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闲谈·先秦篇（连载，6月24日更新至74章）

蚂蚁神威

五八、董狐“直”笔

晋灵公想要赵盾的命，于是派了一个叫鉏麑（chú ní）的力士去刺杀他。《左传•宣公二年》、《国语•晋语》和《史记•赵世家》说，鉏麑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行动，而是选择了“晨往”。由这个“晨往”能引出一句题外话，那便是晋国一定实行有宵禁制度，不然就只能解释为鉏麑的思路清奇，认为夜深人静不如天蒙蒙亮更安全，已经不是正常人的智力所能企及的了。

鉏麑潜进赵盾家，没费什么事就摸到了赵盾的卧房。以赵盾的权势，不太可能住寒酸的房子，怎么着也应该是东西数跨、南北几进的豪宅，家丁下人应该也不在少数。鉏麑能不惊动别人准确找到赵盾的卧房，说明他对赵盾家很熟悉，至少是提前踩过点。

赵盾这个时候已经起床，换好了朝服准备上朝，因为时间还早，就开着房门坐在屋里闭目养神。鉏麑看到后暗自感叹，说：“赵盾早早就做好了上朝的准备，看来对国事非常恭敬谨慎。这样的人是安定社稷的人，杀了他就是不忠于国，可不杀他又是失信于君，既然怎么做都会得到恶名，那不如我死了算了。”便一头撞死在赵盾院子里的槐树上。

这个故事很精彩，可惜没有人告诉我们，一个刺客的自言自语别人是怎么知道的。如果有人说这是鉏麑刺杀失败后，赵盾编出来的故事，恐怕也不怎么好反驳，所以鉏麑是不是真是这样死的，可信度并不高。

对这件事，《公羊传•宣公六年》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版本：晋灵公派了个“勇士某者”去刺杀赵盾。刺客来到赵盾家，进大门、二门，一直到正厅，都没遇到人。他越过厅堂直奔内室，扒着门一看，只有赵盾一个人在吃鱼羹，因而感觉赵盾是个仁人，便对他说：“连个门房、下人都没有，可见你是一个简易的人；贵为晋国重卿，却只吃鱼羹这么简单的食物，可见你是个节俭的人。国君让我来杀你，但我不忍心杀一个简易而节俭的人，这样我也就没法回去复命了。”于是拔剑自刎而死。

跟说晋灵公肢解了厨师一样，《公羊传》的这个说法也有很多漏洞。刺客行刺，当然希望“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可这个“勇士某者”却大摇大摆的进大门、穿二门、升堂入室，不为自己没遇到人而庆幸，反倒像是特别想遇到人，说是来传旨的还差不多，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刺客。

而且，就算赵盾他们家的下人数量比较少，门房总还是应该有一个吧？卫兵应该也不能没有吧？当朝首辅的家又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进出的大车店，怎么可能不是躲过了下人和卫兵，而是根本没遇到？可见这也是不合理。

赵盾吃的鱼羹也是这样。大概三百年后冯谖（xuān）客孟尝君的时候，还曾经抱怨“食无鱼”，说明鱼在那时候仍然是比较上档次的食物，下等门客捞不着吃。赵盾早上吃鱼羹真的是很节俭吗？又有几个奢侈的人是一大早就大张宴席胡吃海喝的呢？

最后，刺客说的那一番话也不比《左传》《国语》和《史记》的说法更有可信度，因为既然旁边没有别人，说给赵盾听跟自言自语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反正刺客死了之后都是死无对证。

晋灵公见刺杀不成，便又想了一个主意：先在宫内埋伏好甲士，然后请赵盾来喝酒，以便就席间杀之。《左传•宣公二年》说，赵盾才喝了三杯酒，他的车右提弥明就上殿来了，说：“跟国君喝酒，超过三杯就违礼了”，然后扶起他便往殿外走。

《公羊传•宣公六年》则说，赵盾吃饱喝足之后，晋灵公说：“听说你的剑很锋利，能给我看看吗？”赵盾正准备拔剑给晋灵公看，提弥明在阶下大喊：“吃饱了就赶快走，干嘛要在国君面前拔剑！”赵盾这才意识到君前拔剑有刺王杀驾的嫌疑，赶忙“躇（ruò）阶而走”，也就是跳下台阶便跑。

大概赵盾跑的太快了，晋灵公来不及召唤甲士，便召唤自己的狗去咬赵盾。提弥明见狗扑过来，迎上去抬腿就是一脚，正好踢在狗的下巴上，把狗踢死了。这个时候，赵盾说了一句话，《左传》的记载是，赵盾说：“弃人用犬，虽猛何为？”《公羊传》的记载是，“赵盾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把提弥明比作自己的狗，看上去不是那么厚道。

这么一耽误的工夫，晋灵公埋伏的甲士追了上来。赵盾和提弥明且战且退，一时难以脱身，幸亏有一个甲士“倒戟以御公徒”，不攻击赵盾反倒帮着赵盾抵抗，赵盾这才得以脱险。

这个甲士名叫灵辄（zhé）。赵盾曾对他有救命之恩，可这时候却已经忘记他是谁了，于是赵盾纳闷的问：“我做了什么事让你这样帮助我？”灵辄说：“我是你以前在暴桑救活的那个快饿死的人。”赵盾又问他的名字，灵辄说：“国君想要杀你，你不乘车快跑，问我的名字干嘛！”赵盾知道再问也没有用，情况危急，只好先行逃命去了。

晋灵公埋伏甲士图谋赵盾这件事发生在周匡王六年（晋灵公十四年，鲁宣公二年，前607年），也就是赵盾率诸侯伐郑遇楚而退的那一年。也许晋灵公这时候正等着赵盾在前线打一场败仗，以便名正言顺的解决他，所以赵盾不跟楚军交战应该有更深刻的国内政治因素。大概正是因为没等到赵盾的军事失利，年轻气盛的晋灵公才沉不住气，安排了这么一出“鸿门宴”。

到了这个时候，晋灵公跟赵盾已经完全撕破了脸，赵盾完全有理由也完全有能力采取激烈的手段进行报复，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了出奔，也许士会当初劝晋灵公“令仪令色，小心翼翼”是多虑了。公道的说，赵盾出奔完全符合传统的臣子之义，所以赵盾只是个权臣，并不是个逆臣。
可他那个二货堂弟赵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当年九月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把自己的小舅子晋灵公给杀了。赵盾出奔还没出国境，听说晋灵公已死，危险已经解除，便折返回来，一面派赵穿去成周迎立晋成公回国即位，一面继续心安理得的做他的主政大臣。

