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新古典人文主义:与中国中产阶级文学页面

苗洪

黑格尔新古典人文主义:与中国中产阶级文学页面


    序言:在文学创作领域,当我们谈及中国的文学作品,诗歌等如何与国际接轨话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笼统而缺乏具体的层面。但是，有一点我们经常性提到的方面就是，我国的文学创作也好，诗歌创作也好没有与国际接轨或者说创作质量根不上国际水平是比较普遍认为的状况。

  从表面上看，这点似乎是比较客观。但是实际上关于中国文学创作及其诗歌创作为什么达不到具有特别重要普遍意义的国际水平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具有可信性的答案。中国的文学创作，诗歌创作实际上并不缺乏深刻的世界议题，社会议题，包括中国最现实问题的文学主题；而另一方面，中国作家及其诗人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创作资源。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国土最大的国家，无论是生活领域，物质领域，精神领域每天都发生着无数可以成为创作题材的现实故事及现实情况。


  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崭新崛起的大国，意识形态的变革，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的经济形式之下，为什么中国就无法产生类似国外反映社会变革的《老人与海》，《百年孤独》那样宏观的文学作品呢？而对于诗歌创作领域来说，除了百年之前的爱情诗篇之外，我们再也没有值得骄傲的亮点。

  土地，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就业问题，道德问题，网络时代的人民生活新格局都是我们可以做出最大发慌及想象及书写的文学主题；广场舞可以说是当今中国最流行的一个生活形态，并且这种规模的庞大几乎超越当年人们对迪斯高舞曲，喇叭裤，牛仔裤的狂热。可是没有作家和诗人去认真去总结与书写这些最具时代特征的生活片段。实际上，我们的作家及其诗人都可以从最现实主义的立场去描述我们最普通也是最普遍存在的生活场景。


   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到来的时候，中国的文学创作，诗歌创作介入了一股所谓中产阶级文学观的文学创作热潮与追求。当然，随着中国流动机制的变革，许多社会群体及其个人跃入中产阶级的生活阶层及其社会阶层。中产阶级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团体凸现在文学创作观察与思考的视野。中产阶级部落的崛起与兴起，似乎是给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带来一个崭新的文学对象。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种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阶层本身是否就是一种崭新的贵族形态呢？在本文当中，我们将结合中产阶级的贵族形态探讨一下黑格尔新古典人文主义与中国诗歌的辩证关系。


  《一》就黑格尔与新古典人文主义的关系而言，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只要我们孤立地考察古希腊哲学，只要我们仅仅就哲学之为哲学对古希腊哲学进行观察，并且把哲学抬高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超凡脱俗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从精神奇迹的角度来谈论古希腊哲学。这样一种观察方式一旦与某种文化种族主义乃至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只能从希腊人精神气质的独特性和超越其他民族的高贵性来谈论古希腊哲学，并且由此认为哲学是仅仅属于希腊的，并且因此是仅仅属于西方的。


    黑格尔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毫无疑问，很明显其主要是根源是19世纪兴起于德国的新古典人文主义，因为，正是这股新古典人文主义思潮塑造了在19、20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当中广泛流传的关于希腊人的文化理想。例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

    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欧洲人远从希腊之外，从东方，特别是从叙利亚获得他们的宗教，来世，与超世间的生活。然而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我们且把拉丁经典让给教会，把罗马法让给法学，那更高的、更自由的科学（哲学），和我们的优美自由的艺术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对于它的兴趣与爱好都根植于希腊生活，从希腊生活中我们吸取了希腊的精神。如果我们可以心神向往一个东西，那便是向往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光景。


    科学与艺术的发生、萌芽、发达直到最盛的历程，以至衰落的根源，都纯粹在希腊人自己的范围里面。因为希腊精神的发展只需要外来的东西当作材料，当作刺激，他们在这些材料中自己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并且有了自由的活动。他们加在外来的材料基础上的形式，是一种特有的精神气息——自由与美的精神；这个精神，从一方面看，可以说是形式，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事实上却正是更高的实质内容。

