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金濑

茅屋寒士

投金濑
文/茅屋寒士


父亲和兄长的头颅已滚落，就要轮到他的项上
他赶紧扛着自己的头颅滚
背负“赐粟五万石，爵执珪”抓捕他的悬赏滚

濑水河边。“如有官兵追来，千万不要说我从这里经过。”
一回头：浣纱女已落入河中
水花四溅

他带着吴军渡河，鞭楚王户
他携千金来到河边，抛入河中，水花四溅



麒麟龟


镇寺之宝就落坐这座亭子里
赑屃驮佛经
驮了一千五百年
没听到喊一声累
碑上拈花指，点开模糊、风化

转碑背面去读真经，张大嘴巴
——重修报恩禅寺记


报恩禅寺


小清迈。泰式建筑寺院
有香客低语
“刚才午餐吃过荤了，不进去了。”
我说：“南传佛教，不忌讳。”
我声音越来越低，比他更低，自答
“原来是壳
里子还是大乘。”


成功学


拼音打字打“演讲师”，手误，跳出“盐水鸭”

街头：“发传单”
街尾：“讲习所”
鸭子开口，切换——
街头：“领鸡蛋”
街尾：“养生堂”

讲习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养生堂：“驱寒排湿，延年益寿。”
声音也有点咸



荷展中的洋莲


莫奈不画荷，画莲
荷，不会画

荷展中法国人、美国人、英国人
带来了画板上的光影和色彩
斑斓了日本桥下

徐渭不画莲，画荷
莲，不会画

若去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
带上他宣纸上的黑与白
写意了塞纳河上


入伏


入了埋伏，被37℃，38℃候个正着
那年月没有空调怎么反制
蒲扇不能突围
三伏也非偷袭，阳谋

有人嘴一撇——
当年色目人和欧洲耶稣会士
在帮朝廷修历的时候
悄悄下了“鼠（暑）”病毒

李听圃

千问评诗
这组诗展现了作者茅屋寒士极为开阔的视野与老辣的笔力。从春秋战国的生死逃亡，到千年古刹的静默承载，再到异域宗教的在地化观察、现代都市的荒诞切片，直至对传统节气的解构式书写，整组诗在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庄重与戏谑之间自由穿梭，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与思辨的文本空间。
《投金獭》以伍子胥的典故为骨架，却用极具现代感的动词“滚”重构了逃亡的仓皇与惨烈。父亲兄长的头颅、自己的头颅、五万石的悬赏，这些沉重的意象在“滚”这一动作中被彻底物化，生命的尊严在政治绞肉机前碎成一地。浣纱女的“水花四溅”与日后鞭尸楚王时的“水花四溅”形成残酷的互文，前者是纯真生命的无谓消逝，后者是仇恨的暴力宣泄。两个“水花四溅”之间，隔着一条无法回头的命运之河。诗人以“獭”自况，既暗合水边求生之态，又透出一种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兽性本能，标题本身便是一声冷峻的自嘲。
《麒麟龟》将目光投向报恩禅寺的赑屃。一千五百年的负重被压缩进“没听到喊一声累”这句近乎白话的陈述里，恰恰是这种“不喊”，比任何悲壮的抒情都更具千钧之力。碑上的拈花指“点开模糊、风化”，一个“点”字，将佛手的慈悲与时间的侵蚀并置，仿佛神性也在与物质的衰变进行一场无声的博弈。而全诗的戏眼在结尾——“转碑背面去读真经，张大嘴巴 / ——重修报恩禅寺记”。真正的“真经”不在正面的佛理，而在背面的修缮记录。这一翻转，是对宗教神圣性的温柔解构：所谓永恒，不过是一次次修补的叠加；所谓信仰，最终要落在具体的人间事务上。那张“张大嘴巴”的嘴，既是惊讶，也是一种顿悟后的失语。
《报恩禅寺》以清迈的南传寺院为切口，捕捉了信仰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微妙变形。香客因“吃过荤”而却步，是汉地大乘佛教戒律内化后的身体记忆；而诗人的自答“原来是壳 / 里子还是大乘”，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化输出中的“形式借用”与“内核坚守”。声音“越来越低，比他更低”，这个细节极妙——它不是辩论，而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确认。在异域的阳光下，信仰的边界变得柔软，但某种深层的文化基因，依然以“壳”的形态顽固地存在着。
《成功学》是整组诗中最具当下性与讽刺锋芒的一首。从“演讲师”到“盐水鸭”的输入法手误，精准地刺破了成功学话语的虚妄：那些激昂的“演讲”，本质上与街头叫卖的“盐水鸭”并无二致，都是贩卖某种“味道”。街头“发传单”与街尾“讲习所”的空间并置，将历史革命话语（“驱逐鞑虏”）与当代养生话术（“驱寒排湿”）强行嫁接，二者在句式上的同构，暴露了所有煽动性语言的底层逻辑——都是对身体的规训与对焦虑的收割。结尾“声音也有点咸”，将听觉转化为味觉，那“咸”既是鸭子的味道，也是汗水的味道，更是无数被成功学榨干的人，生命中无法蒸发的苦涩。
《荷展中的洋莲》以莫奈与徐渭的对举，展开了一场东西方美学的对话。莫奈画的是光影中的“莲”，是视觉的、瞬间的、感官的；徐渭写的是笔墨中的“荷”，是心象的、永恒的、精神的。诗人说“荷，不会画”“莲，不会画”，这“不会”并非技不如人，而是媒介的不可通约性：油画无法承载写意的魂魄，宣纸也难以再现光影的颤动。而结尾的想象——“带上他宣纸上的黑与白 / 写意了塞纳河上”，则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诗意表达：真正的美，从不惧怕跨越边界，它能在异质的土壤中，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入伏》以“入了埋伏”的谐音起笔，将节气转化为一种被动的、无处可逃的生存境遇。37℃、38℃不再是气温，而是精确的“伏击点”。蒲扇“不能突围”，三伏是“阳谋”——这些表述将自然现象彻底军事化、政治化，暗示人在季节面前的无力感，恰如人在命运面前的处境。而结尾的“阴谋论”式猜想（色目人与耶稣会士悄悄下了“鼠（暑）”病毒），则以一种荒诞的幽默，将节气问题转化为文化碰撞的隐喻。这当然是戏言，但戏言背后，是对“外来事物”如何悄然改变本土生活节奏的敏锐觉察。暑热成了“病毒”，而我们对它的“反制”（空调、蒲扇），也不过是在阳谋之下的徒劳挣扎。
整体而言，这组诗的语言冷峻、克制，却处处埋藏着炽热的思辨。诗人善于在看似不相关的意象之间建立隐秘的联结（如“水花四溅”的两次出现、“壳”与“里子”的辩证、“咸”的多重意味），让诗歌在具象与抽象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他既不沉溺于历史的感伤，也不盲从于当下的喧嚣，而是以一种“局内人的局外眼光”，冷静地打量着这一切。
这组诗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拒绝提供廉价的答案。无论是伍子胥的仇恨、赑屃的负重、信仰的变形、成功学的虚妄，还是东西方美学的差异、节气的“阴谋”，诗人都只是将它们呈现出来，让读者在“张大嘴巴”的瞬间，自己去咀嚼其中的滋味。这种“不言之教”，恰恰是诗歌最古老、也最现代的力量。

茅屋寒士

李听圃 发表于 2026-7-31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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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