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常昶昶

蒋介石说：“卫戍司令的职责，是保护广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可是，反革命派、不法军人、无聊政客未肃清，中正没有办法行使职权。中正已有耳闻，现在街面上到处都在说，要杀尽外省人。中正是外省人，是被杀的对象，难以服众，所以，中央还是另选贤能吧！”
汪精卫在旁边劝道：“只是一些谣言罢了，介石何必在意？革命，岂是谣言所能动摇的？介石就不必过谦了吧。此番平叛得胜，奠定政府改组之基，介石对本党，功莫大焉！”
胡汉民又说：“平叛、维护治安，本就是卫戍司令的职责，市面不稳，介石正可以一展身手吗。”
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辞别了胡汉民和汪精卫，又来看望廖仲恺。两个人议论了一番党事，蒋介石起身告辞，回到了自己的公馆。蒋介石刚进门，何应钦就来了，向他报告说：“校长，市内秩序大乱，粤人以消灭外省人为口号，凡非本籍者，辄肆行仇杀，惨不忍闻！建国粤军籍搜敌为名，以警察作伥，大掠外省人的家室！”
蒋介石一听怒不可遏，大声说：“军阀！反革命！造谣惑众，唯恐天下不乱！”
何应钦继续说：“更可恨者，他们把我军说成是匪徒，凡系红领带者皆是外省人。”
蒋介石暴怒：“匪军结尽怨毒，我革命军爱国爱民之标帜与红领带之记号，为其所污至此，可恶，可恨！传我的命令，教育长胡谦，率校队疾速省城防守！”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分布命令：“回师各部一律取消红领带！”
上午11时，蒋介石在军校主持会议：“党军现在的编制是一个旅，东征出发时，是两个教导团，本校长从前线回校，又成立了第三团；此次平叛，前方和省城俘虏的滇桂军，约在1千4、5百名之数，迅速甄别后，改编为教导团第四团，但是，其下级干部，要先开办训练班，按照本校的教育方针和课程训练。现在即可呈请中央，成立第四团，同时，拟呈文，将党军由一个旅扩编为两个师------。”
蒋介石正说着，突然室外传来枪声，他急忙走到室外查看，远远望去，北校场一带，皆为叛军占领。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大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党军第一旅参谋长王俊向他报告：“报告校长，胡思舜师自惠州回援滇军，到观山后见滇军溃败，宣布投降，不意今日复叛！”
蒋介石大声命令说：“传我的命令，速调集党军对抗，务必歼灭之！调陈诚的炮兵连，要即刻赶到！”
俄顷，陈诚率炮兵连赶到，盘好大炮，对准敌阵一顿猛轰，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叛军击溃，缴获甚多。党军迅速夺回被叛军占领的山岭地，随即又尽力追剿敌军，到晚上5时方罢。蒋介石等到局势稳定下来后，坐车去大本营报告，在经过东堤时，忽然听到了枪声大作。他让司机停下车来，问卫队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卫队报告说：粤军试图袭击他的汽车，正遇上入伍生巡查班。巡查班奋力抗击，打退了粤军的攻击，入伍生也牺牲了两个人。
蒋介石闻听报告，对许崇智恼恨至极，心想：他终于忍耐不住，要对我蒋介石下手了；他既然敢对我下手，会不会也对中央、对胡汉民、汪精卫下手呢？在汇报完胡思舜复叛被消灭的经过后，蒋介石将他对许崇智的疑问给他们两个人说了，让胡汉民、汪精卫做到心中有数。蒋介石回到自己的公馆，一直在思索对付这个盟兄的办法，以至于睡不成眠。