  在这里，黑格尔便对希腊文化和希腊哲学做了特殊化的和形而上学化的处理，将它最终联系到希腊人的某种特殊的民族精神，并且不言而喻地又将这种希腊精神与德意志精神联系在一起，其内含的种族主义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是一目了然的。一旦对希腊文化和希腊哲学做了这样的处理，那么它们的起源无疑就成了一件神秘的事情，只能被解释为希腊人独特的精神创造，仿佛希腊人独享这样的精神气质。

  毫无疑问，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所展示的黑格尔观念来看，中国中产阶级文学创作形态的萌生，实际上是伴随着一个关于精神气质的塑造。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阅读到任何诗人从这一层面进行创作的诗歌问世。当然，这一忽略并不能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文学创作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是，这样进展是极其隐蔽而隐讳的状况。这种中产阶级文学创作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中产阶级——民国氛围之间的探讨与迂回。这种状况很明显就是说，中国的作家及诗人并没有从中国的中产阶级阶层中看见自由与美的精神。

《二》中国的中产阶级阶层与理想的希腊人。与此同时，黑格尔对希腊文化和希腊哲学的神化与理想化只是整个19世纪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思潮的一个典型例证。事实上，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在现代古典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向欧洲有教养的人士传播和灌输了一种实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与雅利安种族主义的古典文化理念，亦即“理想的希腊人”这一观念。这一观念到了20世纪便几乎成了欧洲知识阶层的一个不假思索的信条，例如，在海德格尔那里，这一文化观念的种族主义的、神秘主义的特质便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希腊哲学被看成决定着希腊人乃至决定着西方人的生存命运的东西，是证明他们精神优越性和高贵性的凭证。例如，在《什么是哲学？》中，他这样说：

  ……哲学是某种最初决定着希腊人的生存的东西。不止于此——也决定着我们西方—欧洲历史的最内在的基本特征。常听到的“西方—欧洲哲学”的说法事实上是同义反复。为何？因为“哲学”本质上就是希腊的；“希腊的”在此意味：哲学在其本质的起源中就首先占用了希腊人，而且仅仅占用了希腊人，从而才得以展开自己。……哲学本质上是希腊的，这话无非是说：西方和欧洲，而且只有西方和欧洲，在其最内在的历史过程中原始地是“哲学的”。这一点为诸科学的兴起和统治地位所证实了。因为诸科学就来自最内在的西方—欧洲的历史过程，即来自哲学的历史过程，所以它们今天才能对全球的人类历史打上一种特殊印记。

  这样，哲学在本质上是希腊的，因而是西方的，而哲学所秉有的那种超凡和神圣的特征，它的自由特性和思辨特性，也就成为西方人或欧洲文化精神高贵的证明，从而，西方人当然有理由统治世界、统治全人类。这是典型的纳粹言论。事实上，这类言论不时地出现在海德格尔的这部著作或那部著作中，而并不需要专门到他的近几年才被整理出版的《黑色笔记本》中去寻找。由此可见，我们对古希腊哲学精神起源的这样一种神话叙事般探究的内在危险性。

  我们从希腊人的理想主义机制与中国中产阶级阶层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中产阶级阶层仅仅只不过是一个完成经济地位转换的阶层，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形成文化精神高贵的局面。因此，当中国的作家及其诗人试图从更现实主义的立场去描绘中国式的中产阶级阶层生活形态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突破文化及其精神层面的深层分析。从这点来说，中国式的中产阶级阶层生活形态并没有形成哲学的高级形态。

《三》关于中国式的中产阶级阶层生活形态与理性哲学之间的差距。

  当我们在这里试图着手探讨古希腊哲学的一般特征时，我们将要秉承的是一种历史批判的立场和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将古希腊哲学不是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人类思维来观察和研究，而是把它放置到它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去，把它看成一般意义的人类理智成熟的产物，亦即人们能够理性地和务实地来处理自己与他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时，也就能够以一种理性的和务实的眼光来审理自己所置身的这个世界，而这一审理的最高理智果实就是哲学。

  从而，古希腊哲学当然是它所置身的那个时代的思想的精华，并且因此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为我们理解一般人类理性的发展及其成就提供了借鉴。但是，它也因此不能不具有它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殊局限性，亦即，正因为它是人类的思维，而且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一定的人群的思维，从而，它也不能不具有作为人类思维的一般局限性和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人群的思维的特殊局限性。

