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洪： 中国诗歌迎来后记忆时代

苗洪

   
  序言：关于文学艺术的记忆功能与世界进程的发展关系


   我们所生存的星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星球。或许是这个宇宙浩瀚天际中唯一学会记忆与遗忘的蓝色星球。而这个帮助地球记录与遗忘的生物就是人类。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这个蓝色的星球便进入了一个遗忘与记忆并存的时代。当然，我们这句话说的过于普遍性了。因为我们并没有指明，人类社会具有记载功能只是在文字发明之后的事情。而实际上这并不影响我们这句话的逻辑性。因为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在东方中国就有了结绳记事的方式来帮助人类社会完成记忆的任务。当我们还没有钟表或其他计时工具诞生的时候，沙漏便是最早的计时工具。

   当然，我们一直相信的事实是，无论文字是否被人类社会发明创造，计时工具日臻完美无缺，记忆都是一直存在的东西，时间也是一直存在的东西。因此，从这里我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记忆是诞生于文字被创造之前就存在的东西。因此，我们这里就可以肯定的说，记忆是人类社会最早的文化体现。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字。因此，当文字被创造发明之后的第一伟大意义就是，他帮助人类社会完善了记忆的意义。所有的记忆都必须在文字中得以延续。曾经有人指出，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的记忆带来了颠覆性的灾难。但是，我们在提出这个结论的时候，却又一个重大的因素并没有考虑进去。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他只能对他自己生活的年代作出证明。而对他之前的世界，及其之后的时代，他都应该是无能为力的东西。因此，所谓的亲眼所见，只是针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负有记忆见证的责任。所以，在后来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在讨论文学属性的时候，自然而然的用文学只是纪录事情发生之后的概念来形容文学的某些特征。诗歌是人类社会最早的文学探讨领域之一。

  我们说，诗歌是人类社会记忆语言还不甚完善及完美的产物。因此，今天我们得出的结论非常重要。因为诗歌诞生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所以在文字表达记忆的时候，只是在大致记录事件的过程，而并非完美无缺的完整细节的纪录。因此，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诗歌，其实是人类语言返祖或语言断裂的结果。因此，在后来关于诗人的形容中，诗人只是一个精神分裂或精神链条断裂的结果。诗人语言的跳跃与断裂并不影响他们对于事件的记忆与重复。因为，在诗人断续的记忆序列中他们仍然能够清晰的叙述事件的轮廓。因此，由于种种原因，诗歌的现实主义意义被表达的特别完整。尽管语言是跳跃的格局。诗歌帮助人类完成了最庄严肃穆的记忆使命，从而使人类在延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不忘历史。当然，文学是非常智慧的东西。人类社会从文学创作中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启发及启迪性思考。在文学艺术帮助人类社会完成记忆历史使命的时候，也开启了人类社会关于刻意遗忘的先河。如果说，文学创作诞生的伊始，是为了帮助人类忠诚的完成那个应该被记忆的所有客观过程的话，那么在后来意识形态及其政治意识进入人类记忆的思考阶段时，文学艺术的许多职能便被无限制的拓展与放大。是政治与意识形态促成了文学使命的变异与分化瓦解。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借助文学去篡改历史去重塑历史。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创作由本来的忠诚老实变成最不忠实的东西。当文学创作变成最不诚实的物质以后，世界格局被迫发生了许多本来不该发生的东西。比如，战争的升级，人类社会自身矛盾加剧的冲突与激化，对和平思考的加大，对个人价值的辩证思考，对于社会现实情况及其社会重大变革的思考等，都是文学艺术促成的结果。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学艺术的不诚实只能是代表小部分群体的不诚实。这世界还有更多的社会成员在和作者一起经历这同一个时代。这种见证观念的分道扬镳，更加促进了人类社会思想的无限制发达与发展。因此，关于文学艺术的接触及其文学作品的阅读是许多政治家的必修课之一。文学促进了政治家思想的提升，文学促进了政治家治国理念的智慧与辩证思考的工具。在关于许多政治家成长的记录当中，博览群书是他们成长的主要课程。

  与此同时，文学艺术一方面有时侯在极端不忠诚记忆态度的同时，一方面又极力反思因为撒谎文学所带来的世界性灾难。文学与战争文学与和平的讨论，现在无疑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广泛的文学讨论的话题。我们一方面谴责文学良心的失落并检讨由此而来的失落感，一方面又极力试图恢复文学的良心，以使世界更加公平合理的发展。



   《一》世界如何构建关于历史的记忆


   
    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出现“记忆潮”以来，记忆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大屠杀记忆则是记忆研究中不可忽略的模块。大屠杀记忆暗含了国家认同、身份认同、集体记忆与内政外交等政治文化的特点，因此，大屠杀记忆研究有益于我们探寻大屠杀历史观在国家建构中的动态呈现与政治变迁。以色列自国家初建，积极形塑大屠杀记忆，建构犹太国家的政治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大屠杀创伤记忆逐渐发展成文化记忆，以一种文化符号的形式发挥着认同效应。大屠杀历史在映射到国家、社群与个体记忆的进程中却是千姿百态的，探讨这三者之间历史记忆的互动与对抗，可以帮助我们揭示以色列社会的大屠杀历史观。

