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洪：从“湘乡派”谈诗歌与政治的不可分割性

苗洪

苗洪  从“湘乡派”谈诗歌与政治的不可分割性

   文学艺术的歌颂与诋毁,抑或是所谓的阴谋与文学,实际上都是文学艺术与政治不可分离的结果。即便在哲学那里，文化艺术对象的旗帜都应该是鲜明的，至少是文明与愚昧，前进与倒退的关系——苗洪。


    序言   当我们现在的诗歌步入追求纯诗或者说远离政治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明明知道这种脱离政治的诗歌必然趋势是引起诗歌与现实生活的隔离,但是,我们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为这种唯心主义的诗歌主张进行相应的批判或者说辩论。可以说，现在的诗歌创作几乎就是一种听之任之的状况。只要诗人随心所欲的拿出一些分行的文字，就可以向世界宣称自己又有一首新诗歌问世。中国诗人的勤奋在世界诗人行列中堪称楷模无疑。

    可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中国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与理性的距离是越来越远——这种缺乏理性指导方针的诗歌实际上是一种对文学属性至少是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历史发展过程发展模式发展机制发展理论体系一无所知的体现。如果一个诗人连最起码的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方针都不知道，只能是中国诗歌的悲哀。而实际上，在中国进入新时期诗歌历史阶段以来，就走上了与诗歌的文学属性向背的写作之路。

   与此同时也可以说，中国的某些诗人连最起码的文学社会学基础知识都不具备。在古今中外的诗歌历史发展过程中，诗歌注重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与自然，文学与精神，文学与心理，文学与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关系，是一个主要的特征。综观世界范围内举世瞩目的诗歌巨匠，都是将自己的诗歌创作与社会现实情况紧密联系紧密结合的状况。

   在前几年美国某诗人的一次来华演讲中，只是随意性的说了一句口头式的“诗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不幸的是这句话迅即被中国文学界乃至诗歌界奉为圣旨，以为找到了在写作上无限自由的根据与借口。可是，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即便诗歌是随心所欲的艺术，也起码也要有个随心所欲的参照体系。用逻辑规范文学艺术，规范书写与语言的关系，悖论与语义的关系，一直是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构建的基础。如果我们稍为具备一些哲学态度与客观态度的话，就会明确发现，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思想及其文学流派的创建，都是政治环境的产物。可是，我们中国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方针却极力推开这一必然因素不顾，使诗歌创作陷于绝境的状态。因此，在本论文中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就是关于诗歌最终与政治元素有没有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将以“湘乡派”为例探讨。


   《一》关于“湘乡派”的大致概况及其创始人曾国藩的复杂身份诌议。

   “湘乡派”是近代古文流派之一，因其代表人物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而得名。湘乡派继承并发展了清代桐城派古文，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又加“经济”一条，使文章内容更加面向社会现实。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舒展雄厚，但多宣传封建道德，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曾国藩原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但是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摒弃经史的缺陷，扩大了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文章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更重要的是，接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以“经济”一条，使古文反映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更实际有用了。这就使桐城派古文从局促迂缓的狭小天地里解脱出来而应时向前发展。

   曾国藩(1811～1872)晚清军政大臣、近代作家、湘乡派古文的创立者。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务农，父名麟书，秀才。曾国藩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十八年成进士。二十三年(1843)，以翰林院检讨典试四川。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在京师时，治义理之学，兼为词章、考据。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起。曾国藩应诏屡向清廷献策。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试江西，中途因母死回乡服丧。这年十一月，奉命在乡办团练，号“湘勇”。次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曾国藩又治水军，造大小战舰二百几十艘。于是统帅水陆湘军与太平军转战于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数省，转败为胜，得清廷信任。同治时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国藩被重用，加太子少保衔。又以镇压太平军、捻军立功，先后掌握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及直、鲁、豫三省大权。太平军失守江宁后，曾国藩晋封一等侯。官至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正”。曾国藩在道光末至咸丰初年以前，是一个仕进顺利的官僚，咸丰二年以后则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极其崇拜上自文王、周公，下至姚鼐、王念孙的“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图其遗像”，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圣哲画像记》 ）。他自己追求的理想也恰是成为这样的圣哲人物。

   曾国藩以所谓“同治中兴”的“名臣”，幕府广聚人才，以坚持理学道统的桐城派为号召，使桐城派古文一时复盛。他适应时势的需要，进一步强调“经济”，将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者比之孔门的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并针对桐城派古文之弊，提出修正意见，包括扩大古文的传统，由八家上推至先秦两汉，主张骈散兼容，提倡“雄奇瑰玮”（《致南屏书》）。他本人的文章“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李详《论桐城派》）。这些从古文理论到创作实践对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人称之为“湘乡派”。

