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亲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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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青少年时代


一，动荡的童年   

      有人认为、幼年的记性最好，就拼命的让幼儿读什么唐诗、三字经，我以为纯碎扯淡。我今年73了，幼儿生活是一点记忆也没有。
    我出生的时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抗日战争打得正激烈。 我的父亲是安徽当涂人、出生于一个财主家里。他在南京读大学。一个爱国青年、在日本侵略中国越来越剧烈的时候又如何能安心读书，读了一半就 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了；
    我母亲是上海人，她的父亲是一个职员，用现在是话来说，那就是一个白领了。可是孩子多，在那时候也不是能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的。我母亲读的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不收学费）。以后出来、读不起大学，进入了陶行知先生办的工读学校(工学团）。也走上了抗日救亡之中。
   日本进攻上海，我父母辗转到了大后方四川。父母告诉我，1941年我生于四川大足。
      
     2012nian我旅游去了一趟大足。那里的 石刻（大足石刻）非常有名，看到那里的居民生活的非常悠闲。广场舞，晨练都练到山顶了。可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会是如何，我可 一点也不敢说。
       听父母说，抗战快胜利时，他们经八路军办事处的 介绍到李先念部队，做文职人员。我的额头上有个很深的沟痕。父母告诉我，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我骑在马上，勤务兵没有看好，掉下来摔的。
       真正的记忆应该是从5岁以后吧。------我首次的记忆、应该是在上海。
       听父母说（当然是长大以后、听父母说的，对5岁以前的描述是长大以后、听父母说的）。 抗战胜利后、国共又打起来了。国军要围剿李先念部。我父母拖着孩子不能行军打仗于是就被遣散了。我们回家了、先回的是母亲是家，以后又到父亲的家。   

     第一次记忆很简单、也不多。那就是我的四川话，我总记得我的我的四川话让大人感到可笑后者可爱，他们总拿我的口音开心。
      我外婆住在上海同孚路大中里。那是标准的上海二层楼的弄堂房子。前门是基本不开的两扇大黑门，进来就是一个小天井。然后就是客厅---厢房--楼梯下的马桶间。再过去、就是厨房、然后就是后门。   

     平时人们总是从后门进出。我要出去玩，可自己开不了门，就叫喊:"开---门r“。 四川话的《门》 是一个卷舌音，并且音节拖得较长，大人们觉得很好玩，就逗我，让我不断的叫。      

     几十年了，我已经不会说四川话了，然而、四川话对我来说永远是那么的亲切。   

      我父亲是安徽当涂人，我记得我们是回到了当涂。不过、当涂在我的记忆中就就是一个浮桥，那是用很多船链接起来、在上面铺上木板形成的桥。1978年我父亲亡故后、我去给那里的亲人报丧时已经看不到那个浮桥了 。
    另外就是土院墙下面的虫草。至于什么房子院落，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1978年在当涂时、我去了一家以前的财主大院。那个院墙不是现在我们小区的院墙，那院墙是比较宽的 ，院墙上可以走人 ，有过道、有暗堡可以用来抵制强盗或者农民暴乱。
       我父亲当时也算是热血青年了，在抗日斗争的烟火里多少也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哪能会在家当老爷、过地主生活呢。在当涂没有住多长时间，我父亲就放弃了他父母给他留下的财产与土地、带着我们 到南京生活了。     

     在南京、我的父母干什么我 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不过我的记忆毕竟要比以前多一点了。  

     我们 好像是住在一个很长的一栋二层楼里，当中有一个高大宽阔的楼梯可以走到楼下宽阔的大院。我家应该是住在楼上的 一间。我拿个小板凳要坐在楼梯的台阶上，结果是从楼上滚到 楼下。
       住房外应该有不少树木或竹林、我经常在那里玩。外面还有个小店，我不记得是不是我每天都要光顾一次、每次都是拿200元买一粒糖。但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老板对我说的，200元买不到一粒糖了，要300元一粒了。   

     我们的住处 应该离火车站不远，我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带 了一个小女孩偷着爬上了小火车，结果是把我们拉倒了我不知道 的地方。下车以后、幸亏遇到一个好心的踏三轮的师傅，把我们送回家。      

     胆子也太大了，我想、当时我一定知道我住家的住址，不过、我现在是一点也记不得了。听母亲说，那个地方是《下关》。

     我记得，那 时候我上学了。与我弟弟一起上学，要过几条马路，我带着弟弟上学。好像每天要 升旗、背诵总理遗训。记得最深的是一次放学、那个学校放学要先在广场集合排成几队，然后依次出校门。有一次我们排的那一列队伍秩序混乱 ，校长居然命令我们这一排人全体跪下，一直等别人家走完了以后再走。
    。-----那时候校长的权利真大啊 。我不敢想象现在的校长敢这样做吗？学生听 吗 ？？
         现在想起来，应该是解放前夕1948年吧，我们回到了上海，住在姑姑家。姑姑家住在静安寺，我不记得那房子有多大，我只记得那是一栋很漂亮的洋房，不远处有一个大殿、里面有阴森森的菩萨，我们孩子经常躲在里面玩。

      在静安寺住宿时候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我跑丢了
     姑姑有个孩子比我大一二岁，有一次他带我到街上去玩。静安寺是多繁华的地方，人多车多，不久我们就走散了。我找不到家了。我找到交警，可能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家的住址，交警就让我站在亭柱下。

     我清清楚楚记得、没有多久就看见我表哥在东张西望的往回走。按常理、我应该狂热的向表哥奔去，可是、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我那时候的心理、我那时候非但没有向表哥奔去，反而躲在了亭柱 的后面。结果可想而知、我被交警带到了派出所、被安置在牢房的过道里，犯人就在铁栏杆里一间一间的牢房里。   