对赵穿弑君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háo）。”明明是赵穿弑君，为什么记成了赵盾呢？《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等书异口同声的说，是因为赵盾作为晋国的主政大夫，“亡不越竟（境），反（返）不讨贼”，故而“罪盾”。

如果说这是春秋笔法，那倒也罢了，但“三传”却又异口同声的说这是晋国史官董狐的笔法，因为孔子在评价赵盾是“古之良大夫也”的同时，还评价董狐是“古之良史也”。我们不知道晋国董狐的笔法为什么跑到了鲁国的史书《春秋》里，而作为晋国史书的《竹书记年》却只有“晋灵公为赵穿所杀”的记录。想想这也是个蛮有意思的事。

后来人们用“董狐直笔”来形容尊重史实，不阿权贵，敢于秉笔直书的正直史家。可是，“直笔”应该是指直接的、真实的记录历史原貌，而不是加了道德评判之后的记录，像《春秋》那样的写法，如果没有“三传”的解释，谁能知道杀晋灵公的是赵穿而不是赵盾呢？所以，所谓的“董狐直笔”其实并不直，要说直，还是《竹书记年》的记录才是真的直。

—— 未完待续 ——

云上云上

是的。欣赏您的“直”，赞。

蚂蚁神威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20-3-30 11:49
是的。欣赏您的“直”，赞。

谢谢欣赏，问好！

蚂蚁神威

五九•晋楚争郑

晋国发生了弑君之乱，楚国的内部也不太平。周定王二年（楚庄王九年，鲁宣公四年，前605年），也就是晋赵穿弑君之后两年、楚庄王洛邑问鼎的次年，楚国的令尹斗越椒在轑（lǎo）阳（今河南南阳西北）杀死了跟自己不和的司马蒍（wěi）贾，然后一不做二不休，陈兵烝（zhēng）野（今河南南阳新野县）准备攻击楚庄王，挑起了楚国的又一次内乱。

这是从楚穆王自立以后的短短二十年间，楚国发生的第三次内乱。说起来，这三次内乱的发起人——周顷王二年（楚穆王九年，鲁文公十年，前617年）密谋杀害楚穆王的卸任司马子西，周顷王六年（楚庄王元年，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跟公子燮（xiè）一起挟持楚庄王的斗克，以及发起这次叛乱的令尹斗越椒——无一例外都是楚国若敖氏中的斗氏一族。

这不是偶然的。若敖氏是楚国先君若敖的后代，分为斗氏和成氏两支，长期以来一直把持着楚国令尹和司马的职位。这使得若敖氏在楚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楚国政治中绝对的实力派，对楚国王权的危害极大。

正是因为若敖氏在楚国的势力很大，所以楚庄王一开始并不想跟斗越椒兵戎相见。他提出了讲和的请求，怕斗越椒不相信自己的诚意，还主动提出来要“以三王之子为质焉”，也就是以楚文王、楚成王和楚穆王的子孙作为人质。这几乎等于把楚国王室的亲支近派都押给了斗越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斗越椒没同意楚庄王谈判的请求。无奈之下，楚庄王只好率军跟斗越椒大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结果斗越椒战败被杀，若敖氏的大部分势力也被消灭，从此退出了楚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到了这个时候，楚庄王没了对若敖氏的顾虑，赵盾也没了晋灵公的掣肘，都加紧了对中原的争夺。这一来，夹在晋楚之间的那些诸侯国，尤其是郑国，不是今年被晋国打，就是明年被楚国打，甚至一年内遭到晋楚两国的交相攻击，可算是倒了大霉了。

郑国之所以会成为晋楚争夺的主要目标，完全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重要。郑国“西有虎牢之险”，扼守着豫西通道的东段出口，可以封锁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的交通往来；“北有延津之固，南据汝颖之地”，濒临晋国和楚国出入中原的门户黄河南津和方城隘口，是这两个大国通商贸易、发兵交战的必经之地。无论哪一方控制了郑国，都会直接威胁对手的边境，给其造成军事压力，并给其军队的调遣运动带来困难，所以清人顾栋高才说：“南北有事，郑先被兵，地势然也。”

不过有意思的是，别看晋楚两国对郑国你来我往打得热闹，但在周定王八年（楚庄王十五年，晋景公元年，鲁宣公十年，前599年）晋国“逐楚师于颖北”之前，它们之间却从来没发生过正面的直接交锋。这实在是匪夷所思，难免令人怀疑在赵盾和楚庄王之间存在某种默契。

当然，说他们之间存在默契只是一个笑谈，相对更靠谱一些的猜测是，此时晋国尚有北狄之患，楚国也有群舒之叛，也许是外患未平的处境束缚了赵盾和楚庄王的手脚，使他们不能放手一搏。不过巧合的是，同在周定王六年（楚庄王十三年，晋成公六年，鲁宣公八年，前601年），晋国跟白狄媾（gòu）和，随即又跟白狄联合起来狠狠教训了秦国一顿，算是初步解决了外患问题；楚国则伐灭舒蓼（liǎo），把东部边界扩展到了今天安徽合肥附近的滑水，“盟吴越而还”，也暂时解决了外患问题，所以看上去赵盾和楚庄王还是有机会真正较量一番的。

但事实上这种较量并没有发生，因为赵盾这个“夏天的太阳”恰恰在此时早早地就落了山。我们不知道赵盾死去的确切年份，《春秋•宣公六年》“晋赵盾、卫孙免侵陈”的记载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史书中，而《左传•宣公八年》“晋胥克有蛊疾，郤（xì）缺为政”的记载则说明，当晋楚两国都初步解决了外患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死得太不是时候，让我们永远失去了看到他跟楚庄王到底谁能更胜一筹的机会。

赵盾死后，晋楚之间终于发生了直接交锋。周定王七年（楚庄王十四年，晋成公七年，鲁宣公九年，前600年）冬，楚庄王伐郑，“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棼（fén，地望不详）”。第二年冬天，楚庄王再次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于颖北”。楚庄王不甘心失败，周定王九年（楚庄王十六年，晋景公二年，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年）春，第三次伐郑。这一次晋国没能及时救郑，郑国“乃从楚”，于当年夏天跟楚国和陈国盟于辰陵（今河南周口西华县西北）。

不过，由于郑国的国策是“与其来者”，也就是谁的军队来了就服从谁，不死守跟任何一方的盟约，所以郑国虽然跟楚国结了盟，但却并未断绝跟晋国的关系。这令楚庄王很不满。周定王十年（楚庄王十七年，晋景公三年，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春，他又一次率兵伐郑，包围了郑国的都城，“三月克之”。战败了的郑襄公只好赤裸上身，牵着羊到楚军中投降。楚国的一些人主张乘机把郑国灭掉，但楚庄王认为郑襄公“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所以现在还不是灭掉郑国的时机，便退兵三十里接受了郑国的投降。

