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常昶昶

九十二
蒋介石祖辈相袭，都有点笃信佛教。这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大大小小的老鼠扑在他的身上，呲牙瞪眼地咬起他来，有的咬他的手，有的咬他的腿，有的咬他的肚皮，还有的张着嘴来咬他的脸，吓得他不由得大叫一声，醒了过来。按照佛经说，老鼠、蝎子等，都是前世的恶棍经过六道轮回转世而来的，乃是人间的赃物劣种，不可接近。蒋介石是有点洁癖的人，他的官邸从来都是很干净的，根本不可能有老鼠、蝎子等物出没，如今却出现在他的梦里，不能不让他心神不宁、胡思乱想起来。
这天一大早，胡汉民来访，看到他的脸色不是太好，面容憔悴，就关切地问：“介石，你的气色不好，身体欠安吧？”
蒋介石僵着脸，摇摇头，长叹一声，说道：“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搅得我一夜都没有睡好。”说着把自己的梦给胡汉民讲了一遍。
胡汉民听完蒋介石的梦，说道：“亘古奇梦，亘古奇梦！”
蒋介石大惑不解，说道：“展堂兄，别开玩笑了，这个梦奇在哪里？”
胡汉民说：“鼠者，鼠辈小人也。他们物以类聚，食你之禄，借你之荫，个个都想攀附在你的门下，岂不是该你鸿运当头、大吉大利？只是这梦来得过于仓促，恐先受小人暗算，待你挺过来，方可最终成为天下大丈夫，当世强者。是先凶后吉之梦。”
蒋介石也是读过易书的人，对胡汉民的话自然就有几分的信了，问胡汉民：“依展堂兄来看，何时应验？”
胡汉民掐着指头算了算，说道：“当在三天以后。不过5个月以内可功德圆满。”
此梦不论真假，针对身边的小人仔细分析一番还是没有错的。蒋介石想小人是谁？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李济深、南京的白崇禧、还有那个一心想往上爬的何应钦都是，我必须对他们有所提防才对。可是，等有了这个梦兆再有所准备已经晚了，因为在蒋介石做梦这一天他们有了行动，所以才会传过来给蒋介石示警。
仅仅过了两天，消息分别传来从南北传来：南方，两广的李宗仁、李济深独树一帜，倒蒋去汪，汪精卫站不住脚又回法国养病去了；北方，张作霖正在趁宁、汉分裂回师南下，收复被北伐军占领的失地。孙传芳已经从徐州南下，扬言要攻取南京。
蒋介石因为在徐州和冯玉祥会晤以后，遭到了孙传芳的突然袭击而惨败，这件事正在发酵。何应钦和白崇禧经过几次的密谋，在1927年8月中旬向军事委员会提出来一份建议，建议对蒋介石进行处罚，将他贬为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也就是在蒋介石做梦的第三天，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蒋介石才知道了他们正在进行的阴谋。
蒋介石听到他们的建议，惊愕得瞳孔扩大，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他问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健生，我问问你，我要是下野，这北伐军总司令交给谁？这么大的中国交给谁？”
回过头来，蒋介石又对何应钦说：“敬之，你说说看，我到底该怎么办？开诚布公，言者无罪吗。啊，说吧。”
何应钦一时张口结舌，面红耳赤，说道：“总司令，依个人之愚见，你或者出洋，或者下野，二者必居其一------除此之外，再无办法------”
“啊？------你们既然这样认为，好，我走好喽！看你们能干出什么名堂？”
在八月中秋的前夕，毛泽东的脚受了伤，蒋介石遭到了鼠咬。蒋介石离开了南京来到上海，发表了《下野宣言》，称：
“余受命党国，出师北方，已兹一年。环顾四周情况，党呈分裂之兆。人民穷困，革命大业，荏苒不再发展。推其原因，实共党之阴谋所致。然，武汉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好不踌躇，即刻下野。------”
蒋介石在上海看望了张静江一家。蒋介石下野，陈洁如并没有体现出她的温柔体贴来，她计划和张静江的两个女儿去美国加利福尼亚游玩，蒋介石感到很是落寞。在蒋介石下野一个礼拜以后，陈洁如趁轮船去了美国，留下蒋介石一个人在上海，这时宋霭龄前来拜访他。宋霭龄已经和蒋介石是老朋友了，她非常支持蒋介石向她的小妹求婚。
说起来蒋介石和宋霭龄的关系，这里还得啰嗦几句。蒋介石第一次在上海见了宋美龄以后，就一直对宋美龄念念不忘。1922年，蒋介石曾经在孙中山家里又一次见到宋美龄，他忍不住向孙中山提了出来。孙中山告诉他，宋庆龄正在为美龄和谭延闿牵线搭桥，希望他忍耐一下。后来，谭延闿拒绝了这一件婚事，蒋介石又重新提起，却遭到了宋庆龄的竭力反对。宋霭龄一开始也没有看好蒋介石，可是当蒋介石北伐胜利，占领上海以后，她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有一个军政两界的红人和孔家成为连襟，从而使孔家的财势更加熏天。中国人有一个心里劣势，再有钱的人都认为自己不“贵”，“贵”是当官的人独有的，因此有钱一定要结交权贵。
宋霭龄在蒋介石以北伐军的总司令身份刚到上海以后，就向蒋介石发出了邀请，希望一起吃个饭。蒋介石慨然应允，参加饭局的有何香凝、蒋介石和陈洁如、宋美龄和宋霭龄，他们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蒋介石单独邀请宋霭龄一起聚会，他们在一起呆了24小时，说了所有能够说的话。老实讲，宋霭龄和蒋介石的出身是相同的，他们对共产党有着一致的看法，对富丽堂皇的生活有着同样的向往。蒋介石向宋霭龄提出了想娶宋美龄的心里话，获得了宋霭龄的支持，说她愿意玉成此事。后来，宋霭龄就一直在他们两个人中间起着搭桥牵线的作用，并在宋美龄和宋老夫人面前说了不少蒋介石的好话。
这一次宋霭龄来拜访蒋介石，给受到打击的蒋介石带来了喜讯，说自己母亲和妹妹都同意蒋介石的求婚，只是老夫人说必须加入基督教才行，希望蒋介石考虑清楚。蒋介石请宋霭龄等几天，容他考虑成熟再回答她。与宋霭龄会面以后，蒋介石回到了奉化的老家。
蒋介石离开了，胡汉民、吴稚晖也隐藏了起来，已经出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静江，还有上海市长黄郛，蒋介石的两个把兄弟，也都扔下乌纱帽，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一时间，只落得南京城遍地秋霜，大上海凄风苦雨。这时，孙传芳的3万军队也陈兵长江北岸，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何应钦、白崇禧组成了了临时政府，用6天6夜打败了孙传芳，将他重新赶回了徐州。

常昶昶

在何应钦、白崇禧为打孙传芳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让蒋介石重新回来的呼声，开始在长江两岸鸦噪起来。军事形势严峻，政局不稳，这个时候，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才看出来，党内和军政两界拥护蒋介石的远远比反对他的人多，他们没有能力去稳定南京和全中国的政局。如果单是南京和上海的人反对还好说，远在河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也都发出通电，请蒋介石出山。
冯玉祥发电称：“------为今之计，企盼吾兄东山再起，主持一切，各方军事始有统一办法。否则行见我革命军之战线，将逐次为敌军各个击破耳！全局败坏，谁负其责？紧急之时，似未可拘牵常势也。祈吾兄审查经权，以慰各方之望------”
阎锡山的电文称：“甚盼吾兄即刻出山，主持军政，俾得早日完成革命大业。倘能如得所请，弟等负弩前驱，愿听指挥。不日弟等私愿得遂大局实利赖之------”
这样一来，何应钦、白崇禧就有点拿鞋底子挡刀，有点招架不住了。说起来奇怪，为什么蒋介石可以和军阀们合作、统一，而何应钦、白崇禧他们则不行？说直白一点，就是他们的资历不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自己还想一统天下呢，怎么也轮不上他们在那里做非分之想。另外，张作霖、苏联人都是当前最大的威胁，如果不把蒋介石请出来，国民革命大业就会毁于一旦。何应钦、白崇禧经过商量，决定特派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李仲公亲自去溪口请蒋介石出山。
李仲公冒雨来到奉化溪口的雪窦寺来见蒋介石。蒋介石告诉他，何应钦还没有给他来电，现在何应钦是北伐军的总司令，没有他的恭请电文，自己怎么好回去？李仲公知道该怎么做了，他急忙回到南京，在半夜把何应钦唤醒，让何应钦给蒋介石发恭请电。何应钦非常不情愿，李仲公对他说道：
“敬之兄啊，实话对你说吧，有你的电请也好，没有你的电请也好，反正蒋公是要出山的。我看，你发一份热场好意的电报，锦上添花，何乐而不为呢？自古成大事者、建大业者，虽有天命，也在人事。敬之兄，你放着河水不洗船，何苦呢？”
何应钦耷拉着脑袋，思忖片刻，最后才没精打采地走到了写字台前，研墨展纸，写出了一份刻意颂扬的拥蒋电。蒋介石接此电报，才心满意足，准备动身去南京赴任。正在这时，从日本来了一封电报，真正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电报是宋美龄发来的，她告诉蒋介石，让他专门东渡日本去拜谒自己的母亲，以便得到老人家的同意，与她天成良缘。蒋介石当真鸿运当头，急忙买船票东渡日本。
蒋介石东渡日本，在船上闲来无事，仔细地回忆了他与宋美龄的交往过程。蒋介石在上海见到宋美龄时，宋美龄还在美国读大学，学业未成不是谈婚论嫁的时机。等到在广州再见到宋美龄时，宋庆龄正将自己的妹妹介绍给谭延闿。蒋介石曾经问过孙中山，为什么要把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孙中山告诉蒋介石，宋家是讲究出身门第的，不管这个男人有多大，关键是这个男人的出身要高贵，目前的身份要显赫。纵观当时的广东革命阵营，没有比谭延闿更符合条件了。哪知道谭延闿回绝了这门婚事，让宋美龄的自尊心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她下决心要嫁给一个比谭延闿还要伟大的人物。这就是宋美龄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婆家的根本原因。蒋介石向她求婚被二姐拒绝，当时宋美龄并没有说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地位还不够显赫，所以她也想再等一等。
宋美龄这一等就是5年，她终于从各方面看到了蒋介石就是她的如意郎君。这个各方面当然包括给蒋介石算八字在内。只是在革命的大潮中，她的二姐宋庆龄在苏联人面前呼风唤雨，她、她大姐，还有蒋介石都对宋庆龄忌惮三分。所以，宋霭龄鼓动蒋介石对共产党下手，说白了真正目的是为了打击宋庆龄。宋霭龄对蒋介石说：你要想和我的小妹成婚，想得到我二妹的同意是很难的。现在她在家里、在老夫人那里一言九鼎，没有她的同意，老夫人也不会同意。蒋介石向宋霭龄讨教办法，宋霭龄就给蒋介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这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呆的24小时中想出来的方法。
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与宋庆龄彻底决裂以后，在汪精卫武汉政府内当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又暗中鼓动汪精卫反共、反苏。孔祥熙告诉汪精卫，你我都是大家族出身的人，你的夫人陈碧君更是南洋的富商千金，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革命，就是革我们的命。汪精卫担心和苏联人分裂以后，失去苏联人的援助，财政上出现问题。孔祥熙告诉汪精卫，苏联人那一点钱就是鸡肋，如果你反共、反苏，我给你鸡腿吃，不用啃鸡肋了。汪精卫一听这话，马上就坚定了反共、反苏的信心，从而把宋庆龄赶出了中国。
孔祥熙1880年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1890年入基督教公理会所办的小学读书，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1901年留学美国，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办学。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孔祥熙组织学生奔赴娘子关参战。1912年开始创办“裕华银行”，经销英美的煤油。过去在整个中国农村都是点的油灯，在南方烧的是菜籽油，在北方烧的是棉籽油。自从孔祥熙经销煤油以后，全中国人民点灯就开始用煤油了，于是孔祥熙赚了大把的钱，很快在山西的土财主中间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的首富。谁知道他的原配妻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在孔祥熙开始发迹之际撒手人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东渡日本为孙中山提供经费支持，结识了宋庆龄，并于1914年在日本举行了婚礼。

