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听过你的歌

路

一

       五马山的轮廓在江北的晨雾里显得格外沉默，像一头蹲伏了千年的巨兽。山脚下那条无名的小河，水声潺潺，永远在不紧不慢地讲述着无人能懂的故事。

    记忆中，总有那么几盏荷灯在飘。那是中元节的夜晚，祖母用红纸折成小船，中间固定一小截蜡烛。她颤抖的手划亮火柴，烛光便在河面上颤巍巍地亮起来，像一颗颗微弱跳动的心。“给迷路的魂儿照个亮，”她喃喃道，“也让他们认得回家的路。”那光点顺流而下，融入黑暗，我总觉得，它们会一直飘到另一个世界去。而我，就出生在这人间与幽冥仅一水之隔的夜晚。

    一九六八年的中元节，夜幕初垂，河面上飘着几盏本塆老人放的荷灯，烛火在墨色的水里颤巍巍地打着旋儿，向下游的黑暗里漂去。就在这祭奠亡魂的烟火气与河水的湿气交织的夜晚，我出生了。

    我的第一声啼哭，或许并未来得及惊动任何一盏顺流而下的灯。塆子里的人都说，中元节出生的人，阴气重，能看见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这话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像一件甩不掉的湿衣裳贴在后背上。童年的记忆，是被切割成许多块的。最鲜明的一块，属于那座两重一天井的四房祠堂。

    一九七五年，我七岁，背着母亲用蓝布头缝制的书包，走进了那座幽深、终年散发着陈年木料与香火混合气味的祠堂。

祠堂的森严是具体的。它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触手可及的存在。比如那终年不散的、混合着老木头和陈旧香火的气味，吸进肺里，是凉飕飕的。比如那盖着苦布的神主牌位，先生警告我们不许靠近，说那下面住着于家的列祖列宗。有一次，我的毽子不小心踢到了苦布下，我爬过去捡，手触到那冰冷的木质，仿佛能感觉到无数双眼睛在阴影里注视着我，吓得我连滚带爬地跑开，一整天都心神不宁。先生的戒尺也冷硬，打在掌心，那清脆的响声在空旷的享堂里回荡，能惊起梁上的灰尘。

    这里是于氏一族的根，青砖封火墙高耸，飞檐翘角，里面阴凉得即使在最酷热的暑天，也激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我们一年级的课堂，就设在第二重的中间堂里。黑漆漆的神主牌位堆在角落，用一块厚重的苦布盖着，像一群沉默的观众。我们的先生，一位前清的童生，就着从高窗棂透进来的、被切割成方格格的天光，教我们认“上、中、下、人、口、手”。

    先生戒尺的冷硬，和祠堂本身的森严是融为一体的。手心挨打时那火辣辣的疼，往往与对身后那片阴影里未知存在的恐惧交织在一起。我总觉得，那些牌位后的先人，正透过苦布的缝隙，静静地望着我们这些于家的后生。认的字渐渐多起来，也渐渐能读懂享堂柱子上那副被风雨剥蚀的对联，依稀是“敬祖宗苍昊赐福，孝父母黄天赐荣”。

    祠堂的时光是缓慢而凝固的，像一块滋生了青苔的旧砖。然而，外面的风终究还是吹了进来。没过多久，上面来了通知，说要“破旧立新，兴办教育”。于是，在一个尘土飞扬的秋天，几个壮劳力爬上了祠堂的屋顶，用粗麻绳套住那对最气派的飞檐。我们一群孩子被大人拦在远处，只听见“轰隆”一声闷响，伴随着木头断裂的刺耳声响，烟尘冲天而起，仿佛那巨兽发出了最后的哀鸣。祠堂，连同它承载的几百年的敬畏与规矩，在我们眼前被肢解、被推平。

    我们的课堂，从此开始了漂泊。先是挪到生产队的仓房，和那些散发着稻谷与农药气味的箩筐、铁犁为伍；后来又迁到塆子北头废弃的牛棚，虽然经过反复清扫，那股子混合着牲口粪便和草料的、根深蒂固的气息，总在阴雨天幽幽地浮起来。学习的地点几经易换，像一只找不到巢的鸟。

    后来，我考上了六里外镇上的中学。起初是走读。天不亮，母亲就把我叫醒。灶膛里的火映着她过早爬上皱纹的脸。我接过一只装着大米的布袋和一罐咸菜，一头扎进黎明前的黑暗里。那六里路，起初是新鲜，而后是漫长，最终成了磨砺。路上要翻一个长长的黄土坡，我们叫它“欢喜坡”，意思是爬上去苦，滑下去欢喜。坡顶有棵老槐树，是我每天固定的歇脚处。

