节，粉饰即便离经叛道，但能够不堕入污蔑杂烩，也就是嘉言懿行了。
    总而言之：修辞夸饰难方圆，斟词酌句贵检点。鲲鹏展翅千万里，野鸭尾随须逾年。不言自明点到止，难以明说必夸饰。翻山倒海不为过，水满则溢犹不及。

【注释】
1、《诗经•大雅•荡之什•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既成藐藐，王锡申伯。四牡蹻蹻，钩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々。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2、《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3、《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假乐》：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千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4、《诗经•大雅•荡之什•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躬。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旱既大甚，黾勉畏去。胡宁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旱既大甚，散无友纪。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马师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无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无赢。大命近止，无弃尔成。何求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宁。
5、《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其旂茷茷，鸾声哕哕。无小无大，从公于迈。思乐泮水，薄采其藻。鲁侯戾止，其马蹻蹻。其马蹻蹻，其音昭昭。载色载笑，匪怒伊教。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群丑。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訩，在泮献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车孔博。徒御无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获。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6、《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1-9 10:46
第三十七章 夸饰的尺度
（刘勰《文心雕龙•夸饰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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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谐

老党 发表于 2018-11-9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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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了老党兄
犹豫不决了一周，接近周末，总算又解决一章！随后，整理前面的三十一章，越看越不顺眼，不得不逐句改动一番，故而来此更替。
上面“三十七”章节，之所以犹豫不决，仅是开头一句，即耳熟能详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无论直译、义译还是释意，反正都感觉理解容易，落在文字上，却难上加难！究竟难在哪里呢？自觉难在道与器的不匹配。简而言之，如同我们学生时代，一再思辨的物质和意识问题，其实二者都在道中，却非要分清楚一二，还要排出先后，并依此顺序，来划分并搞定阶级、成分和地位以至于权势，岂不滑稽可笑？
再者，这一章一开始我是将夸与饰分开的理解的，如同黄侃先生论说的一样。但落实到刘勰此文中间，夸饰的区分并不显著，基本等同现在夸张的意思，至于适当还是过分，其实见仁见智，也就没必要刻意区别夸是而饰非了。
之所以自我解释上述问题，其实真心希望，这儿原本不多的读者，能够于此阅读之中，不吝指出对于这种翻译方法方式的个人感受，尤其提出批评意见，或个人看法吧。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就在翻译本章期间，我有两个较长时段，一个沉浸在孟子的“万章章句”中，一个拘泥于《尚书》引发的洪水探究间。总之，虽然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但像《孟子》一书，大约三十年前就曾翻阅过，而今天再读，竟然没有似曾相识的快感，反而都是如梦方醒的感叹……由此，愈发印证了我一直极力宣扬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当初通过别林斯基对于欧洲文艺经典的批评，确实引导我自己在读习像黑格尔《美学》、歌德《浮士德》以及雨果《悲惨世界》、狄更斯《艰难时世》等，西方文史哲类书籍，起码在头脑中始终有一根可以去评价和批评的弦。然而，再谈汉学经书典籍，尽管我自己曾经经历过批孔运动，也看过文革中以及过去评价儒家得失的文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间，反正我自己所见到的新旧经书的正规出版物，里面的解说翻译，基本千篇一律，不过就是字词语句的训诂校雠而已，究竟里面有多少属于个人一己之见的评价和批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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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1-9 23:37
谢了老党兄
犹豫不决了一周，接近周末，总算又解决一章！随后，整理前面的三十一章，越看越不 ...

