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文化精髓溯源 ……刘勰《文心雕龙》新译——连载中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12-11 22:01
以“一种从容不迫自然率性的坦然起止的心态，去从事艺术创作和文字表达。”，感谢克谐老师奉献的精彩文字， ...

云上云上君摘选的文字，令我十分欣慰！说明抓住了刘勰此文“养气”的本质所在
下面是在“天涯”，因为有网友质疑现在社会形势下“养气”的必要性，我的简短解释：

谢谢诸位关注此文！
　　其实，刘勰此文中的“养气”相较孟子之善养的“浩然之气”相差甚远。此处“养气”只不过是针对一般书写文章时一种个性化的自我认知而已。凡读过此文后，对于一些或许了解民国时期文艺评论的人们，起码能够理解：当初，尤其是在绘画界，有一些并非属于保守阶层的名仕，为何一再抵触类似梵高样式的艺术人生呢？
　　我本人从业于医疗界，仍算是临床医生吧。在我周边有一些自幼爱好艺术的孩子和已经有些社会成就的绘画界朋友。单就艺术创新而言，究竟如何才能创新？什么样式的创新才是，即有益于自我身心健全，并能够文明大众生活的样式呢？这种思考和角度，则是我时常纠结和追求解答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近一年来“释意”《文心雕龙》，并非为了刻意宣扬其中“崇经征圣”或被认为倡导儒家思想等，而是希望更多些人了解刘勰其人其书，并通过这本书更贴切地去了解汉晋时期的文化侧重点究竟在哪里吧！

克谐

第四十三 附会与谋篇
（刘勰《文心雕龙•附会四十三》）

     文章写作中“附会”是指什么呢？无论腹稿前谋篇，还是草稿后裁决，就是在统筹或审视全篇时，要有首尾连贯、取舍斟酌、禁忌限制和理义定位的谋划，目的是为了字词章句及其段落层次，从整体结构上，表现得有条不紊，而不是错乱芜杂。文章创作中的“附会”，若用建筑房屋打比方，就是建房前的图纸，或盖房时首先要搭建起来的主体间架结构；若用裁剪衣服作比喻，就是按照身材或要求样式进行剪裁后，应如何拼接缝合的问题。
    文学创作过程，依据具体需要和个人才能，首先应该选择文章体裁，一旦确定了使用何种体例格式，随后就是要以情怀志向为心脑、以意向事理为骨髓、以辞藻文采为肌肤、以音调韵律为荣卫，即类似医生辩证虚实治病，又像画家调配颜色绘形，亦如乐师和谐音质作曲，通过斟酌比较，历经取舍得失，谋求达到一种心仪预测的最佳效果。其实，像这样一种“附会”的全过程，也是一切艺术创作必须要遵循的共同规律罢了。
    作为整体的一篇文章，恰似一棵生机盎然的树木，自上而下，不但枝蔓丛生，而且盘根错节。如果剖析其之所以挺拔茂盛的原因，其实就在于“根有本末”而“干有主副”而已。也就是说，树木上的一切残根末节和繁杂枝叶，必然要依附主体本根，否则就是形同虚设，都将难以持久存生。因此，所谓附会，也称其为“附辞会义”，就是遵循一些既定的文章体例格式，在参考发挥以往某一类经典范例的基础上，务必使新创作文体的情理文采，紧紧围绕事前拟定的主题思想，类似树木本末围绕树干一样不离不弃。
    在《周易•系辞下》里面有“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的道德警示。若将其落实到文学创作活动中，就是文章中字词章句，无论包含和表达的情志多么繁杂，都必须主次分明，而不能本末倒置；同样，亦无论辞藻文采多么丰富艳丽，都不能哗众取宠而喧宾夺主。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种程度呢？这就要像东汉崔骃《达旨》中所讲的一样，必须去遵循“扶阳以出，顺阴而入。春发其华，秋收其实。”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要在整体结构上，不仅要顺时顺势，还要表里如一，更需要有始有终。这就是文章“附会”所应依从的具体办法。至于如何才能把细枝末节与中心议题之间关系处理好的问题，一方面要像《淮南子•说林训》指出的“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那样，不要因为过分雕琢细枝末节，或者一味追求技巧性完美，从而导致面目全非，或根本失去目标；另一方面又要如同儒家倡导“诎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一样，敢于不拘小节，勇于牺牲局部利益，来赢得全局结果的理想美好。这才是文章“附会”在整篇谋划上的有效策略。
    自古以来，文章篇籍，在体例格式上一贯变化多端，于内容思想上更是纷繁复杂。单就某一篇文章的谋划而言，在整体形式或具体内容上，如果单调划一，其字词必定给人枯燥乏味的印象；如果博大精深，其文句必定辞藻繁多而冗长；如果草率急促作文，必将会有疏漏而徒增遗憾；如果迟疑缓慢成章，则容易误事而演变成祸患。另外，在人与人之间，不仅秉性才情不同，而且思绪理念各异。书写文章，有的人就特别擅长首尾呼应，而有的则习惯层层递进。然而，综合来看，像整体结构兼顾谨严的作家较少，而只注重头尾或段落之间衔接呼应的相对多见。事实上，一旦文章存在整体结构性不严谨，必定会有主题思路不连续，并导致全文韵律失序。这就如同人体脉络不通畅，必定会有形体焦枯的模样。反之，若文章能够兼顾整体，并做到前后通畅且表里如一，必定会有词义韵味的浑然一体。这又会如同树胶粘合木材之严丝合缝，亦如笾豆之事，务必推崇黄色基调一样吧。通常情况下，像驾车的骖服四匹马，尽管他们的力量各异，但驾车的六根缰绳只要能够像弹拨琴弦一样和谐，就可以使车辆左右进退自如。然而，马车的两个轮子之所以能够左右进退一致，关键就在于车轴贯穿二者其中。所以文章创作的诀窍和法术，雷同驾驭车辆，一旦提笔在手，如同操纵马车缰绳，进退急缓，行止取舍，始终不能脱离“轴心”的主导地位和决定意义。
    凡深谙“附会”在文章创作中地位价值者，也就不难理解，“附会”如同人体的肝胆，通过调节食品五味来保障机体健康，有着一模一样的重要性。反之，若不明白“附会”对于文章写作的重要性，也就像不懂得北胡与南越，在生活风俗上，存在千差万别一样，一旦置身其中，必定洋相百出。另外，单言运用“附会”中可能遇到的难点。这也是一般文章写作者，通常都会“感同身受”的棘手问题，即“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也就是说：修改一段文章，有时比重新写一篇还艰难，而换一个字，时常比改写一句话还麻烦。像这样的实际例证，已然屡见不鲜啊。
    西汉时汉武帝曾诏令张汤（?-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时酷吏杜陵人）草拟奏章，却被一再退回；三国时虞松（曹魏官吏字叔茂陈留人）因受命构思章表，却遭到多次斥责。这其中可能原因，主要是理义阐述不够明确，或文辞整体不够协调。随后，经过倪宽替张汤改写了底稿，而钟会为虞松更换了五个字。于是，前者终得汉武帝盛赞，后者始让司马师满意。究其根本，必定是说理变得突出鲜明，而字句改的机敏恰当了。由此可见，“附辞会义”的巧拙，确实相差甚远，实在不可小觑啊。所以，在文章写作之中，笔端行止和裁句断章，如同乘船摇橹；而紧扣情理和润色辞藻，恰似持缰挥鞭，都不仅是为了保障运行、起止的平稳安全，更需要确保方向、目标的最终实现。   
    毋庸讳言，如果一篇文章在开头时气势磅礴而又富丽堂皇，但里面衔接的文句段落一旦牵强附会而又凋零憔悴，那么在阅读期间，必定会给人一种晦涩或窒息的感觉。因此，整篇文章于最终效果上，注定不佳，黯然失色。像这种情况，正如同《周易》第四十三“夬卦”的“九四”象辞一样“臀无肤，其行次且。”（臀部受伤失去皮肉，走起路来踉踉跄跄。）这里面所要强调的道理，就是任何局部性缺陷，尤其是关键部分的不明智，必将影响全局的形象、趋势和结果。所以说，文章写作务必兼顾全篇风貌，首尾不仅遥相呼应，还要贯穿通畅，并且整体上，更要表里如一。本文强调“附会”的本质意义，亦不过如此。
    总而言之：文章谋划重全篇，头尾表里衔接难；纵然思绪千千万，莫忘心头一线牵。根深叶茂赖主干，快马扬鞭勿跑偏；八音和谐道美乐，气贯长虹德华章。

