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滋生腐败的外部环境问题

一个放羊娃

[ 本帖最后由 一个放羊娃 于 2025-5-6 08:08 编辑 ]\n\n漫谈滋生腐败的外部环境问题  
  ——在某教师进修班的演讲

诸位老师们：
    我是一个新面孔，也许让你们失望了。正如你们所期望的那样，今天本来德高望重的×先生要来演讲，因为身体不适，不能来了，经与你们的领导协商，让我来挡一下。老实说，我是不愿意来的，因为不管从学识还是从威望，我都无法与×先生相比，但救场如救火，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来了。刚才校长先生对我作了一个介绍，评价太高了，令我汗颜，我就当作鞭策吧。
    临来的时候，×先生针对我的为难情绪，特意讲了契科夫的一句话，并建议我也讲给大家听，我当然明白他的用意。
    契科夫大家知道吧？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短篇小说的泰斗，有一次他针对个别文学权威对初涉文学青年的种种责难，鼓励年轻人不要理会那些奇谈怪论，该怎么写还怎么写。并且还打了一个戏谑的比喻，他说：
    “有大狗，也有小狗；可是小狗不应该因为有大狗的存在而慌乱不安，所有的狗都应该叫——就按上帝给他的嗓子叫好了。”
    这就是契科夫先生著名的“狗论”， 如果我们扬弃它的诙谐的、可能使人曲解的部分，不在大狗、小狗这些概念上兜圈子，应该说，这话是颇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也相信，对我，对在座的诸位，都有启迪意义。
    我还得说明一点，尽管你们写着“欢迎×××先生来我校演讲”，但“演讲”这个词我还不配，所以就改成了“发言”，这样既符合实际，又显得亲切。我声明两点：一、不乐意听的，可以离场，回宿舍睡觉或逛大街都可以；二、我发言完毕后，欢迎大家提问，咱们互相交流。
    好了，我现在开始发言。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漫谈滋生腐败的外部环境问题》。

普列汉诺夫认为人改造社会，但社会同时也改造人。证诸以往的历史，我看还是社会改造人的功能更强大。片面强调和过分依赖人的“自律”行为，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说到腐败，我建议大家闭上眼睛，作“蒙太奇”式的回顾，把20多年前和现在对比一下。有的同志比较年轻，那也不要紧，可以把十几年前和现在相比。
    1982年，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腐败”这个词当时还没有，叫“不正之风”，因为资本主义才会有“腐败”，咱社会主义怎么能有“腐败”？顶多有“不正之风”罢了。
    老实说，咱们当时说得起这句话，确实达不到“腐败”的级别。那时送礼送什么？说起来年轻的同志也许不信，逢年过节送箱苹果之类，死沉死沉的，一个人扛或两个人抬，还要偷偷摸摸，怕人看见。能掂两瓶酒，这就算比较高档的礼物了。我有个初中同学，是一个搞建筑的老板，有一次他私下向我透露：老同学啊，我每年光送礼就得好几箱罐头。我当时听了，大为震惊，我的天，好几箱罐头啊！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大惊小怪，几箱罐头算个屁呀？所以当时中央提出“三年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
    谁知这以后的岁月，风气每况愈下，一落千丈，送电视的有了，送冰箱的有了。再后来就是权钱交易，买官卖官……
    现在你看看，贪污受贿几百万、上千万很普遍，有些人都上了亿。风气也能影响人们的观念，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干部受贿10万元，被处分，很有些网民不理解，留言道：10万元也算受贿吗？你看看，社会把人们的观念都扭曲了。如果在二、三十年前，一个干部有生活作风问题，那可是要受处分的，舆论也会压得你抬不起头。现在倒好，有情人，有二奶三奶成了公开的秘密，好像越多本事越大。还有的官员更厉害，专睡本科以上的处女。真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为什么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腐败的步伐如此之快？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根本原因在起作用：一是体制固有的原因，我下面还要讲到;二是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值得考虑。
    我们反腐败，总是以教育为主，这实在是一个误区。总是妄想把人教育成柳下惠、雷锋、孔繁森。不错，如果人人都成了这些高尚人物，我们不但不用反腐败，甚至连警察、监狱都可以取消。问题是，世界是由凡人组成的，所以我们的立足点还应该建立在凡人的基础上，打防结合，预防为主。
    前几年，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句话，印象很深，所以一直记着。它是这么说的：西方的政治体制是首先假设政治家们都是流氓，然后据此制定相关的防范政策；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首先假设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圣贤，犯了事是此人道德操守不过关。
    我不否认对人的教化作用，但我更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所以普列汉诺夫认为人改造社会，社会同时也改造人。证诸以往的历史，我看还是社会改造人的功能更强大。这方面的例子，浩如烟海，如若不信，那我们就试举几例。
    先说自然界。以往的报章杂志，曾多次刊载过野兽哺育人类孩子的文章，被什么野兽养大的孩子就具备什么野兽的性格，很难恢复成为正常的人。像狼孩，总是像狼一样，伸着舌头舔水，夜里对着月亮长嗥，弯着膝盖用双手和脚掌走路，瞅准鸡鸭就猛扑上去，撕巴撕巴就生吞活剥。前几年，我看了一则报道，说在黑龙江出现了一个猪孩，有一个几岁的小姑娘，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居然和猪一起生活了十几年。长大以后，完全具备了猪的行为特征：像猪一样的哼哼，像猪一样的进食，像猪一样地在烂泥里打滚。她被人解救后，竟然好几年说不成一句完整的人话，意识仍然徜徉在猪的世界里。她后来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小宝宝，在报纸上还刊发了她一家三口的照片。从她那刻板的脸上和木然的眼神中，还可以寻见猪的痕迹，表示她还没有完全回到人类社会中来。
    同样的道理，反之亦然。我们多次从电视上看到，被狗哺育大的小虎、小豹，完全改变了凶猛的野性，和小狗、小猪称兄道弟，和平共处。
    由此可见，环境这个魔杖多么神奇啊！在兽类世界生活的孩子，虽然外表是人，但已经不是实质上的人了；在特殊环境下生活的虎豹，虽然外表仍是野兽，但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识上的野兽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朕即天下”，皇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在封建制度下，你只能服服帖帖地当奴才。哪个不服气的前去试一试，轻则下你的大狱，重则砍下你龟儿子的脑袋，甚至于千刀万剐（凌迟），剥皮揎草，五马分尸，让你痛不欲生，死都不能痛痛快快地去死。有些皇帝老儿更损，动辄砍下你的双脚（刖刑），削去你的鼻子，割去你的卵子（宫刑），让你人不人，鬼不鬼，男不男，女不女，精神和肉体受着双重的凌辱，生不如死。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只有当缩头乌龟，高喊“皇恩浩荡”。所以，在封建社会，当然也包括如今司法腐败下所标榜的执法如山，我总不大相信，即使有，也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装装门面罢了。《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够得上大师级的执法如山吧？马谡丢了街亭，像猪狗一样地拉来，“咔嚓”一声就砍了脑袋，何等利落，何等坚决！可关云长华容道放跑曹操，他老兄连个屁也不敢放一个，还借坡下驴，说什么“曹不当灭”。既然“曹不当灭”，你老哥还派关老二去堵截个啥？这不是他娘的自欺欺人么？平心而论，关云长私放敌魁，其错误可比马谡大多了，就因他是刘皇叔的拜把子兄弟，后台硬，才屁事没有。你马谡没有背景，所以只有在你身上体现执法如山，切萝卜似的脑袋落地，活该你小子倒霉！
