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故乡----从上海到新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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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 -从上海到新疆（一）

   史，有世界史，国史，家史---。个人也有个人的历史。个人的历史尽管是沧海一粟，但也能折射出大海的含盐量。

   我不会写小说，小说要有虚构的能力，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我没有那样的本领。但我写自己的事、写回忆的本领还是有的。

    回忆录一般来说是大人物的事，中国人对明星、大人物特别重视---所谓明星效应吧。然而、社会生活是由无数小人物构成的，从无数小人物的经历也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一角。

   不过，我要声明一下，作为回忆录应该是真实，但要真正做到真实，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回忆也有差错，同一个事，个人的回忆可能是完全相反。再说，回忆中我还会加上自己的许多想法与评论，

    所以，在这里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回忆录，就算是一部小说吧。里面的人物，就算是虚构的吧。




  第一部 我的先人。


    一， 我的爷爷与奶奶。
   
     我的父亲安徽当涂人，名牛，字义欧。，--1917年出身于安徽当涂一个大户人家。其父---我的爷爷，早年留学日本，也算是一个维新人士，拥护康梁变法的先进青年。 我爷爷的故事与很多小说里的故事差不多。大概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吧。
   
  我妹妹的回忆录里说：
   
     居说老牛家祖上乃是赫赫有名的曾国藩,曾大人湘军中一员虎将,当年追击太平军攻下此小镇负了重伤而滞留下来的。这是座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人杰地灵,安宁祥和。是李白晚年生活的地方。将军一身戎马倥偬,辗转南北,身心疲惫,猛然静下心养伤,幡然醒悟,发觉习武远不如修文,文官好当,不舞刀弄棒；不颠沛流离,不流血、不流汗,照样有权有势,有家有业，于是萌发了告老辞官之念。承蒙皇上恩准,赏金赐地安家乐业,从此以后当上了太平王。有了皇上赏赐的第一桶金,将军很快就发家致富。
  
    据当地县志记载,老牛家鼎盛期良田达千亩,房产扩展到邻县,并拥有一定数量的商号店铺。老祖宗留下一句话:从今往后咱们老牛家弃武修文,一修到底,永不回头! 尊照祖训,我的爷爷---牛家少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以他的聪慧、睿智,乡试、县试、省试一帆风顺,通行无阻。值朝庭输送一批少年留洋,小镇举荐少爷,他应考自如,顺理成章的荣获为全县第一也是唯一的留学生。
     然而好端端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就读的少爷临毕业时突然被老爷的一纸:“母病速回”,急急召回。他一踏上家乡的土地就觉察到空气不对头,果不其然,母亲患病是假,诓他回家是真,老爷有令:“择日完婚,继承家业”。
     老爷这个决定来得太突然,令所有人不解,眼瞅少爷的烫金证书即将到手,就这么黄了,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有多可惜!这是张何等荣耀,何等重量级的大学毕业证书!即便再过一百年也会有无数人哭着笑着,寻死觅活的拜倒在它面前,老爷说 放弃就放弃啦!,
    当时，外面风言风语很多，有说老爷确实年老体迈,急于传宗接代；有说老爷怕少爷在外不安分,惹事生非,娶个媳妇拴住心；还有的说少爷在外相中了东洋女,忘祖忘典……反正什么样的版本都有。不过从刘家大院传出的确切消息是,父子俩一见面就吵开了,闹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让谁,最后老爷不得不撂下狠话:不答应就是大逆不孝!并要断其一切经济来源。同时派人一天到晚的盯着，弄得少爷寸步难行,束手无策,败下阵来。少爷力争无效,。只好被迫结婚。（以上摘自我妹妹的回忆录）。
  
      安徽当涂县在皖南，是背靠长江的千年古镇，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晚年就定居在这里。人们说起江南美女，都会说苏杭，其实当涂也不差。
  
     在我们中国,结婚就是传种接代的事,自由恋爱是不能提的，也谈不上什么西方式的爱情之类的 事。-----其实中国与西方的爱情观本来就不一样,至于怎么不一样？？那就不在我这里的叙述范围了。


     于是找对象，找老婆，就好像挑白菜一样，当然要挑最好的。不过，好坏的标准老少的差距可以说是很大的。。

   
     本来按照祖训，大户人家要讲的是门当户对。要的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守妇道的女子。所谓遵守封建道德标准的贤惠女子。可是我爷爷好歹是到过东洋,见过世面的人.接受过西方自由平等,自由恋爱熏陶的人.现在既然不能有什么自由恋爱、就坚持面貌第一,而不论其出身，从而否定了讲门当户对的那一套。

     我爷爷的父亲的底线是,只要他的这个宝贝儿子能不走，在家结婚生子.于是在大吵一通后，终于不再坚持什么门当户对了。这样我爷爷凭着牛家在当涂的势力。可以说全当涂的女子任他挑了。

  否定门当户对 这大概也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吧。历史的进步是一个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第一步是 否定门当户对。以后才有自由恋爱。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虚构出来的故事，表达是在封建社会里对自由恋爱的追求；以悲剧告终也是当时必然的结果，而我家爷爷以他的胜利告终，显示了他的自由，但对我奶奶来说还是没有自由。也根本不是自由恋爱。结局也是一个悲剧。（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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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新疆（2)《我的父母亲》”

《我的父母亲》”
  我的父母亲都生于1917年，那是一个灾难的年代，也是一个革命的年代。
   中国在1911年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但社会仍然黑暗。是一个军阀混战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国民党合作在中山先生领导下要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
  中山先生是中国现代革命第一个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人。不幸的是他过早的去世了。而他的那个党是一个大杂烩，最终成了军阀手里的党。反对土地革命，反对耕者有其田。屠杀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人，从而导致了一场内战。
    与此同时日本加紧了对华侵略，妄图变中国成为他一家的殖民地。1931年爆发9.18事件，侵占了东北，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1937年，我的父母正当20岁。
  我的母亲，上海人。我的外公姓陈，可我的母亲姓章。何故？我们一直搞不清。
我的外公外婆有七八个孩子，我的母亲是老大，姓章，几个妹妹都姓陈，我的大娘舅姓张 ，几个小娘舅都姓陈。
  什么缘故，大约有几个版本。据我妹妹的回忆录说：
  故事要追朔到上世纪的民国五年,一个桂花香飘的季节,上海苏州河畔的一条老式弄堂里,一户陈姓小夫妻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婴,
  
   夫妻俩为这个还带着馥馨的女儿取了华丽的名字——贵珍,希望她能给全家带来好运。然而不知是先天不足呢还是小俩口年纪轻经没有经验，女孩体弱多病,经常求医,弄得满屋子的中葯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苦味,女孩差不多是在药罐里泡大的。以至很长时期听到中医就害怕,闻到药味就恶心。民间有种说法,象这类多病多灾的小囡只有过继于他人才会消灾免祸,当然能认上个行医的更加保险,所以这女孩“爷勿姓来娘勿姓,姓了隔壁头的张木匠。”要问到底是过继给啥人,谁也说不清,女孩更是连看也没看见过,直到下一个男孩出世也姓章,这个说法便不攻自破,成了个谜。害得日后每次运动来总要把这个问题拎出来过过堂,结果越解释越糊涂越是说不清,为此没少吃轧头。

     几十年后,陈老先生早己过世,形势大改变，老百姓无所顾忌了,陈老太太才慢慢道出其中缘故:原来陈老先生本姓张，自幼丧父,作为“拖油瓶”随娘改嫁才改姓陈,为了不断张家香火，讲好了今后长子长女一定要姓章。旧社会女子改嫁是件坍台的事,“所以我婆阿妈一直瞒牢不肯讲。”陈老太太回忆到“现在讲讲呒啥关系了。”这个版本听上去比较合情合理,至于真正的原固恐怕得麻烦到阎王爷那儿跑一趟,亲自去向陈老先生问个明白吧!

  另外还有一个版本，那还是我大娘舅说的。
   我大娘舅说，我外公的父亲是在巡捕行里做事的，遇到了报复，我外公的父母都被打死，财产也被抢了。我外公的父母的一个同事姓章，把我外公带大。我外公就将第一个男孩，第一个女孩的姓，都写成章。

  我的外婆是南京人，外公是什么地方人，我的大娘舅也不知道（我的大娘舅今年95了，还健在），下面的话，都是大娘舅告诉我的。

   我的外公是在银行里做事，从学徒做到高级职员很不容易。工资有70元（银元）左右。不过家中人口众多。七八个孩子，要生活，要上学，也很不容易。学费一学期就要四五十元。房租也不便宜。所以，白天上班以后，晚上还要另外干一份活，好像给人家推销戏票。
  我外公租的房子是在上海同浮路大中里的标准的上海弄堂房子，楼上楼下还有个天井。月租要二三十元。
  大娘舅说，他读书读到中学后就不读了，一是打战了，东洋人要打来了。二是也读不起了，外公的身体也不好，就让我大娘舅到银行里学徒了。我大舅也很努力，白天学徒，夜间上夜校。
  大娘舅说我妈经常不回家，也不说她干什么.只知道大阿姐（我妈）到高桥上学了。
  我外公也是50岁左右就去世了，以后家里的重担就落在了大娘舅身上。
  
    据我母亲说，她上的是教会学校，因为那里基本上不收学费。她健在的时候还带我到上海青年基督教教会去看过，指着那教堂尖尖的屋顶说，那就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不过我母亲根本就不信教。
    1934年我母亲入学于陶行知主办的山海工学团，那也是因为那里不收学费，还可以当小先生，有收入，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对于我母亲，我妹妹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

     GUIZHENG很幸运,生长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一个新青年觉醒的时代。受“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影响,她从小向往民主、自由,满脑子的新思想、新文化。高小毕业时,父亲认为女孩子读书读到此足够了,应该学些女红、妇道,只要将来能够嫁个好人家就行。GUIZHENG可不想等着出嫁,坚决不做寄生虫,她要独立自主,做个新女性。她理解到家里弟弟妹妹多,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维持她读书,所以要尽快地找份工作,自力更生。

   然而在那个社会里女子找工作谈何容易,正当她一筹莫展,心烦意乱时,忽然看见报上有条招聘广告,是大场山海工学团要招小先生,半工半读,管吃管往，正合她意,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至于大场在哪儿,工学团是干啥的一概不知。初生牛犊不怕虎,大不了不行再回去。随即打起背包告别家,离开大上海只身来到大场山海工学团。
    大场地处上海西北角郊区,放眼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庄稼,初见陌头杨柳、田间农舍,鸡鸣狗吠、鹅鸭嬉水……如此广阔恬静的天地令贵珍喜出望外,一下子喜欢上了。那颗躁动不安的心慢慢抚平,安身立命。工学团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是小地方农村里人,很少有象GUIIZHENG这样生长在大城市的女生,惊讶之余对她特别照应,处处让着她护着她,使她象小乌一样快活。
工学团的生活艰苦伙食差,差不多顿顿稀饭咸菜,难得吃上点酱黄豆算了不得了，不过工学团那种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民主自由的气氛正是贵珍所向往的。陶行知老先生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众多的爱国人士，不少学者、文艺工作者等名流慕名来演说、讲课,使GUIZHENG有机会面对面的聆听大师们的指导,长了不少知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思想、行为更上一层楼。她认为革命先得从自身开始,她想到的是先拿自己的名字开刀,什么珍呵、珠呵的,封建落后要多俗就有多俗,把“珍”去掉叫“张贵”,——不行,唯利是图。想自己生在八月桂花开时,就叫“张桂”吧。想想也不好,怎么听上去与新青年思想格格不入。贵、桂、瑰、轨,哎,这个“轨”好,沿着革命轨迹前进,响亮、别出心裁,就叫“章轨”。小伙伴们也都说好,有创意,亲昵地叫她“阿轨”。阿轨好不得意!然而好景不长,阿轨又改名了。原来工学团有块菜地用来专供师生劳动锻炼的,阿轨在她分管的那片试验田里种上豆苗、菜秧等,锄草、浇水,辛勤劳动。眼见秧苗茁壮成长阿轨心里可高兴啦,她在田头竖了块小木牌,写上了“章轨”二字。没有想到被哪个好事者动上了歪脑筋，在两字之中加上个“小”字,这一下就变成“章小轨”,轨——鬼,谐音“张小鬼”叫的满天飞,令人捧腹大笑。是哪个促狭鬼干的好事！？阿轨哭笑不得，一跺脚说:我不要做鬼要做人。“人”沪音“宁”,“列宁”的“宁”向往安宁的“宁”,章宁——就是它啦,温馨雅致。不过伙伴们还是习惯于叫她“阿轨”。