【注解】
1、《周易•系辞下》相关内容：《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2、东汉崔骃《达旨》相关文字摘录：《易》称“备物致用”“可观而有所合”，故能扶阳以出，顺阴而入。春发其华，秋收其实。有始有极，？登其质。
3、《淮南子•说林训》相关文字摘录：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疱而发痤疽。若珠之有类，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亏。

云上云上

谢谢克谐老师的鼓励，真正把握刘勰文章本质的是您。
您在天涯的解释非常详细，让读者更加明了您的心意。谢谢克谐老师。
感觉这篇附会与谋篇更精彩，结构严谨，文字凝练，比喻恰当，有一种韵律美感贯穿始终，拜读老师佳作，学习，感谢您的辛勤付出。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12-13 21:19
谢谢克谐老师的鼓励，真正把握刘勰文章本质的是您。
您在天涯的解释非常详细，让读者更加明了您 ...

过奖了！

关于文学评论问题，学生时代读曹丕《典论·论文》，真的是荡气回肠、热血彭拜！关于此类帮助读者理解，更准确说，属于应该如何欣赏艺术作品的文体，再就是陆机《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等；前者虽短，读得似懂非懂，不着要领；后者冗长，念得阴阳顿挫，似是而非。其实，我自己也只是近来，才逐步读懂刘勰的菩萨心肠啊

再次谢谢云上云上君鼓励！

克谐

第四十四章 总体和要术
（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四十四》）

    眼下，文学界正流行一种说法，即“笔是笔”“文是文”，是将不讲究音韵节律的文章称作“笔”，把讲究的视为“文”，故有“无韵为笔”“有韵为文”的区分。从起源上讲，凡流传下来的“笔刻文录”的语言符号，本是人类对于世间万物的道德认识，在“口耳相传”基础上的更充分表达。因此，通常把一些知识传承的记录符号，说成是“言语”“笔录”“文章”等名称，并且依据其中“字辞文句”的风格特征，大致以《诗经》《尚书》各自为代表分成两类，前者“有韵之文”，后者“无韵之文”。然而，使用“文”或“笔”来区别文章门类，则是近代的事情啊。
    南朝刘宋时期，颜延之（公元384-456年字延年晋末临沂人曾名冠当时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大致有过这样的言论：“笔”是泛指文字的体用，只有属于发端立论的“言”，才堪称“文”，并进一步说明，像经书典籍就是“文”而不是“笔”，但像传记一类文体，则是“笔”而不属于“文”。
   上述颜延年对文章的总体区分及其例举解说，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仅以《周易》的《文言传》为例。《文言传》不仅是“发端立论”的“言”，而且更是文采奕奕啊。如果像《文言传》这样的传记，都一概属于“笔”而不是“文”，那么还有什么样式的经书典籍，才堪称“文”呢？依我之见，出口成章即为言，记录成文则为翰，揭示道德既是经，阐释经书属于传。就文章总体而言，无论“经典”还是“传记”，即便在体裁上确实存在显著性差别，亦不过都属于“口出笔录”的文章而已。所以，“笔”就是“言语文章”的信使，只不过因为在记录和传达过程中，才有了内容长短、文采多寡、有韵无韵等具体区分。至于“经书典籍”之所以能够颠扑不灭，并能流传千古。究其根本，只在于他们蕴含着深邃奥妙的道理罢了。这与颜延年所讲的“言”“笔”“文”又有何干呢？
    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宣称，他个人已经把书写文章的利害关系剖析的“曲尽其妙”了。然而，纵观《文赋》中的泛论和悉数，其实并不全面啊。因为天地人间的易数理化，即便经过九次演变后，虽然已经达到了极致，但还不就是道德变化的穷尽。所以，任何试图通过举例说明，即可囊括所有文章体例及其要术的努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一般情况下，作者在营心臆造文章时，不仅倾心于体裁格调上的标新立异，更加热衷于字词文句的丰富多彩。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对于以往文章已有的体例格式和风格特征，尤其在相关著述文章之所以成败、得失、优劣的技能要术性问题上，不仅不善于钻研深究，甚至少有问津，或者就是充耳不闻。毋庸置疑，在成堆的美玉中，有的必定貌似石头，而在稀有的石头里面，有的却像美玉。与此道理一样，那些精通文章要术的作者，往往为了追求短小精悍，其著述通常不会太长，而像知识才气匮乏的作者，却是因为无法展开长篇大论，而其文章也会十分简短；另外，一般博学多识者，喜欢高瞻远瞩，难免喋喋不休，而思虑芜杂者，因为千头万绪，通常繁言冗长；再者，善于思辨而境界通达者，因为能够深入浅出，其行文自然清晰易懂，但凡短见肤浅者，虽然举止言谈只能如同蜻蜓点水，反而同样给人一种简洁鲜明的感觉。所以，历来古奥深邃的文章，必定晦涩难懂，这反而让一些故意书写诡异乖离的作品，貌似古典经书一般。然而，凡故弄玄虚的文章，也最经不住一般性的研究推敲，他们有的虽然内容广博浩瀚，却匮乏韵律和文采；有的即便字韵通畅协调，却情理浅薄而笨拙。类似情况，如同作为乐器的钟磬丝竹，尽管都经过了严格的音准校对，但钟磬音质再好再准，也不是任何乐师都能演奏出来美妙乐章；同样，尽管琴声瑟响和谐悠扬，并不是只有角徵宫商羽的音准基调吧。因此，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用演奏音乐来比喻文章水准的高低难易，不仅贴切恰当，确实形象生动啊。毋庸置疑，不经过实物验证，无法判断刀斧的利钝。如果不经过深刻剖析写作的原理要术，必定无法升华艺术创作的技艺本领。通常所谓的技术精湛和能力亨通，不过就是把握准确了某种必然取胜的细致道理罢了。如果不经过稽查举证，如果不审验精确了艺术创作中大的条理和小的情节，又怎能在文坛上心想事成呢？
    凡真正掌握文章总体要术后的写作，如同棋艺高手通晓围棋变化规律后的沉着对局，不但可以掌控全局走向，而且能够及时判断得失所在。反之，不注重技能要术的机理，仅是按照自我感觉和意气情怀的书写，就会像博弈中掷骰子一样，全凭偶然的机遇巧合罢了。然而，任何凭借机缘巧合的成功，或许不乏先例，但注定难以为继，更不会维持长久；他们一旦遇到文章内容匮乏时，便不知道如何增色加彩，如果内容繁多芜杂，更不知如何下手剪裁。像这种内容多寡都会不知所措的作者，又怎能把握准确文章的好坏优劣呢？而像围棋高手一样的作家则不然。因为数术有一定局限和规律性，他们事先整饬待命，临场按部就班，于步步为营之中，见机行事，绝不错失良机；一旦时逢转机，全神贯注，意气奋发恰似龙腾虎跃，才智云涌如同顺风而至。于是乎，挥洒自如之场景，踌躇满志之状况，画面如锦绘秀丽，声音似丝竹悦耳，品味则甘甜若饴，佩戴即芳香四溢。文章写作能够达到此种境地，堪称登峰造极了吧。
    把握好文章创作的总体及其要术之后，还需要谨慎防范的另外一类问题，如同《战国策•韩策三》中“骥足虽骏，纆牵忌长。”的故事一样，虽然拥有千里马的素质，却因为驾驭缰绳的宽严失度，反而无法实现驰骋千里的目标。纵观以往经书典籍的体例种类，已经繁简多样，唯有与之相辅相称的技艺要术，彼此搭配适当，才能功德圆满；如果多寡搭配失当，即便不因为缺失不足而显疲敝零落，或会由于过犹不及而成疥癣累赘。若深究其中道理，恰似制造稳妥坚固的车轮，三十根辐条可能不总是达到最佳效果，却是一般性能的基本保障。使用车轮与辐条的功效来比喻写作中总体与要术的关系，算是我的浅薄之见吧。
   总而言之：文坛耕耘赖笔端，锋芒磨砺须精研；从来窍门归法术，没有规矩难方圆。总体唯一数无穷，要术具备理不偏；莫叹春花千万朵，化生秋实道天然。