  1，政治导向的国家记忆

    以色列在建国初期对内面临国家重建与新移民接纳的问题，对外应付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它强调“国家主义”至上，否定与“国家主义”相异趣的犹太流散史。颇为重要的是，以色列从大屠杀中寻找源泉，塑造国家英雄主义神话，刻画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英勇抵抗的形象，以此唤起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生存抗争意识。

    20世纪50年代，大屠杀英雄主义充斥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以色列政治精英把控大屠杀记忆的脉动，作为大屠杀见证者的幸存者则大多沉默地生活在以色列。其原因复杂多样，有些幸存者主动诉说苦难故事，渴求他人的同情，但多数以色列人不愿倾听。有些幸存者为融入新生活，适应新挑战，不愿揭开大屠杀创伤，将大屠杀苦难冰封在自己的记忆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以色列在此时期对大屠杀创伤记忆尚未形成明确的态度，仅仅依靠英雄主义来评判大屠杀受难者与幸存者，服务于国家构建。纪念馆与纪念日的初设亦是如此。1953年，以色列议会通过《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法》，在该法的授权下建立国家记忆场所——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1959年，议会又通过《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法》，以法律形式将大屠杀灾难记忆工具化。


2，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


    60-70年代，大屠杀记忆得到长足发展。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被媒介大肆报道，改变了以色列人对大屠杀历史的初始看法与充耳不闻的态度，打破了大屠杀英雄主义纪念与记忆叙事模式，弥合了国家记忆与个体记忆在50年代产生的裂痕。幸存者逐渐敞开心扉，分享他们的受害故事，成为国家建构民族记忆不可或缺的素材。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加剧了以色列犹太人再次被灭绝的恐慌感，增强了他们对大屠杀受害者的同理心。为此，除纪念馆与纪念日的纪念教育外，国家多次进行课程改革，加强学校中的大屠杀历史教育。

80年代后，大屠杀历史与记忆在公共领域逐渐日常化。1977年，右翼政党的大屠杀幸存者贝京出任国家总理，大屠杀成为国家基本准则与政府政策的基石。在贝京看来，控制大屠杀记忆便能控制国家。教育部长泽乌鲁姆·哈默将大屠杀阐释为大屠杀主义，与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一起作为以色列认同的核心。1980年，议会通过《大屠杀记忆法》，为铭记与利用大屠杀历史再添砝码。自80年代末开始，以色列每年举行“波兰之行”，政府高官与学生在大屠杀纪念日前后参观化身为大屠杀符号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体验“生命行军”，从历史记忆中获得认同感。



    3，奥斯维辛集中营——形态多样的社群记忆

    社群记忆与国家记忆之间既存在合作也暗含冲突。社群的划分方式繁多，可基于民族、阶级、地域、性别等客观因素来划分，但大屠杀记忆视角下的社群划分没有既定的客观标准，大多以对大屠杀历史的认同程度来界定。在这里，以色列的大屠杀记忆社群可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阿什肯纳兹犹太社群。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原指东欧和西欧的德裔犹太人，以色列对此概念重新界定：所有来自欧洲的犹太人及后裔均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他们是纳粹屠刀下的主要受害者，也是以色列国家政权的掌舵者与大屠杀记忆的推动者。伴随大屠杀历史博物馆化、大屠杀纪念与教育活动的开展，该群体成员的受害故事在公共领域逐渐常态化，形成大屠杀记忆共同体，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体来看，阿什肯纳兹犹太群体的记忆与“国家立场”的记忆十分契合。

    第二，赛法尔迪犹太社群。塞法尔迪犹太人原指西班牙裔犹太人，现在以色列主要代指来自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东方犹太人，又称米兹拉希犹太人。他们对大屠杀没有直接的体验与感知，对大屠杀记忆怀有天然的陌生感与疏离感。对此，以色列在修订教科书时将北非犹太社区的屠杀事件纳入到课堂历史教育中，强调东方犹太人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以此为认同纽带，建立大屠杀与东方犹太人之间的联系。与阿什肯纳兹犹太群体相比，此群体的大屠杀记忆居于从属的“底层立场”记忆，在国家记忆中的话语权非常低。但随群际通婚与文化融合，以上两个犹太社群的记忆认同界限渐趋模糊。

     第三，以色列的阿拉伯社群。此群体主要指在以色列取得公民权的阿拉伯人。他们虽享受以色列社会的各种福利，但面临着国家与民族的双重身份认同困境，对大屠杀存在无记忆或反记忆的问题。他们关注的记忆焦点是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迫害驱逐与阿拉伯难民问题，与以色列形塑的大屠杀主流记忆相悖。纳粹大屠杀记忆只活跃于以色列主体民族——犹太社群中，而作为边缘性的阿拉伯族群并不热衷纳粹屠犹的历史记忆。

  当地时间2016年8月9日，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建的1000多座集中营中最大的一座。由于有上百万人在这里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它又被称为“死亡工厂”。

4，异彩纷呈的个体记忆

   与国家记忆和社群记忆相比，个体记忆显得更加纷繁复杂。因每个个体的生活体验与记忆动机不尽相同，因此，大屠杀个体记忆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界定。但这些个体记忆不可忽略，它们不仅为国家建构集体记忆注入了活力，也是研究大屠杀底层群体记忆的语料库。