山海工学团的“小先生”们边学习边劳动,他们教识字班,教唱歌、演戏,积极参与青年会、劳工部、工人夜校等活动,生活过的丰富 充实,无忧无虑,阿轨象出笼的鸟儿脱缰的马,自由快乐,乐不思蜀。充实,无忧无虑,阿轨象出笼的鸟儿脱缰的马,自由快乐,乐不思蜀。这下可急坏了家中父母,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贵珍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大小姐不做要跑到什么大场去做乡下人,来去匆匆连爷娘面都难得照上,再看看宝贝女儿变得又黑又瘦,心疼不已,只当她在外面吃苦头了,便劝她回家不要去了,可就是劝不住,阿轨是舍不得离开她那个新天地。终于有一天,陈先生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山海工学团做慈善募捐的新闻,上面登有一张小照：几个小孩推着车在义卖,再看其中唯一一个女孩，“不正是贵珍吗!”他又惊又气:“小姑娘抛头露脸成什么样子!不要是给别人家骗了吧。”当下决定亲自跑一趟,查看个究竟。
   一个晴朗的休息天,风和日丽,山海工学团的小先生们洗的洗晒的晒,小一点的孩子打打闹闹玩的正酣,忽然从外面慌慌张张地冲进来一个小男孩,结结巴巴地说:“不-不好了,外面来了个‘包打听’,正在挨一挨二的打听呢,快-快躲起来吧!”一 听说包打听来了,孩子们一哄而散,逃的逃、躲的躲，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
    山海工学团名为陶行知创办的民间教育,实是爱国进步团体。常有各党各派人士活动,难免会混进个把特务分子,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大家的警惕性都很高,尽量不惹事生非。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里里外外一片寂静,老半天不见动静,正当大家要埋怨那个大惊小怪的冒失鬼时,门口来了一位头带大礼帽，身穿长衫，四方脸庞，鼻尖上架了副金丝眼镜，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他手提“斯的克”(手杖),迈着方步“笃笃”地踱进院子,东张西望，象在找什么人。孩子们憋足气躲在窗后窥视,不敢轻举妄动,结果还是阿轨胆大，说:“你们先别动,让我去探探情况。”她慢慢的，小心翼翼地伸出头,一看乐了：“搞啥名堂,是我爹爹呀”。立马跳了出去大声说:“爹爹,您怎么来啦?”随后朝屋里大叫:“都出来吧,是我爹爹——没事了。”小伙伴闻声而出,一个个都挺不好意思的低下头,那个“谎报军情”的男孩更是抓耳挠腮,不晓得说啥好。这也难怪,这些乡下小人哪见过这种腔势,当然要把陈先生误认为坏人喽。既来了陈先生就索兴将工学团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视察一番,充分了解一下小先生的曰常生活及活动,他参观了住宿,又一快儿用餐、活动,觉得农村的空气新鲜,环境优美,自由自在,难怪小姑娘不肯回去。但毕竟是乡下,简陋的宿舍,缺油少荤的伙食“小姑娘苦煞了,还是跟我回家吧!家里好坏有娘照应……”阿轨爹竭力劝说。阿轨哪里肯听,她一点不觉得乡下苦,反而乐意与大伙儿一起学习，劳动。这儿一切都生气勃勃,相互平等,师生友爱,是理想中的革命大家庭。回去作啥?等嫁人,一辈子都没出息，才不干呢！阿轨执意不回去,当爹的很无奈，长叹道:女大不由爹,不回就不回吧,不过礼拜天回家看看总可以囉,侬娘想侬想得好苦!……顺带便也好叫侬娘烧点好小菜来。
   “嗳。”阿轨接令，以后周周回家,每次返回都会带上好些瓶瓶罐罐,什么干煎带鱼、八宝辣酱、红烧肉；话梅、橄榄、粽子糖等等,恨不得把“老大房”都搬来。把那些个小伙伴乐得合不拢嘴，见天盼周末，催阿轨回家,然后翘首盼望,如盼亲人。有时侯阿轨也会带同伴回上海“大中里”白相（玩）,晚了就在二层阁里打地铺孵一夜。阿轨娘是个慈眉善眼的老好人,特别疼爱小囝,见阿轨带回的多半是外地小孩子,且缺爹少娘,带着怜悯的口气说:“作孽呀,小小年纪就离开家,自谋生路不容易呵……”于是特别照顾,热情周到。碰到有嘴甜的孩子多叫她二声就高兴的不得了,见男孩都认作“过房儿子”,阿轨娘是“过房囝”越多越好，多多益善,自己都不知道认了几个干儿子。后来这些个“过房囝”长大出息了,分布在各地区各部门,只要逮住机会总忘不了来探望这位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的老太太——那是后话。阿轨与她的小伙伴给她娘带来了喜悦和欢乐，可她爹却不乐意,背底里常唠叨,皱起眉头问:大小姐一天到晚跟点啥人混在一起?……哪能都是些穷朋友，下次叫伊不要来往。
   阿轨娘不敢多嘴,她知道自己男人不容易,从学生意到店员再到领班,一步步上去,走的很艰辛,要保牢饭碗头,要养活一大家子挺操心,不能再给他添乱。于是悄悄告诫阿轨:“下次带朋友来不要给侬爹晓得,伊会不开心的。”自己却依然善待这些小孩,将他们视如己出。

充实,无忧无虑,阿轨象出笼的鸟儿脱缰的马,自由快乐,乐不思蜀。这下可急坏了家中父母,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贵珍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大小姐不做要跑到什么大场去做乡下人,来去匆匆连爷娘面都难得照上,再看看宝贝女儿变得又黑又瘦,心疼不已,只当她在外面吃苦头了,便劝她回家不要去了,可就是劝不住,阿轨是舍不得离开她那个新天地。终于有一天,陈先生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山海工学团做慈善募捐的新闻,上面登有一张小照：几个小孩推着车在义卖,再看其中唯一一个女孩，“不正是贵珍吗!”他又惊又气:“小姑娘抛头露脸成什么样子!不要是给别人家骗了吧。”当下决定亲自跑一趟,查看个究竟。
   一个晴朗的休息天,风和日丽,山海工学团的小先生们洗的洗晒的晒,小一点的孩子打打闹闹玩的正酣,忽然从外面慌慌张张地冲进来一个小男孩,结结巴巴地说:“不-不好了,外面来了个‘包打听’,正在挨一挨二的打听呢,快-快躲起来吧!”一 听说包打听来了,孩子们一哄而散,逃的逃、躲的躲，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
    山海工学团名为陶行知创办的民间教育,实是爱国进步团体。常有各党各派人士活动,难免会混进个把特务分子,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大家的警惕性都很高,尽量不惹事生非。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里里外外一片寂静,老半天不见动静,正当大家要埋怨那个大惊小怪的冒失鬼时,门口来了一位头带大礼帽，身穿长衫，四方脸庞，鼻尖上架了副金丝眼镜，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他手提“斯的克”(手杖),迈着方步“笃笃”地踱进院子,东张西望，象在找什么人。孩子们憋足气躲在窗后窥视,不敢轻举妄动,结果还是阿轨胆大，说:“你们先别动,让我去探探情况。”她慢慢的，小心翼翼地伸出头,一看乐了：“搞啥名堂,是我爹爹呀”。立马跳了出去大声说:“爹爹,您怎么来啦?”随后朝屋里大叫:“都出来吧,是我爹爹——没事了。”小伙伴闻声而出,一个个都挺不好意思的低下头,那个“谎报军情”的男孩更是抓耳挠腮,不晓得说啥好。这也难怪,这些乡下小人哪见过这种腔势,当然要把陈先生误认为坏人喽。既来了陈先生就索兴将工学团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视察一番,充分了解一下小先生的曰常生活及活动,他参观了住宿,又一快儿用餐、活动,觉得农村的空气新鲜,环境优美,自由自在,难怪小姑娘不肯回去。但毕竟是乡下,简陋的宿舍,缺油少荤的伙食“小姑娘苦煞了,还是跟我回家吧!家里好坏有娘照应……”阿轨爹竭力劝说。阿轨哪里肯听,她一点不觉得乡下苦,反而乐意与大伙儿一起学习，劳动。这儿一切都生气勃勃,相互平等,师生友爱,是理想中的革命大家庭。回去作啥?等嫁人,一辈子都没出息，才不干呢！阿轨执意不回去,当爹的很无奈，长叹道:女大不由爹,不回就不回吧,不过礼拜天回家看看总可以囉,侬娘想侬想得好苦!……顺带便也好叫侬娘烧点好小菜来。
   “嗳。”阿轨接令，以后周周回家,每次返回都会带上好些瓶瓶罐罐,什么干煎带鱼、八宝辣酱、红烧肉；话梅、橄榄、粽子糖等等,恨不得把“老大房”都搬来。把那些个小伙伴乐得合不拢嘴，见天盼周末，催阿轨回家,然后翘首盼望,如盼亲人。有时侯阿轨也会带同伴回上海“大中里”白相（玩）,晚了就在二层阁里打地铺孵一夜。阿轨娘是个慈眉善眼的老好人,特别疼爱小囝,见阿轨带回的多半是外地小孩子,且缺爹少娘,带着怜悯的口气说:“作孽呀,小小年纪就离开家,自谋生路不容易呵……”于是特别照顾,热情周到。碰到有嘴甜的孩子多叫她二声就高兴的不得了,见男孩都认作“过房儿子”,阿轨娘是“过房囝”越多越好，多多益善,自己都不知道认了几个干儿子。后来这些个“过房囝”长大出息了,分布在各地区各部门,只要逮住机会总忘不了来探望这位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的老太太——那是后话。阿轨与她的小伙伴给她娘带来了喜悦和欢乐，可她爹却不乐意,背底里常唠叨,皱起眉头问:大小姐一天到晚跟点啥人混在一起?……哪能都是些穷朋友，下次叫伊不要来往。
   阿轨娘不敢多嘴,她知道自己男人不容易,从学生意到店员再到领班,一步步上去,走的很艰辛,要保牢饭碗头,要养活一大家子挺操心,不能再给他添乱。于是悄悄告诫阿轨:“下次带朋友来不要给侬爹晓得,伊会不开心的。”自己却依然善待这些小孩,将他们视如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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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新疆-----我的青少年时代