    可话又说回来，在那个权大于法的时代，诸葛亮只能如此，这不是诸葛亮的错，而是环境使然，假如诸葛亮硬充二百五，对关云长也来个执法如山，那他的命运可能只有两条：一条是关云长的人头未落地，他老兄的人头倒先落地了；另一条是，只屑刘皇叔一个眼神，性烈如火的张翼德准会一脚把他踹回隆中去。道理很简单：俺弟兄冒严寒、，迎酷暑，三顾茅庐把你从隆中请来，是让你当孙子帮俺打天下的，不是让你当大爷的。——娘希匹！
    大凡一个社会，如果客观环境发展到象《皇帝的新装》那样，就足可以摧毁一切真理，淹没任何正义的声音，使人们的灵魂都浸泡在盲从、迷乱、狂躁、喧嚣的毒液中。如果权力的载体——政府再推波助澜的话，更是如虎添翼，烈火狂风，越发不可收拾。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巴比伦，政府为了扩大第三产业，增加国家税收，提倡和鼓励妇女卖淫。这个潘多拉魔盒一经打开，从情窦初开的少女到花枝招展的少妇，大家一个个比赛着解裤腰带，一个个比赛着搂野汉子。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大妓院，整天淫语浪浪，淫风荡荡；嫖男淫女，乾坤颠倒，醉生梦死，乌烟瘴气，甚嚣尘上。政府深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还特意把全国搂野汉子最多，上缴税收最多的少女，雕刻在寺院的墙壁上，以起典型示范作用，真真地金钱沾满了腥臭，道德蒙上了污垢，人性受到了扭曲，风气遭到了毒化。置身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让我们作一个假设，假设有一位洁身自好，师承传统道德的女子，死死地攥着裤腰带，愣是不脱裤子，情形会怎样？我想，他一定会被这个扭曲了的社会讥讽为“假正经”，“不开化”，被当局扣上一顶“不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帽子。
    古巴比伦那个类似《皇帝的新装》式的时代，终于遭到了毁灭性的报应，结果一遇强敌入侵，便如秋风扫落叶般地烟飞灰灭，生生地从地球上消失了。与其说巴比伦为外敌所灭，毋宁说是它自己打倒了自己。
    由此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令国人耿耿于怀，大加谴责。自然，不忘国耻是对的，谴责更属应该，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是远远不够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一个乡当乡长，在 一次发展经济的誓师大会上，面对全乡干部群众，我讲了以下的观点，我说：同志们哪，日本只不过是一个蛋丸小国，资源匮乏，人不过亿，为什么能气势汹汹地打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什么能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恣意妄为？我们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被一个小兔崽子欺负，不觉得脸红么？我们在谴责强盗的同时，是否更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自身的问题呢？落后就要挨打，腐败就要亡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我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较量，表面上是输在了军事上，实质上是输在了经济上，输在了蒋家王朝腐败的政治体制上。一只羊对一只狼，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如果我们是一只虎，他敢么？吓死他！所以我们要站在这样的高度，去认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去认识反腐败的重要性•••••，当然，我还有一个观点，那是不便在大庭广众之下讲的，那就是：抗战八年，我们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那是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大背景下取得的，是在苏联出兵的前提下取得的，如果单靠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的中国，要取得抗战的胜利，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最近，我在杂志上看到了日本留学生长谷川弘一的一篇文章，当然，这篇文章是作为反面教材来示众的。这位日本留学生，是一个狂热的反华分子，是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身上活脱脱克隆下来的纯种。他说日本的大和民族是世界上的优等民族，“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他说“我在日本是就轻视支那人，当我来到支那的时候，我发现支那人比我想象的还要低劣”；他崇敬日本军国分子，经常参拜靖国神社，为他爷老子、爹老子们大唱赞歌••••••总之，日本和日本人什么都好，中国人猪狗不如。对这种狂热的法西斯论调，我们当然应该给于谴责和痛斥，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世界上的世物是一个多棱多角的多面体，“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换一个角度，这个狗崽子在某方面也许说得有几分道理。比如他说我来到中国后，一些中国人“对我这个毫无背景的日本学生点头哈腰”，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他说当我问起在朝鲜战场上为了完成任务宁愿被火烧死的英雄时，一些中国人“居然说那种傻瓜再也不会有了”，等等。咱们有些同胞也太不争气了，见了外国人就膝盖发软，恨不得喊一声“干爸”，连敌视中国的外国人都敬佩我们的战斗英雄，咱们的同胞倒鄙视为“傻瓜”，这算他妈的什么玩艺儿!连我都恨不得淬你一脸唾沫，扇你两耳光，凭什么让一个外国人去尊敬你，赞扬你？可见，我们在谴责赵太爷的同时，也不必为阿Q的民族劣根性打掩护的。
如果不抱偏见，日本确实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我们还抱着封建专制的僵尸当香饽饽啃；日本战败后，励精图治，摽着膀子一门心思过日子，短短几十年就鼓捣出一个“世界强国”，而我们几十年净搞“窝里斗”，你咬我一嘴血，我咬你一嘴毛，至今才勉强弄了个“初级阶段”；日本重视科技发展，恨不得把科技人才含在嘴里，出口的都是清一色高、精产品，而我们把知识分子当成“臭老九”，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出口的都是洋葱大蒜；日本用罗盘航海，我们用罗盘看风水；日本把鸦片当医药，我们把鸦片当烟抽••••••
    扯远了，就此打住，赶紧回到腐败与客观环境的问题上。
