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闲谈·先秦篇（连载，6月24日更新至74章）

云上云上

分析透彻，有理有据，读后增长了知识与见识，欣赏学习， 赞。

蚂蚁神威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12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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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传奇天子周穆王（上）

周穆王是周昭王的儿子，周昭王是周康王的儿子，周康王是周成王的儿子。成王和康王一共在位六十三年，在此期间，周朝虽然仍处于扩张期，但政策主要以文治为主，注重发展生产，不轻易动用武力，“燿（yào）德不观兵”，达到了“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程度，这就是国史中的第一个治世“成康之治”。

“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明摆着是夸大其词，我们可以不用理它，我们只需要知道，经过这一个时期的发展，周朝的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壮大就可以了。

国家繁荣富强本来是个好事，可是人有了钱之后就难免容易气粗，所以到了周昭王的时候，以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他变得不那么有“燿德”的耐心了，开始滥用武力，经常兴兵讨伐不合他心意的国家。结果，在他第二次征伐“楚荆”的时候，不幸“丧六师于汉”，连自己也死在了汉江。周朝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被打破了。

“六师”是驻扎在西京宗周的常备军，跟常驻成周的“东八师”和常驻殷商故地的“殷八师”一起构成了周朝军队的主力。现在主力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宗周空虚，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会导致国家覆亡，所以周穆王继位之初非常担忧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估计殷八师就是这个时候被调到宗周的。

周穆王的担忧甚至达到了恐惧的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像踩到老虎尾巴和走在春天即将开化的冰上一样，因此他常常半夜惊醒，爬起来思考该怎样避免犯错。

他思考的结果是“闵文武之道缺”，也就是说，他认为当时的周朝已经背离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正确的治国理念，应该尽快予以恢复。于是，他任命君牙为大司徒，负责教导民众，要求做到全国上下统一思想、同心同德；又任命伯冏（jiǒng）为大正，负责掌管百官，要求做到勉励君主修德，帮助君主改进缺欠，还要做到谨慎地挑选官员，不要任用阿谀奉承的人，而要任用贤良正直的人。

周穆王的这些举措成效颇为显著，周朝的局势很快就“复宁”了。随后又先后发生了两件特给周穆王长脸的事。

一件是穆王六年的“徐子诞来朝”。这个叫“诞”的人，是徐夷的国君，按照周人称呼蛮夷之君为“子”的惯例被称作徐子。徐夷当年曾是“三监之乱”的重要参与者，可是后来周公东征、成王东征都没把它怎么样，可见应该是个很厉害的主儿。长期以来，徐夷跟周朝的关系一直都是时叛时服，不打仗就不错了，现在它的国君竟然来朝，这可是个可以显示自己文德柔远、以德化夷的好政绩，所以周穆王一高兴，赏！徐子就变成了徐伯，算是归化了。

另一件文德盛事发生在两年后的穆王八年，这一年“北唐来宾，献一骊马”。北唐也是一个戎狄政权，在周朝的西北方向，从周朝建立之初就是周的属国，负责向周进贡一种叫做“闾”（lǘ）的动物。据说闾是一种黑色的母羊，但这一回北唐进献的却是“骊”，也就是纯黑色的马。有一种黑色的龙叫骊，可见这马有多珍贵。据说穆王八骏中的“绿耳”便是这匹骊马所生。

文德已盛，该有武功了吧？没错。经过十二年的休养生息，周朝的国力恢复了，周穆王也就忘了当初是怎么“闵文武之道缺”的，开始打算西征犬戎。

有个叫祭（zhài）公谋父的大臣劝他说：“先王的教导是先礼后兵。有不服咱们的，咱们应该先修德，不能一上来就说要打。现在犬戎一直按时进贡，虽然在祭祀祖先神明上有点过错，但毕竟还臣服于周，如果这就出兵讨伐，可就是违背先王的教导了，而且犬戎这个国家挺厚道的，人缘不错，征讨它也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时候的周穆王已经不是刚继位时虚心接受大家意见的那个周穆王了。他不听劝告，执意出兵，结果虽然周军获得了胜利，但是从此与西戎交恶，大部分西方诸戎不再来朝，为以后西周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也不知道是不是周穆王对犬戎的态度刺激了同样不是华夏族的徐夷，趁着周穆王讨伐犬戎的机会，刚刚跟周朝修好的徐夷又造反了。这一次，徐夷不仅出兵进攻成周洛邑，而且还称了王。军情紧急，周穆王急着回去。幸亏他有一个特牛叉的车夫叫造父的，“为繆（mù，同“穆”）王御驾，长驱归，一日千里以救乱”。

好家伙，一日千里！且不说这么个跑法马受得了受不了，单说周穆王的军队，那能跟得上吗？跟不上的话，他自己一个人跑回来是想送死吗？其实，从穆王十三年秋七月徐夷侵洛，到当年冬十月穆王返回宗周，前后共历时三四个月的时间，如果真是一日千里，不管怎么算，周穆王都应该早跑过界了。所以“一日千里”这种夸张就跟“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一样不靠谱。

周穆王率军千里回援，徐夷则以逸待劳，任谁都能想到局面对谁更有利。周穆王当然也并不傻，他没贸然以疲惫之师出击，而是先跟位于徐夷侧背的楚国联系上了。结果第二年春天，徐夷在周、楚的夹击之下战败。周穆王如愿平定了叛乱。

想当年，周昭王就是死在了征伐楚荆的战争中，所以我们今天很难理解周怎么会跟楚联合起来对付徐夷。有人说昭王所伐的楚荆不是楚国的楚，而是当时生活在汉江流域的土著民族。这话貌似有些道理，但我们也可以认为是楚国跟徐夷也有矛盾，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好说。

穆王十四年秋九月，也就是平定徐夷之乱的当年秋天，“翟（dí）人侵毕”。翟人也就是狄人，是华夏族对北方民族的称呼，毕（今陕西咸阳西北）则是文武周公以及历代周王的墓葬所在地。敌人都攻到了祖坟就不说了，这打完了西边打东边，打完了东边又得打西边，按下葫芦起来瓢，可让人怎么受得了？所以，周穆王的日子可能还真没有看上去那么好过。

“徐夷侵洛”和“翟人侵毕”是两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代表着西周王朝从战略上的进攻者，开始向战略上的防御者转变。从此之后，蛮戎夷狄纷纷开启了“吃饭睡觉打周朝”的模式，周朝的外部压力逐渐变得越来越大了。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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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传奇天子周穆王（下）

到“翟（dí）人侵毕”的时候，加上“徐夷侵洛”、穆王伐戎和昭王时期跟南蛮楚荆的战争，蛮戎夷狄算是都跟周朝杠上了。好在接下来的两年还算太平，估计那些捣乱的国家挨了揍之后也要恢复恢复，周朝因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恰在这个时候，留昆氏来朝，不知道是为了表示欢迎还是为了纪念这件事，周穆王建了个“重璧台”。

周穆王这个人挺有意思，他喜欢在大战之后或者外族来朝的时候大兴土木。早在继位的当年，他就一口气盖了昭宫和祇（qí）宫两座宫殿，看名字好像是纪念他老爸周昭王的。穆王九年，也就是北唐献骊的第二年，他又兴建了春宫。平定徐夷之乱的当年五月，则兴建了范宫。同年冬，营建虎牢邑。现在，留昆氏来朝，他又修建了重璧台。

从他继位算起，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徐子诞来朝的那一次，大概由于是第一次有外族来朝，他还没有经验，所以没搞什么建设。第二次则是首伐犬戎获胜之后，估计因为随即就发生了“徐夷侵洛”，他急着回师救援，所以没来得及搞建设。

