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文化精髓溯源 ……刘勰《文心雕龙》新译——连载中

克谐

老党 发表于 2018-7-4 09:33
学习。顶。

谢谢老党兄的持续力挺和关注
过去三十多年间，单从不同图书馆借阅《文心雕龙》，应该不下三回吧。但具体借的什么版本，起码眼下我自己忘得一干二净，只有自个心里清楚，尽管翻阅过全篇，但没有读懂多少！关于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上的学术地位问题，我久有耳闻。但对于范先生具体贡献在何处，却没看也没有深究过，只是近来通过网络下载了《文心雕龙注（上下）》，才知其大概。
我这个“新译”看似心血来潮，更像极不严肃的自以为是……其实不然。对《文心雕龙》之所以一而再三地翻阅不止，根本在于我个人对文学的爱好，起源自别林斯基对于文学批评的极力吹捧。中学时期读《别林斯基选集》，起码他的两句话，使我此生难忘，一个是“不幸乃人生最好大学”，另一个就是“文学批评是社会的家庭教师”。前些年，在我的《漫话其人其书》中，我其实故意把别林斯基的第二句话，说成是“文学是社会的家庭教师”，进而自说自话，杂咀稗说了一番。其实，无论是谁，只要关注世界历史、世界文学史，都不难发现一切批评、文艺批评，在人类文明进步意义上的巨大价值！由此，若再转入关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更加容易地看到，一切批评、文艺批评在华夏传统文化中，其地位不但极其卑微，其存在更是若有若无。华夏自称五千年文明史，堪称文学评论的杰作，即便不是首屈一指，但能够引以为豪的必有《文心雕龙》。但《文心雕龙》究竟讲的什么？又究竟有多少人是因为读《文心雕龙》后，才走向爱好文艺的呢？仅就这两个问题，我敢说，范文澜先生的大作《文心雕龙注（上下）》是即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的了滴！所以说这些，其实就是为了说明，我自己通过近一两年一再读习《文心雕龙创作论》（王元化著）后，转而尝试白话《文心雕龙》，随之了解到范文澜先生曾经做过的研究成果的此刻，反而觉得我的这份莽撞，大概属于命运使然吧

克谐

第九章 颂与赞的异同
（颂赞第九）

   《诗经》“四始”，一般指创作风格，则为“风、小雅、大雅、颂”；或指代表性作品，即《关雎》《鹿鸣》《文王》《清庙》。
    何为“颂”？所谓颂，即“容”也。“容”者，一为外延形式，二为内涵程度。故常言：“容者，盛大貌，有容乃大。”
    《毛诗序》：“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据上可知，“颂”作为一种文章体例，旨在盛赞德行的美好、弘扬美德的名声。据说帝喾时期，乐师咸黑（另说咸邱黑）创作了《九招》颂歌。自《诗经•商颂》以来，“颂”的写作风格，业已成熟完备。凡诗歌，用于教化并规范世俗民风者，称为“风”；而内容中正平和，并可以周流四方者，才是“雅”；其中，旨在弘扬德行美好，并可告慰苍天神灵者，堪称“颂”。通常情况下，风、雅用于写人叙事，而人事特征就是变化多端，故有“正风”“正雅”“变风”“变雅”，与其呼应。根本而言，“颂”主要用于告慰神灵，就应该只有纯正、庄严、美善的内容，例如：《鲁颂》本是鲁国祭祀周公姬旦的伟大，而《商颂》是商代后裔追念祖先的辉煌。所以，类似这样适用于宗庙者，本该只有雅正的颂歌，而不该有像酣宴欢畅时的赞歌。《诗经•周颂》中《时迈》一篇，传说在周武王时，是周公旦亲自创作，像这样一种充满圣贤睿智的作品，不仅符合“颂”的文体格式，也为这一文章体例树立了不朽典范。
    周厉王在位期间，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決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此段西周故事，闻名遐迩，道理浅显易懂，强调说明的亦不过就是这样一种世态常情：“只要民众各存其心，难免七嘴八舌，进而议论纷纷。所以，凡当政者，必须要让百姓说话，若像筑堤防水一样禁止言论自由，必定后患无穷。”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文公将与楚国开战，因耳闻造车匠人传唱“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故而犹豫不决。但他手下谋士分析，民间传言对晋国出征是好兆头。于是，晋文公一战成名。《吕氏春秋•乐成》记载，孔子刚被鲁国重用时，民间流传“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内容是讥讽孔丘出身卑微。但孔夫子为政三年，生活周围出现了“男女有别、路不遗失、夜不闭户”的文明风貌。在这样两则故事中，针对老百姓如此口无遮掩、直言不讳的闲言碎语，左丘明、孔穿（字子高战国鲁国人孔子6世孙）分析认为，这种传唱内容和形式应称作“诵”，并视为“颂”从宗庙赞歌转为议论人间事务的一种文体变格。所以说，“颂”就是延续着这样一种趋势，由远而近。等到屈原的《橘颂》出来，“颂”在内容词藻上，不但都更加华丽缤纷，而且涉及的事物范畴，也更加琐碎芜杂了。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名山大川相继树立起来歌功颂德的碑刻。到了汉朝惠帝、景帝时，还有类似的篇章颂词，层出不穷。所以，像这样彰显帝王功德的碑刻篇章的本质，都是“颂”的沿革，而且历朝历代，延绵不绝，时隐时现；另外，像扬雄表彰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称赞窦融的《安丰戴侯颂》，傅毅弘扬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褒奖邓后的《和熹邓后颂》等，他们模仿的都是《诗经》“颂”的体例，即《周颂》《鲁颂》或《商颂》。这一些模仿的作品，尽管水准深浅不一，且内容详略各异，但与“颂”用于夸赞、溢美、褒奖的传统，始终不离不弃。然而，班固《窦将军北征颂》、傅毅《西征颂》，却把颂写成了叙事长篇，岂不是过犹不及，明显背离了“颂”的规制；再有，像马融（公元79-166年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东汉经学家）的《广成颂》《上林颂》，虽雅正美词，却写得更像辞赋，如此文不对题匪夷所思啊！还有崔瑗（生卒年不详字子玉涿郡安平人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南阳文学颂》、蔡邕（公元133-192年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京兆樊惠渠颂》，其序言精美，而内容简约，至于挚虞（公元250―300年字仲洽京兆长安人西晋谱学家）在他《流别集》中，关于“颂”文体的溯源和评说，尽管十分精辟，但针对有的作品为何夹杂“风”“雅”样式的分析，却以为仍属“颂”的体例，则不免迂腐虚妄，类似点石成金的黄白之术了。纵观整个魏晋时期，人们对于“颂”的把握，尚且中规中矩。像曹植《皇太子生颂》、陆机《汉高祖功臣颂》，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不过，在他们作品中，褒扬与贬抑，时常混杂一起，则是魏晋末期“颂”趋向变格的症候吧。
    究本溯源，颂的内容就要典雅精致，文辞掷地有声，气势即有赋一样的舒展恢弘，又要剔除赋的奢糜浮华，而在态度上，即有铭文一样的虔敬矜持，又要区别铭文的劝诫警惕。所以，“颂”于提笔之时就是为了表扬赞美，而其终极目标就是为了树立丰碑。在具体内容形式上，“颂”究竟在精微细致或粗糙豪放上达到什么样子程度，只能情随境迁、因人而异吧……这就是“颂”作为文章一个独立体裁的大致情况。
    何谓“赞”呢？赞，就是宣扬、说明，并有扶持、协助的意思。传说虞舜时代祭祀，首先由担当乐正的官员吟诵“赞”，随后百工才开始演奏歌唱；另外，像《尚书•大禹谟》中“益赞于禹”和《尚书序》中“伊陟赞于巫咸”，前者的“赞”有“关切、帮助”之意，而后者的主要是“提醒、说明”；再者，汉代设置了“鸿胪”官职，这种官员在重大场合时的礼仪性言辞就叫“赞”……上面这一些，便是古代口耳相传下来的关于“赞”的大致情形。
    自从司马相如书写了《荆轲论》，才开始有了“赞”的文体格式。在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里面，借助“赞”来表明褒贬情怀，这即像概括全文的综述，又像颂体文中的美言评说，更像纪传体后面的评价论断……确实，在他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挚虞《流别集》中，作者把这种“赞”词视为一种“述”的文体，则近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至于郭璞注解《尔雅》中的“图赞”等，无论针对动物还是植物，一概使用“赞”词，并且褒贬兼容并蓄，这类似“颂”的沿革一样，算是“赞”的变格吧。
    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原本“赞”只是对事物的褒奖性感慨，所以历来凡属于“赞”的体例，一般篇章都十分简短而不冗长，最经常是四字成句，并在数韵之间，整体上不过二十句上下。因此，唯求简约梗概，旨在表情达意……这就是“赞”的成文纲要。所以说，“赞”作为一种文体，其源头尽管遥远，但用途格外局限，大致归类上可视为“颂”的支流吧。
    总而言之：恢弘功德大业是颂的天职，美化帝王圣贤是赞的本分。他们一概推敲文理，同样都雕琢音韵，唯求赏心悦目，旨在声名远扬。颂赞褒扬是源头，贬斥得失属末流，从来高堂声鸣远，柳浪闻莺音自由。

注解：
⑴《诗经•周颂•清庙之什》之《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⑵西汉杨雄《赵充国颂》：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娄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克西戎，还师於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⑶蔡邕《京兆樊惠渠颂》，亦名《樊惠渠歌》：阳陵县东，其地衍隩，土气辛螫，嘉谷不殖，而泾水长流。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隐，乃立新渠。曩之卤田，化为甘壤。农民怡悦，相与讴谈疆畔，斐然成章，谓之樊惠渠云：我有长流，莫或阏之。我有沟浍，莫或达之。田畴斥卤，莫修莫厘。饥馑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亩，黄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无疆，如何勿喜？我壤既营，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为酒为酿，蒸彼祖灵。贻福惠君，寿考且宁。
⑷“……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颂诗之美者也。故者圣帝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也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杨雄赵充国颂，颂而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摘自挚虞《文章流别论》，又名《流别集》及《文章流别志论》等。

克谐

qinyuanchun1234 发表于 2018-7-6 08:14
在老师文中了解古典，学习古文。

谢谢阅读参与
若说学古文，我这个东西不算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但通过这个“直译”，若能够大致了解刘勰《文心雕龙》里面，究竟在谈论一些什么东西……这确实就是我当下努力使然者。
在谈点我自己读古文的心得，单言近些年，针对四书五经，比较容易读懂的“四书”不说，像五经，就一个《周易》反复琢磨三十多年，至今收获寥寥，但《易经》和《尚书》虽有一拼，都极其晦涩难解，但我自己觉得只要沉下心来，弄通文字，脑子里面形成一个大致轮廓，尚且不难。如此而言，真正难的，起码对我而言，却是“三礼”！大约十多年前，我借口没有买到完整版本的《仪礼》，而谅解自己没有沉思“三礼”究竟是啥玩意儿。但近三年来，在我手边有了全套的《礼经》之后，却依然读不进去，深不下去……这让我不得不反思所以然。对此，我依然像过去一样，实在看不下去一本书，干脆大体翻过之后，就搁置一旁，待到突然之间，仿佛特别想从他们里面获取某种需要时，再回头由点到面地去阅读，必定大有长进了
再次谢谢光临！