楚国围郑三个月，晋国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想来，晋国要是能及时出兵救郑，也许战争的结局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晋国却并未及时反应，而是一直拖到六月份才派出援军。晋国应该不会不知道兵贵神速的道理，它之所以这么拖拉一定是另有隐情，可惜史书中没给我们提供答案，我们只能猜测。

《左传•宣公十二年》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晋军将领的名单：中军将荀林父，中军佐先縠（hú），中军大夫赵括、赵婴齐；上军将士会，上军佐郤克，上军大夫巩朔、韩穿；下军将赵朔，下军佐栾书，下军大夫荀首、赵同；司马韩厥。

这是一份出奇详细的名单。在这份长达13人的名单中，共有中行氏1人（荀林父）、智氏1人（荀首）、先氏1人（先縠）、范氏2人（士会、巩朔）、郤氏1人（郤克）、栾氏1人（栾书）、赵氏4人（赵括、赵婴齐、赵朔、赵同）、韩氏2人（韩穿、韩厥）。我们不难从中看出，除了赵氏独大是赵盾专权的政治遗产之外，其他各公卿世族的势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

我们不知道《左传》提供这份详细名单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只能猜测它也许暗示了晋国是把宝贵的时间都用在了权力争夺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晋军的将帅不和就是这种权力争夺的继续。它一方面说明这份名单所显示的均衡并不稳定，另一方面也说明赵盾死后，已经没有人能控制住晋国内部对权力的争夺了。

—— 未完待续 ——

白水

乱象是智慧的机遇。

蚂蚁神威

白水 发表于 2020-4-4 06:20
乱象是智慧的机遇。

如果没有乱象呢？智慧将何以自处？

白水

蚂蚁神威 发表于 2020-4-4 10:52
如果没有乱象呢？智慧将何以自处？

如果没有乱象，智慧治江山而锦绣，人民安居而乐业。

蚂蚁神威

白水 发表于 2020-4-4 20:49
如果没有乱象，智慧治江山而锦绣，人民安居而乐业。

也就是说，没有乱象，智慧也仍然有机会？

蚂蚁神威

六〇•晋楚邲（bì）之战（上）

姗姗来迟的晋军刚走到黄河边，郑国就已经坚持不住，兵败投降了。消息传来，作为主帅的中军将荀林父认为再继续进军已经没有意义，便打算退军。上军将士会赞同他的意见，可是中军佐先縠（hú）却不同意，他说：“晋国之所以能称霸诸侯，是因为军队威武、大臣给力。现在失去了郑国，不可以称为给力；面对强敌而撤退，不可以称为威武。如果就这样在我手里失去霸权，那我还不如去死。这样胆怯不是大丈夫所为，你们能做到，我却做不到。”于是不听荀林父的将令，独自率领中军渡过了黄河。

这已经是晋军第二次发生不听将令的事了。上一次是在秦晋“河曲之战”的时候，因为有赵盾罩着，违抗军令擅自行动的赵穿才没受到惩罚，可这次先縠并没有什么人罩着，荀林父却照样不能处罚他，只能听任他擅自行动，可见荀林父的位子并不稳固。

下军大夫荀首见到这种军令不严、有帅不从的事情，因此断定晋军此战必败。司马韩厥大概也同意荀首的判断，便对荀林父说：“你做为主帅不能约束部属，致使先縠孤军深入，如果失败，责任都是你的，你的罪过就大了。不如全军过河，即使失败，也是三军将帅共同承担责任，比你一个人承担责任强多了。”司马是军中负责执法的官，先縠不听军令擅自行动，韩厥也脱不了干系，可他这番话却把自己摘了个干干净净，根本不顾全军的安危，看来他虽然是个精明的人，但却并不是个公忠体国的人。

想当年，赵盾因为晋灵公年幼而想改立公子雍为君，荀林父看出此事必不能成，所以劝前往秦国迎接公子雍的先蔑称病勿往，看上去不像是个智商不在线的人，可是这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关心则乱的原因，他竟然听从了韩厥的忽悠，率领晋军全军渡过了黄河。

楚庄王打败郑国之后本来只想饮马黄河就退军，根本无意与晋军作战，所以一听说晋军已经渡河，便连饮马黄河的想法也没有了，立即就打算退军。可他的近臣伍参却认为晋军内部不团结，主帅没有威望，军令不能统一，士兵无所适从，正是战胜他们的好机会，并且用激将法刺激楚庄王说：“君而逃臣，若社稷何？”

虽然楚庄王真心不想跟晋军交战，但他受不了“君而逃臣”的屈辱，所以就算令尹孙叔敖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做好了向南撤退的准备，他还是放弃了撤军的打算，重新调整部署，把军队开到管（今河南郑州）这个地方等着晋军的到来。

刚刚战败投降的郑国听说晋军来了，知道自己谁都惹不起，便再次祭出了两边下注的法宝，派使者到晋军中说：“我们之所以投降，是为了社稷的安危，而不是对晋国怀有二心。现在楚军为刚取得的胜利而骄傲，防备很松懈，如果晋军发起攻击，我们郑国再予以配合，楚军就一定会失败。”

郑国使者的话引起了晋军将领们的再一次争论。不用说，先縠肯定是非常兴奋，极力主张与楚军决战的，但下军佐栾书却看清了郑国的真实意图，说：“郑国忽悠我们跟楚国决战，我胜则附我，楚胜则附楚，所以他们的话不能信。”中军大夫赵括和下军大夫赵同支持先縠，下军将赵朔和另一个下军大夫荀首则支持栾书。荀林父又没了主意，结果事情议而不决，于是晋国三军都处在了战也不是、不战也不是的懵逼状态。

这个时候，楚庄王的使者来了，想要跟晋军讲和。士会代表主帅荀林父负责接待。本来双方的言词都很谦逊，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先縠却派赵括来推翻了士会的话，跟楚使说：“我们出征的时候国君命令不准避战，所以我们无可退让。”这完全就是跟楚军下了战书，但楚庄王仍然不想开战，坚持派使者继续接洽。不知道这次晋军中发生了什么，先縠竟然消停了，没再破坏和谈。晋楚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单等着到了约定的日期签订盟书。

本来晋楚双方都可以和平体面的撤军，可是约定日期还没到，却发生了许伯、乐伯和摄叔三人前往晋军“致师”的事，从而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方向。

