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就在我们备考的时候,肃反即反胡风运动开始了。起初,我虽然也看了报纸上批判胡风集团的各种材料,但总感到这些事与我们无关。天晓得,高考刚刚结束,我们全体高三毕业生就被召回学校,参加肃反运动,并且要求每班必须揪出一个“反动”学生。有的同学家在外地,高考后已经回家,但是学校说:如果不回来参加运动,高考的成绩就无效。他们只好匆匆赶回来。 在领导的部署下,我们高三乙班揪出的是同学W。我和他不熟,平时的印象是:他有些女里女气,喜欢西洋音乐和所谓带有小资情调的新诗。甲班揪出的则是一位短跑运动员T,好像平时脾气比较暴躁,爱和人争吵,会说一些牢骚话。他们两人与胡风集团有什么关系,那实在是说不出。不过,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之间,原来是可以这样恶言相向的!我当时还不能认识到这种情况的不正常,而只是觉得新奇和一丝隐隐的恐惧。 这两位同学遭到批判之后,自然被剥夺了读大学的权利。但是,一年之后,他们又被允许上大学了,还是进入他们原来考取的大学。其后听到的消息是:W在被批判以后回到了家乡天津,在街道工作,后来也不想再去读大学了。而T则更为悲惨,他去了大学,在整风中对肃反提出了尖锐的抨击,于是又被打成“极右”,再后来的命运则不得而知了。
在中学的日子里,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回忆。 中学时期,很多同学爱读杂志《中学生》。当时,有一位北京动物园的管理人员(当时的西郊公园动物管理所所长),名叫谭邦杰,经常在《中学生》上发表文章,介绍有关各种动物的知识,文笔很好,受到我们的欢迎。我和我的表舅父(当时就读于北京三中)经常给他写信,请教有关动物的知识。谭先生也热情回信,认真回答。时间久了,谭先生在信中也会流露出一些牢骚,例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水平太低,只知道对动物呼来喝去,不懂得先进的饲养和训练方法,他的一些合理化建议得不到上级的支持,等等。那时候,我还天真地相信,只要热情争取领导支持,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是,我给报纸写了一封信,建议有关部门按照谭先生的意见改进工作。不久,我就得到了北京市公园管理部门的回信,邀我去面谈。我根据他们来信所说去了位于中山公园里面的一个单位,向他们反映了谭先生的各种意见。后来想想,那些意见纯粹是业务上的建议,没有丝毫政治或思想意识色 。可是,和他们谈完后回到家里,我却总觉得有些别扭,感到他们表面上虽然也很认真地在听我说话,但那神情总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高中毕业以后,我和谭先生也停止了联系。直到我上了大学几年后,反右运动开始,我的表舅父告诉我,他在某份刊物上看到,谭先生也被划成了右派。我才在大吃一惊的同时又感到不安:我所反映的那些情况会不会也成了谭先生的罪状? 直到80年代初期,我才意外地又看到了谭先生的消息。有一次,我浏览《光明日报》,忽然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英国的一种舰载飞机,原来一直译作“猎兔狗式”;后来,经过动物学家谭邦杰指出错误,才改译作“鹞式”。看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欣喜,立刻给光明日报社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我和谭先生交往的经过,并且请他们把我给谭先生的一封信转交给他。很快,我就收到了谭先生热情洋溢的回信,说是光明日报的编辑们看到我的信也感慨万分,立即向他转交了我的信。此后,我曾经几次到北京动物园去拜访谭先生,他还曾经把一些关于动物的书籍赠送给我的儿子。这样,总算是弥补了我的一些遗憾和愧疚。 毕业以后,我很少再回学校,但是与不少中学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如今,我们仍然怀念着当时的中学生活——当然,只是那些值得怀念的部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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