  显然，一旦我们这样来观察和研究古希腊哲学，有关它的起源和它的一般特征的种种本质上是神秘主义的与文化特殊主义的解释就消失了，它现在被置于我们历史批判的视野之下。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谈及属于希腊哲学的族类假象和洞穴假象。族类假象是就它作为一种古代哲学的一般性特征来谈的，而洞穴假象是就它自身的特殊性来谈的。我们希望以此方式能够说明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特征。

  在我们进行关于中国式的中产阶级阶层生活形态与理性哲学之间的关系阐述时，很明显可以联系起在中国文学创作及其诗歌创作中关于文学创作与哲学接轨的文学主张。但是，这种中关于文学创作与哲学接轨文学主张的实践实际上是失败的，因为这种文学创作的页面与哲学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融为一体的默契状况。当然，这种尝试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却可以说是成功的。那些有钱人在豪华的场所里思考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哲学问题，从婚姻到道德，甚至是人性及法律区间的话题。当中国式的中产阶级阶层生活形态用视觉艺术形式表现实际上很不费力，但是对于文学创作及其诗歌来说，因为作家及诗人要完成中国式的中产阶级阶层生活形态缺乏最直接的生活体验——中国只有极少数的富有作家。


  《四》关于中国式的中产阶级阶层生活形态与自然哲学。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与其它问题的讨论来说，显得比较简单，也更加具体。作为一种古代的世界观的理性表达形式，古希腊哲学同样是自然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它尚不能把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基于一种主体性的立场来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说明，相反，它将人置于自然整体之中，把人作为自然的内在有机的一部分来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在环境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似乎是一种具有优势的思维方式。但是，切记：环境保护主义是现代思维的产物，而不是古代思维的产物，古人并没有环保的思想，而只有现代人才有环保的思想，古人的活动本身也不是环保的，古人经常大面积地破坏自然，只不过由于当时人口的稀少、自然经人手的改造尚少，因此，这种对自然的破坏力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当我们说到希腊哲学将人置于自然的整体之中、把人作为自然的内在有机的一部分时，这与环境保护无关，而只反映出它是怎样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

  同样，当我们说到现代哲学具有了主体性的视角、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时，这也与环境保护无关，也只反映出它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特殊理解。前者不必然是环保的，后者也不必然是不环保的。在指明了这一点后，我们自然就能够理解，古代哲学的这一自然主义的特征根源于当时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小农社会的自然经济的形态决定了人与自然的这样一种关系，即人完全听命于自然。显然，正是这一基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说人的存在方式，规定了古代哲学如何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它把人作为自然整体的一个部分来加以思考，并不把人与自然相分离。我们目前所出现的中产阶级阶层实际上是刚刚在物质上摆脱小农模式的阶层，他们尚缺乏很多理性的精神指导。

   古希腊哲学从其开端米利都学派开始，一直到其结束新柏拉图主义，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自然哲学。也就是说，它是基于自然来谈论存在的，这从所有早期的古希腊哲学论著都有一个统一的题名“论自然”就可以看出来。它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提供的是一个自然本体论的基础，甚至对于人，它也是从人的自然本性谈起，把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而不是作为独立的自由的存在来看待，这与现代哲学例如在康德那里把人根本地奠定在自由而不是自然的基础上是完全不同的。


《五》中国的中产阶级阶层与基于贵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古希腊哲学。在我们所讨论的以上几个方面当中，这一问题是比较接近研究中国中产阶级文学页面的直接条件。

  这样一种先验的、高度思辨性的特征不能离开它的一般社会环境，这样，我们就要谈到古希腊哲学的第四个特征，即它的本质上属于贵族主义、精英主义的思想特征。在总体上，古希腊哲学的思想主体是自由的城邦公民，这里可能包括像苏格拉底那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包括像柏拉图那样出身名门的人；但是，不论他们之间在出身、门第、血统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在典型的古典希腊城邦的环境下，他们都属于自由公民。但这并不是说，因此古希腊哲学就是平民的哲学、一般大众的哲学。因为，正如托克维尔曾经谈到的：“一些古代的最民主的共和国所说的人民，同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不是一个含义。