“致师”是以一乘战车赴敌挑战的意思。东汉郑玄注《周礼•夏官司马•环人》说：“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可见它是两军主力正式交战前彰显己方勇气和决心的行为。

这次致师跟楚庄王两次遣使议和的行为显然不能协调，所以有人说楚庄王其实是假意议和以麻痹晋军，但这只是于史无征的猜测，我们事实上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次“致师”，也不知道它代表了什么含义。

晋国的魏錡（qí）和赵旃（zhān）见楚国人来“致师”了，便也要去楚军“致师”，可是荀林父不同意。魏錡和赵旃不敢像先縠那样擅自行动，但却很有些糊弄人的本事。魏錡改口说要出使楚军，赵旃则改口说要去召楚国人来签订盟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紧事真的需要派一个使者去跟楚军说，也不知道既然约定了签订盟书的日期为什么又要去召人家来，更不知道这两件事为什么要分别派人去办，荀林父竟然同意了。

魏錡曾谋求公族的位置，赵旃曾谋求卿的位置，但都没能如愿，所以上军佐郤（xì）克提醒荀林父说：“派两个心怀失望和不满的人出使楚军，我们应该预作防备，否则一定会招致失败。”有备无患本是行军打仗最基本的常识，可是先縠却又跳出来反对了。也不知道荀林父到底怕他什么，竟然也就真的没有下达全军戒备的命令，只有士会和郤克统领的上军做了应敌准备，另一位中军大夫赵婴齐则让自己的手下备好了渡河的船只。

事情正如郤克所料，魏錡和赵旃此去，出使是假，挑战是真。结果，先到的魏錡当天就被楚国潘党所驱逐，夜间才到的赵旃则不仅在第二天被楚庄王率亲卫军“左广”打得“弃车而走林”，而且还被楚庄王的车右屈荡在树林里追得只好脱下甲裳逃命，成了名副其实的丢盔弃甲，败相实在是难看。

—— 未完待续 ——

蚂蚁神威

六一、晋楚邲（bì）之战（下）

照理说，魏錡（qí）和赵旃（zhān）挑战楚军这件事就跟许伯等三人的“致师”一样，只是一个小插曲，只要晋楚双方真心求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不至于成为影响和平大局的事件。可是，正在楚庄王追击赵旃的时候，一队晋军的战车突然出现在战场上，终于使即将到来的和平被彻底葬送了。

这队战车本来并无恶意，只是荀林父担心魏錡和赵旃会激怒楚军，所以派来接他俩回去的，但它们出现的时机太容易让人误会了。楚国的潘党远远望见尘土飞扬，以为是晋军的援军来了，赶忙派人向令尹孙叔敖做了汇报。孙叔敖害怕楚庄王陷入晋军主力的重围中，也不敢耽搁，立即下令全军向晋军发动攻击，“遂疾进师，车驰卒奔”。

荀林父毫无防备，见楚军主力突然压过来，顿时手足无措，赶忙击鼓传令说：“先渡过黄河的有赏。”这实际上等于是下达了一道逃跑的命令。晋军登时大乱，大家纷纷放弃抵抗，向黄河蜂拥败退，只有士会率领的上军因为早有准备而未尝败绩，赵婴齐则因为事先准备好了渡船而得以“败而先济”，也就是虽然吃了败仗但却先逃过了黄河。

其余的晋军将士既没做好战斗准备，也没做好渡河准备，在后有追兵、前有黄河的绝境下陷入了彻底的混乱。士兵们不顾一切的争夺渡船逃命，船已经满了，后面的人却还抓着船帮要上船，先上船的人便拔出刀来向他们手上乱砍，“舟中之指可掬也”，也就是船中的断指多到可以用手捧起来。其惨状可想而知。

战斗持续到黄昏时分，直到楚军在邲（今河南郑州荥阳市北）安营扎寨，暂停了对晋军的追击之后才停止下来。晋国的余军被打得吓破了胆，宁肯冒险夜渡黄河也不敢在南岸宿营，渡河的喧哗声整整持续了一夜。晋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打了一场大败仗，把中原的霸权拱手让给了楚国。

在这场著名的“邲之战”中，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乱了阵型仓皇败逃的晋军战车叉在一起无法前进，追上来的楚国士兵便大喊道：“车前面的横木太碍事了，赶紧拆掉啊！”晋军把横木拆掉后，总算不再互相剐碰，能够互不干扰的逃跑了，可拉车的马却又徘徊不前不肯快跑，楚国的士兵便又指导道：“旗子太兜风了，赶紧扔掉啊！”晋军又把车上的旗子拔下来放倒，这才终于跑开了。

追兵教给逃敌怎么快跑，这简直就像段子手编出来的笑话一样不真实。有人说这表明当时的战争还很有绅士风度，但晋国人对楚国人这种“绅士风度”的回应却说明很可能并不是那么回事——晋国人并没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战场规则，反倒觉得这是楚国人对自己的羞辱，所以他们逃脱之后便回敬楚国人说：“吾不如大国之数（shuò）奔也！”意思是说，我们还是不如你们楚国这样的大国逃跑经验丰富啊——既是大国，却又有丰富的逃跑经验，联想到28年前（周襄王二十七年，秦穆公三十五年，鲁文公二年，前625年）晋国在彭衙（今陕西渭南白水县东北）击败前来“报恩”的孟明视之后，嘲笑秦军为“拜赐之师”，可见晋国人的毒舌还真是有传统的。

这件事不见得代表了绅士风度，但绅士风度也并非没有：许伯驾车拉着乐伯和摄叔前往晋军致师的时候，晋国的鲍癸（guǐ）率人在后面紧紧追赶他们，幸亏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晋国人才没法接近。后来，乐伯只剩下一支箭了，情况很危急，恰好有一只受惊的麋鹿从车前窜过，他便射倒这只麋鹿，让摄叔献给鲍癸，说：“因为季节不对，所以不能按礼节向您献禽，就用这只麋鹿来犒劳您的部下吧。”鲍癸认为乐伯善射、摄叔能言，都是君子，便以对待君子的礼节收下麋鹿放他们回去了。后来魏錡挑战楚军被楚国潘党所逐的时候，也照方抓药来了这么一出，“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潘党“命去之”。双方都很有惺惺相惜、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没有谁像“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那样尖牙利齿的逞口舌之快。