克谐

第三十八章  “事类”应用的得失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三十八》）

    何谓事类？笼统地讲，就是援古证今。但是，“援古证今”里面的“古”，不仅仅指“古代”中的“上古”“远古”，而是包含着与作者同时和之前的“事实、事件及其文章言辞”。
    商朝末年，周文王演绎《易经》，剖析64个卦像中逐一爻位的意义。其中，针对第63卦《既济》的九三爻，周文王援引商代高宗武丁历经三年打败鬼方国的故事，用以解释这一爻位蕴含着“行必果、慎用小人”的道理；在第36卦《明夷》的六五爻，又引用商纣王叔父箕子逃避乱世归隐箕山的故事，来说明在“利艰贞”大局势下，处在这一爻位的劣势者的行为抉择。这就是用具体事件来讲解哲理的典范啊。另外，在《尚书•夏书•胤征》中，当胤候奉命征讨羲和时，则是直接引用了夏朝法令《政典》里的话“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而《尚书•商书•盘庚上》中，因为商朝频繁迁都，民众怨声载道，盘庚便引用了传说中古代贤人迟任的话“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就是选用以往字辞章句的原文，来说明道理的例证。所以说，运用现成的古典故事或著名言辞，借以表达和强化作者的根本意图，即所谓“事类”的写作方式，原本就是古往今来，凡圣哲贤达在著述时一贯遵循的常识和法度啊。事实上，《易经》第26卦《大畜》的“象”辞就是“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大意是讲：“天山大畜卦，就是提示君子要不断学习前人的举止言行，依此修养个人德行。”所以，这里面所强调的道德理念，也是文学创作之所以要使用“事类”的价值和意义吧。
    文学发展到楚辞阶段，屈原和宋玉的作品，虽然延续了《诗经》的义理格调，但在“事类”方式上，他们多是选用历史故事或远古传说，而没有引述具体人物或书籍的原文。进入汉代，西汉贾谊《鵩鸟赋》又开始引用了《鹖冠子》里的原话，例如“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等；而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则是直接挪用了李斯《谏逐客书》的“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种“事类”的应用，在他们文章中纯属偶然吧。但是到了西汉末和东汉初年，像扬雄撰写《百官箴》时，里面大量采集《诗经》《尚书》里面的语录言辞；而刘歆创作的《遂初赋》，很多就是转述的周晋史料故事。由此开始，作者大量引用古文史料的“事类”创作手法，俨然司空见惯了。所以，东汉时期，像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更是在各自作品中广泛采集“经史子集”，因而他们的文章不仅言辞丰富，而且义理饱满，并成为恢弘传统文化的一代风范。
　  自然界中，即便外形相似并在同一个地方出产的红木姜子和牡桂，他们在药性辛甘程度上也显著不同，这是各自特质本性所决定者。同样，凡书写文章的能力，虽然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但具体到不同写作者，他们各自所能达到的文学程度的高低，还是要仰仗各自的天资秉性。通常情况下，作家的“才气”发自“内心营造”，而“学识”源自“外在努力”。有的人一生饱学博识，却始终才气平庸，而有的自幼天资聪颖，但到死学识贫乏。单言文学创作领域，凡学识贫乏者，在情思义理的探微发幽中，必定举步维艰；凡才气平庸者，于遣词造句的博采众长时，必然捉襟见肘。这就是艺术创作中所谓“内才外学”的区别和差异。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都是心营臆造和舞文弄墨的人为展示，在这一“生产”的整个过程中间，作者的“才气”则是“主宰”，而“学识”只是“附庸”，也就是起着辅助作用。所以说“才气和学识”，只要符合中正典雅并能够顺应时代需求，其必定成就非凡；反之，如果狭隘偏颇，即便喧嚣一时，终将身败名裂，却有可能遗臭万年。像汉代的杨雄，足以堪称年少得志和才华横溢了吧？但他在《答刘歆书》中，也十分坦承地讲到，当初只是因为进入石渠阁苦读博学之后，才得以佳作连篇。由此可见，文学创作必须仰仗“内才”与“外学”的相辅而成，这是古往今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像曹操也曾经在评价张某的文章时说过“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类似这一段话所指出的：那些自身学识浅薄，却偏爱攀附名家名作，由此产生的经不住推敲盘问的任何篇籍，不过都是孤陋寡闻的典型案例罢了。
    自古以来，堪称经书典籍者，莫不是情志义理醇厚，内含“事类”辞章浩瀚。所以文学天地，既是各类奇异才华的展示，更是多种渊博学识的竞技。自杨雄、班固之后，文坛之上，各路英才俊杰，极尽个人之能事，如同捕鱼围猎一样，肆无忌惮地搜罗经典语句，大张旗鼓地网织经典篇籍。但是，无论天资多么聪慧，唯有博学多识，才有可能独占鳌头。因为单凭一只狐狸不可能集腋成裘；鸡爪虽属美味，却需要采食众多，才可能真正饱餐。然而，即便达到博学多识者，还需有精益求精的锤炼和警醒，尤其在选用“事类”的言辞篇籍时，务必稽查核实，只有真正做到了表里如一，才有能够相得益彰，进而会有心想事成的结果啊。例如三国时期，在曹魏的刘劭《赵都赋》中有“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以佐证官职不在高低，只要足够机智，同样可以成就国家大事的道理；如此用典，不但合情合理，而且恰到好处。由此可见，文章中使用“事类”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要与作者意欲表达的意愿和需求，必须契合的恰如其分；这就如同车轮轴承上的插销，尽管自身短小，却是保障车驾运行良好的关键所在啊。所以说，即便是精美绝伦的箴言佳句，纵然就是振聋发聩的经典故事，如果使用在无关宏旨的段落中间，则恰似把珠宝金玉缠在脚腕上，亦如把胭脂粉黛抹在胸前一样了吧。
   在文章书写过程中，究竟如何运用“事类”的创作手法呢？其实，若能做到恰如其分，就是要在引用别人的原话时，完全像是作者自己说出来的一样；如若选取的成语典故不贴切，即便是流传千年的箴言佳话，依然于事无补，甚至弄巧成拙。像曹植，不仅才高八斗，更是文坛俊杰；但他在《报孔璋书》（原文已佚）中说“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大意是：葛天氏的歌声，有千万人传唱，凡听到的人，都不再欣赏《韶》《夏》古乐了。）这显然引用失当了。因为，《吕氏春秋•古乐》中则有“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另外，在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确实存在“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的故事。但是，像司马相如“千人唱、万人和”的措辞，是用以夸饰迎合歌舞的人数众多，虽然过分，尚有情可原。然而，若把三人欢愉的“葛天氏之乐”直接说成有千万人高歌夸赞，则是对司马相如用典的曲解吧。再者，陆机的《园葵》诗中有“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不若闻道易，但伤知命难。”其诗句中使用的典故，或取自《左传•成公十七年》中，孔夫子针对受刖刑失去一只脚的齐国鲍牵，曾经说过“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或源自《左传•文公七年》中，当宋昭公要驱赶公族时，其大臣乐豫劝说过“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据此而言，陆机在上述诗句中，若使用“卫足”或“庇根”，尚且有典可查，但“庇足”一词几近荒谬。这就是没能够精益求精造成的缺憾。毋庸讳言，像曹植如此精明干练，而陆机何等深沉细致，都难免失误。所以，凡作者无论才气学识达到何等程度，文章在“事类”应用上，都需要谨小慎微啊。再者，像曹洪在《与魏文帝书》中，把“河西”误作“高唐”的故事，又有什么值得嘲笑不止呢？大千世界，山中树木原本良莠不齐，能工巧匠凭借经验和工具，便可以打造出来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精美器具。在文学领域，经书典籍的优劣得失何尝不也是如此啊！凡文人墨客，如果能够精采攫取，并创作出来愈加完美惬意的举世佳作，也就无愧于其他专业的行家里手了吧。
    总而言之：经史子集源流长，珠光宝气光万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援古证今无局限，事类取舍有常规；箴言典籍贵恰当，精益求精忌臆想。古往今来多少事，颠来复去一文章。