克谐

第十章  祝与盟的区别
（祝盟第十）

    天地成形，乾坤定位，人类感恩乾坤化育，开始祭祀天地神灵。
    上古时代，所谓禋祭苍天“六宗”、秩祀大地“三望”，主要都是祈祷和风细雨，祝祠同样为了五谷丰登，正因为民众心悦诚服，故才有天地报应不爽。所以，祭祀牺牲的飘香四溢，并非天地神灵的钟情最爱，这里面根本需要的还是道德人心、德艺双馨。祝福祈祥的言辞音调，无论多么慷慨激昂且又铿锵有力，但是乾坤魂魄真正喜闻乐见的，还是在于名副其实、优美典雅的道德风尚啊。
    神农炎帝之际，开始有了年末的蜡祭。当时的主要祭祀对象，是与农业收成有关的“八神”。据《礼记·郊特性》记载，其“蜡祭”祝词是：“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无作、草木归其泽”……从中可以看出，在三皇蛮荒时代，人们祭祀祈祷时，内心所渴望的内容。
    另据《尸子》（作者尸佼约公元前390-330年传为魏国曲沃人亦有鲁人楚人之说）记载，虞舜在春季祭祀时，其祝词是“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其中利民理念，已经溢于言表。
    到了殷商时期，虔敬天地，祭祀祈福，已经深入人心，也更加庄严肃穆。《论语·尧曰》中记载，商王成汤郊祭时，不但须用黑色公牛侍奉苍天，而且在祝词中竟然责备自己“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了；另据《荀子·大略》记载，商汤曾经乘着素车白马参加夏祭祈雨，并在祝词中例举了咎由自取的六条罪状：“政不节，使民疾，宫室荣，妇谒盛，苞苴行，谗夫兴。”……若用现代话讲，即：政府无德、民生劳苦、大兴土木、妻妾成群、贿赂腐败、谗夫似贤。
    步入礼仪盛行的姬周时代，专门负责朝廷祭祀祝词的“太祝”官员，已经要求必须掌握六种形式各异的祭祀内容。据《周礼·春官·大祝》记载，这六种祭祀的名称，分别是“顺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所以，像“庶物咸生”是用于祭天祭地，而“旁作穆穆”则用于祭拜太阳；再如“夙兴夜处”是逝者列入祖庙排位时的祈祷，而“多福无疆”是祭祖时奉献祭品的祝词；另外，即便天王诸侯等出门或远征，都一样要有严谨的祭祀程序以及规范的祷告文书……所有这一切，都显现出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已经不仅对于天地神祇必须极其敬畏虔诚，而且对于祖宗前辈，也无不崇拜恭候。
    姬周春秋以下，伴随礼崩乐坏，祭祀变成了亵渎神灵、谄媚祖宗的世俗乡愿，甚至改用币帛献祭，祝词不但变得连篇累牍，祭祀对象也开始五花八门。《礼记·檀弓下》记载，晋国卿大夫赵武（公元前591-541年嬴姓赵氏讳武谥文亦称赵孟赵文子）家的大屋落成，晋国公号召大臣一起献词祝贺，其中大夫张老（生卒年不详字孟名老晋悼公时大夫中军司马）讽刺建筑规模僭越奢华，于是献颂词唱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闻此，赵武即刻回应道：“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而这样一个故事，却被传说成一个“善颂”一个“善祝”；另据《左传·哀公二年》记载，蒯聩（即卫后庄公姬姓名蒯聩卫灵公之子卫出公父亲春秋卫国第30任国君公元前480-478年在位）曾经于大战前祷告：“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祭祀的祝祠已经事无巨细了，即便有的人临战惊慌失措，依然不敢忘怀祈祷祖宗显灵保佑啊！所以比较而言，《楚辞·招魂》算是这阶段最讲究文采的祝辞了。
    汉朝伊始，汉高祖诏令“敬祭群神、祷祠如故”，于是举国上下，凡祭祀制式，一律肃穆森严。然而，在具体形式内容方面，自汉文帝之后，自上而下，一边追寻儒家礼仪章法，一边崇尚道家方技巫术。例如：汉武帝时，凡遭遇天灾人祸，宫内祝文，秘而不宣，其实已经不再是商汤“万方罪己”的祈祷，而是嫁祸他人的诅咒了；另外，宫中还曾经特招童男童女击鼓祛除病邪，其实就是越地神汉巫婆敬鬼求长寿那一套罢了……由此可见，时至于此，远古祭祀的形式和内容已经变了味道，并开始走向邪路。又因为传说黄帝曾经针对白泽兽写过“祝邪之文”，所以与东方朔“骂鬼之书”一起，后人把这样一类善于谩骂诅咒的文体，也就归入祝辞中了。其实，唯有曹植《诰咎文》，才是符合祭祀的规范性诅辞啊。
    按照《仪礼·少牢馈食礼》记载，祭奠死者时的祝词，主要在祭祀时，由担当“太祝”的官员，用以告知死者来享受生者奉献的祭品。到了汉末及曹魏时期，在祭奠逝者的祝词里面，还夹杂着对死者生前德行的赞颂，像这种“赞”应属于祭奠祝文的延伸吧；另外，在汉代帝王将相的陵墓中，隶属祭祀祝辞的，还有一种“哀策”。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妃子盛姬死后，便有“殇祀而哭、内史执策”。那么像这种用于祭祀的策，本来是记录赠送祭品的情况，后来竟然写上了表达哀思的文字。其实，原本有一种用来追悼逝者、表达哀思的文体，称作“诔”。所以，作为祭祀祝文中的哀策，本应是告知天地神灵的物件，却有了告慰人间的“诔”脑袋和“颂”躯干，岂不是祝辞的本末倒置吗？不过溯本清源，汉代太祝在祭祀时的哀策，应属于姬周时期祝文的延续。
    其实，凡用于拜谒神灵祖宗的文理词章，不但要虔敬诚实，更要求问心无愧。所以，祈祷文，贵在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而祭奠文，则不仅要恭敬诚实，更需要充满哀伤……这就是“祝”，作为一种文体，最起码应具备的条件要求。由此，班固《涿邪山祝文》应是祈祷文“诚敬”的典范，而潘岳《祭庾妇》，则是祭奠文“恭哀”的楷模。
    综上所述，通过例举祭祀性文体的不同种类及其杰出作品，关于“祝”的大致形式和具体内容，即刻一目了然也。
    何谓“盟”呢？《释名》（作者刘熙字成国北海生活东汉桓帝、灵帝间曾师从郑玄）一书上，是如此解释的：“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这就是说，在一种祭祀祷告神明的仪式上，一般须用珍贵的祭器盛上红牛耳和白马血献祭，而主持这种仪式者，所要郑重宣读的文辞就是“盟”。远在夏、商、周三个王朝时代，并没有盟誓的仪式，类似的情况下，只要相互有一种约定后，便可以保证如约实施了。赶到了姬周时期，礼乐开始败落之后，反而盟誓愈来愈多了起来，甚至出现了要挟性的契约盟誓。所以这一阶段，在会盟仪式上，前面出现了鲁国曹沫，持刀胁迫齐桓公，而后面便有了赵国毛遂，按剑要挟楚考烈王，甚至在秦昭襄王与南夷盟誓时，竟然还写上了“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待到汉高祖分封诸侯时，还出现了“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内含诅咒的《封爵誓》，也就见怪不怪了。然而，任何信誓旦旦的“盟”词，只有共同坚守道德仁义，才有可能善始善终，如果道德败坏、仁义丧失，任何形式内容的盟誓都必定属于欺人自欺。所以任何国家民族的兴亡更替，都在于事在人为的是否符合道德仁义的中正典雅，而与海誓山盟没有一丁点关系。例如：汉未臧洪讨伐董卓的《酸枣盟辞》，竟然是何等的慷慨激昂、气贯长虹啊！而晋代刘琨的《与段匹磾盟文》，也写得肝胆相照而又坚贞不渝，但他们的盟誓没有挽救东汉与西晋的灭亡，反而当初一起盟誓的人，却反目成仇。所以说，若言不由衷，且言而无信，“盟”又有何用呢？
    单论“盟”这种文体，书写时必须要说明所处背景的轻重缓急，务必坚守仁孝节义的道德准绳，用同心同德、同生共死，来祈祷神明监督，并请求苍天作证。书写时的态度，必须诚实真挚，其文理词章，唯求恳切感人……这就是“盟”的大概内涵吧。由此可见，这种文体其实不难写，而难在言行一致，尤其难在落实到行动上面。毋庸讳言，在此特别忠告今后举行盟誓的君子们，务必以历史为鉴啊！还是坚守忠信节义的道德自律吧，不要妄想天地神灵的惠顾垂青。
    总而言之：祝盟遵循的本则，就是“心意恒敬、智慧甚明”。只有虔敬诚实，才会肃穆庄重，也才能够写出感人肺腑的词句篇章。晋代以来，祝盟文策，华而不实，徒有绚烂色彩，他们若是真心渴求幽冥神灵的垂青惠顾，首先要无愧于天地祖宗啊。

注解：
⑴“《困学纪闻》卷十引《尸子》曰，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也，荷此长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摘自范文澜著《文心雕龙注（上下）》。
⑵曹植《诰咎文》之开端：“五行致灾，先史咸以为应政而作。天地之气，自有变动，未必政治之所兴致也。于时大风发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诰咎祈福，其辞曰：上帝有命，风伯雨师。夫风以动气，雨以润时，阴阳协和，庶物以兹……”（见于《艺文类聚》）
⑶“钦明”见于《尚书·尧典》中，指尧之所以能安其所当安者，因有“钦、明、文、思”四种道德。孔颖达解释：钦是“心意恒敬”，明是“智慧甚明”。在此泛指“祝、盟”应具备的道德。

克谐

第十一章  铭箴的意义
（铭箴第十一）

    相传轩辕黄帝把警戒名言镌刻在车厢和几案上，时刻提醒自己防微杜渐；夏禹在乐器支架上雕凿招贤警句，彰显求贤若渴的殷切；商汤铜盘上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旨在洗心革面、锐意创新；周武王写过《户》《席四端》等铭记，目的勿忘“安乐、忧患、得失”的哲理；周公在太庙金人后背刻字，重在宣教“多言、多事、多败”的道理；孔子参观“欹器”，大彻大悟“满招损、谦受益”的德行……由此可见，古代帝王先贤，随时随地警惕谨慎，这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啊。
    何为“铭”呢？铭者，名也，是指对于器物（包括人物）首要在于明确名称，也就是“命名”“正名”。凡命名，或正名，无一例外的都要依据器物的先天之道（本质）与后天之德（用途）。据《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臧武仲（春秋鲁国大夫姬姓臧氏名纥谥号武史称臧武仲或臧孙纥）曾说：“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人称伐。”这话说的是凡记录人物的铭文，都应该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对天子，旨在颂扬其美德品行；对诸侯，重点肯定其功勋业绩；对大夫，则只是称赞其辛勤劳苦。
    夏王朝曾经用九州进贡的金属，锻造了九个大鼎，并分别铭刻上各地方的物产奇珍，而周武王在肃慎国进贡的箭杆上，也郑重地雕刻文字……这都是为了铭记天朝帝王的美德武功。
    姜太公吕望，曾经让冶炼大师昆吾，铸造了他被封到齐国的金策。而仲山甫（即仲山父亦称樊仲山等周宣王卿士）则在缴获的战利品上，雕刻有“子子孙孙永保用”的痕迹……这些是公侯上卿宣扬丰功伟绩的铭文。
    晋国魏颗（姬姓令狐氏名颗春秋晋国将军）与秦国征战的功勋，曾经被铭刻在“景公钟”上。而孔悝（源于姬姓春秋卫国大夫）著述《鼎铭》，以表彰祖先扶持卫国公室的足迹……这一类铭文是歌颂大夫们保家卫国的辛苦。
    至于《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祖先蜚廉在霍山筑坛祭祀纣王时，挖出来一个石椁，上面铭文写着“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而《庄子·则阳》中说，卫灵公死后占卜了一块墓地，掘土埋葬时，发现了一口石椁，上面铭文“不冯其子、灵公夺而里”，故谥“灵公”……这一种从地下挖出来的铭文内容，并被当作天启神谕，真是奇怪的让人哭笑不得啊。
    另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战国时赵武灵王（公元前340－295年嬴姓赵氏名雍赵国君主谥号武灵传位幼子后自号“主父”）命人在番吾山上雕刻大脚印，并书铭文“主父常游于此”；此书还记载，秦昭王也曾经叫人到华山上凿刻大棋盘，并刻文“昭王常与天神博于此”……像这种好大喜功的铭文，如此自吹自擂，内容不仅荒诞不经，究其形式和目的，真的可悲亦复可怜啊。
    追根溯源，通过列举上面诸多刻文“起因、内容、形式、目的”之后，铭文体例的大致风貌，也就立竿见影了。
    秦始皇足履华夏山岳，四处刻石树碑，在其独断专权之下，尽管极端残酷暴虐，但是歌功颂德的铭文，依然流光溢彩，像《泰山铭》《峄山铭》《琅琊台铭》等，皇恩浩荡，威风八方。前后两汉时期，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铭》和张昶（生年不详-公元206年字文舒敦煌渊泉人东汉书法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其刻石旨在颂功，但序文都明显太长。若论铭文造诣，蔡邕首屈一指，堪称独冠古今。例如：他颂扬桥玄战功的《黄钺铭》，完全效仿《尚书》体例，而为朱穆写的《鼎铭》，明显成了散文体的碑文，这是蔡邕更擅长书写碑文的缘故。至于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王莽时不肯出仕）的《刀阳铭》《刀阴铭》《杖铭》《车铭》等，虽然遵循的是《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法度，但器物与铭文不符，且详略不当。崔骃（公元?-92年字亭伯东汉涿郡安平人）的《樽铭》《刀剑铭》《扇铭》等，多的是赞许美誉而少有劝诫警醒。李尤（约公元55-135年字伯仁东汉广汉雒人）的《河铭》《洛铭》等诸多铭文，内容单薄而文辞琐碎，不但《蓍龟铭》与《围棋铭》混同，并且把《权衡铭》放在《臼杵铭》之后，如此器物名实不分，铭文又怎能清晰深刻呢？再者，像曹丕的《剑铭》，其刀剑九宝，取名不寒而栗，而铭文平淡庸常。唯有张载的《剑阁铭》，文采俊秀，恰似快马疾驰，后来者居上。所以，晋武帝（司马炎公元236-290年字安世河内温县人晋朝开国皇帝）诏令把《剑阁铭》刻在岷山、汉水之间，可谓相得益彰啊。
    何为箴？箴者，针也，取义如同古代防治疾患的石针。“箴”作为一种文体，在夏商周三代，已经兴盛起来。然而，夏、商时期遗存的箴言文句，像《夏箴》《商箴》已经残缺不全。在姬周之初，文王的太史辛甲（生卒年不详商末周初史官）收集百官谏言，曾经辑本《百官箴》，虽仅有《虞人之箴》一篇存世，但文体格式和针砭意义已经十分完备。到了春秋时节，“箴”这种文体使用不多，但也没有完全断绝。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魏绛（公元前?-522年姬姓魏氏名绛谥号庄史称魏庄子春秋晋国卿）曾引用《虞人之箴》中后羿故事，劝诫晋悼公勤政；另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有箴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届时流传弥广，并且威震邻邦。春秋争霸转入战国称雄之时，天下道德沦丧加剧，人间急功近利愈浓，凡夸赞性铭文尘嚣其上，而讽谏性箴言销声匿迹。西汉杨子云（姓杨名雄字子云西汉末年文学家）稽古袭文，模仿《虞人之箴》，创作了《冀州箴》《司空箴》《宗正卿箴》等二十五篇隶属官吏责任的箴文。东汉时期，崔骃、崔瑗父子和胡广（公元91-172年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东汉重臣学者）等补充完成了一部《百官箴》，就是按照官位职责，提出他们应该进谏劝诫的内容事项，如同悬镜整冠，其实仰慕古人，继承辛甲风范。至于东汉末年，潘勖的《符节箴》，简明扼要，却失于肤浅；东晋温峤（公元288-329年字泰真或太真太原祁县人）的《侍臣箴》，内容广博，却过于繁杂；西晋王济（生卒年不详字武子太原晋阳人晋文帝司马昭之婿）的《国子箴》，虽然旁征博引，但实质内容寡淡；潘尼（公元约250-311年字正叔荥阳中牟人西晋文学家）的《乘舆箴》，义理伟大而文体芜杂……所有后续相继的这一些作品，很少写得恰到好处。甚至像王朗（约公元?-228年本名王严字景兴东海郯人汉末至曹魏重臣经学家）的《杂箴》，竟然把头巾、鞋子写了进去，即便其中存在警戒谨慎的意义，但在“箴”文中出现很不恰当；再者，尽管《杂箴》简明扼要，意欲效“武王践阼”铭文，但阐述“水火井灶”器物，尤为平庸粗俗，这明显偏离了箴文本旨。
    据实而论，“箴”本应适合朗读进谏，而“铭”用于刻在器物上提醒，二者名称虽然不一样，但达到劝诫警惕的目的完全一致。箴文，因主要用于杜绝防范过失的发生，所以字词文句，必须要明确果断；而铭文，正因为兼有褒贬思辨的深层哲理，所以斟词酌句，不但要高瞻远瞩，更需要温馨动人。因此，无论铭文还是箴言，其二者举例明义，都必须经得起推敲琢磨，而其行文寓意，除了简明扼要之外，更要起到刻骨铭心的效果……这才是铭和箴写作的根本所在。然而，世风日下，像古人有的放矢的言论风范，早就迷途亡返；而在庸常器物上刻记铭文的制度习惯，业已沉沦消亡。所以，像铭、箴两种文体，将来不可能再恩惠子孙后代了！尽管如此，凡秉文弄章的君子们啊，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他们高瞻远瞩的价值意义吧。
    总而言之，铭是器物表面的文字，箴像通向德行的道轨。执着铭文箴言的警示劝诫啊，莫要把刻字成文，变成东施效颦的滑稽模样。若问铭箴创作的真谛，义理精深终恢弘，言简意赅最精神。

