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崩溃

李芳洲的世界

最后的崩溃
作者：李芳洲

从精神病院出来，那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还不时地传来。她那狂躁、悲凉地叫喊女儿小莲的声音，始终在耳边萦绕，使我难过到有生理和心理的同时反应，不得不催促司机赶快离开。

在小莲姨妈的陪同下，经过一道道特许，终于见到那位死囚，也就那位女精神病人的丈夫，死者小莲的父亲。没有客套，没有寒暄，便单刀直入地奔向主题。我问：“你们就这么个可爱的独生女儿，为什么忍心勒死她？”他表情木然，却很平静，也许是泪已流干，心已死。尽管身穿囚衣，但当年的帅气和俊朗仍旧清晰可见。他干咳了两声，用沙哑的男低音开始讲述。他说：“如果还有来生，我一定会选择独身，绝不组织家庭。十七年的婚姻，简直是一场炼狱。炼狱里，面对的都是同类的受刑者，可我们还要佯装快乐，收起眼泪，去面对天使般的女儿。请你们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无奈、扭曲与变态？

我是个高级工程师，因此有权把农村的妻子调进城工作，噩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也许是因为自卑，或是看不起城里的女人，或别的什么缘故，自安顿下来，这个家就再没有消停过。小吵天天有，大吵二四六。起初我容忍她、宽恕她，即使她很无理，我总想到她在农村时照应我父母的孝顺，对我读研究生时的体贴。那时，她是多么的勤劳简朴，把省下的钱都寄来资助我，让我在读书的时候过得好点。人不能忘本，婚后我一心想报答她。于是当她进城后，起初的无理取闹，我都幻想她一旦融入主流社会的城市文明后，就会变好。这期间，她诽谤女同事、谩骂女邻居和我的同学，我都用解释、劝慰、引导来对待，有空便带她去看电影，订阅教导夫妻相处的报纸杂志给她看。我以为，没有念完高中的她，是可以被教育好的，等她改换观念以后，一切会正常起来的。可是，没想到，她接受的全是负面的内容，比如男人有权、有钱就一定变坏，没有猫儿不偷腥，老婆总是别人的好，等等。我一出差，她便胡猜乱疑地闹，还打电话向领导诉说她的怀疑。有一次，单位有件偶发事情急需处理，因为走得太匆忙，连换洗衣服都来不及回家拿，便由领导打电话告知了她这件事，且说明缘由。可是她丝毫不理会，立即打电话威胁我，我要不立即回去，她就马上跳楼，说到做到。果然，她跳楼了。好在楼层不高，下面又有刚挖的松土，所幸无大碍。领导知她出事，只好另换人去处理，我的前途就这么被毁了……康复后，劫后余生的她，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歇斯底里，时常捕风捉影，随时跟踪我。只要有不知情的女同事、女同学到我家拜访，她那农村泼妇的愚昧和不顾一切，就会时不时地当众表现出来。开头几年在家闹，后来在妄想中琢磨出电视剧里的情节，以为这一切都是现实中男人们的必然所为，以至于常到单位无理取闹。我申请调往远郊或别的城市工作，但是厄运依旧如影随形。我几乎不能与任何人有社交往来，用电脑吧，她说自己看不懂，便在一次打架的时候砸了。同事们笑我，家有悍妇，可惜我不是林肯，也不是苏格拉底。亲人们来调解，叫我们不要这样下去。我说我愿意放弃所有的存款、房产，净身出户，以换取解脱，起初她同意了，可女儿死活不肯。她用优秀的成绩，年年‘三好’，回家抢着做家务，用现代任何孩子做不到的‘乖巧、顺从和听话’取悦我们、讨好我们，要我们为了她，保持住这个完整的家。但她不在的时候，我俩争吵，打架，从来没减少过。然而一旦面对女儿那委曲求全、忍辱负重，无辜与无助的眼神，我们又只好履行对她的承诺，收拾起身心的新伤与旧伤，擦掉眼泪，忍着内心的绞痛，佯装出笑脸，把打碎的东西迅速处理掉。我跟小莲妈不一样，她吵闹过，发泄过，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我却身心俱疲，那种被丢进油锅里烹炸的苦痛，使我常有死的念头。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体验到生不如死，难以承受生命之重，那种感觉如巨网牢笼似的困罩着我，使我盼不到尽头。打她跳楼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夫妻之事，而她每天要检查我的内衣、内裤，还偷偷地把我的内裤送往医院化验。有一次不小心袖口上沾了点印泥，她非说是口红印，居然拿着刀去我单位，当着领导，和我拼命。好说歹说，会计用人格担保，作证是盖章时不注意弄的，她才没在办公室抹脖子。还有一次，跟几位男女同事乘车去工地检查，不知怎的，那位在车上梳头的女士，不小心掉了根头发到我衣服上，我心怀坦荡，也没注意，在回去经她例行检查我衣服的时候，发现那根头发，便天翻地覆地闹了一夜……这十七年里，我受尽了折磨，身上常被她咬伤，抓伤，踢伤，从不敢穿短袖或T恤，精神和肉身都体无完肤。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她脾气上来，便不分场合地对我羞辱、摧残和践踏，使我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好感和兴趣。更痛苦的是，她既不爱你，又要占有你，不准你有丝毫自己的空间。又有一次我跪下来求她，‘别再闹了，我们分手吧！’她说：‘为了小莲，我死也不会答应离婚的。’但却答应决不再小莲面前骂我。因此，我们总得在小莲来家后，装出笑脸与和谐。我本希望，等女儿考大学以后，能通情达理，饶了我们，批准我们离婚，还想着由她去跟她母亲做工作。因为再继续这样双重人格的角色，我已实在不能支撑了。我有时也把这种情绪告诉她，可是每当这时，女儿便苦苦哀求，使我心软。我很爱女儿，因为她的善良、温柔，几乎没有她母亲的基因，眼看女儿高二了，我也在心里数着日子，盼望劳改释放期的到来。然而谁想到，一个周六的晚上，乡下表妹来看我，两人不免聊起学生同桌时的一些趣事。等表妹走后，小莲妈的怒气便不知被啥点燃了，她用刀硬逼我写血书，交代那莫须有的初恋，还扬言说，死也不会跟我离婚的，即使女儿读上大学。还说她绝不允许我有自由的一天。我拒绝，不答应，她便点燃煤气，要与我同归于尽。我觉得不能伤及无辜的居民，被迫暂时答应她。夜里，我打开脑中的按钮，把我同她的生活从头到尾像放电影似的放了一遍，觉得再也没有正常活下去的机会了。而这一切的延迟，没有上法庭解决，不是我怕那女人，都是因为小莲。为了她，我牺牲了一生。我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她妈出去买菜，我便把乖顺可怜的女儿叫醒，掐死了。我认为她是无辜的，也是有过失的。我被她们母女弄得精神和心理完全崩溃，甚至我杀死了女儿，至今也没有悔意。当然我自知罪孽深重，但我恨她也不亚于恨她母亲。再多的错误和不幸，都可以了断，唯独这个孩子，她使我被迫而妥协让步到无原则。她是看到了好多问题的，也知道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为何强逼我们为了她一定要共呆在一个屋檐下呢？难道这不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自私吗？所以我毫不犹豫、毫不手软地杀了她，这就是我内心的历程。”