常昶昶

孔祥熙和宋霭龄结婚以后，生了两女两子，长女孔令仪、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俊、次子孔令杰。孔祥熙回到山西，被阎锡山聘为山西督军兼省长公署参议。1919年山西大旱，孔祥熙向华洋义赈会借贷100万美元，救济灾民，一时让孔祥熙声名鹊起。1924年赴广州出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现在的孔祥熙腰缠万贯，他从指头缝里露出的钱就可以养几个师。因此，有孔祥熙的支持，谁的腰杆都硬。
宋庆龄在宋家的地位没有了，老夫人又身体不适，就去日本看病，宋美龄全程负责陪护。这个时候老夫人失去了宋庆龄这个主心骨，勉强答应了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求婚，只是他是个基督徒，要求蒋介石必须改信基督教。蒋介石答应了老夫人的要求，为了得到宋美龄，决定抽时间研究一下《新约全书》。他回到奉化这一段时间都在读《新约全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是在雪窦寺里读《新约全书》的。其实蒋介石的心里也很纠结，就像毛泽东在去会陈独秀之前那样纠结，所以蒋介石也是下决心以佛教为基础来看《新约全书》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然而，就是这样蒋介石也被打上了基督徒的标签，就像毛泽东被后来的人打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一样。
蒋介石不想在老夫人面前掉了板子，所以在东渡的船上一直在用心读《新约全书》。说真的，蒋介石在10年前对宋美龄追求的是她的美色，现在则是为了和孙中山平起平坐，为了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相结合，为了打开与美国人沟通的渠道。蒋宋孔陈原来是两派，蒋介石和陈果夫兄弟是一派，他们都和张静江结合的很紧密，与虞洽卿和江浙财团是一脉相承的。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是新兴的财团，是在孙中山的革命政府里迅速发展起来新贵人，他们因为有姻亲，所以结合的很好。原来两大财团之间相互争斗，在宁汉分裂之时，宋子文、孔祥熙都站在汪精卫一边。但是宋霭龄却在宁汉之间起着沟通作用，并最终使两派合作起来，走到了一起。
蒋宋联姻是表面的，真正的现实是使中国的四大家族实现了统一，使蒋介石具有了统治中国的经济基础。我们说养活军队是需要钱的，蒋宋孔陈的钱养100个师也不成问题。但是，四大家族的钱不可能白白给国民政府用，他们只是可以暂且借给蒋介石，最终还是要从老百姓那里取回来。这就对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造成了远比袁世凯和北洋政府造成了更大的压迫，使农民更加痛苦不堪，从而在南方为毛泽东的革命、在北方为日本人入侵中国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1927年9月底，蒋介石来到了日本，宋老夫人也搬到了神户附近的温泉疗养地。蒋介石给老夫人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的离婚书，由于和陈洁如仅仅是同居，分开也就好了。他给老夫人背诵了一段《圣经》，哄得老夫人心花怒放，也就同意了蒋介石的求婚。蒋介石的婚礼定于12月1日在上海举行，这一年蒋介石41岁，宋美龄27岁。
据《上海时报》报道，1927年12月1日的婚礼是近几年来最负盛名的中国婚礼，是中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结合的象征。宋子文在家里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举行了一个基督教的结婚仪式，然后前往汇中饭店的一个舞厅，并在那里又举行了一个中国式的婚礼。参加婚礼的大约有1300人，在饭店外聚集看热闹的人则成千上万。上海和政府的要人以及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驻上海的领事也出席了婚礼。
在婚礼上，蒋介石发表了即席演说，他举起了高脚酒杯，里面是法国红葡萄酒，说道：“诸位先生、女士们，今天我蒋中正与最敬爱、最高尚的宋美龄女士结婚，乃是我有生以来最光荣、最幸福的大事。可以断言，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有更大的发展，中国社会必定有更大的进步！我个人吗，也可以更安心地实行党国的夙愿和民族的委托，担当更重要的革命大任！------先生们、女士们，请干杯！”
结婚仪式以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城外的莫干山度了10天的蜜月。这里有西式的套间、网球场、游泳池、两个教堂以及成排的大丽花。这是人上人的生活圣地，蒋介石和宋美龄都追求这样的贵族式的生活状态。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是一个证明，证明他从此和高度的资本主义生活结合在一起，从而彻底脱离了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因此，在蒋介石走向红地毯的时候，他不知道红地毯的末端在连着高贵生活的同时，也联系着他在大陆的失败。
12月10日，蒋介石臂挽娇妻，从上海莫干山回到了南京复职。蒋介石发表通电号召国民党团结起来，对南京的广西集团领导的政府发动进攻。国民党中央很快达成了一致，蒋介石彻底击败了在南京的白崇禧。就剩下了还在徐州的何应钦了，何应钦是追着孙传芳来到徐州的。谭延闿是蒋介石长期的盟友，他将蒋介石在8月份离开时的“忧郁与失望”和陪伴他返回时的欣喜进行了对比。蒋介石可以放心地离开了南京和宋美龄一起北上了。
蒋介石第一站到了徐州，何应钦在他的司令部的大花厅里设宴，席间，蒋介石撤了何应钦的职，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蒋介石在徐州宣布自己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和阎锡山分别担任第二、第三集团军的总司令，何应钦为第一集团军的总参谋长。离开徐州，蒋介石来到了郑州和冯玉祥会晤，感谢他在自己落难时伸出了救援之手。
冯玉祥为蒋介石夫妇举行了一个阅兵式，蒋介石身穿笔挺的军服，脚蹬大马靴，披着半截黑呢斗篷，检阅了冯玉祥的部队。然后，冯玉祥和蒋介石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会谈，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简直到了推心置腹的程度。蒋介石和人拜把子拜上了瘾，趁兴提出和冯玉祥结拜，要效仿三国时的刘、关、张桃园结义。冯玉祥听到蒋介石的话以后，受宠若惊，立即表示同意。于是，第二天两个人焚香拜天，结为金兰。蒋介石给冯玉祥的兰帖是：“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冯玉祥给蒋介石的兰帖是：“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刀万段，在所不计”。屈指一算，冯玉祥比蒋介石大5岁为兄，蒋介石为弟。
得到了冯玉祥的大力支持，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宣誓就任政治委员会主席，组成了一个右派政府，汪精卫仍然作为左派的代表受到了谴责。2月，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别担任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在二届四中全会后对全国的军队进行了统一编制，将全国军队编为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分别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担任这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
继续北伐，统一全中国成了目前的唯一任务。蒋介石为了北伐做了两项准备工作，一是同德国进行接触，聘请德国人做军事顾问，蒋介石不想在战争中远离世界，他想和世界保持同步；二是向银行和各大私人公司施加压力，筹集了1500万作为军费。财政部长宋子文说：“我们正在以一种几乎是令人心痛的奢侈把金钱和人力投入这场战争，因为我们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

常昶昶

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打出了“完成统一大业”的旗帜，发动了对张作霖的北伐战争。这时北伐军共约100万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大约有31万人，蒋介石的集团军大约有29万人，李宗仁的部队大约有24万人，阎锡山的部队大约有15万人。各路北伐军分别从京汉、津浦、正太等铁路线同时进攻。张作霖的奉军也是号称100万，实际有作战能力的兵力为60万人。
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从津浦铁路向北进攻，第一个进攻的重点是山东省的省会济南，负责把守济南的是狗肉将军张宗昌。5月1日，蒋介石的一支先头部队占领了横跨黄河的大桥，守军仓皇逃窜，张宗昌也逃往北京与张作霖会合。5月2日，蒋介石来到了济南，命令部队遵守军纪，并承诺废除苛捐杂税。在蒋介石刚笑出来时，5月3日，日本人出来向他示威了。
日本人从1919年获得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目前在济南住有1800名平民和2300士兵。在与张宗昌部队的交火中，可能有子弹飞入了日本的兵营。日本人闯入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涉员蔡公时的办公室，指责子弹就是从他的办公室射出来的。他们把蔡公时捆绑毒打，割去耳朵和鼻子，挖去眼睛和割断舌头，然后和公署内的16名职员一齐枪杀掉，其手段极其残忍，公然向蒋介石叫号。
蒋介石在对待这件事情上采取了克制，他命令南京政府对日本的行为进行谴责，并请英美等国出面斡旋；但是对在济南的部队则下令忍辱负重，不准开枪还击，以免给日本人以借口，公开站到张作霖一边，抵御北伐军北伐。蒋介石于5月6日离开济南，下令部队撤离济南，绕道向北进攻。
日军的暴行就是想激怒蒋介石，并为支持张作霖寻找借口，见蒋介石没有上当，他们就在济南和山东各地为所欲为，在一周之内，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共杀死中国军民3940人，伤1537人，财产损失2062万元。日本人在中国又欠下了一笔血债，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蒋介石终不为所动，却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反对，日本人自己也感到了没趣，就自行平息了在山东的暴行。
在蒋介石纠缠于济南事件时，冯玉祥和阎锡山均挥军剑指北京。在端午节前后，冯玉祥部的第6军韩复渠、第2军刘汝明、第23军冯治安部均逼近北京。冯玉祥一心想重进北京城，以报4年前被张作霖逼出北京之仇。但是蒋介石并不想他再去北京，因为北京人对冯玉祥并没有好感，何况冯玉祥野心勃勃，担心冯玉祥一进北京城就变成了第二个张作霖。于是，蒋介石和阎锡山达成了协议，蒋介石允许阎锡山先进入北京城，并占领这座已经有400年历史的首都，阎锡山保证效忠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就是这样，阎锡山先进了北京城，冯玉祥因为没有得到北京城，一怒之下回到了河南，到辉县百泉“养病”去了。
为什么冯玉祥选择在辉县的百泉？这和袁世凯选择在漳德隐退是一样的。因为这里临近京汉铁路，如果想去北京就是一天的时间。所以，冯玉祥选择辉县百泉，充分说明他对重新占领北京是充满着希冀和渴望的。阎锡山占领北京以后，蒋介石把北京城易名为北平，取意北方平定，将北直隶省改为河北省。随即，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宣布停止内战。南京政府也采取了“和平统一”东北的方法，故，蒋介石在6月15日宣布“统一告成”。
蒋介石挟胜利之威回到了南京，对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会进行了改组，彻底向中国和世界宣布，他和戴季陶本来的想法是一样的。在这次改组之后，蒋介石兼任国民党的组织部长，戴季陶任宣传部长。组织和宣传在手，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进行宣传了。最近的宣传重点就是北伐胜利，在全国宣传统一完成。人逢喜事精神爽，蒋介石在一个风清气爽的日子，偕宋美龄回奉化祭母，向母亲汇报了他的统一大业完成。完成慰藉母亲的私人心愿，蒋介石心中一动，想起了应该去北京慰藉一下先总理，并把他迎接回南京。钟山是孙中山亲自为自己选择的陵寝之地，蒋介石必须替他完成心愿。
就在张作霖踏上死亡之旅的同时，蒋介石启程去北京。他首先从南京逆江而上来到武汉，这是他在北伐战争中第二次来到武汉。第一次给他留下来的是屈辱，这一次则是为了向武汉人民表明他才是中国真正的主人。武汉的达官贵人为蒋介石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向他表示敬意。在武汉，蒋介石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北京城的火车站，当地的社会名流整夜守候在那里，等着迎接他。社会名流为了赶上潮流，总是见风使舵最快的那一部分人，蒋介石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也不能不对他们强颜欢笑。
蒋介石的北京之行除了向世人宣告北伐的胜利结束之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公祭孙中山，并迎接孙中山的灵柩回南京。这是举国的大事，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还有国民党各军政要员，都到北京的碧云寺举行祭灵盛典。那些自称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右派们更是不敢怠慢，吴稚晖、陈布雷、邵力子、张静江、陈立夫、周佛海等人，都争前恐后地涌向北京。唯独冯玉祥例外，他自称头痛，一直呆在河南辉县百泉，对这等大事理都不理。蒋介石先是委派李宗仁去河南请冯玉祥，冯玉祥不开脸，对李宗仁之请一口回绝。蒋介石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屈尊来到百泉，对冯玉祥百般安慰并许以重愿，同意他派出一部分人马进驻北京，才把冯玉祥请到北京。
在山石叠嶂、松柏苍翠的碧云寺里，各集团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各部总指挥和国民政府的文武官员、社会名流济济一堂。寺内普明觉妙殿里，布置得庄严肃穆，金刚宝座塔院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蒋介石率文武百官来到金刚宝座塔院时，钟磬齐鸣，香烟缭绕。当蒋介石掀开盛装孙中山遗体的棺椁盖时，一种悲情突袭心头，让蒋介石不禁大放悲声。蒋介石哭了一阵，压在心上的沉重感顿失，拭去脸上的眼泪，振作精神对大家说：
“今天，北伐进军成功，民国实现统一，那些图谋不轨、危害党国的军阀败类们，已经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蒋中正今天和诸位能相聚在一起，非常之高兴，非常之快乐！------自从国父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我们精诚团结，忠心耿耿，出师大捷，连战连胜。------”
讲话完毕，蒋介石率众人来到后殿的花厅里，宣布第二次胜利大典揭幕。阎锡山即席发言，对蒋介石歌功颂德、倍加赞扬一番。接着，一些趋炎附势之辈均承拍马之能，争前恐后地歌颂蒋介石的功德。冯玉祥在一旁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站起来发言说：“蒋总司令刚才说他今天非常高兴，非常快乐，可我冯某今天不仅不高兴、不快乐，反而非常难过！”
接着，冯玉祥滔滔不绝大谈他难过的理由，对于蒋介石所说的北伐进军成功，民国实现统一，他提出来三点反对的理由，说道：“民国大业既未统一，北伐进军也谈不上大功告成。那些不平等条约还没有废除，这是洋人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老百姓手脚上的镣铐枷锁。不平等条约一日不除，即革命一日不成功，此其一也；旧军阀目下只是如惊弓之鸟，一哄而散。奉系、鲁系的残余势力并没有完全消灭，他们正在收罗人马，伺机反扑，革命怎么能算成功？此其二也；要说旧军阀已经树倒猢狲散，革命已经成功，那么革命军为什么还要存在？为什么有人还在扩大自己的势力？多一员兵丁，老百姓就多一分负担，这岂能说是革命成功？此其三也。诸位，这三件大事不解决，怎么能说是国民革命的大业宣告成功，北伐进军告捷呢？------所以，在中山先生遗容面前，我惭愧，我难过！”

