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茨凯维奇与想象共同体的抵抗:我们该如何理解民族诗人?

苗洪

   序言：这是一篇在布局,结构及论证过程比较繁琐的比较文学类文学类论文。但是，尽管这一论证过程是极其复杂，甚至是重叠的，但是，它却能够将一些在我们先前看来非常复杂非常繁琐的曾经难以理解的某种理论性的东西转换的非常简单，并且通俗易懂。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本文起到了解构复杂理论的转换及启蒙作用。

曾经，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自由，地区，国家，个人，社会，文明进化，文化流变，语言系统，民族语言系统，主流语言系统，现代语言系统，现代语言学，书写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逻辑范畴意识及意识形态，精神，宗教及宗教信仰等相关领域，都是与文学创作及文学艺术发生过密切关系及密切联系的相互关系。但是，之所以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在今天成为文学艺术及文学创作的一个理论课件，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各个领域日趋追求全球性与全球化的今天，它已经与文学创作及文学艺术，文学价值，文学方针，文学走向等发生了必然的逻辑关系：民族主义(Nationalism)即是指将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民族主义者以明确的准则为基础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区别，并据以判定“孰为民族之一员”。其准则可包含共同的语言、文化、以及价值取向。

  如果说许多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基础，读者，文学对象，文学研究者一开始并不知道为什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理论文章竟然成为与文学范畴有关的理论课件的话，那么今天，通过我们以上几个方面的简单化转换及介绍很容易就理解这个问题的由来了：之所以《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理论文章竟然成为与文学范畴成为具有特别重要相互关系意义的状况，并非是该书思想该书主题直接谈论了文学范畴，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说它是直接的，因为文学创作本身就涉及民族及民族主义等范畴，说它是间接的，是人类社会各个方面追求现代全球性浪潮的必然趋势及必然结果。文学创作既然要面对全球化的今天，那么就要重新认识重新思考文学创作及文学艺术的民族性思想及民族主义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的序言进行到这里，曾经困惑我们许久的问题就变得非常明朗及简单扼要了。

但是，这些东西由难到易的转换并非是我们本文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在我们了解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关系之后，如何解决我们怎样重新认识文学创作与全球性，文学创作与民族，民族主义的关系。当今世界的文学民族议题，民族主义的议题，包括作家，诗人，编辑，编剧，读者，文字方面的民族化与民族性问题。而另一方面的重要问题在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仅仅只是对于民族范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至于如何解决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问题又变得非常复杂了。如果一个作家一定要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坚持民族及民族特色的原则，那么民族主义的火花就此就得以重新膨胀及扩张，如果一个作家在当前文学创作实践中所遵循的原则立场是如何摒弃那些民族化的东西，那么，民族范畴内的文化及文学方针就必须做到去民族化。因此，在我们这篇文章中所要议论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通过介绍与分析民族范畴内的一些必要的概念性及逻辑性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在文学艺术范畴内进行比较清晰的思考，以保障我们在想象共同体浪潮的今天健康顺理成章的进行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
  
   《一》 尽管在今天，密茨凯维奇这个被认为与拜伦、歌德同等重要的名字，这位同时影响了欧洲文化与政治的重要人物，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依然陌生。可是,由于想象共同体浪潮的袭击与冲击,使我们再一次去认真的去重新认识密茨凯维奇曾经的存在。因为，他始终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边缘化的民族诗人，波兰人亚当·密茨凯维奇是朝圣者、领袖和战士，是诗人、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多重身份，却又纯粹得令人神往。

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是一部在20世纪末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作者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探讨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崛起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影响所及几乎横贯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在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自本书1983年在英语世界问世，到2007年年底为止，已经在33个国家和地区中，以29种语言出版。也正是这种译本广阔散布的状态，引起作者写作《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的冲动。于是在2006年，英国Verso出版社添加此部分内容，出版了增订版的《想象的共同体》。

   至于这两者之间是如何发生的关系的——一个是诞生于两百年之前的波兰诗人，一个是诞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著名学者，世界著名政治学家、东南亚地区研究家。这两者的联系在今天能够发生并引发相应的讨论及关注，是因为密茨凯维奇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边缘化的民族诗人，被成为朝圣者、领袖和战士，是诗人、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上个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个分析民族主义的伟大工程。《想象的共同体》作者将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融于一体，提出一个解释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具有哥白尼革命特质的新理论典范，把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作为研究起点，而民族这种特殊的人造物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接着论证了民族主义是如何从美洲最先发生，然后再向欧洲、亚非等地逐步扩散的历史过程。除《想象的共同体》外，其他著作还有：《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革命时期的爪哇》、《美国殖民时期的暹罗政治与文学》和《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