首先，大屠杀幸存者个体。幸存者个体的记忆主要有两种：第一，普通幸存者的历史记忆。随时间流逝，幸存者的大屠杀创伤逐渐淡化，他们有勇气重拾那段悲惨的岁月跟他人分享，通过口述或书写呈现他们的大屠杀经历。自艾希曼审判后，这些幸存者的著述如雨后春笋般涌入公众视野。可以说，每一位幸存者都是一部活的历史档案。第二，特权幸存者的个体记忆。欧洲犹太委员会领导及集中营中的囚犯头在内的特权幸存者刻意回避或有选择地讲述他们在大屠杀期间的所作所为，存在美化记忆、为自己正名、彼此攻讦的行为，更有甚者选择遗忘或歪曲这段历史记忆。

其次，幸存者的后代。第二代幸存者大多生成长在大屠杀阴影下，背负着沉重的记忆负担，父母的焦虑、抑郁、不安全感等“幸存者综合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相比较而言，第三代以后的幸存者生活在大屠杀阴影下的机遇则大大降低，源于第二代幸存者不愿让子女重蹈自己的成长体验。因此，他们之间理解大屠杀历史的方式与程度也千差万别，明显体现了大屠杀个体记忆间的代际差异。此外，幸存者打破心中的坚冰后，会随子孙重返大屠杀故地，一起向始终萦绕他们的大屠杀悲苦记忆做一象征性告别，不再永远地活在大屠杀阴影下。很多幸存者的后代也通过著书立说的形式讲述他们的家族遭遇。

    再次，未曾经历过大屠杀且不是幸存者后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唯有通过以色列共享的大屠杀记忆深化对大屠杀历史的认知，形成对大屠杀的自我思考与记忆。尤其在80年代后，受互联网等新媒介的影响，以色列社会逐步呈现出多元文化主义倾向，以色列人对大屠杀历史的认知不再局限于大屠杀纪念馆的纪念教育、纪念日的仪式教育及课堂上被动接受的历史知识。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出现为他们深入了解大屠杀历史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因此，这些以色列人开始重视对大屠杀历史与记忆的自我理解，不再完全信服国家主导的记忆叙事。不可否认，大屠杀记忆呈现出私有化与碎片化的特点。

   以色列繁复的个体记忆不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再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社会对待大屠杀历史的态度。可见，个体记忆与国家、社群记忆是相伴相生的，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所言：“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

  《二》关于摄影艺术的政治记忆


     每隔四年或八年，随着新任美国总统加入白宫的，除了幕僚之外，还有总统的白宫摄影师。他们的任务是：全方位贴身式地记录总统的日常生活。世界政治风云与总统作为普通人的家庭时光，悉数被收入那小小的取景器中。
福特的白宫摄影师大卫 休莫 肯纳利(David Hume Kennerly)对这个职位的评价是，带着相机的历史学家。白宫摄影师是那些人们无法在台前一窥究竟的历史事件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白宫与摄影师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亲密。1919年，总统伍德罗 威尔逊身患中风，但官方对消息控制得非常严格，人们只能看到不断有医疗设备被运入白宫，需要发稿的报纸摄影记者们压力重重。为拍到一张总统的照片，有个摄影记者甚至躲在干草车内偷偷混入了白宫的南草坪，当然，那名摄影记者最终被特工人员抓住了。直到第二年的夏天，威尔逊总统夫人才邀请一名摄影记者拍摄了一张总统正在认真工作的照片，首次作为官方照片向大众发布。
此后，为使得拍摄总统更加容易，由17名摄影和摄像记者组成的白宫新闻摄影师协会(WHNPA)于1921年成立。彼时，总统的官方照片大多数是由军方摄影师拍摄的。直到肯尼迪于1961年上台后，全职的总统私人摄影师才被正式设立。

1，关于肯尼迪的记忆构建

   关于拍摄什么样的照片，总统和摄影师可能有着不同的诉求。总统和所有政客一样，希望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图像来构造伟岸或是亲和的形象，而摄影师则要费心地在有限的空间内，从惯于伪装的政客那里拍摄到他们真实的、个性的、哪怕是不那么光彩的一面。

   利用影像来编织一种童话般的叙述方式，没有人比肯尼迪的白宫摄影师Cecil Stoughton更擅长。他拍摄的肯尼迪夫妇年轻、阳光、富有品味，一如时尚杂志上的模特般随意地散发着贵族气息。上世纪六十年代，也正是战后的灰暗底色慢慢退去的时代，诸如《生活》、《巴黎竞赛》等杂志开始以充满人性的公众人物的形象，代替以往刻板的新闻照片。色彩鲜艳的照片正是那个年代乐观主义的写照。Cecil Stoughton拍摄的肯尼迪的孩子在椭圆形办公室玩耍的照片，成了当时的经典图像。将手握权力的政治领导人拍成温馨的居家男人形象的传统，也是自此开始。


  接受《国家地理》采访时，Cecil Stoughton曾说：“肯尼迪之前，我们有艾森豪威尔，但不需要一个摄影师，因为艾森豪威尔已经63岁，他既没有肯尼迪的魅力，也没有那样一个家庭来让美国公众着迷。”肯尼迪的照片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他的传记作者Richard Reeves还记得，当时所有美国人都认可肯尼迪健康、充满活力的形象。而实际上，他的身体很糟糕。如今的白宫摄影师Pete Souza还记得当年有张著名照片，照片的标题是“最孤独的工作”，是肯尼迪站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桌子前，背对着镜头微微俯身的形象。而实际情况是，肯尼迪的背部不太好，不得不将双手撑在桌上。