注解：
1、景钟、景公钟的典故：春秋时，晋景公派大将荀林父和副将魏颗，根据潞国请求，平息潞国内乱后，留魏颗驻守。秦国派大将杜回争夺地盘，与晋兵激战。魏顺退守，设下埋伏，生擒杜回，秦军败逃。晋悼公即位，惩办奸臣屠岸贾，起用赵武，褒奖功臣，并把已故魏颗败秦功绩，刻在景公钟上，随后“景钟、景公钟”指代褒奖功绩卓著者。
2、蔡邕《黄钺铭》有“……铭曰：帝命将军、秉兹黄钺、威灵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群狄斯柔、齐斧罔设、人士斯休”。
3、冯衍《车铭》：乘车必护轮、治国必爱民、车无轮安处、国无民谁与。
4、崔駰《扇铭》：有圆者扇、诞此秀仪、晞露散霾、拟日定规。
5、李尤《围棋铭：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志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方错列张。
6、曹丕《露陌刀铭》：于铄良刀、胡炼亶时、譬诸鳞角、靡所任兹、不逢不若、永世宝持、利用卫身、以威弗治。
7、魏晋张载《剑阁铭》开头部分：岩岩梁山、积石峨峨、远属荆衡、近缀岷嶓、南通邛僰、北达褒斜、狭过彭碣、高逾嵩华、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
8、辛甲《虞人之箴》：芒芒禹迹，尽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9、西汉扬雄《司空箴》之部分：普彼坤灵，侔天作则。分制五服，划为万国……
10、晋朝潘尼《乘舆箴》：左辅右弼，前疑后丞。一日万机，业业兢兢。皇极肇建，两仪既分，彝伦未序，万邦纠纷，国事明主，家奉严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煌煌四海，蔼蔼万乘，匪贤焉倚，匪哲焉凭，左辅右弼，前疑後承，一日万机，业业兢兢，夫出其言善，则千里是应，而莫余违，亦丧邦有徵，辛作璇室，而夏兴瑶台，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叔世道衰，末俗化浅，躭乐逸游，荒淫沉湎，不式古训，而好是佞辩，不遵正路，而覆车是践，灭败之效，载在前典，匪唯凌夷，厥世用殄，故曰：树君如之何，将民是司牧，视之犹伤，知其寒燠，故能抚之斯柔，而敦之斯睦，无远不怀，靡思不服，夫岂厌纵一人，而玩其耳目，内迷声色，外荒驰逐，不修政事，而终於颠覆。虽以尧、舜、汤、武之盛，必有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盘杅之铭，无讳之史。

克谐

一方 发表于 2018-7-15 22:39
落下了这么多功课（读一遍两遍是不行的，须慢慢读细细想），赶明儿挤时间补起来，现在要去看世界杯了， ...

书写了一大段感谢一方先生费神阅读的心情，突然断网了！！！
还是用一个字：感谢！两个字：非常感谢！！表达俺此刻心情吧

克谐

第十二章  诔与碑的不同
（诔碑第十二）

    姬周立国之初，自上而下，极力推崇“恪守道德礼仪风度”的行为规范，从而产生了诔、碑两种不同的文章体裁，以至于当时凡胜任“大夫”职位的官吏，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就是遇到丧事，能够撰写诔文。
    何谓诔呢？《释名》如此解释：“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所以，诔就是累述逝者的生前德行，记录并宣扬出来，臆求永垂不朽。夏商之前，类似这种专门为逝者扬名的完整记录，并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无法考证了。周代伊始，虽然有了诔文形式，但还没有向下普及到“士”这一级别的官员，甚至像平民或地位较低的人，都不能给贵族或高级别的人物作诔，并且小辈也不能给长辈书写诔文。那时候周天子过世，必须说成是“天以诔之”，并且要到南郊祭祀场地上，宣读诔文，确定谥号，这钟仪式当时都是异乎寻常的隆重啊。
    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春秋时鲁庄共（姬同公元前706-662年鲁国第16任君主）与宋国在鲁地界乘丘打仗。战场上鲁庄公车驾倾覆，因而责怪驾车者缺乏男人气概，两名驾车战士为自证勇敢，冲入阵前搏击而死。事后，鲁庄公悔恨错怪了两名驾车者，并特别为他俩作诔如同追谥，以示表彰……这就是诔用到“士”阶层的发端。
    另据《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孔夫子去世后，鲁哀公（姬将公元前?-468年鲁国第26任君主）曾作诔文“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这其中“憖遗”所表达的殷切情愫、“呜呼”所倒出的哀叹悲怀，虽算不上诔文中的智慧杰作，却完全符合此种文体的志趣格调。
    再如《列女传•贤明》记载，鲁国柳下惠夫人追忆丈夫的诔文“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其中哀怜颂扬之情，溢于言表，虽说是远近闻名的诔文，但弊在韵文过长。
    进入汉代之后，各种文化成果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继承、恢复和弘大。西汉扬子云为汉元帝皇后撰写的《元后诔》，虽说闻名遐迩，但辞令太过冗长。班固《汉书•元后传》只采用了《元后诔》中的“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而晋代挚虞因此质疑这就是杨子云的诔文全篇。按说任何用于累述美德、扬名垂世的诔文，怎么可能只有寥寥四句呢？东汉杜笃（公元?-78年字季雅京兆杜陵人著名学者）因狱中构思诔文，受到光武帝赏赉，进而盛名一时，但像他的《吴汉诔》确实工整优秀，而其他作品却比较平庸。毋庸讳言，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因为皇帝赞赏过一篇文章，随后竟然连其他作品都贵如黄金了吧？傅毅才思缜密，写作严谨精致，他的《明帝诔》《北海王诔》等篇，叙述伦次清晰，情节过渡自然。与他们同时代的苏顺（东汉文人生卒年不详字孝山）和崔瑗，好在作品繁简得体，叙述事实如同传记，辞藻韵律格调都具备了诔文天资。晋代的潘岳，构思诔文，师承苏顺，犹善于追述悲伤情怀，辞文新颖倍感亲切，其名声若与苏顺相较，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也；其他的如崔骃《诔赵》、刘陶（又名伟字子奇颍川颍阴人东汉末年人物）《诔黄》，整体作品不但符合法度，而且行文简明扼要。魏晋时期的曹植，也享有盛名，而他的诔文，文辞过于繁琐，语势迟缓拖沓，例如《文帝诔》结尾部分，却用百余言表白自己，明显远离了该文体的传统意义和根本要求。
    若追根溯源，像《诗经•商颂》中《玄鸟》一篇，即是殷代大臣对商王列宗的盛赞，而《诗经•大雅》中《生民》等，则是周朝臣民对祖先美德的颂扬。所以，累述张扬祖宗功德，原本就是诗人一贯使用的体裁。至于如何才能更好地表现痛心悲哀的情绪气氛，则需要因人而异、各取所长吧。如傅毅的《北海王诔》有“白日幽光、雰雾杳冥”的句子，用以表现北海王死后“白天都变得晦暗、云雾更加阴郁”……如此情绪化渲染，即刻便成了学习榜样，因此后来者作品，也就愈发生动感人了。
    概括上述诔文的体例制式，大致有这样几个部分：摘选逝者重要言论，记录主要生平事迹，从颂扬美德开始，到表达哀思结束。其中，论说逝者的音容笑貌，务求若隐若现，仿佛就在眼前；谈论生者的伤心悲哀，必定痛不欲生，恰似裂肺撕心……这就是“诔”作为一种文体，所应达到的创作目的和形式要求吧。
   何谓碑呢？碑者，埤也。就是说，“碑”原本出自“埤”这个字，而“埤”是“增益、增加”的意思。三皇五帝时代，为了将祭祀封禅的事情告知苍天大地，便用堆土树石作为信物符号，这就是碑的雏形。据《周穆王传》记载，周穆王曾经在弇山上刻石立木，标志所到之处的地点名称，这是古代碑的实用例证。再早时候，一般在宗庙门前，都左右立着两根木柱或石柱，主要用于拴住牲口，不用于铭刻功绩，随着金属冥器使用减少，逐步开始在石柱上刻字留念，同样为了达到永久保存的目的；类似的情况还有坟地的石柱或木桩，原本是帮助下放棺材的支架，以后演变成了刻字纪念的“碑”了。
    自东汉之后，方形的石碑和圆形的碣石，开始大行其道。在书写刻石文字方面，若论不仅才高八斗，而且首屈一指者，蔡邕当之无愧啊。例如他的《太尉杨赐碑》，因为深谙《尚书》中《尧典》《伊训》等篇章的精髓紧要，故而能够文体庄重雅致；另外，他的《陈寔碑》《郭泰碑》两篇，褒扬适度，哀思恰当，逝者与生者都当之无愧；再者，像《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篇，人物生平脉络清晰，评说感受无不公允……总之，蔡邕碑文，叙事上，不但重点突出，而且简明扼要；文采上，不仅清晰雅正，而又温润光泽；情理上，十分婉转流畅，完全没有理屈词穷的破绽，故而堪称巧夺天工，即卓尔不群，又浑然天成也。孔融追随蔡邕，在碑文的收获，尤为突出，他的《卫尉张俭碑铭》《陈碑》，义正辞严，文采飞扬，此等造诣，仅次蔡邕。至于孙绰（公元314-371年字兴公中都人东晋玄言诗人），自恃文采掷地有声，撰写碑诔，名噪一时，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监碑》《太尉庾亮碑》等，繁辞太过，枝蔓太多，颇显芜杂，唯有《桓彝碑》一篇，思路条理，最为得当。
    纵观书写碑文的体例，论风格，当须具备“史家”才干。其中“序”的部分，类似人物传记，而正文部分，恰如“铭”的韵味。碑文，在陈述美好德行时，需要展示出来风清气正的华贵；于追忆旷世功勋中，必须凸显艰苦卓绝的壮烈……这就是碑文的根本规制所在啊。所以说，碑文实质源自器物上刻文的习俗，而铭文与碑文在内容上本是一脉相承。究根溯源，不难看出，是先有了器物上刻字留念，后有的树碑扬名和诔文垂世。因此，若把单纯用于歌功颂德的碑文，归入铭文范畴，并无不可；若把追述逝者的树碑立传，归入诔文范畴，反而恰如其分吧。
    总而言之：追宗怀远，有赖于碑诔树立；刻铭颂德，目的在思慕厉行。碑风拂面如心暖，诔情凄切似裂肝。石墨残拓仍光彩，逝者风度已茫然！

【注解】
1、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生于公元前71年，卒于公元13。西汉魏郡元城人，汉元帝刘奭皇后，汉成帝刘骜生母，王莽姑姑。王莽篡汉时，王政君怒将玉玺摔地，致使传国玉玺崩碎一个边角，随后忧愤而亡，与汉元帝刘奭合葬渭陵。
2、杨雄的《元后诔》，在唐时欧阳询《艺文类聚》中采用了34句合计136字，而在南宋人编的《古文苑》中，其全篇总计957字。
3、曹植《文帝诔》最后部分：……咨远臣之眇眇兮，成凶讳以怛惊。心孤绝而靡告兮，纷流涕而交颈。思恩荣以横奔兮，阂阙塞之峣峥。顾衰经以轻举兮，念关防之我婴。欲高飞而遥憩兮，惮天网之远经。遥投骨于山足兮，报恩养于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惧施重而命轻。嗟微躯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几司命之役籍兮，先黄发而陨零。天盖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于我听。独郁伊而莫告兮，追顾景而怜形。奏斯文以写思今，结翰墨以敷诚。呜呼哀哉!
4、蔡邕《郭泰碑》全文：先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实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国命氏，或谓之郭，即其后也。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衷。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测已。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采综图纬，周流华夏，隨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于时缨緌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向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鱗介之宗龟龙也。尔乃潜隐卫门，收朋勤诲，童蒙赖焉，用祛其蔽。州郡闻德，虛己备礼，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举有道，皆以疾辞。将蹈鸿涯之遐跡，绍巢许之绝规，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怀哀悼。靡所冀念，乃相与惟先生之德，以谋不朽之事，殓以为先民既沒，而德音犹存者，亦赖之于见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礼？于是树碑表墓，昭明景行，俾芳烈奋乎百世，令问显于无穷。其辞曰：于休先生，明德通玄。纯懿淑灵，受之自天。崇壮幽浚，如山如渊。礼乐是悦，《诗》《书》是敦。匪惟抚华，乃寻厥根。宮墙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纯，确乎其操。洋洋缙绅，言观其高。棲迟泌丘，善诱能教。赫赫三事，几行其招。委辞召贡，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慈铭，泽其光耀。嗟尔来世，是则是效。

克谐

一方 发表于 2018-7-16 21:58
读得真费力。读了两遍还是糊涂着。
一直喜欢曹操的文字，也喜欢曹丕的：明月皎皎照我 ...

