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蛙》中的历史谬误

weiqing

莫言先生：

   请原谅一个陌生人冒昧地给你写信。

   我从未给名人写过信，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我不想无缘无故地打扰别人，尤其是名人，更不会有任何不良企图和妄想，我不会无风起浪，更不会无中生有，比如，当你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那种无事生非的人，竟然趁热打铁，有鼻子有眼地说你给高价香烟做代言人。而我，确确实实是一个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人，只是在做人做事方面比较认真的人。

   写这封信，源自拜读了你的大作《蛙》之后——发现书中有错，还不算小，才突发其想的。这也是下了好大决心才敢动笔的。

   先生，你的《蛙》我仔细认真地读过了，应该是一部魔幻与现实交融，一部历史与当下结合的代表作。

   四十几年前，中国北方农村的生存状况和人们艰难生活的情景，在你扑实的笔下，活灵活现，跌宕起伏地呈现出来，幽默的语言，睿智的想象，独具一格的写作风格让我叹服不已。只不过叹服之余，我居然发现《蛙》中有极不符合，甚至是篡改历史的诸多情节，当时的心情就像正在品尝一顿美餐时，忽然感到嘴里有几颗沙子，非要吐出来才觉得舒服。

   先生，我知道，小说是允许，也完全可以“胡编乱造”的，文雅说法，叫作“文学创作的虚构和合理想象”。 可是我认为，小说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尽可以胡编，但小说中的历史年代、历史事件决不可以乱造，即便是四大名著之一的神话小说《西游记》，里面的唐僧取经，历史上发生在唐太宗时期，却不能，也不可以由作者任意将其转换到唐玄宗的朝代里去。

   小说《蛙》的前半部，主要围绕北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这条主线展开的，而且，不少情节大多是放在“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展开的，其中就有雄赳赳，气昂昂的红卫兵一边拆庙，一边高喊：“文化大革命好，送子娘娘下河洗澡！”并且，出现了政府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以极为粗暴方式（即使是怀了七、八个月的孩子也要拉出来）和强制手段（拔人家的树，拆人家的房）来逼迫农民执行计划生育工作，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悲惨事件。先生，你这是将特殊环境来了个“偷梁换柱”和“移花接木”，但是，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

   作为一名严肃的作家，你不可以为了写小说，便随心所欲地“改朝換代”。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一项国策，应该说，真正全面实施“一胎化”是自从1982年才开始的。1976年，在“文革”结束以前，我国政府只是提倡计划生育，要求推行计划生育，至于只准生几个孩子，并没有作出硬性规定。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现举实例说明。

   我有两个女儿，大的1971年出生，小的生于1975年，当时的口号：“三个太多，一个太少，两个正好。”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听政府的话，只生了两个。而我邻居——一个建筑工人，和我同龄，却没有那么听话，他家里共有五个娃儿，大妹、二妹、三妹、四妹，最末生了一个“带把的”五娃子，和我的小女同年出生。当时政府、街道没有管，也没办法管，自然也未罚款。其原因，众所周知。

   “文革”期间，广大革命群众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史无前例地投入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路线斗争中，斗争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大字报到抄家批判，从大批判到拳打脚踢，从拳打脚踢到真刀真枪的武斗，……革命群众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哪里还顾得上去理会老百姓生孩子这方面的生活小事。而且，“文革”中，全国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管事的当权派一律被打倒，“公、检、法”被砸烂，整个中国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没有消停，哪里还会有什么人来管计划生育方面的事情；即使，后来搞了什么由军队、造反派、革命干部组成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各地政府和各单位的临时管理机构——“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这也是拖了两三年才相继成立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单位行政瘫痪，工作不正常，上班没人管，也没人敢管，上班的妇女正好利用此时机生孩子，带孩子，还不会扣工资。农村妇女更自由，此时也不甘落后，抓住这难得的空闲积极造人，因为“多做工分不如多做娃儿”，多生一个便多一份口粮，比多做多少工分都划得来。