   后来、父母来接我了，把我接回家。不过、此事我真不明白、那时的交警怎么会将我送到派出所的牢房里，是现在拘留所吗？怎么是一个一个紧挨着的铁笼子。另外、如果我父母没有来接我，我将会怎么样？
    上海解放了。在静安寺没有听到什么枪声，只是感到那时街上人特别少、特安静。  

    姑姑他们一家去台湾了，我们不能在静安寺住了。我不知道父母他们住哪里，只知道后来我弟弟被安排在外婆家，我被安排在舅公家。父亲大概在周末的时候来看我们，父亲先到舅公家带着我,让和带着我到外婆家。我弟弟每次都会在大中里的弄堂里、坐在石阶上等着我们。那种盼望的心情，见到我们的狂热、实在让人难忘。   

     居无定所、是我童年生活的基本特征。在1953年以前、我们的住处是在不断的更换。我们先后住过大场、提篮桥、位处溧阳路四平路口的新沪中学校、四川北路虬江路的东亚中学里，一直到我们搬到四平路蒋家桥17号以后才稳定下来。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上中学了，我已经从童年进入了少年。

     居无定所、是我童年生活的基本特征。在1953年以前、我们的住处是在不断的更换。我们先后住过大场、提篮桥、位处溧阳路四平路口的新沪中学校、四川北路虬江路的东亚中学里，一直到我们搬到四平路蒋家桥17号以后才稳定下来。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上中学了，我已经从童年进入了少年。


  解放后，我父开始好像在公安局工作。我现在也不记得我住在哪里。不过，我记得我父亲曾经带我在公安局上班。有一位叔叔陪我玩，他把手铐拿给我看。他还陪我下棋。有一次下棋，半道有人叫他，他出去了一会。我趁他出去的时候，把棋摆了一个要将死他的棋。

  以后，我父亲调到教育部门。开始的时候是在大场的育才中学。那还是工学团的地方。那时候大场还是上海的郊区，离市区很远。记得有一次，我父母带着我与我的弟弟，坐三轮车去大场。车夫走错道了，天都要黑了，还没有走到。车夫不去了，又换了一个三轮。

   在大场，我记得的就是洗碗。那时候可能是吃食堂吧，自己带碗，自己洗。有不少池子，我们就在池子里洗碗。把碗浸到水里，碗里放块布用筷子快速搅动布，碗就会浮上来。碗洗干净了，手也不用放在冰冷的水里。这个习惯我以后保持了很长时间。

  新沪中学是一个很漂亮的中学，里面有几颗高大的玉兰树，那个花朵开得又高又大。里面的房屋与教学楼也都非常漂亮，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花园。不过，学校里好像没有运动场。记得有一次我看见学生上体育课，老师让学生就在学校里的路边跑，还一个一个的记成绩。我在边上也跟着学生跑。  这时候，我在四达路小学上学。小学与新沪中学不远。

  以后，我父亲又调到东亚中学当校长，我们又跟着搬到东亚中学
东亚中学就比新沪中学差远了，破破烂烂的。我们住的地方也十分破烂，真还不如现在捡垃圾的人住的好。 那就是一个楼梯下的储藏室。没有窗户，根本就见不到阳光。

  东亚中学分2部分，一部分就在四川北路的马路边上；还有一部分是在虬江路上。我们就住在虬江路的东亚中学里。虬江路是一条卖旧货的市场。用孟子的话来说，我也跟着学卖旧货。 我记得我有一次找了许多空瓶卖了2毛钱。

   住在东亚中学的时候，我小学毕业了。考上中学后，我父亲认为录取我的中学还不如东亚中学，就把我要到东亚来了，于是我就在东亚中学上学。
  
     当时学校里有少先队的组织。   我在上课的时候，可能经常说话，老师不喜欢我；也可能对我父亲也有点不满，始终也没有发展我当少先队员。当然，我也从来没有主动表示我想当少先队员。我父亲也好像不关心我是否是少先队员，这样我在初中时代，就成为少有的一直不是少先队员的人。
     东亚中学有个墙报发表学生的好文章，定期更换。校方也经常检查。有一次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我父亲见到后，立即叫学生会拿掉。理由是我抄的。    那是我的一篇看完电影后的读后感。我是照电影院发的电影简介抄的。我在家抄的时候，被我父亲看到了。
     东亚中学住了没有2年，我父亲又调到上海育才中学了，东亚中学的破房子也住不成了，育才中学也没有能提供教员住的地方，于是我父母又急着找房子搬家。那时候上海的房子也不好找，当时没有中介，只有黄牛。于是只好找黄牛。好像还上了一次黄牛的当，被骗了好几百元。
   在1954年我们搬到看了四平路蒋家桥17号。那里离东亚中学很远，可能有10里路。没有公交车直达。我父亲每天带着我坐三轮到学校。我到学校后，我父亲再坐公交上班。
  
  那时候的劳动力价格很低，从二道桥，到四川北路虬江路那么远，才1毛5分钱。

  我们总是坐一个年轻人的车。有一次那年轻人好长时间没有出现，我们就坐了一个老头的车。过了半个月吧，那年轻人又来了，他说：“他病了，那老头抢了他的生意。

   我们搬到了蒋家桥以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一直住到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以后，蒋家桥动迁了，我家就从蒋家桥搬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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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我在新疆工作生活了40年,然而,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读的小学,中学. 。学时代的生活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愉快的。

　　小学我是在虹口区四达路小学上的.那还是1949年刚解放的时代.那是一排东西向的平房,房后是一排杨树,房前是一个有近百米的操场.我记得那时的冬天特别冷,早上操场的土地都冻的硬硬的,可是在升起的太阳照耀下,慢慢的熔化,从东头向西渐渐的融化.土地一化就成了烂污泥.

　　操场是我们的乐园,一下课我们就在操场上狂奔,有的在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有的在跳绳,还有的在踢球.有一次我在操场上狂奔,竟然一球踢到我脑门上,我当场就仰面躺到.