2，关于美国总统们的记忆构建

    卡帕曾说，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因此，能与总统近距离接触的白宫摄影师，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美国总统里最能和白宫摄影师打成一片的可能是杜鲁门，因为他自己就曾是白宫摄影协会的一员。据说，当年的摄影协会比赛中，有一个类别是只限总统参加的，杜鲁门是唯一一个有资格参赛的，得奖的也自然是他。

   也许是肯尼迪的白宫摄影师拍得太好了，令他之后的林登 约翰逊颇为羡慕。约翰逊雇佣Yoichi Okamoto作为自己的白宫摄影师，后者擅长拍摄黑白照片。约翰逊给Yoichi Okamoto的权限是百分百的。苏联人柯西金来访时，Yoichi Okamoto就在桌子下面拍照，即使是约翰逊做胆囊手术的时候，Yoichi Okamoto也可以进入手术室拍摄。

  约翰逊喜欢别人拍摄自己的左面。他对自己的形象非常在意，喜欢别人拍摄他的左脸。有一次，约翰逊在飞机上与议员们开会，他把左侧身体留给摄影师拍摄。当摄影师换到另外一边时，约翰逊立刻也转过身，继续让摄影师拍摄他的左面。

  肯尼迪的弟弟望向约翰逊的眼神十分不友好。然而，白宫摄影师记录下来的人物并非永远都是光鲜的一面，也有愤怒和仇视。也许，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一刻，当政客们放下防备，流露情绪的时刻。约翰逊与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 肯尼迪一直不睦，即使在公共场合，两人也似乎不想掩饰对对方的敌意。


   总统们认识到了影像的力量，自然会注意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为了显示对新闻机构的重视，尼克松特意交代白宫新闻室内的插花必须与蓝厅、红厅等房间内的一样美。总统对新闻记者的礼遇，某种程度上是期待能得到相等的回   
   但很多时候，白宫与摄影记者之间也相互博弈，控制与审查是不可避免的。胡佛本人就不喜欢面对相机，第一夫人规定摄影师们必须距离胡佛15英尺以外，这样就不容易拍到总统的双下巴了。而罗斯福任期中，凡是涉及到暗示他腿部疾病的照片，都是不受欢迎的。罗斯福的腿因小儿麻痹症而瘫痪，行走都要靠轮椅或拐杖。当时的见报照片中，很多都是他坐着的。


   假如特工人员看到摄影记者拍摄罗斯福下车的照片，底片多半都会被销毁，毕竟，一个腿部不便的总统与一个在战时领导国家的领袖形象不符。只有少数媒体会公然违抗白宫的意思，《生活》就曾刊发罗斯福坐着轮椅出入的画面。在罗斯福的白宫，唯一不受限制的拍摄对象是他的小狗Fala。

   1962年5月19日，肯尼迪45岁生日，玛丽莲 梦露为其献唱后，Cecil Stoughton拍摄到的画面。摄影师相信，这是肯尼迪兄弟唯一一次与梦露同框。
   Cecil Stoughton虽然曾拍摄到了玛丽莲 梦露与肯尼迪兄弟在一起的画面，但多数都被特工人员销毁了，只有一张照片被保留了下来。除此之外，肯尼迪还有一条底线，即不许拍摄他戴眼镜的照片。当他头戴眼镜的照片在《纽约时报杂志》见报后，那位摄影师的好运也就到头了。

肯尼迪手中拿着眼镜，他不喜欢被拍到戴眼镜的画面。

   尼克松和猫王。尼克松时期，白宫摄影师Ollie Atkins获得的权限也并不多。尼克松又不是一个性格张扬的人，这导致Ollie Atkins拍摄的最著名的一张照片也显得十分呆板。等到杰米 卡特上台时，他最不想要的就是再有一个类似肯纳利的人无时无刻出现在周围。但这并不等于他就可以将自己置于镜头之外了。上任第一天，当早早占好位的摄影记者等待拍摄一个信心满满的美国总统走出椭圆形办公室时，卡特在冰面上滑了一跤。

3，历史的前排看客

   然而，对于白宫摄影师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拍摄到总统出洋相或者是成为被拍摄者的好朋友，而是，见证历史。

   在为肯尼迪家庭拍摄了那么多优雅的照片后，Cecil Stoughton可能不会想到，他还要见证肯尼迪的死亡与一次不同寻常的权力交接。1963年11月22日，前往达拉斯访问的肯尼迪遭枪击死亡，随后，副总统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宣誓就职，当时，杰奎琳的衣服上还沾着丈夫的血迹。

1963年12月2日，肯尼迪的办公室已被搬空了。因为一切发生太突然，约翰逊在就任总统后，只能在白宫边上的老行政大楼内办公，在那里接见外国领导人，直到肯尼迪夫人在12月7日搬离白宫。12月7日，恰巧是珍珠港事件纪念日，为要不要在那天搬家，约翰逊夫妇为此争执了好久。