【注解】
1、西晋陆机《文赋》中相关部分：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於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2、曹丕《典论•论文》中用音乐比喻文学部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3、《战国策•卷二十八•韩策三》相关内容：段干越人谓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驾，云取千里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牵长。故屋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行千里之行。’今臣虽不肖，于秦亦万分之一也，而相国见臣，不释塞者，是纆牵长也。”

云上云上

您读书非常仔细认真，无论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书读地深入细致，于是文字也入木三分，文字也有了灵魂，欣赏学习。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12-18 20:57
您读书非常仔细认真，无论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书读地深入细致，于是 ...

关于如何读书、读什么书？我过去三十多年，基本都是随缘读书，除了个别时段回头再翻看某一类书外，也就是近三五年来基本每年有一条主线，必须翻看某类书籍。

我其实读书很不仔细，基本就是浏览而已。或许一直不务正业的缘故吧，即便家事或工作再忙，我都会抽空读一些书。也不是有什么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是唯有读书之中，反而能够缓解身心的某种说不清楚的厌倦和疲劳。所以，我特欣赏“子曰习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尽管乐之东西，不一定被大多数人理解，能够乐在其中，又复何求？！

克谐

第四十五章  时势与文风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

    时运交替，社会变迁，文艺的内容和形式与之衍生变化不断。亘古至今，这种相辅相成并互为因果的密切联系，贯穿始终，如影随形。这便是世间传说的“天理”与“人情”的道德联系吧。
    远在氏族社会逐步走向集权化的上古中国，当迁徙山东定陶与河北唐县之间的“陶唐氏”尧帝主政时代，天下道德清明，民众休养生息，所以路边野老，始有传唱“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击壤歌》，而田间稚童，相互讴歌“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康衢谣》。进入了有虞氏舜帝掌控的年代，集权隆盛，国富民闲，于是海洲之上，四处飘荡着“解吾民之愠兮，阜吾民之财兮。”的《南风歌》，而在宫殿之中，此起彼伏的《卿云歌》，这边有一人吟咏“卿云烂兮”，那边群臣随之便有“日月光华，宏于一人。”的欢呼。像这一时期的歌谣风采，为何能够如此纯真质朴而又美丽动人呢？因为他们都是发自心肝肺腑的真情实感，所以才会有“质”与“文”的相得益彰啊。
    夏禹裂山分水，功高盖世，当家国天下之后，人间正名列位的基本秩序井然，因此宫廷内外，盛赞“九功之德”的《九歌》（亡轶）悠扬远方。商朝代夏之初，成汤典当自身为天下祈福，其圣明虔敬，令人神肃穆，于是商人“猗与那与”的盛大祭祀，一直延绵不绝。步入姬周朝代，颂扬周初文德武功的《诗经·周南》诸篇，被专家学者评价是反映了当时民声的“勤而不怨”，而体现周原邠地民俗风情的《诗经·豳风》，后世名人则视为“乐而不淫”。西周厉王至幽王期间，政令昏庸，社会动荡，《诗经·大雅》中《板》《荡》有“老夫灌灌，小子跷跷。”“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已然不避尊卑，大胆怒言直陈。待到平王东迁洛邑，周室权势日渐衰微，则有《诗经·王风·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哀怜惆怅。据上可知，这一时期诗词歌谣中情愫气质，无不昭示着家、国、天下、个人之命运，俨然与帝王品德和权势争斗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文艺已经变成了“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的潮流和风标而已。
     姬周进入春秋之后，王侯争霸，群英称雄，“诗、书、礼、乐、周易、春秋”之“六经”旁落凌乱，诸子百家开始狂飙齐鸣，唯恐不能惊世骇俗。时值战火炙热之际，韩、魏因尊崇武力，得以逞强四方；燕、赵赖迷信权术，赢得一时盛名。所以，前有商鞅遗书《弱民》《靳令》，将民俗喜好和文化修养，视为侵扰国力富强的“六虱”，而后有韩非著述《五蠧》，把思想和职业的自由追求，当作阻碍黩武称霸的蛀虫。秦国之内，严令禁止“五蠧”“六虱”的存生，随后国势强悍无比，终至于所向披靡。当此之际，唯有齐、楚两国，反而闪烁并迸发出来文学艺术的灵性光辉。齐国在通衢大道上筑造公馆，旨在招徕四方能人博士；楚国扩建了兰台宫，只为款待各路文雅贤达。于是，邾国孟子位列齐国上宾，赵国荀子置身兰陵县令。所以，齐国“稷下”流传下来清谈博学的风光，而楚地“兰陵”滋生出来倾慕虚荣的俗气。齐国大地，前有邹衍喜好阴阳五行谈天，故有“谈天衍”誉满华夏，后有邹奭擅长咬文嚼字，则见“雕龙奭”驰名天下。楚国朝野，前有屈原辞藻光华与日月争辉，后有宋玉语句灵动如风云变幻。综括这一区间的奇谈怪说和艳词丽句，研究其美刺文采，显然涵盖并超越了《诗经》的雅颂；剖析其理义怪诞，完全呼应且符合纵横捭阖的时俗。
    刘汉立朝之初，距离赢秦焚书愚智不远。汉高祖刘邦，尊重武功，轻视儒生博学，务求学问的简化和实用。所以，宫廷内外，虽然礼仪律法建构雏形，但在朝野上下，所谓经书典籍，还没有眉目清晰。然而，这一时期被人称颂的刘邦《大风歌》《鸿鹄歌》，可视为天合之作吧。自汉惠帝到“文景之治”区间，虽然经书纬术开始勃勃生机，而文人雅士，并没有得到重用。譬如博学多识的贾谊被贬离京一再郁闷，而耿介如邹阳和枚乘，虽有文章名誉当代，却都壮志难舒；由此，当时文人境遇，可见一斑。汉武帝立朝，推崇儒家风范，宫廷内外，讲究礼仪黼黻，文人量才显能，趋之若鹜。汉武帝刘彻，柏梁台上，欢宴群臣，吟诗唱赋；黄河岸边，体恤民生，即兴《瓠子歌》；朝堂阶前，名士枚乘靠文采，荣享天子专车觐见，而贫寒主父偃凭上书，了却鼎食生死心愿；宫廷内外，公孙弘依赖《举贤良对策》高升，倪宽凭借草拟奏文脱颖；草莽中间，砍柴为生的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洗涤酒器的司马相如成了中郎将领。再者，像司马迁、吾丘寿王、严助、终军、枚皋等人，虽然在对策奏章上，完全不拘一格，但名篇佳作，已然应接不暇。他们接二连三名声鹊起，共同营造了这一时期多姿多彩的文艺风范，并竖立起来一座令后世难以企及的艺术巅峰。随后昭帝、宣帝两代，传承了武帝恢弘的事业，并在“石渠阁”聚集经学名家和辞赋高手一起论道辩经，而此时的经学家已经开始批评辞赋家过度雕饰玄虚的弊病，所以像擅长辞赋如王褒等人，只是享受俸禄而没有事务，唯有养尊处优而已。汉元帝和成帝两朝，皇帝自身崇儒好经，各路人才虽然良莠不齐，但都能跻身仕途；期间，给事黄门郎杨雄构思创作了千首歌赋，而光禄大夫刘向校刊了“六艺”，他们都创造了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的业绩啊。自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一直延续到成帝、哀帝期间，刚好经过了一百年左右，这一时期作家风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变化多端。但是，综括他们的共同特征，依然影影绰绰着《楚辞》的风姿，所以整个西汉时期，屈原的影响始终存在着。