6月14日，杨希闵、廖行超俱逃避香港。下午，胡汉民在大本营召集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会上决定将大本营改组成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合议制的“集体领导”制度。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就成立国民政府一事做出四项决议：1、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教育机关；2、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3、建国军、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4、整理军政、财政。
许崇智终于行动了，6月16日，他擅自将驻潮、汕地区防守陈炯明的全部粤军调回了广州；并出人意料地将潮安、梅县所属地区交与陈炯明的叛军驻防。为了使双方永息争端，他们之间还达成了一个协议：划汕头为不驻兵区，作为两军的缓冲带，陈炯明承诺不再干涉党务。许崇智的这一行动，对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来说，就是养虎为患，就是明目张胆地把陈炯明引为自己的后援；所以他才没有后顾之忧，才可以把部队调回广州；才可以在广州制造混乱；才可以趁着广州政府改组之时，夺取中央的领导地位。
中央召开政治会议，蒋介石不是中央委员，也就无缘参加。正好，他们去争他们的权，蒋介石就在黄埔军校召开校务会议，从容布置党军的驻军问题，以为彻底解决许崇智的粤军奠定基础。校务会议决定：校本部设在省城八旗会馆；第一师全部驻四标营及北校场，第四团暂住黄埔上庆曾家祠及雨操场，将来开往沙角等案；呈请任命何应钦为第一师师长，刘尧辰为第四团团长，俞正鹏为审计处处长，王文翰盖代管三军处处长。
6月23日，广州各界举行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游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按分工，义不容辞地负责组织、领导了黄埔学生军参加这次示威游行。当天，参加这次游行示威活动的群众达10万人。游行队伍在经过沙基路时，英帝国主义军队公然向游行群众开枪扫射，停在江面上的英国军舰也向示威群众发炮轰击。当场打死50余人，重伤12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死者当中还有儿童和女学生，造成了比上海“五卅”惨案更加骇人听闻的沙基大惨案。
在沙基惨案中，黄埔党军和学生军被打死23人，其中营长1人，排长3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接到电话报告后，“变色出涕”，气愤地对身边的人说：“国耻至此，我何以生为”。他的愤怒“切齿腐心，体发高热”。当夜，蒋介石草拟《军政意见书》给军事委员会说：“英人暴戾，更不能不准备势力，与之决一死战------若吾党再隐忍坐视，畏缩不前，徒以经济绝交一语了事，则国之无日矣。为今之计，一方面须作绝交持久；为三年、五年之计。一方面准备实力，以半年为第一期战备完成之期。------”
在《军政意见书》中，蒋介石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意见：一、关于军费问题：拟提1800万为军政费------；二、关于各军之编配：暂定名额为65000人------；三、关于各军之编制：------：四、关于军备之设施：甲、改良虎门、长洲两要塞，------。乙、恢复黄埔鱼雷局及黄埔造船厂，------。丙、整顿江防舰队，缉私船队和中山舰队，（注：孙中山逝世后，为纪念孙中山，就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丁、扩充兵工厂：1、建筑炼钢厂。2、添设炮弹制造厂。3、添购制造步枪机器------。4、添设制炮厂------。5、关于军事学校扩充计划------。6、关于应设教育机关------。7、关于军费应设之机关------。8、改良士兵生活------。9、训练农团军与学生军至十万数------。