创建时间：2017年2月4日(星期六) 中午11:13 | 分类：[url=]故乡[/url] | 天气：上海小雨 | 字数：14830  | [url=]另存为...[/url] | 打印 | 添加到日历

一，动荡的童年   

    有人认为、幼年的记性最好，就拼命的让幼儿读什么唐诗、三字经，我以为纯碎扯淡。我今年73了，幼儿生活是一点记忆也没有。
    我出生的时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抗日战争打得正激烈。 我的父亲是安徽当涂人、出生于一个财主家里。他在南京读大学。一个爱国青年、在日本侵略中国越来越剧烈的时候又如何能安心读书，读了一半就 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了；
    我母亲是上海人，她的父亲是一个职员，用现在是话来说，那就是一个白领了。可是孩子多，在那时候也不是能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的。我母亲读的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不收学费）。以后出来、读不起大学，进入了陶行知先生办的工读学校(工学团）。也走上了抗日救亡之中。
   日本进攻上海，我父母辗转到了大后方四川。父母告诉我，1941年我生于四川大足。
      
     2012nian我旅游去了一趟大足。那里的 石刻（大足石刻）非常有名，看到那里的居民生活的非常悠闲。广场舞，晨练都练到山顶了。可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会是如何，我可 一点也不敢说。
       听父母说，抗战快胜利时，他们经八路军办事处的 介绍到李先念部队，做文职人员。我的额头上有个很深的沟痕。父母告诉我，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我骑在马上，勤务兵没有看好，掉下来摔的。
       真正的记忆应该是从5岁以后吧。------我首次的记忆、应该是在上海。
       听父母说（当然是长大以后、听父母说的，对5岁以前的描述是长大以后、听父母说的）。 抗战胜利后、国共又打起来了。国军要围剿李先念部。我父母拖着孩子不能行军打仗于是就被遣散了。我们回家了、先回的是母亲是家，以后又到父亲的家。   

     第一次记忆很简单、也不多。那就是我的四川话，我总记得我的我的四川话让大人感到可笑后者可爱，他们总拿我的口音开心。
      我外婆住在上海同孚路大中里。那是标准的上海二层楼的弄堂房子。前门是基本不开的两扇大黑门，进来就是一个小天井。然后就是客厅---厢房--楼梯下的马桶间。再过去、就是厨房、然后就是后门。   

     平时人们总是从后门进出。我要出去玩，可自己开不了门，就叫喊:"开---门r“。 四川话的《门》 是一个卷舌音，并且音节拖得较长，大人们觉得很好玩，就逗我，让我不断的叫。      

     几十年了，我已经不会说四川话了，然而、四川话对我来说永远是那么的亲切。   

      我父亲是安徽当涂人，我记得我们是回到了当涂。不过、当涂在我的记忆中就就是一个浮桥，那是用很多船链接起来、在上面铺上木板形成的桥。1978年我父亲亡故后、我去给那里的亲人报丧时已经看不到那个浮桥了 。
    另外就是土院墙下面的虫草。至于什么房子院落，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1978年在当涂时、我去了一家以前的财主大院。那个院墙不是现在我们小区的院墙，那院墙是比较宽的 ，院墙上可以走人 ，有过道、有暗堡可以用来抵制强盗或者农民暴乱。
       我父亲当时也算是热血青年了，在抗日斗争的烟火里多少也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哪能会在家当老爷、过地主生活呢。在当涂没有住多长时间，我父亲就放弃了他父母给他留下的财产与土地、带着我们 到南京生活了。     

     在南京、我的父母干什么我 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不过我的记忆毕竟要比以前多一点了。  

     我们 好像是住在一个很长的一栋二层楼里，当中有一个高大宽阔的楼梯可以走到楼下宽阔的大院。我家应该是住在楼上的 一间。我拿个小板凳要坐在楼梯的台阶上，结果是从楼上滚到 楼下。
       住房外应该有不少树木或竹林、我经常在那里玩。外面还有个小店，我不记得是不是我每天都要光顾一次、每次都是拿200元买一粒糖。但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老板对我说的，200元买不到一粒糖了，要300元一粒了。   

     我们的住处 应该离火车站不远，我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带 了一个小女孩偷着爬上了小火车，结果是把我们拉倒了我不知道 的地方。下车以后、幸亏遇到一个好心的踏三轮的师傅，把我们送回家。      

     胆子也太大了，我想、当时我一定知道我住家的住址，不过、我现在是一点也记不得了。听母亲说，那个地方是《下关》。

     我记得，那 时候我上学了。与我弟弟一起上学，要过几条马路，我带着弟弟上学。好像每天要 升旗、背诵总理遗训。记得最深的是一次放学、那个学校放学要先在广场集合排成几队，然后依次出校门。有一次我们排的那一列队伍秩序混乱 ，校长居然命令我们这一排人全体跪下，一直等别人家走完了以后再走。
    。-----那时候校长的权利真大啊 。我不敢想象现在的校长敢这样做吗？学生听 吗 ？？
         现在想起来，应该是解放前夕1948年吧，我们回到了上海，住在姑姑家。姑姑家住在静安寺，我不记得那房子有多大，我只记得那是一栋很漂亮的洋房，不远处有一个大殿、里面有阴森森的菩萨，我们孩子经常躲在里面玩。

      在静安寺住宿时候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我跑丢了
     姑姑有个孩子比我大一二岁，有一次他带我到街上去玩。静安寺是多繁华的地方，人多车多，不久我们就走散了。我找不到家了。我找到交警，可能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家的住址，交警就让我站在亭柱下。

     我清清楚楚记得、没有多久就看见我表哥在东张西望的往回走。按常理、我应该狂热的向表哥奔去，可是、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我那时候的心理、我那时候非但没有向表哥奔去，反而躲在了亭柱 的后面。结果可想而知、我被交警带到了派出所、被安置在牢房的过道里，犯人就在铁栏杆里一间一间的牢房里。   

   后来、父母来接我了，把我接回家。不过、此事我真不明白、那时的交警怎么会将我送到派出所的牢房里，是现在拘留所吗？怎么是一个一个紧挨着的铁笼子。另外、如果我父母没有来接我，我将会怎么样？
    上海解放了。在静安寺没有听到什么枪声，只是感到那时街上人特别少、特安静。  

    姑姑他们一家去台湾了，我们不能在静安寺住了。我不知道父母他们住哪里，只知道后来我弟弟被安排在外婆家，我被安排在舅公家。父亲大概在周末的时候来看我们，父亲先到舅公家带着我,让和带着我到外婆家。我弟弟每次都会在大中里的弄堂里、坐在石阶上等着我们。那种盼望的心情，见到我们的狂热、实在让人难忘。   

     居无定所、是我童年生活的基本特征。在1953年以前、我们的住处是在不断的更换。我们先后住过大场、提篮桥、位处溧阳路四平路口的新沪中学校、四川北路虬江路的东亚中学里，一直到我们搬到四平路蒋家桥17号以后才稳定下来。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上中学了，我已经从童年进入了少年。

     居无定所、是我童年生活的基本特征。在1953年以前、我们的住处是在不断的更换。我们先后住过大场、提篮桥、位处溧阳路四平路口的新沪中学校、四川北路虬江路的东亚中学里，一直到我们搬到四平路蒋家桥17号以后才稳定下来。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上中学了，我已经从童年进入了少年。

  解放后，我父开始好像在公安局工作。我现在也不记得我住在哪里。不过，我记得我父亲曾经带我在公安局上班。有一位叔叔陪我玩，他把手铐拿给我看。他还陪我下棋。有一次下棋，半道有人叫他，他出去了一会。我趁他出去的时候，把棋摆了一个要将死他的棋。


  以后，我父亲调到教育部门。开始的时候是在大场的育才中学。那还是工学团的地方。那时候大场还是上海的郊区，离市区很远。记得有一次，我父母带着我与我的弟弟，坐三轮车去大场。车夫走错道了，天都要黑了，还没有走到。车夫不去了，又换了一个三轮。


   在大场，我记得的就是洗碗。那时候可能是吃食堂吧，自己带碗，自己洗。有不少池子，我们就在池子里洗碗。把碗浸到水里，碗里放块布用筷子快速搅动布，碗就会浮上来。碗洗干净了，手也不用放在冰冷的水里。这个习惯我以后保持了很长时间。


  新沪中学是一个很漂亮的中学，里面有几颗高大的玉兰树，那个花朵开得又高又大。里面的房屋与教学楼也都非常漂亮，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花园。不过，学校里好像没有运动场。记得有一次我看见学生上体育课，老师让学生就在学校里的路边跑，还一个一个的记成绩。我在边上也跟着学生跑。  这时候，我在四达路小学上学。小学与新沪中学不远。


以后，我父亲又调到东亚中学当校长，我们又跟着搬到东亚中学
东亚中学就比新沪中学差远了，破破烂烂的。我们住的地方也十分破烂，真还不如现在捡垃圾的人住的好。  那就是一个楼梯下的房间。根本就见不到阳光。


  东亚中学分2部分，一部分就在四川北路的马路边上；还有一部分是在虬江路上。我们就住在虬江路的东亚中学里。虬江路是一条卖旧货的市场。用孟子的话来说，我也跟着学卖旧货。 我记得我有一次找了许多空瓶卖了2毛钱。




   住在东亚中学是时候，我小学毕业了。考上中学后，我父亲认为录取我的中学还不如东亚中学，就把我要到东亚来了，于是我就在东亚中学上学。
   当时学校里有少先队的组织。   我在上课的时候，可能经常说话，老师不喜欢我；也可能对我父亲也有点不满，始终也没有发展我当少先队员。当然，我也从来没有主动表示我想当少先队员。我父亲也好像不关心我是否是少先队员，这样我在初中时代，就成为少有的一直不是少先队员的人。     东亚中学有个墙报发表学生的好文章，定期更换。校方也经常检查。有一次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我父亲见到后，立即叫学生会拿掉。理由是我抄的。    那是我的一篇看完电影后的读后感。我是照电影院发的电影简介抄的。我在家抄的时候，被我父亲看到了。
     东亚中学住了没有2年，我父亲又调到上海育才中学了，东亚中学的破房子也住不成了，育才中学也没有能提供教员住的地方，于是我父母又急着找房子搬家。那时候上海的房子也不好找，当时没有中介，只有黄牛。于是只好找黄牛。好像还上了一次黄牛的当，被骗了好几百元。
  在1954年我们搬到看了四平路蒋家桥17号。那里离东亚中学很远，可能有10里路。没有公交车直达。我父亲每天带着我坐三轮到学校。我到学校后，我父亲再坐公交上班。
  
  那时候的劳动力价格很低，从二道桥，到四川北路虬江路那么远，才1毛5分钱。


  我们总是坐一个年轻人的车。有一次那年轻人好长时间没有出现，我们就坐了一个老头的车。过了半个月吧，那年轻人又来了，他说：“他病了，那老头抢了他的生意。


   我们搬到了蒋家桥以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一直住到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以后，蒋家桥动迁了，我家就从蒋家桥搬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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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相依的历史文化名城——当涂