【注解】
1、节选《鹖冠子》相关部分：“一目之罗，不可以得雀。笼中之鸟，空窥不出。众人唯唯，安定祸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失反为得，成反为败。吴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栖会稽，勾践霸世。达人大观，乃见其可。椭枋一术，奚足以游。往古来今，事孰无邮。”
2、秦•李斯《谏逐客书》相关部分：“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
3、杨雄《答刘歆书》中相关部分：“雄为郎之岁，自奏少不得学，而心好沉博绝丽之文，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徭，得肆心广意，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如是后一岁，作《绣补》《灵节》《龙骨之铭》诗三章。成帝好之，遂得尽意。 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1-15 10:29
第三十八章  “事类”应用的得失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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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

本来就跟不上步伐，现在掉了这么多，咋整？补上是很难的了，实在是有些，有些伤心。

克谐

一方 发表于 2018-11-20 09:57
本来就跟不上步伐，现在掉了这么多，咋整？补上是很难的了，实在是有些，有些伤心。

看一下标题即可，无须“补”，如同日常生活，凡事各取所需……岂是一个“好”字了得

克谐

第三十九章  练字与时尚
（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三十九》）

    远古时代，人类发明文字替代了结绳记事的传统，又通过狩猎中辨别鸟兽的不同足迹，从中获得启发，进而创造了契书。文字既是言语思想的记录符号，也是构建文章大厦的基础材料。民间传说，当仓颉造字之际，便有鬼神夜哭、天降粟米的符谶。自黄帝时代，开始刻录文字，用以记载政治民事。历代帝王统治国家，必定统一语言文字。因此，还要派出专职官员，四处调研采集各地区的方言土语，并标注每一个字词的不同读音声调，达到规范用字目的。据《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记载，姬周王朝伊始，便设置了“保氏”官员，他们的职责就是专门传授“六书”文字的读认。秦始皇统一中国，于焚烧古代典籍之后，废止了“保氏”管理教育体系，改由行政高官参与统一文字。于是，李斯删减籀书等字体，规范了秦代小篆，而程邈（生卒年不详字元岑秦始皇时御史相传将篆书改为隶书者）创建的隶书，则逐步淘汰了篆书。
    汉朝立国之初，在萧何起草的众多律令条款中，针对官吏的文字水平便有了严格而明确的要求。像“太史”官职在录取学生时，除了考察背诵书本的能力，还要考试掌握文字“六体”（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的水平；再者，当时的官吏或民众，在呈报朝廷的文书里面，如果出现了错字，还要被弹劾或法办。所以在汉武帝时，郎中令石建就因为自己奏章中的“马”字少了一画，曾担心被追究杀头。尽管这个故事只是嘲笑石建的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但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于错字的重视程度吧。正因为汉代高度重视文字水平，所以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因为里面没有一个字重复，便成为当时的识字课本和考试教材。西汉的宣帝和成帝两朝，不但极力推崇儒家教育思想，而且专门征召精通文字训诂的人才。正因为如此，像汉宣帝时的张敞（公元前?-前48年字子高西汉茂陵人宣帝时京兆尹），尤其擅长文字的正音释义；而汉平帝时，扬雄则根据各方采集的奇异偏僻文字编辑了2040个字的《训纂篇》（此书已佚）。像这一时期的作家，都是通过研习《尔雅》《仓颉》，从而精通了古字音义。所以在当时，凡是能够杜撰鸿篇巨制的学者，必定通晓古文字义。另外，西汉时期的文人墨客，热衷于描写京都和园林的歌赋体裁，为了渲染周围环境的色彩景象而又不重复字韵，所以采用的字形确实偏僻古怪，不仅是令人眼花缭乱，更让后人诵读之际，禁不住望而却步。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之所以出现如此风貌，并非当时作家个人故意求难搞怪，除却当时文化制度和艺术氛围使然，确实由于当时作家们的古文水平普遍高超，他们那会儿阅读彼此文章，一定不会觉得特别格外困难。然而，进入东汉以来，专注和考究文字音义的学风日渐衰微，从此以后，针对一些古奥深邃的字词解说，经常属于正误参半，甚至不乏混淆视听啊。
    曹魏时期，文章用字虽逐步通俗规范，但这时候再阅读汉代作品，都已经感觉艰涩难解了。所以，曹植曾说：“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其大意是讲“杨雄、司马相如的作品，情趣隐幽，意旨深邃，若读者不是经过专业老师传授，或者不是自身学识渊博，往往很难理解全面。”由此可见，在当时人们阅读水平的高低，已经不单纯是天资禀赋的掣肘问题，而是与文字识别能力密切相关了。
