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生涯

剪烛西窗

干校生涯

工军宣队进入高校是在1968年秋季。进入清华是7月27日，进入我校是在8月，具体在哪天我已经不记得，只是记得当天我不在学校。

工军宣队进入清华时曾经引起反抗并且死了人，进入我校时也曾有师生游行表示反对。掌权的造反派固然不欢迎他们，一般师生对此也并不感兴趣。所以，一开始双方的对立情绪就相当严重。记得他们进校后的第一次教研室会，参加的有两个工宣队员和一个军宣队员，工宣队员中一个赵师傅是老工人，看年纪大约五十多岁了，另一个王师傅是年轻人，军宣队员姓杨，是一个油头粉面的人，后来，据说他在校期间“接受”了很多“礼品”。那天，他们宣布开会后，大家不知该说什么，冷场了几分钟。这时那位赵师傅便勃然大怒，吼道：“干什么？！都给我装罗汉（大概是说像庙宇里的神像）？说！”于是大家才陆续说了一些，也开始领教了他们的威风。

工军宣队进校，我们这些参加过造反派的当然不好过，需要交代自己这些天干了些什么，犯了什么错误。但是，随后立即展开的“清理阶级队伍”则涉及了更多的人，很多被揪出来批斗的人其实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历史上有多大问题的人，有些仅仅是被怀疑。但是，仅仅基础课委员会和教务处，那段时间内就有多人因为受不了压力而自杀。我记得的有：

Z，是一位外语教师，教学成绩很好，也很有想法。文革前，他在介绍经验时曾经主张，外语的核心是单词，应该提倡“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学生掌握了足够多的词汇，自然能够运用自如。这想法对不对，当然可以讨论，但是，有这样的想法，是很令我佩服的。据说，他是由于受不住逼供凌辱，在一次被提审时，突然拔步狂奔，跑上当时最高的一座教学楼，从楼顶一跃而下，摔得粉身碎骨。

W，化学教师，平时少言寡语，非常沉默，在这次清队中也是跳楼身死。据说，他跳楼被发现后还没有气绝，当他妻子赶来后，他已说不出话，对着妻子只是流泪，终于不治。

Y，教务处职员，平时负责排课表，也是个老老实实的人，清队中在楼顶平台上自缢。

其他的记不清了，总之，损失惨重！

此后不久，清队还没有结束，就开始了五七干校之行。大学还要不要办？谁也不知道，教师们纷纷出发，去到农场农村，学校甚至向房管部门退掉了一些教工宿舍楼，谁还知道能不能回来？

我们的第一站是怀柔县的北房村。

在农村，主要的就是干农活，但是，也要开批斗会。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批斗会，批斗的对象是教研室主任的丈夫赵先生。赵先生原来是一位哲学家，1957年被划为右派。据后来看到的资料，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性格刚强，划为右派后始终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因此一直没有摘掉帽子，这次他随着妻子一起下农村。赵先生不是我们学校的人，原本可以不挨批斗的。可是这位先生实在太完美了。他干农活好，待人好，学问又大，使得农村小青年们围着他转。于是，工军宣队受不了了，要批斗他了。幸好，赵先生寿高90岁，改正后活到了2010年，还编写，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等名著。

赵先生刚强不屈，他的夫人可是受了罪。我们的教研室主任是老党员、讲师，她水平不算高，说话也说不出什么。文革中甚至文革前，就经常有人批评她和丈夫划不清界限，这时她就会可怜巴巴地说：“是啊，我也老是说和他离婚……”但是她就是不离婚，和丈夫一起拉扯着几个孩子。可惜，她去世较早，没有怎么来得及享受赵先生改正后的日子。当时，这种所谓“烂了一半”的现象，就是夫妻双方一方是右派或者有其他罪名，一方没有问题甚至是党员的，为数不少。到了现在，我才渐渐认识到那剩下的“一半”是多么不易，多么坚强可敬。记得我妻子单位的一位老研究员、室主任、第一代研究生，平时非常谦恭，见了我们这些晚辈都要笑眯眯地鞠躬致敬。但是，当她的丈夫被批斗时，她就在台下等候。批斗会结束，她就旁若无人地上台拉着丈夫回家。我妻子说到这些，不禁为之动容。

提到老的教研室主任等人，顺便想到一些，插在这里。

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的很多想法改变了，信念动摇了。从中学时代起，我一直是三好生，一直按照领导、老师的要求去做。到了大学，虽然遇到过几次很令我惊讶的事情，但是并未完全动摇我的信念。

我所说的令我惊讶的事情，反右算是一件，反右倾也算一件，再举两个小例子，都发生在政治课上：

入学不久，在一次政治课上，老师说：“今天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还有我——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们轰然表示不理解，有一位上海女同学惊讶地大睁双眼，问道：“老师，我们十来岁就解放了，一直受的新社会教育，我的父母也不是资本家，我怎么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家也都表示赞同。但是，老师尽管说不服大家，还是坚持包括他在内的全体师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另一次政治课，讲到联共党史中十月革命的胜利时，老师愤愤地说：“有些同学真不像话，居然问我：那些被放逐的白俄分子被赶到哪里去了。干什么？你要和他们通信？”这件事也很令我不解，觉得简直是小题大做，莫名其妙。