而作为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密茨凯维奇1798年出生于当时属于波兰的立陶宛一个破败贵族家庭，他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正值波兰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占领和瓜分，而波兰国内由于数世纪以来由天主教会和大贵族统治，阶级矛盾尤为尖锐。自1832年起居巴黎后，积极从事各种爱国文化活动，先后主编了《波兰巡礼者》和《人民论坛报》。1834年完成他最重要的作品《塔杜施先生》。这部长诗以 1811 年和1812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立陶宛地区两大仇家的年轻一代塔杜施和佐霞的恋情以及这两大家族的结仇与和解，广泛反映了波兰贵族的生活和争斗，以及波兰爱国志士反抗沙俄侵略的团结战斗精神。长诗洋溢着爱国激情，对人物性格和自然景色作了动人的描绘。密茨凯维奇从小就立志于为波兰民族和人民的自由战斗一生。这本诗集收录了密氏一生不同时期创作的短诗和两首长诗，是目前国内最完备的诗选本。

《二》关于密茨凯维奇，鲁迅说他“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然而我们今天读密茨凯维奇，“民族诗人”已经不能成为让读者兴奋的关键词，在这样一个被“世界文学”的虚构美学潮流席卷的时代，由民族国家的抗争现象而产生的文学，也许让那些读惯了布罗茨基等优秀的“世界诗人”的读者产生异样的感觉。密茨凯维奇这样的诗人，身上始终如一的民族性赋予了其纯粹的盾牌，用以抵挡来自世界的驯化力量。 2017年7月底，被称为“波兰的《茶馆》”的话剧《先人祭》在首都剧场上演，话剧时长4小时，全程波兰语，据《先人祭》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易丽君教授回忆，《先人祭》最早为周恩来总理点名翻译，经过大量刻苦的工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我国在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被誉为文化领域的“报春花”。密茨凯维奇最早出现在中文里，是1907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这以后又在长时间中被遗忘。由四川文艺出版社于2017年3月亚当·密茨凯维奇《密茨凯维奇诗选》收录了密氏一生不同时期创作的短诗和两首长诗，是目前国内最完备的诗选本。

  拒绝被驯化，坚持用自己不竭的热情和灵感，为波兰人的事业服务，在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中，不懈地融入民歌和民间传说这些鲜活的养料，密茨凯维奇的种种努力，不仅在于反对当时盛行文坛的伪古典主义文风，更是用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在今天这个时代，成为抵挡同质化诗学经验的一个参照。怪不得另一位伟大的波兰文学家切斯瓦夫·米沃什说，“自从青少年时代起，我就一直在谈论密茨凯维奇，把他与前卫运动对比。这意味着密茨凯维奇扮演了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因为他帮助我抵制各种过度前卫的倾向。
  
《先人祭》的创作跨越了密茨凯维奇整个人生，全本包括了四部诗剧、序诗和附诗。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另一位伟大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评论说：“它是浪漫主义最复杂和最丰富的作品之一，把梦与残酷的、现实主义的讽刺糅合起来，被戏剧导演尊为对他们的技能的最高考验。”  亚当·密茨凯维奇在书中激情的写道：先人祭，这是乡民们为纪念先人、也就是所有死者而举行祭奠仪式的名称，盛行于立陶宛、普鲁士和库尔兰的许多乡镇。这种仪式的起源一直可追溯到异教时期，那时被称为山羊宴，由祭师、巫师、神巫、牧师和诗人来主持。  

  而在现代，由于开明的僧侣们和上层官吏们竭力要铲除这种把迷信活动和常受指责的奢侈风气结合在一起的习俗，乡民们只好在小礼拜堂或者坟场旁边的空屋里来举行先人祭。按照习俗，乡民们要摆上各种食品、酒水和水果作为祭祀供品，并呼唤先人们的魂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祭奠亡灵的习俗，在荷马时代的古希腊、在斯堪的纳维亚、在新世界的各个岛上，成了信奉异教民众的习俗。我们的先人祭却有其独特之处：它是把异教时代的仪式同基督教的想象结合在了一起，特别是万灵节和这一祭典的日子很接近。乡民们都知道，食物、饮料和歌唱能给炼狱中的亡灵带来快慰。