常昶昶

蒋介石听完冯玉祥的话，一脸的尴尬，半晌才从嘴角上挤出一丝笑意，说道：“焕章兄言之有理，这些事情大家放心好了。我身为三军统帅，责无旁贷。不平等的条约要废除，军阀残余要肃清，待这些事情做完，我们还要裁军。容今后一一安排，请不必过虑。”接着，蒋介石话头一转说道：
“同志们，在庆祝第二次北伐成功的今天，我们首先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百川兄。他作战有方，指挥得力，劳苦功高，首先进驻北平。我代表中央，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并正式宣布，要委任百川兄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百川兄能文能武，是党国少有的英才，让他坐镇平津，那是再合适不过的喽！”
对阎锡山授勋完毕，蒋介石又委任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为北平宪兵司令。最后，蒋介石说：“革命吗，不能好功而无义，也不能好利而无信。大家流血流汗，出生入死，而今就应该论功行赏，叫同志们有职有权，有名有利。这样才算公道吗。要不然，在中国杀个你死我活图个什么呢？”
在欢声笑语中，众多荣升的人都公推阎锡山为代表，以答谢最高统帅的慷慨恩赏。阎锡山也不推辞，起身说道：“诸位，没有蒋总司令的锐意指挥，就没有北伐进军的辉煌胜利！没有蒋总司令的毅然复职，就没有今天重还我大好河山的喜庆大典！------一言以蔽之，蒋总司令劳苦功高，光荣伟大！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堪称国民革命中的中流砥柱，不愧为东方天才的军事领袖。在他的统一率领、统一指挥之下，我们各路大军才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这本来就是一个歌功颂德的场所，冯玉祥一生以自己为中心惯了，他向蒋介石开炮，就是想说自己在忧国忧民，想把焦点集中到自己身上。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大场合，竟没有人捧他的场，让他沦落为一个一般的陪衬，心里便非常的不舒服，会议没有开完，就忿忿地离开了北京。冯玉祥和后来的彭德怀非常相似，不论是作风还是做派，都 刻刻地想以自己为中心，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不惜公开和领袖唱对台戏。这是他们的性格决定的，因此也就决定了他们的悲剧是必然的。
蒋介石在北京这一段时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孙殿英盗窃东陵的事件。慈禧的墓室被盗让躲在天津租界避难的末代皇帝溥仪对此义愤填膺，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至于是为什么，在今后我们会提到。蒋介石的民国，还不如北洋政府的民国，让溥仪对蒋介石产生了深刻的仇恨，也为他偷逃去长春当伪满洲国的皇帝，提供了心理上的借口。
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进了北平城最好的建筑——北京饭店，并且邀请已经回到北平的少帅张学良前来喝茶。除了见张学良以外，蒋介石还在这里召见了冯玉祥、阎锡山在北京的将领，与他们在日后的沟通奠定了基础。在北京饭店，蒋介石更重要的一个任务是等待住在北平的外国使节来拜访他。果不其然，最先拜访他的是美国的驻北平大使，大使告诉他，华盛顿已经承认他的南京政府，并与南京就关税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蒋介石高兴极了，在7月21日公开宴请在北平的各国外交使团。蒋介石最痛恨的英国大使，也在这次宴会以后邀请蒋介石夫妇共进晚餐，表示希望改善与南京政府的关系。
在北京，蒋介石把该办的事儿都办完，忽然想起来了负气而走的大哥冯玉祥。蒋介石心想：必须去安抚他一下，他现在毕竟是自己的结拜大哥。蒋介石知道冯玉祥的野心极大，为了图向上钻营，已经四反其主，先是反皖段，又反直奉，接着再反奉张，最后分了苏联和共产党，是有名的倒戈将军；此人面带忠厚之相，口吐革命之言，其实心底极不善良，也不革命，是唯我独尊之辈。蒋介石让阎锡山坐镇北平，使用的是一桃杀二士之计。蒋介石让阎锡山坐镇北平，就是为了离间他和冯玉祥的关系，以防止二人结合起来对抗他。
阎锡山的山西与河北、北平相连，早已对这里垂涎三尺；但是冯玉祥想得到北平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蒋介石把北平给了阎锡山，阎锡山不敢有非分之想，只能是励精图治，以免落下把柄，让冯玉祥攻击他。按下葫芦起了瓢，按住了阎锡山，得罪了冯玉祥。必须想办法安抚安抚他才是，可是怎么安抚他呢？蒋介石费尽心思才想出来一个两全其美之策，这就是让冯玉祥到中央去，去当一个有职有权的军政部长。这是一个烫手山芋，如果能够公心办理，一切从自身出发是可以办好的，如果他有私心，那么就是把他架在了火炉上。
蒋介石也是看过三国的，在三国中，蒋介石最喜欢的军事家是司马昭，他认为诸葛亮、司马懿都是小军事家，真正的军事大家就是司马昭。诸葛亮为了控制军队，不敢发现和提拔军事人才，致使蜀国军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司马懿则是没有培养出自己的亲信干才。司马昭则不然，他发现了很多军事人才并大胆地使用他们，但是他也有控制这些大将的办法，让这些大将对自己有利而无害。一桃杀二将就是最典型的对付邓艾、钟会的策略，这才是真正的军事政治家。
蒋介石想好了安抚冯玉祥的方法，来到了郑州。冯玉祥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待了蒋介石，蒋介石对冯玉祥推心置腹，说他准备改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蒋介石向冯玉祥谈了自己的计划：为了让国民党团结起来，他准备让汪精卫回国担任国民党的中央主席，他自己出任行政院长；希望大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冯玉祥一听，眼睛发亮，这可是个肥差。西北军太穷了，冯玉祥心想如果当了军政部长，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西北军搞点福利了。
冯玉祥一扫往日脸上的晦气，高兴地安排蒋介石夫妇到处游玩，在郑州没有什么可逛的，就到开封游览相国寺、禹王台，看了铁塔，登上了龙亭。蒋介石把一切搞掂，心满意足地带着宋美龄回到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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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道：“法宗，现在知道润之的五行、八卦在哪里了吧？”
韩非道：“知道了，原来被红军顶在了头顶上。”
姜子牙道：“红军的形象设计是玉汝天成：一身灰色代表着中国黑暗的社会现状；红五星和红领章则代表他们是指路的明灯；手中举的红旗，则是他们的目标和方向；他们脚穿草鞋或者布鞋，表示他们与中国的劳苦大众同在，是工农的子弟兵。红军脚踏的大地是四方的，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身在上空，代表着八方九位和五湖四海，表明战士们来自于祖国各地的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阶层，甚至是世界各地；头顶五行、八卦，代表的是中华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表明他们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的。因此，红军的形象就是一个神明的形象，是天地人合一的形象，它不仅代表自己、代表工农大众，而且也代表中华民族。因为，天就是中华民族，地就是劳苦大众，人就是他们以及领导他们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这个设计为什么说是天成？就是在设计时，并不是毛泽东、朱德刻意设计的，而是无形中暗合了这些道理。表明了他们的革命受到了苍天的庇佑，一定会成功的。”
圣人道：“红军的形象还有一种解释，简单的说。就是头上代表中华民族，脚下代表工农大众，自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他们自己。再简单一点，就是代表了毛泽东思想。”
韩非道：“二位圣人说的有些玄乎，那国民革命军的军服和红军有什么区别？还有日本人的军服呢？”
姜子牙道：“国民革命军的军阀颜色和红军相同，可以作出一样的解释，它的大沿帽代表天圆，青天白日帽徽代表的是孙中山的理想。这些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唯一值得批评的是他们脚上穿的鞋子有别于劳动人民，表明他们不是站在劳苦大众的土地上，而是站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亩三分地上。你看看蒋介石穿着军装的形象，和润之穿着军装的形象，两个人一对比，就知道他们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了。蒋介石穿的大马靴，代表的是贵族，腰里跨的指挥刀，代表的权力。关于日本人的军装，在头戴大沿帽的时候，他们的帽徽代表的是他们的天皇，其他的可以和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作出同样的解释。自从日本人把他们的帽子改称我们常见的像瓜皮一样的帽子以后，说明这个军队已经是无法无天了。因此连苍天也不保护他们；另外也说明他们说话太满，嘴大于天，把自己给神话了，有点吹牛。”
圣人道：“的确如此，日本人的形象就是一种无法无天的样子。”
韩非笑道：“这样解释有些牵强附会，不过从天地人三才来讲，也说的过去。”
姜子牙道：“蒋宋联姻，说明蒋介石已化蛹成蝶，飞龙在天了。我们还是不再作空谈，继续往下看吧。”
众神齐道：“然。”

常昶昶

第二十四回   民国终一统    三星耀湘赣

                                    九十三
红四军组建以后，紧张的战斗生活立即开始。和朱德比较起来，毛泽东擅长于政略和战略上的运筹，所以他把战役和战斗的指挥交给了朱德，这样的分工是名正言顺的。朱德是久经沙场的福将，战场指挥是驾轻就熟的事情。
1928年5月5日，也就是在会师大会举行的第二天，赣军分两路来攻。赣军来攻的是第27师，师长杨如轩是朱德的同学。朱德对杨如轩的战术了如指掌，他指挥第28团和第29团，采取声东击西、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一路的战术，在遂川黄坳歼灭赣军杨如轩第81团一个营；6日，在遂川县五斗江的战斗中又打垮了杨如轩的第81团，接着乘胜追击，先后击溃赣军杨如轩的另一路80团和79团。7日，朱德率军占领永新，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二次“进剿”。
5月中旬，杨如轩不甘心失败，联合第7、9两师各一个团，用5个团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进剿”。杨如轩这时还是兵分两路：他亲自率领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永新；然后再用主力近4个团南渡禾水河，企图由龙源口进攻宁冈。朱德识破了老同学的伎俩，主动撤出永新，向西急行军70里，在小西江地区待机，观察杨如轩的动向。在得悉杨如轩的主力南渡禾水河、杨如轩把师部安在了永新时。朱德马上挥师东进，沿禾水河北岸奔袭永新，决定来一个黑虎掏心，打破敌人的进剿。
奔袭的途中，朱德在草市坳与从永新追击朱德的赣敌79团遭遇。朱德指挥第28团从正面发起攻击，第31团一个营向赣敌的侧后迂回，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杨如轩的第79团，击毙敌团长。这时，守卫永新的赣敌只剩下了一个营。5月19日，朱德率部再克永新，全歼第27师师部和守军一个营，杨如轩仓皇逃跑时被击伤。已经进军到龙源口的敌军，闻知杨如轩兵败永新，仓皇向吉安撤退。这一仗，朱德歼灭赣敌一个师部、一个团和一个营，缴获山炮两门，迫击炮7门，枪300多支（挺），银元20多担，以及大量的弹药和一部分被服、医药，粉碎了赣军的第三次“进剿”。
井冈山进入相对的稳定时期，5月20日至22日湘赣边界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在宁冈茅坪的攀龙书院召开。会议回顾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历史，制订了长远的计划，为今后的革命战争制定了战略战术。毛泽东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五项基本特点，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正是在充分认识到这些基本特点以后才总结出来的。因此，毛泽东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让更多的人都认识到这些基本特点，并赞同他对中国革命的分析。这是一个分水岭，凡是赞同毛泽东这些分析的人，成了拥毛派，反之，就是反毛派。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基本特点的分析，在讲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再说。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3人组成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宛西先为副书记。在毛泽东出任特委书记以后，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5月下旬，又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为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袁文才为副主席。
5月底，因为给养短缺，加上原来湘南的大部分农军都要求回家去赶种秋季的水稻，就将由耒阳、郴县、资兴、永兴农军组成的两个团遣送回家，只留下了以宜章农军为主的29团，正是这个举动成了“八月失败”的导火线。部队只剩下了四个主力团，6000余人，两千条枪，各团的干部配备情况前面已经说了，不再赘述。
6月16日，根据湘敌较强、赣敌较弱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作战方针。6月中旬，赣敌以第9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集中第9师、第27师共5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进行了第四次“进剿”。湘军第8军第2师也由平江调到攸县威胁井冈山根据地的两侧。
6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研究破敌之策。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对湖南敌军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打击江西的二杨，即杨池生和杨如轩。会后，朱德率部撤出永新，退到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命令第31团一个营佯攻湖南酃县，钳制湖南的湘军第2师。杨池生以为红军的主力要远出湖南，就率部进驻永新，然后以3个团分两路进犯宁冈。
6月22日，赣军分别进至龙源口和白口，杨池生命令两个团从永新县白口向永新和宁冈的边界老七溪岭进犯；一个团从龙源口向新七溪岭进犯。23日上午，朱德指挥第29团和31团第一营抢占新七溪岭制高点笠月亭，阻击敌人进攻，这一次敌人的子弹打穿了朱德的军帽，但是他仍然没有受伤。王尔琢率领第28团攻占老七溪岭制高点，尔后直插龙源口，切断进犯龙源口之敌的退路，与朱德率领的29团前后夹击，全歼进攻新七溪岭的赣军一个团。两个团合兵又将进攻老七溪岭的赣敌两个团击溃，第3次收复永新。
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共缴获步枪400多支，重机枪一挺，还俘虏了不少的敌人。战后，根据地的人民赞扬说：“毛委员坐镇井冈山，朱军长指挥打胜仗。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这是当时情况的一个真实写照，朱德在根据地军民中获得了很高的威信，这就为朱毛之间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
这一次的胜仗带来了一个问题，原来毛泽东没有想过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俘虏问题。俘虏了几百人，在战士们押送俘虏的途中，出现了打骂俘虏和搜俘虏腰包等情况。毛泽东在处理俘虏时，发明了他的第5种兵法，叫做优待俘虏，后来发展为改造俘虏的战术，并把优待俘虏的问题列为红军应该注意的第7项内容。为什么要优待俘虏呢？毛泽东说：“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
因此，毛泽东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的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这是一招很高明的战法，是古今中外所独有的。之所以说这是一招战法，是因为在作战中，让国民党的军队面对顽强的红军或强大解放军时，多了一项选择，这就是举手投降；同时，被释放回去的人员在无形中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他们在面对红军处于劣势时，会劝其他同伴放下武器。毛泽东的这一战法，被他的对手赣军的《九师旬刊》称之为“毒矣哉。”