   这片土地上，有山，有水，有岛屿，有湿地，有古城，有堪比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水系。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我国县级城市中绝无仅有。美丽的山水和灿烂的文化共生共存，孕育了这颗江东明珠——当涂。

山水相依的历史文化名城——当涂。


     这里有中国第一诗山——大青山。独步千古的唐代大诗人李白长眠在这里，李之仪也长眠在隔河相望的藏云山。



   这里有母亲河——长江。李白在这里写下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这里有57.8 平方公里的岛屿——江心洲，又称太白岛。    这里有1800年的古城——姑孰城。     这里有堪比都江堰水利工程规模的——皖南首圩"大公圩",水面62.54平方公里，堤防总长92公里。      著名的南齐诗人谢朓被当涂大青山风光吸引来了，赞之为“山水都”，在此凿井修宅。从此，拉开了诗歌之乡的序幕。     李白在当涂写下了五十多首诗文，传诵至今。李之仪在这里写下了千古绝唱：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青山河） 著名文学家王安石、苏东坡、白居易、孟浩然、杜牧、刘禹锡来过。(太白风景街)

    唐宋八大家都来过，其中曾巩在当涂为官时，赞叹当涂是：“江山之胜，天下之奇处。”（万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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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涂是一个历史名城，是一个鱼米之乡。山清水秀，物产丰富，良田万顷。然而，在那旧社会土地大部分被地主霸占着，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

  

    大家想一想，我爷爷拥有良田万亩。当涂没有荒地，也没有未开垦的土地，那么这万亩良田怎么来的？农民会心甘情愿的把他们的土地买给老爷吗？就算是心甘情愿，那么也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上万户农民失去土地。（江南人多地少，人均不到几分地）只能当老爷的佃户。

   我的奶奶姓代，是我爷爷家的一个佃户。他们家租了我爷爷家几亩水稻地。打的粮食60%要交给我爷爷。

    勤俭，吃苦耐劳，是中国的农民的本质。依山傍水的当涂是他们生活的母亲。山上有桃子与各种果子可以充饥，水塘里也有许多可以吃的东西，有莲藕，鸭头（是一种水生植物，我小时候也吃过），菱角，荇菜，--总之只要不是灾年，也能勉强糊口。

    山清水秀，依山傍水养育人，这里出美女。我们古老的诗经里的首篇《关雎》讲的就是这样的少女。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荇（xìng杏）菜：多年生水草，夏天开黄色花，嫩叶可食。中国农民是拿他当饭菜吃的。

    苗条 秀气又贤惠的农村少女，坐着木盆在水塘里捞摘荇菜，左手划一下，右手划一下。

    苗条秀气的姑娘是老爷少爷打猎的猎物。我的奶奶就是这样被我们牛家娶到了家里。
  
    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里说过，虚伪的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我的奶奶就是被这个吃人的社会吃掉了。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进入到我们牛家，她就失去了自由。她再也不能看到那蔚蓝的天空，那清清的河水。再也不能自由自在的在河里捞菱角，在荷花中穿梭。等待她的是大门不迈，二门不出的封建礼教。

  西方格言《不自由母宁死》。我奶奶没有那种觉悟，但她确实是早早的去世了。 据我父亲说，他才十一二岁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所谓早年丧母。
  
    我奶奶出嫁的时候也就是十六七岁，算我奶奶20岁的时候生的我父亲，那么我奶奶也就是活到30来岁。

  

李听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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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去世后，牛家也败了。我妹妹的回忆录里是这么写的。    ---话分两头,再说这牛家少奶奶虽然荣升为太太,掌了大权,但骨子里仍然是贫民百姓,她心底善良,安分老实,恪守妇道,对丈夫的所作所为从不过问,也不敢问。对儿女却百般热爱视如命根,她似乎天生不是做上人的料,老爷的话是圣旨,老爷不在一切听管家的,整天无所事事。儿女离家求学,她一百个不放心,候门一入深似海，无奈独自守空房,冷冷清清,悲悲切切,本不善言语的她更是寡言无语,只有与仆人在一起干点儿事才略显出点精神,这还不能给老爷撞见,被斥之为有失身份。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教声和月到帘栊。”太太形单影只,亦思儿心切,无奈一头栽进佛门,向菩萨诉苦,求菩萨保佑,保老爷顺心保儿女平安,保家保儿,唯独不保自己。她吃斋念经烧香叩佛,凡佛爷“发话”竭尽全力效敬，附近地区的寺院僧人闻讯无不趋之若鹜,争先恐后的视太太为第一大施主,太太以慈悲为怀、以佛祖为呈，有求必应。     当时传说有佃农交不上租的只要求到太太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弄得管家常报怨说:“这些都是刁民,明明就是哭穷耍赖,您怎么能信!照这么下去还能收到几个租!”太太总是好脾气的说:“各家各家的难处,能帮就帮一把吧！”乡里的人都说老爷太太人不错,好说话,倒是管家太凶横,不讲人情。     前面说过代家穷,穷亲戚也多,免不了经常上门求助,太太总是慷慨解囊,来者不拒,哪怕是翻箱倒箧倾其所有也要扶贫帮困。然而老爷给的月钱、香火钱有限,自己再怎么省吃俭用,就是分文不用仍然是前吃后空,入不敷出。她又是极看不得眼泪的,情急之下不得不向外举债,那些个放高利贷的闻风而动,蜂拥而至,巴不得多多放债,以刘家的声誉、家产还怕她还不起？机不可失呀!由于太太不识字,不懂得账务,借据由着对方写,她只知道有钱才能敬佛施善,才能帮助穷人。这样一来举善愈多举债愈多,债加利,利滚利很快就债台高筑。可是,穷还得济,佛还得敬,钱还要筹。她已是穷途末路、一筹莫展,还不能声张,怕被老爷知道要责怪,因此担惊受怕,同时又思儿心切，终日郁郁寡欢,久而久之积劳成痼竟一病不起。     老爷依然是花天酒地,不常回家,他只道是太太小病无大碍,歇歇会好的,所以不当回事儿,也没让儿女知道,怕影响他们学习。不料太太病入膏育,回天乏术,魂飞命殇。噩耗送到省城,儿女如遭五雷轰顶,悲痛欲绝。原本内向的女儿更是一言不发,终曰以泪洗脸。儿子则在信中大骂其父,声称他是杀害母亲的刽子手,愤怒之下永不回家。   牛家太太的为人家喻户晓,刘家太太的善行家弦户诵,太太的早逝令众人叹息,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是为了一睹太太芳容。出殡那 天,自发来送葬的人源源不断,排成长长队伍,那场景不亚于哪个大人物出丧。天空中弥漫着悲伤的气氛,哭泣声此起彼伏,尤其是那些既得利者更是悲痛欲绝,这年头行善的人可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位,能不悲伤吗!连老天都被感动得留下眼泪。丧事办得隆重得体,毫不逊于当年太太进府时的盛况,平淡乏味的小县城又一次被激活,街谈巷议全是有关于刘家的事。      他家还真不负众望,奇闻倍出,这不,大出丧刚过,老爷就被人堵在家门口,动弹不了。不知从哪冒出一群债主手持借据声称是太太生前的欠条,要求兑现。老爷一下子懵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太太会欠下这么大一屁股债,他百思不解的是太太要借这么多钱干啥？难到给她的月钱还少吗?不够可以问我要嘛,何必要向别人去借,真是丢人现眼！老爷询问管家,管家低头不语。老爷明知其中有诈,但白纸黑字红手印明摆着,不认也的认,他又羞又恼。老爷虽浑却不奸,君子坦荡荡,欠债还债乃理所应当,他一咬牙全认下,并放出话:只要拿得出字据,连本带利一次性结清。这恐怕是老爷这辈子所做的唯一件正事、大事,“正”的他忘了大烟；“大”的足以让他破产。决定既定便清理帐目,这才知道已经经济危机,不得不动用固定资产,当机立断卖地卖房子,哪怕是倾家荡产,债必须还清！     语出惊人,这无疑又是一条爆炸性新闻,小城再次轰动,纷纷议论:“看看,人家大户家就是牛,这么多的债说还就还。” “太太又不识字,还不是由人写多少就算多少,她只管摁手印。” “那当然,肯定有人混水摸鱼的,刘家要面子也只有认帐。” “早知道,我也去搞一张,出记外快。”有人打趣的说。霎那间说什么的都有,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传得沸沸扬扬,直到刘家把债主全部打发完小城才恢复平静。此时的刘家家产也所剩无几。当然也不全是因为还债,这些年老爷自己也没少败过家,事到如今只有对天长吁:“要房子要地有何用?我的两个小孩是不会回来了。我算把他们全得罪了。”对于自己今后的生活他倒也坦然:“我反正有工资,怕啥!还有个小儿子呢！”他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与小老婆母子同居,这次他没敢把小儿子送远,总算过了段相对安定的生活,也算享受到一番天伦之乐。（以上摘自我妹妹的回忆录）   从我妹妹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我爷爷的荒诞，我奶奶的不幸与管家的奸滑。（其实看一下，中外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看到地主，贵族的财产都落到了管家手里。这可能是一个规律。）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到清末民国时期已经是一个彻底腐烂的阶级。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恶瘤，是一个必须铲除的毒瘤。正如鲁迅说的那个写着礼义仁耻的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是一个最不人道的社会，是一个虚伪的最不要脸的社会。     我爷爷虽然留学过日本，据我父亲说，他还是个维新派。但回国后，实际上没有像那些爱国志士投入到改造中国的运动中去，而是沉浸在封建社会的地主老爷的生活中。   同为剥削阶级，地主与资本家不同，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必然要关注他的工厂企业，要为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而努力。而作为地主阶级根本就不关心生产，他们只是不断的区强化他们对农民的掠夺，过着纯消费的腐化生活。从中国几千年的儒家经典就可以看出，他们从来不关心生产。       在中国地主阶级是一个必须打倒的阶级，没有土改我们中国就不可能走向工业化，就不会有中国的繁荣富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今天，在打倒地主阶级以后的70年的今天，我们在网络上还看到有为地主阶级叫冤的文章。污蔑攻击土地革命的文章。     说什么《地主、富农其实就是先进生产力代表，--就是农村勤劳致富、懂经营会管理的带头人，》《地主的土地也是他们逐渐地化钱一点一点买进的,有的是几代人积累的财富-》      说什么《土改是杀地主均贫富》，《土改、公私合营都是“把富人的财产充公分给穷人”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但是不讲人权的罪恶行为,同时也会造成以后的不讲法治乱抢别人财产的后遗症,"   ----可见在中国物质革命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在思想上的革命还远远没有彻底成功。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当然，这里也不能排除是敌对势力要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需要。   我刚才在网上看到一条《地主是几代人发展的结果，怎能比上用权利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打倒地主自己取而代之，甚至比地主还牛逼，革命者的鲜血白流了？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叫改革？》的回帖， ------对腐败分子的痛恨，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否定土改，为封建地主阶级说话。地主的财产不是是几代人发展的结果，而是巧取豪夺得来的，在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几代人发展的结果》只有几代人败家的事实。    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要靠自己的几分地去努力，不要说几代人，就是几十代人也不可能发展成地主，更不用说大地主了。在中国地主阶级是与官僚、军阀、大商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从官僚、军阀、大商人那里转化过来的。地主阶级在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几代人发展的结果》只有几代人败家的事实。所谓富不过三代。   我的爷爷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        老牛家祖上乃是赫赫有名的曾国藩,曾大人湘军中一员虎将，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发财。太平天国运动亡于1864年。也就是说在1864左右定居当涂，1917年我父亲出生，这其中也就是五十年。一代20年，也真是所谓富不过三代。      我爷爷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抽大烟，玩女人。不常回家，也不理家务。在管家的管理下，有很大一部分管到了管家手里。我奶奶一死家一也败了。      我国封建社会到了明清以后，就完全是一个吃人的社会，严重的阻碍了我们社会的发展，封建礼教不但吃了一般老百姓，也摧残了地主阶级本身，吃了我的奶奶，也吞噬了我爷爷。我奶奶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只活了30来岁。而我的爷爷吃喝玩乐毁坏了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活到50多岁。   中国的旧社会男女结婚是很早的，一般都在十六七，20岁那就是晚婚了，父母该着急了。我爷爷公派日本留学，应该是晚婚了，应该在20岁左右。我父亲告诉我们，我们爷爷死亡时，他（我父亲）正在武汉，武汉大会战是在1938年。1917年我父亲出生。1938-1917是21年，我爷爷生我爸时算25岁，25加21，那时我爷爷也就是46岁。     这样的社会不推翻，中国就没有希望。但要推翻他，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千上万人为此，为中华复兴，中国的繁荣富强献出了自己的一生，甚至宝贵的生命。 ----我的父母亲就是这样的革命者，他们为为中华复兴，中国的繁荣富强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另外，有一句题外话，中国革命是从土地革命出发的，但土地革命不是杀富济贫，不是杀地主均贫富。是一场为中华复兴，铲除封建制度的革命，是为中国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打下基础的革命。 ----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说我的家世吧。 第二部 我的父母亲（待续）