还有打了折的绅士风度：晋国一个姓逢的大夫跟自己的两个儿子同车逃跑时，特意嘱咐儿子们不要回头看，意思是车上拉不了更多的人，要救别人就得牺牲自己，不如不看落在后面的人，那样可以装作不知道，也就不用救他们了。可是逢大夫的两个儿子不听话，偏要回头看，结果发现那个非要去致师，结果被打得只好“弃车而走林”的赵旃落在后面。逢大夫气的不行，把两个儿子撵下车，指着路边的树骂道：“我明天就在这儿给你们俩收尸！”赵旃搭了逢大夫的车才得以逃命，而逢大夫的两个儿子却因此都死在了乱军之中。

战后也有有意思的事，首先就是那个曾经叫嚣“由我失霸不如死”的先縠却在战败之后绝口不提死不死的事了，反倒是没说什么豪言壮语、看上去软弱糊涂的荀林父敢于承担责任，主动向晋景公请死，可见“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荀林父也没死成，士贞子向晋景公说情，把他保了下来。我们应该承认士贞子挺会说话，不过他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恐怕只是台面上的理由，真正的、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应该是各公卿世族都不愿意让先縠上位。先縠此时已经是中军佐，如果荀林父死了或者被撤职，他就会顺位继任为中军将，从而攫（jué）得晋国的军政大权。从这个角度说，先縠之所以屡次违抗军令、惑乱军心，很可能就是看准了这一步棋，想要制造一场失败以除掉荀林父。

不过先縠的这点小心思只能糊弄一下初出茅庐的新手，怎么可能瞒得过在赵盾的“烈日”下锻炼出来的那些老司机呢？他如果人缘好还行，但从他在军中嚣张跋扈的表现来看，他只怕是个比赵盾还要严酷的人，人缘好不到哪里去。让这样的人当政远不如让软弱的荀林父当政对大家有利，所以公卿世族们一定不会让先縠的野心得逞，而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保住荀林父。

先縠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但却仍不肯善罢甘休，在第二年（周定王十一年，楚庄王十八年，鲁宣公十三年，前596年）又召来了赤狄伐晋，打算借助外力夺取执政权。这更证明了他之所以要跟荀林父做对，既不是出于公心也不是出于个性，完全就是权欲熏心。先縠的这些做法实在是太过于卑劣了，所以他终于引起了民愤而被“尽灭其族”。《左传•宣公十三年》评价他的族灭是“恶之来也，己则取之”，真可谓是恰如其分。

—— 未完待续 ——

云上云上

继续欣赏学习，问候蚂蚁老师。

蚂蚁神威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20-4-13 15:28
继续欣赏学习，问候蚂蚁老师。

夜安。

蚂蚁神威

六二•楚庄王未竟的霸业

早在晋楚中原拉锯的后期，陈、蔡便已附楚，到楚庄王取得邲（bì，今河南郑州荥阳市北）之战的大胜以后，更是连一贯的墙头草郑国也彻底倒向了楚国，夹在晋楚之间的中原诸国里只剩下宋国还坚定地站在晋国一边跟楚国作对。这对楚国交通齐、鲁很不方便，也有碍于楚庄王中原霸业的观瞻，所以宋国会成为楚国的下一个打击目标毫不奇怪。

不过，楚庄王只是轻轻敲打了宋国几下，并没立即就给宋国什么好看。应该说，如果没有周定王十二年（楚庄王十九年，鲁宣公十四年，前595年）夏天的晋国伐郑，他会不会严厉的对待宋国，恐怕还真不太好说。

这符合楚庄王的一贯风格。从“三年不鸣”到斗越椒之叛再到邲之战，他一直表现的像个拖延症患者，似乎是个能避免暴力冲突就尽量避免暴力冲突的人。也许他才是那个真正慎用武力的人？只是两千多年来从没听到有人这么赞扬过他。

晋国伐郑名义上是为了报邲之战的仇，但实际上只是想让郑国害怕从而主动背楚附晋，所以晋军在郑国边境搞了个阅兵式，秀了一下肌肉就回去了，并没真的跟郑国发生战斗。

秀肌肉这个主意是荀林父出的。他以为晋国虽然刚刚遭遇惨败，但对郑国仍有以前的威慑力。这本来没错，可是他忘了，正是因为他没能救下郑国，才让郑国倒向了楚国，难道郑国就那么不长记性，还要相信晋国会保护自己？所以昏蛋仍然还是昏蛋——虽然他的肌肉秀的确让郑国害怕了，但郑国却并没像他设想的那样背楚附晋，而是跑到楚国求罩去了。

楚庄王当然不能眼看着刚收的小弟再回到晋国的怀抱，但晋楚做为两个“超级大国”，也着实不便老是直接开战，所以他把目光瞄向了晋国的跟班宋国。不过，他也没有出兵宋国的理由，于是便想了个损招：派申舟出使齐国，派公子冯出使晋国。

派两个使者怎么就是损招了呢？因为到齐必经宋，到晋必经郑，可是楚庄王却不许他们向宋国和郑国借道。借道，相当于我们今天取得过境签证，是对途经国主权的尊重。郑国是自己人，不跟郑国借道也就罢了，不跟敌对的宋国借道，其后果恐怕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尤其是这个使者申舟，他曾在周顷王二年（楚穆王九年，鲁文公十年，前617年）的孟诸（今河南商丘东北）田猎上责打过宋昭公的随从，以此做为对宋昭公违背楚穆王命令的惩罚，因而深深地得罪过宋国，所以他要是过宋境而不借道，那就不是乐不乐观的问题，而是悲不悲剧的问题了。

申舟接到这么个不近人情的命令，心里不能不害怕，便对楚庄王说：“郑国人灵活，宋国人死板。不借道的话，公子冯出使晋国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却必死无疑。”楚庄王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哪还用申舟来提醒？但令人错愕的是，他竟然连掩饰都不掩饰，说：“宋国人要是杀了你，我就讨伐他们来替你报仇。”可见这家伙不仅够狠也够不要脸。

我们可以说，楚庄王这是把申舟给豁出去了，没准他非常讨厌申舟也说不定。宋国的执政大夫华元也很配合，宁肯被楚国灭国也不愿被楚国瞧不起，毅然杀死了申舟。楚庄王如愿找到了战争借口，兴奋地“投袂（mèi）而起”，立即兴兵伐宋，于周定王十二年（楚庄王十九年，鲁宣公十四年，前595年）秋九月，也就是晋国伐郑之后三四个月的光景，包围了宋国的都城。

晋国伐郑只是一场秀，楚国伐宋却是真刀真枪真动手。宋国自知扛不住，便派大夫乐婴齐向晋国求救。小弟挨了揍，大哥理应出头，可是晋国大夫伯宗却反对这么做，他劝晋景公说：“古语说：‘虽鞭之长，不及马腹’，现在楚国正得上天眷顾，我们就算再强大，难道还能违背天意吗？谚语说：高尚还是卑劣全看从哪个角度来说。河湖容纳污秽，林谷蕴聚瘴气，美玉隐含瑕疵，国君干些不名誉的事，这本来就是天道。您还是应该耐心等待时机。”