    曾国藩原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作《圣哲画像记》 ，列桐城派古文创始人三大家之一的姚鼐为古今圣哲32人之一，并谓“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又作《欧阳生文集》序，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的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处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其本身“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 ）。这样，桐城派古文就形成了一个“中兴”的局面。

   但是，曾国藩本人实非桐城派的忠实信徒，当时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已指出曾国藩并不“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与篠岑论文派书》 ）；曾国藩亦自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后尘”。又说：“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则示了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略述文家原委”，颇为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恒、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宏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他赞赏“为文务闳丽”，而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确是事实。

    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摒弃经史的缺陷，扩大了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文章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更重要的是接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以“经济”一条，使古文反映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更实际有用了。这就使桐城派古文从局促迂缓的狭小天地里解脱出来而应时向前发展。因此，曾国藩古文实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而开创了“湘乡派”。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蓴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 《论桐城派》 ）湘乡派矫正桐城派专在文词上洗刷求雅洁，而掩饰内容的空虚，确是应当肯定的。曾国藩亦指出“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致吴南屏书》 ）。此当指桐城派古文。

    为说理则需要格物博辨，必然破坏清淡简朴的风格。可见湘乡派比桐城派要前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桐城派而不墨守桐城派。曾国藩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桐城派古文到了曾国藩手里，变为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更为适应的工具，因而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信任和支持。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近代或者说现代在关于曾国藩的认知中，实际上他的政治身份及其他的某些政治主张超越他作为诗人作为文学家的影响。从这点可以直接得出的结论就是，在现实社会当中，一个文学家的影响力取决于他的政治身份，而不是取决于文学家，作家或者说诗人的身份。尤其是从我国现阶段的事实可以证明的是，一个作家或诗人的政治地位越高，其作品的影响力就越大。所以，身份对于中国的作家或诗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无论是当今中国作家协会的现任主席铁凝也好，中国首位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主编施战军也好，使他们在中国文坛曦曦生辉的其实并不是他们的文学成就，而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及其社会地位。曾国藩奉命主持湘军时，好延揽人才，以学问文章相切磨，一时文坛英俊多被网为幕府中成员，俞樾、郭嵩絒焘、薛福成、吴南屏、吴汝纶、张裕钊等，均有盛名，可称桐城派後劲。经过曾氏的推展，桐城派能延至清末，深受他影响的，有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因而说是清代独霸文坛的主流，


   在中国，政治地位及其社会地位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依托。甚至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于坚最终也因为社会地位的变动而沉浮。当他在云南师范大学退休后，门前冷漠，即便偶尔有人请他讲学，但因为教授的金牌已经被剥去，落得个恢遛遛的下场，甚至返回的时候竟然没有任何人前去送行。曾经以一部《第二次握手》闻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坛的老作家张扬，近期有次应邀到某地讲演，除了寥寥无几的几个当地举无轻重的诗人，作家勉强座陪外，一路寂寞孤寂。既然社会地位不在了，人家还会把您看在眼里吗？即便所谓以追求纯诗为创作目的的余秀华，最终也无法抵挡社会地位的诱惑，从而被所在县文联提拔为文联副主席。不单如此，中国所有叫嚣文学脱离政治的作家和诗人，最后的目的都只不过是为了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双重提升。


  目前在中国文坛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就是文学话语权。实际上，所谓的文学话语权由以下两个因素所决定，一个是文学发布资源的把握者，一个就是与文学创作毫无关系的政治因素。曾经有一个时期，刊物的编辑在作者眼中是极其神圣的职业，因为他掌控着稿件的命运。但是，目前来说，编辑的地位已经是一落千丈。原因是现在具有国家影响的所有刊物最终的发稿决定权经过若干次审查之后还是落在刊物的主编手里。而主编的权力无疑则是来自体制内部的政治地位。莫言曾经说过，将来主流文学的战场在网络。实际上这既是对中国体制文学的声讨也是为自己目前的处境现实而担忧的结果。

《二》我们从“湘乡派”及其曾国藩的所谓文学功绩中，可以看出的是，曾国藩后期身居高位，幕府人材甚众，已为文章领袖，又曾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地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证明“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欧阳生文集序》）。“其说一出，有违之者，俱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一时声势颇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一个“中兴”的局面。