雪山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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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明一下：何谓：“小先生”。
     老上海话，学校里没有“老师”一词，都是叫“先生” 。1950年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还是这样叫的。
   这里说明一下：何谓：“小先生”。
     老上海话，学校里没有“老师”一词，都是叫“先生” 。1950年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还是这样叫的。
   我原以为，“ 小先生”是指这个“先生”岁数小。旧中国，中国人普遍没有文化，上过学的人很少，有高小文化，十四五岁就可以当老师，当小先生。不像现在一定要师范，甚至本科。
     其实，“小先生”是陶行知先生的首先提出来的。是一个为实现普及识字教育企图的一个运动。是一个为实现普及大众所需要的教育位目的的一个运动。其根本精神是“即知即传”就是在学的同时就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劳动大众。
      我母亲在陶行知主办的山海工学团里就是是一面学知识，学文化，一面到农村，到工厂传播文化，作小先生。

陶行知主办的山海工学团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学校。是一个面向工农劳苦大众的学校；是一个面向社会实践面向劳动的，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学校。他们是上午上课，下午到工厂，农村当小先生；他们一面学知识，学文化，一面向农民，工人等劳动人民传播文化。

    七七事变以后，他们又组织了救亡爱国宣传队，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之中。
陶行知主办的山海工学团的教学方式与我们现在的学校完全不同。教员都是社会上的名人；都是教授级的人物。学员学习科学知识，也受到革命的启发。与现在的学历教育完全不一样。
教员有，方与严，李雷，刘季平，戴白韬，陶宏，董纯才，艾思奇。分别给学员讲物理，化学，生物，哲学---。
    社会名流也经常来给学校讲学。薛暮桥 沈志远来讲过政治经济学；沈钧儒 沙千里  章乃器，李公朴 邹韬奋 钱俊瑞  等来讲时事；冼星海 张曙 吕翼 安娥 贺绿町来教学员抗日歌曲。
   陶行知主办的山海工学团里出了许多人才，也有一个了不起的合唱团，1937年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他们就积极的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之中。我母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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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的相遇与结合；

   我的父亲是安徽当涂人，我母亲是上海人，他们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话说，我父亲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在老家人照应下就离家到南京念书。我母亲告诉我，他在南京求学于晓庄中学，继而到上海华大上大学。

     南京晓庄师范（中学）是陶行知先生主办的。查资料：〈1927年3月15日，晓庄实验乡村师范成立。1930年4月8日，国民党勒令查封晓庄师范，陶先生被迫流亡日本。1932年10月，陶先生根据晓庄师范教育实践经验，在上海宝山大场地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

    1930年，我父亲是13岁。这个岁数离家求学是我们现在的人不可想象的。

     我的父母与张张劲夫相识， 我母亲对我说过，张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铺，曾经住在我们家。查张劲夫的履历:1930 就读于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学校。可见我父亲与张是校友。

     张，1932 到上海郊区大场山海工学团当教师，后任团长(即校长)

      胡晓凤(张劲夫夫人)也是山海工学团的学生与我母亲是同学。

   按照我母亲的说法，我父亲在上海华大上大学读书的时候。时值日寇侵我中华，作为一个热心青年他放弃了学业投身到反日斗争的潮流之中，成为了一名职业的革命者。

     张劲夫是1935.12 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想我父亲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加入组织的吧。我父亲与张走的特别近，经常到山海工学团去，我想我父亲就是那个时候与我母亲从相识走到相爱的吧。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我母亲参加抗日宣传团，唱歌，演街头戏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日本打进上海以后，1937年十月随抗日宣传团（战地服务团）到内地。

   而我父亲，1937年 八一三以后他率领了一支战地服务团到无锡，以后又从无锡率领了一支抗日文化团体到江西，在上饶找到了我母亲。带着我母亲一起参加了江西红军游击队；

   母亲告诉我、她随后跟着我父亲一起去了江西参加了游击队.

    众所周知红军长征以后在江西留下了一支部队,他们被打散了但并没有被消灭,他们化整为零坚持下来,并且日益壮大起来,有了15支互不相连的游击队.国共合作后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我父母参加的就是其中的一支.我母亲告诉我她亲眼目睹了当时红军游击队在换帽时的无奈与悲痛,我母亲说红军战士们大声痛哭,不原意謫下自己的八角帽.----

    父母在游击队里担任什么工作父母没有告诉我，我只知道母亲告诉我国共合作后他们去了南昌，母亲被派到弋阳等县做妇女指导工作，父亲被派到吉安工作。

     我父母的结合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是1941年生的。我前面还有过一个姐姐。我想我的父母是在1938年左右结合的。，

  在我妹妹的回忆录中对我们父母的结婚是这样描述的：

   《“没有媒灼之言,没有繁文缛节,一块手表、一支钢笔订终身。由师长朋友做证,两人简单而幸福的结合了。当一张简朴而新潮的结婚照飞到上海娘家,陈氏夫妇惊愕:“怎么,这就算是结婚啦?”当得知乘龙快婿是个外地人,一句上海话都讲不来,老父亲大为光火:“啥人不好嫁?偏要嫁给一个蛮子!”可是气归气,齁归齁,天高皇帝远，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生米己经煮成熟饭,谁叫你生出个从小就不听话的宝贝女儿。好在女婿家还有点老底,“否则大小姐真的要吃苦啦……”二老只有自我安慰。

     婚后小俩口极积投入工作,男当记者女教书,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不久,两人的第一个爱情结晶呱呱落地——一个漂亮的女婴，给小家庭带来了希望和欢乐。因为女儿生于歌乐山山麓,故取名“乐山”。喜讯送到上海,荣升外公的陈先生揣摩良久,喃喃自语:“乐山——乐散,山(散)这个字不吉利,怕这小囡命不长。”果然，不幸被言中,女孩不满三岁便夭折。不过阿轨认为是自己年轻没有经验所造成，跟取名字毫无关系。当时的情况是飞机天天在头上飞,人不断地出入于防空洞,闷热、潮湿,小孩高烧不退，延误了医疗而夭折。》

  --按照我妹妹的说法，那我父母应该在1938年在游击队里结婚的。而我的短命的姐姐生在乐山。那就是重庆了。那就是说1939，或者1940年，我的父母已经到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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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指出，我父母离开江西到重庆是我父母政治生命的一个转折点。而我的父母完全没有认识，理解到这个问题。

   离开江西到重庆，实际上就是离开了组织，尽管我父母自以为，还是在为党工作，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

  母亲告诉我：皖南事变（1941年一月)（用我母亲的话说顾作同翻脸）爆发前一年多有一天，父亲突然到弋阳找到我母亲，急急忙忙要母亲与他一起到重庆。就这样一个决定，让我的父母离开了组织，离开了党。

    有人说命运作弄人。我说那多半是自己的决定与选择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有一点必须讲清楚，我父母是脱离党，不是被开除。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父亲先是被打成右派，后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理由就是我父亲叛党，被开除。我妹妹的回忆录中也认为我父亲是被开除出党。然而这是没有根据的不实之词。

   我的老母亲对我说过，他们离开江西后去了重庆。

   到了大后方后、我父亲经人介绍到敌后李济深部工作,母亲在大足县当了一名小学老师.我就是在大足县出生的.

   1944年又经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我父母到了湖北懋江县李先念部工作。这也是与 我母亲的简历是一致的

    1939--1945。这期间我的父母在重庆，我父母说他们一直在为党工作，这是不错的。不然，我的父母也不会被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李先念部。

  脱党，与叛党是2个不同的概念。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一些脱党的现象，最有名的就是叶挺了。脱党不是被开除，但要恢复党籍那也不容易。应该指出我父母一直在为党工作，但并没有恢复党籍，也为以后的灾难打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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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父母亲----自首与被清除。

   --自首与被清除。      

    小妹写了一本书。在小妹的书中在描述我父亲事的时候，不断出现《清除出党》的字眼，还出现过《自首》的字眼。我父亲是被清除出党了吗？有过自首的事吗？

   我母亲从来没有给我说过，我父亲有过被清除出党的事。其实我父亲也从来没有说过他被清除出党过。  

   小妹先是说：“ 事实上阿轨到了部队才知道此时男友已经脱离了共产党,不过仍留在革命队伍中，为党工作”。以后就变成了 “不久，我也被清除出党，理由是说我无组织无纪律，擅自离岗”

   应该说、这是很荒唐的。小妹可能不了解《脱党》与被《清除出党》的区别，把《脱党》与被《清除出党》等同起来。

  《脱党》与《清除出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二码事。《清除出党》就是开除，是一种处分，而《脱党》不是。

    小妹可能不太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有着极其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入党不容易、被开除也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尤其在战争年代。入党要有抱着牺牲的精神、开除也会面临着死亡。

     小妹有一段讲述我姑父的故事。

   说我姑姑与姑父：  “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不远千里共赴苏区，与所有的电影、小说描写如出一辙，他俩很快堕入情网，同志加情侣，革命志更坚。正当他们如日东升，真心想干一番事业时，不料风云突变，小开遭殃，这位爷不知是得罪了哪路神仙，还是口无遮拦，惹祸上身，他被指控为阶级异己分子、特务，随即开除出党。”  说我姑父,"< ---倒是爽快，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爷去处。说我特务，我就当特务吧。’他索性把自己名字改换成‘黄特’投到国民党麾下，成为一名官员，是人材总会得到重用。>"------这简直就是神话。。简直把中国共产党当做小妹她们的小菜场了、什么“书社”了，好像是一个来去都很自由的地方。

  小妹可能不知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条用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铺成的路。革命烈士的鲜血不仅仅是在敌人的屠刀下形成的，也有不少是在党内左倾思潮下造就的。

