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外交神坛走下父子情深

苗洪

曾国藩：从外交神坛走下父子情深

      序言：我们在曾国藩逝世145周年纪念之日选择了一项鹏鸣关于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散文《曾纪泽与伊犁九城》的评论工作。该散文作品是鹏鸣著作《大美唐布拉》其中的一个章节。历史的硝烟早已荡然无存荡然无痕，但是由中华民族历代优秀儿女所创作的辉煌业绩，却常留青史。或许我们在浩瀚的历史档案及其历史资料中很容易捕捉到曾国藩及其其子曾纪泽的人生经历或外交传奇，或许在我们今天倡导世界意义的一带一路的发展浪潮中回眸中国近代史外交事务韬光养晦的传奇更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中华民族在伟大民族复兴进程中继往开来，勇往直前的精神境界及其精神内涵。



   

    《一》



  当我们今天以某种现代价值观的视野去回顾曾纪泽的人生过程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曾纪泽无论是在对于国家的认识及其爱国主义的觉悟层面等方面，他既传承了父亲曾国藩立志成为国之栋梁的人生信念，又同时在觉悟本质上作出了提升父亲忠君之道的立身理念，将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前景建立在国际环境的大方针之下，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面父子的人生格局。而这种与父亲忠君之道的决裂与分道扬镳，并不影响父子之间的亲情关系。鹏鸣在《曾纪泽与伊犁九城》明显的叙述了这一分裂的过程曾纪泽可谓深得其老爹的真传。他牢记老爹关于“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并向着人生的最高目标“治国平天下”奋进。

      

     曾国藩把他的大儿子曾纪泽教育成了一个多才多艺的“国之栋梁”。曾纪泽通经史子集，写诗作文很有一套，书法绘画也是行家里手，他还精通算术。受洋务思潮影响，他在而立之年刻苦学习英文。他学习英文的办法很特别，就是拼命地死背《圣经》，通过背《圣经》，他居然达到了基本可以应用的程度。他还潜心研究外交和国际政治，是当时“学贯中西”的著名人物。所以，我们在阅读《曾纪泽与伊犁九城》一定要注意到鹏鸣许多方面的拓展性描写。



   

    而与此同时，关于曾纪泽的人物历史传奇焦点与其说是体现在满怀信心民族振兴的乐观主义方面，更体现在他的英年早逝人生经历方面。因为他的早逝或许是导致他的一系列爱国主义思想见解及其外交胆略及其策略更加具有震撼的意义。他用仅仅51年的生命历程，半个世纪的外交实践，谱写了一曲震惊中外的睡狮已无复有睡之意的信念之歌。鹏鸣在叙述曾纪泽的一生传奇过程中，采用的方针几乎是平面而波澜不经的顺序叙述手法从而弥补了历史资料中关于曾纪泽生平事迹过于繁琐及其过于跳跃的情况，让我们在宁静的视野中去了解这一传奇人物与伊犁回归的伟大壮举。



  而如何让读者自然而平静的在这么一个基于真实人物档案基础上去有感情色彩的阅读一个被散文化或者说是被文学化处理的曾纪泽形象，是鹏鸣散文结构的主线。我们在这篇散文中可以看出鹏鸣文学化曾纪泽形象的典型性处理：曾纪泽毫不退缩，镇定自若地回答，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绝不只限于一个伊犁！——很明显，这些文字是关于化曾纪泽形象文学角度的创作与拓展。如果没有这一经典似的拓展，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从感情方面去接受一个始终如一被神化的曾纪泽形象。



  尤其是关于曾国藩一生功过，一直争论不休。他率领湘军于1863年攻下南京后，就军事实力而言，已经控制了全国最大的军事力量，就连清廷也望尘莫及。若他振臂一呼，极有可能就可以从满族人手中夺回统治权，而且曾国荃、彭玉磷等10余名湘军将领也曾劝进于他。但曾国藩手书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山高心自知”来表明自己并无反意。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平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是他最主要的人生哲学。他认为“功不必己出，名不必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他认为“人生有穷达，知名而无忧”。曾国藩当初组建湘军的目的很明确：保卫儒学，保卫清政府。在曾国藩起兵时，所发布的《讨粤檄文》打的就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西方教会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他号召天底下的读书人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方文化。