    自晋代以来，文章用字时尚简单易懂。既然文风尊崇简易，谁还追逐艰难呢？所以文章之中，一旦出现了某个属于偏僻怪异的字词，即刻整篇文章都会被视为另类，以至于大惊小怪而横加谴责质疑。更有甚者，一旦出现了三个人都不认识的字，便被视为“字妖”了。然而，事实真相却是：在当时一般认为属于简单平常的字，即便形体音义其实艰涩难辨，仍然会被视为通俗易懂；同样，当时不经常使用的字，即便简单易懂，却也被视为偏僻怪异。由此可见，文章用字的变迁，尤其所谓“难易取舍”的根由，关键在于文化风气，差距在于崇尚醇厚求真抑或浅薄务虚而已。
    什么是《尔雅》呢？据说是孔子门徒编纂，用来学习《诗经》《尚书》的辅助读物。什么是《仓颉》呢？相传是李斯剪辑，保留着鸟文籀书中奇异字体的资料汇编。《尔雅》是文字源流的揭示和字形音义的注解。《仓颉》虽像收集奇异文字的园圃，但在不同字体之间可以互相比对印证。《尔雅》与《仓颉》仿佛肢体的左膀右臂一样，彼此互补帮衬，用于文章写作中，通过字形音义的稽查探究，可以产生新的音韵内涵，进而谱写出来新颖绚丽的华章。单言文字的训诂解说，伴随时代文化变迁，古今字形音义，于用进废退之中，同样日新月异，若具体在不同文章之中，更是变化多端。人类内在的情感志气，通常通过不同的言语音调表达出来，而言语音调落实在文章中间，就是字形组合和音韵节律罢了。
    亘古至今，凡吟咏颂唱的优美感人，必在于音节声律的和谐一致；而文章篇籍的美妙动人，必在于字形语义的饱满深邃。所以书写文章，必须要高度重视文字的选择使用，通常情况下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
    所谓“避诡异”，就是禁忌使用怪诞诡异的字词。例如西晋曹摅有过这样诗句：“岂不愿斯游，褊心恶讻呶。”其中“讻呶”两个字颇显突兀，一下子损害了整篇诗的美感。类似的瑕疵，如果超过了两个字以上，整篇文章就更加不堪设想了。
    所谓“省联边”，就是避免相同偏旁的字连续排列使用。例如描绘山川风貌，难免都会用到带有“山”“水”偏旁的字词。如果无法避免时，最多连用三个，若超过三个以上，必定显得邋遢，如同编排字典一样。
    所谓“权重出”，就是权衡相同的字是否有必要重复出现。相同字的重复使用，在《诗经》《离骚》中司空见惯，但近代一当作忌讳。其实，如果属于必要的重复，仍可犯忌。所以说，尽管近代诗文大家动辄下笔万言，却时常窘困于一个字的选择。究其原因，并非他们字词匮乏，而是避免重复，确实十分困难吧。
    所谓“调单复”，就是调整笔画多少的字词排列。笔画少的排列一起，显得单薄像弱不禁风；笔画多的簇拥一堆，明显臃肿似肤浅虚胖。因此，善于斟词酌句的作者，必定还会在意字形疏密的结合，旨在追求一种如同串珠般的视觉完美。
    如上四条注意事项，虽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会遇到，也不是都必须谨小慎微，但是作为文章修辞的通则，还是需要透彻了解而有备无害。
    自古至今，文集浩瀚，尤其经书典籍，字形音义，佶屈聱牙。特别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简牍帛书，或虫蚀剥落，或散乱缺失，更加之再三传抄，由此导致的错认误读，实属难免。例如子思的弟子孟仲子，把《诗经·周颂·清庙之什·维天之命》中“於穆不已”念成“於穆不祀”，显然是字形导致读音错误。据《吕氏春秋·察传》中记载，史书有“晋师己亥涉河”，有人曾读作“晋师三豕渡河”，明显是字形造成字义错误。《尚书大传》中有“别风淮雨”，而《帝王世纪》则是“列风淫雨”，像“别与列”“淮与淫”两两字形类似，可能导致识别错觉。但是，“淫”与“列”在字义上，尚有相通之处，而“淮”与“别”混淆一起，若说字义创新，则近乎离奇了。然而随后，像东汉时傅毅在《北海王诔》中，就有过“淮雨”二字；而南齐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亦出现了“别风”。由此可见，文人雅士，爱好临摹用典，热衷奇特风尚，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习以为常了。事实上，针对经书典籍中存在的缺失或质疑性文字，以往圣哲贤达都一贯特别谨慎对待。例如《论语·卫灵公》中“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大意是：我庆幸还能看到残缺的史料。）和《论语·为政》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大意是：多聆听而心存疑问并谨慎言语，就会少犯错误。）这应该是对待“史阙文”的正确态度和恰当举措啊。毋庸置疑，只有忠实于字形音义的本真眉目，只有摒弃盲目用典，只有不为沽名钓誉而任意标新立异，才能够契合文章“练字”的宗旨，才符合言语修辞的和谐达功吧。
    总而言之：字体秦末篆隶成，《尔雅》《仓颉》存雏形；简牍帛书多歧义，姹紫嫣红本根通。佶屈聱牙非罪过，用进废退是真凶；华章腾跃赖情志，如虎添翼练字声。

【注解】
1、《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保氏”的职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日车马之容。凡祭礼、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従。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守王闱。”
2、《汉书．艺文志》中相关记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1-22 22:08
第三十九章  练字与时尚
（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三十九》）