1963年12月7日，约翰逊一家搬入白宫，正门上还挂着黑布。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气氛最尴尬的一次总统权力交接。除了没有通常的盛大就职典礼外，当约翰逊一家搬入白宫时，门廊和吊灯上还笼罩着黑色的棉布，官邸内的气氛沉痛而压抑。白宫的员工们一边要迎接新总统，一边还不能让肯尼迪夫人觉得自己被赶走了。约翰逊夫人后来评价起这次不同寻常的权力交接时说道：“人们看到的是活人，渴望的却是死人。”

   肯纳利则记录了美国历史上另一次尴尬的权力交接。在他拍摄的照片中，有一张水门事件期间的尼克松，当时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没掉下来，尼克松在弹奏钢琴，那可能是他任期内最后的轻松时刻了，四个半月后，即1974年8月8日晚上9点，尼克松宣布辞职。

   尼克松宣布辞职，他的妻子眼里泪光闪动。尼克松的突然下台，让白宫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忙乱。老总统搬走，新总统搬入也需要时间，毕竟白宫有6个楼层（表面看起来是4层），132个房间，除了私人物品，每任总统又有大批的文件要处理。

      因为尼克松一家没能准时搬离白宫，接任的福特不得不继续在离白宫10英里的家中住着。肯纳利拍摄了新总统一家人围坐着吃早餐的情景，美国总统夫人和两个孩子看着报纸，喝着咖啡，讨论一会谁来洗衣服，谁来干这个那个。
福特搬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房间看上去和前租客匆忙搬走后的状况差不多，书架上空空如也，还来不及放上新总统的私人物品。


    白宫摄影师Robert McNeely则记录了克林顿主持下的巴以领导人会面。会谈前，克林顿显得兴奋又紧张。拉宾的工作人员提出，阿拉法特不能穿任何类似军装的衣服出现，也不能带手枪。克林顿则对拉宾表示，后者应该与阿拉法特握手。拉宾惊讶了一会才回答说：“那好吧，但不能亲吻。”阿拉法特喜欢贴面礼，而且通常是三下。于是，克林顿的幕僚们又忙着去研究要如何才能打断两人的贴面礼。不过，后来这一幕并没有发生。

   1993年9月13日，面对观众前，三个领导人各自陷入了沉思。
此后，摄影师Robert McNeely被请出了房间，在离开前，他拍摄了一张两人分别被簇拥着，各占房间一头的照片。两年后，拉宾被刺杀，而阿拉法特也于2004年去世。

     白宫摄影师遇到的最紧张时刻，莫过于“9 11事件”。当世贸中心被第一架飞机袭击时，布什正在访问佛罗里达萨拉索塔的一所小学。录制了一个讲话后，布什离开，随后的8个小时，载着65名乘客的空军一号成了美国领空上唯一的一架飞机。因为飞机上通讯不佳，各种流言满天飞，谣传空军一号就是下一个目标。实际上，当时美国最有权力的人对所发生的一切，知道的不比看电视直播的普通人更多。

前往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的路上，布什一行人都紧张地望向玄窗外。布什在空军一号上看着双子塔被袭击的画面。
布什的白宫摄影师Eric Draper记得，在空军一号上的总统办公室内，大家激烈争论着要不要回华盛顿。当世贸大楼倒塌时，房间内一片安静，布什就在那里，孤独地看着电视屏幕上的烟雾弥漫。其间，布什到达奥特福空军基地后召开电视会议，随后又登上空军一号。
到达奥特福（Offutt）空军基地后，中央情报局负责人George Tenet在电视会议上向布什报告，他有清晰证据指向袭击行动是基地组织所为后，布什一行人才决定返回华盛顿。当他们降落时，五角大楼还在燃烧。

   在2015年的一次访谈中，Eric Draper谈到那次拍摄的困难：“我必须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来拍摄这组故事。当天的每个人都在做他们的工作，而我知道，我的工作就是绝对清晰地记录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为其他人将之记录于历史中。”


4，奥巴马与博尔特。

   与布什的白宫摄影师相对低调不同，奥巴马的白宫摄影师Pete Souza显得十分活跃，他会在Flickr和Instagram上第一时间上传奥巴马的活动照片。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奥巴马政府更青睐社交媒体有关，于是相对地，传统媒体就受到冷落。当奥巴马访问曼德拉曾居住过的监狱牢房时，传统媒体的记者们只按了一下快门就被赶走了。而奥巴马随后拥抱他女儿的照片，被白宫摄影师拍下来后却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不满于这种单方面的控制，在多次未获得拍摄权限后，2013年，传统媒体的记者们还写了封联名信，抗议奥巴马政府阻碍了公众获得关于政府运作情况的独立视角。


   在为奥巴马拍摄了八年的白宫生活后，Pete Souza也要离职了。只是不知，一向特立独行的候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会选择哪位私人摄影师，而他的四年或是八年白宫生活，又将是如何的记忆？


   《三》诗歌如何记忆中国

     在现代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里，从国家政要到普通诗人都在用诗歌记录中国的现实变化及其人民生活的曲线。中国是一个在诗歌方面非常奇特的国家。尽管经历了五四运动那场新文化革命之后，古典诗歌近百年来就一直和现代诗歌并存。这种古典与现代并存的奇特现象，使古典诗歌不仅没有遭遇到任何危机，反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很明显，中国古典派诗人及其广大的传统诗歌维护者对自由现代诗歌的反抗处于上升趋势。在探究在现代中国这种古典与现代诗歌有机并存状况的时候，学术的观点是因为在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之间找到了共同的记忆。也就是说，诗歌的形式在此基础上已经并不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古典诗人与现代诗人在如何完成记忆中国方面的共同理想及其共同的目标。

