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洪：别让中国的文学创作毁于逻辑混乱的定义

苗洪

      在文学作品追求纯文学意境,在诗歌创作追求纯诗歌的今天，如果作家和诗人们能够按照纯文学的创作格局进行中国区间内的文学创作，或许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影视能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繁荣昌盛。可实际上，中国的文学创作永远按照目前的创作实践或创作的理论基础，将永远无法出现繁荣昌盛的发展局面。究其根源，并非是我国的作家及其诗人缺乏创作的热情，才能和灵感，而是理论体系的杂乱无章无法让中国的作家和诗人找到创作的前进方向。



      在中国的文学创作及其诗歌创作刚决定走纯文学之路的时候，和铁凝，张抗炕等作家同时代的作家王安忆近期在访谈节目《锵锵三人行》中聊当代小说时，却又提到了小说的生计问题。生活提供给我们的是大致一样的东西，而作家的创作却迥然相异。“生计”成为小说最难把握的问题。《江南时报》给这采访命名的题目是《王安忆：小说不应该忘却“生计”问题》。从题目来看，王安忆似乎是在准备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寻找某一方面的定义或者说去论证中国创作的某种理论的基础。



   王安忆在采访中认为当下小说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小说在被过量地、过度地消耗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花一周写的小说，我的同事半小时就读完了。他们经常问我的问题是：王安忆你最近怎么没写小说？我要说的是我一直在写，但创作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思考，不是几天或者一个月就能有一部新的小说问世的。而读者是在大量地、迅速地、过度地消耗小说。这样的逼迫会使得作家疲于应对，对资源和思想都有着巨大的冲击。其次，小说的另一个损伤还来源于电影电视。相比较画面和声音语言，文字语言在当下则显得缓慢而无力。但事实上，小说赋予创造力的表现是电影电视无法给予的。最后，也就是小说的内容和结构问题，也是我今天一直在说的“生计”问题。



   王安忆在解释“生计”是小说的内容和结构，还是小说的状态时作出的结论是，要理解这个，我在这里先点几部小说，曾获诺贝尔奖的挪威小说《拓荒记》，《鲁滨逊漂流记》，还有《夭折》，这些作品在诠释人物和故事时有一个共同特点——“生计”问题交代得很清楚。



   我一直认为小说是现实的代言人。人类社会经历了四个阶段：原始，奴隶，资本，以及现代社会。其中许多优秀的作品，就是将“生计”在小说中表现得跃然纸上，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

中国也有，尤其是李肇正，他写的《城市生活》，可称为“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真正意义上的并且无可替代的底层平民生活的叙事者”，不唱高调，没有花招，忠实于自己生活的写作态度。李肇正的小说，是能够让凡人接近乃至亲近的世界。他选择的是城市生活世俗化的一面。一是作品人物的选择上，他倾向于写平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从作家、厂长到工人、家庭妇女、打工妹，都是城市生活中最常见的人物。在李肇正笔下，这些人物活得都很不容易，各自为生活而奔忙，他们不像有些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可以清高到不问饮食男女，一味关心国家大事。但李肇正作品中的人物并不是说没有为人准则，只不过这种准则不像某些作品中的人物那样将道德箴言挂在嘴上，贴在脸上，其人物思想都是从“生计”中提取，是以做人最基本的底线来维持的生存价值为基础的思考。



     与此同时，王安忆在谈及当下小说的题材和精神选择存在有一定偏离的情况时指出：小说要由外部的表象和内在的内容构成，内容是组成外部表象和形成外部美感的重要条件。我认为作家创作的核心就是将故事里的每个人物生活都安排得服帖。这就回到“生计”这个问题上，“生计”是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应该是最好写的。而小说创作繁衍至今，这种“生计”反而却成为了最难以把握的。


   王安忆在采访中认为，“生计”可以成为缓解当下小说尴尬处境的关键词，她的根据是，好的小说就好比一个走得很准的机械钟表，在看到它的外部之后，内部才是最值得玩味的——把表壳拆开来，你会看到齿轮和齿轮之间清晰地咬在一起，机械带动齿轮的运转很规则，很有条理。



    而事实上，小说在一个社会中的发展和升级决定着小说的形态、形象、走向以及价值。当下中国小说内部需要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但目前看来，还没有成型，也还不成熟，所以可能讲得也不是很透彻。





   王安忆在采访中解释说，  小说写的一定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是在追忆似水年华。但是我绝对不是怀旧，小说中的故事都是当下的生活。我是当下感特别强的人。在我的写作里，只有《天香》和《长恨歌》里的第一卷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其余的生活都是当下我经历过的。我很难去想象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把怀旧的标签贴在我身上，可能正是一种社会风尚使然。我过去一直写上海，但是没有多少人注意。直到上世纪90年代写《长恨歌》时，上海渐渐变成一种象征，一个风花雪月、黄金的民国年代的标签，然后，一些人忽然发现，我的《长恨歌》带有这种影子，于是就把我的作品向怀旧靠拢。有时候，一个作者恰恰是被别人规定的。同时，安忆在采访中进一步认为，资金是生计文学创作中最主要的元素：年轻人创作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写什么”。他们对自己真正的生活经验、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是忽略的。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充满了暗示，文字的东西又特别多。他们看很多网上、媒体的东西，看别人所谓成功的小说，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了。写出来的东西也差不多，像校园里的爱情，读起来都寡淡如水，而且缺乏对生计的思考，他们笔下的人物过着奢华的生活，但却没有任何笔墨交代资金从哪里来，就是说没有根源。



     从这个采访中，我们可以把王安忆在采访中发表的一系列观点理解为她个人的创作态度或文学主张。但是，王安忆在采访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论证生计问题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不说，并且还强行将生计问题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上升到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领域，这就是说，王安忆在试图证明生计文学创作的合法性与理论基础的客观性，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王安忆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成为中国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倡议书。



   我们并不打算剥夺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及其作家或诗人本人发表或公开发表自己关于文学创作的见解或理论。但是， 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却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和诱导性。中国杂乱无章的文学理论体系其实是导致中国文学创作无章可循的主要原因。在这些杂乱无章的理论体系中，有些甚至于是自相矛盾。许久未露面的广东某高校讲师谢有顺在自己的文学理论观点中，一方面认为文学创作应具有某种特别重要理想意义的价值观念，而另一方面又极立推行文学创作裂变的实践准则，因此在根本上根本就没有解释中国文学创作的理性支撑点在哪里；而朱大可在去年以知名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名义在那里大声疾呼，流氓语境折射中国文学创作的根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