    一个社会，一旦成了一个黑色的大染缸，就足可以把一切进步的意识，染得漆黑一团。二十多年前，那时的腐败还未形成大的气候，腐败为人们所不齿，连搞腐败的人，也觉得丢人现眼，只能偷偷摸摸。现在可好，谁能搞腐败，反而被认为有本事，或者憎恶与羡慕兼而有之，连一些搞腐败的人，也乐于在大庭广众之下炫耀：今天又腐败了一回。按照传统的观念，一些社会渣滓，如土匪恶霸，地痞流氓，投机钻营，刑事犯罪分子等等，历来被社会所厌恶和憎恨，姑娘们找对象，是不屑以这种人为伍的，要找老实本份的人，现在这个社会真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一下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找对象也变成了“宁找劳改犯，不找窝囊蛋”。这些社会渣滓，倒成了香饽饽，老实本分的正派人，倒成了窝囊蛋，真令人心里堵得慌。
    据一篇文章载，咱们中国有一位记者，到美国的一个城市要采访一下市长先生。当工作人员把市长领来，着实令咱们的记者大吃一惊：只见这个人个子矮矮，卑卑琐琐，没有市长的派头不说，还衣冠不整，满脸煤黑。当时记者就犯嘀咕了：这哪里是市长呀，该不是山姆大叔糊弄俺黄皮肤的中国人吧？也许这位市长先生看出了记者的疑虑，主动解释说：我正在打工为一户居民掏煤灰，听说您要采访我，怕慢待了先生，就急急忙忙跑来了，我这个样子，实在对不起。记者仍然疑虑地问：您身为市长，还需要打工吗？这一问，倒抡到这位市长疑惑了，回答说：我收入低，顾不住一大家子人，不打工怎么生活？我受雇好几家呢，定期为他们掏煤灰，以维持一家人的开销。
    在这位小城市的市长看来，打工挣钱，补贴家用，天经地义，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更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可同样的事，一到咱们中国，就人为地复杂起来，屁大点事也会闹得沸沸扬扬，真是“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前几年咱们的一家报纸，报道了一个市的财政局副局长，由于家庭经济比较拮据，利用业余时间上街蹬三轮车挣钱，立刻舆论哗然，为此报纸还开辟专栏进行讨论。有的说，这位局长丢人现眼，有失官体；有的说，自食其力，实属寻常；有的说，你把劲儿都用在了“自留地”上，哪有心思办好官差？有的说，现在社会上兼职的多了去了，是能够双方兼顾，公私双赢的••••••这样的争论，让美国人听到，真能笑掉大牙。在我看来，这位局长同志敢于冲破传统观念，自食其力，实属平常，也无疑是一位两袖清风的好官，根本就无须展开什么讨论。倒是那些说长道短的人，香臭颠倒，其观念被社会的大染缸染黑了。在他们看来，官就得象个官的样子，食有鱼，出有车，搂有小秘，行则装腔作势，站则一本正经。你身为财政局副局长，官也不小了，又是肥缺部门，随便搂巴点儿还不够你快活一辈子？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守着金碗讨饭吃，连有点姿色的小姐都知道发挥优势，努力开发大腿中间那四两肉呢！
我们中国人崇尚清官，千百年来经过诸多文艺形式的渲染，把人们的思想牢牢地套入了一个误区，即清官万能，不但可以悬壶济世，而且可以庇护我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当然，清官总比贪官好，但殊不知在封建专制的大环境下，清官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哪一个王朝是因为清官的作用而使江山永葆的例子，倒是看到不少圣君成就清官良相的例子。据说，被唐太宗李世民称作“镜子”的魏征，原来是李建成的谋士，当时也不过是一个缩头缩脑，唯唯诺诺的角色。“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作了皇帝，不计前嫌，把他老先生纳入自己的门下，为朕所用。正是李世民的博大胸怀，从谏如流，才使魏征一改往日的精神面貌，变为谔谔之士，往死里为李世民的唐王朝效命。如果把李世民换成殷纣王，你魏征胆敢充二百五，你纵然有一百个脑袋，老子也能把它砍光！在我看来，封建制度下的清官良相，之所以能够存在，原因大抵有两个：一个是遇上了比较民主一点的皇帝；另一个，是作为花瓶来应景的，因为清官的忠君思想，清官的廉政行为，对巩固封建政权客观上是有好处的。
    回头看今天，我们虽然也树立了许多“廉政标兵”、“反腐的斗士”，也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铲除产生腐败的旧体制，作用终究有限，腐败终成燎原之势，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打不胜打，防不胜防，不贪白不贪，贪了也白贪，反正受查处的是极少数，这就更助长了贪官们的侥幸心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只能被动应付，疲于奔命。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我国的腐败案件，逐年呈大幅度上升之势，形势实在不容乐观。如果我们对近二十年作“蒙太奇”式的回顾，就会发现腐败的脚步是何等的强劲和快捷啊！从最初的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只是电视机、电冰箱之类的鸡零狗碎，到现在的狮子大张口，贪官们的家资动辄几百万，几千万。仅潜逃出境的贪官就达四千多名，卷走资金几千个亿。据前几天媒体报道，我国警方在国际刑警的协助下，从国外引渡回一个大贪官，是南方某银行的一位行长，这个乖乖心狠手黑，卷走资金四亿多美元，足足有几十亿人民币呢，这可都是人民群众的血汗钱啊！
    诗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大约是讲凡事要抓关键的意思。反腐败斗争也是一样，不消除产生腐败的根源，不建立一套制约腐败的机制，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导致腐败愈演愈烈，结果只能是国家灭亡，人民遭殃。这绝不是我老小儿的恶毒诅咒，实在有二十年反腐败的教训在。大的方面不说了，咱们说一个小的方面吧。例如公款吃喝，十几年来我们确实下了不小的力气，左一个文件，右一个文件，左一个会议，右一个会议，左一个措施，右一个措施，从20世纪反到21世纪，硬是没有管住一张嘴，岂止没有管住，反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号，谓之“招待费”。据有关专家前几年保守的估计，全国每年的公款吃喝，大约在两千多个亿，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里，究竟合理的、必要的招待能占几何？只有天知道!我们只能从公务员们的醉眼朦胧中寻点端倪，从报销嫖窑子的发票中窥见一斑。套用罗兰的一句名言，真是“招待，招待，世间多少猫腻，假汝之名以行”。人民群众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是腐败的直接受害者，因而受腐败的伤害最惨烈，对腐败的痛恨最强烈。“共产党的干部，如果排成队，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挨个儿全都枪毙，肯定有冤枉的”，这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众多谚语的其中一条，这固然有偏激的成分，但仍足可以反映腐败的严重和人民群众对腐败的强烈憎恨。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一个政权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丧失民心。我们共产党最显著的特点，是靠民心夺取政权的，也是靠民心巩固政权的。民心这个东西，既虚无缥缈，又实实在在。实实在在表现在那里？就表现在当初我党振臂一呼，亿万“泥腿子”死心相随，流血牺牲在所不惜；表现在冒着危险甚至舍弃亲人的生命，也要保护我们的伤员；表现在宁肯忍饥挨饿，也要抠出粮食，支援前方将士；表现在明知随时有牺牲，也要把儿子把丈夫交给咱共产党，去打东洋，打老蒋；表现在淮海战役那八十万民工组成的小车队，担架队••••••时光仅仅过了半个世纪，现在如果国际国内一旦发生大的风波和动荡，人民群众还会象过去那样死心塌地支持我们吗？我看很难说。
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廉价的信心，轻率的决心，隔靴搔痒式的措施，终究于世无补。一些学者不负责任的误导，更使腐败披上了合理的外衣