    最忘不了的，是那个雾气沼沼的春晨。我刚爬上坡顶，喘着气，就看见本塆的堂姑姑挎着竹篮从岔路走来。她大约是刚去集上卖了鸡蛋回来。看见我，她停下脚步，什么也没说，只从蓝布褂子的内兜里，摸索出一个小小的、卷起来的手帕包。她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毛票和一些硬币。她用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指，拈出十枚小小的、贰分钱的硬币，塞到我手里。

       “拿着，”她的声音和雾气一样轻，“中午在学校，交柴火费，热热饭吃。”

    那硬币还带着她身体的温度。我攥紧了，硬币的边缘硌着手心。此后三年，几乎每天中午，当我把土钵递给学校食堂那个围着油腻围裙的师傅，递上这二分钱时，那一点点温热的触感，仿佛总还残留在我掌心。它让我咽下去的每一口饭，都带着一种复杂的滋味。

    初三住了校，告别了早晚的奔波，但生活并未轻松多少。后来，我去了五十里外的县城读高中。那是一个更广阔，也更令人惶惑的世界。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每次离家，母亲总会在我的行李里塞上一大罐她亲手腌制的咸菜，黑褐色的，泛着油光，咸得发苦。学校的伙食是带米用土钵蒸的米饭，每顿就那么一钵。咸菜就成了最忠实的伙伴，就着它，我能把每一粒米饭都扒拉得干干净净。

一月在校，母亲总是担心我的咸菜够不够？米够不够？隔三差五会让在县城工作、偶尔回乡的堂叔返城时给我捎带米菜。我接过堂叔的米菜，恍惚感觉到母亲的心跳，也千恩万谢的感谢我的堂叔雪中送炭。那时，班车班次极少，有时为了不误上学、不迟到，我多次于周日下午就来到住在镇上的本家另外一个堂叔家或邻居哥哥家住一晚，便于第二天早上赶上去县城的早班车，他们管我住管我吃。现在想来也倍觉温暖，他们也是我成长人生的功臣。

    那三年，我的胃里，大概被咸菜和寡淡的蒸饭，填筑得无比坚实。

    高中三年的日子，像五马山下小河的流水，表面上波澜不惊，底下却藏着无数细碎的沙石，不断地磨着年少的心志。终于，到了一九八六年的夏天。那一年，五马山的杜鹃花开得格外疯，红得像火，烧遍了半个山坡。

    七月，高考。几场考试，记忆已经模糊，只记得考场里闷热的空气，和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结束后，回到塆里，日子忽然变得漫长而无所适从。我帮着家里下地干活，汗水滴在黄土上，瞬间就被吸吮殆尽，了无痕迹。夜里，躺在竹席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心里却是一片空茫的寂静。

    消息是在一个黄昏传来的。那天，我正挑着一担稻谷从田埂上往回走，扁担在肩头发出“吱呀吱呀”的呻吟。村支书站在我家门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拿着一张纸。夕阳给他的身影镀上了一层黯淡的金边。他看见我，张了张嘴，话没出口，只是一个轻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摇头。

    我把肩上的担子慢慢放下，谷穗沉甸甸地擦着地面。没有预想中的天崩地裂，甚至没有太多的悲伤，只是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像被抽空了，又像是被那担稻谷彻底填满了，沉得让人迈不动步子。五马山依旧沉默地立在那儿，山脚下的小河，依旧不紧不慢地流着。

    我的路，仿佛在这一刻，走到了尽头，又或者，在脚下的黄土里，才刚刚开始。柴油灯的火苗，在确认落榜的那个夜晚，似乎也失去了往日奋力向上的心气，只是蔫蔫地，映着土墙上我那个孤单而庞大的影子。那盏指引过无数荷灯的河水，它最终流向哪里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这条小船，暂时搁浅了。

二

    高考落榜的消息，像五马山夏末最后一场暴雨，将我心里那点微弱的火苗彻底浇熄了。担子卸下了，肩膀轻松了，心却沉进了不见底的淤泥里。那段日子，我像个游魂，在田埂上、在河岸边机械地挪动。烈日把背脊晒得黢黑，汗水冲开泥道，和真正的农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们扶犁的手稳当，插秧的腰身韧实，而我，总显得笨拙而隔膜。力气是有的，但那颗被书本浸润过的心，却悬在半空，落不到这实实在在的黄土里。

