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情

冬风无痕

端午这天，雨从后半夜就开始下，淅淅沥沥没个停。天刚亮的时候醒过一次，听见雨点打在防盗网上，哒哒地响。翻个身再醒，天还是阴沉沉的，风从窗缝钻进来，带着点凉爽的潮气，倒把前几日闷人的暑气全消了，凉丝丝的，竟像入了秋。

我撑着伞去赶场。集市在宿舍的楼下，两边的菜摊都支着蓝白条纹的塑料棚，水珠顺着棚边往下掉，滴滴答答砸在脚边的积水里。卖菜的阿婆蹲在棚子底下，脚边摆着捆好的艾蒿和菖蒲，叶片上沾着圆滚滚的水珠，鲜绿得扎眼。路过的人随手挑上两把，付了钱就提着走，这是端午的规矩，插在门框上，驱虫避邪。我也挑了一小捆，拎在手里，继续往里头走。

走到卖面皮的摊子前才停下。摊主是个中年女人，系着蓝布围裙，手上沾着点干面粉，见我过来，掀开盖在面上的湿纱布，露出底下叠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的面皮。“要包面皮？”她一口川渝口音，我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说称一斤。她手脚麻利地扯过透明塑料袋，指尖沾着点面粉，数着一叠往袋子里装。皮子薄而厚实，一叠叠码得方正，提在手里软乎乎的，带着点刚擀出来的温气。


重庆人管这个叫包面，外头的人大多叫云吞。我刚来这边的时候，也跟着旁人叫云吞，说来说去总觉得不对味，轻飘飘的，没分量。还是“包面”两个字顺口，像是一喊出来，就能听见老家堂屋里的说话声，能闻见肉馅混着葱花的香气。

提着包面和艾蒿往回走，雨还在下。路上碰见提着粽子、提着咸鸭蛋的人，三三两两的，都是过节的样子，今天是端午。算起来，离家这些年，清明、端午、中秋，好多个该阖家团圆的节，我都是这么过来的——买不到回家的票，或是赶不上回去的时间，就到市场买一斤包面皮，买一些前腿肉剁碎，自己调点馅，包了煮来吃。不是什么郑重的仪式，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好像过节吃一碗包面，才算跟家里的节接上了气，才算没落下这个日子。

第一次知道过节要吃包面，是在爷爷奶奶家的老堂屋里。算起来，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父亲和叔叔都在广东的工地上打工，一年到头只有春节能回来一趟，家里就剩母亲、婶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还有守着老房子的爷爷奶奶。每逢清明、端午、中秋这种大节，头天爷爷准会朝着我们家的方向喊，喊母亲明日带着我们过去吃饭。次日，母亲便领着我和弟弟，婶婶带着堂弟，一前一后往爷爷家走，我们一大家子人，像候鸟似的，踩着泥路往爷爷家赶。路上遇见熟人，都笑着打招呼，说“去老人家那边过节啊”。

爷爷家的灶屋是土坯墙，黑瓦顶，屋檐伸得宽，下雨的时候能站一排人躲雨。堂屋是后来砌的青瓦房，敞亮。堂屋正中间摆着一张八仙桌，边角磨得油亮，裂着几道细缝。过节这天，天刚蒙蒙亮爷爷奶奶就起来忙活，背着背篓去镇上赶早集，割几斤新鲜的前腿肉，再买一把小葱。回来坐在灶屋的小板凳上，拿着菜刀咚咚咚剁馅，声音传得老远，我们老远就听见，就知道今天有包面吃。

那时候没有现成的肉馅卖，全靠手工剁，爷爷剁一会儿就甩甩胳膊。肉要剁得细，姜葱也要切得碎，混在一起撒点粗盐，淋上花椒油之类的调料品，顺着一个方向搅，搅得肉沫粘成一团，劲道得很。

爷爷把肉馅调好，母亲和婶婶们便围着八仙桌坐下，面前摆着一碗清水，一摞包面皮，还有一大盘拌好的肉馅。奶奶手最快，捏起一张皮子摊在手心，用筷子挑一点馅放在正中间，用竹筷沾点清水，顺着皮子边抹一圈，两手一合，指尖飞快地一捏一折，一个棱角分明的包面就落在了竹筲箕里。她手指上有不少皱纹，指节粗大，沾着点白面粉，动作却稳当得很，一眨眼功夫，筲箕里就码了整整齐齐一排。


我们小孩子坐不住，在院坝里疯跑。院坝是泥土铺的，每天都扫得干干净净，院角种着一颗高大茂盛的黄果树。我们在树下玩弹珠，玩跳房子，跑得满头大汗，累了就溜回堂屋，扒着桌边看大人包包面，趁人不注意伸手偷捏一点肉馅放嘴里，咸香的，总被奶奶轻轻拍一下手背，笑着骂“小馋猫，等会儿煮熟了吃”。