一方先生不经意的一声叹息，仿佛蜻蜓点水，在我小小心湖，激起了一圈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于是乎，我开始反省前面的“新译”究竟有何新意呢？如果读者还是读不懂《文心雕龙》内容，我的努力又有何等意义啊！
大约上周，我在天涯文学，冠名《汉晋文化溯源》挂出来这个系列。真实目的不过是迫使自己回头理顺这个“新译”里面的文句和义理。刘勰此书，所谓难读，根本原因在于其四、五、六、七的句式里面，究竟哪个是人名、书名还是评语，一时难以定夺。所以，前面十几篇翻译时，我尽管把能够找到的有名有姓的文章人物，逐个落实，但没有十分在意刘勰评价的话语，究竟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另有出处。既然注意到这个问题，当下和今后，必定会慎重对待，力求这个“新译”，即便读者不去翻找核实一些问题，大概也能知道，刘勰在说啥吧。
不多说了！再次谢谢诸位赏光

克谐

第十三章  哀与吊的本意
（哀吊第十三）

    《逸周书•谥法解五十四》上说：“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所以，从本义上，哀指的是时间较短便完结了；从字源音义上，哀就是依，因为悲伤依从内心感受，故叫哀。古代的人们，通过书写文字来表达哀思的对象，通常都是针对小辈，尤其像疾病夭折的孩子，而不针对老年人。
    《诗经•秦风•黄鸟》中“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是何等凄厉悲惨啊！秦穆公死后用子车氏三个儿子殉葬，人们竟然喊出“愿意用我们一百人来换取这三个好孩子”的哭嚎，这就是书写此诗者，为了三个没有疾病而亡的孩子，所表达的哀辞吧？
    汉武帝封禅时，伴随汉武帝登上泰山的霍去病儿子霍嬗猝死，汉武帝为此写了一首“伤霍嬗”的诗，就属于哀辞之类。
    东汉时，汝阳王去世，崔瑗的哀辞打破了以往惯例，其中语句，像“履突鬼门”，于措辞寓意上，明显怪诞不经；再如“驾龙乘云”，更像游仙亵玩，完全没有了悲伤哀痛的心意；至于结尾中的五言句式，可能是模仿汉武帝的哀辞吧。同一时期的人文，譬如苏顺、张升等，在哀文写作上，虽然已经崭露头角、才华毕见，但还没有达到触及心灵的深刻程度。曹魏建安时节，单论哀辞创作上杰作，唯有徐干可圈可点吧，他的《行女哀辞》，颇令人伤感。
    西晋以来，潘岳（公元247-300年即潘安著名文学家）吸取前人所长，哀辞作品臻于完美。其文辞周全婉转，哀情殷切伤悲，叙事繁简如传记，结语临摹似诗经，虽四言节拍韵律，但没有拖沓重复。所以整体上，义理中规中矩，文辞委婉流畅，体例貌似陈旧而内容新颖，譬如《金鹿哀辞》和《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两篇，可谓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也。
    归结上述例证，再论哀辞写作的要点，情感上着重体现痛心悲伤，词语上重在表达爱怜惜别。对于夭折的未成年人，因为还谈不上立德立行，所以赞誉着重于聪慧，悼念着眼于容貌。只有发自内心感受，唯有出自情真意切的哀辞，才能恰到好处。如果仅是为了书写哀辞，而刻意杜撰哀文，必定奢华浮夸。奢华浮夸的哀辞，必定华而不实，唯有情到痛处悲自生，只有文到悲处泪自流，才是哀辞的精品啊。
    何为吊呢？据《尔雅•释诂第一》解释：“吊，至也。”而在《诗经•小雅》的《天保》这首诗中，有这样的话：“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所以，从远古意义上讲，像神仙下凡人间来问寒问暖的行为，就是吊。凡有名望的人，在正常死亡的情况下，都要定谥号，置办丧事，这既是十分常见也是特别庄重的世俗礼节，所以亲朋故旧一般都要登门吊唁哀悼，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些专门表达此刻心情的言辞。另外，按照古代礼仪风俗，像压死、淹死这样的意外死亡，是不能使用“吊”这种慰问方式的。但是，春秋时代，宋国发大水、郑国遭火灾之时，各国都派人前往慰问，理由是国家遭殃而民生夭亡，所以给予哀吊；另外，像晋国修筑虒祁宫、齐国攻占燕城池之际，邻国派人祝贺，但史赵（春秋晋国太史）和苏秦（字季子战国时纵横家）都认为，类似劳民伤财、树敌结怨的亡国不义行为，与其说祝贺，不如称哀吊……此等例举，之所以划入哀吊之中，有的骄奢淫逸必定陨落早亡，有的狂妄乖离已经病入膏肓，有的生不逢时必定穷途末路，有的恃才傲物已经自掘坟墓，追念类似人物故事，名为“吊”，亦不为过。
    贾谊渡湘水，睹物思人，感慨而作《吊屈原文》；其情理兼顾恰切，语句生动感人至深，属于哀吊文体走向成熟的标志性杰作。随后司马相如的《哀秦二世赋》，完全是哀赋的体裁；桓谭评价《哀秦二世赋》，伤心悲怆，读者叹息；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结尾部分，切中要害，悲从中来。杨子云自述吊屈原，而作《反离骚》；虽处心积虑，但效果平平，因其深刻内涵没有表达清楚，所以辞藻韵律，均颇显臃肿。班彪的《悼离骚》和蔡邕的《吊屈原文》，都善于质疑提问；他们追随贾谊的哀吊文体，却没能与他并驾齐驱。胡广的《吊夷齐文》和阮瑀的《吊伯夷文》，都一味褒奖而过于平淡无奇，而王粲的《吊夷齐文》，其中揶揄质疑内容，写得很有功夫。比较三者的《吊夷齐文》，胡广、阮瑀热衷赞赏伯夷、叔齐的超脱清高，但王粲显然不满其狭隘固执，这只是各自立场观点不同罢了。其它，像祢衡的《吊张衡文》，尽管词韵奢华，弊在意境肤浅；而陆机的《吊魏武帝文》，虽然序写得巧妙，但正文过于繁杂。到此之后，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作品了。
    慰问吊唁虽然是十分古老的形式，但哀辞吊文究竟具备怎样的内容，却一直没有明确规定。哀文，一旦措辞华丽而又音韵沉重，则更贴近赋的内容形式。所以说，哀文的义理中正是准绳，宣扬美德是原则，里面可以剖析对错得失，但是表达哀思，必须要有理有节……若能如此，对于哀辞吊文而言，虽不中不远矣。
    总而言之：哀辞原本只是针对弱小夭折的人群。如同哀怜尚没有开花结果便败落凋零的草木一样，这是亘古以来一直不曾改变的伤情悲痛啊！即便是天才通才，书写哀辞吊文时，同样容易陷入茫然失控的境地。事关生离死别，过去千载，未来万年，此事难周全！所以，哀文吊辞，不过图个念想，表达心意足矣。


【注解】
1、《诗经•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2、西晋潘岳《金鹿哀辞》：嗟我金鹿，天资特挺。鬒发凝肤，蛾眉蛴领。柔情和泰，朗心聪警。呜呼上天，胡忍我门。良嫔短世，令子天昏。既披我干，又剪我根。块如痿木，枯荄独存。捐子中野，遵我归路。将反如疑，回首长顾。
3、西汉贾谊《吊屈原文》（并序）：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知我也。”遂自投汨罗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喻，其辞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乔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参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独离此咎兮。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勿深潜以自珍。□面枭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寅。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於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鲸兮，固将制於蝼蚁。
4、司马相如《哀秦二世赋》第二段，即结束部分：……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夐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佅。精罔阆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7-20 18:34
读克谐老师的新译系列，其中引用的文字出处都分列的清清楚楚，系列文字叙述细致而又深刻，充分展示了古文化 ...

谢谢云上云上君夸赞！
说实话，我敢于直译《文心雕龙》，如果没有现在网络便利和对于这部书的了解，确实不敢贸然行事的。首先我了解过，刘勰在书写《文心雕龙》之前，大约十多年就在庙里读书，而完成此书大致在32岁左右吧。在着手开始翻译这本书前，我去年因为读木心先生“文学回忆录”，始终解不开的一个结，就是木心先生何以能够对世界文学历史，尤其作品及其人物故事，了若指掌呢？关于中国文学史部分，木心提到的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一书，我过去就看过，而且手边有一套插画版本者，也是我日常查阅的书本。若单凭郑先生这样一本书，则不足以全面了解国内文学史的大致风貌，但我在清朝和民国一些文艺大家专著中，时常提到刘勰的一些文学评注……正因为这些事，再加上年初因为专注佛教史，突然意识到刘勰在寺庙里读到的书，为何都是那时的国内传统书籍，反而不是佛经呢？当下《文心雕龙》研究，一般都认同此书尊儒轻道的主旋律，但没有多少人认同这里面有崇佛的灵光！事实是否如此？反正凭我过去读此书，完全就是没看懂多少，只是凭直觉，可以觉察到里面对于文学作品及其作者的评判，在其是非对错标准上，绝对是符合人间、世间和天地间的光明大道，而不是盛气凌人或自以为是的教条灌输……总之，大家只要大致读过这个直译的东西，如果感兴趣的话，反身到《文心雕龙》原著中，不要听信过去、现在、未来已有或将有什么大师名人的翻译或评说，唯有用自我的心脑钻研其中，进而攫取一份滋养自身的养分、灵气和势场吧