常昶昶

为了对付英帝国主义，蒋介石在办公室天天研究香港地图，他的设想是：一旦与英军发生战事，就迅速占领香港。不仅他自己在准备对英军作战，他还要求党军做好与英军开战的准备。为此，蒋介石下达了《勉校部人员尽职责令》，要求尽忠职守，努力为人。命令中说：不负责不能为国为民，不尽职不能为职员，驰职昧责之人，在国为民贼，在社会为败类，民贼败类，不杀何待？以后有旷职卸责者，不唯立即革除，且必照律严整，以肃党纪而整校风。望各勉为忠实之同志，卧薪尝胆，誓雪党耻，而报国仇也。接着，蒋介石又呈请任命何应钦为军校的总教官，严重为军校教育长，郭琦元为后方病院院长。
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广州成立，选出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等16人为政府委员。接着开第一次委员会议，有11名委员出席，鲍罗廷以顾问身份参与会议，掌握会议选举的主动权，不出所料，汪精卫获得了全票，当选为政府主席。为了实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7月3日，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以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下设海军局、航空局、军需局、参谋局和政治训练部等机构。军事委员会决定取消以省为别的军队名称，将各部队统一编成国民革命军。
蒋介石这一段时间很累，先是想着对付滇桂军，接着想如何对付许崇智的粤军，现在又天天想着如何对付英军。所以，他被累病了，住进了医院。7月7日，在医院的蒋介石没有闲着，向军委会上意见书6项。其中主要内容是以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为第二革命根据地。这是他通过沙基惨案的刺激而产生的新想法，主要是对英帝国主义进行防备。因为，蒋介石担心北伐开始后，英国从香港进攻广州，故而想依靠第二根据地，与英国对峙。
7月8日，感觉良好的蒋介石出院，回到了他在长洲的司令部办公。谁知道病并没有完全好，他又因劳累过度，血管破裂，甚为险急。9日，蒋介石的鼻孔又流血不止，以至不省人事。随即，蒋介石又住院治疗，因为手术不良，给他造成的痛苦不堪。稍微有些好转，蒋介石在医院又向中央执委会，提出在桂林建立入伍生教练所，以备北伐之用的建议。11日，蒋介石又上书陆军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坚持将原先收编的陈炯明部的叛军，完全裁撤。
蒋介石出院不到一个星期，侍从秘书贺衷寒神色紧张地向他报告：“校长，这有一封奇怪的信，字，全是从报纸上剪贴下来的。”
蒋介石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道：“蒋介石，鉴于你的独断专行，谨以此信着重通告你的死期来临。”
蒋介石问贺衷寒怎么看，贺衷寒分析说：“会不会是英国人？”
蒋介石摇了摇头，贺衷寒又说：“学生明白了，是许崇智，陈炯明的逆部洪兆麟、林虎的军队，已经被他收入麾下。校长则力言遣散，所以粤军对校长亦甚忌恨。”
许崇智没有夺到最高的领导权，但他兵临城下，不能不让鲍罗廷、汪精卫有所顾忌，所以，把军权和财权都交给了他。现在的许崇智是以粤军总司令的身份，兼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和财政监督，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钱。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他还积极收编陈炯明的粤军旧部；他纵容部下包烟截税，胡作非为，把持财政，中饱私囊；他不但克扣各军粮饷，也常使黄埔军校经费无着。为此，蒋介石曾经愤而提出辞去本兼各职。
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以军事委员身份，向军事委员会提出6大建议，中心就是统一军事、财政。说白了，他的矛头首先就是对准许崇智的，目的是剥夺许崇智的军权和财权。蒋介石的建议得到了汪精卫的赞同，因此在军事委员会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是，许崇智不但不执行这些决议，反而变本加厉，行动直接冲蒋介石而来。许崇智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他的处境越来越孤立，这就为蒋介石在以后倒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7月26日，军事委员会开会，蒋介石作了长篇发言：“刚才主席与各位总司令、各位委员，对于军事委员会的各种方针、各种计划、各种组织都已经详细说明了。现在我单讲最要紧的军政统一问题。------各位还要晓得，帝国主义者最凶狠的一个毒计，就是挑拨中国国内的战争，使我们国人自相残杀，国家四分五裂，不能统一，不能建设。------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并不单因为它表面上压迫中国人民，实在是在深切处，看到它帝国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程度，造成经济恐慌，不得不向殖民地、次殖民地施行榨压，以图苟活。
------诸君听此，可以明白我们革命军形式上虽与国内军阀打仗，实在是无时无地不与帝国主义为敌。------就常理来说，军阀受帝国主义的暗助，既有钱又有械，应大得其势，然实际上军阀在北洋及西南的，都不能延长其生命至三、四年之久。------于此可知，军阀虽有帝国主义者做护身符，但因为与人民厉害相反，不仅不能得人民之助，且遭人民激烈的反对，无论他的外援如何强大，总敌不过民众反抗的力量，所以，它的结果总是失败。
此次沪案发生，广东工、农、商、学、兵联合的兴起，足以使帝国主义者胆寒，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精神，更引起了沿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被压迫民族壮大的独立呼声，直吓得帝国主义者向吾人发抖。-------帝国主义国内真正握政权的不过少数资本家特殊阶级，而最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却一样受苦，一样反对其本国帝国主义。------本来英法对于土耳其、比对于我们中国的压迫还要凶些。三年前，土耳其国民党直接与列强宣战，他们作战的方略，便是先放弃君士坦丁堡，改在安哥拉附近陆上守御，英法列强费了许多金钱利器，还是被他们的国民军打败，结果不平等条约废除，他们的国家、民族从此得到独立平等。
------英国人只设一家借款公司在印度，供给印度的贪官污吏及其军阀，助长印度内乱，它不费一弹，竟占领了全部印度。英国人这个用在印度的惯伎，现在用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买卖生意，只要外国帝国主义者少许用些资本，立刻就可把你压倒。------所以，帝国主义不倒，中国人做生意的，都不能自由，它要你中国银行、工厂哪一天关门，你就要哪一天关门。这是说中国今日还有半独立名称存在，如果一旦为帝国主义用经济力量亡了中国，那里不但是不许你开银行做生意，就是你在外国银行的存款，也不许你自由取用，你要提取少许，都要被它监督用度。
这不要看别的，只看台湾和韩国的富翁，在日本银行所存的钱，支取的困难，监督的严密，就可以明白了。这样看来，现在受了帝国主义的金钱，卖了自己的国家，等到国卖完以后，所得的卖国钱仍旧还给买主，你看上当不上当呢？------我们革命军以后只希望同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打了一仗，极望中国人觉悟，再不自相残杀，这样无论哪一省来与帝国主义开仗就是燃着了中国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亦就是燃着了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