的确，楚国势头正健，晋国又刚刚惨败于楚，跟它硬碰硬再打一仗不见得是个明智的选择，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该过于责备伯宗。不过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背信弃义的事，非要把它说成是符合“天之道也”的理所当然，实在是显得有点脸皮太厚，颇有些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意思，很不磊落。

当然，如果晋景公仅仅是拒绝出兵救宋，那我们就仍能替他开脱，比如说他是忍辱负重什么的，可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听了伯宗的话之后，不仅打消了派兵救宋的念头，而且还萌生了牺牲宋国来消耗楚国的念头，竟然派了大夫解扬到宋国去，骗宋国说晋军已经全军出动，让他们固守待援，千万不要投降——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欺骗和出卖了，无论如何也跟忍辱负重扯不上关系，所以我们实在是没法帮他，不要脸的名头他还是顶着吧。

想要穿越敌境和重围去传递这个秘密消息而不被发现，几乎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晋国君臣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这个解扬，他在十三年前（周匡王五年，楚庄王六年，鲁宣公元年，前608年）的晋楚北林（今河南郑州东南）遭遇战中还被楚军俘虏过，郑楚两国认识他的人一定不少，要完成这个任务的难度就更大了，但即使是这样，晋景公仍然决定派他去完成这个任务，一定是看中了他的某些品质。

这个品质便是重义守信。解扬途经郑国的时候毫无悬念的暴露了身份，被郑国人抓住交给了楚庄王。虽然楚庄王不见得知道解扬此行的使命是什么，但那对他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已经决定收买解扬，让他假传晋国将不会救宋并且要让宋国投降的消息。这时候重义守信在这个任务中的重要性被充分彰显出来了。

解扬假意答应了楚庄王的要求，获得机会登上楼车对围城中的宋国人喊话，从而成功的把晋景公的骗词传达给了宋国。这惹恼了楚庄王，他认为解扬不守信用，想要杀了他泄愤。解扬说：“我之所以假意答应替楚国喊话，只是为了完成我们国君给我的命令，‘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如果我因此而死正是死得其所。”楚庄王被他的信义所打动，把他放回了晋国。

这就是“解扬守信”的故事，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的赞许。可是对宋国来说，解扬的重义守信跟晋景公的背信弃义却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把宋国推进了漫长、艰苦并且毫无希望的消耗战中。在这场持续到第二年五月，前后长达九个月的围困中，宋国人因为得到了晋国必将相救的承诺，所以一直不肯投降，围城中甚至达到了“易子而食，析骸以爨（cuàn）”的惨境。对此我们不得不说，如果解扬不是那么重义守信，宋国的百姓也许不至于遭那么大的罪，所以越是正直信义的人越应该擦亮眼睛，小心自己的正直信义被混账王八蛋利用了去干坏事。

不过，尽管混账王八蛋的确是混账王八蛋，但混账王八蛋却并不等于就是糊涂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围困战中，楚国的确如晋国所愿被消耗得够呛，搞得楚庄王一度想退兵回国。要不是申叔时给他出了个盖房子种田以示围困到底的主意，只怕宋国还不肯投降。真要是那样的话，到底是需要长途转运大量粮草的楚军先崩溃，还是已经“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宋国先崩溃，恐怕还真不好说。

我们不知道“筑室反耕者”这么好的主意为什么没早点想到，如果早点想到，双方一定都能少遭点罪，我们知道的是宋国见到楚国摆出围困到底绝不退兵的架势之后，终于失去了苦熬下去的勇气和决心，于周定王十三年（楚庄王二十年，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五月投降了。

有意思的是，投降后的宋国跟楚国签订了一份“我无（勿）尔诈，尔无（勿）我虞”的盟书，算是对晋国背盟卖宋的无耻行径进行了公开的否定和声讨，所以难怪连始终瞧不起楚国的鲁国都开始放下自己礼仪之邦的架子，主动跑来跟楚国这个蛮夷套近乎了。

至此，楚国的声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我们完全可以期待楚庄王会在一场规模宏大的诸侯会盟之后，正式成为新一代霸主。可是，楚庄王再一次让我们的预期落空了。他不仅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再也没做什么大动作，而且在三年后，也就是周定王十六年（楚庄王二十三年，鲁宣公十八年，前591年）的秋天，突然撒手人寰，死了，时年顶多也就只有四十一二岁。

没有诸侯拥戴，没有天子首肯，号称“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虽然业绩不错，但毕竟还是缺了一个成果认定会，很遗憾不能算是完美实现了自己的霸业。

—— 未完待续 ——

白水

智谋谋人，人谋人。

蚂蚁神威

六三•晋灭赤狄

宋国降楚并跟楚国约定不要尔虞我诈的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周定王十三年（楚庄王二十年，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的六月，不敢跟楚国刚正面的晋国突然雄起，主动发起了对赤狄的战争，灭了赤狄中很重要的潞氏一支。

狄，即翟（dí），是中原华夏人对北方族群的称呼。从《春秋》经传的记载来看，直到周襄王二十五年（晋襄公元年，鲁釐公三十三年，前627年）“郤（xì）缺获白狄子”第一次出现白狄的称谓为止，史籍中除了曾对东山皋落、廧（qiáng）咎（gāo）如等北狄部族迳称其部外，对狄人族群一直统称为“狄”，并无格外称作此狄或彼狄的区别称谓，联系到“郤缺获白狄子”的前一年《左传》中“狄有乱”的记载，似乎能推导出狄人各部本来是统一的，但此时却发生了分裂。

“狄有乱”之后的狄人主要以两个族群的身份出现在史籍中，一个是居于晋东南太行山一带的赤狄，另一个是在陕北和晋西北夹黄河而居的白狄。他们正好把处在晋南临汾盆地的晋国夹在了中间，恰可验证《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和《国语•晋语二》“戎狄之民实环之”的说法所言不虚。

看上去文献中记载的赤狄和白狄的活动区域并不相邻，他们所谓的统一在地理上难以实现，但其实很早就有一条沿滹（hū）沱河谷经太行山到今天河北石家庄的“代谷”，一直是沟通晋陕高原和冀中平原的通衢（qú）大道，使赤狄和白狄之间的联络可以避开晋国的阻隔。

