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和他的困惑

                                                                       李约瑟和他的困惑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现在已经是世界公认的标志着中国古代科技和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发明。但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这四大发明、彻底颠覆西方对中国科技乃至中国古代文明看法的人，却是李约瑟，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近日，本台驻英国记者李宁静、张哲走访了李约瑟生前曾经工作过的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探究李约瑟其人。

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位于英国剑桥一个静谧的角落，整个建筑外在略带东方色 ，内部随处可见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摆设。背对着中式的藏宝格，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古兰教授（中文名：古克礼）向记者们表示，李约瑟的研究给世界科学界对中国古代科技和文明的态度带来了巨大改变。他说：“我今年夏天去匈牙利布达配斯参加一个国际科技史方面的会议，会上很多的讨论是关于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若在50年前，西方科学家要是讨论中国的科技发展情况，那肯定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甚至有的中国学者，当有人问他们中国对世界科技发展的贡献怎样时，他们会回答，‘我们没有做任何贡献’，甚至还写文章阐述因何中国历史上不需要科技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说，李约瑟改变了很多东西。”

李约瑟，英文名字约瑟夫·尼德汉，1900年出生于英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凯思学院，早年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享有很高声望。1941年，早已对中国科技历史感兴趣的李约瑟被英国文化委员会派往中国，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虽然当时中国抗日战争已经打响，李约瑟仍然不畏危险，几年时间走遍中国大江南北，考察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成就并收集相关科技典籍。据古兰教授介绍，沉醉于中国科技与文化的李约瑟在回到剑桥后，把大半生的学术生涯都献给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与著述，最终庞大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鸿篇巨著得以问世。他说：“回到英国剑桥大学后，他有了写一卷中国科技文明史的想法，从科学、技术和医药角度简单介绍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进展。但这项工作开始后，随着他收集的资料越来越多，他开始相信自己是当时西方唯一一个能写这样作品的人，所以他的卷数一增再增，到完全出版时，已是28卷巨著。这些作品让世人了解中国现代社会之前的科技对全人类科学技术史的贡献”。

古兰教授表示，《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世界的贡献包涵两个方面，既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的科技发展状况，也让中国人自己了解了自己的科技水平。

英国传记作家西蒙·温彻斯特去年刚刚出版了李约瑟最新传记《热爱中国的人》。他对李约瑟的评价是这样的：“李约瑟是一个搭建桥梁的人。在李约瑟出现之前，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是不屑一顾的，但李约瑟建立了足够的桥梁，使得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从不屑变为敬畏和尊敬”。

1995年，94岁的李约瑟去世。曾和老年时期的李约瑟共事的古兰教授讲述了同事们印象中的李约瑟。他说：“大家觉得他性格有两种力量，他是那种能让人对他产生巨大的忠诚和热爱的人，因为他热情友好，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对自己的工作完全投入的人，如果你真的要对他表示忠诚，你也要对他的工作有所帮助。向所有的取得巨大成就的人一样，你可以说他有点冷酷无情，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研究工作中，甚至拒绝授课，因为他生活中的一切都要服务于他的研究和写作”。

古兰还形象地比喻说，如果你要是挡他的路，高大的李约瑟会用力把你推开。最后，古兰教授再次强调了李约瑟对中国的友好。他说：“我觉得他（李约瑟）在当时经历战争的中国为了工作常常不顾个人安危，经历了很多艰辛，有时甚至是他前脚才离开几个小时，日军就赶到了。之后他用毕生的精力搞研究，努力把他了解的中国介绍给世界，最终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也让中国和世界关系更密切。如果这还不是对中国的友好，那就不知道什么是友好了”。

这就是李约瑟，世界上第一个为中国古代科技树碑立传、让中国古代科技扬名四海的人，一个对科学无比执着的中国人民的朋友。(本文来源：国际在线)

李约瑟的困惑

唐代著名诗人崔颢《黄鹤楼》诗中有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李约瑟博士伉俪一去，剑桥的中国庙没有了菩萨，留下一堆问题，就像白云在空中飘荡。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李约瑟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的后来被称为“李约瑟困惑”(Needham　Puzzl　e)的问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如此高明，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却没有在中国发生？

问题一提出，应答者纷至沓来。基本是两种角度:一是以席文教授的意见，认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就像张三为什么姓张，李四为什么姓李，是不需要追究原因的。有点不屑的意思。我来为他发挥一下，或许可以解释为，就像人的姓氏那样，是自然传承下来，并将继续延嗣下去。革命自然是不会发生的。深层次一点，则是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另一个系统，与西方科学技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西方发生革命，中国未尝必须发生革命。

此外，大多数学者则积极寻找原因。但不外乎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的政治制度、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保守的儒家思想、科学家没有独立的地位等等。应该说这都不错。但我的看法有所不同。1988年美国圣地亚哥召开的国际讨论会上，我发表的论文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根本原因在科学本身，这是内因；社会条件只是外因。是封建体制和保守思想压制了人们的创造性，这一点上欧洲在文艺复兴(Renaissance，14-16世纪)之前和旧中国并无不同。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没有马上产生新科学体系:文艺复兴号召的是“复古”而不是“革命”，是回复到希腊、罗马时代的辉煌，然后有了绘画艺术上的创新；有了指南针，开始航海发现新大陆；有了印刷术，自由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人性大为解放；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伽利略等科学家在天文学物理学方面有了重大突破，一大批科学家出现。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社会进步创造了条件，但科学革命仍需要科学自身的内力发挥作用。在我看来，科学革命首先要有方法论的革命。中国没有文艺复兴，固然是延续了思想禁锢；但现在中国人的思想没有严重禁锢了吧？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仍然不多不快，又当作何解释呢？西方科技革命的内在原因与他们的数学和机械制造基础分不开。中国古代文明中缺少几何学，缺少机械原理的研究，这是一种缺陷。但中国人的早期发明却导致了欧洲文明翻天覆地的变化。弗朗西斯·培根(Franci　s　Bacon，1561-1626)说过:

“察看由发明所带来的力量、效能和后果，是很有意义的。这除了可从古代人所不知晓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察看出来外，此外实无其它更显明的事例。但这些发明的出处却暧昧无光。此三者已改变了全球的面貌和事态。印刷术之于文学、指南针之于航海、火药之于战争，都引起了不可胜数的改变。没有任何帝国、宗派和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上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更巨大的力量和影响。”

李约瑟博士的研究使以上三大发明的出处不再暧昧:它们来自中国；这里要问的是，为什么这三大发明在中国自己却没有产生那么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呢？

有远见的外国人，值得我们怀念！

三叶草

向李约瑟博士致敬！

一位外国人这样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更应该爱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