常昶昶

看了蒋介石的这篇讲话，大家认为这时的蒋介石不就是一个十分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吗？所以，许崇智听了蒋介石的话以后，对伍朝枢说：“我听介石的演说，就好像在听鲍顾问讲话。什么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什么世界革命？他是真的被赤化了。”蒋介石是被赤化了吗？不是，他是一个实践的革命家，他讲究的是有用和有利。这时的他还在执政的下层，是士兵、工人、农民的代表者。一个讲究实际的人，随着地位的变化，也会选择对他最有利的合作者。
散会后，蒋介石躬身钻进了自己的座车，不知什么缘故，座车却突然发动不起来了。无奈，他只好坐上卫兵的车先离开了。经过修理后的蒋介石座车，由司机开着回公馆，在驶到东坡楼附近时，遭到了密集子弹的射击，座车当即被掀翻在地，司机和车上的两名卫士被打死。蒋介石闻报，不禁毛骨悚然，下令贺衷寒迅速调查事情真相。
贺衷寒经过调查后，向蒋介石报告说：“报告校长，学生已探明，粤军梁楷部旅长杨锦龙，命令守在东坡楼的士兵，只要见到插有青天白日旗的座车便射击，务必将车内的人等一概击毙。”
蒋介石听到这里，沉默不语，贺衷寒又愤然说：“校长，恶劣粤军欺人太甚，上次狙击校长，说不定也是他们所为！如此一再暗杀校长，未免太无人性了！学生主张立即对其采取行动。”
蒋介石叹道：“采取什么行动？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党军、校队，抓紧训练，编组新军。别人越是压迫我们，我们越要争气！”
自从东坡楼事件以后，为了安全起见，蒋介石就和陈洁如住进了长洲要塞司令部。这里与广州城隔绝，出门要乘汽艇，比城里安全许多。可是这几天，陈洁如却一直闹着要回广州去，她嫌长洲要塞太封闭了；对她来说，出门逛大街，比蒋介石的生命安全更重要，所以就天天跟蒋介石吵着要回广州城里去住。蒋介石被她吵闹得没有办法，就给廖仲恺打电话，想让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有时间过来陪陈洁如说说话。谁知廖仲恺说，他在广州东山新建了两幢别墅洋房，自己住了一套，另一套让蒋介石和陈洁如搬来居住。陈洁如一听，可真是太高兴了，就催着蒋介石搬家。
在搬家当天的中午，蒋介石夫妇下车走进了别墅。负责蒋介石安全的警卫官宓照，按照惯例安排警卫事宜。这时，有警卫向他报告，说在别墅附近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宓照亲自察看，果然见到这两个人，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袖。宓照警觉起来，向侍从秘书贺衷寒和党军司令部侍卫总队总队长王世和报告，并加强了警卫。
第二天，蒋介石出门，他的座车开到距离城门洞还有100米时，宓照和身后的警卫同时发现：在城门洞内的人流中，站着一高一矮两个人，正是昨天在别墅附近出没的两个人。宓照命令道：“全体警戒准备，注意右前方那两个人，听我的枪响为号。”
正当蒋介石的座车开进城门洞时，穿长衫的刺客对准汽车突然抬起了右手，手中还拿着一把手枪，就要射击。早就有准备的宓照对准他就是一串子弹，“哒、哒、哒”，长衫男子应声倒地。座车司机处变不惊，突然一踩油门，汽车飞也似地冲出了城门。短袖刺客还没有反应过来，警卫车就已经来到他的面前，从车上跳下来几名警卫，干净利索地把他擒拿；然后又将受伤的刺客架到车上，带回东山别墅审讯。经过审讯，这两个刺客是逃亡到香港的原商会会长陈廉伯派来的。
蒋介石的行踪这么快就暴露了，让他提高了警惕，当机立断地对陈洁如说：“洁如，你马上和廖夫人说，明天，即搬回要塞去住！”

