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不是潘金莲》谈当代文学创作及人物人格精神探索的双重焦虑

苗洪

从《我不是潘金莲》谈当代文学创作及人物人格精神探索的双重焦虑

    序言：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的大致故事主线是：一个女人，二十年状告下来把自己的冤枉“由芝麻变成了西瓜，由蚂蚁变成了大象”。荒诞从李雪莲的前夫突然车祸去世；以至后来的荒诞是心灰意冷的李雪莲井然找不到一个死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桃花盛开的园子，而园子主人阻止她上吊的理由，只是担心她在自家的园子里上了吊再没有人来自家院子里采摘了；更加荒诞的是园子主人对李雪莲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俗话说得好。别再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耽误不了你多达功夫”。

  老史为了回家打麻将却买不到票，急中生智想到当年上访的事情，在车站广场高举写有“我要申冤”的纸，被警察以为他要上访，专程派人送回家，正好赶上与老解的牌局。当被两个协警斥责说他欺骗党和政府还有他们哥俩的时候，他却说：“话说反了，党和政府，还有你们，应该感谢麻将”。本来无故被撤了县长，老史也想上访，不过一想到打麻将这么开心的事情，就改了主意。他和李雪莲做了不同的选择。老史和李雪莲俩人的个性极其鲜明。只是相比之下觉得李雪莲过得太过悲惨，老史却非常滋润。


   《我不是潘金莲》是作家刘震云创作的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走上告状路。结果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没能洗清冤屈，反而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社会为什么会衍生出这么一系列荒诞呢？这其实就是作者想用荒诞的剧情发展来构建对社会的隐喻，用故事拷问现实，这才是小说的重点。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确，当我们透过社会的积弊、民族的国民性以及人性的幽暗去解读刘震云这一作品时，它是上了一个层次的作品，也是我们最需要的作品；这样的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值得拿来一读；这样的小说作为史诗性的秘史，值得拿来研究——包括作者的文学思想，文学视野，文学探索。

   本文将以《我不是潘金莲》为例，讨论一下当代文学艺术关于人物人格精神探索焦虑的双重焦虑。焦虑是自由的悖论。人在获得自由思想之后,焦虑也就如影随形。焦虑作为文学主题也作为文学形式,可视作"五四"新文学孤绝的一脉。它绵延期间,倾注了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努力,鲁迅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鲁迅小说以焦虑的方式去讲述或呈现焦虑的时代内容,讲述或呈现本身就已经承担对焦虑的解释而成为焦虑本身。故事结构退隐而感觉成为形式结构,形式也就成为了内容。焦虑凝聚为对生存的思索,对本体生命的追问。

    《一》关于《我不是潘金莲》焦虑层面的多元归纳。农村妇女李雪莲，和丈夫为了房子假离婚，却被丈夫背叛，成了真离婚。由此拉开了当代文学艺术关于艺术人物人格精神的焦虑帷幕，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全面焦虑的大幕。在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面临的焦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既有来自作家本身对文学艺术价值重估的焦虑，也有文学人物对社会价值评估的焦虑。尽管刘震云自己一再强调，《我不是潘金莲》不是政治文学而是生活文学。既然是生活文学，那就无疑在作品中渗透着社会普通老百姓的所有焦虑包括信心及希望。刘震云这种对于《我不是潘金莲》的自我定义，首先就先入为主的奠定了作品的多元化焦虑成份。而这一焦虑既有来自作品中主人公个体主观的焦虑，也有来自政府机关对老百姓的客观焦虑。

  道德焦虑,宗教信仰的焦虑,乡情的焦虑,乌托邦焦虑,理想的焦虑,人格的焦虑,性别的焦虑,人性的焦虑,死亡的焦虑,生命的焦虑,永恒的焦虑享乐的焦虑,禁欲的焦虑,放纵的焦虑,颓废的焦虑,证明的焦虑,对于未来及过去的焦虑,情感的焦虑,失落的焦虑,叛逆的焦虑,背叛的焦虑,婚姻的焦虑,社会制约的焦虑,社会秩序的焦虑,人生体验的焦虑,对未知的焦虑,民族的焦虑,价值观的焦虑,瓦解与重建的焦虑,文化的焦虑,人文的焦虑,环境的焦虑,自然灾害的焦虑,人类社会冲突的焦虑,生存的焦虑,放逐的焦虑,回归的焦虑,寻找的焦虑,公正的焦虑,然而,焦虑并不是迷茫是现代焦虑的主要特征，并且每一种焦虑实际上都是边缘思考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当代文学创作需要注重思考的是，焦虑是否是能够被解构的物质呢？中国的解构主义者又为此能够做些什么是我们当前文学创作过程理应引起高度重视的领域。而面对刘震云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是充满主流思考的代表作的现实情况，我们对于他的分析研究可能会遇到许多方面被迫制约的外力控制。对于这样一部被定义为主旋律的作品来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是否能够从文学理论体系的范畴将这种主旋律的作品主题转化为一种关于中国新时期总体文学现象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多层次文学理论认知的基础课件。一部作品的轰动效应，应该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既有文学艺术本身层面的拓展与扩张，也有关于当代文学主流思想的折射。而从目前许多关于《我不是潘金莲》的评论文章来看，也不可避免的折射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薄弱的现实状况。