常昶昶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已经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完整的县，和吉安、安福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各一部分，井冈山根据地达到了全盛时期。这时根据地有人口50万，毛泽东在进行军事实践的同时，可以开始他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了。毛泽东制订了“大力经营永新”的计划，决心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县老爷都做得更好。毛泽东历来慎重初战，凡是自己第一次经历的事情，就一定要亲自去进行调查和进行试验。毛泽东的从政和他的从军一样，都是决心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创出来一条新路，所以并不是可以想当然出来的。为什么共产党中国中央制定的政策总是不符合实际？就是他们是坐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里，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
毛泽东向各个乡都派出了一个工作队，明确工作队的任务是：组织和训练工农暴动队，筹粮筹款，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中共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在这些任务中，最难做的就是进行土地革命。什么是土地革命，什么样的土地革命才最符合农民的实际要求？这是需要在实践中予以解决的。毛泽东解决这个问题，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制定出符合农民利益的土地革命政策。现在，毛泽东也不知道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因此是按照共产党中国中央制定的“一切土地收归国有”执行的。工作队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收回来，给农民去种，农民并不拥有土地，苏维埃变成了实际上的地主。
贺子珍根据组织的决定，带着一支工作队来到了西乡塘边村，过了几天，毛泽东在巡视各乡工作队的工作情况时，带着一个警卫班来到了这里。毛泽东在西乡塘村住了一段时间，他在这里把自己的调查经过仔细的推敲，写出来《永新调查》。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在草稿写好以后，贺子珍负责誊抄一遍。毛泽东改写几遍，贺子珍就得誊写几遍，因此，一篇文章大约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才定稿。
定了稿以后，毛泽东让贺子珍又誊写了三份，一份留存，两份分别送给了江西省委和湖南省委，并让他们上报中央。毛泽东这是为了保险，为了防止丢失或一方截留自己给中央的报告。必须这样，否则中央和共产国际不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都在干什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给中央不断地写报告？他是想用自己的实践，告诉中央，希望他们在其他进行革命的地区推行自己的经验，以免多走弯路。正是这样，尽管毛泽东是在井冈山，但是在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大多都在运用他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一点在讲到贺龙时，我们会讲到。
在与贺子珍的慢慢接触中，两个人产生了感情。一开始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情感是兄妹之情多于爱情，因为毛泽东知道在长沙还有一个坚贞不屈的杨开慧在等着他；而贺子珍则完全是出于爱慕之情。在过去，还没有一夫一妻制的概念，因此，明明知道毛泽东有妻子和儿子，贺子珍爱上毛泽东也很正常。因为在她做出来爱的表现以前，她就已经想好了，她是可以做二房的。
贺子珍是永新县人，1909年9月出生，父亲是个举人，做过安福县的县长，母亲是广东人，读过书，聪明俊秀。后来父亲丢了官，又吃了官司，家道开始中落。贺子珍7岁入基督教会办的小学读书，1919年转入修水女子学校学习。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贺子珍16岁参加国民党党部工作，担任党部的委员兼妇女部长，成为永新的风云人物。她中等身材，皮肤洁白，长着秀气的瓜子脸，在一双又长又弯的眉毛下，是一双闪烁着刚毅生辉的眼睛，乡里都称她为“永新一枝花。”贺子珍与伍若兰一样，双手打枪，百发百中。会玩枪的女人，没有一个是性格懦弱的，都是性格刚烈，爱憎分明，眼睛里不揉沙子，做事任性又敢当。贺子珍兄妹四个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还有一个弟弟，这些人我们都会讲到。
贺子珍爱上了毛泽东，毛泽东岂能看不出来？这让毛泽东陷入了进退两难中。进，对不起杨开慧；退，就可能惹恼这个刚烈的丫头。惹恼贺子珍还好说，他怕是惹恼了袁文才和永新县的群众。永新县的“一枝花”愿意给毛泽东当二房，毛泽东还不愿意，一是对永新县的群众来说是一种侮辱；二是怕反动派造谣，说毛泽东根本就不是和井冈山人民一条心，他是在利用这里的人民。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毛泽东在对待贺子珍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就征求老大哥朱德的意见，让朱德帮助他分析一下子利弊。朱德经过慎重考虑，建议毛泽东娶贺子珍。他提出了五个理由：一、革命者无处为家，单身也不是个事儿。他讲了自己和伍若兰的例子；二、最主要的是可以获得井冈山人民无条件的支持，因为你是他们的女婿了，和他们是一家人，可以不分你我了。否则，就可能造成与井冈山人民之间的隔阂，把井冈山所遭到的损失，全算在你毛泽东这个外人头上；三、关键的是贺子珍，如果你拒绝了她的爱意，让她还怎么在井冈山混？依她的性格说不定和你来一个鱼死网破；四、即使贺子珍不做出傻事，可是你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如果不结成夫妻，也会引起很多的闲话，这既不利于你，也不利于她；五、你结婚了，也可以给若兰找个伴吗。
朱德最后说：“不利的事情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对杨开慧解释，一个是你的自由可能被限制起来。至于开慧那里，到时候我可以帮忙解释，可是你的自由问题，只有你自己去解决了。”
毛泽东一听，说道：“只要不影响工作，牺牲自由是可以的。不过，如果真的是影响到了工作，你这个老大哥是非管不可的。”
朱德说：“那是一定的，你们两个的事情我会管到底的。”朱德最后实现了他的诺言，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贺子珍从永新回到茅坪，袁文才和谢梅香、伍若兰就开始给她操办婚事。与毛泽东结婚时，贺子珍亲手给他缝制了一个大挎包，成为他们结婚的唯一纪念品。这个长方形的大挎包，里面分了好几层，分别装笔墨纸砚；外面还缝了好几个口袋，装毛泽东的洗漱用品。毛泽东凡是出门都把这个口袋带在身上，非常的方便，成了毛泽东行军、打仗必备的行李。过了一年，贺子珍又把妹妹贺怡介绍给毛泽覃，这样，毛泽东兄弟娶了永新的两只花，从此井冈山成了毛泽东兄弟的泰山。泰山在这里就是安稳的意思。
八角楼在攀龙书院内，算是茅坪最好的房子了。朱德来到井冈山以后，这里成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共同官邸。毛泽东夫妇住在楼上，朱德夫妇住在楼下，攀龙书院的其他房子由警卫班和炊事员住。八角楼的灯光如豆，在楼外只能看出一丝微弱的亮光。可就是这里的那一丝微弱的亮光，在20年以后发出了照亮全中国的万丈光芒。

常昶昶

1928年6月，朱德在总结了三次与赣敌的作战经验以后，结合原来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作战原则，提出了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朱德的这个完善获得了毛泽东的极大赞同，因为这就把他一开始提出的消极的被动游击战，提升为积极主动的游击战。正是这种游击战术是毛泽东、朱德共同研究出来的，所以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迅速成为工农红军对敌战争致胜的法宝。
6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来到了九陇山区。九陇山区，在我们讲三湾改编时说过，三湾就在九陇山，这是井冈山西边的前沿阵地。永新县委就设在这里，贺敏学在这里工作，他们是来走亲戚的。毛泽东在这里盘桓了几天，这天毛泽东正在住处写文章，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30多岁，高个，人很消瘦，和毛泽东有点相像，他的身后带着一个警卫员。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叫杜修经，是湖南省委派来的，这里有省委给你的信。”
杜修经说罢，撕开内衣上的一块补丁，取出信来。毛泽东招呼两个人坐下，接过信来细细地看起来。信中的大意是说：省委制定了第二次湘南起义的计划，要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毫不犹豫地向以郴州为中心的湘南发展，开辟新的区域，以解决部队的给养不足的问题。毛泽东把信看完，放在桌上，原来的笑脸变得阴沉起来，他对杜修经说：
“我不同意省委的意见。我们刚打开永新，需要巩固这块根据地。目前不宜分兵湘南。永新是个很富的县，再把莲花、遂川、宁冈这几个县建设好，就可以就地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用不着把部队拉到湘南去筹办给养。”
杜修经毫不客气地说：“朱德和你的部队，都是受湖南省委领导的。你们必须回到湖南去，这是省委的决定，你必须遵守。”
地区主义，比阶级主义重要的多，实践证明在共产党中国中央的统治时期，这种倾向非常明显，尤其是在湖南省委。为什么湖南省委一直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行使错误的权力？就是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部队是湖南的，不应该在江西发展，这种主导思想得到了李维汉的大力支持。后来朱德、毛泽东南下，只留下彭德怀守井冈山，湖南省委就开始鼓动彭德怀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台。他们共同毁了井冈山根据地，率领红五军向西发展，建立以湖南边界为中心的湘鄂赣苏区，而不是以井冈山为中心的赣鄂湘苏区，就是这种地方主义在作怪的结果。
毛泽东向来是主张五湖四海的，听到杜修经的话说道：“省委的决定也可以讨论吗。这么大的事情，我个人决定不了，还是开个会大家讨论了以后再说吧。”
6月30日，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在永新城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宛西先、王尔琢、刘珍和特委、军委、县委的委员们，杜修经参加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他首先讲了这次开会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湖南省委的指示。毛泽东拿出湖南省委的来信说：“省委的信是6月26日写的，要求我们留下200条枪守山，朱德、毛泽东率主力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一带发展，以造成象4月时在湘南的乡村割据，对衡阳采取包围形势。”
毛泽东正要说说自己的意见，杜修经站起来说话了：“上次湘南暴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因为武装上了山，反动派杀了我们一个回马枪。湘南是富庶之乡，与其在井冈山割据，不如回湘南割据，只要我们打回去，必定会出现革命大发展的局面。”
听了杜修经的话，与会者，首先是从湘南出来的干部都有些心动。他们有的说：“井冈山太穷了，养不了大部队，应该向外发展。”有的说：“湘南比较富，我们去打一仗，发个洋财再回来。”
毛泽东看到会议走了方向，急忙表明自己的态度：“现在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期，湘南的敌人比较强大，我们去是冒险，搞不好会失败的。光想到处流动，到处找食吃，这是流寇思想。”毛泽东又转过头对杜修经说：“如果执行省委指示，红四军可能被消灭，井冈山也得丢掉，建议省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说道：“当时湘南暴动如果能够久占，我们何必上山？那里交通便利，湖南、广东敌人会联合对付我们。现在去湘南是肯定要吃亏的。”
毛泽东、朱德的发言，扭转了会议的方向，会议最后决定不去湘南，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但是湖南省委的决定经过湘南来的干部私传到部队中以后，还是在宜章农军组成的第29团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7月上旬，湘赣两省的何健与朱培德约定，对井冈山进行第一次“会剿”。7月14日，湖南第8军第1师和第2师由茶陵、酃县侵占宁冈新城。红四军军委决定：毛泽东率第31团在永新地区相机打击由宁冈新城进占永新之敌；朱德率第28团和29团进攻酃县、茶陵，威胁湘敌的后方，以“围魏救赵”之计，调动敌人回援。
7月13日，朱德率部攻克酃县，14日，进占永新的敌人果然回头，经莲花撤回茶陵。朱德见目的已经达到，遂决定向永新靠拢，以会同第31团对付即将来犯的江西敌军。这时，随军行动的杜修经开始进行阴谋活动，鼓动第29团回湘南老家，引导部队向湘南冒进。第29团营长朱仙峨带着一些宜章人围着朱德坚决要求回湘南，理由是：“军长，请给我们假日，让我们忙过秋收，再立即归队”；“我们离家一转眼就是半年了，树随山栽，人随田转，我们要请假回乡秋收”；“春起秋头，累死水牛。这个时候不回去，一家老小怎得活哟”！
这就是农民，没有经过武装和组纪律织训练的农民，他们时刻都以家为中心。毛泽东、朱德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为什么农民们离不开家，不能象工人那样四海为家？因为他们有土地、有家，几千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就是“父母在、不远游，以及穷家难舍。”就军队组织来说，这是落后的，没有工人先进，所以需要工人来领导；但就国和家来说，这就是最朴素的乡土观念，是一种根的观念体现，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才繁衍生息几千年而不曾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实行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开始对抗朱德作为军长的权威。他们召开了团士兵代表会议，作出决定：不回井冈山，直接由酃县回湘南宜章去。朱德在士兵代表会议上站出来讲话说：“你们要革命，就要听军长的命令。”
朱德的话音刚落地，有的战士就嚷了起来：“军长带我们回湘南去，回宜章去，就听军长的命令。”

常昶昶

朱德说道：“28团不去，29团单去能行吗？”
29团是个农民团，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力不行，没有28团，他们是不敢单独闯湘南的。这一点29团的干部心中清楚，所以没有人吱声。朱德对参加会议的特务连连长说：“你们特务连是听命令的，特务连先走，回沔渡去。”
朱德是想象赶养一样，命令特务连往回走，只要特务连往回走，其他的连就会跟着走。特务连执行了命令，立即率领全连出发，果然，一营、二营、三营也跟着行动起来。部队往东走，一路上战士们骂骂咧咧的，杜修经就乘机在他们中间煽风点火，说：“井冈山没有粮食吃、毛泽东也不给你们发军饷补贴家用，这样在井冈山闹革命，不仅自己饿死，湘南家里的人也得跟着挨饿。大家还是回湘南去，回宜章去闹革命，别的不说，起码可以照顾家里。既然在哪里都是闹革命，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毛泽东？”战士们一听有理，就开始集体吵吵着要回湘南去，他们可不管29团有没有战斗力。王尔琢发现问题的根源在杜修经这里，就开始和杜修经吵起来了。杜修经指着王尔琢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王尔琢没有办法就向朱德汇报，杜修经也跟着来找朱德，非要开军委会不可。我们知道，不开军委会，就是朱德说话算数，如果一开军委会，朱德就得听军委会的决定。来找朱德不是杜修经一个人，还有那些要回去的士兵，朱德无奈只得在沔渡召开了红四军的军委会。军委会上，会议室里是杜修经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号召大家回湘南去；会议室外是聚集着的几百名吵吵要回去的士兵。如果不作出回湘南的决定，反对者势难走出会场，兵变就在眼前，朱德只好同意去湘南。
7月17日，朱德传令第28、29两个团，由酃县沔渡出发，一同向湘南开进，并顺利占领郴州。敌16军两个团来攻郴州，24日，朱德指挥部队击溃敌人的这两个团。当日黄昏，更多的敌人来攻，朱德只得率领部队撤出郴州。就在撤退的过程中，那些担心朱德带部队回井冈山的29团的士兵开始自由行动，跑回了宜章的老家。团长胡少海收拢不住部队，只好带领不到100人的第29团随朱德和第28团向桂东转移。三天以后，萧克把他的那个连，也就是以“彭家将”为主的这个连带回来找到了朱德归队。
部队来到资兴，朱德命令第28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领本营和机关枪连、迫击炮连为前卫，向井冈山进发。哪里知道，袁崇全企图摆脱团部的控制，从资兴市田圩出发，不是向东，而是向南一口气走了170里。跟着袁崇全的6连连长李见林、党代表赵尔陆，机关枪连党代表何笃才感到情况不对头，就问袁崇全：这是往哪里走？袁崇全说：“是胡子的命令。”胡子指的是朱德，朱德因为长时间不刮脸，满脸的胡子，战士们就送给他个胡子的外号。
李见林他们向袁崇全要朱德的手令，袁崇全说是口头命令，没有手令。李见林、赵尔陆、何笃才经过商量，约定6连、7连、6连和机关枪连连夜往回走，掉头一口气走了130里，在第二天中午追上了朱德的大部队。这个时候，袁崇全就带领一个迫击炮连和他的亲信第5连有200多人继续向南走。8月23日，朱德率部在桂东和前来接应的毛泽东率领的第31团第三营会合，经过毛泽东和朱德的商议，决定经赣南崇义、上饶返回井冈山。这是一个弓背，等于是向南向东绕弯再向北，不想，就是这个绕弯，让迫击炮连重新归队，让王尔琢牺牲了。
部队行军来到崇义，天已经黑了，部队就地宿营。战士们听老百姓说在前面30里思顺墟有红军2-300人，还有三门大炮，就向团长王尔琢汇报。王尔琢一听，就知道是袁崇全他们，和党代表何长工、一营长林彪一商量，就带着一营连夜追了过去。来到思顺墟，天已经快亮了，只见这里有一所独立的房子，王尔琢估计袁崇全他们就在里面。于是王尔琢在房子外面喊道：“里面是二营吗？我是团长王尔琢，和党代表来接你们来了。”
袁崇全恰巧在房子里，听到王尔琢的喊声，命令卫兵打出一排子弹，当场就把王尔琢给打死了。王尔琢牺牲时25岁，是红军将领中最不可多得一个将才。袁崇全一看打死了团长，知道自己犯的罪大了，慌忙带着警卫逃走了。何长工、林彪光顾忙王尔琢，也没有来得及去追袁崇全。袁崇全逃到了遂川县城，9月13日红军攻克遂川活捉了他，28团召开全体官兵会议，经过公审以后处决。5连和迫击炮连随何长工和林彪归队。不久，林彪因为在七溪岭等战斗中作战勇敢、多谋善断、指挥有力，被毛泽东提升为第28团团长。
毛泽东是怎么来的呢？在永新转危为安以后，他获知朱德率部转向湘南，掐指一算就知道要出大事，立即率领第31团的第三营前去迎接。有人说，朱德还不知道回井冈山，需要迎接吗？需要，非常需要。朱德带领部队撤出湘南以后，是挥军向东的。当时朱德的心里的确感到不好意思再回井冈山，因为他的行动证明了毛泽东说的失败，没有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意见。所以，毛泽东是非要出来迎接才行的，只有这样，才能让朱德再次回到井冈山。
毛泽东没有回井冈山，从永新直接率军南下。但是在行军中他心头一动，感到赣军可能会趁机攻占井冈山，就急忙给井冈山特委写了一封信，嘱托了两件事：一是要加紧修筑黄洋界哨口的工事，并在工事前面布置竹阵。什么是竹阵？井冈山的竹子多，把竹子削尖用火烤一下，象钢刀一样锋利。在黄洋界哨口布置陷阱，布置竹钉，满地的都是陷阱、竹钉，怎么能够发动起有效的进攻？二是嘱托毛泽覃一件事，以作疑兵之计。
果然，8月30日，湘军吴尚部和赣军王均部4个团，乘毛泽东不在井冈山之际，东西夹击，合围井冈山的主要哨口黄洋界。下午4点钟，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武器先进，一边用机枪扫射，一边向山上进攻。红军战士面对敌人的进攻，凭借早已准备好的工事抗击敌人。在敌人进攻的道路上，处处是陷阱；在山坡上是竹钉，隘口是一道道的竹篱笆，还挖有4-5尺宽的壕沟，沟壁、沟底都是竹钉；山上是檑木滚石，还垒有坚固的掩体，和一门只有三颗炮弹的迫击炮。敌人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来到了迫击炮的射程之内。这个时候，毛泽覃假扮的毛泽东出现了，他命令埋伏在四周的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打击靠近山坡的敌人，让敌人尽量往一处靠拢，成拥挤状。
敌人看到了毛泽东，心里开始打鼓，不知道有什么厄运在等待他们。这个时候，一发炮弹在他们中间爆炸，隐蔽在四周的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踊跃而出，手执红旗、梭镖刺向敌人，敌人见势不妙急忙撤退。炮弹三颗怎么就听见一声炮响？告诉大家，那两颗都是哑弹。毛泽覃假扮毛泽东，让敌军以为毛泽东已回师井冈山，所以就各回各家去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消息迅速地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赋词一首，这就是《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闻。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9月8日，朱德、毛泽东率领部队返抵井冈山的南麓——黄坳。这时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赣敌第14旅占领宁冈新城和永新，独立第7师的5个营进占遂川，第21旅和35旅盘踞在泰和、吉安、安福、莲花；湘敌第8军3个师在攸县、茶陵、酃县、桂东一带布防。两省的敌军对井冈山形成了包围的态势，这是它们对井冈山进行的第二次“会剿”。毛泽东和朱德仍然采取对湘敌采取守势、对赣敌采取攻势的方针，决定利用根据地内线作战地利、人和的条件，集中兵力，避强击弱。