    在战争年代，一旦被认定为特务、反革命就会被抓捕，可以随时枪决。 在中央苏区有所谓的AB团。陈毅的夫人被认为是反革命，当陈毅不在时，被杀害。 在1931年3月，夏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的领导工作后、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竟然共杀掉红军和根据地干部，战士和群众达数万人。   红四方面军大肃反“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6000人！

   毛泽东到了延安以后，这种情况好了一点，刘志丹他们被解救出来---。但也绝不会被认定为特务后、让你自由行动的。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也出现过肃反扩大化的现象，“挽救失足者运动”也是很厉害的。   所以那种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走是不可能的事。‘此处不留爷，自有爷去处。说我特务，我就当特务吧。那是科幻小说。

      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处分有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开除。一般是不轻易给党员<清除出党>的处分的。《清除出党》在和平时期就意味着进监狱，不到进监狱的程度是不会开除的。在战争时期，不是特务、不是叛徒是不会开除的。一旦认定是特务、叛徒，开除就意味着有被处决的可能。

     脱党不是处分，是一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叶挺、郭沫若、矛盾都是脱党。一般说、与党脱离一定的时间，党的关系就自动消失。当然脱党容易，再要恢复是很难的。   有一篇报道，说西路军西征失败后有一批红军女战士千辛万苦回到重庆，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可是她们没法提供证明、不被认可，党的关系也不能恢复。

    小妹把《脱党》与《清除出党》等同起来是很不妥的。其实就是《组织无纪律，擅自离岗，》也不会有开除的处分。   如果我父亲是被清除出党，那么八路军办事处就不会将我父亲安排到李先念部； 如果我父亲是被清除出党，那么历史反革命的罪就定死了，就不会有平反。

       根据我母亲的叙述，我父母 1939年   离开江西到重庆（父亲）经人介绍到敌后李济深部工作；

         .1944年又经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我父母到了湖北懋江县李先念部工作；

          1946年 .国军要围剿李先念部。我父母拖着孩子不能行军打仗于是就被遣散了。我们回家了、先回的是母亲是家，以后又到父亲的家。探亲以后、我们就住在南京

  这个叙述与上海烟草公司提供的母亲的简历是一致的。

      1945年八年抗战，人们终于引来了胜利,然而人民并没有盼来和平与新生的中国，蒋先生决定消灭共产党，实现他的一党统治。撕毁和平协议，挑起内战，首先向李先念部开刀，李部奉命向大别山转移。这时候我母亲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与我大弟弟）并且身怀六甲，我们无法随部队转移只好离开部队回我父亲的安徽老家看望了多年没有见的家人，旋即又去了南京。

     1948年以前，我们住在南京。我母亲的简历说：我母亲在1946---1948 参加南京市护送陶行知先生灵柩活动； .

     我的父母从李先念的部队回家后，先是到安徽老家。前面我们说过，牛家在安徽当涂是一个大户人家，虽然在我爷爷一辈败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牛大。家里还是有个百十亩地的。

  我爷爷去世后，本来我父亲是老大，是牛家财产的唯一继承着。但我父亲投身于革命，用我妹妹的话说而对他名份下的财产他全部委托给农会处置,落得个二手空空,成了完全彻底的“无产阶级”。

    在我妹妹的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的：

   “ 那时我称我父亲是土豪劣绅。”父亲微微一笑,笑得很不自然,见我无动于衷也没作进一步的解释。然而我又能怎么想呢?就是这么个“土豪劣绅”供他们妲弟俩吃、穿、念书,一直供到大学远走高飞，哪怕是在最潦倒最困难时都没有间断过。可笑的是我父亲最终没有能够抵挡住他这个“土豪劣绅”父亲的“侵蚀”,有时竟用“土豪劣绅”的钱去打击一切“土豪劣绅”（用于党的经费）

   在谈到他母亲时满怀愧疚,承认自己少年不更事,不忠不孝,对母亲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印象,抱憾终身。他说他真的没有再回去过,直到接到祖父去世的电报才匆匆回家,丧事刚办完又急急跑了,一跑了之。而对他名份下的财产他全部委托给农会处置,落得个二手空空,成了完全彻底的“无产阶级”。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可真成了一穷二白,从此开始他新的生活。”

        “只是苦了我那同父异母的小弟,他才十来岁,完全不懂事,今后不知会怎么样?”父亲那天谈了很多,说到自己的家庭、妲姐、狱中情形…… 说的很投入,整个人沉侵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夕阳收回了最后道余辉,小屋蒙上层了淡淡的黑晕,我们俩象二尊石象一动也不动,谁也没去开灯。我始终显得格外平静,好象是在听别人家的故事。父亲也觉察到我的冷漠,有点失落,说:“看来你不太感兴趣,那么我们以后再谈吧。”

  ---从上面的叙述，我妹妹对我父亲是不理解的，对一个投身于革命的父亲是不理解的。不过它还是证明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革命者的胸怀，抛弃了自己的财产为革命献身的事实。当然，这种胸怀是一般的农民，小市民是不能理解的。

  我父亲为了革命抛弃了财产的继承权，这次从从李先念的部队回家后，依然把财产留给了他的异母弟弟，只住了一个多月，就去南京工作了。临走的时候，对他弟弟说，要对佃户好一点，对交不起租子的农民不要硬逼，绝对不能有把佃户吊起来行为。

     我的小叔可能听了我父亲的话，解放后，没有被确认为恶霸地主，还保留了一些地（与佃户同样的地）成为自力更生的农民。

      1948年我们又迁徙到了上海，回到我母亲的娘家。以后在上海一直住到现在。

   上海是1948年解放的，我们是在解放前回到上海的。解放以后、我父亲离开了报社工作转到学校，而我母亲在纱厂工作。

  我妹妹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  ---“ 新中国成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母亲生下“多头”后,急于参加工作,一咬牙把我们姐弟俩送往全日制托儿所好开始她的事业。据妈说，她找到过去的老战友——现任教育局的新领导,老友相见格外亲,张口就是:“说说看,想干点什么?当校长还是教导主任?……不过我得声明,我介绍出去的人都有一定水平的哦!”   

    就是这后半截话让母亲好不舒服，一番深思熟虑后,她诚恳地说:“现在是新社会，文化要求高,我这点墨水你也清楚,别说教导主任就是一般教师怕都不能胜任,我不能误人子弟呵！……还是去让我搞搞小朋友吧!这点我还是有把握的。”   时值市里大力发展轻工业,为解放妇女劳动力,各大国营企业办起了托儿所,急需要有经验的幼托工作者。当母亲手持介绍信到市总工会,有关人员一看是“山海工学团”出来的人,不加思索,二话没说就拍板:“这个同志我们要定了。”    就这样母亲成了一名光荣的幼教工作者（托儿所所长）,一干到底,依然是最基本最微不足道的“小先生”。 ”

     而我父亲的工作比较曲折，  

     我妹妹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爸说他到上海后先进新华社上海分社工作，但没干多久社长就通知他说他政历不清不能留用，他一气之下去找到了杨帆（当时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杨帆是了解我的，他倒爽快，满不在乎地说：‘他们不要你，我要，就到我这儿来吧！’后来将我调往教育局安排到学校！”

   父亲就一直在中学当老师。先是在新沪中学，后又调到东亚中学当校长，再后来又调到育才中学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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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好不容易过了一段安平的日子，1957年发生了一场反右运动。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后开展的。起初是要大家提意见，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每个人都要提，当时我已经是一个高中学生了，也要我们提。可是以后就变成了一场引蛇出洞。展开了一场庞大的反右运动。把无数人打成右派。我父亲在这场运动中开始是打成右派，以后又定性为历史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就是指我父亲的脱党。但把脱党说成历史反革命是要有证据的。反复核查，我父亲没有叛党的行为，本来是要放出来了。可是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事就没有人管了，给放下来了。一直到1973年，法院开始开始渐渐的恢复，对原来的案子进行清理，发现了这笔糊涂案---无罪释放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找了个理由，说我父亲倒卖枪支---。给判了15年，随后就释放了。

  我父亲就这样含冤在狱中15年。身体给搞垮了。回家后，1978年就去世了。随后文革结束，平反冤假错案，我父亲彻底平反。什么《倒卖枪支之类》纯系扑风捉影。

  我母亲在我父亲冤案中也受到牵连，我父亲平反后，我母亲的革命历史被承认，革命历史从1946年到李先念部队工作开始计算。定为离退休干部，享有离退休干部的待遇，日子越来越好过。2011年去世，享年93岁。

     观看父母的一生，应该说我的父母在解放前是一个革命者的一生。他们抛弃了自己财产与稳定的生活投身于革命是很了不起的。他们与其他的革命者一样，是为了中华的复兴，国家的强盛而奋斗。