    乡里人厚道，见我好歹算个“文化人”，没让我完全埋没在锄头镰刀之中。大约歇了不到一月，大队支书找到我，吧嗒着旱烟袋，说：“后生崽，莫蔫头耷脑的，队里缺个农技员，你念过高中，去试试，帮着看看病虫情，发发农药。”

    我点头应了。这活儿轻省，不用日日耗在田里，也算全了我那点可怜的脸面。我拿着几本薄薄的、印着粗糙图画的农业小册子，开始在各生产队的田畴间转悠。指认稻飞虱，辨别纹枯病，按比例配兑“六六六”药粉。日子仿佛暂时找到了一条狭窄的、勉强能下脚的田埂。

    然而，真正的风波，起于青萍之末。

    就在我当上农技员不久，村小学那位教数学的周老师，托了关系，调到公社去了。一个教职的空缺，在这偏远的塆子里，不啻于投下了一块巨石。平静的、日复一日的湖面，瞬间被搅动了。

    那小学，就坐落在被拆毁的祠堂原址上，两排红砖瓦房，比当年的祠堂敞亮，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如今，那里的一间教室，一个岗位，成了所有人眼中的“香饽饽”。不用风吹日晒，每月有几块钱津贴，更重要的是，那是“先生”，是受人尊敬的体面身份。

    竞争之激烈，超出了我的想象。电工于老五，说他懂“电学”，能教“自然”；兽医瘸腿陈，声称熟知“生物”，辅导“农业常识”不在话下；就连那个走村串户弹棉花的江西老表，也托人递话，说他嗓门洪亮，能管住学生。几个村干部的子女、亲戚，更是暗中较劲，势在必得。一时间，小学校长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门槛几乎被踏破。递烟的，说人情的，拍胸脯保证的，暗地里拆台的……人性的算盘，在那几天拨拉得噼啪作响，平日里掩盖在乡亲情分下的那点不光彩，都明晃晃地晾晒了出来。

    我站在漩涡边缘，心里像是揣了只兔子，七上八下。我也想去。那三尺讲台，那些方块字和加减乘除，对我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吸引力。那像是一条被山洪冲断的路，旁边隐约显现出的一条小径。可我能争得过他们吗？电工手里攥着给大家伙拉电灯的权力；兽医拿捏着牲口的性命；村干部更是掌握着实际的权柄。我有什么？只有几箱落榜后就没再翻动过的高中课本，和一个“失败者”的标签。

    父亲蹲在门槛上，闷头抽着烟，良久，吐出一句：“想去，就试试。不成，也死不了人。”

    母亲则忧心忡忡：“那些人……咱家没啥能跟人换的，争不过，别得罪了人。”

    我把自己关在闷热如蒸笼的阁楼里。那些刚刚被我决绝地塞进床底的课本，又被我一本本拖了出来，拂去薄灰。数学公式、文言课文、物理定律……它们曾是我通往外面世界的桥梁，如今，却要成为我争夺一个乡村教职的武器。这种反差，带着一种辛辣的讽刺，逼得我眼眶发酸。可我不敢怠慢，更不敢轻视。我像一头被迫退回洞穴舔舐伤口的野兽，此刻为了一个新的猎物，不得不重新磨砺自己的爪牙。

    争论和角力持续了十来天，僵持不下。谁上也难以服众。最后，还是公社教办室一纸通知下了决定：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全场只取一人。

    考试那天，设在小学唯一那间糊了白灰的教室里。参与者济济一堂，电工、兽医、木匠、弹花匠，还有我和另外两个同样高考落榜的青年，以及一位大队会计的侄子。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平日称兄道弟的乡邻，此刻眼神碰撞，都带着几分审视和戒备。监考的是公社来的一个干事，面无表情。

    题目并不算难，多是初中程度，少许高中知识，夹杂着一些教学常识。但我握着笔的手，依旧沁出了汗。我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知识的测验，更是一场命运的博弈。每一道题，都可能是我走出脚下这片泥泞的垫脚石，也可能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答得异常谨慎，字迹工整，逻辑清晰，把我这些日子重新拾起的、尚带余温的那点学问，一丝不苟地倾泻在试卷上。