考虑到周朝这个时候的安全局势，他之所以大兴土木，很可能是在宣扬国力，让不明实情的人以为周朝有很强的实力而不敢轻举妄动，以便给自己争取时间恢复和发展。这种威慑政策不可谓不精明，但不管怎么说，大兴土木和发动战争都是要耗伤国力的，偶一为之还可以，他这么频繁的折腾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翟人侵毕”的第二年，也就是周穆王十五年冬，“王观于盐泽”。盐泽就是今天新疆的罗布泊，现在是一片戈壁沙漠，但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很大的湖。大冬天的可不是旅游的好季节，他跑到那里去干什么，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了，估计应该是为了下一次出征进行考察。过了一年，他封那个“日驰千里马”的造父于赵邑，大概是为了屏藩北陲，但也可能只是作为奖赏。又过了一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

周穆王见西王母是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当时，周穆王非常重视跟西王母的会面，特地挑了个良辰吉日，手执白圭、玄璧以示恭敬，还进献了好几百匹绢帛作为礼物。

西王母在瑶池设宴款待周穆王。好像是周穆王吃完饭就要赶路，所以西王母在席间做了一首诗，向他发出邀请：“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意思是说，咱们两个人远隔万水千山，希望你能长寿，以便还能再来。

周穆王也作诗答道：“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意思是说，我回国把国家打理好就回来看你，顶多三年，我一定会回来。

西王母依依不舍的又作诗道：“徂（cú）彼西土，爰（yuán）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意思是说，我这里虽然是荒蛮之地，但我守土有责，只好跟你分别，但我和我的人民将天天盼望你回来。

我们不知道这个西王母到底是谁，但肯定不是《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说的那个“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的怪物，也肯定不是道教所说的那个爱开蟠桃会的王母娘娘。《竹书纪年》记载，帝舜九年的时候，西王母曾来朝拜过帝舜，“献白环、玉玦（jué）”，所以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她应该是今天新疆一带某个国家的女王，因此，关于她为什么能从帝舜的时候活到周穆王的时候，应该除了神话的解释之外，还有别的解释。

想来西王母也许只是个名字或姓氏叫“母”的国王，因为是西方的王所以被称作西王，这就是说，西王母就像夏后启或周公旦那样的称呼一样，并不一定是个女性。如果是这样，那“我惟帝女”就应该换个解释，变成“我惟帝汝”，也就是我以你为帝的意思了，而这样一来，周穆王见西王母也就不再是浪漫的爱情故事，而变成寻找盟友的政治行动了。

这是一种比较激进的看法，但并非毫无依据。《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和西王母分别的当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如果这一记载可靠，那就意味着西王母并不是不能追随周穆王东来，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嘉命不迁”应该另有含义，所谓的浪漫爱情故事是不是事实，也就很值得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周穆王见西王母的同一年，也就是穆王十七年，周朝发动了对犬戎的第二次征伐。我们不知道二次伐戎和见西王母这两件事发生的先后次序，因而也无法判断见西王母跟这次伐戎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知道周穆王这次伐戎战果辉煌。他一下子抓住了犬戎的五个王，把他们都迁到了“太原”（或今宁夏固原地区），并且一直进军到三危山，也就是今天的敦煌附近。

穆王十八年，大胜后的周穆王在宗周祇宫大会诸侯，此后，周朝进入了长期的和平时期，一直到十七年后的穆王三十五年，由于“荆人入徐”，才又战端重开。这一次，周穆王派了毛伯迁率军去摆平这件事。又过了两年，穆王三十七年，他又亲自“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遂伐越”，吓得荆人赶忙跑来称臣纳贡。

这是周穆王人生中最后一次军事行动。看上去他打出了一个和平局面来，但其实他只是把敌人打怕了，并没让他们心服。诚如祭（zhài）公谋父当年所说，这种专任武力的频繁征讨是没有持久震慑力的，口服心不服的和平也只是虚假和平。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大规模的征伐耗尽了国力，从此周朝开始了持续的衰弱，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说周穆王实际上是干了些遗祸子孙的事。

但虚假的和平终归也是和平，尤其还是个一直延续到懿王七年长达五十四年（如果不算穆王三十五年和三十七年的两次战争的话）的和平，所以周穆王的武功并不是完全没有实际价值。虽然这种大规模的长年征战确实把周朝折腾得疲惫不堪，但要是周朝能够充分利用好接下来的这段和平时间，也许周朝的国力就能恢复过来。

可惜的是，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穆王五十一年，周穆王命令甫侯制定《吕刑》，将原来的“墨罪五百，劓（yì）罪五百，宫罪五百，剕（fèi）罪五百，杀罪五百”改定为“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虽然减少了重刑的数量，但却增加了刑罚的总数，也就是说人们更容易触犯法网了。这或许说明虽然周朝的外患暂时平息了下去，但它的内部矛盾却开始尖锐起来，所以《汉书•刑法志》认为这是“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

我们不知道周朝的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因而也无法断定这种内部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我们只能根据极其有限的资料猜测，它可能是一种由于经济矛盾所引发的政治离心力，不仅发生在周王室跟王畿贵族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包括王室在内的贵族跟平民之间，也许正是这种内耗让周朝虚度了宝贵的五十余年的和平时光。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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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盛极而衰的周王朝

周穆王共在位五十五年，死后传位给儿子周共（恭）王。《国语•鲁语》对周共王的评价挺高，说他“能庇昭穆之阙”，也就是能弥补昭王和穆王的缺失的意思，估计是指他在位的十二年很少发动战争而言的，但其实他老爸周穆王到了后期也已经很少发动战争了，和平时间比周共王的在位时间还要长，所以这个说法不太能站得住脚。

而且，周共王看上去也并不真是一个慎用武力的人，这从他灭密国就能看出来：有一次周共王到泾河去玩，密国的国君密康公陪同。这时候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三个女子，跑到了密康公那里，被密康公收留了。密康公的母亲比较精明，看出这件事的凶险来，就劝儿子把她们献给周共王，可是康公不献。结果，“一年，共王灭密”。

为了这么个荒唐的理由就能灭了人家的国，要说周共王不是个滥用武力的人，恐怕不太说得过去。因此也许可以说，他之所以不打蛮夷戎狄而打密国，并不是因为什么“能庇昭穆之阙”，只不过是打密国比深入不毛打蛮夷戎狄要轻松得多而已。

另外，他的运气也比较好，在位期间没有什么外患，所以显得他好像没有他的爷爷和爸爸那么好打仗。但这更可能只是由于那些被他老爸打残了的敌国还没缓过劲来，而他也乐得不去招惹人家。到了他儿子周懿王在位的时候，随着老对手们的实力逐渐恢复，情况就开始不同了。

懿王七年，西戎入侵镐（hào）京（今陕西西安长安区）。懿王十三年，北狄入侵歧邑（今陕西宝鸡岐山县东北）。首都和龙兴之地都遭到攻击，按理说周朝应该有所表示，或者“修德”或者“观兵”，然而并没有，我们没看到周懿王有什么特别的应对。直到懿王二十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才有一次虢（guó）公率军讨伐犬戎的行动，但还没打过人家，败逃而归。

此后一切又归于寂静。在寂静中过了四年之后，周懿王驾崩，周孝王辟方继位。关于周孝王，《史记》的记载有矛盾。《三代世表》说他是周懿王的弟弟，《周本纪》则说他是周共王的弟弟，也就是周懿王的叔叔，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对，但不管他是谁的弟弟，这都违背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我们还是不知道。