  先人祭的虔诚目的、隐蔽的地点、夜晚的时间、怪异的仪式，有段时间曾给读者的想象力以巨大影响。仿佛听到过许多用请求或警告把亡魂召唤前来的传说、小说和歌曲。而在这些怪诞的臆想当中也能看出由乡民方式所表达出来的道德倾向和教谕特点。   

这部长诗是用相近的精神来表现这些场景的。仪式中的歌曲、誓词和咒语，极大部分都真实于原创，有的是逐字逐句从民歌中拿过来的。密茨凯维奇的种种努力，不仅在于反对当时盛行文坛的伪古典主义文风，更是用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在今天这个时代，成为抵挡同质化诗学经验的一个参照。亚当·密茨凯维奇是朝圣者、领袖和战士，是诗人、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多重身份，却又纯粹得令人神往。作为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密茨凯维奇1798年出生于当时属于波兰的立陶宛一个破败贵族家庭，他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正值波兰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占领和瓜分，而波兰国内由于数世纪以来由天主教会和大贵族统治，阶级矛盾尤为尖锐。密茨凯维奇从小就立志于为波兰民族和人民的自由战斗一生。

  而1998年波兰出版的《自由的太阳：密茨凯维奇诞辰200周年纪念版》收入了密氏各时期代表作品60余篇。相信读者会随着诗人的美丽诗篇更深切地感受到那个独特的时代、那个不寻常的波兰社会，同时也会被诗人那英雄气质深深感染。

《三》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关于密茨凯维奇的民族属性展示中可以发现，其文学创作所鼓吹的复仇意识及其解放意识似乎是两个在美学属性中并不发生联系的状况，但是，密茨凯维奇所有民族性的体现，又是促使他成为与拜伦、歌德同等重要的人物，波兰人民怀念他，纪念他的浪潮两百年来从来没有中止过。60年前，在他逝世百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密茨凯维奇列入当年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世界各国人民纪念他。在华沙，密茨凯维奇的纪念碑屹立在克拉科夫郊外大街中心。诗人的全身立像用青铜铸成，高4.5米，站立在大理石基座上。这座纪念碑建于1898年诗人百岁华诞时。二战时期被毁，青铜像被拆卸运往德国。二战后在汉堡找到了青铜像的头颅和部分肢体。1950年修复。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篇幅当中就展示一下民族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若干关系。


通常民族主义，亦称国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为包含民族、种族、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具体的说，其主张为：民族为“国家存续之唯一合法基础”，以及“各民族有自决建国之权”。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无从区分。开化的社会过去大多强调民族共同体，而则着重于由国家或政府陈述的文化或政治共同体。

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型态，即以民族之名义作出文化与政治主张，如今通常用以叙述英格兰；民族主义也同时被称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学说。民族主义的两种度量标准（与相异的方法论）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利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之《民族主义：现代化五途》(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民族主义者以明确的准则为基础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区别，并据以判定“孰为民族之一员”。其准则可包含共同的语言、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但于今最主要者或为族群意识(ethnicity)，即种族上之归属与跻身其中之地位。民族之“认同”与以上两者以及族群上之“归属感”皆有相关。民族主义者视民族性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他自主性团体般可自由加入。

   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各民族有其民族表征(n·ational symbols)、民族特色(national character)、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民族音乐、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 民俗(folklore)，甚至在若干例子中，尚且带有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个人作为民族之一员，共享民族性价值体系与民族认同，敬佩民族英雄，进食民族性菜肴，从事民族性运动。

  因民族国家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民族主义对世界历史和地缘政治影响巨大。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义上的─民族国家之中。“民族”(nation)一词常错误地被等同于这些国家政府(state)。民族国家之目的在确保民族存续，保持身份认同，并提供民族文化与社会性格(ethos)可支配的地域。民族国家大多诉诸文化与历史神话以自证其存续与“法统”(legitimacy)。

    民族主义者认可“非民族国家”的存在，其实，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是针对帝国，诸如奥匈帝国之类。梵谛冈是为了天主教的领导权，而非民族，所存在的主权国家；而伊斯兰教徒寻求于全球各地所建立的哈里发为另一个非民族国家的例子。

  具民族认同，并以民族国家为法统之任何人皆可称之为“民族主义者”。依此理念，大多数成年人皆为“消极性的民族主义者”。然而，如今所谓之“民族主义”一词涉及以政治活动（或涉及军事）支持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其中或包含分离主义、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sm)、以及军国主义，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包含“种族清洗”。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型的民族主义，正如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评价1990年发生在巴库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时所说：民族主义——这不是对本民族的爱，而是对其他民族的恨。