    封建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人治，芸芸众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如果遇到一个好皇帝，如李世民之类，遇到一个好的父母官，如西门豹之类，就能活得稍微宽松一些；如果遇到一个混蛋皇帝，如隋炀帝之流，遇到一个混蛋父母官，如贾雨村之流，那就活该你倒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搞改革，如果触动不了封建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天上的流星，转瞬即逝，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等等就是明证。毋庸讳言，我们新中国是从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中脱胎而来的，身上不可避免带有封建主义的印记。我们现在搞改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历史上的小打小闹，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大手术，我们的最高决策层应该预见到它的复杂性，应该明白纲举才能目张的道理。在我等小民看来，这改革，那改革，政治体制应该先改革，起码应与其它改革同步进行。龙头不动，龙尾乱甩，是甩不出什么名堂的。“摸着石头过河”，其精神固然可嘉，但这决不是一个政治家所为。改来改去，只能是剪不断，理还乱，带来更大的麻烦，出现更加严重的后果。
    也许有人会问：咱们的政治体制怎么了，以至于惹得你如此地咬牙切齿？列位看官莫急，容俺小老儿慢慢道来。
    冤有头，债有主，既然咱们是从封建社会脱胎出来，那就还得从封建社会说起，把咱们的老祖宗拉来作个证人。
    干部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体制的派生物，就是官本位，升官发财就是一些人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从封建时代的野史、小说中可以发现，一些“书呆子”、“老学究”一辈子都在赶考的独木桥上挤来挤去，考上了，立马趾高气扬，胡作非为，花天酒地，运气好的话，还能把皇帝的女儿搂进被窝消受一番。落榜了，对不起，即使你有满腹经纶，满脑子的治国良策，也是白搭，只能继续萎萎琐琐地过日子，还啃你的窝头去。后人看范进中举，觉得好笑，认为老先生考中了一个举人，就乐的疯疯癫癫，还得靠他老丈人一巴掌才能打醒。其实，范进考了一辈子，直到六十多岁几近绝望的时候才中了举，能不乐疯吗？换了你小子，说不定疯的得更重，一巴掌都打不醒呢。
    科举谋官，靠的毕竟是真本事，最要命的是不择手段，卑鄙无耻。这方面的例子，真是多极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们还是花开千朵，单表一枝吧。例如，唐武则天时，有个和尚叫薛怀义，常在大内行走，深得武后宠幸，宠幸到男女说不清的地步。有个半吊子文人叫宋楚客，想官想得发疯，就搞了一个“曲线做官”的把戏，抱住薛和尚的大腿不放，恨不得叫声亲爹。他连续为这个和尚写了两篇传记，极尽献媚吹捧之能事，说俺光头爸爸是释迦牟尼重生，观音菩萨再世，把这个秃驴吹得晕头转向，好不快活。我猜想，也许是这个老秃在和武则天调情时，顺便说了一句“小楚不错，压压担子吧”，武则天就封了他一个“内史”的官儿。武则天一同意，就算“常委会”通过了，立刻就下了任命通知。有个人叫张岌，见宋楚客靠溜须拍马作了官儿，遂照猫画虎，也作起了薛和尚的孙子，常常抱着一块黄绸子跟在和尚屁股后边，要上马时，就黄绸铺地，跪在马旁，作和尚的上马石。这个张岌，时间不长也作了官儿，什么官儿，书上没说，小子我也不便乱猜。
前有车，后有辙，事情往往是有连锁效应的。以后的各位一个比一个卑鄙，一个比一个无耻。郭霸尝酷吏来俊臣的大便，宋之问为武则天的情人张易之捧便壶，用各种自虐的手段来显示忠心，表明孝心。据说，他们都安排了，并且安排得还不错。
    最令人叫绝的还有一个叫崔缇的人。此人出身高贵，仪表堂堂，据说细皮嫩肉，身材魁梧，大有潘安之貌，关公之容。在咱老百姓看来，要地位有地位，要金钱有金钱，美酒佳肴，娇妻美妾，你还折腾个什么劲儿啊？他不，他非要弄个实职干干。他老兄出招儿更奇，竟利用自己的姿容，用屁股打天下。他先给张易之当男妓，后又依附太平公主，来个一马双跨。这还不够，又把老婆和两个女儿，送到东宫，供太子寻欢作乐。良苦的用心，特殊的贡献，终于得到领导的赏识，捞了个“中书侍郎平章事”。这是个什么衔儿？恕我才疏学浅，不得而知，大概相当于副部级吧。
   这些人的卑鄙无耻，当然应该受到鄙视和谴责。但“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往深处想想，实在是封建体制造的孽，板子应该打在它身上。如果有一套科学的，民主的干部任免体制，靠歪门邪道根本就无济于事，谁还去作那种劳而无功的事？即使再傻的人，也知道大便不好吃，捧便壶不光彩，老婆和女儿让别人糟蹋，未必就甘心情愿。卑鄙的手段必然联系着卑鄙的目的，大路不通走小路，也就实属正常了。
    现在，社会已进入文明社会，可此类丑恶现象并没有绝迹。往轻处说哪个见了领导不笑脸相迎，面带桃花？有事没事也要找领导“汇报汇报”，汇报是幌子，联络感情才是真的。领导要来视察，一干人等浩浩荡荡到地边相迎，恭候大驾，走时又是一干人等浩浩荡荡送出地界，可对老百姓又是另一番景象，不关心他们的疾苦不说，甚至找上门来，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虚于应付。往重处说，可就没边了，还是举两个小例子，让事实说话吧。某地有一位领导干部，和卖淫女睡了好长时间，觉得用物质回报还不够，就利用自身优势把她捣鼓成了国家公务员，成了一名工商干部，你让我生理上舒服了，我让你在政治上也舒舒服服。某省有一名女仓库管理员，靠皮肉生意，步步高升，几年间愣是一直作到了厅级的高位，真不知人事制度的严肃性哪里去了！
我们中国是一个善于作表面文章的国家。什么龌龊的事情，拿到桌面上也会把它打扮的光光亮亮，合理合法，让你无懈可击。我们现在的干部任免，从程序上不能说不完善，从形式上不能说不民主，从道理上不能说不公正，但掀开这些冠冕堂皇的外衣，其实质仍然是封建主义那一套。少数人说了算，甚至个人说了算，仍相当盛行；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仍相当普遍。下级的乌纱帽都一级一级掌握在上级的手中，上级决定你的升迁，上级决定你的命运，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其结果只能是个人依附，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你再喊“我们是人民公仆，要为人民服务”，即使喊破嗓子，也不会有多少人去理会的。道理很明显：群众又决定不了我的命运，我为你服务个鸟！
    据媒体报道，云南省呈贡县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份，人民生活还很困难，可县委、县政府竟动用国家工程款一次购进五辆高级进口小轿车，花去三百多万元，造价三十亿的工程，可真正用于工程的仅为十六亿元。上行下效，老子混蛋，儿子也跟着混蛋，这个县的土地局局长，也购进一辆同型号的高级轿车。挥霍起人民的血汗钱来，面不改色心不跳，人民的死活可以不管，但讲排场，讲阔气，讲享受，一个比一个牛气。违法行政，暴力行政，致死人命的案件，时有发生。福建省泉州市涂岭镇搞土地开发，没有国家批文，不给群众商量，不给拆迁户签订补偿协议，不给拆迁户安置住房和解决建房用地，就动用推土机强行拆迁。更为严重的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开发商身带凶器，酒后闯入某拆迁户家，将复员仅七天的复员军人活活杀死，并将其父母砍伤。写到这里，我双手发颤，气愤难平，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么？国民党也不过如此！没有体制的制约，没有有效的监督，怎么得了！