    等待结果的那两天，比高考放榜前还要难熬。我依旧背着喷雾器去田里，看见那些竞争者，彼此都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客气而生分。

    通知终于来了。还是那个大队支书，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当着不少乘凉的村民宣布的。他念了我的名字。

    没有欢呼，没有激动，我只是感觉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嗡”的一声断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近乎虚脱的乏力。我穿过众人复杂的目光——有羡慕，有失落，也有不易察觉的妒忌——慢慢地走回家。

    母亲在灶屋里撩起围裙擦眼睛。父亲依旧没说什么，只是晚上吃饭时，给我碗里多夹了一筷子咸菜。

    第二天清晨，我穿上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旧中山装，走向那座建在祠堂地基上的小学。推开那间属于我的教室门，阳光透过新安的玻璃窗，照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映出一块块光斑。几十双孩子的眼睛，乌溜溜地望着我。

    我拿起粉笔，手微微有些颤抖。转过身，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写下了我作为“民办教师于”的第一个字。

    路，似乎在这里拐了一个弯，重新开始了。只是这弯拐得如此艰难，让我每一步踏上去，都还能感觉到来时路上，那些尖锐石子的硌痛。

三

    粉笔灰，七年。

    它无声无息，落在我的袖口，染白了我的眉发，也一点点沉淀在我二十四岁的心里。那建在祠堂地基上的村小学，红砖墙被风雨剥蚀出斑驳的痕迹，像一幅日渐苍老的容颜。我就在这容颜里，送走了一茬又一茬挂着清鼻涕的娃娃，又迎来一茬。日子被切割成上下课的钟声，被填满着拼音字母和加减乘除，平静，却也滞重。

    七年，足以让一个青涩的后生，变成塆里人口中的“于老师”。这称呼里带着尊重，可我心底知道，我始终是那个“民办”的。每月那点微薄的津贴，刚够买些笔墨纸张，与田里刨食的乡亲相比，不过是多了些体面，少了些泥巴。

    变化的波澜，就在这平静的池塘里，偶尔投下石子，荡开一圈圈希望的涟漪，随即又复归沉寂。

    最先触动我的，是我的启蒙先生，那位在祠堂里教我们“上、中、下”的老童生。他教龄长，赶上政策，几乎是顺理成章地“转正”了。消息传来那天，他特意来学校转了一圈，背着手，看着我们这些后辈上课，那常年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浑浊的眼里有了光。他走过来，枯瘦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没说什么，可那一下，分量千钧。我替他高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那条看得见的界限，原来是可以跨越的。

    接着是教语文的小李老师。他是被村里推荐读的简易师范回村担任的民办教师，属于中专生文凭，这次也符合转正条件，手续一办，名正言顺成了公办教师。他稍年轻，有朝气，跟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民办”说话，总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优越。他的转正，像一阵风，吹得人心浮动。文凭，那张薄薄的纸，竟有如此魔力。

再后来，是教数学的老王。他为人活络，课教得不错，更难得的是善于和上头打交道。连续几年，他都被评为“县级模范教师”，奖状贴满了办公室最显眼的那面墙。终于，凭借这“模范”的称号和背后的“关照”，他也搭上了转正的船。请客那天，他满面红光，挨桌敬酒，声音都比往日洪亮了几分。

    我一次次地旁观，一次次地道贺，心里的滋味复杂得像打翻了的五味瓶。欣喜于他们挣脱了这重身份，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希望；迷茫于自己的前路，究竟在何方？教龄，我资历尚浅；文凭，我只有一纸高中落榜的遗憾；模范，我性格内敛，只会埋头教书，不懂那些曲里拐弯的门路。夜深人静时，我望着窗外五马山黑黢黢的轮廓，那条童年时觉得无比宽阔的出路，似乎越走越窄，最终变成了一条死胡同。

    这七年，学校里也并非只有书声琅琅。那有限的资源，那转正的名额，像悬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诱发出人性里不那么光彩的一面。为了一堂公开课的机会，为了年终那纸轻飘飘的奖状，甚至为了办公室一个靠窗的好位置，都曾有过面红耳赤的争执，有过台面下的算计。我看在眼里，寒在心里。这小小的校园，何尝不是一个大千世界的缩影？名利二字，在哪里都能搅动一池浑水。我无力参与，也无心争夺，只能更紧地抱住我的课本和教案，把那点不甘和焦虑，都摁进备课本密密麻麻的字迹里。