《四》美国向来是一个欢迎多民族移民的国家，对英语以外语言的歧视仍显而易见。其中，德语是个鲜明的例子，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于美国境内几遭连根拔除；而法语与意大利语也几乎从日常生活中绝迹。今日，西班牙语在美国很多地方是第二语言。有些政治人物，如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因害怕传统制度受侵蚀，曾有意的反对西班牙语兴起为美国的第二语言。我们今天之所以谈到语言与民族主义的问题，是因为在今天中国文学创作过程中语言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主要出现的代表现象是，部分作家追求本民族的语言写作，部分作家追求所谓的母语写作，部分作家追求古典文言文格式的写作，部分作家追求一种将语言处理为某种符号意义的写作，部分作家追求多种文字融为一体的复合式语言写作，网络语言的写作——不论这些写作上的语言如何选择，他最终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都是如何理解语言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

共同的语言为民族的特征之一。例如说，在法国革命之前，法兰西当地说的是布列塔尼语和奥克语，两者彼此不能互通。标准法语通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且为主要语言，但在革命之前无以成为非法语区的民族语言，像布列塔尼就禁用凯尔特语命名。形成民族国家并在独立之后巩固自身，一般伴随着以政策限制、取代、或弃绝少数民族语言(minority language)。由此加速社会语言学研究所注意到的趋势，即地位高的语言取代地位较低者。参见法国语言政策。

  若干理论家相信，民族主义于19世纪成为显学是因识字能力(literacy)提高而使语言成为重要的统一工具。更多的人阅读报纸、书籍、小册(pamphlet)等等，阅读能力因印刷术广为散播而提高，首次于历史上得以发展出对本乡本土以外的广泛文化认同。语言间的差异也在同一时候固定下来，裂解为方言，不同语群之间并且相互排斥。自爱尔兰至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者推广教学、保存、及使用凯尔特语、希伯莱语、北印度语等传统语言。参见语言复兴(Language revival)。

  阿拉伯世界在殖民时期，曾依不同程度被强迫学习土耳其语、法语、西班牙语、以及英语。殖民时期结束后（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一段“阿拉伯本土化”(Arabisation)的过程，以复兴阿拉伯语作为一统阿拉伯国家并促进受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所推动的广泛阿拉伯认同。阿尔及利亚与西撒哈拉从事大规模的阿拉伯本土化，各自由法国化与西班牙化转为阿拉伯化。

  然而，阿拉伯世界中有些民族主义份子企图摆脱官方语言并以传统阿拉伯语为外语，与名义上的阿拉伯国家─政治上阿拉伯化，但在语言文化与人种上则未必见得─之文盲人口通常不能互通。这项政策由埃及学者兼民族主义人士Ahmad Lutfi al-Sayyid于20世纪中期于埃及境内推广，他称埃及官方语言为埃及人的母语。类似于强调少数民族语言与阿拉伯语言互不相关的是，努比亚语(Nubians)自埃及与苏丹中划分而出，较成功的例子为柏柏尔诸语言(Berber，又称Amazigh或Imazighen)自摩洛哥中划出。晚近的埃及语言学家兼埃及古物学学者Bayoumi Andil以民族主义的角度研究他认为与阿拉伯话“无关”的“现代埃及语”。他主张，是继承自Coptic语的第四期古埃及语于句法(syntax)、形态以及音韵上，涉及阿拉伯语。

《五》在稳定的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虽然对日常生活具多面影响，但却通常隐而不显。迈克尔·比利希(Michael Billig)的“平实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的说法认为，日复一日，越来越不引人注意的民族主义，日日影响居民的想法。在西方民主国家，仇外与移民团体经常自称为民族主义者，以避免种族主义(racism)这种贬义的称呼。持此立场之政党可能有众多支持者，并进入国会。光头党(skinheads)等小而知名的团体同样也自称民族主义者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national-socialist)或白人至上主义者(white supremacist)的婉转称呼。其他国家多称其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带着明显的贬义。而九十年代后（或者说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随着文化的解放及其文学创作价值观多元化状况的来临，自由写作与独立写作曾经成为一个今天仍被怀念的文学潮流。而与此同时，也自然出现了个别以维护本民族文化生存及发展的民族主义诗人及作家。尽管他们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当这种行为蜕变为可能对其他民族文化造成直接或间接的非常不友好的影响时，这种极端主义的行为必然遭到遏制。而实际上关于民族主义与极端主义的讨论在世界范围内早已引起关注及普遍重视。