顶起来。找时间，一定要系统读一遍。

一方

克谐 发表于 2018-11-22 22:08
看一下标题即可，无须“补”，如同日常生活，凡事各取所需……岂是一个“好”字了得

你这样解，很是圆融，一通百通，妙。感冒来来回回，有些焦头烂额。

克谐

第四十章 文章中的隐和秀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四十》）

    为何文艺作者的心志胸怀高瞻远瞩，其文章必定深邃奥妙呢？这其实如同自然现象，渊源必流长，根深则叶茂。所以，文章堪称风范者，必定既有含蓄深沉，也有突出亮点。其中，所谓“含蓄深沉”就是本文所讲的“隐”，而“突出亮点”就是“秀”。因此，无论定义“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还是概念“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尽管其两者存在字词语句的差异，但所表达意思含义雷同。如果落实在某一文章之中，像没有明说直陈出来的言外之意，若能“隐”的恰到好处，则需要作者匠心独运，并应避讳矫揉造作的涂抹雕琢；同样，类似点睛之笔的“秀”，作者如像信手拈来，既是巧夺天工了吧。以往在名人佳作中，尤其堪称经典者，不单是把“隐”“秀”运用的恰到好处，而且是作品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作者“德才学识”的充分体现。
    溯本清源，“隐”在文章中价值意义，不仅于行文语句上意味深长和触类旁通，还需要心有灵犀的直觉感悟和主动发掘。如同《周易》64卦，不仅有主客卦的外在意蕴，而且还有“互卦”的内在演变；亦犹如川流沙石俱下，伴随金石珠玉与之沉浮。像《易》卦中“实、假、义、用”四象的交相呼应，道尽了世事轮替变迁的必然；川流中金石珠玉的沉浮，预示着天地盛衰存亡的因由。所以，富含“隐”义的佳作，即便外观千篇一律而波澜不惊，实质上内含着珠光宝气而惊世骇俗，不仅可使懂得鉴赏者玩味无穷，甚至令其百读不厌。
    再看“秀”的特色，如同碧波中泛起的浪花，又像山峦间凸显的奇峰。究其形象景观，婉如纤手丽曲，不但赏心悦目，而且相得益彰；犹若远山岚光，恰似靓女粉黛，足以蓬荜生辉。然而，山岚巍峨，贵在自然造化；天生丽质，浓妆淡抹皆宜。所以，凡艺术作品中突出的“秀”，必在于自然而然，避讳雕琢痕迹以至于弄巧成拙。
    自古以来，凡擅长营心臆造的文艺作者，惯常将意味深长的情怀志气隐藏在字里行间，并把匠心独运的点睛之笔着墨在耀眼夺目地方。他们中间，曾有多少人为了追求这种奇异效果，呕心沥血，兀兀穷年，并且一方面将奇思妙想引而不发，使得普通读者迷惑不解；另一方面又锋芒毕露，而令赏识者拍案叫绝。那些精于沉思默想的读者，于吟咏弦外之音中，每每心旷神怡；那些钻研犀利言辞的看客，在品味奇词妙语时，常常叹为观止。纵观“隐秀”中的优秀作品，仿佛织锦中的云蒸霞蔚一样巧夺天工，更像是玉石雕琢的花卉瓜果一般匠心独运。所以，凡文章篇籍之中，若没有“隐”的艺术特色，等同宿儒没有学识者，一旦遇到诘问，即刻理屈词穷；若缺乏“秀”的鲜明特征，恰似宝藏没有金玉，一旦需要展示，时常窘迫困顿。据此而论，文章中的“隐”和“秀”，看似事关字词语义的多寡，反映却是文思才学的高低啊。
    稽查例举，以往具备“隐”与“秀”的文学佳作。前者，像《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和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哀怨深沉，兼用比兴；又如曹植《野田黄雀行》和刘桢《赠从弟》，刚健迥劲，内含讽谏；再有嵇康《赠秀才入军》与阮籍《咏怀》的系列，境界恬淡，玄妙自恃；还有陆机的诗文，一贯心思隐忍缜密，而陶渊明的言辞，通常文采简洁意深。至于后者，若用例句来说明，像“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传为汉成帝时班婕妤《怨歌行》）表达了贵妇担忧失宠的心声；“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传为西汉李陵《与苏武诗》）展现了大丈夫壮志未酬的忧郁；“东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见于乐府古辞《伤歌行》）表现出独守闺房的无所适从；“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见于西晋诗人王讚《杂诗》）展示了秋冬时节游子归心似箭的伤感和急切。
   时值于今，文海浩瀚，其中名篇佳作，却不满十分之一。在以往名篇佳作中间，堪称经典的字词文句，亦不过百分之二。凡经典字词的产生，于创作之中，必定是情思臆想的浑然天成，绝非雕琢打磨的刻意产物。所以在他们中间，虽然有的确实寓意深刻，却晦涩难懂，并不属于艺术“隐”的范畴；同样，有的雕词琢句，尽管惊世骇俗，依然不算是文艺“秀”的同类。所谓浑然天成的美妙，如同春天花草，绽放着姹紫嫣红的光彩；文章隐、秀的绚烂，恰似染色织锦，挥洒着五彩斑斓的鲜艳。草木繁花，因为明暗相间，表现出来植物的个性峥嵘；名作佳篇，由于隐、秀相伴，诠释的是人间的才艺璀璨。
    总而言之：无论多么深刻奥妙的思想胸怀，都需要依赖语言文字的表达、传递和交流。文学艺术中所谓“隐”“秀”的创作手法，就是不仅要懂得意犹未尽的含蓄意义，更需要知道画龙点睛的突出价值。无论作者还是读者，懂得意犹未尽的“隐”，如同明白64卦《易经》的道理，不只是仅有每一个卦象六爻的本身含义，尚且包含着逐个爻变互卦等律动内容。至于知道画龙点睛的“秀”，就是要明白，任何人纵然有千言万语，若必须归结成一句话，如何才能使用“鲜明、巧妙、精准”的字句，将其表达出来罢了。因此，艺术创作须谋篇，隐秀成败亦关键；含蓄禁忌猜哑谜，突出避讳喊口号。匠心独运如天成，鬼斧神工若自然；彪炳文章千古事，恰似妙手偶得之。

【注解】
1、本篇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第四十》底本，主要参考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9北京）
2、《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3、《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4、曹植《野田黄雀行》：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
5、刘桢《赠从弟•其二》：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本有性。
6、嵇康《赠秀才入军•其二》：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翁，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7、阮籍《咏怀•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1-28 14:10
第四十章 文章中的隐和秀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四十》）

先顶起来。

云上云上

“隐者也，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全文文字凝练，环环相扣，“隐”与“秀”诠释得清晰明了，欣赏学习，赞。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12-1 16:16
“隐者也，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全文文字凝练，环环相扣，“隐”与“秀”诠释得清晰 ...