周孝王一上台就命令申侯去讨伐西戎，但战果不详。到了孝王八年，他又开始在渭河及其支流汧（qiān）河之间牧马。牧马是个技术活，需要找个明白人，有人就给周孝王推荐了非子。

这个非子是犬丘（今陕西咸阳兴平市东南）封主大骆的庶子，由于世代与西戎杂居，所以非常善于养马。到了第二年的繁殖期，马的数量大大增加，周孝王很高兴，就想把非子立为大骆的继承人。这一下申侯不高兴了，因为大骆是申侯的女婿，现在的继承人正是申侯的外孙。他跑去找周孝王理论，先摆了一通他们老申家从祖上就跟西戎通婚，从而保证了周朝西部边疆稳定的功劳，接着说了一句非常不得体的话：“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

这话简直就是威胁周孝王不要忘了自己是怎么登上王位的。在正常情况下，如果臣子敢这么跟天子说话，那基本就等于是在找死，但周孝王却立马哑火了，不仅没治申侯的罪，而且连更换大骆继承人的事也不再坚持了。联系到周懿王十五年，周懿王突然莫名其妙的从宗周搬到大骆的封地犬丘，而他死后周朝王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就被打破了，实在不能不让人怀疑周孝王是不是真的得位不正，所以这时候他才不敢较真。

大骆他们家跟那个被周穆王封在赵的神车夫造父是一家子，其先祖大费是帝舜的臣属，曾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很可能就是那个曾经跟夏启争夺天下的益。大费在帮助大禹治水之后，又被帝舜派去训练鸟兽，因为“鸟兽多驯服”，被帝舜赐姓为嬴，所以大骆他们家本来应该姓嬴，只不过这个时候都跟着造父一起姓赵了。现在由于申侯的阻挠，周孝王没能把非子立为大骆的继承人，所以便想起来大骆他们家原本姓嬴这回事来，于是把非子“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这就是后来灭六国、一天下的大秦帝国的前身。所以说，秦赵本是一家，只不过这时候的秦和赵都还只是周王室的附庸，不能算诸侯，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周孝王封完秦嬴不久就死了，好像是专门为了给周朝找一个掘墓人，才打破嫡长子继承制来客串了一把周王的。他死之后王位又传回给周懿王的太子燮（xiè），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重新得以确立。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仍然不知道。

燮就是周夷王，在位八年就病死了。他在位期间，曾经当着各国诸侯的面把齐国国君齐哀公给煮了，还曾派虢公讨伐太原（或今宁夏固原地区）之戎，抢了一千匹马回来，看似挺厉害的样子。不过当楚国国君熊渠北伐庸国、扬越和鄂国，兵锋直指洛邑，并且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为理由，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的时候，他却连个屁都没敢放，而《礼记•郊特牲》中也有周夷王自降身份，“下堂而见诸侯”的记载，可见他其实也没有多么厉害。

实际上，自从周共王以后，周朝的国力日衰，渐渐在与蛮戎夷狄的长期拉锯中落到了下风，吃败仗已经是家常便饭，越来越没有什么厉害可言了。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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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

周夷王死后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胡，这就是周厉王。西周的财政状况从周穆王后期就一直在恶化，周厉王一登基又先盖了座“夷宫”来纪念他爸爸，所以就更穷了，于是荣夷公给周厉王出了个“专利”的主意。关于这个专利，有人说是将民间的私垦田统统划为井田收归国有，也有人说是由国家来垄断山川林泽以及矿藏等资源，具体是哪一个不太好说，但总归都是与民争利的意思。

周厉王这么一搞，那个把自己三个儿子都封为王的楚国国君熊渠，不知怎么的就觉得周厉王是个“暴虐”的人了，担心他来打自己，不仅主动取消了王号，而且还派人去给周厉王进献了“龟贝”。继位的第一年就碰上这么个好事，周厉王的运气不错。

可是淮夷不信邪。他们不仅不怕“暴虐”的周厉王来打自己，反而自己主动打上门来了。周厉王三年，“淮夷侵洛”，悲催的洛邑再一次成了夷族的目标。周厉王命令虢（guó）公长父带兵讨伐，结果没打赢。不过没打嬴归没打嬴，淮夷最后还是退走了，比起周懿王时候讨伐犬戎的大败而归总算要强得多，这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对外这一反一正算是没亏没赚，对内就完全不一样了。周厉王的专利政策毕竟是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国内舆情鼎沸，大家都很不满周厉王的做法。召穆公见势不妙，就提醒周厉王说：“人们已经忍受不下去了”，意思是劝他赶快改弦更张。可是周厉王思路清奇，他不仅不肯废除专利政策，反倒派卫巫去监视大家的言论，凡是胆敢妄议朝政的一律抓来杀头。

估计这个时候的周厉王是想钱想疯了。他怎么就不明白，你管得住别人的嘴，还管得住别人的心吗？养官、养兵、养自己的确需要很多钱，但硬抢还不让人说话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家伙的政治智商实在是够呛。

后来，言论钳制越来越严厉，弄得人们只能“道路以目”，也就是不敢在街上说话，只能互相使眼色。舆论看起来是平息下去了，周厉王很得意的去跟召穆公显摆。召穆公可没有周厉王那么缺心眼，他知道鸦雀无声该有多可怕，于是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劝他不要干这种自以为是的傻事，并且警告说这个样子不会长久，一定会出大乱子，可是周厉王不听。

到了周厉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从懿王十五年周懿王迁到这里以后，犬丘（今陕西咸阳兴平市东南）就升格为了周王的驻跸（bì）之地，可以算是周朝的行都了。现在西戎不仅打到了行都，而且还杀了大骆一族，可周厉王却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西戎在犬丘大肆劫掠一番之后扬长而去。

“西戎入于犬丘”的第二年，也就是周厉王十二年，政治高压下的周朝人终于忍受不下去了，“国人围王宫”，吓得周厉王只好逃跑，这就是国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我们不知道这件事的爆发跟“西戎入于犬丘”有没有直接关系，虽然猜测起来，要是说由于政府收了那么多钱，却不能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人民，才惹得国人忍无可忍造了反，也能言之成理，但终归只是猜测，并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这里所说的国人，是指居住在城内的平民，应该也会包括一些破落的贵族，但是不是还有背后的指使人则不太好说。他们攻入王宫，没找到周厉王，就转而寻找太子静。召穆公将太子静藏到自己家里，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国人围住召穆公的家，要他交出太子。召穆公没办法，只好“以其子代王太子”。国人们不知道真太子长什么样，就把召公的儿子当成太子给杀了。这才救了太子一命。

我们不知道召穆公的儿子当时有多大，因而不便猜测召穆公是不是需要说服自己的儿子去替死，也不便猜测这个替死鬼在生死关头的内心活动，我们只知道召穆公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他担心将来会遭到周厉王的报复。周厉王为什么会报复他呢？用召穆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他大概觉得周厉王不久就会回来，所以才想用保全太子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可见他这么做的动机并没有传说中那么高尚。

其实，召穆公这个人可能根本就不是个高尚的人。西周“琱（diāo）生三器”（五年琱生簋、五年琱生尊、六年琱生簋）的铭文记载了同一件西周贵族争夺田土的纠纷。虽然今天对这三段铭文的解读还存在分歧，但召穆公他们家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接受了当事人琱生的“大章（璋）”、“帛”、“璜”和“圭”，事情处理完毕后又接受了琱生的“璧”，却是明白无误的。这些东西别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极其贵重，不可能是正常人情往来所送的礼物，只能以行贿受贿来看待。这是国史中第一次被记录在案的行贿受贿。它告诉我们，虽然召穆公说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样的名言，但那只能证明他的政治智商比较高，却没法证明他的政治操守同样也高。