  《二》从晚清第一名臣家族走出的外交官



   曾国藩被推崇为“晚清第一名臣”“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蒋介石一向把曾国藩的著作看成是经典，并经常拜读而至烂熟于心。曾国藩的家书也被现在的有些人视为教育子女的范本。但是，对于曾纪泽来说，其父曾国藩所具备的千古完人桂冠也好，官场楷模的品行也好，这些来自父亲的优秀基因及其优秀经验毫无意义——因为他所面对的既不是与太平军的周旋，也不是与当朝不同政见者的斡旋与唇枪舌剑，他要面对的是国际沙场。

      

     由于才学出众，曾纪泽被任命为大清国驻英法公使。1864年，浩罕汗国贵族、军事首领阿古柏发动叛乱，建立哲德沙尔政权，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讨伐叛乱，大获全胜，阿古柏兵败身亡。但伊犁这个新疆的西部重镇却还被沙皇俄国霸占着。

      

   阿古柏入侵新疆以后，沙俄趁火打劫，以“代为收复”为名，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地区。清政府多次要求他们归还伊犁，沙俄总是寻找借口，赖着不走。但是，左宗棠指挥清军连战连胜，不用两年就收复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得对清廷有利。

     

    于是，1878年7月，清廷派户部右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为特命全权大臣，赴俄国谈判要回失地。想不到那崇厚一点外交本事也没有，他在沙俄的利诱威胁下，傻乎乎地在1879年10月2日自作主张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这座孤城，却要割让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清朝还要向俄国赔款500万卢布，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允许俄国经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陆路通商；而换回来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国包围的空城伊犁。

     

    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举国哗然。迫于压力，清廷不承认、不批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并将崇厚革职严办，斩监候，也就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吧。另外，还让左宗棠做好战争准备，以防不测。沙俄恼羞成怒，派大军屯集边境，并调集军舰游弋远东。在此期间，沙俄国内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俄方同意了清廷重新谈判的要求。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后，双方终于重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此次签订的条约全称为《中俄改订条约》，用中、俄、法三国文字写就定稿，中文条约文本有数页为曾纪泽亲手所写。

      

       《中俄改订条约》与俄国和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很大一部分主权。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条约是从沙俄已经到手的利益中挽回的，是虎口取食，曾纪泽实现了“挽狂澜于既倒，探虎口而索食”的宏愿。这一次谈判成为中国晚清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谈判，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晚清学者俞樾用了16个字评价曾纪泽的这次外交功绩：“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夺肉虎口。”

     

   《三》重返中国丝绸之路的伊犁之光



     伊犁谈判的成功，提高了清王朝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一改中国近代以来“奴才外交”的懦弱形象。也同时使伊犁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之旅中成为中国版图上的丝绸驿站，而伊犁为古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通道之一。自秦汉至清代，先后有塞、月氏、乌孙、柔然、悦般、高车、突厥、突骑施、葛逻禄、契丹、蒙古、满、汉、维吾尔、哈萨克、锡伯、达斡尔等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在这块宜牧宜农的广袤土地上游猎、放牧、开垦种地，留下了各自的文化痕迹；不少古代部族也曾在这里建立过“行国”地方政权；在清代，伊犁曾经是新疆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伊犁将军驻在此地统辖天山南北；这里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都散发着各个朝代的历史文化气息。所有这些，都为中国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增添了异彩，尤其使丝绸之路在伊犁段更增添了草原游牧文化成分。为此，将伊犁研究纳入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奉献给学界和读者，让其传达伊犁各个历史时期的信息，以丰富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内涵。