  应该说，中国的文学创作，在诠释关于道德对立面方面，及其其他观念方面与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美文学来说，很明显缺乏一个隐形模式的书写技巧，叙述技巧，尤其是传播社会思想的技巧方针。而《我不是潘金莲》在文学的叙述手段上很明显弥补了这些缺陷。《我不是潘金莲》在结构上更接近电影文学剧本的写作格局，语言及对话是这部作品呈现主观特征的主要因素。通过文学人物语言展开特定环境下的社会现状，社会生活的写作手段，其实是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主要立场。《我不是潘金莲》在文学创作技巧方面的展示，实际上是一个将话语权还给文学人物还给文学作品的典范之作。以生命的名义自由，以生命的名义思考，以生命的名义反抗，实际上是《我不是潘金莲》的主要文学主题。在生命面前，一切都可以是微不足道的附设。这也是《我不是潘金莲》题目的主要内涵。一个女人的名誉，无论是贞洁烈女，抑或是荡妇妓女，实际上都是根据生命的本意作为参照而得出的判断结果。苗洪曾经说过，每个诗人都是恐怖主义的启蒙者。因此，对于《我不是潘金莲》来说，充满诗性的文学语言，所带给整个社会的震撼是显而易见的东西。这种启蒙实际上是来自作家对于社会阅读者心理洞察力的程度高低。与此同时，在李雪莲看来，无论是贞洁烈女，抑或是荡妇妓女，都是借助男性身体人性的结果。借你的身体去人性，实际上是每个人所经历的情欲过程。

   与此同时，因为有些觉悟是经历过死亡才换取的，所以人生不要轻易产生试图觉悟的尝试过程，实际上也是李雪莲觉悟变化中的人格体验。在李雪莲看来，事实上，觉悟也是一种欲望的结果。逃亡是一种对焦虑的释放与消解。李雪莲的觉悟成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成长过程。首先从李雪莲只是限定于话语模式的杀人表述来看，说明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村妇女。至少，她懂得杀人是犯法的这一普通常识。因此，刘震云作品中的话语杀人表达，隐藏着极其深刻的焦虑与理性。然而，这种懂法其实又是一个非常吻合逻辑的东西——因为李雪莲毕竟是个读完高中的农村妇女。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的中国女性，在觉悟与绝望中寻找答案的过程，其实仅仅就是一个证明类似真理或道理的过程。

《二》关于《我不是潘金莲》焦虑体验中的人文关怀。

   焦虑是揭示现代精神体验的一个核心概念,对精神健全的现代人来说,荒诞的生存状态就是焦虑之源;对精神病患者来说,焦虑也是其最主要且最常见的症候之一。焦虑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倘若猜破焦虑这个哑谜,便可明了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一书中将过失心理学引入精神分析的理论畛域中,并选择释梦作为精神分析的主要研究方法,以期在对神经症的探究中发现各种病症的根源进而找到治疗之途,而焦虑便是神经病通论中的重点研究对象。可以说,弗洛伊德的焦虑理论将动力生理学引入人类精神的研究领域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心理学说。科技的飞速发展、物欲的极度膨胀带来了紧张而快节奏的生存状态,人们的各种欲望因得不到疏泄而被压抑,久而久之焦虑情绪大肆蔓延开来,这无疑阻碍了人类道德的完善和社会文明的实现。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分析了焦虑产生的根源以及焦虑的类型和特征,只有透过那些生理因素而把目光转向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层面,洞悉人性深处的抵抗根源以及人格升华的运作机制,才是焦虑理论研究的旨归所在。