克谐

第十四章  杂文的内涵
（杂文第十四）

     懂得智慧艺术，并且知识广博的人，善于畅谈书写，通常言辞热情洋溢，充满了勃勃生机。敢于闯荡艺术天地，凡才情志趣高雅者，一般钟情标新立异，最终追求极端精致。
    战国时楚国的宋玉，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反而不被世俗赏识，颇遭时人讥讽。他在一篇《对楚王问》中，侃侃而谈，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不仅揭示了曲高和寡的无奈，还表达了鸟凤鱼鲲的自觉。类似这种托物言志的文章，之所以趾高气昂以至于胸襟坦荡到如此程度，究其根本，在于正气凛然，如气贯长虹也。
    西汉枚乘，使用艳词丽句，已经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他的《七发》一文，艳词堆砌如浮云变幻，丽句起伏像狂风袭尘；其提问直击本能嗜好，七情六欲的渲染，极尽奢华满足之能事；整篇文章，起自怂恿邪念，归于节制扶正；根本目的，借此劝诫富家官宦子弟，务必从善如流。
    西汉末年，杨雄在天禄阁，披览群书，静思默想；借鉴古人睿智哲言，始创《连珠》文体；此种体例，虽然篇幅短小，但义理清澈，正所谓妙语连珠，晶莹剔透。
    例举上面三种文体，若把文章篇籍整个比喻成参天大树，他们都不过是短小精悍的枝蔓而已。而且，这种文体的地位和属性，更像文人雅士在闲暇娱乐时，喜好把玩欣赏的奇巧灵怪的艺术精品罢了。
    自宋玉《对楚王问》之后，行文效仿其情志格调者，前有东方朔的《答客难》，畅谈“异时异事”借古讽今，例说“优柔自得”善言巧辩，借用“管窥蠡测”诙谐慰己；后有杨雄的《解嘲》，辩解“世乱不足、世治有余”，罗列历史故事，姓氏名谁循环往复，音容笑貌如数家珍。后世承继俩人足迹，东汉时期，班固的《答宾戏》，言之凿凿者，长篇大论“功名不可伪立”也；崔骃的《达旨》，阐述“险则救俗、平则守礼、举以公心、不私其体”，可谓贤达君子的处世箴言；张衡的《应间》，喟叹观同见异，弘扬“不患无名患所以立”本义，论说堪称严谨雅正。东汉末年，崔寔《答讥》，侃谈量力而行，“爱饵衔钩、悔在鸾刀”浅显易懂，犹在耳畔；蔡邕的《释诲》，诠释审时度势，“世治责人以礼、世乱考人以功”义理清晰，娓娓动听。步入东晋之后，郭璞的《客傲》，雍容大度，“欣黎黄之音者、不颦蟪蛄之吟”情志鲜明，风度翩翩。以上各家虽然相互摹仿，但确实争奇斗艳，均属杰出之作。其他同一时期者，另有曹植的《客问》（亡轶），文辞雅致但义理宽泛；再者，庾敳的《客咨》（亡轶），内容繁多且文辞孱弱。尽管像这一类对问应答的文章还有许多，但他们原本没有明确规范的体例格式。究本溯源，这种有问有答的场景假设，最初只是为了抒发作者十分压抑愤懑的情志胸怀，越是位于挫败低迷的自觉难堪的尴尬处境，越是理直气壮地抒发胸怀，极力展示自我抱负理想，如同屯卦之中看到泰卦，必须有上下翻飞的自由想象和富丽堂皇的词语表达，才有可能惊世骇俗、出奇制胜……这也就是此等文体的本来面目和特色目的。
    继西汉枚乘《七发》之后，像《七激》《七依》《七辨》《七厉》《七启》等以“七”命题的对话论文，蜂拥而出，接踵摩肩。由此也可看出《七发》一文，恰似鹤立鸡群，如同林中响箭，确实拥有了极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到东汉之后，傅毅的《七激》，抓住了《七发》成文的骨干，而且更加简明扼要；崔骃的《七依》，发展了《七发》知识广博的气势，竟然愈发雅正巧妙；而张衡的《七辩》，思虑缜密，意义深刻；崔瑗的《七苏》（亡轶或为《七厉》遗留片语），书本清源，立义纯正；曹植的《七启》，想象构图，富丽堂皇；王粲的《七释》，语调平和，就事论事。从东汉末年桓麟的《七说》到西晋左思的《七讽》中间，类似上述题目中都有“七”的模仿作品，还有十家之多，他们有的辞藻华丽，但道理不精辟，而有的道理纯粹，但文辞欠瑰丽。归纳这一些代表性作品，亦不能看出，他们的共性，无外乎高谈宫阙楼阁的壮丽华贵，盛赞田野猎玩的热烈铺张，描绘服饰珍馐的稀缺奇宝，夸奖乐舞美女的勾人魂魄……之所以有如此极致浮夸的艳词美句，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场景构图，目的就在于通过惊心动魄和振聋发聩的形式手段，达到所谓“要言妙道”的艺术境界，换个说法，也就是“以极度虚拟夸张开始而以平淡颖悟反正结束”。但在实际上，这种文体正面的劝诫讽谏太少，而反面的淫欲诱惑过多，由此两者比例失衡，反而弊多利少。所以当初扬雄，便针对这种文体，有过这样的评价：“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其意思是说，整场音乐会，满耳灌输的全是靡靡之音，只是在结束时才出现了几个高雅音符！你说它是高雅呢还是粗俗哩？另外，在上面例举中，唯有崔瑗的《七苏》，引述的都是圣贤故事，宣教的全是儒家之道，尽管文辞不很突出，但立意十分正经卓越吧。
    紧随杨子云《连珠》文之后，模仿类似文体的作品开始层出不穷。例如东汉的杜笃（公元?-78年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学者）、贾逵（公元174-228年字梁道本名衢河东襄陵人汉末三国时名臣）之辈，刘珍（公元?-约126年又名刘宝字秋孙或秘孙南阳郡蔡阳县人史学家）、潘勖（公元?-215年初名芝字元茂中牟人）之流，他们杜撰的连珠文，本意是想把字词文意连贯的如同晶莹珍珠，反而连接成了一串死鱼眼球……临摹效仿如果落得这样一种水平程度，又与邯郸学步，并和东施效颦，有什么两样呢？在这期间，只有陆机的《演连珠》数十篇，绞尽脑汁，集思广益，颇有义理新颖之处，但其断章组词，也过于冗长臃肿了！难道这种“连珠”文体，真的像《列仙传》朱仲卖的珍珠一样，越大越多越值钱吗？其实不然，文章如果既要短小还能周全，就必须貌似悠闲自得的信手拈来，仿佛是不经意间的出口成章，且还能令人回味无穷，并经得起品咂琢磨，还值得思虑再三。所以说，这一种文体之所以金贵精妙，就在于“义明词净、事圆音泽”，如同一颗颗依次落地的晶莹珍珠，不仅是掷地有声和光彩照人，而且还要奔腾跳跃、旋转不停，真格的令人赏心悦耳、目不转睛……这才是连珠文的精神所在。
    追溯汉代以来，凡归属于杂文里面的文章类别名称，一直杂乱无章。他们有的叫“典、诰、誓、问”；有的叫“览、略、篇、章”；还有的叫“曲、操、弄、引”，甚至有的叫“吟、讽、谣、咏”等等。其实，将这些种类概括在一起，确实就可定义为杂文，但是每一名称所对应的内容意义，恰恰说明他们都有各自的类别归属。所以，关于物以类聚之中还有交叉连带关系等事项，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讨论了。
    总而言之：何为圣贤，怎成学霸？饱学极致，无坚不摧。负文挥墨，点石成金。腥嗅愈烈，蝇蛆愈紧。古之追逐，群星璀璨；今之粉丝，一锅稀烂。怎可堪东施效颦，恶心了不敢再看。

【注解】
1、杨雄“连珠”文遗存两篇。其一“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忠臣荐善，不废格致所排。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彰显也。”其二“天下有三乐，有三忧焉。阴阳和调，四时不忒，年丰物遂，无有夭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乐也。圣明在上，禄不遗贤，罚不偏罪，君子小人，各处其位，众人之乐；吏不苟暴，役赋不重，财力不伤，安土乐业，民之乐也。乱则反焉，故有三忧。”
2、崔寔《答讥》中之“答曰”部分：子徒休彼绣衣，不知嘉遁之独肥也，且麟隐於遐荒，不纡机阱之路，凤皇翔於寥廓，故节高而可慕。李斯奋激，果失其度；胥种遂功，身乃无处。观夫人之进趍也，不揣己而干禄，不揆时而要会，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谋大，纤芒豪末，祸亟无外，荣速激电，辱必弥世。故曰：爱饵衔钩，悔在鸾刀，被文食豢，乃启其毛。若夫守恬履静，澹尔无求，沉缗濬壑，栖息高丘，虽无炎炎之乐，亦无灼灼之忧。余窃嘉兹，庶遵厥猷。（摘自《艺文类聚》卷二十五）
3、陆机《演连珠》五十首，随机选取三则：臣闻披云看霄，则天文清；澄风观水，则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诛而楚宁；臣闻音以比耳为美，色以悦目为欢。是以众听所倾，非假北里之操；万夫婉娈，非俟西子之颜。故圣人随世以擢佐，明主因时而命官；臣闻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牵乎时者，非克己所勖。是以利尽万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栖遑之辱。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7-23 10:49
"用自我的心脑钻研其中，攫取一份滋养自身的养分，灵气和势场”欣赏克谐老师严谨的创作风格，博览群书，文 ...

连珠文一开始没明白怎么回事!联想到的却是民国时的一件事情。好像泰戈尔来华时，徐志摩曾陪同老先生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吧游玩。事后，徐志摩写过一篇谈感受的文章，说是泰戈尔说出来的每句话都像晶莹剔透的珠子！我那时正读冯友兰先生的文章，暗自想泰戈尔那种高度需要一种什么境界啊！！！
随感而已！
谢谢诸位赏光！