文革开始，我也是热烈支持的，觉得这种锻炼是值得的，是为了打倒走资派和锻炼革命群众，毛泽东畅游长江，我也为之欢呼鼓舞。但是，运动发展到这个时候，我渐渐怀疑：这些到底对不对？这种忠字舞、语录歌、表忠心、喊万岁的做法是马列主义还是封建主义？这时候，经常在我脑子里盘桓的是那些封建帝王以及《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描述的德国。另一方面，我回顾自己参加工作以后的道路，感到领导们的想法一直是把我培养成干部。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安排我当班主任，当政治学习组长，教第一个半工半读班，先后到几个工厂去参加劳动，等等。但是，文革开始，从校级干部起直到教研室干部无一例外地受到批判冲击。我想：那么当干部又是为了什么？为革命？怎么革命一来先打倒干部？有一位上海同事曾经沉重地对我说：“政治这东西，肮脏污浊得很！”我也开始这样想：说一千道一万，做好自己的本职业务工作才是最根本的，不要再那样相信领导了。

在怀柔，劳动和批判会之外其他的时间，就是休息，吃喝，记得我和一些同事曾经利用星期日从怀柔搭顺路车到密云县城再步行回来。那时的密云衰破不堪，好像只有一或两条大街，没有什么可买。

再后来，我校教师多数被转移到茶淀农场。

茶淀是北京市在天津境内的一块飞地，称为清河劳改农场。文革期间，由于备战的需要，原有的劳改犯们内迁到山西等地，农场改为五七干校。我们从北京乘卡车出发到达农场，先是经过一幢漂亮的小白楼，据说是原来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的休养场所。到达终点，发现是一座座红砖围墙的院落，围墙四角有岗楼，墙上拉着铁丝网，每个院子里有大约七八间平房。这些院子分别称为“58×”分场，从581直到586——埋葬死人的地方。除此之外，当地还有一个办公的机构、一个医院。

从北京到茶淀这条路，后来我还走过多次。乘学校的卡车，夏热冬冷，在炎夏的阳光下，一次旅途就可以把皮肤暴晒得脱皮。乘火车则要在茶淀火车站下车步行或搭乘顺路的马车到分场，那段路长度40华里，步行大约要四个小时。还有一次，下火车已是夜晚，茶淀站是一个极小的车站，当地没有旅馆，我就到小学去借宿，睡在教室里的课桌上。茶淀离天津较近，夜晚可以看到天边天津市区的灯光。附近有一个大湖七里海，但是我们去时却是只见芦苇而不见湖水。

住进房间，里面是连通的大炕，室内外蚊蝇乱飞。茶淀的蚊子个儿大，嘴长，扑下来即使钉在人的衣服上，那嘴巴也可以透过衣服钉到肉体，而且钉起来就不放开，宁可被打死也不松口。有一次，一个同事发现墙角处一只巨大的牛蜂被蛛网缠住，正在挣扎，他大为好奇，喊我们去看。蜘蛛和牛蜂大战良久，蜘蛛终于获胜，把牛蜂吃掉。

我们到茶淀时，原有的劳改犯们已经内迁，当地只剩下一个关押点，那里关押的据说都是北京原来天桥等处的卖艺人，其中有不少残疾人。他们每天出工时，往往一副扁担两个人抬，前面是跛脚，后面是盲人。那里还有几个侏儒，也有些不是残疾人而是流浪汉。他们的生活很苦，我曾经看到其中一个人捉到一条活蛇，就当场把它剥掉皮生吞下去；也曾经看到有的人拾到一张旧报纸看得津津有味，估计是文化人。当地的农工也大多是被释放的劳改犯。他们被释放后无家可归，只好留下来做农工。我在几次等待坐火车时曾经和他们聊过，那日子过得也是相当悲惨。据说，还有一些妇女，被贫困所迫，只能去做皮肉生意。

我们在茶淀呆的时间较长，其间有些人，包括我，还曾经回校一段又回来。在那里，首先是劳动。我们种过水稻，修过公路，盖过房子，收割过小麦、芦苇等等。修公路时，先要挖土，然后用马车把土运送到指定的地点。卸车的时候，一个麻袋重180斤，全靠人工背起，来往运送。盖房子是用砖修建住房和地窖。有一次，一位外语教师在盖房时躲得不够快，被竖起的杠杆，用来向屋顶上运砖的，砸到了头部，立即昏晕。

刚到茶淀的第一个春节，大家都盼着回家过年。虽然那时的“年”已经被“革命化”闹得没有什么年味，但是亲人团聚总是最朴素的愿望。但是，工军宣队不宣布放假，反而鼓吹什么大干苦干，于是大家纷纷各找借口，争取回家。我是由于弟弟打来电话说母亲生病（不是事实），才争取到回家的机会。有一个女同事，要求回家看孩子没有被批准，她哭道：“我的孩子现在是离得开我，离不开药了！”最可笑的是同事Ya，回家的借口是为了结婚，工军宣队只好准假。等他回来以后，工军宣队问他，才知道他并未结婚。质问他的时候，他回答说：“那就算我预支了婚假可以吗？下次真的结婚我就不请婚假了。”从此，“预支婚假”就成为干校的一个笑话。