谢谢

克谐

第四十一章 指瑕与文学批评
（刘勰《文心雕龙·指瑕四十一》）

    《管子·戒第二十六》记载，管仲曾对齐桓公讲过：“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这里所阐明的是“名声没有翅膀可以轻易四处飞扬，而感情没有根系一样能够牢固培养。”的世道真理。凡明白了这里面字词义理的文章写作者，再于舞文弄墨之际，又怎能不谨慎小心啊。
    自古至今，无论名人大家还是随便舞文弄墨者，亦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同一时代里，只要跻身文坛之上，都难免被放置一起，遭受后人一而再三的相互比较、彼此挑剔和众口评说。即便就是历代圣哲贤达的经典名作，在他们中间，亦无论属于才华横溢的神来之笔，抑或就是深思缜密的精益求精，都同样不可能十全十美，依然会有或多或少的瑕疵缺陷存在。
    三国时期的曹植，才高八斗，文章盖世，但在他为父亲曹操逝世所写的《武王诔》中有一句“幽闼一扃，尊灵永蛰。”（大意是：墓门一关，圣体永远蛰伏了。）；而在给侄子曹睿魏明帝的《冬至献袜颂》里面，则有“翱翔万域，圣体浮轻。”（大意是：穿上这袜子身体可以漂浮起来，巡视国家四方了。）然而，使用像胡蝶“浮轻”和如昆虫“永蛰”一样的比喻文字，来赞美尊贵的帝王，这在礼仪道德上怎能算是恰当的措辞呢？
    西晋时期，在著名诗人左思《七讽》（今亡轶）中，竟然说孝道也可以不顺从；这简直公然违背圣人教诲，所以文中即便有其他高明的观点，也就不值得再看了。还有当时最擅长写哀悼文章的潘岳，在悼念家兄时用到“感口泽”，而追思早逝女儿时用了“心如疑”的字句。尽管《礼记．玉藻》中确有“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尔。”（大意：母亲去世后，再不敢使用她曾经用过的饮具，仿佛杯口留有母亲的气息。）的感伤，而《礼记．问丧》存在“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大意:去送丧路上，如同活着时的仰慕追寻。回来路上，还怀疑是否真的逝世。）的哀思。像这种“口泽”“如疑”的用法，通常主要针对至尊的父母，若用于兄弟儿女，即便文辞写得再哀怨悲怜，却也有失礼仪尊卑的伦理大义吧。
   单言上述人物比拟的具体例句，不难明白：凡文章中涉及帝王、君臣、父母、兄弟、子女时，必须要顾忌尊卑老幼的道德规范。但是，东汉崔瑗在为当时李公书写诔文时，竟然把他比喻成黄帝和虞舜；而魏晋的向秀，在他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中，竟然将嵇康临刑时与儿子的话语与李斯的情况比对。事实上，一般文章中使用比拟之际，尤其在某些特殊场合，或者处于某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宁可在美好品行方面使用的比喻可能过头一些，但也不要在败坏他人德行方面比喻的太重。所以，像《左传·襄公十六年》记载，齐国大夫高厚在诸侯宴会上，当众表演违背礼仪的歌舞时，不但其本人遭到谴责，而且致使其国家处于被动地位。毋庸讳言，精巧新颖的言谈文字都特别容易吸引耳目，而拙言悖论也不难被人识破，并遭到质疑谴责。这如同白玉微瑕一样，既司空见惯，清除干净甚难。所以，世间文章中存在瑕疵现象，实在不胜枚举.上面四个例句，仅是窥斑知豹而已。
    文章之所以成立和传播，依赖的不过是字词文句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意义罢了。所以在选择字词文字之际，都特别需要训诂周正之后，才有可能表情达意的准确精道。然而，唯有字词文句，在具体含义上合乎道德伦理，才能够更加弘扬广播。晋末以来，文学作品的创作意旨，开始飘忽不定，不但出现了“赏际奇致”的鉴赏话语，并且还有“抚叩酬酢”的怪诞评说，甚至单凭文章中的某一个字，即可评价其涵盖了全部志气情怀。