   中国的革命道路非常艰难曲折。要与一切反动派斗，还要与自身的错误斗。无数人为此作出了巨大 的牺牲，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中国的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才走上了顺利的道路，我们今天的巨大成就来自不易，今天我们的人民安居乐业，我们的国家开始繁荣富强，我们要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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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革命者常常不为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意识严重的人不理解。在鲁迅那个时代的书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不理解。鲁迅的《药》一书里就道出了农民用革命者的血来治病的悲剧。这种不理解到现在还依然存在。我妹妹的回忆录里就可以看到这点。   书中通过主人公的嘴说出了中国老百姓对革命者的不理解。   一、 对革命者为理想而斗争、抛弃个人的财产、不理解；     书中说：“    -- 可笑的是我父亲最终没有能够抵挡住他这个“土豪劣绅”父亲的“侵蚀”,有时竟用“土豪劣绅”的钱去打击一切“土豪劣绅”（用于党的经费）。在这一点上,我父亲不如他姐姐-----我姑姑有志气。   ----父亲在谈到他母亲时满怀愧疚,承认自己少年不更事,不忠不孝,对母亲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印象,抱憾终身。他说他真的没有再回去过,直到接到祖父去世的电报才匆匆回家,丧事刚办完又急急跑了,一跑了之。而对他名份下的财产他全部委托给农会处置,落得个二手空空,成了完全彻底的“无产阶级”。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可真成了一穷二白,从此开始他新的生活。 ----这一描述说出了、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有无数青年为了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抛弃了自己的家产。打土豪分田地--把自己的家产与田地分给佃户。然而、这一举动通过主人公的说评、特显了中国老百姓的不理解。对为了革命抛弃财产的不理解。 ------在中国的传统的封建意识中、家、家族是第一位的。什么国家、社会---和自己无关。 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打土豪分田地--把自己的家产与田地分给佃户》就是不孝、就是《恩将仇报》、就是傻瓜。。    二、对革命者的道路选择不理解，对革命理想不理解   在小妹的书中通过主人公对其父与其姑妈的表述、讲述了世俗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对革命者的选择不理解。    书中对其姑妈选择的道路大加赞赏。  书中说、其姑妈早年也是革命青年、与她男友一起参加过游击队，后来他男友被指控是特务，他男友也离开了革命队伍、还真的当上了特务---大特务。而其姑姑在革命与爱情之中必须选择。     书中是这样说的：  （其姑妈）《年轻有为，如日东升，却为爱不惜一切，果断地跟随心上人出走，从此与政治生涯一刀两段，相夫教子，甘当家庭主妇，她断得是那么干脆利落，好象天生是贤妻良母的料。可谓事业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二者皆可抛。》    ---其实姑父对其姑姑并不忠诚、但小妹还是赞扬了其姑姑。，书中说：  《 解放前夕，明知国民党节节败退，蒋家王朝气数已尽；明知丈夫已有外心，却义无反顾地携子追夫到宝岛因而免除一劫，其勇气可嘉。宠辱不惊，临危不惧，姑妈乃是奇女子也。------      我到北京拜望几个前辈时--，胡晓凤就问起姑妈的近况，令她费解的是当年我姑妈明知我姑父已经对她不忠，两人准备打离婚了还怎么还敢去台湾》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主人公的姑妈不过是个封建社会的女人。没有革命理想的一个甘心当封建社会的<相夫教子，甘当家庭主妇>贤妻良母的人而已。，      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要求妇女遵从的就是三从四德、就是相夫教子。 贤妻良母的标准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是封建社会做女人的标准。男人有三妻四妾、当女人不能吃醋，不能异议，否则就是不贤惠。其姑妈就是这这样的人，    可是书中的主人公却大加赞扬，甚至还套用了一首 斐多菲的名诗说什么《可谓事业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二者皆可抛。》     1849年7月31日，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在瑟克什堡大血战中同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年仅26岁。《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是一篇最出名的诗。讲的是诗人为了民族的自由解放、宁可抛弃生命与爱情。     而作为对比小妹书中的主人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封建社会束搏妇女的爱情观放在第一位，赞誉的是那种没有理想，不知道国家、民族自由的封建意识 其实书中的姑妈有爱情吗？-----根本就没有。     书中讲的很清楚《明知丈夫已有外心---》《令她费解的是当年我姑妈明知我姑父已经对她不忠，两人准备打离婚了----》 ----- 爱是相互的、男方已经不爱自己了，还有什么爱情？爱、已经死亡了。剩下来的只有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从一而嫁而已。这种守活寡有什么可以歌颂的呢？活寡妇而已 。    3， 书中对这种封建意识大加赞赏的同时也就表达了对其父选择了一个革命者的道路表达了极大的不理解。认为其父选择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书中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四十年前一别成永诀。可谓一步错步步错；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姐弟俩选择了二条不同的道路导致截然不同的结局，父亲是输得一败涂地，晚年惨。    来年，父亲的平反书姗姗而至，多年梦寐以求的事终以实现，然而父亲永远也看不见，抱恨终生。纵观父亲62年短暂人生，除年幼抚养期，大多数时期不是漂泊游荡就是坐牢蹲狱，没一天舒心过，这就是他毕生追求的信仰！就是为此而奋斗终生的结局！ ----这就是书中对革命者是评价。充分表达了对革命者的的理想不理解。以小市民的心理大声叹息《不划算。》 ----那么，其父就不应该参加革命在家当大少爷就对了？生活 就幸福美满了？就不会输得一败涂地，晚年就不会惨了？。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且不说、当时日本人已经打入中国，当亡国奴能幸福吗？在沦陷区能不当汉奸，明哲保身吗？    就说当时中国正在变革之中、其父如果不抛弃他的地主生活，不抛弃他祖上留下的家业、不跟上时代，解放后就会被打倒、土地没收、财产被分掉。不要说其父就是其子女都不会有好日子过。那才是输得一败涂地，不要说晚年了、就是壮年，还有他的孩子从小就会过着耻辱的生活。那就不是惨了，而是惨大发了。     书中的主人公对其父的选择的道路还有一个不理解的是主人公认为其父当时应该留在台湾或者香港。书中是这样说的:      爸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很纠结，他说把姐姐送到目的地后就回来了，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位民主人士，他可从证明。途经香港，香港文汇报欲留他，给他一个采访部主任职务，并拨了200元的安家费，可是爸斟酌再三，还是放不下上海的老婆孩子，同时嫌安家费也少了点，便婉言谢绝。爸说到此自己先笑了，笑得相当苦涩，他说：“我想我在共产党方面的朋友不少，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婉言谢绝了。”      他哪料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这一决定断送了他的后半身，从此不得翻身，命运给他开了个大玩笑。     我们真不明白，其父留在台湾与香港就对了，那么他的孩子与妻子怎么办。毅然回来难道不是说明其父是一个对家庭、对子女负责的人吗？     书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明白，当时正是国军大逃亡时期，到台湾、香港的路不是那么好走的。没有实力、势力的人是搞不到轮船票的。何况、其父是个工薪阶层，没有家产，身无分文。一家大小到台湾、香港住哪？怎么过日子。其父回来的选择难道不是是正确的吗？什么叫做《他这一决定断送了他的后半身，从此不得翻身，》？？    应该看其父回上海后、一切还是很顺当的。书中说其父在老战友的关心下进入了教育界当老师、一度还当过中学校长。只是在反右以后被定位右派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历史反革命。后来因为查无实据本来将无罪释放的，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关就是15年。这个不幸其实不是其父亲一个人 的不幸。当时很多老革命都受到打击、被害死的不少，这其实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不是其父选择错误的问题。    4.写出了革命者的冤屈与其子女对革命者的冷淡。      服刑期间，爸可以写信问家里索取少量的零用钱和日常用品，并可以审请家属接见，爸很珍惜，每月都不放弃。妈尽量满足爸的需求，她让小弟、二哥（探亲时）去探视，想让我们兄妹几个都与父亲见上一面，满足爸长时间的愿望，之后愿不愿再见面，任凭自愿不勉强。我没敢再去那个地方，我猜小弟、二哥也是，所以只能是妈坚持。爸肯定很伤心、特失落，因为在他信中写到：“……那时小弟尚小不懂事，不能责怪他，可是，小妹不该呀，我可是最宠爱她的……”我知道我的沉默、我的冷漠，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使他失望、痛苦，百思不得其解。可是我又何尝不是，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得竟是完全不认识的、连母亲也差点儿认不出来的父亲，何不叫人痛苦、心寒、绝望……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好在二年的时间不是太长，足以慢慢抚慰人的心灵。没有了念想，人反而平静了许多，该干啥就干啥，     爸的提前回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尽管在这二年里我努力地试图接纳“新”父亲，然而，面对现实我仍无法正视，也无颜向身旁的熟人解释怎么突然间冒出来的父亲。除了血缘、道义上不得不承担起做子女的责任外，没有激情、没有喜悦，更没有文艺作品中那种悲喜交集，激情四射的煽惑场面，一切都平淡无奇，仿佛是父亲出了趟远门，只不过这“远门”走了太久太久，久得使我竟开不了口叫声爸爸。     爸回来后一直不服、不甘，一直没有停止过上诉，一封封申诉信寄往法院、检察院，一封封如泥牛入海、一去不返，他很苦恼。我和妈都不太赞同他上诉，生怕再会写出点什么麻烦，   ----不是反革命就应该申诉，《生怕再会写出点什么麻烦》不敢争斗，正是一种小市民心里。至于孩子对父亲的冷淡其实也是这种心里的反映。如果是赶上平反，拿上一大笔钱，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 〉  革命者不被理解，这才是革命者的最大悲剧。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民的文化价值观中封建意识还没有最终消除，愚昧无知，只知道自己与自己的家，没有现代国家观念，没有兼爱。看来中国革命的最终成功，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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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童年是居无定处。一直到1953年搬到上海蒋家桥17号大院 后才算安定下来，直到蒋家桥动迁以后我们才离开。1953年我上中学一直到1958年我高中毕业后去了新疆期间我一直在那里长大。   

1958年的上海蒋家桥17号大院   

   上海有条四平路，是从虹口区溧阳路到五角场的一条大路。现在是相当繁华了，不过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是一条比较荒凉的路，是市区通向郊外的一条路。过了临平北路以后（以东）就没有什么店铺人家，就是农村了。 从临平北路以东一直到同济大学、四平路上有三座桥---头道桥、二道桥、三道桥。蒋家桥就是在二道桥向北插进去的一条小路。   

    二道桥顾名思义是一座桥，桥下面有条河。蒋家桥路就是沿着这条小河边的小路。不过、那个时候、那条小河到了桥头就堵死了，就到头了。二道桥、实际上也没有桥了，只是路面鼓起一块---一个坡而已。但二道桥作为一个路名还在，这里公交车有个站，到站时车上的售票员就会报站：“二（ni）道桥到了、邮电新村到了”

          蒋家桥17号离桥头大约有200米。再往东50米河对面就是幸福村（原来叫平民村），沿河边都是农田与农户。 蒋家桥17号也是一家农户，老板姓张，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家养猪专业户。

     蒋家桥17号大院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它有包括好几个门牌号（18、19号）的住房以及后面的养猪的大院和一个菜园子。  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张老板已经过世，张师母是一个能干的中年妇女，她开始把她的几个住房租借出去，我家就住在她家的西厢房。不过应该指出，我们住的这种本地房都是带阁楼的的一种-------从屋檐处用木板隔开、上下住人，我们住在下面，老板娘他们住在上面，说话都能听得见。我们的住房也就是2米高点吧。      

      我们搬到蒋家桥17号时、邮电新村还在筹划建设中。从二道桥沿着蒋家桥路的走向幸福村、走向田野的那条小河那时候还在，河水虽不算清澈，但河中有鱼、有水草、鱼虫。  河水应该不深，我见过有人下河用鱼叉叉鱼---在没过胸前的叉鱼人，右手高举着鱼叉猛地一下将鱼叉投出，鱼叉一下就将一条鱼叉住。  

       捞鱼虫的人也是穿着橡皮衣服在水中行走，双手拿着一根杆子、杆子头是一个网。网就在水草中划来划去，不一会就捞到不少鱼虫。        

     我们家是比较早搬进去的一家，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大院里的猪圈还养着许多猪，那清洗猪圈后的恶水就从我们家门口流过，夏天那个嗡嗡叫的苍蝇到处都是，一苍蝇拍打下去，一次能打死七八个。
      以后房东张师母将她所有的猪都出笼了、卖掉了，改造成房间---当然是又小又矮的房间出租了。   17号、18号19号是原来的住房，还马马虎虎可以住人，而大院里原来的猪圈改建成的住房都是十分矮小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不适用于住人的。住的人当然是城市里最底层的人。      

   

       蒋家桥17号1961年拍摄。

     这是一座典型的上海本地房，当中是正房、两边是厢房。我家就住在西厢房。原来与正房相通的门封死了，在西边开了一个边门。从边门与屋檐交接处有一层木板将房屋隔成2部分，上面就是所谓的阁楼。阁楼有天窗用以照明，称之为“老虎天窗”。“老虎天窗”是上海本地房的一个主要特征。那时我已经去了新疆。这是家人给我寄去的相片。

     17号、18号、19号里的房客是最早搬进来的几家，这几家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家与18号的孙家、19号的苏家是职工家庭、有工资收入，住房也比后面大院里的房客好一点。