     

常昶昶

七十六
苏联政府援助冯玉祥，不但增强了国民军的军事实力，也对其宿敌——奉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张作霖感于事态严重，便开始向苏联谈中东铁路问题，但提出了苛刻条件。莫斯科知道了张作霖的底牌后，就向当时呆在奉天的苏联政府谈判代表团发出了如下信息：为尽快扭转对华关系，为权益之计，可酌情答应张作霖的“特别条件”；但是尽可能以口头承诺为主。有了莫斯科的指示，苏方谈判代表团活跃起来了，尽一切力量开展活动，游说张作霖。
在张作霖的身边，有一个亲信叫杨卓，是苏军的特工。杨卓极力欺骗张作霖，他对张作霖说：只要允准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合约，苏联将不再支持冯玉祥。张作霖受到欺骗，于1924年9月18日，指示奉方的谈判代表与苏方代表签署最后的协议。在谈判中，杨卓负责代表张作霖审核俄文的协议内容。9月20日，东北三省自治代表与苏方代表在奉天签署了《奉俄协定》，兴奋的张作霖，以为杨卓有功，就任命杨卓为奉军少将军官。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作霖发现苏联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既没有停止援助冯玉祥、减免债务及进行卢布赔偿，也没有禁止在东三省进行赤化宣传。不仅如此，新到任的中东铁路管理局苏籍局长伊万诺夫更是无视张作霖的权威，开始公然违背中苏签订的双边协议中的有关条款，从事政治活动，明确违反了“中东铁路为一纯商业性质机构的原则。”张作霖感觉自己受到了苏联的愚弄，他开始怀疑杨卓。
张作霖指示下属避开杨卓，找来精通俄文的专家，对凡是杨卓经过手的与苏联的谈判文件和记录进行了逐句逐字地审核，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杨卓出卖了张作霖和整个奉系集团的利益。俄文的协议内容与中文不一致，中文中有苏联人在本协定签订后，苏联人不在东三省从事赤化宣传等政治活动，不再支持冯玉祥等字样；而俄文协议中不仅没有，而且还允许苏联人在东三省从事政治活动。
张作霖气急败坏，迅速逮捕了杨卓。在审讯室里，杨卓不但供出了自己是苏联人的间谍，而且还说出来一个让所有奉军军官都大吃一惊的绝密计划：遵照莫斯科总部的指示，伺机配合奉军的被策反将领举行起义，彻底推翻张作霖的军阀统治，并成立倾向于苏维埃政权的满洲人民共和国。但是，杨卓不知道苏联人策反的奉军将领是谁。张作霖恼怒异常，他立即对苏联采取了报复手段，以回敬苏方对自己的蔑视和愚弄。
首先，他以“在奉俄谈判中受苏方百万元贿赂”的罪名，判处杨卓死刑；
其次，以“造成中东铁路沿线社会动乱”罪，扣押苏联政府派出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及有关苏籍官员；
其三，以“与杨卓案有牵连并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非法活动”为由，查封了设在东北地区的多家苏联商业机构；
最后，阶段性中断与苏联政府的一切外交往来。
张作霖的上述报复措施大大出乎斯大林的意料，尤其是处决杨卓，更使苏联军事情报局的头目对张作霖恨之入骨。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局长别尔金曾经狠狠地对部下说：“血淋淋的事实说明，我们与大军阀张作霖是不共戴天的！”