克谐

第十五章  谐与隐的价值
（谐隐第十五）

    “自有肺肠，俾民卒狂。”此句源自《诗经•大雅•桑柔》，传说是芮良夫（西周时周朝卿士芮国国君姬姓字良夫）的作品。将其翻译成白话，便是：“昏君自有歹心肠，逼得百姓要发狂。”由此可知，人格脾性，若比作高山一样险恶凶残，那么心情口舌，恰似大川一样无法堵塞。亘古从来，人类哀怨愤怒、嬉戏谩骂的情绪变化，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各不相同。所以，像冷嘲热讽一样的言词话语，也必定千姿百态，更是各式各样。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与郑国交战，宋国的华元（公元前?-573年宋戴公五世孙生于宋国都城商丘春秋时宋国大臣官至大夫六卿之一）带兵打了败仗并被俘，但他侥幸逃回了宋国。一天，华元巡视城防时，正在修筑城墙的一伙劳役者，在一旁讴歌：“睅其目，皤其肚，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大致意思：瞪着白眼珠，挺着大白肚，怎看怎像丢盔卸甲的逃兵。满脸络腮胡，真是弃甲回来的那个人啊。）华元闻听这些风凉话，便让他的副手回话：“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大致意思:牛也有皮，犀牛还很多，弃甲又能怎样？）劳工们随即回应：“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大致意思：既然和畜生一样皮厚，给你涂上红颜色怎么样啊？）华元闻讯，便对身边的人说：“去之，夫其口众我寡。”（大致意思：赶紧离开吧！这儿人多嘴杂，寡不敌众啊。）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邾国、莒国一起侵略鄫国，鲁国派臧纥解围，前去攻打邾国，却在狐骀吃了败仗。于是鲁国流传过这样歌谣：“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败于邾。”（大致意思：穿狐裘姓臧的啊，在狐骀吃了败仗。国君本是小孩子，派个侏儒去打仗。侏儒，侏儒啊，怎么可能不在邾国吃败仗。）
    从上面见于《春秋•左传》经书中的两则故事，都是拿权势阶级的体型容貌来取笑，借此发泄民众对他们“恣意专横”的内心不满。其实，一般针对人们直接表达内心不满的语言方式，通常被称作“诽谤”。在字词源流上，微言为“诽”，而放言是“谤”。但是，在上面两则故事中，均是使用转弯抹角的诙谐话语，也就是间接地表达内心不满的语言方式，大致可以归入“诽”的范畴吧。
    《礼记•檀弓下》记载，在“成”这个地方，有一个人的哥哥去世了，弟弟却不为哥哥服丧。然而，一旦听说孔子的弟子高柴（姓高名柴字子羔又称子皋子高季高比孔子小三十岁卫国人另说齐国人）将成为地方官员后，弟弟赶紧穿上了丧服。于是，当地人便传唱：“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緌；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大致意思：蚕像织布，蟹像背着筐；范像器物，蝉像有针枪；自己哥哥死了，却为了子皋才发丧。）……这就是雅俗共赏的“蟹匡蝉緌”啊。像这个成语故事所讽喻的某种社会不良现象，其实属于司空见惯的人格丑陋和道德缺陷，完全等同与现今依然时常遭人痛斥鞭挞，却又屡禁不止，甚至后劲十足的各种“假大空”的玩意儿。
    另外，同样在《礼记•檀弓下》中，提到孔夫子的老朋友原壤（春秋时鲁国人孔子老相识被认为不重礼仪碌碌无为者）的母亲去世时，孔子去帮他操办丧事，原壤反而一边敲着母亲的棺木，一边先说后唱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大致意思：好久没有寄情歌舞表达心声了。像狐狸头部一样的斑斑白发啊！握着你的双手是那么的柔软。）孔子面对如此场景，就像什么也没听到一样，随即走开了。与孔子同行的人问道：“先生为什么不制止他呢？”孔夫子回答：“亲人正因为永远都不会失去，才是亲人；故人也因为永远都不能失去，才是故人啊。”这就是特别通俗而不易懂，近似大逆不道的淫辞“狸首之斑”。
    上面列举的已经赫然载入《诗经》《左传》《礼记》中的经典故事，尤其最后一个嬉戏玩笑的言谈话语，不仅发生于丧礼上，而且活灵活现在孔圣人眼皮底下，却依然堂而皇之地载入史册。这一切正说明了“谐辞”“隐言”，从来都没有被帝王圣贤和经书典籍所忽视，更不会给予简单粗暴地排斥、封杀和焚毁啊。
    何谓谐呢？“谐”字拆开来，就是“言”“皆”；再进一步解释，就是用浅显易懂的字词，迎合当时人们的内心感受，说出来一些能够赢得大多数人会心一笑的话语。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78-320年妫姓田氏国号沿用姜齐）喜好饮酒作乐，经常通宵达旦，以致荒废国事。一日设宴立功的淳于髡（约公元前386-310年黄县人齐威王卿大夫），齐威王问他酒量如何。淳于髡回答说，一斗也醉，一石也醉。齐威王笑话他，既然一斗就醉了，怎么还能喝一石呢？淳于髡回答，如果与君王一起喝酒，诚惶诚恐之下，喝不过一斗，便醉的体力不支；但是，如果与亲朋好友开怀畅饮，便可以喝一斗以上，而烂醉如泥。最后，他给齐威王解释说：“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齐威王闻听，幡然悔悟，从此不再长夜之饮。
    《昭明文选•卷十九》记载，宋玉为了讽谏楚襄王，在他杜撰的《登徒子好色赋》一文中，通过四个角色三个人物的故事，宣贯的却是“发乎情、止乎礼”的男女情怀。其四个角色，分别是楚襄王、宋玉、登徒子和秦章华大夫。三个人的故事，第一个是登徒子，于私下里提醒楚襄王，说宋玉太漂亮又好色，务必让他远离后宫，以便防患未然。第二是作者宋玉自己，面对楚王质问登徒子提醒的事情究竟对错时，一方面举例老家的东临女子，不但美貌的无以复加，而且对他还倾慕痴情，但他自己却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登徒子的媳妇，简直奇丑无比，但他俩竟然生了五个孩子，进而暗示登徒子与其说迷恋美色，毋宁讲纵欲无度。第三个是秦章华大夫，此人虽是楚国章华地界的人，但时任秦国大夫，他一边对楚王评说宋玉对于男人好色的理解过于偏颇，一边讲自己曾经游历郑卫之地，于郊外见识到真实美女时，尽管用《诗经》佳句与之调情，而且两人眉眼相悦，但却止乎礼仪，唯留下一抹最美好回忆。
    上面两则故事，都是将劝诫讥讽的目的，隐藏在极其微妙而又非常贴近生活的举例说明之中。像这样一种隐喻的语言表达形式，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很值得三思啊。
    另外，《史记•滑稽列传》中还有两个故事，也特别有趣，仍值得一提。
    一个是关于秦朝宫廷内的弄臣，他叫优旃。此人喜欢在皇帝面前说笑话，还总能起到拨乱反正的奇效。秦二世刚上台时，正筹划用大漆来粉刷城墙，站在一旁的优旃，立即大声叫好，并添油加醋地讲：“皇上即便不说出来，我也正想提议哩。漆城墙，虽然劳民伤财，但漂亮啊，而且敌人来了也爬不上去！这事虽是好事，漆也不成问题，但能够遮住城墙让漆阴干的房子不好搭建啊。”秦二世闻听，哈哈一笑，便放弃了这个计划。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楚国的著名艺人优孟，其人不但善于模仿别人，而且思维敏捷，伶牙俐齿，喜欢说反话，惯常含沙射影。当年楚庄王有一匹爱马，骄生惯养，倍加呵护，但不久肥胖猝死。楚庄王便与大臣商议，决定按大夫的礼仪厚葬。优孟嚎啕大哭，并对楚王说：“咱们大楚国什么事情干不成啊，大王心爱之物死了，才用大夫级别发丧，太不合适了，应该用国君的礼仪啊。”楚王便问：“具体怎么做呢？”优孟回答：“选用最上等的木材，打造内棺外椁以及黄肠题凑，命武士甲兵挖穴，让老弱病残背土，周围国家闻讯都来送葬，埋葬后不但配享太庙，还要划拨万户侍奉，这样天下都才都明白大王贱人而贵马了。”楚庄王自觉荒谬，又说到：“我的过错严重到了这种程度吗？现在怎么办才好呢？”优孟随后建议“……吃了算了”。于是，为了杜绝这件事传扬出去，楚庄王同意把死马送进御膳房了。
    类似上面两个故事，尽管语言形式和说话方式颇现怪异、虚假和浮夸，但却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显著效果。这也是司马迁为什么在编纂《史记》时，还专门编辑了一篇《滑稽列传》，其关键就在于这种油腔滑调貌似荒诞不经的表达方式，反而是通向正道佳途的捷径。然而，任何主体方面，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如果不能保证雅正规范的格调制式，都极容易走向歪门邪道……这就是“本体不雅其流易弊”的道理所在啊。所以像东方朔、枚皋等人，位居高堂，只能随波逐流，并不曾有过匡正大业的卓越功勋，反而在实际生活中，相互诋毁、嘲笑和戏弄，彼此都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尊重和扶持。因此，枚皋自我评价：“为赋乃徘，见视如倡。”（大致意思：赋写的像谩骂嬉戏，人被视为倡优戏子。）从中，更不难看出，在他们内心深处，不仅充满悔恨之意，而且满腹人生的无奈、叹息和抑郁。
   到了魏晋时期，传说魏文帝曹丕收集谐语隐言，曾经编了一本《笑书》；又风闻吴国薛综（公元?-243年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三国吴国名臣）擅长随机应变，用笑话驳斥对方。像这一类经常可以引起哄堂大笑，甚至手舞足蹈的插诨打科，对于施政教化并没有什么益处。即便一些文艺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也痴迷不悟，以至于走向歧途。例如潘岳的《丑妇》和束皙（公元261-300年字广微阳平元城人西晋文学家）的《卖饼》等，虽描写淋漓尽致，但秽语闲辞颇多……尽管如此，效仿者竟然无数，达到了百余家之多。在整个魏晋时代，像这种取笑亵玩的文学风气异常盛行，有的把应瑒的鼻子，比喻成了削去半个的鸡蛋；有的把张华戴上帽子的头，形容像一个棒槌……类似这样的丑话、怪话或俏皮话，对于文化所崇尚的“典雅中正”风范，都是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害啊。或许这样一种情绪宣泄的方法方式，恰恰符合了《吕氏春秋•纪卷五•大乐》中，所讲到的“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所以说，虽然算不上特别流行的古典成语“溺者妄笑”“胥靡狂歌/狱卒狂歌”，也确实事出有因啊。
    何为隐呢？隐的本字应为“讔”，意指藏匿不说，或隐匿本意用比喻指事。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公元前597年冬天，楚国围攻萧国，即将攻克城池。萧国大夫还无社与楚国大夫申叔展本是世交好友，此时被困城内。还无社便登上城楼，喊来申书展，两人问答如下：
    申叔展问：“有麦麹乎？”（还有酒曲吗？）
    还无社答：“无”（没有啊！）
    又问“有山鞠穷乎？”（山川穹有吗？）
    又答：“无”（也没有啊！）
   再问：“河鱼腹疾奈何？”（腹部胀得像鱼肚子一样怎么办啊？）
    再答：“目于眢井而拯之。”（坐在枯井里等着就好了。）
    申书展追加了一句：“若为茅絰，哭井则己。”（是不是在井边栓上白绳子，听到有人哭声就好了吧。）于是，楚军攻克萧城后，申书展站在留有白绳子的井旁一边哭，另一边还无社便得救了。
    据《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大约公元前482年，因秋冬蝗虫成灾，吴国的申叔仪到鲁国公孙有山的家里借粮食，两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申叔仪说：“佩玉忌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别人佩玉叮当响，我的身上空荡荡；别人美酒闪碧波，我和衣不遮身的老人一旁望。）
    公孙有山说：“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则诺。”（精粮没有，粗黍尚多。你站在山头喊一声“有庚癸吗？”，我就答应你的要求。）
    “庚癸”在军队中指代“粮食”。两人哑谜样子的对话，把日常借贷的尴尬，掩饰在不失儒雅的调侃之中。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即位三年，不理朝政，并传令敢进谏者，杀无赦。大臣武举（伍奢之父伍子胥之祖父）对楚庄王说，外面流传一个哑谜，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庄王同意他说说看。下面是他们两人的对话：
    武举讲：“有鸟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高岗上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不叫，不知是什么鸟？）
    庄王说：“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下去吧，我知道了。）
    不久后，楚庄王开始重用敢于舍命进谏的人物，旋即威震四方。
    再有《战国策•齐策》中记载，靖郭君（田婴妫姓亦称婴子齐威王少子齐宣王异母弟孟尝君之父）要加固自己薛城封邑的城防工事，并对身边人说不接见阻挠这事的说客。有一个门客传话说，只想对靖郭君讲三个字，若再多的话，愿意接受烹刑，靖郭君便同意接见了。这个门客觐见时，快步走上前说了“海大鱼”三个字后，转身就走。
    靖郭君连忙问：“你难道没有别的话要说吗？”
    门客驻足回答：“我不想拿生命当儿戏。”
    靖郭君说：“忘了前面的保证吧，请把话说完。”
    门客进一步解释，大鱼在海里，即便使用大网都不容易逮得住，但是到了陆地上，连蚂蚁都敢欺负它。薛城是一条大鱼，而齐国才是大海。如果离开了齐国，薛国城墙修到天高，又有何用。于是，靖郭君茅塞顿开，立刻停止了筑城工程。
    《列女传•辨通传》中，有一个《楚处庄侄》的故事。讲的是楚顷襄王年过四十，但不立太子，却一心游山玩水，并不理朝政。有一次楚顷襄王又要远处游玩，半路上被一个十二岁女孩拦住了。这个女孩是一个县邑的女儿，书名“庄侄”（据说应为庄姬），她问楚王是否明白这样一个谣传：“大鱼失水，有龙无尾。墙欲内崩，而王不视。”
    楚王回答：“不知道。”
    庄侄解释：“大鱼失水者，王离国五百里也，乐之于前，不思祸之起于后也。有龙无尾者，年既四十，无太子也。国无强辅，必且殆也。墙欲内崩而王不视者，祸乱且成而王不改也。”
    楚顷襄王与庄侄就在路边经过一番对话后，即刻悬崖勒马，打道回府，一边内修政治，一边外御强敌，随之国富民强，而庄侄自然纳入后宫。
    《列女传•仁智传》中，另有一个《鲁臧孙母》的故事。臧孙母是鲁大夫臧文仲的母亲。臧文仲即将出使齐国，临行前，臧母给他分析齐鲁两国政治形势，并估计这次出行，凶多吉少，并让儿子提前疏通齐国的权势人物。果不其然，臧文仲到了齐国便遭扣押，齐国开始筹划偷袭鲁国。臧文仲凭借已经打通的关系，给鲁国公写了一份密信。因担心信函中途被发现，便用哑谜写成，其中有一句话就是“食猎犬组羊裘”。鲁国君臣，虽然见到了臧文仲密信，却没有一个读得懂，只好请教臧文仲的母亲。她老人家见信，不但通篇看的明明白白，并指出“食猎犬，组羊裘。”暗示“齐国要侵略鲁国了，必须早做准备啊。”于是，鲁国增兵驻防，严阵以待。齐国见阴谋败露，随即放弃了侵略计划。
    综合上述诸多故事，无一例外，都是运用“讔”这种语言形式的鲜活案例。他们之所以能够载入《左传》《战国策》《史记》《列女传》等经典之中，若往大的道理里讲，即可以兴国安邦，也可以建功立业；若往小里说，即能够纠偏扶正，也能够答疑解惑吧。他们虽然都属于随机应变、灵活巧智，但更像是诡计多端、勾心斗角。究其根本，“讔”语与貌似为了取笑逗乐的“谐”辞，其实互为表里，如出一辙。
    汉代有一部专门的《隐书》，共计十八篇。刘歆和班固在编辑目录学时，把他放在赋的最后面。姬周时期，楚庄王和齐威王钟爱隐喻。西汉的东方朔更是这方面的专家里手，但他的辞令过于荒诞不经，无益于拨乱反正而殊途同归的文艺宗旨。自曹魏以后，像倡优弄臣遭人反感，士大夫阶层便把谐语隐辞引领到谜语的轨道上去了。
    何为谜呢？就是故意含糊其辞，使人迷惑不解。至于如何设置的谜局，无论在题目内容的文字措辞上，还是在表现事物的性质品格中，都一概绞尽脑汁而故弄玄虚，凭借浅显知识来炫耀文采华丽，试图达到谜面曲折而谜底中正，并且谜面闪烁其词而谜底浅显易懂的最佳效果。譬如荀卿的《蚕赋》，谜语体例，已露端倪；曹丕、曹植弟兄，谜语精练，而行文周密；曹髦图像品物，尽管波及广泛，但过于纤细乖巧，且离题甚远。纵观古今，无论隐语还是谜语，唯追求义理周全，才是根本要务，而不能像逗孩子玩耍的游戏一样，只为了博得拍腿鼓掌，从而一笑了之啊。所以说，探究文章体例中谐辞隐语的格式要求，亦如同诸子九流十家中的小说一样，不过都是稗官采风的对象，借以体察民情志趣，指导立国民政而已。如果一味效仿这些东西，那就真成了淳于髡、东方朔的高徒和优旃、优孟的至交了。
    总而言之：谐语隐辞，古即有之，转危为安，经典入籍。丝麻金贵，稗草价值，各取所用，短长皆宜。讽谏美赞无定式，恰到好处是常理；喜怒笑骂见文章，是非得失看做人。

【注解】
1、《诗经•大雅•桑柔》之中间部分：“……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谮，不胥以穀。人亦有言，进退维谷。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2、束皙《饼赋》节选：“礼仲春之月，天子食麦，而朝事之笾煮麦为□，内则诸馔不说饼。然则虽云食麦，而未有饼，饼之作也，其来近矣……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成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然皆用之有时，所适者便。苟错其次，则不能斯善。其可以通冬达夏，终岁常施……于是火盛汤涌，猛气蒸作。攘衣振掌，握搦拊搏。面弥离于指端，手萦回而交错……盘案财投而辄尽，庖人参潭而促遽。手未及换，增礼复至。唇齿既调，□习咽利。三笼之後，转更有次。（见于《全晋文》卷八十七）
3、《吕氏春秋•纪卷五•大乐》节选：“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亡国杀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
4、荀况《蚕赋》：有物於此，蠡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屡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

克谐

老党 发表于 2018-7-26 19:52
学习。顶。老弟辛苦。

谢谢老党兄的理解啊！
这个“谐隐”上个周末两天休息，外面40度高温，只和媳妇出去一次买了一周的菜。然后，一直窝在家下功夫。本周上班大部时间，就琢磨这事。从小在济南长大，夏天一直不习惯空调，一旦憋着不出汗，立刻出症候。所以，真的很多年没有像这一周，基本每晚光着膀子抠字眼了!还特别注意到台式电脑温度一直在65-68度。
这个“谐隐”之所以鼓捣了这么长时间！令我很纠结的主要是，如果不写出来那些故事，像前面几篇断章取义来指代的话，读者根本无法理解，其里面那些近似谜语的谐辞隐言，在本文中的具体意义。但是，一旦讲故事，必定要展开，还必须简练，又要符合文体……确实很费了一番心思。
谢谢老党兄一直支持啊！也不知道老兄对这个作品大致印象如何？

克谐

一方 发表于 2018-7-26 21:13
昨天读根生老师的杂文，心里感慨颇多，没敢说出来：杂文对我来说，太深了，虽然常找拗口又晦涩的借口。今天 ...