   焦虑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和社会现实。刘震云对焦虑有着敏锐的体察，并在小说中寄予着深刻的表现。这种体验主要来自他独特的个体经历和对“社会观察家”、“写作者”双重身份失落的沉思。他超越了一般性的“焦虑”情绪，而将其上升为生命体验形式，进而象征性地书写为一种时代征候。 透过焦虑，刘震云看到的是人性的沦失与迷惘，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关键所在乃是因为精神性的缺失。在作品中，李雪莲作为一个希望获得身份，名誉的拯救者都不得不迈上流浪之旅，上访之旅，在时间的河流中痛苦地寻找。不独是他笔下的人物如此，刘震云自己亦然。当“证明”与“关怀”成为一种内在的召唤时，他的小说也就呈现出为焦虑与拯救寻找出路的勇气。 刘震云对小说技术有着特别的觉悟，但这绝不仅仅是对形式的肤浅追逐。于他而言，形式同样对应着精神，形式中包含着对神秘存在的不懈探测，对世界本体或终极的追问——尽管只是一句话“俗话说得好。别再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耽误不了你多达功夫”。 总之，刘震云通过他的写作对时代和个体存在进行了深入探测。他的小说延续着改革开放年代以来“人文精神”的脉流，在无尽的流浪中寻找着救赎之路，追寻着人类“人文的栖居”，深切的悲悯情怀和无边的爱使得他的小说闪烁着人文关怀的光辉。
   
    我们通过探究不难概括出客观性焦虑来源于婴幼儿时期的原始创伤和儿童时期的阉割恐惧;神经性焦虑贯穿于弗洛伊德焦虑理论的始末,二元心理模型视域下的神经性焦虑与三元人格结构论视域下的神经性焦虑各有其独特的基本特征;道德性焦虑作为一切人类行为的推动力而具有社会性,同时又体现了原始自然本能的净化和升华而具有建设性。其中，客观性焦虑需要借助儿童时期特有的防御机制使被压抑者和爱幻想者得以疏导;神经性焦虑需要借助使无意识中的东西被意识化这一方法实现对神经症患者的疏泄;道德性焦虑则需要借助苦难与惩罚的方式来摆脱深重的罪孽,并通过图腾与禁忌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毫无疑问,弗洛伊德以医生的视角和理论家的睿智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精神分析理论的全景图,其焦虑理论在如今物欲充塞、人欲横流的多变世界里,无疑为医治某些现世顽疾开出了一剂良药,它教会了人们用一颗平常心去穿透时空、语境、习俗的隔膜,寻求永恒不朽的精神,感受其提供的那些判定物质和心灵世界的多维力量。


《三》从《我不是潘金莲》谈关于文学创作与焦虑体验。焦虑体验与文学焦虑这个范畴在现代文献中是一个使用得较为广泛的概念。作家批评家使用它,藉以描述某种不安忧虑的内心状态;心理学家使用它,则有较严格的涵义,主要指由某种内在冲突所引起的焦躁不安的情绪状态或人格特质;哲学家也使用这个范畴,用以表述个体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忧虑乃至恐惧的精神状态。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焦虑被视为一种精神病理现象,它是由本我与他我的辩证统一。

  文学创作中焦虑属于一种特殊的精神范畴,是社会—文化认知冲突在作家身上所形成的“变态情绪”。它既是由作家对现实状况强烈不满所引发的,又是作家对自我的探问。作家正是在这种令人困窘不安的体验中获得正视自己,批判自己的勇气,从而唤起参与和重建现存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并直接把握到人类的终极关切。在文艺作品中认出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我们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这正是作家们为了创作而采取的立场。

   关于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中的焦虑体验，我们主要是从着重观测《我不是潘金莲》中的焦虑心态出发,这同时关涉到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个学术层面。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这次转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并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人们的心理行为。刘震云的创作精神状态也是在同一时期开始走向高峰,在这个过程中,焦虑是他基本的创作心态。焦虑在《我不是潘金莲》中的表现,和刘震云对焦虑的演绎,构成了《我不是潘金莲》的基本主题。 《我不是潘金莲》从日常生活、心理学以及文化这三个方面给出了焦虑定义,包括身份焦虑(文化层面),生存焦虑(物质层面),时间与死亡焦虑。第二部分,主要从焦虑的情绪表现这个方面说明了产生这些焦虑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国农民的忧患传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孤独的情绪体验。从焦虑体验的角度审视表现主义是重新思考现代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路径。徘徊在移情和抽象之间,表现主义用抽象的原则传达工具理性压抑下人内心的不安与焦虑,而内心的冲突和焦虑却让艺术家在作品中找回世界的真实和存在的本相,因此,在现代性语境中,表现主义用独特的抽象形式和情感移植方式勾画出一种另类的生命形式,丰富了现代艺术的审美意蕴,这无疑是现代主义审美观念激变的重要表征。