常昶昶

听说蒋介石遇到刺客，当天晚上，廖仲恺造访，问道：“介石。怎么回事？”
蒋介石说：“仲恺兄，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和恶劣粤军，对我恨之入骨，必置于死地而后快。个人生死大可不必萦怀，但是当此非常时期，革命军立足未稳，我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廖仲恺说：“是应该小心。不过暗杀是没有用处的。”
蒋介石说：“仲恺兄，你也要多加小心才是啊！因改组的事，展堂兄耿耿于怀，不少人认定，精卫虽名为主席，但党政军大权，实际集于仲恺兄和俄人之手，并且痛诋吾兄是共产党的卵翼者，到处散布说吾兄已背叛本党，加入了共产党。现在，可有不少关于将对吾兄不利的消息。”
廖仲恺感慨道：“是啊，昨日在国民会议上，精卫给我写了一张纸条子，告诉我有人将对我不利，我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所顾忌！’香凝劝我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可是，增加卫兵，只好拿刺客，并不能阻止他们行凶。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蒋介石也跟着廖仲恺感叹说：“内部纷扰如此，真是令人心寒！”
廖仲恺转移了话题，说道：“介石，我正想和你谈谈主义的。戴季陶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断言共产党加入本党是‘寄生政策’，意在篡夺本党。此书引起了共产党的激烈反对，也在本党内部引起了不少争论，浙江省党部请示中央党部指示办法。我以为，本党不继续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政策，是没有成功可能的。”
蒋介石说：“日前，季陶也给我写来长信，痛斥共产党。季陶糊涂，为本党添乱！中央应声明此是他个人意见。此后，党员发表关于本党主义和根本政策原则之言论，应经党部决议。现在，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虎视眈眈，压迫甚急，本党革命的目标是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而俄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所以，我是主张联俄的。那些恶劣粤军、无聊政客，都说蒋某人对苏俄顾问言听计从，对共产党干部诸如周恩来等人又颇重用，因此，断定我是亲俄亲共的左倾分子，甚至说我是被赤化了，作为反对我的籍口。但是，一些激进分子又说我不允许别的主义来取代三民主义，是右倾。不管别人如何看，我的主张是不会变的：共产主义是不适合中国的，这也是俄国人所承认的，总理实行联俄也是以此为前提的。所以，必须明确，我们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实行三民主义；联俄容共，是为了本党的发展，本党的主义成功。倘若实行的结果是消弱乃至消灭了本党，共产主义取代三民主义，那我是坚决反对的。质言之，本党的领导权，不能操于外人之手，这是底线。”
廖仲恺赞同蒋介石的看法，二人又谈了很多，廖仲恺把很多知心的话都给蒋介石说了，让蒋介石感觉到非常的奇怪。他不知道，他们的这次谈话就是他们的诀别。蒋介石刚回到长洲要塞，廖仲恺便被刺身亡，时间是8月20日上午10时。
蒋介石闻讯急忙驱车赶往医院，只见廖仲恺躺在一张病床上，鲜血满身，两眼微微地睁开，嘴巴大张着，已经死去。他不禁大怮：“仲恺兄------，总理死了，犹如慈父弃养，今贼人又杀长兄，本党何其不幸！中正何其不幸！”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在中央党部的大门前遇刺身亡。刺杀廖仲恺是右派向左派进攻的信号，他们想杀一儆百，造成恐怖气氛，把革命势力压下去。不料，廖仲恺的死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把一切右派打倒或者边缘化。为什么要打倒右派？对廖仲恺来说，右派是反对联俄容共的，因为他们都是有钱人，是孙中山进行革命时的捐款人；对蒋介石来说，他们都是党内的大佬，不论资历、金钱都在蒋介石之上。因此，打倒右派，排在蒋介石前面的国民党资深派就没有了。那么右派都是谁？胡汉民、戴季陶、张静江、许崇智，这些人我们都熟悉，还有邹鲁、孙科、林直勉、吴铁城等等。到了西山会议派形成时，大家就清楚了。