    跨过哀帝、平帝之后西汉衰败阶段不谈，单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只是迷信谶纬之学中的图符变数，并非真正用心扶持文艺的中兴繁荣。尽管事实如此，但在这一时期，狱中杜笃由于创作《吴汉诔》赐帛免刑，文书班彪因为草拟奏章特诏升为县令。由此可见，光武帝虽然没有公开招贤纳士，但是对于文人雅士还是有所赏识和特别垂青吧。随后明帝、章帝两朝，皇帝积极尊崇儒学，他们一方面在辟雍学堂里传习古典礼仪，另一方面在白虎观研究经纬数术，所以班固能够专心撰述《汉书》，贾逵可以用力创作《神雀颂》，甚至宗室中东平王刘苍也热衷书写歌赋扬名，而沛王刘辅的著作《五经论》得到广泛流传。在如此天子作则和藩王呼应的垂范之下，跻身文坛的文人雅士愈加踌躇满志而容光焕发了。自和帝、安帝再到顺帝、桓帝，虽然跨越半个世纪，但不足百年期间，却集中涌现出来一大批像班固、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等精通经书典籍的鸿儒博士，因为他们各自都有代表性作品传世，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然而，若将进入东汉以来的整个学术风气与西汉时代相比，后者与前者的最大区别，就是儒家学派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在宫廷讲座中刻意宣扬的结果，另外就是社会实践中像选官制度的崇儒影响。到了汉灵帝时代，喜好文学的灵帝刘宏，自己写出了《皇羲篇》等书，并诏令天下文士聚集“鸿都门”竞技才学，但负责此事的乐松（汉灵帝宠臣历任鸿都文学、侍中、奉车都尉）等人，选拔的却都是适合他们口味的浅薄之人，所以当时太尉杨赐（东汉名臣其祖父杨震父亲杨秉均官至太尉）称这些人如同唐尧时坏人“驩兜”一样，而蔡邕则将他们比作皇帝身边的弄臣。因此，当时这些所谓“人才”的作品，从根本上就没有艺术价值。
    东汉进入汉献帝时代，皇帝自身朝不保夕，整个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文学风气也随之起伏不定。直到献帝的建安末年，天下局势趋于相对平衡和暂时安定。当此之际，位居汉丞相的魏王曹操，本身酷爱唱诗歌赋；曹操一个儿子，即随后的魏文帝曹丕，敏于思辨而文采飞扬；曹操另一个儿子陈思王曹植，更是才华横溢，不但出口成章，且佳作琳琅满目。他们父子三人，纵横创业之中，不仅英俊豪气，而且艺术才华更是光彩夺目，所以在他们父子身边招徕了一大批当时的雅士名流。譬如王粲来自汉南荆州，陈琳降自河北袁绍，徐干于青州入仕，刘桢自东平随行；还有应玚擅长发挥丰富想象，更有阮瑀喜欢展示奇才技能；除此之外，像路粹、繁钦、邯鄣淳、杨修等人，时常环绕左右，大家欢聚一堂，或侍宴赋诗，或流觞饮酒，相互沉吟当做欢歌，彼此挥毫助兴谈笑。综合这一时期的作品，风度儒雅而又慷慨激昂，应属于最为突出的特色。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社会长期动荡不安，遍地民不聊生，四处内心多怨，而作家的品格往往虑深情长，他们于挥毫之间，难免壮志喷发而气吞山河。待到魏明帝继位，曹睿兼备魏武、文帝遗风，尤其擅长乐府曲调，曾经于“崇文观”召集文人竞技，于是何晏、刘劭等人，相继展露才华。在曹魏随后继位的几任年幼皇帝中，唯有高贵乡公曹髦英俊典雅，作品不仅质文离奇瑰丽，而且眼界论说不同凡响。然而，所谓谈玄务虚、轻生寡欲的“正始文学”便诞生于此际，像嵇康、阮籍、应璩、缪袭等人活跃于文坛之上。
    曹魏进入司马懿独揽大权之后，历经司马师、司马昭继任主政，他们在儒学上无所建树，唯倾心于阴谋篡权。晋武帝司马炎创立新朝，尽管天下一统而又平安一时，但在学校教育和文化传承问题上，并没有得到朝廷重视。待到晋怀帝、愍帝时期，皇帝徒有虚名，王纲旁落权臣。然而，西晋帝王尽管轻视文章创作，但这一时期的文人名家依然光彩照人。例如张华奋笔疾书恰似珍珠落盘，左思挥毫作赋导致洛阳纸贵；潘岳和夏侯湛，两人英名远扬，被比喻成“一对璧玉”，而陆机和陆云，兄弟多才多艺，被评价为“两匹骏马”；另外，还有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等人，他们的作品更像花团锦绣，各个楚楚动人。后世评价西晋王朝昏庸无道，文人雅士难尽其才，并且难得善终……思虑到此，禁不住悲叹哀怜啊！
    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之后，开始重视文化，并且殿试经学，所以刘隗、刁协通晓礼仪备受皇帝宠信，而郭璞才思敏捷得以提拔重用。晋明帝司马绍聪慧明哲，并且酷爱文学，由太子到即位，研习六艺经学，熟稔诰命策文，精通辞赋文采，所以庾亮擅长表奏得到重用，而温峤文才清秀推恩厚待。东晋明帝在位，弘扬文艺的领袖风范，可比西汉武帝。随后晋成帝、康帝、穆帝和哀帝在位时间相对短暂。晋简文帝热衷文化，本身清秀俊朗，喜好聚集文友一起谈玄论道，于是由此开始，情志玄虚而词藻浮夸的学术风气充斥文坛。晋孝武帝没有儿子，当时社会流传着晋祚即将终结的符谶，之后又历经安帝、恭帝而东晋终止灭亡。回顾这一阶段的文人学者，像袁宏、殷仲文、孙盛、干宝等人，虽然才华参差不齐，但在个人成就上，尚且值得称道。
    自西晋出现了务虚谈玄的苗头，待到东晋偏安江左后，开始愈演愈烈，竟然形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时俗和文艺风气。纵观两晋时代，世道人心艰难困苦，宫廷昏庸失序，贤者达人迫于淫威，先由空谈是非，逐渐演变成为谈玄论道的学风，结果就是他们吟诗总也跳不出“老子”样道德，但凡作赋必定讴歌“庄子”式自由。由此可见，文艺风格的变迁，确实离不开当时权势掌控之下人们情感得失好恶的局限和狭隘……远古至今始终如此，未来千百年之后必定依然。
    南朝宋武帝刘裕（公元363年-422年字德舆小名寄奴祖籍彭城郡）喜好文学，宋文帝刘义隆儒雅风流，宋孝武帝刘骏多才多艺，与此同期的文坛之上，随之颇有起色。转入宋明帝刘彧时代，文艺日渐萎靡。整个南朝刘宋（公元420-479年）期间，尽管处于严苛门阀制度之下，在士大夫之中各类人才依然蜂拥云集，当时的世祖大家，例如王姓、袁姓中间文采富丽者异常耀眼，而像颜姓、谢姓里面艺术奇葩者格外夺目；再者，还有像何承天、范晔、张敷、沈怀文等学者名士，多的不胜枚举，他们有的不仅闻名遐迩，而且至今盛名不衰，所以也就不再赘述了。
    南齐太祖萧道成（公元427年-482年字绍伯小名斗将祖籍东海郡兰陵县于479年-482年在位）符命改制，国泰民安；齐高帝萧赜子承父业，文治武功；文惠太子，皆备文才武略，所以自齐高宗萧鸾之上，逐个帝王明哲鸿运，才有天下福泽光明，并且帝业恒通。当今圣上继位以来，文教遍布天下，海岳普降祥瑞，各路英才倍出，类似乘龙御凤一样飞舞高空，犹如驾驭骐骥一般奔驶万里。他们诠释礼乐经书，仿佛超越了姬周刘汉的盛况，诸多文章佳作堪比唐尧虞舜时的风采……如此鼎盛气象，繁荣景貌，若嘴笨笔拙像我者，实在无法表达清楚啊！还是留给后世高人，再去夸赞高歌吧。
    总而言之：文章光华十代间，义理风采已九迁；经书典籍砥中流，任凭情志白浪翻。质文贰离易含章，实虚明暗因权杖；莫叹文史多怪事，艺术风范眼前上。