常昶昶

9月13日，一战遂川城，歼灭赣敌独立第7师的一个营，俘虏敌人百余人；10月1日二战宁冈新城，歼灭赣敌第14旅第27团一个营；11月9日，三战龙源口，重创赣敌第27团。连战连捷，共俘敌500余人，缴枪400余支，基本上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原有地区。湘赣两省敌人的会剿被打破，威震了敌胆，促使敌人内部分化。驻桂东沙团的湘军营长毕占云和驻江西樟树镇的赣军营长张威，各率一个营起义，分别被编为红四军的特务营和独立营。
10月4日至6日，利用在反第二次“会剿”的间隙，毛泽东在宁冈步云山白云寺召开了湘赣边界第二次共产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就《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就是毛泽东选集上著名的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的报告讲了6个方面的问题：
一，国内的政治状况。现在国民党新军阀，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国民党新军阀蒋、冯、阎、桂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来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
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及存在的原因：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件奇事的发生，有独特的原因。而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必须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往往会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1926年和192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的地方。这些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斗争。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条件。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
三，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且稳定的时候，那一首的统治阶级或几个省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然而我们以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29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四，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和湘鄂赣三省的地位。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意义的。
五，经济问题。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六，军事根据地问题。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这篇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政治大家的思想的光辉，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的思想光辉。我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总结出来了四大军事原则：其一，利用敌人之间的战争，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机会；其二，正确把握敌我态势，不可分兵冒进；其三，经济问题就是军队长期存在的基础，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吗。但是这又不完全同于单纯经济问题，是军事发展和经济发展必须同步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中心；其四，军事根据地的建设问题。这样，毛泽东在井冈山短短一年中就总结出来自己的九招兵法，可以使红军立于不败之地了。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湘赣特委委员，共有19人当选。毛泽东不再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特委书记由谭震林担任，陈正人担任副书记。毛泽东、朱德、陈毅、宛西先、何挺颖、袁文才、王佐等为委员。为什么毛泽东不再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了？因为毛泽东感觉到对红四军放任不管是不行的，在遇到象八月那样的事情，如果由朱德和陈毅直接去面对，还是会出现问题。所以决定恢复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的书记，统一领导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这样不论是根据地、还是军队出现问题，都得向毛泽东汇报解决，他们不能再擅自行事了。正是这样一个设置，为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爆发点燃了导火索。矛盾的爆发从来都不是偶然的，是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结果，这一点后来我们会讲到。

常昶昶

九十四
1928年6月4日，中央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经过曲折的地下交通送到井冈山时，已经是11月2日了。信中批评了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虽然连陷十余县，但始终只做一些烧杀的工作，甚至主张烧毁城市”的错误做法；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和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局面的发展。”“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称红军。”
这一次的中央很明智、很正确，不仅纠正了湘南特委取消井冈山前敌委员会、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的错误，而且指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信中说：“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5人组成，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
这封信还有两个没有说明的决定：一是中央承认红四军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不再是湖南省委的自家队伍；二是确立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正当地位，不再是毛泽东为了躲避敌人的避难所。因此，毛泽东前敌委员会不再受湖南省委领导，而是对中央负责。为什么共产党中国中央突然正确起来了？因为现在掌握临时权力的是毛泽东的学生任弼时。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汨罗市一个教员之家，5岁随父读书，7岁入明德小学，12岁去长沙考入师范附属高小，后来入长都中学读书。1920年17岁的任弼时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与刘少奇一起到俄国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在张太雷辞职以后，代理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非常年轻，深受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认识的影响。毛泽东远离中央，而他却和陈独秀在一起工作，每次开会任弼时都向陈独秀提意见，他的这一性格被中央内的同志广知。所以在陈独秀倒霉时，因为他一贯和陈独秀作对而被选入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可以代表中央呢？这是瞿秋白和周恩来委托给他的权力。周恩来在香港养好病，从九龙乘船赴上海，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在1927年11月9日召开，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以外，还有中央指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重要的省委或中央分局的代表。周恩来是中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指定之列，这是为什么？因为会议讨论的内容有关于南昌暴动失败的责任问题。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指导下进行。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为罗米纳兹背了黑锅，受到了批评，周恩来也有连带的责任。
这次会议通过了由罗米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应该进行“无间断的革命”，并对全国革命作出了严重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这就是共产国际在睁着眼说瞎话的典型例子。当时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各地革命力量遭受严重的摧残，共产党员由原来的6万人锐减为1万人多人。他为共产党制订了一个“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的自杀政策，规定了在全国进行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
正是这个本末倒置的进行暴动的指导方针，让共产党中国中央中占绝对多数的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产生了狂热的举动。因为罗米纳兹把他们这些城市出身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了中国革命的当然领导者，这些在中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人，在掌握权力以后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既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也不知道革命的道路是什么。在这里真理就是天，道路就是地。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政策就是盲动主义和对农民的烧杀抢掠。对农民最看不起的就是小市民，他们和大资产阶级没有办法比，能够说明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就是他们生活得比农民好。为了证明他们的确比农民好，他们对农民极尽侮辱之能事。所以，所谓的极左错误，不过是这些人出身所具有的那种劣根性而已。只要看一看中共历史上各次极左错误，都是这些人在掌握权力所致。因此，在中国防止中产阶级掌权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会议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张国焘除此之外，还受到了严厉批评。关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毛泽东上山当了土匪，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现在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派在掌权，所以，周恩来被增补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当然，周恩来的晋升，除了和瞿秋白、李维汉属于一个阶级的人之外，还在于他对自己做出了深刻的检讨和表示认罪悔罪。
中央在小资产阶级的掌握之中，周恩来获得了重用，1928年1月10日，他被任命为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的工作。周恩来是中央的第二号人物，因此，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他实在是脱离不了责任的。共产国际决定共产党中国中央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从5月起，中央委员和政治家成员都陆续去了苏联。瞿秋白、周恩来在携邓颖超前往苏联之前，研究由任弼时在上海留守，主持中央的工作。
任弼时早就对他们做的这一套看不惯了，他们一离开中国，大权在握的他，立即停止了瞿秋白、周恩来的极左路线，恢复毛泽东的名誉和确立井冈山应有的地位，为毛泽东在共产党中国中央党内提供了极大的生存空间。所以，任弼时对毛泽东功不可没，他在日后的迅速飙升是必然的。但是，他的这一做法也和瞿秋白、周恩来产生了矛盾。
11月6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6月4日的来信。大家认为中央指示切合井冈山地区的实际情况，重新研究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前委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前委所在地党部书记）、宋乔生（原来是水口山的工人）、毛科文（农民代表）5人组成。此次，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开始名正言顺地领导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党、政、军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如果放在古代来说，毛泽东开始成为一个最有实权的地方大员。