周厉王跑到了彘（zhì，今山西临汾霍州市东北）这个地方，到死也没敢回来，召穆公的儿子算是白死了。国内没有人主事可不行，于是周朝进入了“共和行政”时期。关于这个共和行政，说法也是不一。《史记•周本纪》认为是召穆公和周定公两个人一起执政，《竹书纪年》则认为是共伯和摄政，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对，不过最近的研究显示，似乎《竹书纪年》的说法要更靠谱一些。

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国史有了确切的纪年，所以共和行政是国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更重要的是，不管共和行政的真相是什么，它都代表了一段国主虚悬的历史，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中国的政治模式完全可能由此告别君主制，像雅典城邦那样走上僭（jiàn）主制到民主制的道路，但可惜共和行政只存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共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于彘，太子静继位，共和行政结束了。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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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虎头蛇尾的宣王中兴（上）

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周厉王死于彘（zhì，今山西临汾霍州市东北），太子静继位，这就是周宣王，共和行政结束了。

根据《竹书纪年》的说法，人们之所以选择归政于王室，完全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从共和十年（前832年）开始，西周连年干旱，到了共和十四年，持续干旱又引发了火灾，“庐舍俱焚”。正当周的贵族们忙着祈雨的时候，周厉王死了，已经四年没求来雨的巫史们充分利用了他的死，把旱灾和火灾都说成是由于“厉王为祟（suì）”，于是周宣王即位，共和行政结束。

大概周朝的贵族们已经被旱灾搞得焦头烂额了，也不想想大旱已经持续了五年，而周厉王才刚刚死去，就算火灾是周厉王的鬼魂闹的，那旱灾也肯定不是。他们完全可以再稍微有一点耐心，或者稍微有一点不肯放弃权力的私心，把还政于王室这件事再拖上一段时间。史载，周宣王刚一登基就下起了大雨，如果他们真的能再多等一段时间，雨当然还会照样下，但下完雨之后“厉王为祟”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那样也许就不用还政于王室，共和行政也不会结束，中国的历史也可能因此而走上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但历史不容假设，事实是共和行政结束了，周宣王登上了王位。《竹书纪年》说，周宣王一即位就实行了“复田赋”和“作戎车”这一文一武两项政策。“作戎车”好理解，就是打造战车加强武备的意思，可“复田赋”却没有那么好理解。

“复田赋”的字面意思是恢复按田亩收税，但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周定王十三年（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鲁国“初税亩”才是国史中第一次按田亩收税，尤其是周宣王的这个政策还是个不曾“初”就“复”的政策，所以能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复田赋”，不太好简单断言。而且，在西周“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赋税有别的情况下，周宣王所“复”的到底是田税还是徭役，也实在是不太好说。

不过，不管“复田赋”到底是什么意思，认为周宣王即位后进行了某种内容的经济改革大致上是不会错的。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从他一登基就有钱“作戎车”来看，历时十四年的共和行政应该算得上政绩不错，但由于我们对共和行政知道的太少了，所以很难判断是不是真的这样，也不知道周宣王的改革是对共和行政时期经济政策的深化还是反动。

周宣王现在手里有两个钱，又加强了军事力量，应该说形势很不错。这个时候，他可以走成康之路，采取守势，以养精蓄锐为主，也可以走昭穆之路，采取攻势，以扬名立万为主。显然，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前者，但可惜的是，他选择了后者。

宣王三年（前825年），周宣王命秦仲“伐西戎”；五年（前823年）夏六月，命尹吉甫“伐皞狁（hào yǔn）”；同年秋八月，命方叔“伐荆蛮”；六年（前822年），命召穆公“伐淮夷”；同年，周宣王亲自率军“伐徐戎”。四年五征，全是路远难征的蛮戎夷狄，很明显是又开启了败家模式，但好在战绩突出，还是达到了“四方既平，王国庶定”的效果。

周宣王只是对外强硬，对内则采取了怀柔甚至是纵容的态度。宣王四年（前824年），周宣王派蹶（jué）父到韩国去，“韩侯来朝”。《诗经•大雅•韩奕》说：“韩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王就是周厉王，可见周宣王这是把自己的姑表姐妹嫁给了韩侯，走的是联姻的怀柔路线。

在此之前的宣王二年（前826年），曹国的公子苏杀了国君幽伯疆而自立。对这样的弑君篡位之举，天子应该率诸侯讨伐以主持公道才对，但周宣王却跟周昭王不问鲁国的姬㵒（fèi）弑兄自立一样，也选择了不闻不问，走的是纵容路线。

这是发生在“四年五征”之前和之初的事。“五征”胜利后的第二年，宣王七年（前821年），周宣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齐”。这时候齐国的国君是齐厉公，“暴虐”，五年后死于齐国的“国人暴动”。对这样一个暴君，周宣王不理他也就是了，干嘛还要帮他？而且齐国要修城，用得着周宣王大老远的派人去帮忙吗？所以，这很可能是周宣王的“银弹政策”：我花钱帮你修城，你要对我表示臣服。毕竟，当年齐哀公是被周夷王给煮了的，两家也算是有仇，花两个钱拉拢齐国这样的大国还是很有必要。

“城齐”的第二年，宣王八年（前820年），“初考室”，也就是第一次举行宫殿的落成典礼。这说明周宣王也玩起了大兴土木的把戏。建宫殿是周王室秀国力的传统节目，举行落成典礼则是周宣王的新花样。我们实在不知道他举行这个典礼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只能认为是周王朝国力秀的升级版。

应该承认，对外的武功，对内的联姻、纵容和银弹政策，外加上国力秀，周宣王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到了宣王九年（前819年），“王会诸侯于东都”，大家都对周王室表示臣服。周朝看上去又兴旺起来了，《诗经•大雅•江汉》赞之为“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意思是勤勉的天子美名长留，施行文德和洽四方。

这就是国史中著名的“宣王中兴”。很明显，宣王中兴并没有“文德”什么事，所谓的“矢其文德”不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拍马屁。有意思的是，这个拍马屁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受贿之徒召穆公，这再次证明了说他政治操守不高并不是冤枉他。

—— 未完待续 ——

云上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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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神威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19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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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虎头蛇尾的宣王中兴（下）

“宣王中兴”的实质其实只是个绣花枕头，正是在这个中兴期内，周王朝赖以立国的各项制度开始大面积的崩溃了。首先是宗法制度。虽然破坏宗法制的事以前也发生过，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密集，而现在第一个搞破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周宣王本人。宣王八年（前820年）“初考室”的时候，鲁国的国君鲁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周宣王很喜欢鲁武公的小儿子姬戏，于是就废掉了姬括的继位权，改立姬戏为鲁国的储君。天子带头废长立幼，算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此后这类事开始变得层出不穷。“会诸侯于东都”之后三年，宣王十二年（前816年）“齐人弑其君厉公”；过了三年，宣王十五年（前813年）卫釐（xī）侯死了，他的儿子姬和逼死合法的继位人姬余而自立；又过了六年，宣王二十一年（前807年），鲁懿公，也就是周宣王废长立幼所立的那个姬戏，也被杀了，杀他自立的正是当初被废的姬括的儿子伯御。

齐国、卫国、鲁国都是西周非常重要的诸侯国，发生这种事，周宣王的态度竟然是一概不管。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周宣王在贯彻自己的纵容政策，因为过了十一年，到了宣王三十二年（前796年）的时候，“王师伐鲁，杀其君伯御”，另立鲁懿公的弟弟姬称为鲁君——他终归还是管了。