除去繁重的劳动，还要开各种会：声讨会、讲用会、批判会……总之，思想上总是紧张的。

所谓声讨会，就是轮流发言声讨走资派，例如，第一个人发言声讨走资派，保卫毛，第二个人保卫林，第三个人保卫周，等等，直到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保卫一遍。所谓讲用会，就是宣传学了毛著以后干了些什么好事。记得有一个著名的笔杆子，发言宣传他学了毛著以后去施肥，把大粪比作芝麻酱，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使得一位上海同事大为不满，连呼“恶心”。我们还听过一次录音，是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某人的讲用，讲着讲着，他居然说起了快板，以表示他的心得体会，使我们莫名其妙又哭笑不得。

所谓批判会，就是抓住一些小事上纲上线，逼着大家检讨。有一位外语教师，值夜班时拿了一本《三国演义》看，结果被批判，书也被没收。一位老干部，早上起来打太极拳，也受到批判。有一个星期天，外语教研室的教师们想要在临近住房的地方开挖一个公厕，有些老师不同意修在那里或者劝他们休息，我也是不赞成者之一，其实连我自己也忘记了说了些什么，似乎是劝他们说，好容易赶上一个休息日，还是好好歇歇吧，于是就被人反映到工军宣队那里。当晚，我去附近的分场买东西回来，一个工宣队员就黑着脸对我说：“晚饭后开个批判会，你说了些什么，好好检查检查！”到了晚上，就开始讨论不赞成修公厕是什么问题，一些同事，其中不乏平时很积极的，都沉痛地检讨认错。我因为实在不认为自己建议他们休息是多大的错误，就硬是没有发言。最后，军宣队员看到时间已经很晚，只好敲打了我几句：“有些人没有发言，也要想想自己的问题”了事。

在这种气氛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彼此窥伺。上面所说的外语教师夜班时看三国演义，就是同时值班的另一个教师向工军宣队揭发的。外语教师们星期天修厕所有人不赞成，也是一位政治课女教师揭发出来的。还有一次，一位教师A给住在另一区的一位同事B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大约有些对宣传队不敬的话。正好，有一个同事C要去那个区，A就把条子塞在一个手电筒的内部，请C带给B。不料，C在半途中拆开电筒，发现了纸条，交给了宣传队，自然又难免一场批判。

这种环境带来的绝不是道德的升华，而恰好是其反面——堕落。人们开始不修边幅，不讲卫生，直到交换淫秽的笑话，有些男女同事还像夫妻般地共餐甚至在晚上溜到野外去幽会。工军宣队对这些是不管的，他们管的是政治，对那些共同吃饭，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的男女同事，他们只是在一边看，可以看得到，他们的眼光也是猥亵的。到后来，他们甚至想出来：对那些夫妇双方都在干校的教职工，让他们几家同住一间屋子和一条大炕，之间只是用布帘遮住。我有时不禁想：这还是大学教师吗？这还是人吗？

我后来写过一首纪念茶淀生活的诗：

酷暑之茶淀  顺风体

百里驱驰路  荒原一望弘

诺诺燕山士  炎炎大泽蒸

人马同登垒  虫蛇共傍灯

蝉雀歌声咽  无枝何处凭

“无枝何处凭！”我当时经常想的就是：如果我当初不读书，不识字，做一个普通工人或者农民，那么现在就可以避免这些遭遇。现实是：我读了书，成了一名大学教师，却要整天干这些活，过这种生活，而且还要不停地接受批判和改造，难道这就是我应该面对的？今后的路又在哪里？

插一句：这种劳动，多数都是在做无用功。例如，所谓修国防公路，就是从地里挖出土来，堆在高处，把它们弄平成路的样子，根本没有什么柏油或者沥青路面，这样的路能供国防用？茶淀本来就是广种薄收的地方，种水稻能产多少？我们修建的房子，有一次还没有封顶，竟然被大风刮倒了一面墙，这样的房子能够住多久？这些工作，即使从纯粹创造价值的观点来看，又有什么意义？说穿了，就是让你干体力活，意义是没有的。

老党

用无数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落实宪法，实现法治是多么紧迫。

老党

用无辜、冤屈的生命，换来深刻的教训。落实宪法，实行法治多么重要，紧迫。

剪烛西窗

感谢党兄的理解！是啊，宪法、法治，最为重要。

浪淘沙

必须铭记历史的斑斑血迹！{:soso_e160:}{:soso_e183:}

剪烛西窗

浪淘沙 发表于 2015-3-12 10:01
必须铭记历史的斑斑血迹！

感谢浪淘沙的理解！敬酒！

侯诗杰

“文化大革命”，革文化人命。

剪烛西窗

侯诗杰 发表于 2015-3-13 11:40
“文化大革命”，革文化人命。

是啊，文明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