然而，“赏”或“赏际”的本义是“因功而得到物质奖赏”，这和内心感受、思想颖悟和精神升华，根本没有必然联系；而“抚”或“扣”都是一些肢体动作而已，怎能表明道德伦理的是非对错呢？像这种“指瑕”评说，不仅是在具有鲜明“美刺”价值意义的《诗经》“风、雅、颂”中没有见过，即便在整个汉魏时代，也不曾耳闻过。像如此怪诞奇葩的“指瑕”，或说鉴赏，或讲批评文艺作品的衡量标准，貌似情有可原，其实即便单凭训诂，也会即刻知道其中的荒诞谬误。究其根本，一是源于世道错讹失序，二是文风涣散不经使然。自刘宋至今，即便有才华的作家，也没有根本转变这种散漫荒诞的文风。而像这样一种不良文化风气，既然已经积习成俗，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根除啊！
    近代作家，彼此太多避讳，相互更加猜疑。他们不仅开始热衷于类比修辞中挑剔声韵的毛病，甚至喜欢于反切读音中吹毛求疵。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虽然他们都不屑与古典经书为伍，然而却对于时尚流俗情有独钟。例如文章中，如果有了和别人一模一样的字词文句后，按说就应该彻底删除掉。因为剽窃别人的文章，如同孔子谴责阳货将鲁国宫殿的宝玉大弓据为己有一样，应属罪大恶极啊。所以，全部抄袭别人的文章，罪同入室抢劫；部分抄袭，则类似小偷小摸。如果将那些把古人作品当成自己创作成就的行为视为德行浅薄的话，那么剽窃同代人的作品，则应属于无耻之尤了吧。
    另外，像后代注解前人的书籍，主要是为了训诂字义和明辨事理。但是，有的释说注疏，却走向歧途，变成了蓄意歪曲和武断演义。例如东汉张衡的《西京赋》有一句“乃使中黄之士，育、获之畴。”原文本义是感慨中黄古国盛产能够搏击虎象的勇力壮士，而三国吴人薛综却把勇士注解成了太监头领。即把原作品宣扬“选择勇士”的佳话，却变成了“驱使太监”的意图了。又如《周礼》记载，按照古代“井田制”征收赋税，有十井三十家可以捐出一匹马的规定，而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针对“井田制”捐出马匹的“匹”字解释成“量首数蹄”等，则纯属肆无忌惮的胡思乱想，与明辨事理毫不相干啊。
    不言而喻，古往今来，凡读习经书典籍，一贯崇尚“训诂字义”“辨别名称”，即所谓“正名”。在日常读习写作中间，究竟怎样做才叫“正名”呢？例如通常所说的“车辆”和“马匹”，它们之所以“合字”构成一个名称，根本在于最初形成这两个名称时，针对的不是一般老百姓使用的车马，而是指符合礼仪出行乘坐的车及其驾车的马。古代讲究礼仪时，凡出行乘坐的车和驾车的马，一开始都是两两搭配使用。即载人的车，分“正/主车”与“副车”，故统称“车辆”；而驾车的马，分两旁的“骖马”和中间的“服马”，故统称“马匹”。所以，伴随车马的广泛使用，甚至就是单车单马，也积习成俗，被说成是“一辆车”“一匹马”了。类似情况，像“匹夫匹妇”，源头雷同。由此可见，即便“车辆”“马匹”这样通俗平常的字义名称，因为隔世变迁，也容易造成理解释说的谬误。那么在诗词歌赋中间，即便就是一些看似浅显易懂且是近代眼前的故事说辞，往往也容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啊。依此类推，历代钻研注疏古代经书典籍的文章，如果存在一些瑕疵甚至显著差错，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本文论说“指瑕”，像上面稽查例举的具体人物及其文章，尤其是“量首数蹄”“选勇驱监”等，都是一些偏颇差缪的典型案例，旨在引起后人的警觉戒备。大千世界，绘画颜色最初都十分光鲜艳丽，但年代愈久，必定变得暗淡模糊。然而，文学艺术作品则不然。因为伴随时光迁移，尤其通过后人对前世作品的不断指瑕、释说和批评，真正的精品佳作反而愈发熠熠生辉了。所以文人作家务必于艺术创作之际，务求谨严慎重自我文章中字词文句的选择，即便令其传之千载而永无愧色吧
    总而言之：后羿射偏曾羞惭，东野败驾迹在先；智者千虑有一失，精益求精莫等闲。白玉微瑕难磨灭，温润刚劲贵天然；文章何惧被指瑕，光阴历炼愈芳华。