   我的中学时代（1953----1958）

     初中是在四川北路的一个叫东亚中学上的,临街的一幢3层楼的房子。在1955年以前、上海没有多少中学，而且大半是私立的中学。东亚中学就是位于虬江路四川北路上的一个私立中学。就在马路边上，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一个中学。楼下是马路店面，楼上就是一个大厅、大厅边上、面临马路的几间房屋就是教室，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能听到马路上有轨电车走过的铛铛的响声。大厅就是我们学生课间的活动场所，里面有个乒乓球案子。
   
   以后、东亚中学与新立中学合并了。新立中学也是一个弄堂中学，位于四川北路武进路的一个弄堂里。
  
　　  1955年我初中毕业、考进了上海市第五十三中学（以后改名为红旗中学）。这是一所新建的公立中学、它位于虹口区四平路头道桥处，我们是这个学校的第一届学生。

     第五十三中学 有一座3层高、东西大约有50米的教学大楼，前后是2个大广场（操场）。全校师生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人。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操场还没有完全清理好，操场上全是小石子，我们做广播操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蹬下捡石子。

   我的中学时期不过是短短的六年，但对比起现在的学校生活，那简直就 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现在是学校就是地狱，而红旗中学（上海市第五十三中学）就是天堂。
     当时正是中苏友好时期、我们的课桌板凳是苏式的，教学模式与信念都是苏式的。批改作业用的是5分制，每个同学轮流做值日班长---收作业、喊起立。
   
     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两节课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学校前后二个不小的操场就是我们的乐园。操场上活动的学生非常多。双杠单杠，跳高跳远，铁饼标枪、爬竹竿---应有尽有。我们可以凭学生证借体育器材---篮球足球，铅球、标枪----。学生们放学以后都会在学校里自由活动-----就是玩，男的一般是打篮球、踢足球、官兵捉强盗，女的挑皮筋，跳绳。
     
  凭学生证我们还可以借书，学校有一个不小的图书室，对我来说，书可算是应有尽有了。

    从来就没听有放学补课一说，我只知道我们有许多课外活动小组----航空航海模型小组、天文小组、无线电小组、生物小组、射击小组等等。而这一切基本上是免费的（生物小组在校园里有一块地，无线电小组要自己掏钱买电子管）。
   我这个人手很苯，记得我参加天文小组、磨一组天文望远镜的镜头，我楞是一夏天都没有磨出一块来。
    我最喜欢的是读书，什么秋海棠，三言二拍。什么《悲惨世界》，《红与黑》。什么鲁迅，高尔基，雨果，巴尔扎克---。语文知识是在语文课本之外，我真不明白，语文课本有什么可啃的，还要做那么多的题，还要补课，疯了！  
  
     当时我们的家庭作业每天最多也就是1个小时，当然也没有“减负”一说。节日，放假的日子更是我们欢快的日子。
     我的学校在四平路头道桥，而我的家在四平路二道桥。四平路当时还很荒凉，过了临平路的棚户区以后、一直到同济大学，基本上就是农田。放暑假我最喜欢的还是到田野里玩，在河塘里戏水、拔茭白（gaob），在小河边摸螃蟹、摸螺蛳。在比人高的玉米、甜露黍的田埂上，在树阴密集的林子里穿梭。
    要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炎热中阵阵震耳的蝉叫声------哪里有现在这样的 没完没了的作业与补习。
    背着书包上学堂是件很愉快的事情。现在弄到变成一种负担，让学生讨厌，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的失败。
      
  我上学的时候，学校一再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国家,人民的人;做一个文化，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我的记忆力是很差的，什么唐诗宋词我是一首也背不下来，只是有一句何其芳的诗----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与宝藏----让我永远记在心中。
       学校非常重视体育。在课间十分钟里、就是在冬天学生也是不容许在教室里呆着的。同学们必须离开教室到操场去活动。并且在体育课的正常考核外还有劳动卫国制的要求。
   
    高中时是没有音乐课的，但我们有合唱队，我的一些同学有着很高的音乐修养。学校里的高音喇叭只要不是上课时间、成天到晚放的是包括苏联歌曲在内的各种音乐。我的音乐知识就是那时形成的，我现在会唱的歌要比我的儿女多得多。
   我永远也不会忘怀、我们的那些女生，她们聚在一起唱越剧，一个领唱后便是齐齐的一片合唱----，那时候我就会傻傻的站在她们的边上。
  
     ---然而、这一切都消失了。 1958年我自愿报名参加了支援边疆建设、被分配到新疆，在那里工作与生活了近50年。回上海后、我找不到我的母校了，上海红旗中学消失了。我的红旗中学、我的中学时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现在到处可见的是学校门口那沉重的书包以及被无情的作业折磨的学生。

    我高三毕业的时候，学校的口号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任祖国挑选。”而现在看到的是把上大学作为唯一的目的、唯一的出路，为功名而死读书。
     
    1958年我高中毕业，时值“反右”我父亲先是被打成“右派”、后又被说成是“历史反革命”，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已经知道我是上不了大学了。但是我并不气馁，坚持复习读书，我知道知识是自己的，我不是为了考大学而读书。正是当年我们学校的教育，让我勇敢的走上社会。
      我一直很怀念这个已经消失的学校、消失的中学时代，是它让我养成了热爱读书的习惯，是它教给了我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教会了我要敢于面对生活；教会了怎样做人。

     


  。

胡永忠

我随着你的回忆，也在回忆自已的童年！老先生七十多了，记忆还好！祝长寿！

云上云上

描写得非常详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生经历，磨练了坚强的意志与信心。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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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        四，蒋家桥17号大院

     我的童年是居无定处。一直到1953年搬到上海蒋家桥17号大院 后才算安定下来。1953年我上中学一直到1958年我高中毕业后去了新疆，我一直在那里长大。   
1958年的上海蒋家桥17号大院   