【注解】
1、古代歌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2、古代歌谣《康衢谣》：立我臣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3、古代歌谣《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4、古代歌谣《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贤，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
5、《春秋左传·文公七年》中相关“夏代《九歌》”内容部分：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说之。
6、《诗经·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7刘邦作品之一《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二《鸿鹄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8、汉武帝作品《瓠子歌》之一：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忧兮柏冬日。正道驰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齿桑浮兮淮泗满，久不返兮水维缓。之二：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汛流难。搴长筊兮湛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

云上云上

“好之不如乐之”其乐融融，乐亦无穷。为您的“乐”点赞。
历数各个朝代的时势与文风，引经据典，文学典故如数家珍，钦佩老师的博学多识，方能纵横驰骋于文字间，写下如此厚重大气的佳作。赞。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12-26 21:46
“好之不如乐之”其乐融融，乐亦无穷。为您的“乐”点赞。
历数各个朝代的时势与文风，引经据典 ...

克谐

虽说弄不清楚，“阳历、阴历、农历”究竟那一个计算“年、岁”时段，才更加合理精确。但是，再上班时，通行的书写时间，只能是2019年，而不再有2018年了！
……
……
所以，在这年末岁尾之时刻，一并感谢在过去，尤其2018年，此处新老朋友对我的关注、支持和厚爱，愿我的存在给大家带去欣慰、快乐和健康！

克谐

第四十六章 物色繁华情意浓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四十六》）

    春夏秋冬，四时轮替，暖阳舒展，阴冷寒战。伴随外在四时变化和内在阴阳生潜，大千万物则有枯荣死生的容貌景象，而心虑情怀，便会有喜怒哀乐的起伏冲动。一年之中，什么时候阳气才萌动呢？例如《大戴礼记•夏小正•十二月》所说“玄驹贲”的自然现象，就是指黑蚂蚁开始躲入地下的时节。那么，何时阴气凝聚呢？《大戴礼记•夏小正•八月》描绘的“丹鸟羞白鸟”景象，也就是鸟类大量进食，开始准备迁徙的时候。自然界中，昆虫禽兽尚且敏感着四时阴阳的微妙变化，并且出自生存本能，随时准备迁徙躲藏。以此类推，人世之间，所谓情怀志气的阴柔阳刚，如同山川中乱石美玉，至于诗人作家的文采华章，恰似草木间英华荣秀，他们同样也会有顺天应时的规律变化啊。所以，年末岁初，春情萌动，则有蠢蠢涌动的肝亢欲盛；夏日炎炎，热浪滔滔，常伴烦躁不安的心火过旺；天高云淡，秋风气爽，激发深沉幽远的蹁跹思绪；雪花翻飞，寒冬凛冽，唤醒矜持萧条的唏嘘哀伤。岁岁年年，春华秋实，夏热冬寒，气象演化万千之中，兴衰胜败格外显著分明；年年岁岁，睹物思迁，触景生情，吟咏抑或挥毫之间，荣辱得失难免狂放应时。犹如秋风乍起，一叶飘落，勾起世道炎凉的沧桑回忆；仿佛寒蝉嘶鸣，两声凄厉，唤醒人生苦短的悲悯哀伤。更何况还有“明月清风思秋夜”的千古思念，甚至于“丽日繁花慕春晨”的万物情长啊！
    诗人和作家惯常睹物生情，意随景迁。他们喜欢山川江河之间流连忘返，热爱花草树林之中徜徉缠绵。他们无论脱口成诗，还是挥笔文章，与六合景色风貌，时常相互映照；与八方鸟语花香，习惯彼此唱和。譬如在《诗经》里面，类似声情并茂的诗文歌词，已经俯拾皆是。《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中“灼灼”，用花色鲜艳指代女子的青春靓丽；《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依依”，用柳条飘荡来展示体态的轻盈妩媚；《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的“杲杲”，是用雨后太阳的明亮灿烂，来反衬思念遥遥无期的困苦煎熬；《小雅•角弓》“雨雪瀌瀌，见晛曰消。”中“瀌瀌”，借用雨雪翻飞的盛大貌，来比喻内部矛盾的严重状况；《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的“喈喈”，选择树梢鸟儿急切悠扬的声音，来表达女子出嫁后将要回娘家时的欢快；《召南•草虫》中“喓喓草虫，趯趯阜螽。”的“喓喓”，则是通过草虫求欢时的讯号，直言不讳地传达少女思慕与恋人偶遇的想象和期盼。除了上述依傍环境中色彩、景象、声音激起了作者诗兴大发的例证之外，另有《诗经•王风•大车》中“谓予不信，有如皦日。”和《诗经•召南•小星》的“嘒彼小星，三五在东。”的语句，前者选择“皦日”（明亮的太阳）作为信誓旦旦的信物，不但表白了自我追求目标的明确和坚贞，而且形象极其简单直观，可谓一言以蔽之；而后者则用“嘒星”（闪烁的小星星）来代表自我生命的微弱和渺小，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堪称掷地有声。再者，在《诗经•周南•关睢》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和《诗经•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的字词，前者“参差”与后者“沃若”，虽然都仅是两个字，却把诗歌作者意欲表达的时俗冷暖和人性尴尬，完全揭露殆尽。综括上述例句，都是选用极少的字句，传达了作者极其丰富的心情思绪……所谓声情并茂和见异思迁，借此可以一览无遗了。所以说，即便再过百年千载之后，若能找到可以替代上述诗意内涵的字词文句，也必定不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吧。
    进入战国时期，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文学艺术风格，替代了像上述《诗经》一样“简约、率真、形象”主基调。而新的艺术风尚的最突出表现和特征，就是极尽想象臆造之能事，将周围万物的景色声音，给予了广袤无限的联想、勾勒和创新，甚至其中一些奇形怪状的容貌声色，仿佛是各种美景色彩交叉叠放在了一起，因此也衍生出来一系列绮丽怪诞的字词。例如用“嵯峨”来形容山势高大峻峭，而“葳蕤”则是描绘草木茂盛时，枝叶繁花呈流苏状下垂的样子。待到西汉司马相如驰名文坛时期，他们热切追求的描绘山川景物的典范佳作，亦不过就是要求展示稀奇古怪风景的措辞行文，不仅是格外精致灵动，还要有音韵旋律上的和谐瑰丽。所以，代表这一阶段文学风格的辞赋，最常见的是使用一些相同或近似的字词，鱼贯珠串，错综复杂。正因如此，文坛上一直流传着这样说法：“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其大意是指，像创作《诗经》风格的诗人，尽管字词华丽，却恰如其分，而热衷汉赋的辞人，他们的字词文句不仅是过于华丽，而且已经属于繁琐了。举例说明，在《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中“裳裳者华，或黄或白。”只是了了几个字，尤其“或黄或白”，即刻点名了花朵盛开的时节或事实，而在《楚辞·九歌·少司命》的“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为了挑明是秋天的兰花，还特别用了“绿叶”“紫茎”。其实，凡使用五颜六色描写事物，关键是要抓住其中最为鲜艳醒目且层次分明的颜色基调，如果色彩层次不清或杂色其间，一旦真实细致地使用文字展现出来，效果反而眼花缭乱，必将大跌眼镜吧。
    近代文章，在描绘景物的风气上，热衷于物体形态上的精致逼真。其实，无论远瞻山川云海的起伏变化，还是近观草木虫鸟的生死枯荣，其中所谓文学创作，无论隶属吟诗歌赋，还是归入章奏经传，究其艺术宗旨的根本，始终都在于志气情怀的深刻高远啊。至于描写事物景色的技巧微妙，关键在于善于观察，并能够恰如其分地刻画出来，如同在他们身体上贴附一个特性标签一样吧。所以，坊间还流传这样一句话：“巧言切状，如印之泥。”也就是说，真正能够精巧准确地勾画事物的文字，如同盖在物品封泥上印章一样，原本不需要过度雕琢篆刻，更没必要使用过多文字，而把细枝末节都照顾的面面俱到；这其中的关键，只在于将要转达的主要信息暴露无遗，借此达到瞥一眼即知大体内容，看字迹就能判断大致时间的根本目的罢了。
    斗转星移之间，世间万物，即便四季轮替，但他们在形色体貌上，也基本一直恒常不变啊。然而，落实在文章创作中一个个具体作者身上，他们之间的思行情志，不但因人而异，更是变化多端，并且经常是非无常。因此，有的文章作者，仿佛在不经意之间，反而创作出来一些登峰造极的景象描绘佳作，而有的人，即便挖空心思，甚至殚精竭虑，却与艺术佳品渐行渐远了。返回头，再看《诗经》和《楚辞》，他们之所以能够引领艺术风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真正抓住了所要表现事物的特色要害啊。所以，后继书写文章的人，即便就是那些锐意创新的艺术闯将们，他们一般都会尽量避开《诗经》《楚辞》中较为明显的强项锋芒，只是吸收其中成功经验，于顺势利导之中，寻求其他能够标新立异的突破。由此，也不难看出，只有从过去成功范例中，善于捕捉技巧灵感，才可能于相对不变的事物景象中，创造出来新的艺术偶像和成功典范。
    面对外部世界的四季轮回、气象更替，作者在把时节变化引入到文章中间之际，如果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莫过于既像信手拈来，亦犹如恬然自得；同样，世间万象从来都是物色繁杂，作者无论寄情山水还是闻鸡起舞，都要抓住事物的特征精髓，尽可能用简洁干练的字词，给予表达的既要准确又要清晰……这样才属于深入浅出，并且才会形象生动。例如描写飘香四溢，要仿佛有香气随风扑面而来；又如表现情景转化，要像亮光明暗闪烁一样直观动人。自古至今，诗人作家之所以延绵不绝，就在于他们之间必定属于承上启下，并且代代相传。若深究其内在环节的关键所在，就是要在继承中求发展，于发展中找准突破点，并敢于大胆创新……唯有创新的文学艺术，才能实现具有真实性进步或实质性飞跃的成功业绩。例如西晋时，在前代辞赋名家已经创作了许多描绘京都的杰作佳篇前提下，而左思不惜耗费十年精力完成的《三都赋》，之所以还能够产生“洛阳纸贵”的社会效果，正如当时文学家张华评价的“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其大意是说，左思的《三都赋》即便读完了里面文字之后，其文章中含义，仍然还能回味无穷，甚至时间越久越会新意不断。所以，像左思这样的成就，就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属于达到融会贯通后，最终取得了创新性成功的典范吧。
    溯本清源，在天地之间，像山川、林海、沃土等自然万物，才是亘古至今一切文章篇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和物质宝藏。至于本文所说的“物色”与词汇多寡问题，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的情景描绘，一旦字词文句过于简单，必定出现支离破碎、漏洞百出的缺项，然而极度精细的雕琢篆刻，则不但会显得繁琐累赘，甚至过犹不及。毋庸讳言，屈原何以能够在文坛之上“独领风骚”呢？答案就在于他文章的字词话语中，囊括了楚山越水的灵气和神助罢了。
    总而言之：山峦叠张，水廻路长，草木斑驳，云蒸霞光。举目所及，物变星移，有感而发，诉诸篇籍。想却不见，唯叹息春日迟迟；思已别离，故倍感秋风飒飒。莫怨物色繁华，错怪见异思迁，从来勃发情志似神助，自古昂扬意气答如流，船到桥头直，功到自然成。