他几时被带回牢里，还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起来。这个案例，让我太沉重。我坐在那里很久不动弹，用心去分析理解那一切，同时思考着有没有避免的可能。他们的家完了！之前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据说那男人看过，而女人却不去……

本来男人的好心，使家庭团圆，却引出一连串的意外。如果他不让那女人进城，悲剧是否不会发生？其实他是个好男人，好丈夫，好父亲，如果那女人仍待在她原来的地方，偶尔进城探亲，生活的半径不改变，是否她的自卑，不如人的心理，会在田园牧歌里变得温婉祥和？当她穿着普通农妇的蓝布衫，心情会不会平静如湖，不至荡起混沌的涟漪以致焦虑恐惧？没有霓虹灯的闪烁，只看到天幕的繁星，她的灵与肉就会和谐统一，没有裂缝。村姑的天性善良，会不会不被泼辣、疯狂、怕失去的恶念左右？那类似小芳的理性与德行依然，那么“毁你没商量”的占有欲以及奇怪心态还会被魔鬼盘踞和操控吗？如果女儿有国外孩子的阳光、大度，不被自私的面子、维持家庭完整的虚荣、幼稚自欺，那么她是不是就不会走上被亲父谋杀之路呢？以为用乖巧、懂事、顺从、好成绩和勤快便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可以拯救父母的死亡婚姻，要父母为她而和好，既天真，又愚昧和可叹，不是吗？然而，这灾难千真万确地发生了。父亲的爱与理智人伦，在最后一刻崩溃。人的承受是有底线的，当超越极限，有多少人能做到自控呢？死囚的性格是有缺陷的。当夫妻变孽缘，便很可能索命和索债，儿女同样如此，为什么不在一切还来得及改变的时候，拿起法律武器或别的方法捍卫自己的权益呢？不是所有牺牲，都可换回希望和需要，愿世人警醒于灾难来到之前

侯诗杰

文章叙述一个“失去理智，走向极端，面临毁灭”的案例，警策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