     上海有条四平路，是从虹口区溧阳路到五角场的一条大路。现在是相当繁华了，不过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是一条比较荒凉的路，是市区通向郊外的一条路。过了临平北路以后（以东）就没有什么店铺人家，就是农村了。 从临平北路以东一直到同济大学、四平路上有三座桥---头道桥、二道桥、三道桥。蒋家桥就是在二道桥向北插进去的一条小路。   

      二道桥顾名思义是一座桥，桥下面有条河。蒋家桥路就是沿着这条小河边的小路。不过、那个时候、那条小河到了桥头就堵死了，就到头了。二道桥、实际上也没有桥了，只是路面鼓起一块---一个坡而已。但二道桥作为一个路名还在，这里公交车有个站，到站时车上的售票员就会报站：“二（ni）道桥到了、邮电新村到了”

          蒋家桥17号离桥头大约有200米。再往东50米河对面就是幸福村（原来叫平民村），沿河边都是农田与农户。 蒋家桥17号也是一家农户，老板姓张，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家养猪专业户。

     蒋家桥17号大院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它有包括好几个门牌号（18、19号）的住房以及后面的养猪的大院和一个菜园子。  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张老板已经过世，张师母是一个能干的中年妇女，她开始把她的几个住房租借出去，我家就住在她家的西厢房。不过应该指出，我们住的这种本地房都是带阁楼的的一种-------从屋檐处用木板隔开、上下住人，我们住在下面，老板娘他们住在上面，说话都能听得见。我们的住房也就是2米高点吧。      

      我们搬到蒋家桥17号时、邮电新村还在筹划建设中。从二道桥沿着蒋家桥路的走向幸福村、走向田野的那条小河那时候还在，河水虽不算清澈，但河中有鱼、有水草、鱼虫。  河水应该不深，我见过有人下河用鱼叉叉鱼---在水没过胸前的叉鱼人，右手高举着鱼叉猛地一下将鱼叉投出，鱼叉一下就将一条鱼叉住。  

       捞鱼虫的人也是穿着橡皮衣服在水中行走，双手拿着一根杆子、杆子头是一个网。网就在水草中划来划去，不一会就捞到不少鱼虫。        

     我们家是比较早搬进去的一家，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大院里的猪圈还养着许多猪，那清洗猪圈后的恶水就从我们家门口流过，夏天那个嗡嗡叫的苍蝇到处都是，一苍蝇拍打下去，一次能打死七八个。

      以后房东张师母将她所有的猪都出笼了、卖掉了，改造成房间---当然是又小又矮的房间出租了。   17号、18号19号是原来的住房，还马马虎虎可以住人，而大院里原来的猪圈改建成的住房都是十分矮小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不适用于住人的。住的人当然是城市里最底层的人。      

  
       蒋家桥17号1961年拍摄。这是一座典型的上海本地房，当中是正房、两边是厢房。我家就住在西厢房。原来与正房相通的门封死了，在西边开了一个边门。从边门与屋檐交接处有一层木板将房屋隔成2部分，上面就是所谓的阁楼。阁楼有天窗用以照明，称之为“老虎天窗”。“老虎天窗”是上海本地房的一个主要特征。那时我已经去了新疆。这是家人给我寄去的相片。

数据

     17号、18号、19号里的房客是最早搬进来的几家，这几家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家与18号的孙家、19号的苏家是职工家庭、有工资收入，住房也比后面大院里的房客好一点。

   
     后面猪圈改成的住房自然是非常差的，又暗又矮又潮。住的什么人我也搞不清楚。
      有一家姓毛的，一个女人家带着5个孩子，也没有工作、就靠捡垃圾为生。那时候的捡垃圾可不像现在、在上海捡垃圾回家就是一个万元户，她们的日子过的非常艰苦，那时候的鸡毛菜不过几分钱一斤，我很少看见她们吃过，都是一点点咸菜、豆腐乳----五六个人就一两块。有时候就是白饭里加点酱油
       蒋家桥17号、张老板的大院转圈住了大约有十几家人家，当中的空地（院子）大约有五六十平方。 那时候自来水管没有接到各房客家，十几家用的是一个水管。 自来水管就在大院里，十几家共用。电灯倒是接到了各家，但只有一个总火表。
        每个月要收一次电费、水费。为收水电费个住户每一二个月总要开一次会。电费一般按灯头算，全体会议决定家家的灯泡不能超过40度。各住户轮流收费。水费开始是按人头算，可是有人家用水多、有人家用水少，为了水费总吵架，后来规定发水牌，按水牌量收费。
       蒋家桥十七号大院、一个大火表、一个水龙头，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一大清早的风景线就是刷马桶。
       马桶是江南人民的必备品，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冒险家的乐园，洋房里，洋人与高级华人家是有马桶间、抽水马桶的，但一般老百姓家哪能有那洋玩意，不要说抽水马桶、就是马桶间也是没有的。一个七八平方的房子，一家五六口、七八口，挤在一起，吃饭在那屋、用马桶也在那屋。这里吃饭、那里上马桶都是很正常的。
   
    马桶要天天倒，上海这点倒是很好、一大早就有卫生部门的专车来收粪便。时间也是固定的。夏天大约4点多种就到我们那里了，”倒---马桶来---“几声吆喝，家家户户都将马桶。拎出来到到粪便车里。倒完后还有刷马桶、一片刷刷的声音就是我们一天的开始。
     上海的夏天是很热的，那时候我们不要说空调了，就是电风扇也没有。炎热的夏天、屋里根本就无法睡人。我们就把竹床搬到外面（那时候、我们的床很简单，下面就是两条长条板凳、一头一个。竹编的床往上一放就行了）---乘凉、睡觉。
     我们面临蒋家桥路的几家   ---蒋家桥路，一条面临着一条小河的土路、其实也算不上马路，没有车辆来往、行人也很少, 我们就在这土路、在河边乘凉。 后面大院里的七八户人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三四十口人，穿着裤衩背心或光着膀子就睡在大院里。