【注解】《晋书·左思传》相关部分：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家世儒学。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学钟、胡书及鼓琴，并不成。雍谓友人曰：“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思遂感激勤学，兼善阴阳之术。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籓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左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云上云上

在新年来临之际，欣赏着您的物色繁华美文，如沐春风，如遇花开。读您的连载，都感觉受益匪浅，用心反复细读，受益匪浅，感谢您的辛勤付出，遥祝您新春快乐，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yxq一叶扁舟

莫怨物色繁华，错怪见异思迁，从来勃发情志似神助，自古昂扬意气答如流，船到桥头直，功到自然成。先生好手笔！学习、捡知识。致敬并问好先生！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2 22:38
在新年来临之际，欣赏着您的物色繁华美文，如沐春风，如遇花开。读您的连载，都感觉受益匪浅，用心反复细读 ...

谢谢新春祝愿！也祝你新年新气象，遥祝开心、顺心、爱心永远伴随身旁！

克谐

yxq一叶扁舟 发表于 2019-1-7 10:25
莫怨物色繁华，错怪见异思迁，从来勃发情志似神助，自古昂扬意气答如流，船到桥头直，功到自然成。先生好手 ...

据说，纪晓岚评价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赞”属于：诸赞之中此为第一。那么，其文章中的“赞”究竟好在哪里呢？
刘勰的《物色》之“赞”原文如是：“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大半年来一直鼓捣的这件事，我自己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总算看明白了，刘勰的“征圣崇经”，其本质上既不是独尊儒术，也不是依从黄老或老庄，更不是鼓吹释教，事实上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一本类似现在各行各业屡见不鲜的所谓“成功之路”的指南针而已。

鉴于读书中了解到上述情况，我曾经围绕上面的“赞”琢磨再三，而一叶扁舟君引述的部分，我应该是推倒从来了三四次之后，尽管始终不满意，但现在样子大概基本符合“直译、意译、释意“”之“镜影”的大致风貌吧。