要么就都不管，要么就都管，只管自己所立的那个国君，不能不让人怀疑周宣王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个人的面子。要么就不管到底，要么就马上管，拖了那么久才管，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周宣王其实是外强中干，需要积蓄力量才能管。诸侯们又不是傻子，当然看得明白，所以从此以后，“诸侯多叛王命”。

拖了这么久才“王师伐鲁”，可能说明周宣王即位之初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不然它也不至于这么姗姗来迟。不过，虽然“王师伐鲁”来得晚了些，但好歹还是场胜仗，可是接下来，周宣王就彻底跟胜仗无缘了。宣王三十三年（前795年），“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前790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bū）”；三十九年（前789年），“伐姜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四十一年（前787年），“王师败于申”。跟他即位之初的那一连串胜利比起来，这些失败都是“王师”的失败，说明周宣王可能真的已经不能像当初那样调动诸侯了，看来“诸侯多叛王命”所言不虚。

在这些军事失败中，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的“伐姜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传统史家一致认为这次失败的种子早在宣王二十九年（前799年）“初不藉千亩”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

“不藉千亩”的意思是不再举行每年春季的开耕仪式，被视为不敬上天、轻视农业的象征。传统史家认为，不敬上天当然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所以才有“千亩”之败，但其实这两个“千亩”完全是两个意思，第一个“千亩”是天子之田的意思，而第二个“千亩”则是一个地名，大概是在今天山西晋中的介休市南边，绝没有周宣王不去耕田就在自己田里打了个大败仗的意思。

今天的史家已经不再认同传统的解释，他们更乐于认为这代表了周宣王对土地国有制逐步瓦解的承认，但其实这也并不比认为是周宣王懒得搞形式主义更有说服力。毕竟，早在登基之初周宣王就实行了“复田赋”的政策，他大概早就承认了土地国有制的瓦解，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彻底放弃那些徒有其表的仪式而已。

比较而言，这次败绩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比十年前的“不藉千亩”重要得多。宣王四十年（前788年），“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也就是在太原（或今宁夏固原地区）普查人口。它至少说明了两件事：一是周朝的军队受到了重创，急需立即补充；二是周天子已经失去了对人口真实数量的掌握，所以才需要普查人口。

《国语•周语》说：“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意思是百姓的生死有“司民”管，赐族授姓有“司商”管，征兵服役有“司徒”管，所以“不料民而知其少多”。既然这样，周宣王何以会不知道人口的多少呢？看上去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只知道自己直接掌握的人口数量，对那些由贵族掌握的人口却并不知道。也就是说，“既亡南国之师”以后的“料民”，代表着周宣王开始对贵族掌握的人口打上了主意，所以仲山父才会说周宣王的“料民”是“示少而恶事也”，也就是明摆着告诉别人自己的人口少，而且不耐烦靠修齐政事来慢慢恢复的意思。

仲山父的话固然没错，但要让已经没什么兵了的周宣王听进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一个没有兵的天子还不如一只待宰的羔羊。可是人口是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掠夺人口是比掠夺财物更遭人痛恨的事，周宣王这样做将不可避免的伤害到贵族们的利益，将使“诸侯避之”，从而“害于政而妨于后嗣”。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这毕竟是将来的事，透支一下将来，总比现在当个光杆司令任人摆布好吧？所以，看来他也只好饮鸩（zhèn）止渴了。

周宣王走到这一步的直接原因是他重新开启了连年征战的模式，根本原因则是他没能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我们不知道从宣王六年（前822年）“五征”之后，二十余年不曾用兵的他，为什么又爱上了打仗，但从这次兴兵不再是像“五征”那样调动诸侯的军队而是出动王师来看，也许是他的王权受到了挑战，所以他想故伎重演，借着征战重新树立天子的权威。但遗憾的是，这一次他的好运跟他的青春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八年四征，无一胜绩，王权的威严不仅没有得到恢复，反而彻底扫地。

说到底，在未能根本解决经济问题的前提下，他的“宣王中兴”不能不缺乏后劲，终究只能是虎头蛇尾而已。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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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西周的灭亡

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死后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宫湦（shēng），这就是周幽王。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周发生了大地震，导致“泾、渭、洛竭，岐山崩”。照理说，发生了天灾，政府应该赈灾减税、与民休息，但周幽王却反其道而行之，竟然实行了“初增赋”的加税政策，如果不是他的脑子有问题，那就一定是穷疯了。

幽王三年（前779年），周幽王开始宠幸褒姒（sì）。褒姒是他征伐褒国时，褒国为了求和进献给他的美女。关于褒姒的身世，《国语•周语》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周幽王的爷爷，也就是那个引发了国人暴动的周厉王，当年曾打开过一个从夏朝末年传下来的匣子，匣子里装着龙的唾沫。这一打开不要紧，唾沫变成了一只“玄鼋（yuán）”，可能就是黑色的蜥蜴，窜到了周厉王的后宫，被一个七八岁的侍女撞见了，导致她到了周幽王的老爸周宣王时“既笄（jī）而孕”，“不夫而育”。

这个龙唾沫所生的孩子就是褒姒。故事接着还说了褒姒是怎么到了褒国的，但那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这个故事一看就是胡编乱造的。其中荒诞的部分就不说了，单说褒姒的年龄，按最宽容的算法，就算周厉王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共和十四年，前828年）打开盒子的，而当年七岁的侍女到了宣王八年（前820年）满“既笄”的年纪十五岁，怀孕一年到宣王九年（前819年）才生孩子，那么到了幽王三年（前779年），褒姒也该有四十岁了。四十岁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奶奶级别了，褒国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吗，竟然敢进献个老奶奶给周幽王？周幽王又是什么口味，竟然要宠幸这么个老奶奶？所以这段记载完全就是小说家言，当个故事娱乐一下也就行了，根本不值得信。

幽王五年（前777年），周太子宜臼出奔，跑到他的姥爷申侯那里去了。《史记•周本纪》说这是由于周幽王想要废掉他的太子位，《系年》也说是由于“王与伯盘逐平王”，看来这件事一定是跟周幽王有关，但要说跟伯盘有关则不太说的过去。伯盘就是褒姒的儿子伯服，这个时候顶多一周岁多一点，还是个吃奶的孩子，说他竟然能“逐平王”，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看来这大概又是那种所谓的春秋笔法吧？算他倒霉，谁让他是宜臼出奔的直接受益者呢！

《竹书纪年》说，宜臼出奔后周幽王并没立即废除他的太子位，而是等到三年后，也就是幽王八年（前774年），才废掉宜臼改立伯服为太子。我们不知道周幽王为什么等了三年才废掉宜臼，我们只知道转过年来，幽王九年（前773年），申侯就跟犬戎及鄫（zēng）国结盟了。犬戎是周的宿敌，鄫国跟周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幽王二年（前780年）的时候，周的两个铁杆晋文侯和郑桓公曾经联兵打败过鄫国，而此时郑桓公又刚刚出任周幽王的司徒，正是周幽王跟前的红人。所以，当周幽王废掉宜臼之后，申侯立即就跟西戎及鄫国联盟，其用意自不待言。

周幽王当然也明白申侯的意思，他决定先发制人。幽王十年（前772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估计是为了稳定后方，取得诸侯们的支持。在这之前，周天子召集诸侯都是“王会诸侯”，还从没发生过“盟诸侯”的事，这说明周幽王已经完全顾不上天子的面子，把自己降为跟诸侯同等的地位了。不过他舍弃面子应该是值得的，因为他显然得到了诸侯至少是保持中立的支持，否则估计他也不敢在同年秋天“王师伐申”，但悲催的是，这一仗他没打赢，不得不又退回了宗周。