    希望，是在第七个年头的夏天，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降临的。

    上面下了通知，允许部分年轻、有培养潜力的民办教师报考公立师范，毕业后统一分配，即为公办身份。条件苛刻，名额稀少，而且，据说这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机会了。

    学校里的空气瞬间凝固，随即又像煮沸的水。几个和我一样是民办的同事，眼神都变了。其中，最受震动的是教自然的刘老师。他比我年长近十岁，在这小学耗了大半辈子，头发都已花白，是学校里资格较老的民办教师。他一生所求，无非就是个“转正”，以求老有所依。这次考试，几乎是他最后的机会。

    我也报了名。没有退路可言。我知道，我必须跑赢时间，也必须跑赢像刘老师这样的“自己人”。这种竞争，带着一种道德上的负疚感，压得我喘不过气。

    备考的日子，仿佛回到了当年争夺教职的那个夏天。白天上课，晚上把自己钉在昏暗的灯下。那些早已生疏的政治、语文、数学题，重新变得面目可憎。母亲看着我熬红的眼睛，只是默默地在我的搪瓷缸里续上开水。父亲有一次在饭桌上，罕见地开了口：“刘老师……也不容易。”我扒拉着饭，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

    考试在县城进行。走进考场，我看见了刘老师。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背佝偻着，手里紧紧攥着准考证，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看见我，勉强笑了笑，那笑容里满是疲惫和苍凉。那一刻，我心里猛地一抽。

    发榜那天，我不敢去学校，径直回了家。直到傍晚，支书拿着那张薄薄的、却重若千斤的通知，走到我家门口。他脸上带着笑，大声道：“中了！后生崽，考中了！”

    我接过那张纸，手抖得厉害。目光扫过自己的名字，然后，下意识地往下，急切地寻找。没有。没有那个熟悉的名字。

    我考上了。挤上了那艘末班船。而刘老师，被留在了岸上。

    那一刻，涌上心头的，不是狂喜，而是一种巨大的、几乎要将我淹没的复杂情绪。有解脱，有庆幸，更有一种沉甸甸的、踩着别人期望上岸的负罪感。

    我离开村小学那天，秋意已深。五马山层林尽染，像一片燃烧的霞光。我回头望去，那排红砖房在夕阳里静默着。刘老师依旧站在他那间教室的门口，望着操场上追逐打闹的孩子，背影萧索。

    我转过身，踏上通往县城师范的路。这条路，我走了七年，绕了一个大圈，终于还是走上了。只是，脚步并不轻快。我知道，我熬出来了，从民办的身份里，从泥泞的田埂上，从这七年的是非纷扰与漫长等待中。但有些东西，比如那份最初的纯粹，比如对刘老师那份难以言说的愧疚，却像五马山的影子，注定要长久地跟随着我，走上任何一段新的路途。

四

    师范的两年，像是被偷来的一段光阴。五马山的沉重、小学课堂的粉笔灰、还有刘老师那佝偻的背影，都被暂时锁在了县城之外。在这里，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如饥似渴地吞咽着那些曾经陌生的教育学、心理学理论。

    也正是在这片相对宽松的土壤里，我与一位同样来自乡村、眼神清亮的女同学相恋，并在毕业前夕，简单地办了婚事。

    我们的“新房”十平米不到。家具是旧的，唯一的“电器”是一盏台灯。但我们把窗户擦得亮堂堂的，妻子用红色的剪纸贴了窗花。晚上，我们就在那盏台灯下，各自看书，偶尔抬头相视一笑，心里便是满满的。那时虽然清贫，但未来仿佛是一条铺满阳光的康庄大道。

    生活，似乎终于向我展露了一丝温存的、可触摸的暖色。

    二年后，我背着行囊，被分配到了邻乡的一所村小。妻子则分在了更远一些的镇小。依旧是民办转公办的起点，但身份不同，脚下的路似乎也坚实了些。我埋首于教学，将师范所学的点滴，尝试着浇灌给那些眼神懵懂的孩子。许是这份踏实肯干，许是肚子里那点比纯粹“土教师”多些的墨水，几年后，一纸调令，我被选拔为乡中心学校的校长。