    如果说此类血腥的案件不足以代表普遍性的话，那么，不流血的“内伤”也实在不少，带有很大的普遍性。一九六0年全国人民普遍挨饿，甚至饿死人，下级一级一级向上汇报“形势大好”；咱们的公仆个个都是活神仙，社会主义的土地也实在争气，亩产能达十万斤，赶英超美，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不顾客观实际的瞎折腾，全民大办钢铁，一堆堆废铜烂铁昭示着光辉的成绩，劳民伤财；米不够，水来凑，国民经济成倍翻番，数字打着滚儿上涨，可工人成批成批地失业下岗，生机不保；有些地方，企业长期停产，可产值、利润照报，甚至空穴来风，玩空手道，随便编造一个企业的名字，各种数字随之而来，皮之不存，楞能长毛，真能羞煞孙大圣。“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说假话就能讨好上级，就能出成绩，就能有官作，就能有实惠，不哄白不哄，干嘛不哄呢？至于老百姓，一边待着去。所以，有人曾戏言，咱们中国就像一棵爬满猴子的树，位置在高处的猴子往下看见的全都是笑脸，而位置在低处的猴子往上看见的全部是屁股。虽是戏言，实在是形象生动，入木三分。
    最要命的是买官卖官。翻开历史看一看，大凡一个社会，只要腐败到买官卖官的地步，其内伤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现在买官卖官的数量究竟能占多大的比例？这真是一道歌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实在不好做出确切的统计。不过，我们仅从揭露和查处出的案例看，已相当严重了。有些地方，不揭则已，一揭就是一窝，这样肮脏的交易一个县就能涉及几百例，真令人目瞪口呆，头皮发麻。很显然，买官作为一种投资，是要讲回报的，不收回本钱，不赚取更大的利润，他是不会歇手的。所以，你给这些人讲廉政建设，无异于与虎谋皮，交易一旦确立，买卖双方从精神上利益上就形成了神圣的同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相互勾结，相互庇护，所以，你靠这样的人抓反腐败斗争，见鬼去吧！我们查处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哪一个不是在主席台上道貌岸然，一身正气？讲起反腐败来，哪一个不是痛心疾首，侃侃而谈？
    我们共产党的纲领，不能说不神圣；我们共产党的目标，不能说不宏伟。但由于没有得力的措施作保障，这样的神圣和宏伟，终究难免成为空话。譬如过河罢，面对滔滔的洪水，光有决心和信心不行，恐怕首先应考虑桥和船的问题。既不建桥，又不造船，纵然你决心再大，信心再足，终究不过是一句廉价的承诺而已。
    在这里，我要插播一段“广告”，顺便说一下目前的行风评议，因为这个话题也颇能说明一点问题。咱们有关部门抓行风评议，其动机实在是很好的，目的是通过群众的参与，对一些有相当的权利、直接接触群众、直接面对基层的部门，通过监督和评议，以达到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目的。但恕我直言，这样的举措，虽然轰轰烈烈，煞有其事，但效果实在有限，我说这话，也许有点残忍，也有可能遭到主办单位的非议。但事实确实如此，没有办法。你想呀，凡有权力的部门，哪个头头不是树大根深？没有背景甚至特殊的背景，你根本就到不了那个位置，一个个象大爷似的，他会在乎你老百姓瞎喳喳几句？群众再有意见，只要上级的“一把手”不点头，谁又奈何得了他？所以，在权力部门，即使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你也不能小瞧，差不多都是有背景的，不是领导的亲属，就是和权力人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触动他们的灵魂，谈何容易！有一次，我去一个权力部门办事，进得门去，只见大院内竖有办公文明用语的牌子，威风凛凛，气势恢宏，赫然标有各种承诺的条款；进得办公室，又见个个办公桌上放着精致的小牌牌，标有各人更为具体的承诺内容。从表象上看，犹如出嫁的闺女又回到了娘家，心里热乎乎的。但你要真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上前问一位男士，这个手续在哪里办？他翻了一下白眼珠，审贼似的在我脸上盯了一会，下巴向右一撇，不要说文明用语，热情服务了，连话都懒得跟你说，一副傲慢的衙门作风，搞得你无所适从，真拿不准他的“向右一撇”是指他右边的办公桌还是他右边的办公室。我大概有二分干部模样，境遇还算是好的了，总算还值那么“一撇”，有两个农民来办事，连问了几声，他们闲篇儿照拉，就是不屑搭理你。这样的现象，若非我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还真不大相信。
    表象背后是本质，小事背后现体制，一滴水也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我之所以举这样一个小例子，绝不是单纯泄一下私忿，只是说明，不解决政治体制，不从根本上解决“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我们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作为反腐败的主力军，多年来苦苦战斗在反腐斗争的第一线，殚精竭虑，惩恶扬善，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但由于体制和大环境的制约，也只能疲于奔命，被动应战。千辛万苦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对于惩处腐败分子，警示后人，延缓腐败的进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所采取的廉政措施，如廉政教育、廉政谈话、廉政述职报告、财产申报、廉政责任制、行风评议等等，尽管效果有限，有过分依赖“自律”的弊端，带有隔靴搔痒的性质，但板子应打到旧体制的屁股上，不应打在具体执行部门的身上。
现在有一种说法比较流行，即反腐用重典，多判刑，多枪毙。这种动机是好的，也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仔细想想，也不尽然。腐败对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威胁，统治者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对它没有不深恶痛绝的，莫不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由于阶级属性的局限，一边反腐败，一边又搞腐败，最后又一个个栽在腐败之手。查历史可知，历史上打击腐败最严厉的当属明朝，手段也最残忍。朱元璋登基后，明令规定凡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枭首示众，剥皮揎草，甚至搞诛连，灭九族。为了一点经济利益，成百成千的人都成为刀下之鬼。按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朱明王朝规定的红色警戒线不可谓不高，惩治的手段不能说不残酷，但腐败仍然层出不穷，明王朝终被腐败打倒。我们现在是文明时代，讲究“一人犯罪一人担”，你总不能为了千儿八百元就把人家杀掉吧？总不能连其家人“一锅炖”吧？可见单纯靠重典，没有其它配套措施，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的。
   最讨厌的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高谈阔论，误导群众。
    误导之一，是“腐败合理论”。根据他们的观点，经济要发展，就必然有腐败，并还举出了某国某国的例子。这就等于告诉老百姓：发展经济和腐败是一对矛盾，你要发展经济，就得容忍腐败，你要反腐败，就不能发展经济。这是哪国的逻辑？我至今琢磨不出发展经济和腐败之间的必然联系，倒看到世界上好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等，经济发展了，也没有腐败到哪里去。
    误导之二，是“下岗合理论”。面对当前企业倒闭，成批工人下岗失业，我们的学者又说了，这是资产重组中的必然现象，为了大局，你们就忍忍吧。不错，社会转型，资产重组，是会带来部分工人下岗。问题是，有多少工人是属于正常重组中的下岗？我看大部分企业倒闭，大部分工人下岗，正是经济秩序混乱，一些腐败分子浑水摸鱼，大肆鲸吞国有资产造成的。不给国家出主意解决这些腐败问题，反而用合理的表象去掩盖事物的本质，全力诠释它的合理性，用意是什么？