  1，毛泽东关于长征记忆的构建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的诗篇之一，是一首中国革命的不朽史诗，革命乐观主义的不朽之作，深刻表达了毛泽东的艺术风格和高昂气概。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无论对革命史而言，抑或对诗歌史而论，它都是里程碑之作。本文是毛泽东在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时写下的一首诗，全诗生动地概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历程，赞颂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壮举，《七律·长征》是诗歌创作史上不朽的杰作。这首诗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七律·长征 》56个字，负载着长征路上的千种艰难险阻，饱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无论对革命史而言，亦或对诗歌史而论，它都是里程碑之作。长征如此伟大复杂的题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浓缩了它的景观，其中包括了多少惊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诗人就长征的题材写过《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这些诗都是写一景一地，并以此来表达心情，着重在于侧写。而这首《长征》，从题目就可看出，是写整个长征的经过与感受，诗人从正面挺身而出，运酣畅之笔朝四面八方抒写，景致转换向前，一首八行七律担当了二万五千里，担当了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主题。

2，毛泽东关于血吸虫记忆的构建

   中国江西省余江县是血吸虫病流行区。1956年春，县委传达毛泽东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后，结合实施农业发展纲要，紧急动员，制定“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县委第一书记亲自指挥，广大群众踊跃参加，掀起了消灭血吸虫病热潮，开新沟、填旧沟、开新塘、填旧塘、消灭钉螺修建新的良田。经过两年苦战，消灭了血吸虫病，疫区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劳力增强，产量提高，人畜兴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
　　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拍手称庆。人们在欢呼：中国人民有了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不管是天灾人祸还是牛鬼蛇神，什么都不怕!中国人民有力量，中国人民真幸福……到处充满了人民对党和毛泽东的歌颂和祝福。
　　
   毛泽东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消息，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激动不已，抚今追昔，往事历历在目。多少年来，血吸虫像瘟神一样，夺去了无数同胞的宝贵生命!统治者不管人民的死活，竟害得祖国大地“千村薜荔”、“万户萧疏”，好不凄惨!今天在党的号召下，余江县广大人民群众同大自然展开了搏斗，而且一举成功，终于消灭了多少年来一直在危害人民生命的血吸虫病，使得那些遭受血吸虫病魔危害的千村万户的同胞重新拥有了健康体魄!顿时一幅新的图画又展现在眼前：绝处逢生的广大人民群众，将重整衣冠，生龙活虎、斗志昂扬地走上建设祖国工农业生产第一线。
　　
   毛泽东此刻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不觉已是旭日东升。他凭窗遥望南天，诗兴大发，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写成《七律二首・送瘟神》的不朽诗篇。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在第一首中，诗人回顾过去，描述了瘟神给中国带来的无穷灾难。在第二首中，诗人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让高山低头，令河水让路，将扼住人们命运的瘟神彻底消灭的大无畏的精神，唱出了热情澎湃的心声，表达了革命领袖对人民的关怀、推崇。
　　
  《送瘟神》是广大人民和血吸虫病战斗并取得胜利的革命史诗。它的发表，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激励着广大人民再接再厉，夺取更大的胜利。
　　
    到1958年底，全国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430余万人，治疗丝虫病患者250余万人，治疗钩虫病患者3600余万人，许多地区已经杜绝了这些疾病的危害。同时，我国在血吸虫病的防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血吸虫病的预防方面，广大科研工作者广泛调查了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掌握了不同类型地区的感染方式;系统研究了钉螺（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的生活习性和其有效的杀灭方法；掌握了多样的粪便处理和在粪便中消灭血吸虫卵的方法。在血吸虫病的诊断方面，运用了温水孵化和氢氧化铵直接孵化法以检查粪便，提高了诊断率。在血吸虫病的治疗方面，创造了用酒石酸锑钾3天短疗程法（原需20天），大大提高了治疗速度。
　
  　血吸虫病的防治，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科学知识水平。人们普遍认识到“求神不如防病治病”，再不去迎神送鬼了。他们说：“神仙难医的大肚子病，难不住共产党，有了共产党，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3，周啸天关于中国航天事业的记忆构建

   周啸天的诗词选《将进茶》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尤其是其中的《邓稼先歌》给人留下了关于中国航天事业的深刻记忆。

   《邓稼先歌》中的“七六五四三二一”会让人想起每次电视直播航天发射的那一刻，亿万人民屏息以待，静静地等待着总指挥的那个倒计时。作者把这样的文字写到诗里，有记忆，也有回忆，

   这简单的几个数字，凝聚了我们无数航天工作者的汗水和不眠之夜。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外行来说，我们不懂航天器的结构与原理，但只有这个倒计时，才能把我们大家的心拉回到发射的现场。作者用这样一组常见的数字既唤醒了我们对两弹元勋的尊重，又唤起了文人的社会责任与关怀。“七六五四三二一”，不用在倒计时，不用在邓稼先的身上，又用在谁的身上呢？