    初握权柄，年少热血，满心想的都是“励精图治”。我整顿校风，修订制度，试图将那座弥漫着散漫气息的学校，拉上我认为的正轨。

    我推行新的教学考核制度，触动了某些资深教师的舒适区；我严格财务管理，让一些习惯了“行方便”的人束手束脚。很快，流言来了。有人说我“年轻气盛，不尊重老教师”，有人说我“拿着鸡毛当令箭”。更让我寒心的是，一次我因坚持原则，拒绝了一位上级领导为其亲戚报销不合理开支后，我在一次关键考评中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低分。那位领导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小于啊，有原则是好的，但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水至清则无鱼嘛。” 我看着他圆滑世故的脸，突然明白了，我触碰的，不仅仅是个别人的利益，更是一种盘根错节的“规矩”。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我当头一棒。我的改革，触动了某些人盘根错节的利益；我的严格，被视作不近人情的刻板。流言蜚语，明枪暗箭，开始从各个角落袭来。更让我心寒的是，第一次尝到了被背叛和无力挣扎的滋味。满腔的热忱，被一盆冷水浇得透心凉。

    后来，我被调离校长岗位，“升任”乡教育组教研员。名义上是提拔，实则是明升暗降，远离了实权。那段时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灰暗的时期。每日与冰冷的文件和虚无的课题打交道，看着昔日不如自己的人在自己曾耕耘的领域指手画脚，心中充满了愤懑与不甘。职业倦怠，像南方梅雨季的湿气，无孔不入，浸透了每一个毛孔。

    但我终究没有倒下。或许是五马山赋予的那份沉默的坚韧，或许是妻子在灯下无声的陪伴。我收敛锋芒，在教研员的冷板凳上，竟也真沉下心来做了一些研究，写了几篇还算像样的文章。

    那位即将退休的老局长，在一次全乡教育工作会议上，偶然看到了我写的一份关于农村学生阅读现状的调研报告。会后，他特意把我叫到一边，花白的眉毛下，目光锐利：“小于，报告我看了，问题抓得准，有几条建议也挺有想法。怎么，坐在教研员的位置上，就只会纸上谈兵了？” 他的话像鞭子，抽打在我的惰性上。没多久，在他的力荐下，我得以接手一所薄弱的中学。他没有给我任何许诺，只在送我赴任时，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做点实事，别怕得罪人，但也别再像以前那样莽撞。”

    机会，有时会伪装成挫折而来。因着这些不起眼的成绩，加上一些因缘际会，我再次被起用，先后在三所不同的中学担任校长。

    这之后的路上，风雨并未停歇。职场的竞争愈发微妙，笑脸背后可能藏着刀子。评职称，更是每年一度的“修罗场”。我曾亲眼目睹，也曾亲身经历那其中的黑幕：精心准备的材料，比不上别人轻飘飘的一张“条子”；多年的勤恳付出，在关键投票时抵不过拉帮结派的私下交易。我挣扎过，据理力争过，也曾感到深深的无力与幻灭。人性的险恶，在利益面前，被放大得如此清晰，如此不堪。

    然而，路上也不全是泥泞与小人。我也遇到过贵人。那位在我最消沉时，力排众议推荐我去接手一所薄弱中学的老局长；那位在我遭遇诋毁时，敢于站出来为我说句公道话的老教师；还有那些在我每一个新岗位上，默默支持、踏实工作的同事们。他们的存在，像是黑夜里的点点星光，虽不耀眼，却足以照亮前路，温暖人心。

几经浮沉，年岁渐长。最后，因着一些政策倾斜和机缘，我终于得以调进县城，在一所普通的中学里，做了一个普通的教师，直至退休。

    如今，我常常在黄昏时分，站在阳台上，望着城市远方那被高楼切割的天空，回想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的愤懑、不甘、挣扎、痛苦，都已沉淀下来，化作了心底一层厚厚的、温润的包浆。心，竟真的静如止水。

    这一条路，从五马山下的小河出发，蜿蜒曲折，走了大半生。路上，有风景：姑姑塞给我二分钱硬币时那粗糙手指的温热，学生们取得进步时那纯真的笑脸，妻子始终不变的信任眼神。路上，也有险滩与泥泞：高考落榜的打击，转正路上的倾轧，职场中的不公与黑幕。路上，有小人的冷箭，也有贵人的援手。所有这一切，好的，坏的，光明的，阴暗的，共同铺就了我脚下的路。它们都已融入我的骨血，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再怨恨，也不再狂喜。只是回望时，觉得这一路，风雨晴晦，都自有它的道理。路，还在脚下，只是走的人，心境已然不同。