好久没和一方先生抬杠了。上面这些话，简直比我还摇曳，甚至要把我摇到坑里面了！

一者，《文心雕龙》中的“杂文”二字，除了和现在常说的杂文于笔画字形上长得一模一样外，在指代的文体内容和形式上，大概两者区别太大了。刘勰这个“杂文”落在现在，我真不清楚如何定义才好!或许用“巧文”能说明一些问题吧？正因为我没有找到很好的对应概念，所以用了现在“学霸”一词，而没有选用“学究”。刘勰的杂文就是一种至今也不乏见的文化现象，究竟什么现象呢？说好听的是追求极致，说白了就是故弄玄虚、卖乖弄巧。我记得，有人特别爱表白，他人或自己对什么作品可以真的倒背如流，尤其像那种会写“翻面书”的一样，大笔一挥，然后问周围的人，你们认识吗？数人齐呼啦围上去，然后面面相觑都不做声；随后，书写者把纸反面朝上，任何人只要一瞥，即刻都认清楚了他究竟写的是什么了？像这种天才的技法，确实又如同谜语一样，但这种德行的阈值或基线，确实属于刘勰“杂文”的体例。所以，我才在上面杂文里面，对东施效颦，着实地恶心了一把。
二者，关于我的“克谐”问题，过去我在别处解释过N次，一再表明过“克谐”与破坏和谐社会不搭界。至于一方先生这次指出是否与“谐辞隐语”有关系呢？我还真不敢一下子就否定，否则我就是自欺欺人啊！很多年前，我曾经关注过“齐谐”，只要这么一说，就表明我也注意到无论从文字格调和做人方面，我确实与这个“谐”字有不解之缘吧！我小名叫“胜利”，而胜利的英文是什么呢？我的邮箱名称“voctoril”，大概在初三或高一时，我初次接触《资治通鉴》，里面对“克谐”的解释就是胜利。所以，我学生时代就定了笔名“克谐”，大学时第一次投稿时使用，还专门写过一首小诗。
三关于刘勰的“谐隐”一文，对于文学而言，应该说有“小中见大”之意义，而且和上一篇“杂文”一起，一旦看懂学通悟透，对于中国整个文学近代史，尤其是86年至今，文学之所以从高峰跌落低谷，以至于走向极端至今迷途往返的种种现象，真的见怪不怪了。
虽说是胡扯，但内中苦衷，或许大家不难理解吧。
谢谢诸位！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7-26 22:06
谢谢克谐老师，“连珠文”竟然有这样一个美妙的典故，读着能感受想象文学大师们的辽阔高远的境界，是一件非 ...

谢谢云上云上君理解

克谐

老党 发表于 2018-7-27 15:58
真的挥汗如雨，应该想象得到。

其实，有点夸大其词不出汗才受罪……累或闲，消磨的时间一样。

克谐

一方 发表于 2018-7-27 22:39
和克谐先生抬杠也有两年了吧？从陌生抬到熟悉，挥汗如雨，哈哈……

咱读书的不求甚解遇到《文心雕龙》 ...

怎么还褒奖起来了呢？其实，很想听一方先生较真或说抬杠哩
私下一方先生总说，羡慕但没有嫉妒恨，你怎么举例引用的东西，说来就来了呢！只想说，读书学习后，暗自时常愤懑，真滴不清楚看到什么学到了什么。但有一点，凡是看过的东西，当别人提及的时候，总爱更认真的倾听。对于时常听到的东西，一旦和自己啃过印象的相去甚远。于是，开始反思究竟是自己理解有偏差还是别人讲的失实……无论如何，这种质疑必定来自有过学习的经验，否则才是人云可能不是亦云，但一定属于不知所云。近些年来，时常考虑人们为何读书？读书为了什么呢？所谓见仁见智，真滴仁智的高度，必定来自有所知识的谨慎，和无所知识的沉默或狂谬而已。
本想等等再张贴“史传”一章，所谓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只争朝夕完成了，张贴又何妨！

克谐

第十六章 史与传的关系
（史传第十六）

    在传说中，像盘古开天地和神农尝百草的古典故事，若追问发生的具体年代，不但遥不可及而且已经虚无缥缈。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类似这样一些古代传说时，忍俊不住都想问一句：书上有记载吗？其实，据说轩辕皇帝时代，便有一个史官名叫仓颉，他的职责就是习文记事，这确实也是十分久远的事情。
    《礼记•曲礼上》中说“史载笔”。那么，史为何呢？史者“使”也。这就是说，“史”等同指使别人去做某件事情的“使”，而“史载笔”的“史”，就是指定专人，执笔站在帝王左右，及时记录下来帝王的言语和行动。《汉书•艺文志》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以，便有了记录言语的经书《尚书》和记录行为事件的《春秋》啊。例举这一类文章的经典，在尧舜时代的是《尚书》中《尧典》《皋陶谟》，而在夏商时期的则是《尚书》中的《甘誓》《汤诰》。进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姬周朝代，延续周文王倡导“创新”的弘大志向，从一开始周公姬旦便制定了新的规则，一方面追溯并区分了夏、商、周的不同历法，另一方按照春、夏、秋、冬的四时季节，详实推算和记录了言行事件曾经发生的时间年代。与此同时，各诸侯邦国内部，也自设史官，并记录言行，旨在扬善抑恶，目的青史留名。
    自周平王（姬宜臼公元年?-720年周幽王之子东周第一任君主公元前768-720年在位）开始，王朝国势衰退，而诸侯权势增强，举国上下不仅礼仪松散，而且法令制度日渐失序，随之社会人格及其道德伦理，愈发乖张离奇。所以，才有周游列国归来的孔老夫子，一边叹息王道失落，一边痛心礼崩乐坏，一边悲悯斯文坠地，并于时常静卧之中，哀伤凤凰不至；于偶或临街之时，愤懑麒麟不识。于是乎，请教乐师极力整饬《雅》《颂》的音乐，依傍鲁国的历史校对姬周《春秋》……究其目的，就是通过例举事实经过的得失成败，得以思辨功过是非的关键所在；通过引证生死存亡的前因后果，达到警戒言行的利害根本。于是《春秋》之中，一字褒奖胜过加官进爵，片言贬斥恰似刀砍斧剁……所谓微言大义而乱臣贼子俱，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孔子裁剪的《春秋》，尽管睿智深邃并寓意深刻，但文辞过于委婉简短。与之同时代的左丘明，深谙微言大义的精要，加之熟悉内容事件的因由始终，所以能够依傍《春秋》，进一步创作了“传”这种文体。
    何为传呢？传者，转也，即转达的意思，是指将经典文籍中的精微旨意，转化成为更加通俗明白的文字语言，借以帮助后人对经书的学习和理解。所以说，《左传》如同圣人经书的翅膀，更像是史传文体中的桂冠。
    进入了列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因为史官这一职位依然保留着，所以在秦国合并其它七国过程中，各个国家都还有自己的简牍史册。又因为这一时期的简册，主要记录当时纵横捭阖的一些名家策士的言行，并且没有严格的年代时令顺次……这就是国别体《战国策》的由来。
    汉高祖刘邦，经过多年战争，铲除了赢秦和项羽后，终于建立大汉帝国。汉初陆贾稽查这段历史，完成了《楚汉春秋》。
    汉初司马谈（公元前约165-110年太史令太史公左冯翊夏阳人司马迁之父），则是家传的于宫廷内书写史册，而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亲遗愿，致力于甄别历代帝王将相的业绩功勋。论《史记》的文本体例，其中记述的人物，若与《尚书•尧典》比较，决不能说个个都是圣贤大德；其中的义理文辞，若与孔子《春秋》相较，也不可能篇篇堪称精妙绝伦。所以，司马迁效仿《吕氏春秋》中“纪”的方法方式，将记录帝王的篇籍，统一命名为“本纪”，这样既能提纲挈领，又适合拓展规模。于是，“本纪”用于记述帝王，“世家”专门书写诸侯，“列传”描绘投身政权斗争的精英豪骏，“八书”讲解政策制度，“十表”罗列年谱官爵。这一切虽然与以往史书显著不同，却把事件时序处理的有条不紊。综合评价《史记》：具有记录实事求是，而不隐瞒避讳的优点；知识渊博雅正，而有宏论善辩的才能；擅长猎奇探幽，而有离经叛道的缺憾；文体层次条例，并有错落失序的不足……对此，班彪（公元3-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人班固班昭班超之父）在他的“史记论”中有过详细论述。
    班固编写《汉书》，既是继承家业，也吸取了前代史家的经验，尤其司马迁《史记》，依然助其成功达半。纵观《汉书》体例，“十志”内容涉及广泛，特别是“序”“赞”气势恢宏，整体文质彬彬，而儒雅中正，颇具古典经书信史的遗风。至于世间评价《汉书》：既是尊孔崇经的雅正典范，亦有目录条例的拓展创新，但疑其有遗亲攘美的不实罪过，以及贿赂撰文的致命瑕疵。如此观点因由，仲长统（公元179-220年字公理山阳郡高平人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在《昌言》（此书亡轶）里已有详细说明。
    追溯史传文体的发展轨迹，亦不难看出：《左传》在言行记录上，完全依附《春秋》笔法，只是个别地方添枝加叶，但依然文字简约不详，尤其诸多人物氏族的源流背景，无从知晓，一时难明。自《史记》开始，从本纪到列传，凡人物祖宗源流及其家庭背景，开始分类介绍的详略得当，不但一览无遗，并且方便阅读理解，进而成为了纪传文体的先锋楷模。
    汉惠帝（刘盈公元前210-188年汉高祖刘邦与吕后之子西汉第2位皇帝）懦弱而亡，吕后摄政，《史记》的《吕后本纪》和《汉书》的《高后纪》，都明显违背了古典史书的记录规则，这是为什么呢？自伏羲以至于吕后之间，从没有听说过有女人做皇帝。汉代像吕后这种特殊境况，本不应该成为后世效仿的榜样，更不应该记入史册表彰。在《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就曾有过这样的誓辞：“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母鸡不司晨；母鸡司晨，家破人亡。）；《谷梁传•僖公九年》记载，在葵丘齐桓公与诸侯的会盟中，有“毋使妇人与国事”（禁令女子干预国政）的誓言。像秦国，也曾有过昭王年幼而宣太后主政的故事；再者，也就是西汉吕后专权的事实了。对此，无论说成临时替代还是摄政，都一样不合乎道理，更不要说树碑立传了。到了西汉末年，因为《史记》《汉书》都将吕后列入帝王行列，所以从事历史记录工作的张衡，可能受其影响，曾主张将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写入本纪，这简直就是更加荒谬不堪的事情了。因为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说是假冒的皇后儿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啊；至于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因此，刘弘、刘婴两人才应该书入本纪，哪有将吕后、元帝皇后载入本纪的道理呢？
    东汉的史书，起始于刘珍（公元？-约126年又名刘宝南阳郡蔡阳县人东汉史学家）、李尤（东汉史学家字伯仁广汉雒人据说司马相如扬子云之风拜兰台令史）等人撰写的《东观汉记》；随后，袁山松（又名袁嵩东晋陈郡阳夏人）的《后汉书》以及张莹（东晋文人）的《后汉南纪》，缺点都在于偏颇失序，不伦不类；再者，便是薛莹（三国时期吴国官员）的《后汉纪》、谢承（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的《后汉书》，其内容粗糙谬误，多不可信。于此期间，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紧实，而华峤（公元?-293年字叔骏平原高唐人西晋学者史学家改《东观汉记》为《汉后书》时称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的《后汉书》准确恰当，他们的作品应是东汉史中的顶级杰作了。
    三国争雄时期，记载魏蜀吴史迹的著作，此起披伏。比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等，有的言语过激，难以核查证实；有的内容宽泛，找不到中心要点。唯有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安汉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的《三国志》，从文辞记述到论辩义理，都十分融洽和谐；晋代的荀勖和张华，都把《三国志》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并不过誉。
    进入晋代之后，设置了著作郎一职，专门从事史书的编撰。陆机的《晋纪》，书写晋代开始的历史，但并不完备；王韶之（公元380-435年字休泰琅琊临沂人东晋大臣）的《晋纪》，写晋未的历史，却没有结尾。再者，像干宝（公元?-351年字令升祖籍新蔡后迁居海宁东晋文学家史学家）的《晋纪》，裁剪核定确实井然有序；孙盛的《晋阳秋》，简明扼要而又重点突出。
    追根溯源，最初反映姬周时代的《春秋》，无论经文还是传文，都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范例，可以用来作为这一文章体例的准绳。自《史记》《汉书》之后，固定的范例却没有了！一直到了东晋邓粲（生卒年不详东晋史学家湖南长沙人）编写《晋纪》开始，又恢复了拟订范例的自我约束，并且抛开汉魏史书铺张拓展的宽泛格调，进而取法殷周经典干练精微的谨实风格。由此可见，当时僻居长江之南的学者们，已经领会到古典经籍的妙用了。所以，像孙盛（生卒年不详字安国太原中都人东晋中期史学家名士官员）编史时，也开始先立规矩，则完全取法邓粲罢了。
    毋庸置疑，凡载入史册的作品文籍，必须熟悉诸子百家，才有可能不误入歧途。那么其中优秀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贵在揭示了世道兴衰的征兆表象，并成为后代防患未然的警戒借鉴。因此，每一朝代的史书记传，无论其为何等体例，必将与日月一样出没存生，其所彰显的英豪才俊及其王霸事业，都必将与天地一般广大长久。
    汉朝立国之初，史官一职，颇显荣耀。各州郡及诸侯国的主要言行记录，都必须汇集到中央太史府。宫廷史官，借此洞察各地方势力的风声动向，并为帝王将相提供适时应变的决策信息；另外，太史官必须查阅馆藏文件史料，校验古代残椟败简，以求博闻强记，而稽古鉴今。所以说，凡史书记传的文辞和内容，本来就应该以经书典籍为准绳，至于在规劝警戒深浅程度把握上，自然必须效仿圣人贤达的知识水平。所以说，作为一名太史官员，必须由上述的阅历经验和知识储备之后，才有可能据实记录言行，并具有中正评判是非得失的能力，进而才有可能摒弃虚假不实之词的泛滥成灾。
    记载王国家天下的史书，以记传书写人物，用编年陈述事端，文笔切忌泛泛而谈，内容必须真实确凿。但是，如果时间距离愈发遥远，事实必定愈发模糊不清；如果涉及事件愈发繁多，头尾愈发容易杂乱如麻。譬如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数人分工不同，如果每个人都将事件背景交代清楚，必定重复累赘；如果局限一处陈述，又必定有失周全……这就是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与局部之间，如何才能做到恰到好处的困难和关键所在。东汉张衡指出了《史记》《汉书》中有不少差错过失，晋代傅玄批评《东观汉记》中存在累赘烦琐，就是这种原因问题造成的。
    若论说为什么“年代越久、伪学越多”的问题。《公羊传．隐公元年》中说：“传闻异辞。”（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而《荀子．非相》中则说：“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关键信息，传闻越久越简单，越近越详细。）所以，史书能够成为信史的关键，就在于宁缺毋滥。然而，世俗追波逐流，人性喜新厌旧，尤其一旦出现了稀奇古怪的东西，世人通常趋之若鹜，并不都是三思而后行。因此，凡传闻的事情，必定越传越稀奇古怪；凡记录遥远的东西，必定越记越莫名其妙。于是，随着时间延长，所谓造假伪书，就是因为最热衷推陈出新，尤其渴望标新立异，经常剔除以往史书中公认的事实，反而专门将其间颇多争议问题，给予穿凿附会，而夸大其词，目的就是追求和满足于别的书本没有，而唯我独尊……如此讹传，以至于以讹传讹，最终谬误泛滥成灾的著书立说风气，不仅是文艺大厦之蛀虫蠹瘤，更是文化事业的奸雄公敌。
    若论说为什么实时记录或同时记载也会出现虚假不实的问题。在《公羊传．定公元年》中，对于孔夫子修订《春秋》时事关同时代的君主，便存在“定、哀多微辞。”（大致本意：对鲁定公和鲁哀公的过错不明说啊。）的缺陷，这就是所谓“背景环境的局限性”，也是在任何时候，针对一些人情世故或说环境利害，所必须要有的理解和尊重。然而，针对现实中尚且生活中人物事件，在如何把握记录尺度上，其实如同民俗世俗常态一样：一是习惯嫌贫乐福，热衷攀龙附凤，对于世族大家子弟，即便就是庸才废物一个，也要极力点睛抹彩；二是习惯轻蔑穷困潦倒的人们，热心唾弃失败落魄的人才，即便德艺双馨而且人格品质异常纯洁高尚者，都依然难逃被嘲弄、奚落甚至谩骂、侮辱的人间遭遇。亘古至今，阴阳互怼，季节冷暖；品德优劣，人性善变，这原本就是自认而然，应属于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吧。所以，实时记录、同步记载之所以存在敷衍趋势，甚至还有明显歪曲事实的问题，与其说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毋宁讲一开始便带上有色眼镜好了。
    由上可见，记载与事实，时间越久，必定虚假不实越多，而时间越近，也并非越发真实，反而同样存在歪曲和谬误。据实而论，在书写史书中，真正做到了义理中正、剖析周全的是左丘明，而真正做到尊贤避讳、微言大义的是孔夫子。因此，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才会有“仲尼素王，丘明素臣。”的赞誉。史传体例，崇尚的是瑕不掩瑜，坚守的是惩恶扬善，而良史之才，贵在中正典雅而且嫉恶如仇。如同农民稼穑，任何时候见到莠草必定铲除殆尽……唯此，才是千秋万代始终不会改变的规则准绳。至于如何才能做到繁简适当的方法，如何掌握区别真假虚实的要领，如何很快理清千头万绪的技巧，如何找准辨别是非对错的依据，诸多此类的问题，只要明确了大纲提要，都会迎刃而解。
    毋庸讳言，为一个时代著述立传的史家使命，如同观瞻临摹肖像，一旦传播四面八方或流传万代千秋，其究竟属于似是而非还是惟妙惟肖，完全任由他人各抒己见，并且一定是互有短长。但是，纵观秉文弄章之功勋，横看舞文弄墨之作为，都不会像著述史传一样，尽管殚精竭虑而功高盖世，但却难免顾此失彼，更无法十全十美。所以司马迁和班固，虽然已经属于精通史学的天才大家，但是他们的作品，依然难免遭遇后人的批评谴责。因此，载史立传，如果不谨小慎微，反而是任性胡作非为，无论从作品还是身家之性命，都必定危机四伏啊。
    总而言之：载入史册起轩辕，编年叙事首周孔。王朝更迭似轮转，人子生死如灭灯；成王败寇任由天，褒贬善恶留人间。义正辞严看邱明，南史董狐是秉公。世间兴亡多少事，是非功过一字间。