   

【注解】
1、《管子·戒第二十六》相关部分：……管仲复于桓公曰:“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谨声，以严尊生。此谓道之
荣。”桓公退。再拜，请若此言。管仲复于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涂之畏者莫如口，期而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涂至远期。唯君子乃能矣。”
2、曹植《武王诔》相关部分：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汉嗣，我王匡之。群杰扇动，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万国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宽克众，每征必举。四夷宾服，功夷圣武。翼帝王世，神武鹰扬，左钺右旄，威凌伊吕。年逾耳顺，体愉志肃，乾乾庶事，气过方叔。宜并南岳，君国无穷。如何不吊，祸钟圣躬。弃离臣子，背世长终。兆民号咷，仰诉上穹。既以约终，令节不衰。既即榇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晰。幽闼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仁立以泣。去此昭昭，于彼冥冥。永弃兆民，下君百灵。千代万乘，曷时复形。
3、《艺文类聚·服饰部下·袜》记载：魏曹植冬至献袜颂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贞，行与禄迈，动以福并，南闚北户，西巡王城，翱翔万域，圣体浮轻。
4、《左传·襄公十六年》相关记载：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2-4 21:34
第四十一章 指瑕与文学批评
（刘勰《文心雕龙·指瑕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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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谐

第四十二章 养气与写作
（刘勰《文心雕龙．养气四十二》）

   东汉王充，年近七十岁著述的《养性书》十六篇（均亡轶），完全是他个人亲身经历的总结，而不是凭空捏造或抄袭别人的成果。人生于世，耳目口鼻的享用驱使，仅是满足躯体存在的基本物质需要，至于心虑言辞的展示表达，本是个性志气情感的更高精神索求。人生一世，只有壮志情怀得到率性释放，唯有心愿意向得以和谐达功，才属于道德理想上融会贯通及其性格修炼上圆润顺畅了吧。如果人生深陷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身心劳顿而不能自拔，必定带来精神疲惫和病魔缠身，从而导致精气过早衰竭及其凋亡。这就是天道数理的必然结果啊。
    传说“三皇”年代，凡人物举止言行都十分率真质朴，完全没有玄虚华采的道德说辞。唐尧虞舜时期，篆刻文字开始兴盛，像言辞敷陈的篇籍，主要见于宫廷中帝王与大臣之间的书录。历经夏、商、周三代，一直到东周“春秋”阶段，在这期间流行传承的书籍，在文化形式上，虽然明显是繁文缛节的模样，但于文学内容上，基本仍属于直抒胸臆、就事论事的典范，起码这其中，还没有出现刻意展示个人艺术才华的娇柔故作。步入东周的“战国”阶段，列国纷争，战火连绵，阴谋诡计蜂拥，奸佞狡诈纵横，与之相伴的文学艺术表现，就是四处涌现出来极力自我标榜的奇端异说；举目四望，唯恐不能尽快显才示能的人影，不但此起彼伏，而且争先恐后。
    自汉代至于今，文章体例已然繁花似锦，优秀篇章仍在层出不穷。单言“经史子集”中的名人名作，浅阅更加目不暇接，深究难免望洋兴叹；即便绞尽脑汁去临摹仿作，已经难以超越，甚至望尘莫及了。正如《淮南子·齐俗训》指出“衰世之俗”的“浇天下之淳”一样：时下文章的“浇淳散朴”，在内容实虚比较上，与古代相隔千年；现今作家的“殚精竭虑”，于身心劳逸程度上，与古人差距万里。毋庸讳言，古代书写文章者，之所以能够坦然自得而从容不迫？现今舞文弄墨者，何以诚惶诚恐反而无所适从？究其根本因由，亦不过如上所示。
    自古至于今的人类，青春年少之际，涉世虽然肤浅，但意气风发而斗志昂扬，当齿长年老之时，阅历即便资深，却精神衰退且志疲力竭。人生一世，只要气血旺盛，即便穷思极虑，仍能不知疲倦而干劲十足；如果精血衰竭，一旦百思不解或穷奢极欲，必定伤神气绝。这不仅是一般生活常识，也是不同年龄段之身心状况与创作能力的客观必然。人与人之间，尽管每个人都可以极力用脑力心智，均可以努力去思学无边无际的知识，但各自的身体状况和才智悟性，确实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所以在文学创作之中，如果一味追求辞藻靓丽和情理犀利，必定如同短腿的野鸭子一心期盼能够拥有仙鹤的长腿一样，殊不知身心疲惫需要达到何等程度才能梦想成真呢？他们即便就是年富力强，并且血气方刚，如果没有对自身条件和努力方向的正确判断，一味急功近利地追求名誉声望，如果日积月累的损耗精力气血，将会如同《庄子·秋水》讲解的“尾闾泄虚”，必定徒劳无获；如果成年累月的冥思苦想，纵然伴随小恩小惠，亦如《孟子·告子上》隐喻的“牛山之木”，虽然也曾经郁郁葱葱、巍峨壮丽，却因为任意砍伐和牛羊啃食，早早变得草木稀疏而突兀嶙峋了。因此，但凡疲于奔命的殚精竭虑，必然导致积劳成疾，其中道理不是显而易见吗？例如王充在门窗墙柱上放满笔墨，不假时日地著述立说；又如曹褒（字叔通东汉鲁国薛城人）走路睡觉尚且怀抱纸笔，不分旦夕地诵习经书。如此夜以继日而又度日如年的劳顿煎熬，曾经何时，曹操担心思虑过度终会伤害性命，而陆云感慨过分专心必定作茧自缚，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啊。
    自古以来，读书学习的道理，就是“精于勤奋、荒于倦怠”，故而才有“头悬梁、锥刺股”传为佳话。然而，凡是有志于文学艺术创作者，原本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情怀志气，借以疏散自我内心的纠结郁闷，因此就应该执着一种从容不迫、自然率性和坦然起止的心态，去从事艺术创作和文字表达。如果艺术创作活动，变成了殚精竭虑而身心憔悴，以至于著述减寿，甚至于挥墨丧命，这怎么可能会是圣哲贤达的道德用心？又怎么可能留下中正典雅的道德文章呢？天地之间，人的头脑存在敏锐与迟钝的区别，一个人所处的时势命运，则有顺畅与坎坷的差异。无论置身于何种世道生途，像先入为主、一叶障目和利令智昏的庸常性认识误区，都应该引起所有人的警觉、戒备和防范。所以，《左传·禧公二十四年》有晋文公重耳“沐则心覆”的训诫故事，而《易经·蒙卦》则有“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的诚恳说辞。
    本章节之所以论说“养气”，其宗旨就是提示从事文艺创作的君子达人，起居必有序，劳逸须适当，保持清净平和的心态，在精神气血饱满的情形下，率性坦荡地挥毫书写。一旦感到身心疲惫并思虑枯竭，切记不应再苦心营造，以免气滞神昏而走火入魔。事实上，唯有意念自然孕育成熟时，才会提笔抒怀，如同呱呱落地，但等挥毫宣泄殆尽，笔墨顷刻戛然而止。只有这样的逍遥洒脱，才能恰似针灸一样缓解筋骨疲劳；只有这般的谈笑风生，才会如同药石一般治愈脏腑宿疾。一旦习惯了于闲适时光中磨砺文才锋芒，并还能时常保持余勇待沽的创作胆气，运用文笔终将会达到《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一样的游刃有余。这一切虽不是人世间贮精养血而益寿延年的奇门妖术，但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也算得上是“养气”的良药秘方吧。
    总而言之：天地苍茫，化生万物，思虑烦杂，文章丛生。精神气血，好逸恶劳，修心养性，贵在清净。水面清平可明鉴，火焰静止愈光明；艺术品行贵自然，疯魔狂作非雅正。

【注解】
1、《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相关部分：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浇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朴，牿服马牛以为牢。滑乱万民，以清为浊，性命飞扬，皆乱以营。贞信漫澜，人失其情性。于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于是百姓糜沸豪乱，暮行逐利，烦浇浅，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虽十管仲，弗能治也。
2、《左传·禧公二十四年》：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尽用以求纳之。及入，求见，公辞焉以沐。谓仆人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羁绁之仆，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甚众矣。”仆人以告，公遽见之。
3、《周易·蒙卦》卦辞原文：“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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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从容不迫自然率性的坦然起止的心态，去从事艺术创作和文字表达。”，感谢克谐老师奉献的精彩文字，欣赏学习，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