你打人家没打嬴就该人家反过来打你了。第二年（幽王十一年，前771年）春，“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犬戎杀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如果《国语》所言不虚，这时候褒姒已经快五十岁了，看来犬戎的口味也是够重。

按照《吕氏春秋•慎行论》的说法，周幽王曾跟诸侯约定，当有外敌入侵的时候，只要敲响大鼓，诸侯就会带兵赶来勤王，所以他本不至于国破身死，但由于他之前为了博取褒姒一笑，曾经数次在没有敌情的时候敲响大鼓戏弄诸侯，搞得诸侯们都不再相信鼓声警报了，这才使他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

这件事在《史记•周本纪》中也有记载，只是司马迁把敲大鼓改成了点烽火，这就是著名的“烽火戏诸侯”。不过，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在周幽王的年代还没有烽火传警这种事。司马迁大概是觉得鼓声传得太近，完全不适合用来传递警报，所以才把汉朝备匈奴的办法想当然的安到了周幽王的身上。

“烽火戏诸侯”既然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敲鼓戏诸侯”就更不可能发生了，所以《诗经•小雅•正月》所说的“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一定是另有所指。一个非常可能的猜测是，周幽王废长立幼是褒姒吹枕边风的结果。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激起宜臼之乱的幕后推手就是褒姒，虽然周幽王缺乏政治头脑才是罪魁，但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也不算无的放矢。

既然这样，那么当时的真实情况可能并不是诸侯不来救驾，而是周幽王没坚持到诸侯救驾的时候。周幽王没死在宗周城内，而是死在宗周东面骊山北麓的戏（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东北）这个地方，便是证明，因为就算是傻子也该知道据城待援远比弃城而走要稳妥得多。

周幽王死于戏，很可能代表宗周城的确是被攻破了，他不得不弃城而走，败逃到这里才被敌军追上杀死。可是，一个经营了将近三百年的都城，怎么说也应该有着坚固完善的城防，怎么那么容易就被攻破了呢？这里面一定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细节，而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可能原因是：丰京和镐京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城墙！

目前的考古发掘显示，丰镐遗址跟殷墟遗址和二里头遗址一样，都没有城墙。严谨地说，我们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已经在广泛的地域中发现了很多三代之前的城址，各种规模和形式的都有，充分说明筑城而居在三代之前就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没理由到了三代却又退回去，奔放到连都城都不设防的程度。而且，就算西周的早中期不曾筑城，可到了它的中后期，外患已经愈演愈烈，为什么还不筑城呢？这不能用周王室已经穷的没钱筑城了来解释，因为就在西周灭亡前不久，周幽王的老爸周宣王还曾“命樊侯仲山甫城齐”——他总不至于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周代雷锋吧？所以，对如何解释丰镐没发现城墙这一考古事实，我们应该持谨慎再谨慎的态度。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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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西周何以灭亡

西周之所以灭亡，看起来是由于周幽王失德失政造成的，而周幽王之所以会失德失政，则跟夏有妺（mò）喜、商有妲（dá）己一样，是因为他也有一个狐媚惑主的红颜祸水褒姒（sì）。但实际上，这种看法一方面过于肤浅，另一方面也过于卑劣：男人智商不在线弄丢了江山，却要赖女人的媚惑，这实在是不磊落——难道她们让你去吃屎你也去吃吗？

当然，西周灭亡的账也不能都算到周幽王一个人的头上。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周穆王之后，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西周的逐渐衰弱。它的征战，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早已不复当年之勇。既然国力每下愈况，那么在外敌持续不断的骚扰和进攻之下，灭亡就只是个迟早的事。所以，周幽王激起了宜臼之乱，充其量只是让灭亡提早到来了，但却实在不能算是西周灭亡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只能是西周在经济上已经濒于破产，无力再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

西周的政治架构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土建国。虽然各诸侯国对周王室负有进贡的义务，但那种以地方土特产为主的进贡不可能成为周王室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虽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那只具有象征意义，对于西周这样的农业国家来说，它的经济命脉实际上只在于王室直接掌握的土地上，这导致它的财政只能依靠王畿（jī）内的土地收入。

可是，周王室并不能有效保有它在王畿内的土地，因为它要不断的用这些土地赏赐那些有功于王室的贵族，这必然导致周天子直接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从西周青铜器铭文来看，在西周早期，天子的赏赐往往是面积可达数十里的完整的“土”，而从中期开始，赐“土”便开始逐渐被赐“田”所取代。显然，“田”的规模要比“土”小得多，这说明周王室直接掌握的土地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另一方面，即使是周王室直接掌握的土地，其上的产出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在西周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还只能进行“千耦其耘”的集体耕作，所以农业生产实行的是井田制，也就是把土地分成状似“井”字的方块，有的实行“助（藉）”法，即《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有的实行“彻”法，即全部都是公田，其产出按一定比例交公。

关于“助（藉）”法和“彻”法的真实情况，历来都有争议，而井田是不是非得方方正正的以九块田为一个单位，也一直没有定论，但这都属于怎样耕种和分配的细节问题。在宏观上，学者们都承认井田制是一种天子所有、领主占有、集体耕种、或“助（藉）”或“彻”的生产方式。

这本来挺好的，可是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随着铁器和牛耕的日渐推广——在出现了剩余劳动力之后，情形就开始改变了。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个别贵族开始开垦井田以外的荒地了，到了西周末期，这一行为扩展到社会底层，私垦田的数量也就自然而然的变得相当可观了。

这导致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对贵族和自由民来说，新开垦一块土地跟天子又赐给他们一块土地，或者跟他们从自己的三叔二大爷那儿又继承了一块土地，没什么区别，都是又给他们增加了一块可以通过“助（藉）”或者“彻”来获取收入的资源，所以他们没有任何区别对待这两种土地的动力。但对那些耕种领主的土地，因而对领主负有“助（藉）”、“彻”义务的农奴或者奴隶来说却完全不同，因为私垦田不归领主所有，所以其上的产出也就不再需要缴纳给领主，这大大刺激了人们在私垦田上的劳动热情，导致对公田的耕作越来越敷衍了事，公田的产出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土地少了，土地上的产出也少了，财政收入自然就会减少，而财政收入的减少，将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军事。抛开谋略和士气不谈，打仗其实就是打钱。没有钱，装备、训练、给养都跟不上，军队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西周中后期军事力量的下降不应该完全是政治昏暗的后果，它首先是由财政匮乏造成的，而财政之所以匮乏也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于周王室的穷奢极欲，土地减少和因私废公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周厉王的“专利”和周幽王的“初增赋”是不是单纯的贪婪和暴虐，很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

但是我们不该把土地减少和因私废公做等量齐观，因为土地减少是由于西周王朝顶层设计的自身缺陷造成的，而因私废公却是出自生产力发展而引发的生产关系改变，是由下而上自然生发的对顶层设计的否定。这种否定不可遏止更不可扭转，也不能依靠任何修补来规避。不能顺应这一变化的任何政权都难逃覆灭的命运，西周也不例外。

逆历史潮流而动导致覆灭的途径有很多，具体到西周则集中体现在军事实力的下降上。说实话，如果没有外敌，军事实力下降倒也没有多么可怕，但悲催的是，自周懿王以降，以西戎为代表的戎狄入侵就越来越频繁了。对外政策失误当然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但却显然不该是主要原因，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没有实际利益驱动的情况下，戎狄会乐意持续不断的发动对周的战争。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我国的气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至公元前850年开始大幅度下降，对当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时间正好对应着西周的中晚期。《竹书纪年》说，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牛马都冻死了，连长江和汉江都结了冰，那么地处西北的戎狄们又该有多么难熬呢？虽说气候恶劣对西周和戎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但终归要对半耕半牧的戎狄们影响更大。要饿死的人是会铤而走险的，守着西周这么个富庶的邻居，不抢它抢谁？所以，也许西戎进攻周朝不仅仅单纯的是为了复仇，更可能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非常举动。