   至此，许多朋友开始喜欢周啸天，关注周啸天，也更喜欢强力推荐他的王蒙先生，我佩服他的胆识和气魄。“笔墨当随时代”，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拥有QQ和微信的时代，一个即使远在大洋彼岸也可以几秒钟就能见面说话的时代，我们的作品需要朝气和更替，而这位耄耋老人的思维却能如此新鲜，推荐周啸天的目的如此可爱，这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是多少有些羞愧的。


4，帕男关于农民工及其留守儿童的记忆构建

  当留守儿童成为作家笔下社会创作题材的热门主题,当留守儿童有所期盼的大眼睛成为摄影师光圈里的最新聚焦,我们才会感觉在我们幸福的时代还有这样一个远离父母之爱的群体。他们是一群徘徊在爱的边缘的群体。诚然，在客观事实上，这种父母之爱的缺失造成的必然后果是孩子心灵、人格的缺陷 。并且在相当慢长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对于失去了大批土地的农民来说，对于不甘心在贫瘠的土地上背负一世的新生带年轻农民而言，对于自己生活了几千年土地的背叛而言，对于城市酒绿灯红的诱惑而言，对于城市飞速建设背景下缺乏第一线施工劳力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些无疑都是在短时期内无法改变的社会状况。当我们一方面陶醉于我们在缩小城乡距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我们普通人家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却越拉越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如果一味的被动接受这种局面的现实，并且悲观的接受着由此而来的种种悲剧，是我们自己历史性的缺乏责任的行为。如何能坦然自若的在接受这种状况的情形之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出路才是积极的应对行为。对于儿童关爱的缺失，实际上也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社会的最终发展取决与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因此，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如果得不到正常的关心和教育，所形成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因为缺少精英人才而难以突破性的发展不说，并且随之而来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更是导致社会停滞不前的主要因素。

   当然刚才提及的这些状况，在理解的作品里主题过程里应该占有一定程度上的比例。我在评论的一开始就没有把这点当成帕男的主要创作思想。肯定了这些方面的揭示不是帕男主要的创作动机之后。从文章的总体布局来看，帕男都是在围绕着一个孩子的社会问题拓展与阐述自己的作品思想。但应该是一篇具有多层次涵义的诗歌作品。首先，帕男的这部作品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篇幅是在描写一个文化发展与穿承的教育问题。当孩子们茫然不加分析选择的接受着外来文化的同时，实际上直接带来的结果时，对本土文化的忽略和放弃。我们的目前教育体制上所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乏对年轻一代传统文化的教育。并且在理性上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分析研究。使中国的现代文化失去了优秀的发展与穿承的基础依托。用孩子来寓意我们的新生文化现象也是帕男在作品揭示的主题之一。当他们的幸运或者不幸聚焦在同一个光圈里的时刻,我们由衷为这些孩子们感到焦虑和不安,担忧与怀疑。我们的焦虑和不安 从生理学而言,真正没有父母的孩子是不存在的。但是由于种种缘故,他们却在实质上又成为没有父母的一族“这世上，真有很多无父无母的孩子，我可以打赌  这一群孩子绝不可能是无性繁殖 。”

   其实这些都应该是帕男在作品里注重表达的多层次主题意境。因为这些都与孩子们的某些处境和状态有关。另外从文章的节构和文本的安排来看,老师这篇作品还针对目前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社会议题有关 。从文章的节构和文本的安排来看,帕男这篇作品应该是针对目前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社会议题有关 。如果说留守儿童作为一种经济快速运行下的衍生现象造成了儿童成长时期的不良状况,但是他们毕竟还有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说其他的直系亲人陪伴着他们的身边。而如果我国目前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制度，那么我们的这些孩子们果真宛如无性繁殖的孩子了。“大人呀，怎么可以不交待给孩子，如果真来自树  早就被人或兽吃掉了，最后就剩下一枚果核，不仅备受冷落还要让泥土饱食，  更要承载，孕育的使命，这群孩子  可能还不知道，这就叫传宗接代。”但事实上我们既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也不知道自己的源在哪。事实上，在我们提倡忘我工作精神的时候，是否也应该考虑下孩子们的存在与他们的教育呢？

  而实际上，在我们提倡忘我工作精神的时候，却从不去站在人性与爱心的立场上，去反思一下我们究竟给了我们的孩子们多少的关心和爱护。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的孩子心理距离离自己越来越远时，培养的只是孩子们冷漠无情自私任性的秉性。因为当一个孩子连自己的生身父母亲都失去了信任的时候  ，他还会相信其他的社会成员吗？如果仅仅的是不相信还算是幸运，可悲的就是他们在世界上由于父母心理距离与身体距离的背离的同时，他们相信了自己本来不该去相信的东西，信仰了自己不该去信仰的理念。