   大人们谈家常、孩子们打打闹闹与露天横七八竖的床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风景线。
蒋家桥17号的故事多。
  
  蒋家桥17号大院里有好多孩子，有一家姓才，有五个女儿。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大家都在大院里睡觉，第二天早上才家的大丫头起来后，发现自己光着屁股，就大声叫喊，我的裤衩不见了。光着屁股乱跑，引的大家发笑。

    17号大院里，曾经办过一个翻砂厂。他们用一个不大的炉子化铁，化铜。把它们化成铁水，铜水让后倒到用沙子做出的模子里，等冷了打开模子，一个一个做好的齿轮啊，铁环啊，就出来了。
  
  我没事的时候就关注的看着，看着那些杂铁杂铜怎么变成有用的东西。感到很新奇。

  在17号的那个菜园子边，有一次，有一伙人在练沥青，他们好像要从沥青里提炼什么，结果还引起了火灾。虽然不是很厉害，一会就扑灭了。可还是很吓人的，以后老板再也不让他们练沥青了。再说，那股气味也实在让人受不了。

   17号大院里的东南部是一个菜园。张师母（我们对房东的称呼）他在那里种点菜，自己家食用。张老板死后，也被埋在那里。


  有一次张师母说，他家厨房里昨晚有动静，是他家的先生张老板回来了，到厨房来找吃的东西了。第二天他到菜园子里烧纸去了。说给他先生送点钱。我当时已经上中学了，说他，这是迷信。

     17号大院里住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都干些什么，我也不知道。留在我的记忆力的东西不多。不过，有2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件是，大院里有一对年轻夫妻打架。那个男的把他的媳妇，按在床上，把裤子褪下半截，露出那个光屁股，用皮带狠劲的抽了一顿。我们好多人在他家的门口，窗前围看。以后，他女人就提着一个小包离开了他家。

   过了没有多久，也就是一二个月吧，那女的在一个中年妇女的陪同下又回来了。我听大院里的那些女人议论，说什么，那个女人就是贱，有本领就不要回来啊。

   我后来问我爸;""为什么，那个女人要回来啊？".我爸说：“中国人的传统是嫁出的女儿是泼出的水，是要死在婆家的。再说，不回来怎么办呢，她家养不起她。她要吃要穿啊。
  
  我觉得很不合理。再说，大院里的议论也很混蛋。明明是男的打女的。是男人不对，为什么还要奚落女的呢？


  第二件事

    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我与父亲都休息在家。我家门口就对着蒋家桥路，那条路一直通往四平路桥头（二道桥），那里有公交车一直通往市中心，通往火车站。

   那时候，蒋家桥路是沿着一条河道边上的路。河水不能说是清澈无比吧，至少，那时候河里还有鱼，鱼虫。那天正好有人在河里捞鱼虫。我夜正在河边看那人捞鱼虫。

    忽然，我们听到一个年轻女子的哭叫声。只见一个中年男子，大约40岁左右吧，在蒋家桥路上推攘着，拽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往的四平路方向走。那女孩就是不肯走，那男子，打他，推着她。那女孩干脆就坐在了地上，就是不走。那男的后来居然拽着女孩的头发，拉着女孩走。

  我们都在看着，但没有一个人劝阻的。就这样，我看着那女孩被拉走了。

  我问我父亲，为什么没有人劝阻呢？我爸说：“那是人家的家事啊”。

  我父亲告诉我：“那男的是那女孩的父亲，他父亲在乡下给她定了一门亲，那女孩不原意，逃婚逃到上海来的。她父亲找来了，让她回家成亲。”

   -- 中国的封建意识，就是这样，妇女没有自己找对象的自由。这是一种中国人的封建意识。所以尽管非常不人道，违背人性。可是中国人，就认为是合理的，所以没有人去阻拦。

  这些事，离开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了。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其实当时我们国家已经颁布了婚姻法，规定了婚姻自由。然而，在事实上，中国人的心里，人们的意识依然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封建意识不能彻底的铲除，中国好不了。
  
   


   十七号大院有许多小孩，不过他们都比我小、何况又都是后搬来的，我其实与他们往来较少。我比较熟悉的是房东张师母的儿子、阿新。他与我年龄相仿。

    阿新为人耿直、憨厚。他妈总是骂他：“寿棺材、戆棺材——-”。我不知道他上学了没有，在哪里上学，但对事物都很爱专研、爱钻牛角尖。有一次夏天，天非常热，那个地面晒得滚烫。那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中国的学生都是死读书、白痴一个。地面有多烫、有多少度？我说、不会超过36度，天气预报说的。阿新不相信，他就拿了个温度表放到地面上、在猛烈的阳光直射下，没有多久温度表就被晒爆了。当然阿新又挨了他妈一扽臭骂。

     我的童年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直到住到蒋家桥以后才没有搬过家。到底父母为自己操了多少心。当孩子的是体会不到的。回想起来，对父母的了解是少之又少。在动荡的年代，孩子有吃有住，有穿，是不会记住什么的。如果哪一天饿了半死，或者父母把你痛打一扥，这或许能记一辈子。可是，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打骂过我。  我家搬到蒋家桥以后生活相对稳定。但有关父母的记忆依然很少。
      在蒋家桥的时候，我父母上班，我们孩子上学。我们家有个阿姨给我们做饭。我那时在新力中学读书。新力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在海宁路武昌路吧。离我们居住的蒋家桥是很远的。我想能有七八公里吧。我父亲在育才中学教学，那离蒋家桥更远。