   
    后面猪圈改成的住房自然是非常差的，又暗又矮又潮。住的什么人我也搞不清楚。
      有一家姓毛的，一个女人家带着5个孩子，也没有工作、就靠捡垃圾为生。那时候的捡垃圾可不像现在、在上海捡垃圾回家就是一个万元户，她们的日子过的非常艰苦，那时候的鸡毛菜不过几分钱一斤，我很少看见她们吃过，都是一点点咸菜、豆腐乳----五六个人就一两块。有时候就是白饭里加点酱油       蒋家桥17号、张老板的大院转圈住了大约有十几家人家，当中的空地（院子）大约有五六十平方。 那时候自来水管没有接到各房客家，十几家用的是一个水管。 自来水管就在大院里，十几家共用。电灯倒是接到了各家，但只有一个总火表。
        每个月要收一次电费、水费。为收水电费个住户每一二个月总要开一次会。电费一般按灯头算，全体会议决定家家的灯泡不能超过40度。各住户轮流收费。水费开始是按人头算，可是有人家用水多、有人家用水少，为了水费总吵架，后来规定发水牌，按水牌量收费。
     蒋家桥十七号大院、一个大火表、一个水龙头，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一大清早的风景线就是刷马桶。       马桶是江南人民的必备品，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冒险家的乐园，洋房里，洋人与高级华人家是有马桶间、抽水马桶的，但一般老百姓家哪能有那洋玩意，不要说抽水马桶、就是马桶间也是没有的。一个七八平方的房子，一家五六口、七八口，挤在一起，吃饭在那屋、用马桶也在那屋。这里吃饭、那里上马桶都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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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桶要天天倒，上海这点倒是很好、一大早就有卫生部门的专车来收粪便。时间也是固定的。夏天大约4点多种就到我们那里了，”倒---马桶来---“几声吆喝，家家户户都将马桶。拎出来到到粪便车里。倒完后还有刷马桶、一片刷刷的声音就是我们一天的开始。
     上海的夏天是很热的，那时候我们不要说空调了，就是电风扇也没有。炎热的夏天、屋里根本就无法睡人。我们就把竹床搬到外面（那时候、我们的床很简单，下面就是两条长条板凳、一头一个。竹编的床往上一放就行了）---乘凉、睡觉。
     我们面临蒋家桥路的几家 ---蒋家桥路，一条面临着一条小河的土路、其实也算不上马路，没有车辆来往、行人也很少, 我们就在这土路、在河边乘凉。 后面大院里的七八户人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三四十口人，穿着裤衩背心或光着膀子就睡在大院里。


   大人们谈家常、孩子们打打闹闹与露天横七八竖的床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风景线。
蒋家桥17号的故事多。
  
  蒋家桥17号大院里有好多孩子，有一家姓才，有五个女儿。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大家都在大院里睡觉，第二天早上才家的大丫头起来后，发现自己光着屁股，就大声叫喊，我的裤衩不见了。光着屁股乱跑，引的大家发笑。

    17号大院里，曾经办过一个翻砂厂。他们用一个不大的炉子化铁，化铜。把它们化成铁水，铜水让后倒到用沙子做出的模子里，等冷了打开模子，一个一个做好的齿轮啊，铁环啊，就出来了。
  
  我没事的时候就关注的看着，看着那些杂铁杂铜怎么变成有用的东西。感到很新奇。

  在17号的那个菜园子边，有一次，有一伙人在练沥青，他们好像要从沥青里提炼什么，结果还引起了火灾。虽然不是很厉害，一会就扑灭了。可还是很吓人的，以后老板再也不让他们练沥青了。再说，那股气味也实在让人受不了。

   17号大院里的东南部是一个菜园。张师母（我们对房东的称呼）他在那里种点菜，自己家食用。张老板死后，也被埋在那里。

  有一次张师母说，他家厨房里昨晚有动静，是他家的先生张老板回来了，到厨房来找吃的东西了。第二天他到菜园子里烧纸去了。说给他先生送点钱。我当时已经上中学了，说他，这是迷信。

     17号大院里住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都干些什么，我也不知道。留在我的记忆力的东西不多。不过，有2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件是，大院里有一对年轻夫妻打架。那个男的把他的媳妇，按在床上，把裤子褪下半截，露出那个光屁股，用皮带狠劲的抽了一顿。我们好多人在他家的门口，窗前围看。以后，他女人就提着一个小包离开了他家。

   过了没有多久，也就是一二个月吧，那女的在一个中年妇女的陪同下又回来了。我听大院里的那些女人议论，说什么，那个女人就是贱，有本领就不要回来啊。

   我后来问我爸;""为什么，那个女人要回来啊？".我爸说：“中国人的传统是嫁出的女儿是泼出的水，是要死在婆家的。再说，不回来怎么办呢，她家养不起她。她要吃要穿啊。
  
  我觉得很不合理。再说，大院里的议论也很混蛋。明明是男的打女的。是男人不对，为什么还要奚落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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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

    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我与父亲都休息在家。我家门口就对着蒋家桥路，那条路一直通往四平路桥头（二道桥），那里有公交车一直通往市中心，通往火车站。

   那时候，蒋家桥路是沿着一条河道边上的路。河水不能说是清澈无比吧，至少，那时候河里还有鱼，鱼虫。那天正好有人在河里捞鱼虫。我夜正在河边看那人捞鱼虫。

    忽然，我们听到一个年轻女子的哭叫声。只见一个中年男子，大约40岁左右吧，在蒋家桥路上推攘着，拽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往的四平路方向走。那女孩就是不肯走，那男子，打他，推着她。那女孩干脆就坐在了地上，就是不走。那男的后来居然拽着女孩的头发，拉着女孩走。

  我们都在看着，但没有一个人劝阻的。就这样，我看着那女孩被拉走了。

  我问我父亲，为什么没有人劝阻呢？我爸说：“那是人家的家事啊”。

  我父亲告诉我：“那男的是那女孩的父亲，他父亲在乡下给她定了一门亲，那女孩不原意，逃婚逃到上海来的。她父亲找来了，让她回家成亲。”

   -- 中国的封建意识，就是这样，妇女没有自己找对象的自由。这是一种中国人的封建意识。所以尽管非常不人道，违背人性。可是中国人，就认为是合理的，所以没有人去阻拦。


         这些事，离开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了。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其实当时我们国家已经颁布了婚姻法，规定了婚姻自由。然而，在事实上，中国人的心里，人们的意识依然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封建意识不能彻底的铲除，中国好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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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号大院有许多小孩，不过他们都比我小、何况又都是后搬来的，我其实与他们往来较少。我比较熟悉的是房东张师母的儿子、阿新。他与我年龄相仿。

    阿新为人耿直、憨厚。他妈总是骂他：“寿棺材、戆棺材——-”。我不知道他上学了没有，在哪里上学，但对事物都很爱专研、爱钻牛角尖。有一次夏天，天非常热，那个地面晒得滚烫。那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中国的学生都是死读书、白痴一个。地面有多烫、有多少度？我说、不会超过36度，天气预报说的。阿新不相信，他就拿了个温度表放到地面上、在猛烈的阳光直射下，没有多久温度表就被晒爆了。当然阿新又挨了他妈一扽臭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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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童年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直到住到蒋家桥以后才没有搬过家。到底父母为自己操了多少心。当孩子的是体会不到的。 回想起来，对父母的了解是少之又少。在动荡的年代，孩子有吃有住，有穿，是不会记住什么的。如果哪一天饿了半死，或者父母把你痛打一扥，这或许能记一辈子。 可是，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打骂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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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搬到蒋家桥以后生活相对稳定。但有关父母的记忆依然很少。在蒋家桥的时候，我父母上班，我们孩子上学。我们家有个阿姨给我们做饭。我那时在新力中学读书。新力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在海宁路武昌路吧。离我们居住的蒋家桥是很远的。我想能有七八公里吧。我父亲在育才中学教学，那离蒋家桥更远。    早上，我与父亲一起坐三轮到海宁路，我父亲以后坐公交上班，我到学校读书。放学后，我父母给了我几毛钱，让我坐车回家。
   坐车是14路无轨或55路公交。在无轨电车下车后再走一站多路才能到家；坐公交要走一站多路才能坐上。而且，55路到我家记得是8分钱，不过，如果提前一站下车就是6分钱。我有时候买6份钱的票坐到我家蒋家桥。记得有一次被抓住了，要罚我2毛钱。

  被罚的事情，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天车上人很少，我依然像往常一样买6分钱的票。那个售票员是个老头，有四五十岁吧(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老头了），我觉得他是有意的要治我的。到了买6分钱该下车的时候，他没有提醒我：“6分钱现在已经坐到头了，要下车了。”而到我在蒋家桥下车的时候，他查了我的票，说我坐过了，要罚我款。

    那时候，我们中国人民还从万恶的旧社会脱胎而来，人民生活还十分贫困。那时候就几分钱都是十分宝贵的。在上海，5分钱一副大饼油条的早饭那都不是所有的人能享受的。我老伴是江苏农村的，她说，他小时候上学3分钱的一支铅笔她父亲都不给她买。最后，小学一年级都没有读完，就不让她读了。所以勤俭，吃苦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天性。

  当然，现在时代变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勤俭，吃苦的品质，好像也丢了不少。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把钱不当钱。

   我当时，为了省几分钱，有时候经常是走回家。

  我昨天上网查了一下，从邮电新村到四川北路武进路大约3公里。

  从我学校回家有2条路线，一条是从武进路到吴淞路再到四平路回家。不过，我一般不走大路，而是从邢家桥路穿出去到溧阳路四平路，而后在四平路边上的小路插出到四平路临平路口，然后再沿四平路，走过头道桥，到二道桥就到家了。

      第二条路线是走四川北路。沿着四川北路走过横浜桥（横，这个字的读音上海话是WUANG。以后发现普通话要读HENG。使我一直不习惯。）

  过了横浜桥后，东100米左右，在到溧阳路前有一条弄堂直接插到四平路边的路，然后再沿四平路回家。


  那时候的学校，不像现在。一般是上午4节课，下午2节课。（中午应该是在学校里吃的饭。好像是自己带的饭，学校给热好了）。

  下午放学后，天好的话，我就慢慢的走回家，一路走一路玩。四川北路商店林立，我是一路走一路看橱窗。记得又一次我低着头一边看橱窗一边走，一下子头撞到一个铁疙瘩上了，把我痛的，认为记了一辈子。（橱窗外通常有一个挡雨的，遮阳的装置，在商店的外墙上有个铁的装置用来支撑雨具的，我就撞在那上面了）

   到了以后我到新疆工作后，夜间做梦经常是梦到上海的马路，商店的橱窗。应该就是那几年走回家的模糊意识吧。

  人是很奇怪的，在新疆我经常梦到上海的马路。回上海后，又经常梦到我在戈壁行走---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那时候好像特别能走，能走很远的路去玩。每当放假的时候，特别是寒暑假，我常走很远的路去玩。

   那时候，四平路从头道桥以东就是农村，上海地处江南，是江南水乡。到处都是河道，河塘。农作物。
  
  我经常一个人往东走，一直可以走到同济大学，三道桥那里。我有时候在河塘里戏水，在河道里摸螃蟹，摸螺蛳；

  往北， 我经常到虹口公园，虹口体育场那一带去玩。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曲阳路。大连路一带也都是农村。我常常到虹口体育场那边的游泳池游泳。从我家到那里能有2公里吧，我都是走着来回；

   我好像能走很远到江湾的一个废弃的陵园，那里有当年日本人进攻上海，被我军击毙的日本将军的墓地。与纪念碑，我们常在那里爬上爬下；

  往西， 溧阳路多伦路口有一个儿童公园。也是我们的一个好去处。我们在那里爬来爬去。那公园离蒋家桥也能有一二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