1928年7月22日，平

常昶昶

1928年7月22日，平江上空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湘南暴动之后，威震湘鄂赣、声撼全中国的又一次伟大的武装起义。起义的领导人是彭德怀。
彭德怀，号石穿，又名彭德华。1898年农历9月初10，出生于湖南湘潭乌市峰下彭家园子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给地主放牛，14岁到煤窑做苦工。1916年春，彭德怀入湘军当兵，参加了驱逐汤芗铭之役。1919年彭德怀被提拔为湘军的排长，在军队里秘密组织“救贫会”，提出了灭洋人收回海关，灭老财救济贫穷人，反对克扣军饷等口号。第二年，彭德怀参加了反对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战争及士兵闹饷的斗争。1922年考入湖南讲武堂，毕业后担任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营长，此时他结识了共产党员段德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出任湖南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1928年春由段德昌介绍，经中共南华安特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在该团建立了直属南华安特委领导下的党支部，成员有彭德怀、邓萍、张荣生、李光等4名党员，后来又发展了李灿、李力入党。
平江，位于罗霄山脉北段，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北抵湖北通城，东连江西修水，南邻浏阳，西接长沙。县城坐落在幕府山下一个平坦的盆地上，四周群山环抱，汨罗河绕城而过。这里山川形胜，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独立第5师第1团进驻平江后，第1营驻扎在东门外天岳书院；第2营驻扎在南门外50里的思村；第3营驻扎在北门乌龙庙一带；彭德怀的团部驻扎在县城南街宝积寺。
彭德怀进驻平江刚刚安顿下来，李灿和张荣生跑来报告说：探悉阎仲儒伙同地主豪绅武装，在平江四乡烧杀抢掠，到处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在县城的监狱里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千人以上，由于饥饿、疾病和天气炎热，每天死亡相继不断。当晚，彭德怀召开了党团员会议，研究制定出如下对策：
1、立即分别通知各营、各连，报告当地反动派统治的情况；
2、在派兵清剿时，必须监督反动民团，不准他们有任何残害民权的行为；
3、对本团进行纪律教育，士兵会要起积极带头作用。
4、把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同士兵会为工农服务联系起来。
7月18日，晨风习习，彭德怀亲自率领传令排长张荣生等数人，跃马前往县城50里以外的2营驻地思村巡视。来到思村，彭德怀向2营营长陈鹏飞等询问一些驻防情况。陈鹏飞告诉彭德怀，在部队驻防时和农民自卫队相遇，双方发生交火，互有伤亡。彭德怀便让陈鹏飞把部队集合起来，他要训话。在训话中，彭德怀要求部队如果再遇上农民自卫队，不要打枪，叫他们回去，以后互不干扰，因为他们不是土匪，是革命的。回到了平江县城，彭德怀没有回团部，径直来到电报局。在电报局有两份从长沙发来的密电，一份是给他的，一份是发给师部的。彭德怀立即回到团部里将两份电报译出，获知是师长周磐要逮捕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3人的电报。看来，在独立第5师中的党组织已经暴露，事态到了千钧一发的严重时刻。
正在彭德怀拿不定主意时，滕代远来了。滕代远，苗族，1904年10月出生于湖南麻阳县岩门乡大门坡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他是长沙近郊区委书记兼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3月调任湘东特委书记，1928年3月，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被叛徒苏先骏出卖，特委机关遭到破坏，湖南省委调滕代远任湘鄂赣边的特委书记。因为特委机关遭到破坏，滕代远就到各县来寻找各县县委的关系。在滕代远从长沙出发以前，省委告诉他，在平江城内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1团部有党的组织，并指示“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组织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以便与井冈山的红四军相互配合。”
滕代远首先来到了安源，在从安源出发途径浏阳时，见到了浏阳县委书记王首道。王首道就派交通员护送滕代远于7月17日到达平江县城，这时，南华安特委也被破坏，特委负责人在长沙被捕，供出了黄公略是共产党员的消息。省委来电指示他：“独立师5师党的情况有所暴露，立即发动暴动，以争取主动。”滕代远来到了平江城，首先找到了邓萍，接上了组织关系。邓萍将滕代远安排在城内君子巷平江县教育局对面的“镜中天”旅馆居住以后，随即找来在县城里的党员黄纯一、贺国中与滕代远相见，然后把消息告诉给了彭德怀。
彭德怀得知滕代远的到来，立即来到旅馆去看望他，商量对策。在这事不宜迟、千钧一发之时，两人经商议一拍即合，果断地决定：没收周磐的密电，准备发动起义；起义时间就定在1928年7月22日下午1点，趁敌军午睡时开始行动；起义的指挥部设在1团1营的驻地县立男子中学（天岳书院）后面的一户农民的草屋里。这里偏僻幽静，不为人们注目，一切秘密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一切宣传口号、标语、通告、传单在这里油印；起义的红领带也在这里赶制。
20日夜里，忙碌了一天的彭德怀，刚刚躺在床上，忽然“叮铃铃”电话铃响了。彭德怀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第3团团长刘济人打来的，说黄公略黄昏时借闹饷为名，杀了他的侄子，11连连长又向嘉人镇商会借了3000元，当夜率部队向南偷跑了。还说黄公略是彭德怀推荐的，要彭德怀对黄公略的逃跑负责。彭德怀听说黄公略率先起义，反而一颗心放到了肚里，于是在电话中十分镇定地回答说：“现在部队又有好几个月没有发饷了，如果再不解决，这次闹饷风潮可能会波及全师，那就不是黄公略一个营的问题。”
刘济人挨了一闷棍，也只好说：“不好办”。彭德怀刚放下电话，第2团团长也打来电话说他的3营士兵闹饷，率部叛变。彭德怀放下电话，仔细分析考虑，认为以闹饷为手段发动起义是正确的，这涉及到每个战士的切身利益，能获得大众的支持，一旦发动起来，敌人就没有勇气来进攻。主意思定，彭德怀第二天即把邓萍和党团组织的其他人员找来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黄公略提前起义的情况。他分析，这个时候师部对1团还顾不上怀疑，但是起义准备工作还必须抓紧，仍然按原计划进行起义。接着会议讨论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和起义的具体有关事宜。
会后，起义的领导成员各司其责，分头行动。21日的晚上，彭德怀夜不能寐，即兴吟诗一首：
电传天书值千金，这是革命幸福根；
度过明天艰难日，廿二午时红旗新。
7月22日中午11时半，彭德怀带领警卫员和传令兵来到天岳书院，参加了1营的誓师大会。一声口号，全营700多人排成方阵。彭德怀英姿勃勃、威武雄壮地站在前面的土台上，面对全副武装、队列整齐、精神振奋的全营官兵发表讲话：
“士兵兄弟们，反动师长周磐这个吸血鬼，克扣了大家的薪饷，我们好几个月没有发饷了，弟兄们连个抽烟的钱都没有，都穷得要命。昨天我去找县长刘作柱借饷，他分文不给，还说当兵的穷小子，哪里有什么薪饷发。大家想一想，我们当兵的难道不是人吗？我们天天给军阀地主土豪做牛马，流血流汗，连双草鞋钱都没有，连基本生活费也没有保证，我们能给他们卖命吗？”
彭德怀几句煽动性的话一出口，就像是在干草上投入了一个火把，“轰”的一下子燃烧起来，他们振臂高呼：“我们再也不能给军阀卖命了。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会场上形成了愤怒的海洋。
彭德怀接着说：“好！我支持大家的正义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给军阀地主卖命。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救出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今天。我们去活捉刘作柱，消灭反动派武装。逮捕土豪劣绅。把班房的人放出来，把财主的光洋银子没收过来，给弟兄们发饷，救济贫苦百姓。”他高声问大家：“大家赞成么？”
“赞成！赞成！”士兵们个个斩钉截铁高呼：“活捉刘作柱，消灭土豪劣绅！”
彭德怀当即宣读了誓词，大意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工农兵革命政府；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给农民；建立工农红军，实行官兵平等，军官由士兵委员会选举，实行财务公开。接着，彭德怀宣布了各连作战任务和途径，强调了革命纪律。随即彭德怀拔出手枪，往空中一举，下达命令：“装好子弹，出发！”
下午1点，各路部队按照预定的目标，迅速奔赴目的地。士兵们把过去压抑很久的仇、积蓄了满胸膛的恨，都凝聚在枪口上，所到之处几户都是手到擒来，略有反抗者都成了刀下之鬼。昔日作威作福、骑在人民头上、鱼肉乡里的反动县长刘作柱、省清乡督察员杨鹏翼、警察局局长黄夕度等反动官吏和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都一一就擒，全城的反动军警、挨户团都一概解除了武装。驻思村的1团第2营，在接到团部通知撤回平江县城闹饷以后，立即冲到清乡队驻地，缴获了他们的40多条枪，随即又神速赶到县城参加了起义。
正在离城8里麟师阁开会的中共平江县西北特委听到了枪声，立即派人与起义部队取得了联系，组织了1000多人的农民赤卫队，一部分进城，配合起义部队维持治安；一部分在城外警戒，先后截获了向长沙逃跑的土豪劣绅300余人，缴获步枪机枪近千枝，子弹百万发，俘虏警察、民团等2000余人。起义军将平江县所存官盐百万斤，公粮和地主存粮数万担，减价出卖一半，以充军饷，一半分给赤贫户。
起义胜利后，中共平江县委与1团党委举行了联系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平江县工农兵政府，充分发动群众，建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取得联系，造成整个罗霄山脉的割据等问题。
7月22日午后，贺国中率随营学校的学员199人赶到平江城，参加了起义；下午4时，黄公略率第3团的3营来到平江城北5里的暹江。独立5师的起义部队会合在一起，24日上午，起义部队的士兵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选举彭德怀为红五军军长，邓萍为参谋长。名为军的编制，实际上一个师也不到，只有2500人，所以就成了一个第13师，由彭德怀兼任师长。原来的三个营都改称团，分别为第1、第4、第7团，由雷振辉、陈鹏飞、黄纯一分别担任团长。除了三个团外，还编有特务连、机枪连和迫击炮连；军部设立经理处、军医处、卫生队、电话队等。红五军学习红四军的党代表制度，由滕代远担任红五军党代表，李灿、黄公略、贺国中分别为第1、4、7团党代表；同时，成立中共红五军军委，由滕代远任书记。
平江起义的胜利，如汹涌澎湃的怒潮席卷平江、浏阳、修水各县辽阔的土地，波及湘鄂赣数县。红五军一鼓作气向周围各县发展：第4团向南推进，与浏阳取得联系；第7团往北发展，向湖北的通城、咸宁一带进军；第1团和军部直属队，挺进修水、铜鼓等地开展游击战争。红五军打算以平江为基地，在最短时间内创建起湘鄂赣边游击根据地，并力图“打通湘东，与赣南朱毛部取得联络。”与此同时，敌人也如洪水恶浪，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在这三省交界处与起义军进行了你死我活的反复搏斗。

常昶昶

7月29日，敌人以6个团的兵力，组织前后两个梯队，沿着长（沙）平江公路，向平江县城大肆反扑。此时，红五军主力都分散在全县各地开展斗争，只有彭德怀指挥的6个连兵力驻守县城。彭德怀指挥部队且战且退，从城里退到城外，向北面山区转移到平江修水、铜鼓等县边境开展游击。国民党反动派先后集中10多个师的兵力进行多次“围剿”，红五军第7团团长黄纯一阵亡，一些旧军官动摇叛变了，伤病员在增加，给养也很困难。部队越发艰苦，每天只能吃两顿地瓜干，有时连地瓜干都吃不上，人心浮动，部队严重减员，形势相当紧急。
在这危难而严重的时刻，红五军究竟往何处去？彭德怀把这个重大问题摆在全体指战员面前。会上，讨论十分认真而热烈、严肃，又十分紧张。最后大家认识趋于一致，认为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屯驻湘鄂赣边界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地“清剿”之敌有10个团，加上各地地主武装，其兵力为红军的20倍，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如果红五军继续在这里孤军奋战，很容易被各个击破。于是，到井冈山和红四军会师，成了唯一的选择。见大家的认识一致，彭德怀说：“井冈山是黑暗中国的一颗明星，是湘鄂赣根据地的指路明灯。”
8月20日，湖南省委也发来指示，要红五军避免与敌人的主力作战，并派一部人马与朱毛联络。8月底，红五军冒着炎炎酷暑，从平江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转移。转移路上，红五军边打边退，冲破了敌人一道又一道封锁，几乎天天打仗，人不卸甲，马不卸鞍，饥不能食，睡不能寝，疲惫不堪。路上还遭到国民党朱耀华部的突然伏击，使2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只剩下500多人了，筹集的一些军用物资也丢失殆尽。在这个惨重伤亡的情况下，彭德怀与滕代远商议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部队带回修、铜边境休整，红五军第一次上井冈山的行动中途夭折了。
红五军退回修、铜后，对部队进行了严密的整顿，清洗了混进来的反动军官，遣散了一些思想动摇和身体不好的官兵，吸收了一些思想坚定、作战多次的工农分子入党。彭德怀和滕代远经常到士兵中与战士们谈心，鼓动战士们努力革命。滕代远还领着大家唱他自己编的一首歌：
不动摇，干到底。
万众一心，团结一致。
前进，把革命障碍踏平。
翻天变乾坤，就靠我们红军！
经过整训，部队比以前纯洁、精干，士气和战斗力有了提高。9月中旬，百折不挠的红五军第二次挺进井冈山。彭德怀吸取前一次的教训，采取欲南先北、迷惑敌人、打乱敌人部署的策略。彭德怀先挥师北向湖北通城运动，并在江西的修水、渣津干净利索地消灭了一个敌人的宪兵营和部分民团，击毙了敌宪兵营长，缴枪100多支。随后，又向湖北通城前进，沿途发动群众，帮助各地建立游击队，吸收贫苦工农入伍，进行土地革命，并将没收的粮食、衣服分给贫苦群众。群众也热烈拥护红军，红军每到一处，都出现了踊跃参军的动人景象。湘鄂赣边境的石堰乡第一村，一次就有16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经过不断的扩大队伍，红军很快又发展为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
为了能够胜利地到达目的地，红五军军委、湘鄂赣特委在江西台庄举行了联系会议，决定红五军和地方游击队合为5个纵队，每个纵队约400多人：一纵队队长孔荷宠，二纵队队长黄公略，三纵队队长吴溉之，四纵队队长贺国中，五纵队队长李灿。并决定一、三两个纵队在平江、铜鼓、武宁一带活动；第二纵队的在浏阳、平江、万载一带活动；第四、五两个纵队和直属队约1000人、500条枪，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奔向井冈山。
彭德怀、滕代远带领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冲破敌人一道又一道的封锁，在一个多月中，他们翻越了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等高山峻岭，跨过了修水、锦江、袁水等数十条湍急的河流，经过了平江、修水、万载、萍乡等县，躲过了比自己多20倍敌军的围追堵截，行程数千里，终于在12月上旬来到罗霄山脉中部的莲花县境内。

常昶昶

   九十五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可是，有谁知道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在何时何处高于马克思、列宁，并与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毛泽东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创造，在我们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哪一次的朝代更替走的不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不在这里，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相比，他伟大在他的哲学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经济学说上。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内容就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实践证明他的这三个内容都是空想的，在实践中也是失败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苏联存在了80年，是因为列宁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所以列宁的理论就创造社会的现实来说，比马克思主义要科学的多。但是，列宁主义随着苏联的解体，在它的出生地失败了。在中国，现在大家之所以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真理，实在是毛泽东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从根本上的创新，这些创新都是相应高于他们的主义组成内容的思想的。这一点我们会在今后逐步讲到，因为不是论文，所以不是分门别类地讲，而是按它发生的时间来讲的。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些。
在井冈山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回答出来了在1920年与陈独秀谈话时，他说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的理由。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在1925年他写《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将阶级的斗争理解为五个阶级的斗争层面上，认为这是社会的主要斗争内容，比马克思单纯的两个阶级的斗争理论已经高的很多了。但是这还是书面上的，在实践中还有比这些斗争更重要斗争，毛泽东在井冈山逐步地认识到了。这些斗争存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民族之间的斗争远远大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民族之间的斗争小到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两个民族之间，大到两个国家之间，民族的利益永远大于阶级的利益。所以，当民族矛盾发生时，阶级斗争必须让位于民族斗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把阶级斗争置于民族矛盾之上，这是由于马克思没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概念设计出来的畸形理论，相信这一理论的人必然认苏联人和共产国际为主子。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逐步制定出来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使红军成为一个各民族共同的家园。
二是宗教之间的斗争远远大于阶级斗争。宗教信仰是一个国家、民族最基本的信仰，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宗教信仰。一切试图消灭宗教信仰的学说和理论，是反社会和反人类的。毛泽东在实践中发现各宗教的主旨都是向善的，所以要求尊重宗教信仰，从而使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汇聚到毛泽东的旗帜下。
三是宗族之间的矛盾远远大于阶级斗争。宗族之间的斗争，源于氏族之间、种族之间的争斗，在不同亲缘的族群之间，这种斗争长期存在。毛泽东在实践中也逐步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很多的世仇都握手言和。
四是土客族之间的矛盾。这在本土与迁徙群体之间长期存在，过去，往往就是一场血战。现在在欧洲一些国家还存在反对外来移民的情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也逐步解决了这一矛盾，而且还进行了大批的迁徙，以开发东北和新疆。
阶级斗争只存在于上述四个矛盾双方的内部，不存在矛盾双方之间。也就是说，阶级斗争不仅代替不了上述斗争，而且在上述矛盾发生时进行阶级斗争，就是在帮助敌人。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理解这些，所以，在共产党内部后来发生的一切激烈阶级斗争，都对根据地、军队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同样，也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些，所以就不可能在世界的各国取得斗争的胜利；反之，象苏联这样取得胜利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处于主要形态时，内部的阶级斗争就是自杀。
阶级斗争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在《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已经说得很明白。简单地说，一个社会的阶级可以分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农民阶级。可以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是资产阶级或工人农民阶级，而决定谁来领导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则是谁争取到中产阶级的支持。马克思没有看到中产阶级，但是毛泽东看到了，所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要远远高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要正确地称呼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我看叫社会斗争学说更符合其本来面貌。为了表述清楚后来所发生的各种混乱，我这里就将毛泽东的斗争学说称呼为社会斗争学说。
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思考。什么是政治家？我们现在把他理解为政治活动家是错误的，政治的本意应该是对一个地方的施政策略和治理手段，家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家，就是要有自己独特的有异于他人和前人的治理社会和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手段。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起步地点，就是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开始的。有些人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建设，不懂得什么是经济学。我要说的是你根本不懂得中国在建国以后的经济模式是怎么来的，或者是你根本不懂得毛泽东的经济学。
在现在的概念里，经济学分为两种，一种是市场经济学，一种是政治经济学。我们的思维被局限于这两种经济学中，在改革开放以前用政治经济学去衡量一个事物的好坏；在改革开放以后，则是用市场经济学来衡量一个事物的好坏。可是有谁知道对一个新兴的国家来说，对一个新兴的军队和根据地来说，最重要的是它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毛泽东的经济学既不是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市场经济学，而是生存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他的经济学既不同于马克思，也不同于凯恩斯，他是世界上所独有的。