    早上，我与父亲一起坐三轮到海宁路，我父亲以后坐公交上班，我到学校读书。放学后，我父母给了我几毛钱，让我坐车回家。
   坐车是14路无轨或55路公交。在无轨电车下车后再走一站多路才能到家；坐公交要走一站多路才能坐上。而且，55路到我家记得是8分钱，不过，如果提前一站下车就是6分钱。我有时候买6份钱的票坐到我家蒋家桥。记得有一次被抓住了，要罚我2毛钱。

  被罚的事情，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天车上人很少，我依然像往常一样买6分钱的票。那个售票员是个老头，有四五十岁吧(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老头了），我觉得他是有意的要治我的。到了买6分钱该下车的时候，他没有提醒我：“6分钱现在已经坐到头了，要下车了。”而到我在蒋家桥下车的时候，他查了我的票，说我坐过了，要罚我款。

    那时候，我们中国人民还从万恶的旧社会脱胎而来，人民生活还十分贫困。那时候就几分钱都是十分宝贵的。在上海，5分钱一副大饼油条的早饭那都不是所有的人能享受的。我老伴是江苏农村的，她说，他小时候上学3分钱的一支铅笔她父亲都不给她买。最后，小学一年级都没有读完，就不让她读了。所以勤俭，吃苦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天性。

  当然，现在时代变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勤俭，吃苦的品质，好像也丢了不少。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把钱不当钱。

   我当时，为了省几分钱，有时候经常是走回家。

  我昨天上网查了一下，从邮电新村到四川北路武进路大约3公里。

  从我学校回家有2条路线，一条是从武进路到吴淞路再到四平路回家。不过，我一般不走大路，而是从邢家桥路穿出去到溧阳路四平路，而后在四平路边上的小路插出到四平路临平路口，然后再沿四平路，走过头道桥，到二道桥就到家了。

      第二条路线是走四川北路。沿着四川北路走过横浜桥（横，这个字的读音上海话是WUANG。以后发现普通话要读HENG。使我一直不习惯。）

  过了横浜桥后，东100米左右，在到溧阳路前有一条弄堂直接插到四平路边的路，然后再沿四平路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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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的学校，不像现在。一般是上午4节课，下午2节课。（中午应该是在学校里吃的饭。好像是自己带的饭，学校给热好了）。 下午放学后，天好的话，我就慢慢的走回家，一路走一路玩。四川北路商店林立，我是一路走一路看橱窗。记得又一次我低着头一边看橱窗一边走，一下子头撞到一个铁疙瘩上了，把我痛的，让我记了一辈子。（橱窗外通常有一个挡雨的，遮阳的装置，在商店的外墙上有个铁的装置用来支撑雨具的，我就撞在那上面了）一直到了我到新疆工作后，夜间还是经常是梦到上海的马路，商店的橱窗。人是很奇怪的，在新疆我经常梦到上海的马路。回上海后，又经常梦到我在戈壁行走---当然，这是后话了。我那时候好像特别能走，能走很远的路去玩。每当放假的时候，特别是寒暑假，我常走很远的路去玩。

         那时候，四平路从头道桥以东就是农村，上海地处江南，是江南水乡。到处都是河道，河塘。农作物。  我经常一个人往东走，一直可以走到同济大学，三道桥那里。我有时候在河塘里戏水，在河道里摸螃蟹，摸螺蛳； 往北， 我经常到虹口公园，虹口体育场那一带去玩。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曲阳路。大连路一带也都是农村。我常常到虹口体育场那边的游泳池游泳。从我家到那里能有2、3公里吧，我都是走着来回；
       我好像能走很远，能走到江湾的一个废弃的陵园，那里有当年日本人进攻上海，被我军击毙的日本将军的墓地与纪念碑，我们常在那里爬上爬下； 往西， 溧阳路多伦路口有一个儿童公园。也是我们的一个好去处。我们在那里爬来爬去。那公园离蒋家桥也能有二公里

          在我们那个时候，学校的教育不是现在这样---数不清的作业。上课时间也没有现在这样没完没了。一般是上午四节课，下午2节课。下午放学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我是在新立中学上的初中。那里离我家远，等我慢慢的一路走一边玩回到家的时候。就该吃晚饭了。
     我的高中是在红旗中学上的，红旗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离我家比较近，也就是不到1公里吧。不过，我在红旗中学放学后，不是马上回家，而是在学校里玩。红旗中学有很大的操场。我们可以凭学生证借各种球类，与图书。操场上也有单杠双杠；有跳高，跳远的沙窝；有让我们爬的高高的竹竿，绳索---。我们与同学就在那里奔跑，追逐。女孩子多半在跳皮筋，跳绳。

          在蒋家桥17号的日子里，由于生活相对稳定，我们与父母的接触应该说比较多了，可是顽皮的孩子对父母的印象还是不多。曹雪芹说得一点也不错啊。“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父母总是忘不了儿女，可儿女又有几个想着父母的呢？？
       我只记得我父亲有时候会把学生的作业带回家来批改。有时候学生的作业本很多，我们兄弟就会帮助批改。 父亲把答案给我们，我们看对了，就打勾，错了就打个叉。现在想起来也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我们学生的作业不多，一般来说，我们兄弟在放学以后，吃完晚饭就会做作业，一般是一个小时左右吧---不像现在的学生，做到半夜也做不完。 我们做完自己的作业后就帮父亲批改作业。
     我的父亲可能给我们讲了不少故事，可是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只记得有一次给我们讲隋唐演义，秦琼卖马。讲到最后，秦琼一下子倒在了一个庙宇前，我的眼泪都留下了了。 我父亲笑话我，说我太动感情了。