   1890年2月23 日，突患中风的曾纪泽在任上逝世，时年51岁。朝廷循例抚恤，加太子少保，谥惠敏。正当国家多难之秋，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一代外交巨子溘然长逝，令人扼腕叹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曾纪泽的辞世是中国外交界的重大损失。



      曾纪泽在出使英俄期间，感到清王朝顺应世界潮流的变局已经到来，清王朝这头睡狮正在醒来，“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他用英文写了《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文章，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文章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列强对中国的鄙视，指出外来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曾纪泽对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满怀信心。自此文发表后，中国是“睡狮”的观念便不胫而走，成为后来百年中国寻求自强的经典比喻。在此期间，曾纪泽还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普天乐》。

      

    曾纪泽虽然早已经逝去，但是，他在中国晚清外交领域的杰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推翻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如果没有曾纪泽艰苦卓绝地与沙俄力争而重新签订《中俄改订条约》，那么，伊犁九城和特克斯的大片国土，就永远不是中国的了！丝绸之路最早是19世纪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的欧洲探险家提出来的，在当时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西部地区在古代曾经呈现过的多元文化的一种重新发现，也可以说是历史上这些由多民族创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得的认同。它之所以产生在中国社会处于大转折的时期，是具有深层次原因的。19世纪中叶，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从此进入了丧权辱国、危机四伏的国难时期。英、俄等欧洲列强首先对中国西部边疆实行蚕食政策，掀起了一股以地理考察为名的探险热。

     

   结束语:在分析研究鹏鸣一系列历史题材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要求鹏鸣以追求表面客观与真实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历史故事的真实感——因为眼见之实的书写态度只能相对一个作者那种真实的现实感受而言！历史可以复制但却绝对不可以还原的事物属性，决定了我们写作视野的放大与扩大。因为，有些细节的书写是不能被求证的东西——但是问题来了，是否就是因为关于历史题材的文学描写因为始终不能被求证不能被检验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叙述去修饰或者说去粉饰呢？这些应该是我们所有历史文学作家应该引起重视或特别注意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对于历史事件的断章取义实际上只能起到污化历史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在《三字经》中所知道的孔融让梨，从表面上看，孔融让梨的典故证明与寓意着许多人生哲学及其修养方面的道理，但是，实际上后来在孔融所发生的人生经历，是我们怀疑孔融让梨典故中证明与寓意许多人生哲学及其修养方面道理的正确性——因为就是这位或许凝聚了许多美德元素的孔融最后竟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欺世大盗——所以历史有时侯是不允许断章取义的。现在又重新回到我们目前所阅读的这篇《曾纪泽与伊犁九城》。从表面上看，鹏鸣似乎是高大全的如实根据历史资料刻划了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平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正面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如何描绘曾国藩忠君思想的局限性呢，曾国藩的后代们又是如何在客观上走出父辈忠君思想的局限性与阴影呢？对于此，鹏鸣进行了富有首创精神的再刻划与转折性的描绘。当然，这个转折被处理的非常巧妙，他并没有杜撰一个曾纪泽如何直接叛逆父亲忠君的细节及过程，而是直接将这种对于父亲“睁眼看世界”反叛上升为曾纪泽放眼世界的理性与成长过程。这种集父亲的学问教诲，凝聚着父子深情的家庭式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双面父子的模式。



  但是，鹏鸣在这个双面父子的刻划过程中并没有让曾纪泽对父亲作出任何针锋相对的绝对化决裂，而只是在更加强大的国际环境中改变了曾国藩忠君思想的封闭性而转换为开放式的忠君。这是我关于鹏鸣文学评论中篇幅比较大的一个结束语，因为在这里我们讨论许多现代人如何书写历史的态度及其技巧问题，实际上也是独立成篇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一点去阅读包括鹏鸣历史作品在内的其他所有历史作品的时候，不能抱着驱除眼见之实的要求去阅读，那么就会陷于将历史作品当成现实性作品阅读的绝境，谢谢大家！

素魄清魂

问候老师，学习，体会中。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