    误导之三：是“高薪养廉论”。他们说，咱们的官员之所以贪污受贿，是因为钱少，不够花，增加他们的工资，就不会去贪污受贿了。猛一听，似乎有点道理，但稍加分析，是站不住脚的。按照这种逻辑，小偷也是有道理的：我所以偷，因为我没钱；抢劫也是有道理的：我没有钱，所以抢。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贪污受贿，之所以有腐败，是由客观环境和人的本质决定的，和工资的高低无必然的联系，有多少贪官拥有成百万成千万的资产，仍然贪心不足，多多益善，这是薪水高低的问题吗？再说，薪水的高低是由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要满足人的物质欲望，除非到共产主义。
    误导之四，是“形势大好论”。他们说，咱们的干部，咱们的党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腐败分子是极少数，少数人的腐败不足为虑。不错，我们有几百万干部，有五千多万党员，的确大多数是好的，但这能仅仅从数量上对比么？一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作用和造成的后果也大为不同。例如，我是党员，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党员，我是干部，他老人家也是干部，但此党员不是彼党员，此干部不是彼干部，“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他老人家一个指示，举国震动，山河动容，锣鼓喧天，万众沸腾，一句顶一万句；我若东施效颦，也来一个指示，谁理你？恐怕连个屁都不如。他老人家一句话，就能发动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干了十年；我即使再折腾，好也好不到富国强兵，坏也坏不到祸国殃民，最多像阿Q那样，跳进尼姑庵，摸摸小尼姑的脸蛋，拔几根萝卜，偷几颗白菜。成克杰、慕绥新们一受贿就是几百万上千万，我一分钱谁给你？程维高们一句话就能安排一个厅级处级干部，我连子女的工作都安排不了，大人孩子只能做虫。
总之，误导也罢，粉饰也罢，都不管用，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贪官横行，腐败泛滥，这是掩盖不了的事实。娼妓、毒品、黑社会，是旧社会的三大典型特征，几千年来的各代政权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咱们共产党以雷霆万钧之力，秋风扫落叶般地把这些丑恶的痼疾一扫而光，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共产党万岁”的呼声响彻云霄。现在，三个妖魔冬眠已过，又气势汹汹杀将过来，“搅得周天寒砌”，我们浑身是嘴又如何解释？老百姓该如何评价我们呢？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党员，实在无话可说。

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就能指挥千军万马。美国人说，把希特勒给我，肯定又是一个好总统。从苏联解体说到“三瓣章”

    逻辑思维难免枯燥，而具体事例就生动多了。上点岁数的人都知道，在农村，分田到户以前，一个生产队二三百口人，而真正出工的不过二三十人，队长往往要敲上两三遍钟，人们才稀稀拉拉、懒懒散散挪到田里，“出勤不出力，只为混工分”成为普遍的现象。遇到农忙季节，队长急得团团转，扯着嗓子骂娘也无济于事。原因何在？正是“大锅饭”的体制扼杀了人们的积极性。
分田到户后，不用催，不用喊，人们自觉往地里赶；体制的魔力就是这样神奇。纵观我国各式各样的改革，我看数农村分田到户的改革最为成功，也最见成效，邓小平在这件事上功不可没。
    我家共分到三亩多地，可干活的不多，只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和一个未成年的侄儿，其余都是非农业人口。我弟兄劝老母亲把地让给别人算了，我们养活的你。可老母亲死活不同意，非要种。她有她的办法，每年春播秋收，她一个命令下来，儿子、媳妇、闺女、女婿、孙子、孙女、外甥、外甥女，统统奉命而来，七手八脚，一天就解决问题。我们弟兄两个，一个是乡长，一个是局长，放到北京，那是老百姓一个，是根本不算啥的，可在基层，多少也算个人物了。老太太才不管你这个，在她看来，你是吃我奶头长大的，就是当了国家主席，也是我儿子，所以每逢老太太调遣，就得乖乖地回来接受劳动改造。我数了数，参加劳动会战的，每次都在二十多人，和一个生产队出工人数不相上下，而且个个都是实实在在的出力。如果在生产队，只有我侄儿一人能勉强出工，可体制这么一改，四两拨千斤，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就能指挥千军万马，就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达到最大限度的资源配置。在这件不大不小的小事上，难道不能说明一个深奥的道理吗？
    现在农村的各种矛盾仍然很多，其中财务问题比较突出，群众反映尤为强烈。据信访部门统计，在所有上访案件中，反映财务问题的大约占一半以上。究其原因，就是审批“一支笔”，收支不透明，猫腻很多。前几年我在经贸局任职的时候，带人到一个村检查乡镇企业，支部书记正在介绍企业状况的当儿，他的手机响了，从他那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好像听出是报销什么单据的。果不其然，他接完电话，苦笑着对我说：是县直机关的一个关系户，想来我村报销个人单据，前几年还行，现在不行了。我问：现在为什么不行了呢？他说：以前我是“一支笔”审批，为照顾关系，报就报了，今年我村成立了村民代表大会，下面专有一个财务审批小组。据他介绍，财务小组共有三人，审批单据时再组合在一起，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缺一不可，并定期公示上墙。自从实行了这个制度，群众没有意见了，虽然自己权利相对减少，但也确实堵住了不少关系户，也乐得少得罪人。
    哎呀，我的乖乖！以前我们总是教育我们的干部，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片面强调“自律”行为，可这个问题总解决不好，一个小小的“三瓣章”，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你说什么最灵呢？
个人说了算，难免不腐败，监督不到位，难免出问题。等问题成堆了，再去被动地解决，解决起来十分棘手，得病如山倒，治病如抽丝，“预防为主”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九九八年冬季，县委抽调我去一个上访村解决问题，任工作组组长。到这个村稍一了解，不由令我大吃一惊。该村不大，不过一千多口人，按照以往我搞农村工作的经验，一般为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可这个村太复杂了，干群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矛盾交叉，错综复杂，光群众就分为三个利益团体。就在工作组进驻的前两天，个别干部暗箱操作，还在搞企业承包，以便抢在工作组前头，造成既定事实，迫使工作组就范。真是狗咬刺猬，没法下嘴。
    怎么办?怎么办？我苦苦地思索着，寻找破解歌德巴赫猜想的钥匙。
    我逐渐冷静了下来，作了认真的理性分析。在做好调查的同时我感到该村尽管矛盾重重，但还是有迹可循的，那就是：个别干部独断专行，搞家长制，办事无章法，随意性太大，并且不排除有腐败的问题。抓住这个牛鼻子，问题就好办了。
    我突然想起了沙龙，何不采用沙龙的战法呢？
    沙龙是以色列的一个极端主义分子，现任以色列总理，第一次中东战争时任以军三军元帅，别看此人政治上极端反动，军事上却相当有一套。他率领三军与阿拉伯联军拼死决战，把联军打的稀里哗啦，并大踏步向阿拉伯国家的纵深推进。中途偶有小股抵抗，他不纠缠，不恋战，只派小部队围而不打，率领大部队直扑目标，一鼓作气，不使对方有喘息的机会。待冲向目标后，大局已定，再回头收拾一个个残余抵抗的土围子，就易如反掌了。我和工作组统一了思想，决定从抓机制入手，不在细枝末节上作过多的纠缠，连续砍了三板斧。