偏偏这个时候的西周已经开始衰弱，再也无力像原来那样给予侵掠者严厉的回击。戎狄们虽然文化落后但并不傻，他们当然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个富而不强的邻居是他们可以随时取用的仓库。这种长期的侵扰严重损耗了西周本就左支右绌（chù）的国力，使周王室逐渐丧失了对诸如泾河谷地等战略位置的掌控，再也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当戎狄越来越可以轻易深入到西周腹地的时候，就很可能会形成一种激励效应，使“吃饭睡觉打周朝”成为戎狄们的日常，所以西周的外患会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奇怪的事也不是没有。戎狄们似乎只打周王室，却不打或很少打王畿内的诸侯。如果这不是史料阙如给我们造成的误解，那就只能认为王畿诸侯的实力要比周王室强得多，打他们不如打周王室划算。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毕竟此消彼长，在周王室日渐陷入贫困的同时，西周宗室贵族的力量一定会获得增长。不过，既然周王室已经越来越穷了，打它到底还有多少油水可捞也不是一个不该考虑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总归还是很奇怪。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但我们可以相信，至少在抵御戎狄入侵这件事上，王畿诸侯跟周王室仍然有着共同的利益，所以周天子仍能调动这些诸侯跟戎狄作战。虽然东方诸侯由于离得太远实际上指望不上，但有这些王畿诸侯的加持，西周应该一时半会也死不了。可是，在周宣王“料民于太原”之后，周天子变成了跟戎狄一样侵犯他们利益的人，他们还愿不愿意保卫这个已经成为掠夺者的天子，很值得画一个问号。

所以，当周幽王激起了宜臼之乱，宗周危急之时，曾与天子“盟于太室”的诸侯之所以背盟不救，完全可以有跟“烽火戏诸侯”不同的解释，而孤立无援的周幽王如果不能守住宗周，大概也就只剩下国破身死这一条路了。

—— 未完待续 ——

云上云上

继续学习老师的连载，遥祝您秋琪，快乐！

蚂蚁神威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22 18:33
继续学习老师的连载，遥祝您秋琪，快乐！

您太客气了，祝您安好，谢谢！

蚂蚁神威

二五、平王继位和周室东迁

《史记•周本纪》说，周幽王死后，“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这就是周平王。“故太子”是指仍然居于太子之位但没能继承君位的人，比如周懿王的太子周夷王，他并没被废，但在老爸死了之后却被叔叔（也许是叔爷爷）周孝王抢去了王位，所以他可以被称为“故太子”，而宜臼却是明明白白被周幽王废掉了太子位的，所以只能称“废太子”而不能称“故太子”，可见太史公在这里客气得很没原则。

不过这是题外话，题内话是：不管是“废”还是“故”，也不管宜臼有没有参与申侯的弑君行动，这次变乱都是因他而起的，根据当时的礼法，他无论如何也脱不掉弑父弑君的罪名，所以这样的人是不是有资格继位很值得怀疑，而且申侯是明白无误的弑君逆臣，诸侯为什么愿意附逆“即申侯”，也非常值得怀疑。

对此，《竹书纪年》另有说法，它说：“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guó）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这说明当时周朝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

但是这个说法也并非没有疑点。首先，申侯弑君逆臣的身份没变，就算许国因为跟申国都姓姜而支持申侯，“周礼尽在鲁矣”的鲁国为什么也会支持呢？就算鲁国出于某些我们不知道的利益考虑才支持申侯，跟申侯有杀父之仇的郑国为什么也支持呢？难道这里所说的“郑子”不是郑桓公的那个郑国？但我们确实不知道当时有两个郑国，所以这事不太好解释。

被虢公翰立于携的王子余臣是周幽王的弟弟，史称周携王，《系年》称携惠王，也见于传世史书《左传》。《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携王奸命，诸侯替之”的记载，表明历史上应该的确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但不知为什么为《史记》所不书。不过，《系年》记载周携王之立又跟《竹书纪年》不同，它说：“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根本没有宜臼什么事，是最符合当时礼法因而也显得最为可信的一种说法。

周携王被立后二十一年（平王二十一年，前750年）被晋文侯所杀，这一点为《竹书纪年》和《系年》所共同肯定，也能契合《左传》“诸侯替之”的说法。但是我们不知道晋文侯为什么要杀死周携王，《竹书纪年》和《系年》都没给我们提供理由，而《左传》只说是“携王奸命”，又太过简略，能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实在是太少。

想来，要是《系年》的说法是准确的，那么周携王就是正统的天子，晋文侯杀掉他就是跟申侯一样的弑君逆臣，但如果按照《竹书纪年》二王并立的说法，那晋文侯杀周携王这事就好交代了，所以，作为晋国官方历史的《竹书纪年》是不是使用了曲笔，也不是不该注意的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系年》就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它关于周平王之立的说法有明显的硬伤。《系年》说，晋文侯杀掉周携王之后周朝无王，又过了九年（平王三十年，前741年），晋文侯才立周平王于京师。可是，晋文侯死于平王二十五年（前746年），不可能在他死了五年之后还能“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所以除非是我们搞错了晋文侯死去的年份，不然我们实在不敢相信《系年》的这个说法，因而也就连带着让我们不得不对它关于周携王的记载保持必要的谨慎。

由于周平王的即位时间有出入，所以关于周王室东迁成周的时间也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说法，说是在周平王元年（前770年），《竹书纪年》没提供东迁的原因，《史记》说是为了躲避犬戎。另一个是《系年》的说法，说是在晋文侯立周平王于京师之后三年，也就是周平王三十三年（前738年），原因不详。这两个时间相差了32年，不可谓不悬殊，很值得我们注意。

《竹书纪年》说护送周平王东迁的有晋侯、卫侯、郑伯、秦伯四国，此后周平王任命晋文侯主理国政，并赐给豳（bīn）（今陕西咸阳彬县、旬邑县一带）田，同时还赐给秦国岐（今陕西宝鸡岐山县一带）田，封秦襄公为伯爵，秦国自此才正式成为诸侯，但这个说法能为《史记》所印证的只有卫和秦，《尚书•文侯之命》似乎能印证晋文侯确曾主持过周政，关于郑国在此事中的功劳则只是《竹书纪年》的一家之言。

此外，《史记》还说周平王因卫武公护驾有功而晋升他为公爵，但从各种史书从来都只称卫侯而不称卫公来看，《史记》的这个说法似乎也不可信。至于《竹书记年》所说同样护驾有功并且先君死于国难的郑国，则连这种不可信的奖赏都没有，显得有些不公的同时也就显得更加不可信了。

不过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相信郑国原本只是子爵——亦即《竹书记年》“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里的那个“郑子”——这时才被晋升为伯爵。但国君丧而未葬的情况下，其继任者的确应该不称呼爵位而称呼为“子”的，所以这种解决办法也不见得就能自圆其说，真相到底如何实在是不好说。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地盘更小了，实力也更加衰弱，开始逐渐丧失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国史即将进入到波澜壮阔的诸侯争霸时期，也就是所谓的春秋时期。

“春秋”的命名出于据说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春秋》，但有意思的是，虽然我们把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定为春秋时期的开始，但《春秋》这本书却并不是开始于这一年，而是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比周平王元年晚了整整49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作为鲁国的官方历史，《春秋》为什么没记录鲁隐公之前的历史，我们只能说，它是不是故意把平王东迁前后那段混乱的历史躲了过去，实在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