民族主义为包含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意识型态之要素，极端主义一词通常用于此处。但简单地将法西斯主义表述为民族主义之极端型式并不正确。法西斯主义在一般义意上为始自意大利的种族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之结合，明显受纳粹主义之影响。对于阿尔道夫希特勒在地理政治学的志向，可能帝国主义是较好的形容，且纳粹德国治下的广阔地域中有许多在历中上并无德国人的踪迹。纳粹德国在与典型的欧式民族国家相较之下，自成一格（sui generis）。

  这也可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约瑟夫·斯大林为民族主义专家，他对民族之定义广受引用。在其统治下，苏联于苏维埃共和国与各加盟共和国中定义并鼓舞民族认同。尽管如此，各共和国的主权仍遭否定，且俄罗斯化政策自相矛盾。于1945年遭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亦有类似的遭遇。其统治面临具强烈的民族主义特色却含义糢糊的“苏维埃”（实为俄罗斯）认同，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民族主义可自我表明为官方的意识型态或群众（非政府）运动，并以公民、人种、文化、宗教、或意识型态上的言词加以表述。民族的自我定义用于区别民族主义的种类。然而这样的区分并不全然互斥，许多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若干或全部的区分元素。民族主义运动亦可以范围与地区作为区分的准则。

  若干政治学家主张，区分民族主义的型式为假议题。在任何型式的民族主义中，大众都相信自身拥有共同的文化，且文化也不能全然外于种族渊源(ethnicity)。例如说，美国的货币与效忠誓词(Pledge of Allegiance)上都有“上帝”，并明定出若干被认为促进文化偏向的法定假日。美利坚合众国具有身为美国人的种族理论（即本土主义，nativism），甚至在众议院中成立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以调查非美国人的各种活动。而实际上，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分类很多，我们有时间可以去大致了解一些这些方面的知识：公民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 ，浪漫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  国家民族主义 ， 宗教民族主义，海外民族主义。

结束语：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展示及论证中可以发现的重要启示是，无论我们中国作家，诗人的文学创作是站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立场，抑或是站在维护主流文化的立场，都不应该将两者对立。他们始终是全局观念与局部空间的逻辑概念。而所谓的文化全球性一体化，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与维护各个民族之间文化的团结，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他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制，相互异化，相互替代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本质。

现代西方学者通常认为：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于1789年首先使用“Nationalism”（民族主义）这个词，用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发生于19世纪初，即在拿破仑对外战争第二阶段的“侵略战争”期间，在法军的铁蹄下，欧洲各国反侵略、反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民族主义思想随之应运而生。进因认为：“nationalism”一词最早在1836年被界定为“民族感情”的一种形式。“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在欧洲被发明的一种学说。”“简而言之，这种学说坚持认为人类被自然地划分为民族，而这些民族又通过特定的可确认的特征为人们所熟知，同时认为政府唯一的合法形态是民族自我统治的政府。”这些主张事实上大多掩盖了民族主义本质上排外主义、扩张主义的暴力内涵：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外在扩张主义表现形式，可说最初始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

而法国，荷兰和瑞典欧洲新三大霸主的崛起，既是经济、军事强盛的结果，又是民族国家身分获得的象征。与此同时，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相继获得了这种民族独立国家的身分。当时西欧形成的这类独立民族国家，大多指“主权国家”，表现为民族与国家同一或国民与民族合体的形态，因而又被称为“民族国家”，体现为一种“市民的民族模式”（a civil model of nation）或“国民的民族模式”（a people model of nation）。这些“主权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以基督徒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名义肆无忌惮地带着对自己以外的民族或国家的厌恶与蔑视向世界宣战，用大炮说话，强迫文明古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民族主义中的扩张主义最初的外在表现。

同样是当今学界一些学者（尤以日本学者为多）将“Nationalism”同时译为或视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缘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民族主义内含的进步“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自治运动”，正是对民族主义中反动的排外主义、扩张主义进行反抗斗争的结果，“正义战胜邪恶”为人类社会的法理，因而各国独立运动取得“节节胜利”自然合天意，符法理，顺民心。因此，我们从这些关于民族主义的扩张主义倾向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共同维护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繁荣，才是文化全球一体化的真正目的。

李听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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