            在蒋家桥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表妹住在我们家，她比我小一岁。她妈是我妈的妹妹，我们叫她妈叫“DU（大）阿姨”，北方话应该是大姨妈吧。 DU（大）阿姨是我妈家学历最高的一个了。我妈他兄弟姐妹六七个，就她读了高中。听母亲说，大（DU）阿姨学习成绩最好，她是靠奖学金读的高中。
    东洋人占领上海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翻译（中日的混血儿）。解放以后不知道是回日本了，还是进监狱了。总之我表妹决不谈她的父亲。我们也不能提，一提她就动气，光火。 我表妹长的极其标致，她的回头率可以说是100%。她也非常爱参加社会活动。不管是在里弄里，还是在学校里。   
           抗美援朝时期、有一个给最可爱的人写慰问信的活动。我表妹也参加了。我家那一阵子收到好多信---都是给我表妹的，那都是要与我表妹交朋友的信。 我表妹回信忙不过来，就叫我们给回信。当然，人家对我不感冒，还是不断的给我表妹写信。
           这个事不知道是怎么收场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当时只有十三四岁，根本就没有到谈对象的时候。

     1     1957年大鸣大放，政府提倡大家提意见，号召大家写大字报。当时，我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也让我们写。记得那时候，下午都不让放学，要大家在教室里写，每人最少要写五条。但不久，这场运动变成了反右斗争，我们学校里的教师大多数都被打成了右派。 我父亲也被打成了右派。学校不再让他教学了，然他当教工。在家里。我看到他的手变得粗燥起来，手指都裂开了。我看到他用胶布粘他的手。
        接着，我父亲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送进了监狱。记得有一天我家来了几个人，搜查我的家。没有找出什么，但找出了几粒子弹壳。那个公安很有经验，他看了看子弹，就问我：“是你的吗？”。
     我回答说：“是我的”；他又问：“从哪里来的”；
     我说：“学校，我是射击小组的”

    那公安，后来就没有说什么，他们就走了。

白水

过去的岁月，真实的生活。

云上云上

文字质朴，叙述详细。期待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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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我，高中毕业，那是一个讲成分论的时代，我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力---不是不让我参加高考，考还是让考的，但政审不及格，根本就没有被大学录取的可能。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的高中毕业生还很少，只要政审合格，没有不被录取的。我们班级近50名学生，没有录取的只有三四人。我原来是三好学生，高三那一年，我9门功课7门100分。但由于父亲的缘故还是被拒之门外。

      1958年是个疯狂的年代，大跃进，大练钢铁，那些刚从封建社会摆脱出来的人们带着美丽的幻想，带着盲目的自信，声言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赶英超美。到处都是狂热兴奋的情绪。然而我怎么也兴奋不起来。  我现在有点搞不清了，高考以后我怎么会到浦东的一个炼焦场工作。是勤工俭学还是临时工，我也一点记不起来了。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是全民炼钢。在浦东有个炼焦场---是一种土法炼焦。好像是把煤块粉碎，再把粉碎好的煤堆在一起---可能还在上面堆了些土，用土埋好，然后燃烧---最后自然都成了煤灰，根本就结不成焦炭---也就是胡糟蹋罢了。  炼焦场炼不出焦来，我们自然也就解散了。
   
     前面的叙述都是1958年以前的事，1958年底我就到新疆去了。对于蒋家桥17号大院，我还补充一点。。

     几十年来、蒋家桥17号大院发生了巨大是变化。
   
     首先是房子归公了，我们少交了许多房租。  以后是，门前的河道填死了、再以后是蒋家桥的居民动迁了。 原来的猪圈住房变成了高楼大厦、现代化的住房。有的住户还分到了好几套房子。 蒋家桥大院没有了、 蒋家桥路前面的河道也没有了。没有了刷马桶的刷刷声、也没有了夏日乘凉的喧哗。
   
      对于我们的女房东，我还要说几句，她是劳动人民出身，据说，她是被买来的，她来时候什么也没有带，没有嫁妆，没有送亲的人。她是来做小的。 张老板对她很宠爱，大老婆有病，不久就死了。张老板死后，她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要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家业不容易（他自己的孩子还小，张老板大老婆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工作，根本就不在意他家的家业），养不了那么多猪，办不了猪场，改成小屋，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中国的革命是反封建的革命，是要消灭地主阶级那种封建的生产关系。对工商界并不触动。我家搬进蒋家桥17号的时候（1953年），那里还是在养殖猪。那猪粪便的臭水就从我家门口流过，直通到我们门前的河道里。臭水特别养苍蝇。我父亲与我一起打苍蝇，一拍子下去，一次可打死七八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数到1000只以上。
   
    张师母一个人要维持一个有几十头猪的猪场根本是不可能的。张师母把猪卖了，把猪房改建成矮小的房间出租，在当时也不是一个不正确的选择。从当时的政策来说，是可以的。当时有大量的人到上海谋生，住房也是很紧张的。尤其下层劳动者，根本就住不起房子，也就是这种猪房便宜点。她改建的住房（猪房）很快就住满了人
   
     在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合作化的时候老板娘家的房子也没有什么变动。我记得1957年我父亲下狱后，我们家的经济收入大减。那时候一个月要20元的房房租我们已经付不起了，想跟老板娘商量，能否少一点。老板娘是一口拒绝。我们以后只能将2间屋变成一间。另外一间就转租给别人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是我已经离开上海以后吧。她的房子变成公家的了。听我妹妹说，张师母认为收房租太累，太麻烦（我们这些穷鬼，有时候经常缴不起房租，解放了，他也不能赶我们走）还不如上班去，就把房子缴公了。房子缴公后，我们的房租降了很多，一半还多。这自然对我们房客来说是个福音，是政府给我们的福利。但是，我几次回上海，却没有发现张师母上班，而是在周围给孩子们理发---每个头3毛钱。张师母，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来看，他是与我们对立的。但就他这个人来说是很勤劳的，他的本质就是劳动人民。他一生也可以说没有享到什么福，过早的去世了。