另外，由于我们并不知道《史记》、《竹书纪年》和《系年》的说法哪一个对，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把公元前770年定为春秋的开始是不是合适，甚至连这一年该不该叫平王元年都不知道。应该说，我们今天这么叫它只是一种为了避免混乱而不得不做的因循，很可能跟事实有不小的差距。这实在是个非常大的遗憾。

—— 未完待续 ——

云上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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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神威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24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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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接下来《国史闲谈》就进入春秋时期了，更新会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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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秦始封伯

自从非子为周孝王牧马有功而受封秦邑以来，秦始终只是周王室的一个附庸，直到周幽王十一年（秦襄公七年，前771年）西周发生宜臼（jiù）之乱，秦襄公率兵救周，“战甚力”，次年又护送躲避犬戎的周平王东迁成周，这才因功被周平王封为伯爵，正式成为诸侯。

不过，这时候的周平王没什么土地能封赏给秦襄公，只能给他开一张空头支票，承诺如果秦能把宗周故地从犬戎手里抢回来，就把岐邑（今陕西宝鸡岐山县东北）以西的土地赐给秦。秦襄公知道跟周平王矫情承诺是不是空头的完全没用，所以二话没说，立即就跟其他诸侯互通使节，互致聘问献纳之礼，并建立西畤（zhì）来祭祀秦人的祖神白帝少皞（hào），算是正式立国了。

以前，虽然秦人跟西戎住的挺近，但跟西戎倒也没什么瓜葛。他们第一次跟西戎发生关系，是在周厉王十一年的时候，那一年西戎攻犬丘，灭了秦嬴的父族大骆一族。不过这只能算是间接的关系，因为西戎只是灭了秦人的亲戚而已，而秦人也没采取什么为亲戚报仇的动作，所以直到周宣王三年（秦仲二十年，前825年），周宣王立非子的重孙秦仲为大夫，命令他讨伐西戎的时候，秦才算跟西戎直接杠上了。

秦仲伐戎三年，于周宣王六年（秦仲二十三年，前822年）战死沙场。周宣王又借给秦仲的儿子秦庄公七千兵马，命他继续讨伐西戎。这一回，秦人打赢了，周宣王因而立秦庄公为西陲大夫，把原来属于大骆的土地也封赐给他。秦这才稍微扩大了点实力。

此后，秦人跟西戎的战争就再也没停过。到了周幽王四年（秦庄公四十四年，前778年），秦庄公死了，秦襄公继位。不知道秦襄公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把自己的妹妹繆（mù）嬴嫁给了西戎中一支叫丰戎的为王妃，但这好像没起到任何作用，因为第二年（周幽王六年，秦襄公二年，前776年）西戎就翻了脸，围犬丘，把秦襄公的哥哥世父都给抓了去。从双方互有胜负来看，这个时候秦的实力还不是很强，处境也并不很妙。

现在，虽然秦国已经是诸侯了，但土地却要自己去抢，而自己又没有必胜的把握，那种尴尬可想而知。对此，秦襄公也没什么好办法，要等到周平王五年（秦襄公十二年，前766年）他率师“伐戎，卒于师”，他的儿子秦文公继位之后才有办法解决。

秦文公是秦国草创之时非常重要的一位君主，如果没有他，秦国的历史很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秦文公即位之初，并没像他的父祖那样急着向西戎发动进攻，而是首先开始经略根据地。周平王八年（秦文公三年，前763年），他率领七百人的队伍向东巡视，估计就是为了寻找适合迁居的地方。转悠了一年，最终他相中了当初非子为周孝王牧马的“汧（qiān）渭之会”。又经过一年的准备，周平王十年（秦文公五年，前761年），“秦迁于汧渭”。

这个地方真是秦人的宝地。自从迁到这里之后，秦人再也没受到戎人的侵扰，这为秦文公带来了宝贵的和平，让他可以一心一意的施行文治，教化百姓。这很可能是由于当地破碎复杂的地形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秦国这时候还很穷没什么油水可捞造成的，或者是由这二者共同造成的，但是不是确实如此，我们并不知道。

迁都之后五年，周平王十五年（秦文公十年，前756年），秦文公在新都附近又建了一个祭祀少皞的鄜（fū）畤，算是把国家祭祀中心也搬了过来。周平王十八年（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秦文公又仿照周制首次建立“有史以纪事”的制度，从此“民多化者”，也就是百姓大多受到教化的意思。

秦的祖先大费是帝舜的臣属，本来也应该属于华夏一脉，但由于后来世代居住在西戎，所以跟周的先祖一样，难免在文化上跟戎狄靠得更近而离华夏稍远。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东方诸侯往往把秦看做戎狄之国。现在秦国也开始变得有文化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时周朝在岐丰之地还有很多遗民，如果秦国想收服他们，在文化上向周靠拢应该是最高明的手段，而它若想跟东方诸国交流，不摆脱掉自己身上的戎狄气息恐怕也不行。这是个慢功夫，可见秦文公政治眼光的长远。

周平王二十一年（秦文公十六年，前750年），也就是晋文侯杀死周携王的那一年，秦文公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举兵伐戎。我们不知道秦文公伐戎和周携王之死两件事有没有关系，我们只知道这一仗秦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西戎从此败退出岐丰之地，“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掘得了秦国发家的第一桶金。

此后，秦文公继续施行偃武修文的国策，使国家获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不过，这并不见得说明秦文公是一个仁慈的君主。周平王二十五年（秦文公二十年，前746年），秦国制定了诛灭三族的刑法，便是一个证明。

在整个西周历史上，没见到有族诛的记录。周武王伐纣在牧野誓师，只说“于尔躬有戮”，也就是只杀本人不做株连。周穆王晚年作《吕刑》，也只规定最严厉的刑罚是“大辟”，也就是死刑，没见到有株连家人的说法，似乎表明周朝没有族刑。

但在周以前应该是有族刑的。夏启在讨伐有扈氏的战前动员中说过“孥（nú）戮汝”，商汤在伐桀之前也说过“孥戮汝”，盘庚在迁都前则说过“劓（yì）殄（tiǎn）灭之，无遗育”，都是族灭的意思。可见周武王在盟津之会历数纣王的罪状时，说他“罪人以族”并不是无中生有。

既然“罪人以族”在周武王眼里是一条罪状，那应该也就能说明族刑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已经被周朝废除了，不然他也没资格这样去指责纣王。现在秦文公恢复了夏商的旧法，可见他也并不是全盘接受周文化，而这更能体现出秦国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有一些独具的严酷气质。

也正是在“秦初用族刑”这一年，在平王东迁中功劳最大的晋文侯死了，晋国即将进入长期内乱，而秦国则得益于秦文公在位期间长达五十年的和平发展，国力得到很大提升。在周桓王四年（秦文公五十年，鲁隐公七年，前716年）秦文公死后，他继任的子孙们之所以能逐亳戎、灭荡社、取荡氏、伐彭戏氏、伐邽（guī）戎和冀戎，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秦文公置下的这副家底。这样，到周庄王十年（秦武公十一年，鲁庄公七年，前687年）他的重孙子秦武公灭小虢（guó）时为止，秦国终于占有了关中平原的大部分土地，初步具备了争雄天下的资本。

—— 未完待续 ——

云上云上

蚂蚁神威 发表于 2019-10-25 11:03
谢谢！接下来《国史闲谈》就进入春秋时期了，更新会慢一点。

好的，您慢慢更新，我们依然期待在您的精彩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