克谐

第四十七章 如何评价作家的才能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四十七》）

    本章节所评述的“九代之文”，笼统地讲，起自唐尧虞舜，止于两晋、刘宋，中间则有夏、商、周三代，加之赢秦、刘汉、曹魏。时长跨越两千余年，文籍数量之多，已经不可胜数。论说卓越期间的作家及其作品价值意义，只能有详有略，一带而过吧。
    虞舜夏启前后，具有代表性的名人佳作，一是《尚书•皋陶谟》中记载，掌管刑狱的皋陶首先明确提出了，为官从政者，必须具备“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九种品德；二在《尚书•舜典》中，记载了乐官夔，率先校准乐器，演奏水平达到了“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极致程度；三者《尚书•大禹谟》中，东夷首领伯益公开警示帝王，像“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不仅关系着国家兴衰，也是个人成败的自然规律；四则是夏朝第三任帝王太康失国后，传说他弟弟唱响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五子之歌》。列举上面流传至今的经书篇籍，他们不仅文辞温润祥和，而且义理典雅中正，堪称惠及千秋万代的文明典范啊。
    在姬周替代子商的西周时代。据《尚书•商书》记载，商朝曾有《仲虺之诰》，其中的商汤名臣仲虺，不但坦陈了“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等崭新观念，而且为国家革命指点迷津；另外，在《尚书•商书•伊训》中，伊尹作为商代开国功臣和五朝元老，对当权者提出了“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等忠告，为专横独夫敲响丧钟；再者，像《诗经》中，类似周宣王的太师尹吉甫创作的《崧高》《烝民》等“穆如清风”的雅颂，如同上述篇章一样，不仅义理隶属正大光明的经典，而且文采堪称教书育人的模范啊。
    自姬周迁都洛邑以及整个春秋阶段，王室大权旁落失魄，各等诸侯逐强争胜，王侯将相之间，相互频繁聚首，各级各类誓言盟约，此起彼伏，明暗相间。于是文坛之上，英才豪骏，各显其能，奇葩蜂拥，明星璀璨。若论其间的人物多样，恰似玉石仓库，尽管良莠不齐，却是琳琅满目；若看涌现的作品繁杂，犹如丝绸店铺，虽然质地不同，但是光彩夺目。依据《春秋•左传》记载，在这期间，楚庄王时的令尹孙叔敖（约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3年芈姓蔿氏名敖字孙叔河南省淮滨人与薳敖应为一人）善于借鉴古典经验治理新政，因而成就卓著；晋国大夫士会（约公元前660年-约公元前583年因被封于随、范以邑为氏别为范氏谥武）极力推崇遵照仪礼来治国安邦，所以功名显赫；晋文公时上卿赵衰精明文韬武略，得以福禄后嗣；郑国子产擅长辞令，捍卫郑国尊严；郑国正卿游吉（公元前?-前507年春秋郑国前于522年继子产执政）不只是才貌双全，而且能够继往开来；郑国行人公孙挥熟稔外交辞令，赢得名声载入史册。上述《春秋•左传》中的人物事迹，都是在文采辞令方面卓越超凡，并因此功勋当代、名垂青史。
    进入战国阶段，处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时代，置身战火连绵之间，“军功、武力、强权”成了社会的主旋律。然而，“文人、雅士、圣贤”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而愈发超凡脱俗，以至于层出不穷。于是，诸子百家如同雨后春笋，倚仗各自为是的道义学说，不仅横空出世，更是四处游说。荆楚大地之上，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风范，奇峰突起，独树一帜。列国之中，燕国上将军魏人乐毅的《献书报燕王》，据理争辨，明哲保身；逃入秦国的魏人范雎，在上书《献书昭王》中，含沙射影，直逼要害；游说六国功成名就的苏秦，在他《苏子》（亡轶）诸篇中，言之凿凿，急功近利；楚人李斯在秦国的《上书谏逐客》，坦陈利弊，感人至深……书写这些作品的文物，如果不是深陷战国烈火中间，而是立足崇尚诗文的文明汉代，他们一准就是扬雄、班固之类人物了吧。除此之外，赵国人荀况，在学术思想上不仅是一代宗师，而他的《赋篇》同样是辞藻丰富焕丽，并且义理深刻鲜明，无愧于儒学大家的称号啊。
    西汉初年，若论“文韬”中独拔头筹者，当属陆贾；他的《孟春赋》（亡轶），应是汉赋成风的嚆矢；他的《新语》诸篇，即符合儒家经书典范，特别在言词语句上，更是朴实简练，并且直言明辨。贾谊才华颖秀，如同文坛骏马，他的《过秦论》《论积贮疏》《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震古烁今，绝非徒有虚名。枚乘《七发》和邹阳《上书吴王》，均是笔下生辉，同样气宇轩昂。董仲舒专注儒家论断，司马迁精研史料记传，前者则有《士不遇赋》，后者随见《悲士不遇赋》，两者都归属于《诗经•小雅•四月》中“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的情愫，却是古今文人墨客一以贯之的诉诸衷肠。司马相如读书渊博，在文采意境上，尊崇屈原、宋玉的瑰丽诡异，虽然号称辞赋家的宗师，但深究文本内涵，他的义理淹没在了辞藻魅力中间，所以杨雄《法言•君子》中有“文丽用寡者长卿也”的评价，确实中肯精辟。子渊王褒著述，文句骈俪华采，字词细致精巧，擅长绘声绘色，表现冷静自若。在艺术创作中间，论说最善于投机钻营而处心积虑的文学大家，首屈一指当属子云杨雄，其文句寓意高妙幽深，字词遴选绮丽诡异，时常殚精竭虑，习惯文质谨严。
    东汉时的桓谭，精通多种文体，作品丰富多彩；朝廷大司空宋弘向光武帝举荐人才时，称桓谭堪比司马相如，但看他的《仙赋》等诗词，言语浅显缺乏文采，可见其长项在于讽谏奏本，而不擅长华丽辞藻。冯衍儒雅奇才，虽偏好“说辞”文体，但置身东汉盛世，却郁郁不得志，但他的《显志赋》，如同病蚌成珠一样，反而愈加光彩夺目。
    纵观两汉期间，论父子相继才华盖世者，莫过于班彪、班固和刘向、刘歆。人们过去认为他们父子，班固的文史才华优于班彪，刘歆的博学见识精于刘向，但在今天看来，班彪著述的《王命论》是何等睿智而明辩，而刘向编纂的《新序》亦堪称完备而精练，所以人们皆称昆山盛产美玉，却忽略了昆山之所以会产出美玉的更高品质。东汉时期，傅毅和崔骃并驾齐驱文坛之上，崔骃的儿子崔瑗和孙子崔寔相继名垂青史，堪称文风、家风代代相传了。另外，这一时期还有杜笃和贾逵蜚声文坛，若评说他俩的文学才能，在名列崔骃、傅毅一类作家中，应居末流。再有李尤（约55-约135年或约44-约126年字伯仁广汉雒人东汉文学家）偏爱铭赋，意图高瞻鸿儒，但才力不及，犹如折翅大鸟，必定振羽难飞。但是，像马融一代宗师，思想精致，眼界高瞻，著述立说颇具经书典范，篇章文质相得益彰。还有王逸见识广博，集注《楚辞章句》惠顾后学，但个人作品文采欠佳；王逸儿子王延寿继承父志，年少才俊，魅力非凡，他的《鲁灵光殿赋》描绘景物形貌，细致精微，辞藻瑰丽，颇具枚乘遗风。
    整个东汉时期，博学奇才，层出不穷。前有张衡多才多艺，后有蔡邕雅正精研，他俩文史兼通，才华隔代相望，正所谓“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啊！如果说刘向的奏议贵在旨趣鲜明而文辞沉静，那么赵壹（字元叔汉阳郡西县人大致生活于汉灵帝在位公元168至189年前后）的辞赋好在内容面广而体例舒展，再者孔融着墨挥毫气势逼人，更有祢衡立等可取思维迅捷，他们各具特色，创建了多彩的文艺风格。类似这样的人才，还有潘勖，因精通经书而闻名于世，他的《策魏公九锡文》成为卓尔不群的时代力作；再者，王朗虽然因专注儒家经典而扬名达志，但也擅长序论铭文。据上例举，亦不难看出，在西汉司马相如、王褒以前，文学创作之中所谓“量才示能”，主要通过运用个性语言，来抒发情怀志向，而不是抄录经典语录，借以展示自我德才学识；然而，自扬雄、刘向之后，文人墨客愈来愈倾向于将个人的志向意图，掩映在引经据典中间，这种显而易见的趋向、区别和差距，在认识上不仅需要特别明确，更需要深刻地辨别、分析和谨记。
    汉魏晋交替时期，文帝曹丕才华恒逸清秀，以往对他的评价有些过分贬低，说他比曹植相差甚远。其实，曹植思维敏捷、才气俊俏，尤其在诗歌上魅力无穷，而且章表更是出类拔萃。但是，曹丕思虑周全、下笔舒缓，不图虚名争先，他的乐府格外清新昂扬，而《典论•论文》更是思辨精要。所以，针对他们兄弟俩的艺术才华，只有分别两人短长，才能明辨二者是非。然而，一般世俗褒贬才能，习惯随声附和，并不都是明察秋毫。因此，曹丕尊为帝王，他的文学才华反而被人看低；曹植处境窘迫，其文学技艺徒然倍增夸赞，这一切都不是理性真实的艺术评价。另外，与他们同时代的王粲，同样才华横溢，写作敏捷缜密，内容广泛多样，文辞很少累赘拖沓，若摘取他诗赋中的优秀语句，足以堪当经书典范。因此，如果评价“建安七子”中谁的文学成就最高，非王粲莫属。再者，像陈琳和阮瑀，因擅长书记檄文而闻名于世，徐幹以辞赋论著被时人称颂，刘桢“气格自高”而文采飞扬，应玚才学双优且诗赋俊秀。其他，例如路粹和杨修精巧于笔札书记，丁仪和邯郸淳流传论述闻名，像这一些作家的才华和作品都有十分独到之处。除上述之外，还有刘劭的《赵都赋》，可以奋起直追前代的名家名作；何晏的《景福殿赋》，足以表率后学。应璩风趣诙谐，用《百一诗》彰显志向；应贞精通义理，以《临丹赋》展示才华。嵇康独出心裁，杜撰高论；阮籍颐指使气，谱写诗歌。他们分别选择使用不同的格调形式，发出了共同的心声和夙愿；他们各自舒展不同的文学翅膀，朝着同一个艺术方向，一起奋飞翱翔。
    步入西晋时代，张华的诗赋，神采奕奕，清新流畅，他的《鹪鹩赋》寓意深刻，类似韩非《说难》。左思奇才妙想，深谋远虑，他的《三都赋》惊世骇俗，而《咏史诗》出类拔萃，仅这两篇佳作，已经让他殚精竭虑了。潘岳思维敏捷，文辞畅达，他的聪明才智集中体现在《西征赋》里，而其他如《悼亡诗》等哀悼文本，则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倾诉。陆机博学深思，辞会广泛，文章虽然构思巧妙，但过于审慎而言多复杂。陆云开朗干练，深谙简繁利弊，所以文采鲜明洁净，擅长短小篇章。孙楚思绪纷繁，虽惯常直抒胸臆，但尚能疏通顺畅。挚虞陈述思想，必定遵循天道而温良典雅，他的《文章流别论》不只是中规中矩，确实亦流光溢彩啊。傅玄铭文佳作，内容多是规劝警戒，他的儿子傅咸上疏奏议，颇具刚正不阿的家风文风，他们父子都是栋梁之材，而不是时尚鲜花的衬托陪伴。成公绥作赋较多，逞一时之美。夏侯湛作品临摹经书范本，近乎貌合神离。曹摅善写长诗，清纯秀丽，而张翰喜作小诗，明辨属实，他们二人各居特色，互有短长。张载、张协兄弟俩，在文学才华和作品成就上，确实不相上下，情形如同《论语•子路》所说“鲁卫之政，兄弟也。”的模样。刘琨作品气势雄壮，卢谌著文情深理明，而他俩的特色，却都是时局形势的压力造成。
    东晋郭璞才俊辞艳，思维飘逸，名列晋朝中兴第一；他的《南郊赋》蔚为大观，而《游仙诗》凌云似仙。庾亮撰写章表，思虑缜密，文辞通畅；温峤笔记书札，遵循事理，清新顺达，他俩堪称文人墨客中的能工巧匠吧。孙盛和干宝，都擅长编纂史料，虽然各取所需，但都遵循《尚书》中《典》《训》体例，所以看似各立门户，其实文采家风相似。袁宏立意高瞻远瞩，却因过度卓越超群，而显得偏颇乖离。孙绰诗文遵循玄理，虽然中规中矩，但却寡淡无味。殷仲文在《南州桓公九井作》中坦荡出来“孤兴”情调，谢混于《游西池》里荡漾“闲情”风韵，他们尽管吹散了盘踞文坛已久的“谈玄”浓云，但在他们的诗文中间，却依然显而易见着残云缥缈。所以，尽管他俩被视为开辟文化新风的先锋闯将，但他们的作品还是不能尽如人意吧。
    至于刘宋一朝的文人雅士，他们的诗歌文籍同样繁多而鱼龙混杂，由于时代较近，影响深浅，不言自明，也就没有必要逐一甄别了吧。
    纵观东汉的文学才干，和西汉时期相差无几。晋代文坛，基本与建安文学可以媲美。但是，在曹魏时期，文学家热议话题和崇尚目标，则是汉武帝“元封”时代；而刘宋以后，类似的文艺高论，反而多是汉末“建安”话题了。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这两个时代，都特别崇尚文学和招贤纳士，而是“时势造就人才”的道理，古代和今天都是一样的啊。
    总而言之：人才难得太玄乎，性格不同异禀能；但逢一朝崇文艺，遍地丹青遗万代。汗牛充栋莫徘徊，有涯无涯贵自在；任凭春花迷望眼，秋收何愁没果摘。