  在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但在它的35万居民中只有2万人是公民。其余的人全是奴隶，他们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和中产阶级所做的工作。因此，尽管雅典人实行普选制度，但他们的城邦仍然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只有全体贵族才有平等的参政权。对古罗马的贵族和庶民之间的斗争，也要用这种观点进行分析，只能把这种斗争看成是同一家族的长辈与少辈之间的内讧。

  实际上，古罗马的庶民也属于贵族阶级，并具有贵族阶级的精神。”托克维尔关于雅典城邦奴隶数量的说法或许是有争议的，但是他却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古希腊的自由公民实际上都可以被看成贵族，因为在他们自身的等级差别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绝对的他者，这就是奴隶。因此，古希腊哲学在根本上反映的就是作为城邦统治者的希腊城邦公民对世界、对生活的理解，这样，作为统治者的德性、作为统治者的智慧等就是古希腊哲学讨论的基本主题，而一种属于少数人、高贵者或最优秀者的品质——无论是道德的品质还是思维的品质——才是古希腊哲学着力去建构的思想内容。


  由此，古希腊哲学也就自然地会假设一种超越性的思维能力，一种绝对性的知识，它们仅仅属于极个别卓越的人，正是这样的人，他们对整个宇宙真理具有常人所不可企及的洞见能力，这使他们超越了作为凡俗之人的思维与认识的种种局限，而使他们在精神上、思维上能够与终极实在达成完全的融合一致。无论在柏拉图认识四线段中居于最高端的——我们把它翻译成理智直观，还是在亚里士多德五种理智德性中居于思维顶点的——我们把它翻译成理智，都是这样一种超常的认识能力，并且仅仅属于少数禀赋优异的人。这样的人，他们作为贤哲、作为哲学家、作为品行完美的最优秀的人，当然也就理所应当地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是合理、合法、自然意义上的绝对的统治者。但由此，我们就立刻可以看出，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恰恰是由他们自身的那个受局限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这就是，相对于奴隶，他们是绝对的主权者；相对于奴隶的绝对无权，他们的权力是绝对没有限制的。

   正是在古典希腊城邦自由公民相对于奴隶的这种绝对主权的基础上，一种关于不受限制的认识能力、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无主体性的哲学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在世俗的超越者身上，我们还怎么能够谈到任何属于普通人所不可避免地具有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呢？但是，“世俗的超越者”中的“世俗”二字却恰恰揭示出了这种超越者自身所固有的属于社会历史的局限性。事实上，古希腊哲学关于绝对真理、关于思维与存在的绝对的同一和统一的想法只能是一类特殊人群的想法，这就是关于自身的社会地位拥有无限制的主权意识的那样一部分特殊人群，而这也就是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尤其是其中那些确实具有贵族地位或贵族意识的人。因此，古希腊哲学所内含的贵族主义、精英主义的特征就是我们需要十分注意的。但是，人们却经常容易忽略它，并且被它俘虏。

  对于许多古希腊哲学的学习者来说，在古希腊哲学的这种精英主义气质的思想中进行自我投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那样一种精神的游弋中觉得自己就是那样一类精神禀赋卓越、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特殊人士，自己的思想飞升天外而可以睥睨一切，不正是许多自诩智力超常的人最容易产生的精神错觉吗？因此，当我们做出一种本质上是绝对主义的知识断言时，我们就必须小心警惕。因为，这很可能是我们逾越了自身社会生活的种种具体限制，对我们自身的权力地位做了无限制的拔高和想象的结果。


结束语： 自然主义、非历史主义、先验主义和精英主义，这就是我们在观察古希腊哲学时，在对它一般的理性主义思想内容进行学习和思考时，在对其中所深藏的人类智慧表示惊叹时，所需要特别注意的。而在人们通常对古希腊哲学持有尚古的、无批判的崇敬和赞赏态度的情况下，提出古希腊哲学中这些属于其自身思维的内在的、历史的局限性，在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中从这些方面来对它予以特别的观察，就是无比重要的。它会有助于我们对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的理解和认识，这就是现代思想。就此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