“文革”十年，工业减产，农业歉收，教育荒废，唯有人口大丰收。仅1966－1971年“文革”五年中，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居然高达千分之26，净增人口1.2亿，年平均增长2040万人！在“文革”中，根本没有《蛙》中那些执行计划生育的情况。

   1976年，“文革”结束，计划生育工作才逐渐开始走向正规，执行的方式方法各有妙招，层出不穷。以四川农村为例，某些地区也曾发生过以粗暴行为强制执行计划生育的事，对超生怀孕的农户采取牵牛，拉猪，搬粮食，拆房子的惩罚，为了避免这种处罚，想超生的夫妇只好成为“盲流”，夫妻双双往外逃，于是，便出现了家喻户晓的“超生游击队”。

   尽管当时全国各地执行计划生育的标准和力度有所差别，但在“文革”结束之前，生两个甚至更多小孩是不受限制的，并非《蛙》中所写的：只准生一个，八年后才准生第二胎。而且，小说中，将强制计划生育放置于“文革”时期，如对准备超生的孕妇家拔树拆房，对怀孕五个多月的孕妇穷追不舍，孕妇为逃避计划节育，只好冒险跳船游水逃跑，不幸流产，以至大出血而亡等情节，其中，都出现过在汽车上、在轮船上用大喇叭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此情此景只有“文革”中才独有。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便再没出现类似场景。另外，小说中"革委会"，武装部，民兵队长等称谓也是“文革”中特有的，八十年代就消亡或很少用了。

　 先生，我再补充几句，你在《蛙》的最后部分，让年奔六十岁的妇女假怀孕，怀得像真的一样，连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也假戏真做，煞有介事地摸着空肚子说“大约怀了五个月吧”，假孕妇更正说：“已经六个多月了。”……这样的事是纸包不住火的，但居然当时周围的人一个也看不出来，也不去质疑……这些，在我看来，虽经不起推敲，纯属魔幻手法，算是艺术夸张吧，倒也无可厚非。

   事情可以夸张，但，历史决不允许这样夸张。小说《蛙》的前半部，将“文革”以后几年的事情，说成是“文革”当中发生的，为了编故事，不负责任地硬栽上去，这样，《蛙》就不再是一部魔幻与现实交融，一部历史与当下结合的代表作，而成了一部近乎荒谬的全魔幻小说了！

   先生，去年10月11日，你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全中国人民都为之高兴和自豪，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还没有一个中国籍的人获得过，你为祖国争得光荣，为世界文化作出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而且，中国政府和老百姓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对控制世界人口增长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也将随着你的文字而让全世界知晓。

   不再多打扰你，就此搁笔，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就像责无旁贷地完成了一项自己给自己下达的任务，心里显得轻松多了，也踏实多了。

　　顺致

　　崇高敬意！

　　　　　　　　　　　　　　                                                                魏清　2013年12月26日

侯诗杰

指正合事理，委婉合情理。

weiqing

侯诗杰 发表于 2014-4-3 08:32
指正合事理，委婉合情理。

谢谢认同！
莫言"文革"时只有10来岁，记不清有可能，但只要查查资料，或请教老人即可不出错。

侯诗杰

weiqing 发表于 2014-4-3 08:42
谢谢认同！
莫言"文革"时只有10来岁，记不清有可能，但只要查查资料，或请教老人即可不出错。

正常说来，这属基本常识，又算亲身经历，本不该出错的。

weiqing

侯诗杰 发表于 2014-4-3 09:03
正常说来，这属基本常识，又算亲身经历，本不该出错的。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为编故事人为篡改历史。

李听圃

这本书我没看，但若属实，我支持楼主的见解。

weiqing

李听圃 发表于 2014-4-3 09:41
这本书我没看，但若属实，我支持楼主的见解。

可以看看，看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