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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就在我们备考的时候，肃反即反胡风运动开始了。起初，我虽然也看了报纸上批判胡风集团的各种材料，但总感到这些事与我们无关。天晓得，高考刚刚结束，我们全体高三毕业生就被召回学校，参加肃反运动，并且要求每班必须揪出一个“反动”学生。有的同学家在外地，高考后已经回家，但是学校说：如果不回来参加运动，高考的成绩就无效。他们只好匆匆赶回来。 在领导的部署下，我们高三乙班揪出的是同学W。我和他不熟，平时的印象是：他有些女里女气，喜欢西洋音乐和所谓带有小资情调的新诗。甲班揪出的则是一位短跑运动员T，好像平时脾气比较暴躁，爱和人争吵，会说一些牢骚话。他们两人与胡风集团有什么关系，那实在是说不出。不过，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之间，原来是可以这样恶言相向的！我当时还不能认识到这种情况的不正常，而只是觉得新奇和一丝隐隐的恐惧。 这两位同学遭到批判之后，自然被剥夺了读大学的权利。但是，一年之后，他们又被允许上大学了，还是进入他们原来考取的大学。其后听到的消息是：W在被批判以后回到了家乡天津，在街道工作，后来也不想再去读大学了。而T则更为悲惨，他去了大学，在整风中对肃反提出了尖锐的抨击，于是又被打成“极右”，再后来的命运则不得而知了。
在中学的日子里，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回忆。 中学时期，很多同学爱读杂志《中学生》。当时，有一位北京动物园的管理人员（当时的西郊公园动物管理所所长），名叫谭邦杰，经常在《中学生》上发表文章，介绍有关各种动物的知识，文笔很好，受到我们的欢迎。我和我的表舅父（当时就读于北京三中）经常给他写信，请教有关动物的知识。谭先生也热情回信，认真回答。时间久了，谭先生在信中也会流露出一些牢骚，例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水平太低，只知道对动物呼来喝去，不懂得先进的饲养和训练方法，他的一些合理化建议得不到上级的支持，等等。那时候，我还天真地相信，只要热情争取领导支持，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是，我给报纸写了一封信，建议有关部门按照谭先生的意见改进工作。不久，我就得到了北京市公园管理部门的回信，邀我去面谈。我根据他们来信所说去了位于中山公园里面的一个单位，向他们反映了谭先生的各种意见。后来想想，那些意见纯粹是业务上的建议，没有丝毫政治或思想意识色 。可是，和他们谈完后回到家里，我却总觉得有些别扭，感到他们表面上虽然也很认真地在听我说话，但那神情总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高中毕业以后，我和谭先生也停止了联系。直到我上了大学几年后，反右运动开始，我的表舅父告诉我，他在某份刊物上看到，谭先生也被划成了右派。我才在大吃一惊的同时又感到不安：我所反映的那些情况会不会也成了谭先生的罪状？ 直到80年代初期，我才意外地又看到了谭先生的消息。有一次，我浏览《光明日报》，忽然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英国的一种舰载飞机，原来一直译作“猎兔狗式”；后来，经过动物学家谭邦杰指出错误，才改译作“鹞式”。看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欣喜，立刻给光明日报社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我和谭先生交往的经过，并且请他们把我给谭先生的一封信转交给他。很快，我就收到了谭先生热情洋溢的回信，说是光明日报的编辑们看到我的信也感慨万分，立即向他转交了我的信。此后，我曾经几次到北京动物园去拜访谭先生，他还曾经把一些关于动物的书籍赠送给我的儿子。这样，总算是弥补了我的一些遗憾和愧疚。 毕业以后，我很少再回学校，但是与不少中学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如今，我们仍然怀念着当时的中学生活——当然，只是那些值得怀念的部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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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26 13: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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