我们今天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广泛分布的白狄文化遗存，说明在晋国还没有占领太原盆地和忻（xīn）州盆地之前，这点一带很可能属于狄人的势力范围。不过，这倒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统一就一定是通常意义上的“标准的”统一。关于这一点，《左传•釐公二十三年》“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由于狄人后来把这两个女子分别嫁给了流亡中的重耳和赵衰（cuī），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件事一定是发生在周襄王八年（晋惠公七年，鲁釐公十六年，前644年）重耳离开狄人前往齐国之前。也就是说，如果狄人在这时的确是“统一”的，并且“狄人伐廧咎如”不是更早的一次“狄有乱”，那么这种自相残杀的事就不该发生。

我们不知道“狄人伐廧咎如”是不是更早的一次“狄有乱”，因而对狄人的“统一”和“分裂”实在是说不到好处，但这也不意味着说他们的统一并非通常意义的统一是毫无支撑的，因为周襄王三十二年（晋灵公元年，鲁文公七年，前620年）发生的一件事保证了我们不至于跑得太偏。

这一年是“狄有乱”之后的第八年，也是“郤缺获白狄子”之后的第七年。这年秋天，狄人入侵鲁国，鲁国把这件事告诉了盟主晋国，晋国“使因贾季问酆（fēng）舒，且让之”。从后来《左传•宣公十五年》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酆舒是赤狄潞氏的主政之人，所以晋国才会责问他而不是责问别人。

显然，既然问责于主政赤狄潞氏的酆舒，那么此时侵鲁的狄人就应该是赤狄。按理说，既然之前已经“狄有乱”并且出现了白狄的称谓，此时就应该同样直接称呼其为赤狄，而不应该仍然跟以前一样只称呼其为狄人。这种情况在后来指称白狄的时候也时有发生，不管这个笔法另外还有什么深意，它至少说明，“狄”这个称呼很可能只是一种泛称，并不含有在政治上已经统一的意思。

而且，赤狄和白狄很可能源自不同的祖先。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说，赤狄是商朝时期鬼方的后裔，所以多为隗（wěi）姓，白狄则是 （gòng？）方的后裔，其姓氏有姮（héng）姓、姬姓、子姓等说。这令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标准的”统一，所以有人说他们实际上是类似于炎黄联盟那样的建立在通婚基础上的同盟关系，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事实。

赤狄和白狄这两个狄人族群都各自包含好几个部族，其中赤狄包括皋落氏、廧咎如、鄋（sōu）瞒、潞氏、甲氏、留吁（yù）、铎辰等七个部族；白狄在春秋前期的部族情况不详，春秋中后期东迁以后，见诸史书的则有鲜虞、肥、鼓、仇（qiú）由等四个部族，后来的中山国便是白狄鲜虞部所建立的国家。

从《春秋》和《左传》的记载来看，虽然晋国处在狄人的包围之中，但从周平王四十九年（晋鄂侯二年，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也就是《春秋》开篇的那一年算起，直到周定王元年（晋成公元年，鲁宣公三年，前606年）“赤狄侵齐”，赤狄这个称呼第一次出现在《春秋》中为止，双方一百一十余年间只发生过五次战争，而且其中三次还是集中发生在周惠王二十五年（晋献公二十五年，鲁釐公八年，前652年）和周襄王八年（晋惠公七年，鲁釐公十六年，前644年）这两年里，可见晋国跟狄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和平状态。

晋国跟狄人在春秋中前期的这五次冲突，除了周惠王十七年（晋献公十七年，鲁湣公二年，前660年）“晋侯使大（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是与赤狄部族之间的冲突外，其余四次都是跟白狄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在周襄王二十五年（晋襄公元年，鲁釐公三十三年，前627年）“郤缺获白狄子”之后开始改变。从这年之后，白狄跟晋国的关系开始改善，不久就结成了盟友，而赤狄则取代白狄成了晋狄冲突的主角。

晋国跟赤狄之间的冲突从周定王四年（晋成公四年，鲁宣公六年，前603年）到周定王十九年（晋景公十二年，鲁成公三年，前588年）断断续续的持续了十六年，前后共发生过六次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三次是赤狄主动进攻晋国，后三次双方角色互换，变成了晋国主动进攻赤狄。

赤狄前两次进攻晋国应该是由于天灾导致粮食减产而引发的，第三次则是由急于夺权的晋国中军佐先縠（hú）召来的。对这三次进攻，晋国都采取了隐忍的态度，没有进行报复，但当周定王十三年（晋景公六年，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也就是宋国在困守孤城九个月之后终于投降楚国的那一年，酆舒杀了潞氏君主的夫人并打伤了潞君眼睛之后，晋国决定反击了。

为什么酆舒杀了潞君的夫人晋国就不再隐忍了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潞君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不过，晋国的大夫们因为酆舒很有才干，所以一开始并不赞同晋景公讨伐潞氏，而是主张等酆舒下台之后再说，但是当初以“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来阻止晋景公救宋的大夫伯宗，这次却一改面对楚国时的怂样，变得积极主战，支持晋景公讨伐赤狄了。

伯宗指出，虽然酆舒很有才干，但他也有五大罪过，仗着自己的才能而不知道修德，这就越发滋长了他的罪恶，就像商纣王亡国一样，哪怕人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如果现在有罪不伐坐失良机，要是以后赤狄换上个“敬奉德义以事神人”的人接替酆舒，那就想讨伐也没有机会了。

大概晋景公觉得反正这时候已经丢了中原霸权，一时半会也不可能再跟楚国争锋，闲着也是闲着，而且伯宗说得又那么有道理，所以听取了他的意见。“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今山西长治沁县西南）。辛亥，灭潞”。酆舒逃到卫国，卫国人不敢收留他，把他抓住送给了晋国，“晋人杀之”。

《左传•宣公十五年》杜预《集解》说：“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众狄”，可见潞氏是赤狄中实力最强大的部族。现在既然最强大的都给灭了，晋国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在第二年（周定王十四年，晋景公七年，鲁宣公十六年，前593年）春正月，又派新任中军将士会率军灭了赤狄的甲氏、留吁和铎辰三部。

又过了五年，周定王十九年（晋景公十二年，鲁成公三年，前588年）秋，“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啬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啬咎如溃”。由于在此之前的周匡王六年（晋灵公十四年，鲁宣公二年，前607年），赤狄的鄋瞒部已在宋、齐、鲁、卫的接连打击下灭亡，而皋落氏更是早在周惠王十七年（晋献公十七年，鲁湣公二年，前660年）被晋献公世子申生败于稷桑（或今山西运城垣曲县东南）之后，便在史籍中消失了踪迹，大概早已迁徙或灭亡，所以我们可以说，截至周定王十九年晋、卫联合击溃啬咎如为止，曾经强大的赤狄族群已不复存在。