   曾国藩初学桐城派古文，推崇姚鼐，以为“姚先生持论闳通”，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但曾国藩的目的是借鼓吹桐城派以自立门户而为古文宗主。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便撰文揭穿曾国藩这一用心。吴敏树既不承认自己是曾国藩所说的桐城派古文作家，也不认为曾国藩是桐城派。他尖锐指出曾并非真心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其实是“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在吴氏指出了事实之后，曾国藩承认“斯实搔着痒处”。但曾国藩生前并未标榜自己为“湘乡派”。

    曾国藩门下，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称四大弟子。他们已处于所谓“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发展时期，思想与实践都与洋务有较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文章虽各有成就，特别是张、吴二人得桐城“雅洁”之传，最为桐城派人推崇，但是陈旧的思想与陈旧的文章模式已很难再有超越前人的建树，他们真正给桐城文带来新气象的是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议论文和海外游记，尤其是后者，以新奇的事物与略带变化的文风，形成湘乡派文的一大特色。如黎庶昌的《游盐原记》、《卜来敦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白雷登海口避暑记》等都以朴实畅达的笔墨传其形神，以异国新奇风物引人入胜。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几成脍炙人口的名篇，以传神之笔将内容繁杂的画面形象地表现出来，又极善烘衬渲染。

  而另一方面，曾国藩的古文写作和理论，都与桐城派有所不同，标志着古文理论成熟。他“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引），为文务闳丽，与桐城派清谈简朴文风不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说:“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颇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垣、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而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闳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在古文理论上，他说：“古文之道，无所不施，但不宜说理耳。”对桐城派主张的义理、考据、词章，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因此他编《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古文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为桐城派打开了僵局。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包括经、子史、集，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

    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藩古文理论：“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不可偏废。”说明了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其后，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论桐城派》）。从此相沿而以曾国藩为湘乡派创始者，对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前进。

    实际上，我们目前中国文学创作所缺少的就是独树一帜，旗帜鲜明的文学流派的诞生与文学思想的出现。可悲的是，中国目前具有价值的文学思想皆极其普遍性的出自于民间或者说存在于民间。实际上，促进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发展进程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民间。民国时期盛行的民刊一词卷土重来。但是，关于民刊的实质到底是什么，目前尚无具体的参照与标准。据统计，目前所谓的许多民刊是出自于国内较高的文联机构甚至是作家协会机构。所以，这一现象的出现直接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就是，在中国，什么样的刊物才不是民间刊物呢？因此，目前所出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只有代表国家意志的刊物或媒体才算得上正式的刊物或者说权威性刊物。因此，在国内许多省市所出现的现象更加令人费解。也就是说，在某省，省级的刊物权威性还不如省会城市刊物的权威性高。所以，在中国所出现的这种混乱现象最终所折射的情况是，在地方存在着文学刊物各自为政的不良倾向及其不良现象。


  《三》 另外关于湘乡派的历史功绩还体现在促进中国文化近代化发展进程方面。除此之外，由于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或者说它的个性是：“独立根性”是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也是湖湘文化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根本所在，是湖湘人的气质、风气、价值观等的集中体现。

   “独立根性”的主要表现即在于“湖湘历代知识精英均焕发着一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而不囿于陈见的创新精神；一种慷慨激越的“爱同胞而?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之精神和卓励敢死、强悍炽烈的士风民气。这些精神从楚文化的代表、流放湖湘十年的屈原开始，中经濂溪周氏（敦颐）、湖湘学派、王船山、魏源、郭嵩焘等一大批湖湘文化精神的传人继承，直至于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等一大批维新改革精英，一直弦歌不绝。过往大都及于学术而未显，及至近代，尤其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深重，湖湘子弟将这种精神贯穿到了政体改造运动中，这种精神在近代数次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显示出了它那不同凡响的力度。“无所依傍，浩然独往”即指湖湘士民有一种自振于他省的浩然独立精神。用维新志士杨毓麟的话说，即湘人无奴性，冯友兰则说楚人多有极新之思想，钱基博则认为湘人能自创风气，并能别于中原人物而独立。另外，陈寅恪、钱穆、鲁迅、陈独秀等大学者都对湘省人独立自主精神多有赞誉。“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成为湖南士民敢于冲决网罗的文化底蕴，它演化出强烈的求新求变精神和坚决的反封建精神。