  德国艺术史家威廉。沃林格在《抽象与移情》一书中从美学和艺术史的层面将西方艺术划分为两种对立的风格:移情和抽象。在他看来，移情是一种与古典主义艺术息息相关的审美心理机制，它特别强调艺术作品的形式与主体内在生命的协调一致，并希望通过客观化的协调产生一种自我肯定。


《四》从《我不是潘金莲》谈身份的焦虑。为了讨回公道，李雪莲在县法院打了官司，输了。不服闹到了市里，被拘留了一周。出来后本打算找前夫讨回这一句话的理，不想反被前夫讽为“潘金莲”。而这个潘金莲的身份与名誉本身就是个关于身份焦虑的问题。无奈几个世纪过去了，潘金莲还是那个潘金莲，而李雪莲还是那个李雪莲——一个充满失落却又不甘示弱的现代女性。她不是那个懦弱的潘金莲，因为时代不同了，她生活在一个充满现代文明的时代里。她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甚至可以借助社会，政府的力量去为自己的名誉讨回公道。这种身份的焦虑，实际上是作家刘震云文学理论，哲学理论基础雄厚的体现。

   1，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借助于哲学、艺术、宗教的力量审视了对于身份焦虑的根源，教人们如何巧妙地去克服这种焦虑感。人之所以要追求显耀的身份无非是祈财、求名和扩大影响。 然而，有一个显然不为权势规则所关注的字眼却能更准确地表述我们心中的渴慕，那就是“爱”。衣食一旦无忧，累积的财物、掌控的权力就不再是我们在社会等级中追求成功的关键要素，我们开始在意的其实是显耀的身份为我们赢得的“爱”。金钱、名声和影响只能视为“爱”的表征——或者是获取爱的途径——而非终极目标。


  “爱”这一字眼，一般用于表述我们想要从父母或爱人那里得到的东西，怎么可以用来描述一种我们求之于社会，并受之于社会的诉求呢？也许我们应该同时在家庭、两性和社会三种范畴中寻求爱的定义，把它视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以及对其存在的关注。获得他人的爱就是让我们感到自己被关注——注意到我们的出现，记住我们的名字，倾听我们的意见。宽宥我们的过失，照顾我们的需求。因为这一切，我们快乐地活着。你可以认为，与社会身份相关的“爱”有别于两性之间的爱，譬如它不具有“性”的成分，婚姻也不是其归宿，而且其施与者也通常有附带目的，然而，你并不能否认这种爱的接受者一样能沐浴在他者关怀的目光里，倍感呵护，就像忘情于爱河中的情侣。

   我们惯常将社会中位尊权重的人称之为“大人物“，而将其对应的另一极呼之为“小人物”。这两种“标签”其实都荒谬无稽，因为人既以个体存在，就必然具有相应的身份和相应的生存权利。但这样的标签所传达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对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是区别对待的。那些身份低微的人是不被关注的——我们可以粗鲁地对待他们，无视他们的感受，甚至可以视之为“无物”。

由身份卑微所带来的影响不应该仅在物质层面上进行思考。他们的痛苦也很少，只是一种物质意义上的不如意；相反。只要能够维持生计，他们的痛苦就远远不止物质上的局限，而主要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身份的低下危及自尊感。只要不觉得羞辱，人完全可以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毫无怨言，如士兵和探险家们，他们愿意过着一种极其艰苦简陋的生活，其物质之匮乏远甚于现今社会上那些最窘困的群体，然而，他们能熬过一切的苦难。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受到他人的尊重。


  同样，由显耀的身份所带来的东西也不仅仅局限在财富上。一些非常富足的人仍孜孜以求地聚敛财富，尽管他们所拥有的已足够供其后五代人挥霍之用。如果我们坚持以理性的财务视点来分析他们，也许会对他们的狂热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他们其实也在赢取他人的尊重，我们就不会奇怪了。很少有人只是一味地追求高雅情趣，也很少有人只是耽溺于奢华享乐，但我们每个人都渴求一种生存的尊严。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如果未来社会是凭着积攒小小的塑料圆片(而非金钱)来获取他人的爱，那么，要不了多久，这种我们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就会成为所有人追求和渴望的焦点。