晋灭赤狄对晋国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此之前，晋国面临着南有楚国、东有赤狄、西北有白狄、西南有秦国，列强环视的窘境。现在赤狄已灭，白狄也已经结盟，晋国的处境得到极大改善，这为它下一步打击齐国和秦国，进而全力与楚国争霸中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未完待续 ——

云上云上

晋国逐渐强大，继续欣赏您的作品。

蚂蚁神威

六四•鲁国“初税亩”

在晋国攻灭赤狄潞氏的那一年，也就是宋国向楚国投降，双方约定不要尔虞我诈的同年（周定王十三年，楚庄王二十年，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鲁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的农业税收政策了。

“初税亩”的意思很明白，就是第一次按田亩征税的意思。如果我们认为周宣王元年（前827年）的“复田赋”的确不是按田亩征收的，并依此认为周幽王二年（前780年）的“初增赋”也不是按田亩征收的，而且还认为管仲所实行的“相地而衰征”是只相地的肥瘠却不相地的面积，晋国吕省的“作爰田”也只是分了公田却并非按亩征税，那么我们大概也就可以承认“初税亩”的确是国史中当之无愧的第一次按田亩收税了。但事实上我们目前尚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这么认为，所以我们顶多只能说这个“初”是鲁史上的“初”，是第一次被明确记录在案的“初”，至于它到底是不是国史上名副其实的“初”，最好还是暂且不要下定论为好。

按田亩征税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它却遭到了《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异口同声的批评，谓之为“非礼”、“非正”，并被认为是应该被“讥”的。“春秋三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在它们看来，“初税亩”破坏了自古以来的“什一而藉”。

所谓“什一而藉”其实就是井田制下十取其一的“藉（助）法”，被《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誉为“天下之中正也”，认为超过十取其一就是桀纣之君，不足十取其一则是尚未开化的蛮夷。类似的话也见于《孟子•告子下》，不同之处在于《孟子》更进一步指出了什一之法是尧舜传下来的圣王之法，并为低于十取其一就是蛮夷提供了解释，即：蛮夷没有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也没有诸侯币帛饔飧（yōng sūn）和百官有司之费，所以可以少收点税。

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也像《孟子》那样，认为降低农业税就会导致“去人伦，无君子”，则显然是眼界太窄了——君不见管仲的渔盐铁帛之利乎？——即便是在春秋之世，农业税也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唯一来源。

那么又为什么说高于“什一而藉”就是桀纣的做法呢？《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因为“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反过来说就是，如果超过了“藉”的标准就会妨碍“丰财”。收税收得多反倒会妨碍“丰财”，可见这里要丰的财是百姓的财而不是国君的财，所以加税实际就是与民争利，因而才说是桀纣的做法。

这看上去就更有道理了，但同样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设定税率理应根据当时的生产实际来进行，十取其一这个税率是如何确定的，它到底适不适合于当时的生产实际情况，以及它何以能够从尧舜一直到春秋中叶始终适合于生产实际，没有人给我们提供技术层面的理由，单凭《公羊传》一句意识形态层面的“天下之中正也”是不能服人的，至于《孟子•滕文公上》丰年不多收税，荒年也不少收税的说法，则就更是教条主义的蠢话了。

当然，不管十取其一这个税率在技术上的合理性何在，加税看上去总归是不怎么太地道，所以要是“初税亩”因此受到指责也不算冤枉。可是我们凭什么说“初税亩”就是加税呢？关于这个问题，《公羊传》和《左传》都语焉不详，只有《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说了一句：“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

所谓“去公田”，可能是废除公田的意思，也可能是除了公田之外的意思，但不管是哪一个意思，既然前面加了一个“非”字，那就都是说公田仍然存在，所以“初税亩”不是“废井田”那种彻底的土地革命，应该也不含有承认土地私有的性质。

既然公田仍然存在，而公田上的产出又全部归公，那么“履亩十取一也”又如何实现呢？一个顺理成章的答案就是：再对私田额外收取十分之一的实物税。对此，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解释说：“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屦其余亩，复十收其一”。唐朝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说得更明白：“旧法既已十亩取一矣，今又履其余亩，更复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

从“什一而藉”的尧舜之道，到“初税亩”的“十取其二”，这妥妥的是加税，所以《谷梁传》才说鲁宣公是“与民为已悉矣”，也就是把老百姓给压榨干了。按照周制，卿大夫和国君只有政治和宗法上的隶属关系，其封地内的事务国君无权过问，收入也全部归封主所有，国君不能对其征税，这在客观上造成了鲁国公室和季氏之间的税差。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鲁国的老百姓才开始纷纷逃离鲁宣公，转而依附季氏，并最终导致了季氏专权、三桓弱鲁的局面。

鲁宣公为什么要推行这么个损己利人的政策呢？不能说没有贪婪的因素在里面，但也不能说他不是想要快速积累财富，以便改变鲁国卿族强而公室弱的局面，因此我们才能看到三年后的周定王十六年（鲁宣公十八年，前591），他支持公孙归父“去三桓以张公室”的主张，派公孙归父出使晋国，想要借助晋国的力量除掉三桓。可惜的是，还没等公孙归父回来，鲁宣公自己却在当年冬天挂掉了，季文子趁机驱逐了公孙归父，拥立鲁宣公的儿子鲁成公继位，开始把持鲁国的国政，从而彻底断绝了把“初税亩”推行到三桓封地的可能性。

当然，当时鲁国的执政是公孙归父，他主张除掉三桓虽然打着“张公室”的旗号，也实在不能说没有私心，毕竟他们东门氏跟三桓的权力斗争已经持续了两代，除掉三桓后鲁国的公室会不会真的壮大不太好说，东门氏的势力会壮大却是肯定的。

不过，既然鲁宣公已经“不合时宜”的死了，“去三桓”也成了泡影，那么未曾实现的东门氏一家独大会给鲁国政局造成什么影响，以及“初税亩”会不会因此真的推行到鲁国全境，我们也就不便做过多猜测了。

—— 未完待续 ——

云上云上

文字条理清晰，环环相扣，继续欣赏学习，问候蚂蚁老师。

蚂蚁神威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20-4-29 11:54
文字条理清晰，环环相扣，继续欣赏学习，问候蚂蚁老师。

这一章与通行看法不同的有两点，一是“初税亩”不含有承认土地私有的性质，二是“初税亩”未曾在鲁国全面推行。
感谢持续关注，问好！

白水

历史遗留的问题，发现解释疑惑，非常人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