   多少年来,我们对张乐平笔下的三毛这个人物的理解绝对应该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几乎所有根据张乐平老师作品改编的三毛形象其实都是按照社会表层的截面去理解包括再创作三毛这个艺术形象的。直到帕男这篇作品发表之前,至少我个人也是这么理解三毛的。直到现在经过帕男作品的提示,我才对三毛这一艺术形象有个超越性的理解。尽管帕男没有提到自己的作品里没有提到三毛这个艺术形象,但是却直接影响了我对三毛的全新理解,这个理解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形象,不单只是描述了旧时代儿童的流浪生活,更主要的是从深层揭示了那个时期儿童的心的流浪,灵魂的流浪。因为张乐平在作品里尽管以一名大师的艺术功力给我们创作了一个丰满的艺术形象,但实际上还是揭示了一个心的流浪远比身体的流浪更为残酷的可怕事实。因此,在怕男的作品里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注解。其实，我们现在的儿童目前正在普遍经历着一个可怕的心理与灵魂的流浪考验“好笑的是 ， 这一群孩子，自称来自于树上  更好笑的是  还具体说出了来自于哪一棵树 。”

这一群孩子绝不可能是无性繁殖


   好笑的是  这一群孩子

自称来自于树上  更好笑的是  还具体说出了来自于哪一棵树

大人呀

怎么可以不交待给孩子

如果真来自树  早就被人或兽吃掉了

最后就剩下一枚果核

不仅备受冷落还要让泥土饱食  更要承载

孕育的使命

这群孩子  可能还不知道

这就叫传宗接代

他们迟早也要面对自己孩子诸如来自哪里之类的问题

如果也像之前一样照本宣科

而且头头是道

假如那一棵树是多年生  或是无性繁殖

好笑的是

都知道这是谎话

却从不去想如何才能圆

这世上

真有很多无父无母的孩子

我可以打赌  这一群孩子绝不可能是无性繁殖

5，沈建浩的荷花记忆  

    或许我们是第一次把荷花这种植物称为精灵。一年四季它几乎霸占了水域所有的季节。它以不同的形态追逐与追随着季节的变换。在季节的变换里，荷花之美之韵之涵也是一种被季节所分割的分解之美系列之美。关于荷花的美丽，似乎是永远没有被终结的时刻。因为它总是在分解在变更中赋于自身不同的审美元素。荷之美因为一直被分解一直被更替，故而是一种没有永恒概念或固定概念的美丽形态。

  当来自汕头的诗人沈建浩，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在荷的世界里探究荷之灵魂的时候，其实是另一种关于荷花元素的议论。荷花无疑是无法在海中生存的，它始终是属于淡水世界的公民。所以，当这份与海洋无关的生命形式被诗人所解构时，其实是发现了仅仅属于内陆水域的精神元素文化元素及其人文元素。

  或许荷花仅仅只是代表了内陆文明，因此当东方的诗人发现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荷花霸占为仅仅是属于中国文人墨客的精彩世界。因此，在世界发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那就是除了中国，荷花这种开遍全球的植物无论在其他国度上盛开的多么鲜艳，我们都似乎是从来没有发现外国人咏荷的诗篇。这并不是说外国的诗人们没有发现荷花的美丽。而是在他们的眼里，荷花是被敬畏的生命之物。出于对耶稣的，对生命的敬畏，于是，他们果断放弃了关于荷花的书写。

      实际上，当我们凝视荷花的时候，往往就会从纯美的感觉中解脱出来，实际上荷花之美是一个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恐怖之花。它并不邪恶，却让人始终敬畏与恐惧。 这种美的恐惧其实是一个关于恐惧的终极状态！它会让你的灵魂不寒而栗！有人说，当邪恶与善良结成同盟才是真正的邪恶之神。宇宙之神可以轻易打败一个力大无比的恶魔，但是却永远无法击败一个与善亮结伴而行的恶魔——精灵。
在沈建浩的潜意识文学思考中，既受客家人文思想的影响，又受到闽南文化情绪的影响，同时还受汕头本身固态文化心理的制约，因此这些因素直接构成沈建浩诗歌中的多元文化成份。

   实际上，沈建浩在诗歌中嵌入宗教思考的心理也是个非常复杂的心态过程。他在诗歌中完成的荷花与宗教的思考过程既有客家人对汕头文化的介入成份也有福建妈祖信仰的成份的介入。特别是妈祖的非信仰神话形态为沈建浩在荷花议题中完成对宗教的思考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但是，沈建浩的荷花诗由于走的是一个关于避开荷花外部审美机制的书写路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许多强迫使用荷花诠释人生的刻意写作。当然这是可以原谅的方面，因为从古至今，关于荷花的诗歌都是局限于那个关于荷花之美的内部描述而很少有人刻意采用荷花与社会议题相互交织议论的方针。

  当然，从古到今，中国诗人在关于荷花的诗歌中，主流依然是以刻画并歌颂荷花的美丽的方针。荷花种类很多，分观赏和食用两大类。原产亚洲热带和温带地区，中国早在周朝就有栽培记载。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其出污泥而不染之品格恒为世人称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是对荷花之美的真实写照。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历来为古往今来诗人墨客歌咏绘画的题材之一。1985年5月荷花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荷花是印度、泰国和越南的国花。而把荷花作为文化精神的象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十分注重倡导和平、和谐。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孔子的两句话，一是说“和而不同”；一是说“和为贵”。中华文化所说的“和”，绝不是不讲差异和矛盾的调和。而是指存在着差异性和多样性后的贯通融合。这种贯通融合才是最为可贵的。中国有56个民族、34个行政区域，其中存在着差异和矛盾。面对这种差异和矛盾，始终坚持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坚持这种“和”的立场，是最为可贵的。而背弃了这种“和”的立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