     对张家，我有几点不明白。按照国家规定，他的房产交给国家，国家除了要给他安排工作，还是要给一笔钱。私有企业，老板，把他的工厂，房产交给国家后，都会安排工作，并且这些工作都是不干活的工作，也就是顾问之类不干活干拿钱的工作，而且工资比一般工人都要高，也享受退休待遇。可是张师母怎么弄成那样。不会享福，在劳累中早早过世。

     另外，作为房产，他出租的房屋交给国家，但个人的房产是不交给国家的，依然是个人所有。可是，我听我妹妹说，在蒋家桥动迁以后。他儿子分的房子居然要收房租？？当然， 张家的事，只有张家清楚，我也只是看到表面的现象。总之，我是离开了蒋家桥17号去了新疆，开始了我的新的人生。

云上云上

记忆中的往事尽管年代久远，但依然记得清清楚楚，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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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8年是个疯狂的年代，大跃进，大练钢铁，那些刚从封建社会摆脱出来的人们带着美丽的幻想，带着盲目的自信，声言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赶英超美。到处都是狂热兴奋的情绪。然而我怎么也兴奋不起来。      1958年我17岁、高中毕业。那个时代不象现在，就全国来说高中生相对来说是很少，进入大学不象如今这样难，基本上全部能进入大学，不能进的只是少数政审不合格的人。我们全班45名学生只有六七个没有进入大学的门，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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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学校里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优良。有一学期我的成绩全班第一，9门功课7门100。可是我的政审居然不合格，原由就在我的父亲。我父亲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先是被打成右派，后来有被作为历史反革命被逮捕. 。
     
     当时那个年月虽然人们自以为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离开被推翻的封建社会也只有八九年，封建意识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我们的革命虽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其主体是广大苦大仇深的农民。在农民的心中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个儿子打地洞。我们的老干部老革命仇视反革命，不允许培养反革命的子女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就倒了八辈子霉了。

云上云上

难以忘怀的记忆。好，期待您继续精彩连续。

yitiao

虽然我明知道我是上不成大学，我依然用心的复习了功课参加了高考。这要感谢当时的宣传口号----“一棵红心多种准备，任祖国挑选”。我爱读书，我爱学习，我深信今后我无论干什么都离不了知识，不管我上不上大学。我要做我国第一代的“一个有文化，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
    这些事现在的高中生或许不能理解，有一位学生在与我的讨论中说：“减负，减负后果自负”，为有一个好前程而陷入题海中不能自拔。还有一位学生在与我的讨论中说：“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读书也没有用，我不读书行不行？”，看来现在的人读书的目的与我那时差距很大啊。。

李兴书

描写详细，客观，真实，可信。写中有议，视角独到。审视中国百年巨变和先生的家史，亦印证着先生“历史的进步是一个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yitiao

李兴书 发表于 2019-6-21 10:33
描写详细，客观，真实，可信。写中有议，视角独到。审视中国百年巨变和先生的家史，亦印证着先生“历史的进 ...

谢谢理解

yitiao

   当时我可以说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玩耍的少年，猛一下被抛入社会，大概只能用迷茫，不知所措来形容我的心情吧。父亲被逮捕了，母亲大概也在迷茫与不知所措的状态，总之没有人指导我告诉我今后的路应该如何走。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怎么那么糊涂，应该找居委，找街道办事处找工作啊，而我只会在大街上毫无目的的游逛。应该说当时上海的工作还不是很难找的，我在大街上就看见过一个上海钢铁厂的告示说要找学徒工。
    有人说，人要认命，人的一生是有命运来支配的。我以为人的一生有许多因素是自己不能支配的，但人的一生还是有许多自行选择的机会，而这种选择往往决定了自己的一生。如果当时我选择了到上海钢铁厂当学徒工，那么我的一生就完全不是现在这样了。
     秋风萧杀兮，我在迷途中徘徊兮。然而一张告示决定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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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十月的上海，街道上布满了梧桐树的落叶，然而、一张告示吸引了我的眼球。告示说全国十二省市在上海招工，号召有志青年到边疆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很符合我的心意，我毫不犹豫也没和任何人商量自己就去报名了。
    我记得那是在提蓝桥一幢很有点历史的老式楼房，给我的感觉好象全是木制的。悬挂着“好儿女志在四方”，“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大幅标语。我刚从狭窄的楼道、一转到二楼迎面就看到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一个女孩用手指着我说：“你为祖国做了些什么？”。我的心在跳动，我带着一棵万分激动的心情，非常麻利的办完了报名手续。
     我的母亲当时她的思想或许完全是一片空白，对我的决定没有说一句话。我想、大概是 我的父母他们也都是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离开家庭参加了艰苦卓越的抗日战争的缘故吧。

云上云上

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您点赞。

yitiao

很快录取通知书寄来了。我的母亲和我一起到虬江路旧货市场买了一个外面包着皮的里面是薄板子的老式箱子。默默的帮我收拾行李，临上火车时还给我拿了一个暖瓶。
   我是被新疆劳动局录取的，由于车皮的原因我们实际上是1959年元月才登车离上海。上车的时候站台上挤满了送站的人，没有鲜花、也没有眼泪、只有匆匆忙忙的告别声。记得有位母亲对我说：“小伙子，我的女儿岁数小，腿脚有点不便你们今后要帮助点”。 我的妹妹今年也快六十岁了，她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我哥兴奋的一头钻进车厢再也没露面。”确实的，一车厢的年轻人找座位，放行李（大件已托运）几几喳喳吵吵闹闹中火车就开动了。我至今都不理解数年后上山下乡时怎么会有那种哭声冲天的离别镜头。
   听吧
   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上军装 拿器武器
   青年团员集合起来
   跨上征途
   万众一心
   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孩子吧
   再见了  妈妈
   千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吧   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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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苏联歌曲，本来我是想唱这首歌与母亲告别的。实际上一进车厢后忙着给大家安排座位，帮助放行李就把这茬事忘了。不过，这首歌永远记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