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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三年高中学习期间，有一部分同学被抽调去了军事俄语专科学校，另一些同学被送到留苏预备学校，准备去苏联或东欧学习。1955年，剩下来的同学终于毕业并且参加了高考。 准备高考，那时我们似乎并不感到紧张，虽然高中最后一个学期也是用来复习备考，但是我们课余仍然有时间从事各种活动，心里也并不感到有压力。之所以如此，老师的引导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那时人们对于上大学并不很看重。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文革时期，还是这样一种状况：如果两个人在初中时同学，其后一个人读了高中、大学而另一个人参加工作例如去工厂当了工人，那么，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前一个人的待遇并不会强于后一个人，甚至多半还会不如。其实，这种现象直到80年代末仍然屡见不鲜，那时流行的两句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是明证。 不过，在备考和填报志愿中还是有着不少苦涩。有一位年纪很小的同学，平时学习很好，本来是想要报考航空学院（即现在的航空航天大学）的，却因为在交心中出于忠诚说出了他有一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亲戚在台湾，因而不被允许报考，只好报考了其他院校。这样的例子不止一起。
我在中学时曾经担任俄语课代表，也比较喜欢语文，本来是预备报考文科的，所以到高校参观咨询时去了北大中文系。但是，填志愿前夕，我们几个应届毕业生在一起谈论。有一位同学说：现在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最需要工科人才，所以应该报考工科。大家都觉得他说得有理。于是，填志愿时，我填写的都是工科专业，包括电机、水力、化工等等。谁知道，高考之后，我接到的却是高招办所发的不予录取通知，原因就是我有心脏病，健康状况不合要求。这时，我倒没有很失望的感觉，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上大学的本来就不多吧，反而隐约地感到，不是没有考好，而是由于健康不佳而没有上大学，这就不会有对不起学校、老师和家长的内疚情绪了。于是，我去请求老师们为我找工作，学校的老师也很快为我找到了广播学校（那时还没有电视学校）辅导员的工作。不料就在这时，我又接到高招办的通知，要我到指定的北京第五医院去再次体检。体检之后，高招办又来电话，问我愿不愿去北大读数学力学，我当然求之不得。就这样，我成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学生。 父亲和母亲也只有在我已经确定可以上大学之后，才流露出他们曾经的焦虑和现在的的欣喜。母亲说：我就是到处叩头，也要凑足你上学的费用！这句话深深地感动着我，也成为我苦读五年的动力之一。 第五医院为我体检的大夫名叫孙鹏飞，是一位看起来很严肃的长者。体检的时候，我对他说明了检查的原因，也表达了上大学的愿望，他表示理解和同情。进入北大以后，我曾经写信感谢他。他也热情地回了信，记得他在信中祝福我要注意身体，“考4分对于你来说绝不是不努力的表现！”所以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并且深深感激他。 需要说明，我们那一届高考体检是很严格的，不少同学也遇到过类似于我的遭遇。有一位和我很要好的同学由于肺部的问题和我一样也是后来才录取，还有一位学习非常好的同学也是有心脏病，而且最终也没有被录取。他后来成为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
我们那届毕业生的高考成绩出奇地好，两个班的平均分数在北京市排第二，在全国排第三，仅次于北京四中和上海某个中学。因此，这次高考之后，十三中被定为区重点中学，任课老师们很多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大）和教师进修学院，或者到其他中学担任骨干教师，然而十三中也因此伤了元气。1989年，我回学校参加校庆，听到的消息是：此后三十多年，十三中再也没有重现我们那一届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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