    第一板斧，完善村民代表大会制度，让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下辖若干职能小组，各司其职，一切公正透明，坚决杜绝“一言堂”。
    第二板斧，报请乡党委批准，重新选举党支部；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的意见，重新选举了村民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
    第三板斧，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如企业承包，宅基地发放，财务管理混乱等，凡暗箱操作的，凡显失公正的，原则上一律推到重来，本着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按程序办事。对个别不符合承包程序的企业，但大致合理，确有瑕疵，重新发包会造成重大损失的，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完善承包合同，做到双方兼顾。
     这三板斧，砍出了机制，砍出了公正，群众比较满意。当然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这是因为客观上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主观上本人能力实在有限。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了西安机电总公司总经理周长清的案件，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使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个周长清几次携巨款下澳门豪赌，前后共输掉公款五百多万元，把一个好端端的公司断送了。他被捕后，面对镜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公司的财务制度是很严格的，但对于我这个一把手来说，却毫不起作用，我从公司拿钱，就像从自己家拿一样方便，说拿多少就那多少，无人敢问。可见，失去了监督，就必然出问题，这也就是周长清、胡长青们腐败的原因。
    人是后天型的动物，一般而言，在什么环境下生活，就和什么样的环境融为一体。中国科学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主任杨焕明教授，在说到基因与腐败的关系时举例说：德国人给美国人开玩笑，德国人说，你们幸运，没有希特勒。美国人说，把希特勒给我，肯定又是一个好总统。可见，一个人的好坏，和基因没有必然关系，完全是后天环境的产物。我们看美国，一个“水门事件”，就把尼克松搞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你是总统又怎么拉？作了不光彩的事，媒体照样曝光你，法院照样传唤你。在我们中国，永远只是打死老虎的英雄，人失势了才倒霉，势力正旺，就永远一贯正确，光辉灿烂。毛主席去世了，大家才七嘴八舌，叽叽喳喳，文化大革命这也不好，那也不对，老人家在世是，谁又敢放一个屁？不挤出你的蛋黄子才怪。
    这就是国情的不同。我们中国的所谓“官”，就是权力的象征，而在有些国家，“官”只不过是一种职业，从事行政管理而已，和炼钢工人、卖菜的商贩一样，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英国前首相希思，从政前是从事音乐指挥的，不当首相后，仍然从事自己的老职业，也不觉得丢人。撒切尔夫人在任首相的时候，也像普通人一样，到自由市场买菜，和小商贩讨价还价，锱铢必较，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克林顿总统夫人，有一次去一个单位办事，仗着第一夫人的招牌，在传达室大声喧哗，被门卫当场轰了出去。这在我们中国，简直不敢想象，第一夫人驾临，再刻板的脸上也会挤出谄媚的笑容来，不要说大声喧哗，她即使在你传达室撒一泡尿，你也许认为是圣水降临呢，哪敢轰她？除非你是吃了豹子胆。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会自取灭亡，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也是历史的教训。十几年前的东欧和苏联事件，我们有意识地、谨慎地称之为“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其实，巨变也好，解体也罢，总之是那里的共产党退出了政治舞台，宣告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究其原因，众说纷纭，我看其实质还是那里的共产党失去了民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原因还在自家本身。我们看最近的俄罗斯全民选举，共产党只得到了百分之二十的支持率，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在野党，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么？至于东欧诸国，嬗变得更为彻底，大多加入了“北约”，跑到了昔日“敌人”的阵营去了。这种惨痛的教训难道不发聋振聩，令我们沉痛反思么？
    改革就要痛下决心，改革就要实实在在，改革就要全面彻底，改革就要不怕风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行，“犹报琵琶半遮面”不行，怕打破坛坛罐罐不行，怕失去既得利益更不行。我们看《红楼梦》，在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全大体”中，也有一场改革的举措，贾家三小姐贾探春任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寡妇李纨、外住户薛宝钗和半是主子半是奴才的平儿为成员。她们的改革无非是让下人搞点“承包”：老祝妈家善管竹子，就把大观园的竹林承包给她；老田妈是泥腿子出身，让她承包“稻香村”的土地；老叶妈有点社会关系，为掌握平衡，让她承包了怡红院中的花圃。一一分派完毕，算盘一扒拉，“每年就有四百多两银子的利息”。最逗人的是“承包费”的名称，三小姐认为露骨地以“承包费”冠之，有损其名门望族的名声，所以“也不必要她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承包费”变成了“孝敬钱”，既得了钱，又维护了名声，既吃了鱼，又闻不到腥，一个个心知肚明，皆大欢喜。
    在这场所谓的改革中，贾家三小姐表现得尤为突出，往奴才们面前一坐，颐指气使，人五人六，一副“第三梯队”的派头，一副救世主的嘴脸。她也不想想，一年区区四百两的进帐，对这个封建家族能起多大作用？元春娘娘省亲，光建造大观园就花了上百万两银子，连这位皇上的小老婆都说“太铺张了”。他们食不厌精，烩不厌细，仅一个茄子菜，就动用十几道工序泡制，惊得刘姥姥只有啧嘴的份儿。不触动封建的政体，任何改革都是滑稽的。可一旦动了真格的，触动了封建的经济基础，不但贾母、贾政们不答应，恐怕这位三小姐也不会同意，保准会竭力反对，立马就现了原形。