【注解】
1、班彪“论史记”见于《后汉书．班彪传》，并节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2、班固《汉书．礼乐志》之开端类似“序”的部分：“《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其结尾类“赞”部分：“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

克谐

第十七章  诸子篇籍
（诸子十七）

    凡标注“诸子”的作品文籍，一般都是人世间著名圣贤大德，用以阐发个人见识及其独自情怀的字词文句。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大夫叔孙豹（公元前?-537年姬姓叔孙氏名豹谥号穆史称叔孙穆子或叔孙穆叔）说过一句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百姓民众，群居杂处，俗务纷扰，身心劳顿，难言功德扬名。所谓君子，读书师学，处身立世，时常痛心疾首者，莫过于功德名誉，难以昭彰显著。唯有睿智聪慧，而才华出众者，著书立说，扬名千载，如日月光辉天地。譬如古时候黄帝的大臣风后、力牧；再者，商汤时的伊尹等人，皆是如此。
    关于上古时代诸子名家的文言著述，起初都是一些传说风闻而已。只是到了战国年代，才陆续编辑入册，立世广播。传说楚国的先人鬻熊，已经悟道明哲，周文王曾经向他拜师求教，这段佳话后来记载于《鬻子》一书中。而且《鬻子》，应是最早把“子”写入书本标题的文集。春秋时，李伯阳（姓李名耳谥聃故称老聃）熟悉古代礼仪，孔子曾经登门拜访。所以《老子》一书，旨在诠释道德理念，位居诸子百家之首。其实，鬻熊只是周文王的朋友，而李耳则是孔子的老师。他们彼此之间，作为同时代的圣贤名人，都有各自著述的作品，或称为“经”，或称为“子”，其地位和性质并不完全等同。
    到了战国时，在七国争雄时期，英雄豪杰蜂拥而出。孟轲秉承儒家风范，克己复礼；庄周仰仗道风仙骨，自由翱翔；墨翟坚守节俭兼爱，摩顶放踵；尹文（公元前约360-280年齐国人）思辨名实相副，无为自治；野老（六国时齐楚隐士著有农书）专注天时地利，经济农耕；邹衍奢谈阴阳五行，惊世骇俗；申不害以及商鞅，刑法理政；鬼谷子鼓动喉舌，纵横捭阖；尸佼善于博采众长，时空宇宙；青史子（传说晋国史官董狐后裔）稗官风俗，街谈巷议……由此往后，或师承，或依附，如同以上类别门派的文集杂书，真的数不胜数啊。而他们都能够依仗一技之长，不仅高官厚禄，并且炫耀一时。
    秦始皇强暴专横，焚书殆尽，但“诸子”文集，却很少波及。汉朝立国后，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年-前7年西汉第12位皇帝）关注古书，诏令刘向校勘，刘歆继承父业，终成《七略》7卷；其中九流荟萃，最终冠名“诸子”者，已达180余家。步入魏晋以来，类似诸子一样的精辟言论，间或出现，但其中夹杂太多迂阔不实的东西，甚至于芜杂而琐碎不堪。若将他们汇集一起，充箱被轸，车不胜载。
    纵观秦朝之后的诸子篇籍，尽管数量很多，但总结主题内容，都是阐述道德礼仪，离不开国家民众的治理。若对他们进行归类，都隶属《五经》的枝蔓罢了。所以，其中内容雅正者，必定合乎经书法度，而杂乱无章者，必定离经叛道。例如现在《礼记》中的《月令》一篇，明显取法《吕氏春秋》的“纪”；而《礼记》中《三年问》一篇，意旨荀子《礼论》。这一些都是合乎经书法度者。再如《庄子•内篇•逍遥游》中“汤之问棘”已存在“鲲鹏展翅九万里”，而《列子•汤问》里“汤之问革”则见“蚊睫有雷霆之声”；《庄子•杂篇•阳则》中出现了“蜗牛两角争斗死尸万计”的无限夸张，而《列子•汤问》里便有“愚公移山”“龙伯跨海”的极度奇谈；另外，还有《淮南子•天文训》中，更有共工与颛顼争斗，共工头创不周山，使天倾地陷的诡异说法。这一些都属于离经叛道的杂乱无章了。所以说，人们为什么有的把诸子百家视为荒诞不经之说，确实有原因和理由吧。其实，在商代讲述“易理”的《归藏经》中，也讲述了许多神奇古怪的故事，像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等。既然古典经书尚且如此，又何必求全责备于诸子啊。但是，像《商君书•勒令》中“六虱”和《韩非子》的《五蠹》，都公开唾弃孝悌仁义的道德价值。所以说，仰观商君车裂而死，俯察韩非吞药而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再者，像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孤犊未曾有母”等，他自以为智巧善辩，其实不合常理。所以，公子牟说他目光局限，更不是随便妄议吧。
    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汉成帝时，东平王曾经向朝廷借阅“诸子”和《史记》，却遭到了拒绝。分析其中原因，根本在于《史记》中存在太多的兵法权谋，而“诸子”里夹杂很多的诡辩狡诈之术。所以说，博学多闻的人们，研究诸子百家时，应该抓住其主旨纲要，欣赏里面优美典雅的花朵果实，摒弃中间奸邪恶嗅的色彩气味。唯有具备这样一种区别对待的严谨、清醒和自觉，才能成就圣贤学者的达观、格物和致知。
    钻研《孟子》《荀子》的言论，贵在义理中正而文辞典雅；学习《管子》《晏子》的篇籍，精在事实明确而语言简练；《列子》文书，志气轩昂而寓言奇妙；《邹子》谈天，心鹜八极而言辞凿凿；《墨子》《随巢子》，语义坦荡而言辞质朴；《尸子》《尉缭子》，义理通达而论说略拙；《鹖冠子》道元气而述天文，环环相扣且意味深长；《鬼谷子》德变化而数阴阳，细致入微且灵活机智；《文子》（文子姓辛氏号计然生卒年不详道家祖师与孔子同时）博采精道，叙述简洁而论说紧要；《尹文子》辩刑名，尤为精妙；《慎子》析法理，名噪稷下；《韩非子》思虑缜密，例举生动而深刻；《吕览》远见卓识，体系庞大而周全；《淮南子》兼容并蓄，辞藻繁华而绚烂。这一些既是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之所在，也是他们语言风格的大概吧。其他者，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扬雄的《法言》、刘向的《说苑》、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杜夷的《幽求子》等等，有的叙述经典思想，有的阐明政治权术；有的虽然标题为“论”，但内容还是隶属诸子范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诸子”篇籍，所涉猎的通常是比较广泛的事物义理，而“论”的焦点，一般只是针对某一事物或者诸多事务某一方面的论证说明。所以说，上面波及了诸多方面的个性化观点论说，还是归入“诸子”较为合适。
    追根溯源，春秋晚期的六国前后，因为距离圣贤大德较近，所以频繁出现的诸子，尚且可以特立独行，不仅高谈阔论，并能自立门户。然而，两汉以后，所谓“诸子”的品格气势都趋于微弱衰退，尽管儒道日渐分明而百家纲举目张，但是后继者惯常攀附依仗而已，再难独树一帜。这就是远近文化风气的显著变化，又怎能不让人唏嘘感叹啊！难道世道变迁而命运多舛，诸子著书立说的宏大志向，只能取法古道心肠，反而寄希望立世在千载之后吗？金子和玉石，虽然已经粉碎，但其声音和名望，不应该随之消亡啊。
    总而言之：大丈夫出身立世，恃才怀宝，特立独行。思辨万物，雕饰文章；俯仰天地，心鹜宇宙；品德立言，悟道授业。任由门户林立，敢言盗亦有道乎。

【注解】
1、《商君书•勒令》之六虱：“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旁注：此文中的6、9、12的数目及其解说，应是据《归藏经》的卦象说辞。）
2、《韩非子•五蠹》部分：“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3、《尉缭子》之《兵谈第二》：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用，犹合符节，无异故也。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阵而胜者，将胜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悖率人者，难矣。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员亦胜。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
4、《尹文子•大道上》之部分：“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