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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苗洪:关于陈望衡先生唯心主义文学立场的批评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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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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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1

    发表于 2021-12-23 01:11: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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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中国诗歌因为背着这样一个沉重的记载历史的包袱,所以抒情往往不是那么的畅快。第二,怀抱。怀抱就是虚拟的志向,就不是一般的思想,一般的情感,而这种志向就是家国之志。中国的诗就具有这种抒发家国之志的重要功能。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记载历史的功能使得诗歌的翅膀已经比较沉重,加之抒发家国之志的功能,诗歌的翅膀就更加沉重,而飞翔不起来了。——很明显,陈望衡先生的沉重之说,实际上为中国文坛目前的所谓纯文学,纯诗的追求之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序言: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毛诗序》具有特殊意义。尽管它文字篇幅不长,不过区区六七百字,但却是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不折不扣的诗歌理论专论文章,内容极为丰富。在短短几百字中,《毛诗序》对诗歌的性质、内容、分类、审美特征、表现方法、社会作用等等方面都作了比较系统而明晰的阐述。

       我们今天之所以推出这篇文章,主要是在十年前的今天,陈望衡先生就《毛诗序》的美学机制进行了具有特别重要完整意义的探讨。陈望衡说,我认为《毛诗序》要求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要求诗对时代社会现实的反映应该是真实的、深刻的;另一方面,诗对时代社会现实的反映既应该是真实的、深刻的,但是又要求作者有道德意识,就是说诗中的内容应该是合於道德的正面的东西,道德立场还是非常鲜明的。用今天的文学理论就是说正确的思想倾向。陈望衡为日本大阪大学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景观文化研究规划中心主任。学术团体兼职有:国际应用美学研究学会国际理事会副主席、中华美学学会理事、湖北美学学会副会长。曾任《美育》主编、《求索》副主编、湖南社科院精神文明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大学中文系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学报(文科版)副主编等。自一九九二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那么,陈望衡先生的文学立场究竟体现着的是一种如何方针的唯心主义文学立场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毛诗序》的历史状况。

      《一》关于《毛诗序》与《诗经》的相互关系:《毛诗序》是汉代人为《诗经》创作的专题研究著作。齐、鲁、韩、毛四家诗原本都有序,但三家已失传,此为《毛诗序》的简称,有“大序”、“小序”之分汉代传《诗》(《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鲁人毛亨(大毛公)、赵人毛苌(小毛公)传《诗》,为“毛诗”,属古文学派。《毛诗》于汉末兴盛,取代前三家而广传于世。《毛诗》于《诗》三百篇均有小序》。看来很像是一篇《毛诗》讲《诗经》的总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西汉,很可能经过东汉经学家卫宏修改。关于《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毛诗序》在理论上的定义一般是指“毛诗序”。

         产生于春秋中期的《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纯文学作品,因此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实际上是文学的代称,关于诗的理论批评也就具有文学批评的普遍指导性。先秦诗论起于儒家,宗法儒学,从理论上强调言志,很早就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尚书·虞书·舜典》曾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即便《舜典》绝不是三代之文,可能出于战国,甚至更晚,然而“诗言志”的观点则肯定由来已久。

       在此基础上,《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即载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到战国时,《庄子·天下》与《荀子·儒效》也都分别讲过“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的话。而这里所说的“志”,是指与修身、治国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志向、怀抱,属于理性的范畴。由此可见先秦诗论尚未明确涉及诗歌情感性的特质,没有抒发内心情绪的“诗缘情”的自觉认识,故此是片面而不完整的。首先接触到诗的情感特征,并将其与言志联系在一起予以较系统地论述的,则是完成于汉代的《毛诗序》。

       另一说“志”所表达的内容不仅限于理性的范畴,即不限于修身、治国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志向、怀抱。案:志,《说文》从心之声。志者,心之所之也。

      《二》关于《毛诗序》的作者争议及后来沿革的状况:《毛诗序》有所谓大序、小序之说。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题解,大序则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所作的全部《诗经》的序言。这里所说的《毛诗序》即指大序。关于《毛诗序》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这是自汉代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一段公案,至今也未能圆满解决。

       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当时就有《毛诗》二十九卷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两种,而班固只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在《儒林传》中还是只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后来从郑玄到三国时吴人陆机,又相继传出有鲁人毛亨为大毛公,赵人毛苌为小毛公,皆在汉初先后治《诗》。至于《诗序》,则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说法。一直到清代,就呈众人各持一辞争执不下的局面。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议论,《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序首二语,也就是《关雎》题解的小序,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小序之后的大序,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这种看法大体近是。也就是说《毛诗序》总结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诗经》的理论主张,经汉景帝时赵人毛苌之手又有重要发展,并形成文章,其后再由毛苌弟子辈不断加以修订完善而成。