   曾国藩湘乡派古文理论，历史作用有两面。他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实即扩大封建势力，反对人民革命，办理镇压人民的洋务，宣扬封建道德等等，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但他强调“经济”，要求应时实用，纠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脱离实际，追求清闲的倾向，有一定进步意义。正象他创办上海机器厂，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材，翻译西方科学文化书籍，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西方等等。都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为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湘乡派”诗歌博采众家之长。在诗歌方面，曾国藩属于宋诗运动中的人物，尊尚黄庭坚，他说：“涪叟（黄庭坚）差可人,风骚通□□”，“自□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 《晚晴□诗汇》也说他“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独宗江西，积衰一振。”但正象在古文方面极力扩大桐城派古文的学习源流一样，他在诗歌的实际主张上也不拘囿于宋诗派的狭小天地。他在《圣哲画像记》里说：“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及。”自言钞古今诗十八家，笃守其中四家，即“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已不限于黄庭坚。在《日记》中他还提出“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并认为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以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都“多神到机到之语”，其《读李义山诗集》诗又极口称赞李商隐“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更远远超出宋诗范围之外。所以他编纂《十八家诗钞》 ，抄录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 、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遗山诗6500余首，都可见出其取径广的趋向。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卷首附有传记、年谱，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

    我们在创作这篇论文过程中,曾经采访过一位在七十年代成绩斐然的著名作家(魏X),他说,实际上我们把曾国藩理解为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的行动,不是处于对历史的无知,而是一种篡改历史的行为。在1974年，中国曾经发起过一次关于穷棒子精神的推广活动。这一时期，也正是四人帮反党集团掀起所谓颂扬法家批判儒家的高潮时期。在当时四人帮爪牙梁效的一篇文章中，竟然莫名其妙的将穷棒子精神与曾国藩联系在一起。因为四人帮这一所谓儒法斗争的历史范围特别广泛，从周朝的周公，商朝的商秧变法，直到清朝的李鸿章，梁启超等历史人物均罗列其中，可谓规模浩大。可是，如何划分曾国藩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较有影响的人物是法家抑或是儒家的时候，大概是因为曾国藩复杂的政治观点及其文学主张而发生了困难，所以，就杜撰出一个曾国藩与穷棒子精神相互关系的话语来强行解释曾国藩的身份面貌。当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有的关于穷棒子精神都与曾国藩发生了联系。后来，甚至成为人民公社的代言人。所以，我们之所以对曾国藩政治身份的认同高于其文学身份的认同大概就是起源于此。


  文学艺术的整体性明显显示出来的特征是与文化接轨，与政治接轨,与现实生活接轨,与大自然接轨,与政治接轨,与道德规范接轨,与历史接轨,与价值观念接轨。这是逻辑性的必然规律及其必然结果。尽管曾国藩古文实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而开创了湘乡派。湘乡派矫正桐城派专在文词上洗刷求雅洁，而掩饰内容的空虚，确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信任和支持，显然违背了历史潮流。但是，作为政治页面本身而言，无论曾国藩的湘乡派是为了维护哪个阶层的统治地位，实际上都说明了文学艺术与政治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属性。

我就在水一方

诗歌与政治的不可分割性，好文章。老师有三篇文章我只谈了第一篇，还没谈完。第二篇，第三篇明天看过后，在慢慢领会，慢慢写。有点忙。很喜欢老师文章，理论性强，能够学到很多人文地理知识。

我就在水一方

好文章。

我就在水一方

读后：感悟一个时代会为自己时代呼唤，曾国藩以他的思想灌输，也无疑讨好统治者稳定江山，因为人的思想总是随着地理特定而变化。这就是压迫与被压延迫的原因导致而变化了。    而真正文人，则以人民自己有自己思想救江山，谋利谋私不可。天地人文江山是属于人类自己。任何压辗欺压骗取人类劳动力，反驳了，若人类善良思想不取，必将产生人类相互攻击，让强者撕咬了弱者，那未，人类投于人世岂不太累，太不安平，太不幸福。，岂也无人性和生世无意义。
      孔子，老子，孟子思想己更多说明。什么意思，便大量说明，人善行，不可争，争了最后，还是自己同焚于天。所以，玩文玩坏的人，最终还是走上这条政治撕杀之路。
一句话，用笔救自己私欲，却不会去救正确改造创造人文地理思想。嫩见。

苗洪

曾经有所谓作者指责我的原创是伪原创，后来我就说，您的哪篇文章不都是经我再编辑后扩大了影响了呢？后来再也没有人哼哼我抄袭他的文章。您没那个水平，写一辈子原创又有什么意义？您就只能永远是提供半成品的下脚料而已/

木四水

我觉得，虽然我对这些没兴趣，作为版主不能辜负了真正做学问的人！

木四水

加精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