【注解】
1、《尚书•虞书•皋陶谟》相关部分：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2、《尚书•虞书•舜典》相关部分：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3、《尚书•虞书•益稷》相关部分：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4、《尚书•虞书•大禹谟》相关部分：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兹有苗。”
5、《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全文：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6、《尚书•商书•伊训》全文：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已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曰:“呜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于其子孙弗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天家邦，终于四海。呜呼!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呜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
7、陆贾《新语•君子之道》：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以圆制规，以矩立方。圣人王世，贤者建功，汤举伊尹，周任吕望，行合天地，德配阴阳，承天诛恶，克暴除殃，将气养物，明□设光，耳听八极，目睹四方，忠进谗退，直立邪亡，道行奸止，不得两张，□□本理，杜渐消萌。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故圣人防乱以经艺，工正曲以准绳。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
8、西汉董仲舒《士不遇赋》开头部分：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悲吾族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欤，不期禄矣。遑遑匪宁，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
9、西汉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全文：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照照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10、西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开头部分：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绵之丽密；羹藜含糗者，不足与论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无有游观广览之知，顾有至愚极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指。虽然，敢不略陈愚而抒情素。记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
11、东汉桓谭《仙赋》全文：余少时为中郎，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郊先置华阴集灵宫，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故名殿为存仙，端门南向山，署曰望仙门，窃有乐高妙之志，即书壁为小赋，以颂美曰：夫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夭矫经引，积气关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赤腾为历，躇玄厉之擢嶵，有似乎鸾凤之翔飞，集于胶葛之宇，泰山之台，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观仓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氾氾乎滥滥，随天转璇，容容无为，寿极乾坤。
12、东汉冯衍《显志赋》部分内容：冯子以为，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风兴云蒸，一龙一蛇，与道翱翔，与时变化，夫岂守一节哉?用之则行，舍之则臧，进退无主，屈申无常……正身直行，恬然肆志……览天地之幽奥兮，统万物之维纲。究阴阳之变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跃青龙于沧海兮，豢白虎于金山。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伏朱楼而四望兮，采三秀之华英。
13、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结尾部分：乱曰，彤彤灵宫，岿山穹崇，纷厖鸿兮，崱山力嵫厘，岑崰嶷，骈巃嵸兮。连拳偃蹇，仑菌蜷产，傍欹倾兮。歇幽蔼，云覆霮?，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田碨瑰玮，含光晷兮。穷奇极妙，栋宇已来，未之有兮。神之营之，瑞我汉室，永不朽兮。
14、应璩《百一诗•昔有行道人》：昔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辞。“室内妪貌丑。”中叟前置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辞:“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得长久。
15、晋应贞《临丹赋》：陟绵冈之迢邈，临窈谷之濬遐，览丹源之冽泉，眷悬流之清波，漱玄濑而漾沚，顺黄崖而荡博，激重岩之绝根，拂崇丘之飞崿，然后阴渠洞出，阳澮旁开，倏熠高鹜，皓暚长怀，盘溢郁没，云转飚回，屏侧为之飞陨，壁岸为之陂隤，列以青林，荫以绿枝，柽松蓊茸於其侧，杨柳婀娜乎其下，（此处有脱文）则高溜承崖，悬泉属岭，别流分注，冰莹玉静，清波引镜，形无遁影。
16、魏晋曹摅《赠韩德真诗》：余光不照。怨在贫妇。谷风遗旧。伐木敦友。嗟嗟人间。一薄一厚。时无展季。臧文何咎。萧生既没。谁与结绶。摄余衣冠。归守丘阜。平生之要。不忘在久。枉尔结驷。轼我垄亩。

李听圃

拜读，赞赏。

yxq一叶扁舟

拜读了！又捡知识纵观两汉、西晋文化，文人雅士们各显神通，文辞荟萃。尽管风格迥异、良莠不齐，而对我们今天的文学修辞却终是一笔莫大的财富。特别喜欢这句“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来形容巨匠们的文献。
做学问很是辛苦，致敬、问好先生。冬祺！

一方

原来曹丕是这样的，很感慨。克谐先生的学问做得越来越好了。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