       《三》关于《毛诗序》自相矛盾的批评方法论:《毛诗序》所说的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正由于诗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使其具有独特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陶冶性情的社会价值,先王才用之来完善道德,实施教化。这里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得出诗歌只能为道德、教化服务,而不能有其他诸如愉娱、审美作用的结论。但是《毛诗序》却恰恰得出了这一结论,提出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于是便背离了前面所论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广泛包容性,而退化为情感必须规范于人为的属于意识形态的礼义之内,失去了热情活跃富于创造力的自由驰骋,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

       因此,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情就不再允许是真正属于本性的情,而变为虚假的投合统治者专制口味的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就成为诗歌创作唯一的目的和归宿,并且刺时,也一定要主文而谲谏,闪烁其词、婉转委曲。总之,一切又回到了春秋后期孔子“思无邪、温柔敦厚”的诗教中,前面情感论所放出的光芒也就开始暗淡了。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尖锐批评的: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既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因此,在论述六义四始时,只涉及了与为王政教化服务的内容密切相关的四始:风、大雅、小雅、颂,至于艺术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则只字未提。这样就又为后世俗儒完全屏弃情感,力主先秦落后的言志说打开了方便之门。

       综上所述,《毛诗序》实际上是文学批评上的真知灼见与谬误保守主张的矛盾混合体,而无论是堪称卓越的情感阐发,还是落后错误的以志反情,都对后世诗论有深远影响。一篇专论中所以出现如此的自相矛盾,这大抵就是因为它并非出于一人之手的缘故。南朝宋时范晔著的《后汉书》,在《儒林列传》中说: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以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又提出了卫宏于西汉、东汉儒学复古、谶纬之风最盛时期作《毛诗序》,与东汉、三国时说法不一致。倘卫宏确实参与了《毛诗序》的文字加工,以当时的儒学甚至走上以神话为王权统治服务的程度,对西汉初期毛苌的论点妄加篡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四》《毛诗集(《毛诗序》》原文: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五》在六年前的今天,陈望衡先生就《毛诗序》的美学机制进行了具有特别重要完整意义的探讨。他指出,整个的《毛诗序》我把它定位中国儒家美学的纲领是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风教,一个是言志,一个是比兴。我认为这三个词构成了整个中国儒家美学的体系。

       《毛诗序》里面讲的最多的是“风”。我不一定按文中的顺序来说,而按照我总梳理的逻辑顺序来讲。首先,“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的第一个涵义是“六艺”之一。“六艺”说起来比较复杂,不同的说法很多。一种说法是“六艺”是诗的六种不同风格类型;一种说法是风、雅、颂是三种诗歌类型,赋、比、兴是三种艺术手法。现在,不管哪种说法,“风”首先是构成《诗经》的六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两种意义上,一是《诗经》中某种类型,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歌,这是《诗经》的主体部分;第二,“《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关雎》我们都知道诗《诗经》的第一篇,讲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爱情诗,而毛诗的解释诗歌颂“后妃之德”,这种美好的品德是“风”之始。

       结束语:陈望衡在关于《毛诗序》的理论讲座中指出:中国诗歌因为背着这样一个沉重的记载历史的包袱,所以抒情往往不是那么的畅快。第二,怀抱。怀抱就是虚拟的志向,就不是一般的思想,一般的情感,而这种志向就是家国之志。中国的诗就具有这种抒发家国之志的重要功能。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记载历史的功能使得诗歌的翅膀已经比较沉重,加之抒发家国之志的功能,诗歌的翅膀就更加沉重,而飞翔不起来了。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陈望衡先生的观点很明显的有一个最主要的主张就是,他在原则上是反对诗歌思想至上的文学理论家,但是,他在这之后却并没有指出,没有了志向的诗歌该怎么写。因为他是站立在唯心主义的文学立场思考文学,而不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去阐述文学,去理解《毛诗序》的批判现实主义意义及文学艺术本身所应该具有的现实意义及理想价值,所以,他所谓的文学美学体系支撑,最终只不过是体现在《玄妙的太和之道--中国古代哲人的境界观》《占筮与哲理--周易蕴玄机》等充满神学及唯心主义的文学理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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