  2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中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难道是为了满足自然的需求？如果是这样，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收入也足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
那么人类的一切被称为‘改善生存状况的伟大目的的价值何在？”“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富有的人忘情于财富，是因为财富能够自然而然地为他吸引世界的目光。穷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以贫穷为耻。他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一旦感到自己被世界所忽略，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欲望将必然难以得到满足。穷人进出家门都不为人所注意，即使在闹市，他也会像独处在家一样默默无闻。而名流显贵们则不然，他们一直为世界所瞩目。所有的人都渴望能够一睹尊颜。他们的行为成为公众关心的对象。他们的片言只语、举手投足都不会被人忽略。”

  3 ，每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可以说包含着两个关于爱的故事。第一个就是追求性爱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并且得到人们详尽的描述，构成了音乐和文学的根本主题，被社会普遍接受和赞颂。第二个就是追求来自世界之爱的故事，这一故事更为隐蔽、更加让人难为情。人们提到它的时候往往采用刻薄的、讽刺的语言，好像只有那些生性嫉妒和有心理缺陷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需求，或干脆把对身份的追求简单地解释为对财富的追求。但第二个关于爱的故事在强烈程度上一点不亚于第一个，在复杂性、重要性和普遍性上也是如此，而且一旦失败，所导致的痛苦不会比第一个少。在第二个故事中也有令人心碎的时候，这一点可以从那些被世界定义为小人物的人们空洞、绝望的眼神中得到证明。

《五》寻找的焦虑——关于《我不是潘金莲》理想追求与现实存在的矛盾论

  《我不是潘金莲》作为中国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作品,既有着与主流文学不同的特质，又有着关于主流的文学思考:全篇采用意识流手法,运用精神分析,传达出作者对现代文明及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性困惑、人生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下的焦虑,表现出新时期主流文学所具有的现代性意义。

“焦虑”一词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着不同的解释,在心理学中指由某种内在冲突或外在因素所引起的焦躁不安的情绪状态或人格特质;在文学中,则用来描述一种忧虑不安的内心状态,是社会——文化认知冲突在作家身上所形成的“变态情绪”,既是由作家对现实状况强烈不满所引发的,又是由作品主题所引发的现实主义思考。从“变态情绪”到“变态行为”，实际上是《我不是潘金莲》的焦虑主线。

  《我不是潘金莲》作为焦虑成就创作，是作者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环境压迫之下产生焦虑,并在焦虑情绪的支配下探索了一个乡村女性从迷茫到觉悟的过程,从而使作者获得内心上的平静,甚至还有焦虑暂时解脱精神自由的愉悦,进而在情绪记忆作用下进行的创作。我们在这篇论文的创作过程当中，实际上遭遇到许多理论方面的困惑。从心灰意冷的李雪莲井然找不到一个死的地方，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桃花盛开的园子，然后是园子主人阻止她上吊的理由，只是担心她在自家的园子里上了吊再没有人来自家院子里采摘了；再后来是园子主人对李雪莲“俗话说得好。别再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耽误不了你多达功夫”。的整个过程来看，都是由焦虑所印证的行为展示。

   告别老胡，李雪莲决定不杀人了。不但不杀人，也不打人了。不但不打人，连状也不告了。她突然悟出，折腾这些没用。原想折腾别人，谁知到头来折腾了自己。但她心里还是不服，还想把这事说清楚。找普天下的人说不清楚，找一个人能把这事说清楚；普天下的人都说李雪莲是错的，惟有一个人知道李雪莲是对的；普天下的人，都说李雪莲去年离婚是真的，惟有一个人，知道这事情的真假，知道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正是这个人，把李雪莲推到了说不清事情真假的地步，还在拘留所被关了七天；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她的前夫秦玉河。她想当面问一问秦玉河，去年离婚到底是真还是假。现在问这句话的目的，跟前些天不一样；前些天倒腾这句话是为了打官司，现在不为打官司，不再是弄清真假之后，还要与秦玉河再结婚再离婚，让秦玉河也跟他现在的老婆离婚，大家折腾个够，大家折腾个鱼死网破；而是就要一句话。理性最终让李雪莲走出狭隘的复仇心理，从她后来的一系列上访行为乃至后来所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成长觉悟的过程，是一个关于人性升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