常昶昶

但是，为什么他的经济学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和继承？这和他的社会斗争学说、《矛盾论》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和继承一样，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造成的。这一点在我的第三部书中会有很好描述，现在，我们就是在讲毛泽东的社会斗争学说、生存经济学和哲学观的形成过程。当我们看到它们都成熟时，毛泽东也就可以开国了。所以，大家在本部书中，不仅可以看到全面的军事斗争故事，而且可以看到上述三个学说的形成过程。只有当大家都了解了这些以后，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比周恩来、刘少奇、蒋介石要高得多，才知道毛泽东与在40年代的三大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相比丝毫也不差，而且后来都超越了他们。
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考虑军事问题，来指挥打仗，是他之所以在军事上高于一切军事家的地方，也是那些单纯的军事家难以向背的地方。政治军事家，是我给他的称谓，想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懂得毛泽东的其他三大学说是不行的。毛泽东在红军中实行民主主义，是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中非常高明的一招。这一招在世界军队史上是首创，是毛泽东改天换地的法宝。“改天换地”不仅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天和地，更重要的是改造共产党中国中央这个“天”和它领导下的党员和军队这个“地”。所以，我把这一招列为毛泽东兵法中的第10条。
我们说毛泽东的这一条兵法是改天换地的法宝，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始终无法改变的一个社会现实是，军队无论如何打仗，在政治上始终无法改变孔孟之道治理天下的局面，蒋介石也改变不了，为什么？是因为军队主管天下的时候，在军队中只培养出来了将军，而没有培养出来精于政治的士兵和将军。军队始终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军队打下来的天下和根据地由谁来治理？过去都是由儒生来治理，但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军事干部后来就可以治理天下，说实在的军队中民主主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人民需要民主，没有人去贯彻和推行民主，在军队中接受民主教育的广大官兵就起到了在中国推行民主的决定性作用。想想看，在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基层干部都是转业军人，是他们在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细胞，这些干部在上世纪70到80年代都还是乡村中的主流。这是换地，我们说改天，对于民众来说，县政府就是天，省政府、中央是九天，这些政府的领导人都是从军队中转业的军队政治干部，想想看，怎么不换天？
正是这样，毛泽东才可以彻底战胜蒋介石，才可以在一切敌人面前表现得毫不畏惧，才可以把它们称之为纸老虎。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是瓦解敌军一个“鼠疫”，只要一个俘虏士兵受到了传染，就会让国民党的军队全部换上这个“鼠疫”。但是，民主和一切行动听指挥是一对矛盾，“八月失败”就是没有处理好这对矛盾。因此，要把民主主义变成有利于指挥、充分发挥战斗力的积极因素，扼制它在军中的消极因素，就要把政治委员制度建设好，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内的纪律，在共产党内部实行起来容易，在普通士兵和群众中怎么能够实行呢？
干部和共产党员不具有天然的领导别人和影响他人的能力，要让群众和普通士兵听你的，你就必须做到三点：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二你的心是公心，不能是私心；三是决策英明，也就是有哥哥头的能力。所以这就对党员和干部、以及选拔干部和发展党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标准。而要充分发挥干部和党员的作用，还要在群众和士兵中保持共产党员一定的比例。经过实践，毛泽东发现，在军队中党员的比例应该掌握在30%以上，否则就可能起不到相应的作用。
这样还不够，这只是解决了阶级带头的问题，要充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还必须利用民族、宗族、宗教和同乡这几种关系，把同民族、同宗族、同宗教、同乡编为一个连队，就可以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就可以让战斗力无形中的提高。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看到志愿军是一支打不垮、打不散的军队，一个人遇到攻击，众人舍命相救，不明事理，专门进行了研究后发现：他们大多是同村、同族的兄弟。毛泽东在军队的组织原则中，充分利用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古训。因此，我把这一条称为毛泽东兵法的第11条。
军队中的民主主义解决了红军的兵源问题、俘虏兵的改造问题，培养了大量的拥有战斗能力的政治活动家。政治委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证战斗部队的后勤供给，而这就必须和地方建设紧密相联系。聂荣臻为什么可以在抗日战争中开辟出来一个模范的晋察冀根据地？实在是和他做政治委员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好的军队政治委员就是一个好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就是毛泽东把军队建设成为一个巨大的军政学校的成功之处，因此也是任何单纯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就是凭这一点，我们说毛泽东高于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上述这些感慨，是在我看到《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以后的思考。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给中央的一个报告，在毛泽东选集中排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后面。只要大家读懂这两篇文章，就知道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出现了雏形。
毛泽东的思想在井冈山逐步成型，但是他的想法还要得到朱德、陈毅和广大士兵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要政治委员作最后的决策负责者，无形中就是让政治委员比军事首长高出半格，具体到毛泽东和朱德的关系上，就是毛泽东要比朱德高出半格，这行得通吗？毛泽东这个时候，老实说还没有学会和战士们和谐相处。我们前面说过，毛泽东不论是在上学时期，还是在加入共产党以后，大多都是独行侠，没有学会如何带队伍，也没有学会如何生活。
然而，43岁的朱德已经非常会生活，并且和群众与战士们打成一片了。朱德在井冈山到处溜达，收集群众和战士们唱的歌曲，并将它们装订成册。我们大家对朱德的理解可能是一个严肃的将军和元帅，其实他非常爱好文体活动，喜欢唱歌和打篮球。毛泽东则与朱德恰恰相反，他既不会唱歌，也不会打篮球，天天就是坐在屋子里思考，偶尔出来散散步。在井冈山相对稳定的时期，为了囤积足够的军粮，朱德还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挑粮上山。

常昶昶

我们知道，井冈山人少、粮少，不利于大部队长期坚守、生存，自从毛泽东1927年10月份上井冈山以后，就一直靠向山下的宁冈县征粮养活军队。朱德上山以后，缺粮的问题就更加突出，没有粮食吃，是造成红29团离开井冈山重返湘南的重要原因之一。《朱德的扁担》记述了朱德挑粮上山的故事，朱德身为军长，已经43岁，每天都要和战士们一样，从宁冈挑粮到井冈山的茅坪。这一路来回100多里，山高路险，一天一个来回，想想看是多么的辛苦？战士们心疼朱德，把朱德的扁担藏起来，不让他参加挑粮。朱德就在自己的扁担上刻上“朱德记”三个字，以防被战士们拿走。挑粮的故事成就了朱德在井冈山的一段佳话，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来，毛泽东坐享现成，从而在干部、战士心中留下了毛泽东不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印象。这些都是日后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爆发矛盾冲突的原因之一，我们讲这些，就是要说明：当时毛泽东在人们的心中还不是英明的领袖，尽管他在思想上已经是政治家了，但他还不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尤其不应该脱离群众。
这一天，毛泽东正在八角楼考虑1928年全年的军事总结，思考1929年的工作，忽然接到了何长工派人送来了报告。报告说：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师来到了莲花县。毛泽东马上和朱德进行了商议，让何长工带领一支部队到莲花迎接。同时他们两个人也进行了分工，由朱德先到砻市去等候，毛泽东在茅坪准备欢迎大会。这时的红四军正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整训，闻听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来到莲花县，大家都非常高兴。
单说何长工奉命率领毕占云、张威的特务营和独立营，以及正在宁冈新城整训的由夏炎带领的莲花赤卫队，在11月底前往莲花县黄陂九都去迎接红五军。进入莲花县境内，何长工得知莲花靖卫队在赤卫队的叛徒杨良善带领下，趁莲花县赤卫队外出整训之机，联合萍乡南坑、白竹靖卫队，在上西一带大肆烧杀，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围攻县委。为了扫清敌人，打开让红五军顺利上山的通路，何长工决定率领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股敌人消灭。
这一天的清晨，红军以锐不可挡之势，如猛虎下山向敌人扑了过去。靖卫团的士兵赶忙跑到杨良善面前报告说：“红军来了。”杨良善此时还躺在床上抽大烟，漫不经心地说：“不要紧，这只是贺国庆的几条烂枪而已，等我过足了烟瘾就去缴了他们的械！”贺国庆是负责保护莲花县的赤卫队队长，手中只有7条枪，杨良善自是不把他放在眼里。哪知道，这次来的不仅有贺国庆，还有何长工和夏炎的大队人马。部队击毙了杨良善，缴获了靖卫队的枪；可惜的是，赤卫队大队长夏炎牺牲，贺国中也负了重伤。
战斗结束，部队正在以沉重的心情为夏炎举行追悼大会，有人向何长工报告：从萍乡来了一支大部队有上千的人马。何长工带领部队立即出发，刚到坊楼，发现埘垅口布满了岗哨，两边山头布满了部队。何长工让司号员吹军号问答，知道是自己人，立即派人前去联系，正是让自己迎接的红五军。双方官兵无不欢呼雀跃、相互拥抱、相互问候。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和红四军会师，彭德怀、滕代远非常高兴，立即在坊楼草坪上开了一个大会，对红四军派部队前来迎接表示十分感激。次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向井冈山前进，何长工则率部佯攻县城，掩护红五军顺利前进。
12月10日，朱德在砻市接到了彭德怀和滕代远后，带他们上井冈山宁冈新城。根据红四军的安排，红五军的官兵被分散在新城附近的黄夏、瓦岗等村驻扎，红五军军部设在黄夏村的敬爱祠堂。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朱德带领彭德怀、滕代远来到茨坪和毛泽东会见。毛泽东高兴地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们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彭德怀向毛泽东介绍了红五军的情况及转战的经过，并说明还有一、二、三纵队的1千多人，在黄公略的带领下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应将他们尽快接到井冈山来。
12月14日，在宁冈新城西门外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庆祝红五军与红四军胜利会师的大会。这一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太阳正在冉冉升起，朝霞散去，天空如洗，露出了蓝蓝的天；满山的枫叶红似火，如诗如画，将这秀丽的山川点缀得分外妖娆。在这个偏僻的山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盛况空前，街上和附近的村庄，到处都张贴着标语，有的用石灰水直接写在墙上：“欢迎红五军上井冈山！”“热烈庆祝红四军和红五军顺利会师！”“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列强！打倒新军阀！”
前来参加会师大会的红五军、红四军指挥员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当地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入会场。会台的横幅上写着：“庆祝红五军与红四军胜利会师大会。”两边写着一副鲜艳夺目的大红对联：
在新城演新戏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趁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创造红世界！
这幅对联出自陈毅的大手笔，字迹刚劲有力，风格独特。庆祝大会在一阵热烈的鞭炮声、欢呼声、掌声响过以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主要领导一齐登上了搭建的土台。哪里知道，几个人一上去，土台一下子给压垮了。这时便听到有人议论说：“哎呀！这可不吉利，今天刚会师台子就垮了！”
朱德听到了大家的议论，估计其他人也听到了，所以在新台子搭好以后，他笑嘻嘻地重新上台，对大家大声说：“同志们，刚才台子塌了不要紧，现在我们立刻把它搭好了，无产阶级是永远压不垮台的！”
在人群的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后说：“今天我们红五军和红四军胜利会师了，我们的革命力量更加强大了。”接着，他要求两军团结一致，坚决开展对敌斗争，建设好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常昶昶

彭德怀激动地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委员、朱军长领导红四军创建起来的，好似中国革命的一盏明灯。我们红五军到井冈山来，要好好学习红四军的建军经验------”
随后，朱德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向前发展。今天我们有了红四军和红五军，将来我们一定会有几十个军，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围攻，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红五军与红四军的会师，是继朱毛会师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会师。不过，这两支部队要融合为一体，则正是台子所预示的一样，还必须塌一次，才能重新走到一起。天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泄露出来的。

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上百次的武装起义：1927年4月至10月，中共东江特委和彭湃领导了广东省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自卫军起义，成立了海陆丰工农兵政府，坚持到1928年底失败；1927年9月，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杨善集和冯平、王文明、冯白驹等分别领导了海南岛的乐会、万宇、琼山、定安、临安、澄迈等地农民起义，开始了创建革命军队和琼崖根据地的斗争，这支红军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1927年10月，马尚德（杨靖宇）领导了河南确山、定阳的农民起义，起义最后失败；1927年11月，中共鄂东特委潘忠汝、曹学楷、吴光浩、戴克敏领导了湖北黄安、麻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一部分起义队伍先后转移到湖北黄陂县栏山和河南光山柴山堡坚持斗争，后来又经过发动起义成为红四方面军的起家班底。
1927年11月，中共赣南特委分别领导了江西万安、泰和、赣县、兴国等地的农民起义；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领导了江西弋阳、横峰农民起义；1928年3月至6月，郭滴人、邓子恢在闽西龙岩、张鼎丞在闽西永定先后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为朱毛红军建立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起到了先锋军的作用。
1928年3月，周逸群、贺龙领导了湘鄂边桑植农民起义，为红二方面军的成立好发展奠定了基础；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和刘志丹、唐澍领导了西北军许权中旅和渭南、滑县的农民起义。刘志丹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和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那里奠定了基础。