    纵观我们现在的改革，弊端也实在不少。究其原因，滞后的政治体制，混乱的经济环境，再加上不法之徒的投机钻营，兴风作浪，必然会坠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泥沼。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查处出的大量腐败案件，不正说明这个问题么？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社会的人，既能改造社会，又被社会环境所制约。全国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等首脑人物准备移驾北京城，着手建设新中国。动身前毛泽东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叫“进京赶考”，考上与否，完全决定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的“怪圈”。何谓历史的“怪圈”？就是夺取政权——腐败——丧失政权。历代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个怪圈中转了几千年，始终没有转出来。毛泽东的这个比喻可谓说到了点子上，可惜在实践上出了问题，与他老人家的初衷南辕北辙，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事实再次证明，不从体制上作根本的改革，再伟大的人物也难免被“怪圈”所俘虏。后人评价毛泽东，多从他的具体行为上挑毛病，甚至从个人品德上找原因，这实在是皮毛之见。照我看来，有什么样的体制，政治家就会采用什么样的对应手段，仅仅从政治家们自身品德上找原因，实在是舍本求末，有失公允。在“美帝国主义”那里，你要想当官，就得到处搞演讲，拉选票，求得老百姓的认可。在中国，你要想当官，就得动刀动枪，不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算不成，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便是。你若想巩固政权，坐稳江山，不搞点儿歪门邪道不行，不把反对派的嘴用针缝上不行，必要的时候，砍下你的脑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农村，村委会的选举也颇能说明问题。以前村一级的行政长官，都是上级任命，你要想占这个位置，就得像三孙子似的讨好上级领导，甚至行贿，让赵公元帅为你打通关节。实行 村民直选后，讨好上级的办法不行了，你就得讨好选民，搞承诺，发宣言，拉选票，群众才真正尝到了当家作主人的感觉。
    2004年，中央集中推出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等五个法规性文件，当时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实在可喜可贺。尽管这些措施出台得晚了些，尽管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但毕竟表明了最高决策层在认识上的飞跃，表明了在惨痛教训面前的初步清醒，表明了抓源头治理的决心，表明了对体制建设的重视和敢于忍受阵痛的大家风范。亡羊补牢，也许为时未晚。
在欢欣鼓舞的同时，请允许我说一句倒胃口的话：切不可盲目乐观，一劳永逸。这是因为：对于飞速前进的腐败，即使采用紧急制动，巨大的惯性也会前行很长一段路程；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时期内洗涤干净；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面对全新的挑战，需要有一个由迷惘到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一些即得利益者面对即将失去的利益，必然会作拼死的反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以往屡试不爽的伎俩，必然故伎重演，使此项改革流于形式；由于这些规定、意见本身的局限性，还没有从根本上跳出“以官治官”的窠臼，有旧病复发的潜在危险••• •••
由此可见，我当时对这些改革措施抱有很大的希望，倾泻了满腔的热情。遗憾的是，几年过去了，一切还是老样子，不免大失所望。
    怎样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今天罗里啰嗦谈了不少，所剩时间已经不多，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咱们共同探讨。

    问：2004年，您当时对政治体制改革充满了信心，您是否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答：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我如果耍滑头，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但如果实事求是，就有一定的风险。我想，既然我们有缘走到一起，冒点儿风险也是值得的。
    不错，我最后是充满了激情，但我要告诉你们，那是2004年的真实感想。现在看来，未免书呆子气。2004年到现在，已经5年了，效果如何，大家看得见，也有体会，不必我费口舌。
    我认为，20多年的改革，除了家庭联产责任制是成功的，其它都达不到“成功”的档次。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例如干部体制改革。我不知道“乡镇合并”和机关的机构合并是不是全国的统一行动，从这一举措来看，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而已，并没有改变人浮于事的状况。乡镇合并了，干部也合并了，好家伙，巴掌大的一个乡镇，就有100多名干部。机关的机构合并也是一样，部门相对少了，人还是一样多。
    就权力的高度集中而言，比改革前更厉害。以前有些大事还集体研究一下，现在权力全部集中在“一把手”那里，有的走走过场，有的连过场都省了。河北省武安市教育局长，在人事问题上从来不经过集体研究，全是一人说了算，以致于一夜就调动了300多人。当问起经过班子研究否？他反倒十分惊奇：有这个必要么？我们从来不通过集体研究。
    你看看，咱们扣除深层次的腐败问题，即使按纯粹的组织原则，多么地令人震惊，多么地发人深省。遗憾的是，这样的单位决不是少数，有些虽然变相地履行了一下组织原则，实际上还是“一把手”说了算。不然的话，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裙带风那样盛行，为什么买官卖官那样猖獗？
    我再给你们讲一件真事：有一个县，县长见一台变压器紧挨政府大院的围墙，有碍观瞻，就让电力局挪了一下。谁知刚挪完，书记知道了，大怒，认为没有经过他的批准，是对他权威的最大藐视，立即下令挪回原地，不然就撤你局长的职。你看，屁大一点事也要经过“家长”，这样的状况与我们要实现的宏伟目标相比，何等地不适应。
        问：您认为西方的政治体制一定适合我们吗？
    答：我可没有这么说。从理论上讲，否定甲并不一定非要选择乙，选择应该是多元化的。我们打个比喻吧：一个人身上有了炎症，用了一段青霉素，如果效果没有大的改观或者更糟，那就要考虑换别的抗菌素。抗菌素的种类很多，可供选择的范围也很大，不一定非选链霉素。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种药能治好病就是真理。
        问：您对“先进思想”怎么理解？
    答：货真价实的“先进思想”当然最重要，它无疑是人的大脑指挥系统。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为什么换汤不换药？就是缺少这个东西。陈胜、吴广起义，八字尚未一撇，就讲起了享受，有一次，陈胜的老乡来看他，见他满屋子奇珍异宝，惊呼：哇塞，你发了吔！洪秀全也是一样，半壁江山都没有到手，就称孤道寡起来，仅后宫供他玩弄的漂亮女人就有几千人，庞大的官僚机器比清政府都厉害。这样的人如果夺取了政权，我看比清政府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糟。由此，我真替那些流血牺牲的农民兄弟悲哀，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不过是“怪圈”中的一个“环”而已。
         问：如果让您扼要概括东、西方的差异和优劣，您会怎样说？
    答：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我只能这样回答您：
    咱们在东方，他们在西方；咱们是白天，他们是晚上。这就是差异。
    至于孰优孰劣，那是很明显的。因为每一天都先从咱们这里开始，咱们阳光普照的时候，他们还在黑暗中憋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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