爷爷家的卧室有一台熊猫牌的黑白电视机，是家里最金贵的东西，平时都盖着一块红布。遇到过节，爷爷会早早把红布揭了，把电视打开，扭着天线杆调半天，调出个模糊的人影。我们几个孩子就搬着小板凳，挤挤挨挨坐在电视机跟前，眼睛盯着屏幕，连广告都看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信号不好，屏幕上全是雪花点，滋滋啦啦地响，我们就着急地喊爷爷，爷爷走过来抬手拍一下电视机壳，画面晃两下，就又清楚了。

门框上早早插了艾蒿和菖蒲，风一吹，叶子晃啊晃，带着点清苦的香气。到了中午，灶屋的大铁锅里水烧开了，奶奶把包面顺着锅边慢慢滑进去，用锅铲沿着锅底轻轻推一下，免得粘在锅上。水开两次，点两次凉水，包面都浮起来，鼓鼓囊囊的，就熟了。奶奶用大漏勺捞起来，盛在粗瓷大碗里，撒上切碎的葱花，淋一勺香油，再舀两勺熬了一早上的骨头汤，香气一下子就漫满了整个堂屋，连院坝里都闻得到。

大家围着八仙桌坐下，桌上摆着一杯高粱酒。爷爷抿一口酒，母亲给我们几个孩子碗里盛包面，说“多吃点，长个子，以后跟你爸他们出去挣钱”。奶奶在旁边给我们擦嘴角的油，说慢些吃，锅里还有，没人跟你们抢。阳光从堂屋的大门照进来，落在泥地上，方方正正一块亮，细小的灰尘在光里飘来飘去。耳边是说话声，是吸溜包面的声音，是院坝里老母鸡咯咯叫的声音，热热闹闹的，连吹进来的风都是暖的。

那时候总觉得这样的日子很长，长到没有尽头。以为每个清明、每个端午，每个中秋，都会这样围在八仙桌桌前包包面，都会有满屋子的香气和笑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时间变得狠了？日子就悄悄变了，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

爷爷奶奶走了。走得悄无声息，像院子里那棵黄果树的叶子，黄了，落了，就没再长回来。父亲和叔叔像飞倦的鸟回巢了——因为年迈工地不要他们了，他们回到村里，侍弄山里的果树，养了几只鸡，和爷爷一样，重新成了农民。他们出去的时候，村里还没有电话；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了。中间隔着的，不只是二十几年。


爷爷家的灶屋塌了，院坝也变窄了——长满了半人高的草，那台黑白电视机，也不知道被卖到了哪个废品站。我们几个孩子也长大了，读书的去了外地，打工的去了更远的城市，一个个离开了那个小山村——父亲他们年老归乡，而我们晚辈又走了出来，像当年他们一样，在千里之外的城市讨生活。

过节的形式没变，只是人换了位置。从前是父辈在外头漂泊，我们在家里等着团圆；现在是我们在外头落脚，长辈在家里等着我们回去。不变的是，每到这些节日，包面总还是要吃的，好像这薄薄的一张皮子，裹着的不只是肉馅，还有一整个家的味道。

我把包面皮和艾蒿提回家，把艾蒿插在出租屋的门框上，跟老家的规矩一样。刚歇了口气，想起该给母亲打个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背景里有点嘈杂，像是有人在说话，还有案板轻轻响的声音。我问：“妈，今天端午，你们买包面吃了没？”

母亲的声音带着点笑意，透过听筒传过来：“正包着呢！”我握着手机站在窗边，听着电话里隐隐约约的说话声，还有筷子搅肉馅的轻响，忽然就晃了神。

恍惚间，我又看见那间堂屋，看见奶奶和母亲婶婶们围着八仙桌，我们几个孩子在院子里奔跑。阳光很好，从黄果树的叶子中间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黑白电视机里有人在说话，但听不清内容，只有嗡嗡的背景音，像一群蜜蜂在远处飞。

这一次，我没有在院子里戏耍。我走进堂屋，搬了一张凳子，坐在奶奶旁边。她抬头看我，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说:“来，学一下。”

奶奶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上沾着细细的面粉，侧过头跟我说：“边边沾点水，才粘得牢，别把馅漏出来了，煮的时候就散了。”

我拿起一张面皮，挑了一坨馅，不多不少，沾上水，轻轻捏了一下。边是直的，像一封待寄的信。

奶奶说：“对了，就是这样。”

我抬起头，看见阳光从堂屋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头上。不是霜，不是雪，也不是白发，是二十几年前的阳光，一直温暖到现在，还没有停。

而窗外，雨还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