在中共不断地发动起义的同时，蒋介石的统治日益得到了巩固。在蒋介石的眼里，共产党的革命同全国各地的军阀比较起来，不过是一群嗡嗡叫的蚊子，他随手都可以拍死他们。现在让蒋介石最为关心的是割据一方的军阀，蒋介石对军阀早已恨透了，消灭军阀是他的中心任务。张作霖死了，东北军落在了张学良的手里。在北京饭店两个人喝茶时，张学良向蒋介石保证改旗易帜，使中华民国实现统一。因此，蒋介石暂时可以喘口气，同外国人叫叫板了。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外宣言，提出对中国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求有关国家，进一步而遵正当的手续，实行重订新约。”
7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又重申中国政府的废约原则和重订新约的要求。改订“新约”包括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内容。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同美、英、法等国进行多次交涉和谈判，先后分别签订了“新关税条约”或“友好通商条约”，并与部分国家就取消领事裁判权问题达成了若干协议。南京政府改订“新约”的措施，使中国若干长期丧失的主权得到了部分恢复，限制和减少了外国在华的一些特权，增加了政府的关税收入，否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因此，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开始让中国实现了半自主的进步。
之所以说是半自主，是因为帝国主义依靠武力，再加上无理地拖延，中国的关税并未完全自主，包括自订税率、自主行使海关行政权和独立支配关税款等关键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关于关税的问题，中国古代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是英国人在慈禧在位时提出来的，所以中国的关税一直由英国人管理。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虽然颁布了外国侨民“应一律遵守中国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的命令，并规定了实施日期；但是一些租界还保留着。不过，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已经有了和世界各国平起平坐的资格，按国民党自己所说：“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纪元。”
蒋介石在第二次北伐结束以后，便着手执行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其内容是：1、训政时期在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以政治会议领导国民行使政权；2、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政权托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3、中国国民党应训练国民逐渐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4、国民政府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5、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执行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的实施行政；6、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正和解释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决议执行。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又公布了其制订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主席总揽，五院分别执行。国民党确立的五院制形式的国家政权机构，抽掉了孙中山原来提出的“权”、“能”分开，彼此独立又互相制约，防止个人独裁的内容，为蒋介石日后走向独裁奠定了基础。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分别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的院长。

常昶昶

蒋介石总揽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要职，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至此，以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为特征的国民党寡头政治体制基本形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政治对手和军事对手开始变为蒋介石；不过这个时候，蒋介石并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他的眼里看的是东三省的张学良。

常昶昶

  九十六
张学良由项羽转世。项羽转世时，近古神主汉武为他召开欢送大会，邀请中古上仙姜子牙参加。在酒酣耳热之时，项羽问姜子牙：“我也是一条龙，乃青帝之子，力可扛鼎，势可撼山，为什么不过而立之年即亡，使我壮志难酬？”
姜子牙道：“立场使然，你的眼睛老是往后看，只看到你的楚国往事，看不到我中华发展的大势所趋。如果你不幡然醒悟，恐怕还要重蹈覆辙。”
项羽一听急了，慌忙向姜子牙施礼：“请先生指点长寿之道。”
姜子牙道：“你的目光要向前看，要以我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娶一个可以管住你的老婆为妻。就可以长寿。”
项羽偷偷地问姜子牙：“那我的虞姬怎么办？”
姜子牙道：“最多只能当个情人，或者做个妾。”
项羽道：“这对虞姬太不公平了，她这一世没有成为我的夫人，下一世还不能成为我的夫人，做人岂不是又是遗憾终身？”
姜子牙道：“你既想长寿，又想让虞姬从情人变成夫人，要得太多了，必须有所舍弃用来交换才行？”
项羽道：“请问先生，我要用什么来交换？”
姜子牙道：“自由，你今世的自由太多了，也太任性了，为了你爱的人，你可以放弃你的自由吗？”
项羽想了想，说道：“愿听先生安排。”
姜子牙笑道：“这就对了，常言道：‘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吗。我替你安排就是了。”
项羽站起身来，对姜子牙躬身一礼：“多谢先生成全。对了，先生，我的首任夫人可否透漏一二。”
姜子牙道：“你是龙子转世，自然要由凤凰才能管得住你。记住，凤至就是你的第一人夫人。”
项羽再一次向姜子牙施礼，姜子牙道：“时辰已到，赶快下界去吧！”
项羽一听，慌不择路地跳下了天庭。由于他喝酒带着醉意，所以也不及细想，在空中看到奔波的一辆马车上有一个孕妇，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一头扎了进去。

张学良1901年6月4日，阴历的4月14日出生在母亲逃命的马车上。由于马车颠簸得厉害，刚出生，张学良的头上就被撞出了一个口子。从此，头顶伤疤，张学良活了101岁。6月4日，这一天张作霖被炸死，因此，既是张学良的生日，又是他的忌日，所以，张学良后来过生日，从来都是在阴历的4月14日过。
张学良长到3岁，张作霖请人为他算命。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命硬，妨父母，要拜寄给和尚，换个名字才能消灭灾祸。于是，张学良的母亲就带着他到寺院里消灾。当时的习俗是：在寺院拜寄时的第二天早上，听到别人叫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张学良应该换的新名字。这一天早上，母子刚起床，就听到村子里有一个妇人在喊“小六子”。于是，张作霖就把张学良的乳名改为“小六子”，并从此叫了25年。1911年4月，生母赵氏妇人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去世。看来妨父母是破不了的，从此11岁的张学良在继母二妈的培养下长大。
张学良从小看不惯父亲作威作福的样子，因此不想做称霸一方的草寇，也不想做什么将军，他希望能学习一门知识，他想去美国留学。去美国留学是张学良的梦想，但被张作霖无情地给扼杀了；张学良想成为一名学者，去北京国立大学上学，名报了，记也登了，但是还是被张作霖给武断地否决了。张作霖要张学良学习军事，为他铺就了一帆风顺的军旅之路。
1916年8月8日，阴历7月初10，16岁的张学良和于凤至成婚。于凤至比张学良大3岁，温文尔雅，矜持得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皮肤白皙，娥眉凤眼，身段苗条，脚步轻盈，神态端庄，举步大方，聪颖过人，熟读诗书，善于书画。说起二人的婚姻，还有一段故事呢。
张作霖在起步时，得到了于凤至父亲的鼎力相助，在张学良出生时就与于凤至定了娃娃亲。张学良15岁时，张作霖命他去岳父家完婚，托吴俊升负责办理此事。吴俊升把张学良带到于凤至家的镇上，好说歹说，张学良就是不愿意去于凤至家里完婚，理由很简单，就是相互连面都没有见过，怎么可以成亲？吴俊升把情况告诉于凤至的父亲，于凤至听说以后，也不想和一个没有见过面的纨绔子弟结婚，她要考察一下张学良再作决定。既然两个孩子都是一样的意思，吴俊升只好把张学良带回奉天，向张作霖复命。张作霖了解了情况以后，嘱托吴俊升将张学良的婚事负责到底，吴俊升只得领命。
却说这于凤至姑娘，已经18岁了，她的主意很正，要父亲在奉天开一家字画店，由自己亲自坐堂，她要会一会张学良。吴俊升在帮助于凤至把字画店开办好以后，这一天带着张学良上街闲逛，专门把他领到了于凤至开的字画店门口。张学良一看到字画店，就想进去看看。说起来张学良在诗书、字画上也下了不少的功夫，得到过高人的指点，名家的真传，平时也很是自负。想想看，15-6岁的孩子不都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吗？
张学良进到字画店，见到一个美女坐堂，兴奋劲儿一下子来了，有心卖弄一下自己的学问，就四处观看指点。于凤至一看吴大叔带来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不用问就知道是张学良，看到他的外表，心中已经满意五分，听到张学良对挂在厅堂里的书画的点评，头头是道，看来不是酒囊饭袋之辈，也就乐意了八分。于凤至也是一个年轻人，心高气傲，她想折辱一下张学良，就命丫环拿出一副非常罕见的名画让张学良点评。张学良不识得此画，又不想认输，胡乱点评一番。于凤至抓住了展示自己才学的机会，对张学良来了一顿好批，让张学良羞得无地自容，夺门而出。

常昶昶

回到家里，张学良就是忘不掉于凤至的神态，让他想的茶不思、饭不想。终于忍耐不住，张学良就向吴俊升打听那个开字画店的姑娘姓字名谁？吴俊升告诉他，早已打听清楚了，叫于凤至，是书香门第。张学良的脑子里刻下了“于凤至”的名字，夜里做梦也是于凤至，忽然有一神人告诉他，这就是你的夫人。张学良求着吴俊升为他提亲，吴俊升告诉他，这个于凤至本来就是你的妻子，你如果愿意娶她，定个日子即可。因为有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张学良从心里敬畏于凤至，对于凤至从来都是称大姐，不敢使来唤去。
1919年3月，张学良入东三省讲武堂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这里的教官大都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及保定军校、北京陆军大学出身的学生，非常专业。张学良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战术、军制、兵器、地形、交通、筑城等六大军事课目，为他以后征战沙场铺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年的7月17日，张学良以炮兵科第一名的成绩，从讲武堂毕业。
为了培养张学良，张作霖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他带张学良拜访大总统徐世昌，徐世昌非常赏识张学良，授予19岁的张学良陆军炮兵上校，任命张学良为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1919年12月末，张学良又被徐世昌任命为暂编奉天陆军第3混成旅步兵第2团团长，参加了直皖战争。1920年6月，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东北三省巡阅使卫队第3混成旅旅长。
20岁当旅长，缺乏真正的锻炼，需要为他配备一个得力的参谋长才行，于是张学良向父亲推荐了自己在讲武堂的老师——郭松龄。郭松龄自此随着张学良的迅速提升，也一步步地爬到了军团长级的高位。1925年3月23日，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取消了奉军混成旅的名义，把东北国防军改编成18个师，张学良被任命为第4师师长。尔后，张学良又被任命为奉军津榆驻军司令和第3军军团长，总司令部设在天津蔡华园。6月4日，张学良读报得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以后，马上向上海发了《致上海五卅爱国学生电》。6月9日，天津《大公报》全文刊发了他的电文，电文称：
“上海西藏路二马路角平乐里日报公会转全国学生会鉴：
报载上海学生因援助失业工人，为英租界巡捕开枪轰击，死伤多名。展诵之余，曷胜悲悼。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天道何在？以廉俸所入，捐助2000元。即日由中国银行汇上，慰藉死伤。宵烛寒光，力难远及，聊以尽心而已。临颍雪涕，不尽预言。
                                                          张学良”
这年的6月13日，张学良率部进驻上海，从而为奉军的势力扩展到江苏铺平了道路。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拥兵7万在滦州誓师倒戈，反对张作霖。11月30日，张作霖正式发布对郭松龄的“讨伐令”，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12月下旬，郭松龄兵败自杀。
1926年1月，张作霖与吴佩孚重新合作，取得了阎锡山的全力支持，于是，三方以“反赤”为名，共同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任奉军三、四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为副军团长。1926年4月间，国民军抵不住奉军的攻击，不得不放弃京、津、河北等地区，退至南口。张学良和韩麟春率第10、第11军及直辖炮兵、工兵、坦克军团直驱北京。8月12日，张学良、韩麟春召集所部旅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13日向国民军发动总攻。翌日，奉军攻下南口，随后占领张家口，冯玉祥只得退守大西北。也正是在这种的形势下，苏联人改弦易辙又决定支持蒋介石进行北伐。
1927年春天，张学良在天津结识了他的梦中情人赵绮霞。这一年赵绮霞16岁，上面有6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因为在女孩中排行第四，所以又称赵四小姐。赵四毕业于天津中西女校，正值青春妙龄，生得娇媚动人，虽然是中学生，但在受过西方教育的家庭的熏陶下，不仅学会诗书琴画，还懂得以桥牌、网球华尔兹作为交际本领。她的性格、气质和一般的少女不同，既有大家闺秀之雍容，又兼小家碧玉之文雅，其最大的嗜好就是喜欢读书，尤其对新文学作品特别偏爱。张学良在与她的哥哥的交往中结识了她，从而两个人厮守终身。
1928年6月3日凌晨，张作霖从中南海启行，在20辆汽车卫队的保护下，来到前门火车站，坐上了去奉天的“泰山号”。“泰山号”曾是多年慈禧太后所乘的专列，共有7节车厢。火车造型精美，富丽堂皇，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的名义入主北京到败退离京的最后一幕。张作霖撤离北京，张学良还在邯郸指挥军队抗击北伐军的进军，他奉命留守北京。
此时，北京城正处于国民革命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晋军威胁到察北，并隔着北拒马河呈直搏北京之势；而津浦路上的直鲁联军，在由徐州北上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西北军的压力之下，如潮水般一泻而下，使得天津前线的奉军大为动摇。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学良和奉军总参谋长杨宇霆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指挥所统辖的奉军安全地向滦河一带集中，然后再考虑如何安全的撤出关内。
然而，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6月4日清晨6时，却接到了奉天发来的急电：“5时23分大帅的专车在皇姑屯中雷被炸，大帅受伤较重。”张学良此时还在邯郸临洛火车站的军列上设置的指挥部里督军抵抗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闻听此迅，他立即回到北京，命令司机和副官及近卫官等人收拾行装随他启程秘密离开北京回奉天。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历史上认定是日本人所为，日本人也没有出面解释和分辨。真实的情况是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吗？日本人为什么非要炸死张作霖不可？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出，张作霖和日本人没有太大的矛盾，恨张作霖的是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因此事实的真相是苏联特工冒充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由于出事地点为日本关东军驻防的地方，所以日本人有口说不清。
据最新披露的消息，策划炸死张作霖的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和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早在李大钊被捕时，因为张作霖向外界披露苏联的绝密文件，惹恼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张作霖下了必杀令。经过多方的选择，这一任务落在了苏联特工埃廷贡身上。为了搞掉张作霖，苏联人作了一年的充分准备，首先对外界散布张作霖和日本人发生了矛盾，日本的少壮派军官要搞掉张作霖的消息，使世界各国都认为日本的少壮派军官的确想搞掉张作霖。不过，这也是事实，只是苏联人把这个事实扩大了无数倍。在埃廷贡成功地“消除”张作霖以后，苏联的媒体，以及中国国内的苏联特工和共产党人都向中国和外国媒体提供情报，说是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而且还有鼻子有眼地把矛头直指案发地的管辖人——南满铁路路段监护人日本关东军身上。日本人这个时候是百口莫辩，因为在日本军界的确存在着干掉张作霖的呼声。苏联人干掉了张作霖，实际上得利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政府就认了这个栽赃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