五

    人生的轨迹，细细想来，确是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城里的阳台虽小，我却把它经营成了我的“五马山”。几盆兰草，几株月季，还有一盆从老家带来的、极易成活的“死不了”。每天清晨，我给它们浇水，修剪枯叶，看阳光一点点爬过栏杆，在这些绿意上镀一层金边。时间在这里变得很慢，很具体，具体到一片新叶的舒展，一个花苞的绽放。我不再需要去看手表，植物的生长，就是最准确的时钟。

    心静下来了，往事便如退潮后的沙滩。

    年轻时分，气力与心气都往上走，像是要把五马山都踩在脚下。那时节，眼里只有前方，只有向上攀爬的那条路，觉得脚下的坎坷、肩头的沉重，都不过是登顶必经的磨砺。从祠堂的蒙昧，到走读的艰辛，再到高考落榜的锥心之痛，每一步，都像是给这抛物线增添着向上的初速度。而后，民办教师的七年蛰伏，师范的短暂喘息，校长任上的几番起落，直至最终调进城里，在纷繁的职场上争得一席安稳之地……这期间，有挣扎，有算计，有得到，也有失去，仿佛抛物线在抵达顶点之前，那一段虽曲折却总体向上的冲劲。

    如今，我确知自己已从那顶点，安然经过。

    不再有案牍之劳形，不再有职称评聘的纷扰，也不必再看人脸色，揣度那些复杂难言的心思。城里的家，阳台虽小，却足够我摆弄几盆寻常的花草。目光越过楼下喧嚣的车流，总能望向更远处——那里虽没有五马山的确切轮廓，但天光的明暗，云霞的舒卷，依旧能告诉我时辰与季节的流转。

    心静下来了，往事便如退潮后的沙滩，那些曾经硌脚的碎石、纠缠的水草，都清晰地显露出来。我记起姑姑那二分硬币的温热，记起母亲腌制的咸菜那齁人的咸，也记起刘老师得知我考上师范时，那瞬间黯淡下去又强自掩饰的眼神。这些记忆，不再带有当年那种尖锐的痛楚或狂喜，它们变得温润了，像河滩上被流水磨平了棱角的卵石，静静地卧在心底。

    就连那些曾让我愤懑不已的不公，那些职场上遭遇的倾轧与黑幕，如今回想，也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去看，轮廓模糊，寒意尽消。它们不过是这条抛物线上升途中，必然要遭遇的空气阻力，是构成这完整曲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它们，这抛物线未免显得轻飘。那些路上遇见的小人，如今想来，其行径或许可鄙，但其处境，其挣扎，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身不由己？而路上遇到的贵人，那份恩情，却愈发清晰地沉淀下来，化作心底长存的暖意。

    抛物线过了顶点，便开始下行。这下行，并非坠落，而是一种从容的、顺应规律的滑翔。气力是不比从前了，走上几步路，膝盖会隐隐发出警告。但眼睛似乎更清亮了些，能看见以往匆忙赶路时忽略的景致。我能耐心地看一株兰草抽出新叶，能品出不同水温下茶叶舒展的细微差异，也能从孙儿稚嫩的涂鸦里，看到一种毫无挂碍的欢欣。

    这条路，走到如今，已无所谓起点，也无所谓终点。从五马山下那个中元节夜晚开始，每一步，都算数。那些风景，那些险滩，那些泥泞，那些小人，那些贵人，它们共同塑造了这条独一无二的抛物线。它曾奋力向上，划破苍穹，也曾不可避免地悠然下行，归于平缓。

    我坐在阳台的藤椅里，手边是一杯渐凉的茶。夕阳的余晖给楼宇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抛物线终将融入那无尽的时间轴线，无声无息。但我已知足。我走过了我的路，见识了路上的所有，而后，心静如水。

    这路上，有风，有雨，也有光。而今，光驻留在心里。

鹿城飞侠

作者以路为题，叙述了“我”从高考落榜到当上民办教师，再由民办教师考入师范转为公办教师，由班主任升任小学、中学校长最后调入县城中学直至退休的人生路程，里面有高考失利的苦痛，走上教育岗位的兴奋，取得成绩的欢欣，也有职场上的迷茫苦楚，退休后的闲适平静。小说娓娓道来，写出了每一段路的过往与内心体验，给人身临其境的代入感。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

听过你的歌

鹿城飞侠 发表于 2025-11-17 16:28
作者以路为题，叙述了“我”从高考落榜到当上民办教师，再由民办教师考入师范转为公办教师，由班主任升任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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