常昶昶

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迅速做出决定，当天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但是，许崇智因为他的部下梁鸿楷、梁士锋、杨锦龙等人与刺廖有关而被捕，一开始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而汪精卫和蒋介石则由于右派行刺的名单中有他们的名字而身价大增。汪精卫则乘此想把实权从鲍罗廷手中拿到自己手里，蒋介石是大力支持汪精卫把权力拿回来的。因此，廖仲恺之死，损失最大的是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从此失去了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权。特别委员会实际成了汪蒋联合专政的机构，他们二人开始借着查清廖案，对党、政、军的一切机关和当权派进行了审查。当天，蒋介石以卫戍司令名义，宣布广州市戒严，命令何应钦率领第一军第一师分布市区戒严，并派兵驻防市区制高点——观音山阵地。于是，蒋介石借此控制了整个广州市。
为了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国民政府组成了“廖案检察委员会”，由林森、朱培德、李福林、吴铁城、陈公博、甘乃光、周恩来、陈孚木、陈述人担任检察委员。最后查明，暗杀是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在胡汉民家开了好几次的“倒廖会议”，并接受了香港英政府提供的200万元的贿赂。参加会议的主要成员有：邹鲁、林直勉、许崇智、吴铁城、孙科以及其他右派成员；他们大部分主张暗杀，少数人不赞成，如孙科就说：“倒廖我赞成，但是不赞成用暗杀手段。”但是，最后还是决定用暗杀手段了，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堂兄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他们刺杀廖仲恺先生的目的，决不是要刺死他一个人而已，而是要推翻国民政府。”英国人还许诺，事成之后，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广东省省长。经过“廖案检察委员会”的调查和讨论，特委会发布命令：解散梁鸿楷、杨锦龙、梁士锋在省城与西江之军队；通缉魏邦平、朱卓胡毅生等逃脱各犯；成立特别法庭审讯在押各犯。
蒋介石建议说：“解散恶劣军队，正是统一之良机，当召开军委会，编组国民革命军。”
鲍罗廷非常赞同蒋介石的建议，说道：“赞成蒋同志的意见。但是最好有一个议案，拿到军委会通过就是了。”
汪精卫说：“蒋校长早就有《军政意见书》呈中央，不妨请蒋校长先说一说设想。”
8月26日，根据蒋介石的建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议决通过编组国民革命军案：
第一军：军长蒋中正，（党代表本来是廖仲恺，无人敢代替，故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副军长鲁涤平，党代表汪精卫，政治部主任李富春；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清；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廖乾五；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朗如。
在第二次东征后，又成立了第六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改编之后的国民革命军的首要任务，就是第二次东征。8月31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开追悼大会，担任主祭并发表演说。何香凝携子女莅会，来宾中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委员林森，以及鲍罗廷等人。
追悼会后，第二天，即9月1日上午，在东山百子路鲍公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正式开会前，鲍罗廷对蒋介石说：“蒋同志，你昨天在黄埔军校公祭廖同志大会的演说，本人极赞赏。”
汪精卫也附和说：“是啊，兄弟当时听了，即颇赞成之。蒋校长说廖党代表的死，是反革命用反共产的口号打死的；又说，在学校里，在党军里，没有什么共产派与反共产派；还说要防止帝国主义反共产的口号来离间我们同志，中伤我们同志。不过，蒋校长说到：‘汪先生和本校长都在谋杀内的，何时死，是不得而知的’，令人甚觉感伤。”
汪精卫说完，宣布开会。军事议会上议决了三件大事：一、统一财政，设监督委员会；二、出兵东江，平灭陈炯明；三，胡汉民解职出洋。（胡汉民实际上被送到了莫斯科，他在那里学会了见风使舵，最后还是被送回国内，成为蒋介石的反对派。）会议开到11时散会，蒋介石会黄埔传达会议精神。

常昶昶

“第一次东征”只是把陈炯明部打垮，当时，陈炯明所属林虎、洪兆麟等部迫于无奈，表示愿向东征军归顺，经许崇智许可后依旧留住原处。东征军主力会广州平叛杨、刘叛乱，东江的粤军也被许崇智调到了广州。此时的国民政府正忙着处理“沙基惨案”和“廖案”，无暇东顾，于是就给了陈炯明机会。9月1日，陈炯明再到敲起了“渔阳鼙鼓”，聚集3万多人的叛军，将留守驻潮州、梅县的国民革命军，驱赶出去，重新恢复了原来他所占的地盘；林虎、洪兆麟等人又回归到了陈炯明的部下。
为了稳定广州的社会局面，免除东征的后顾之忧，军政当局在军事部宴请广州市的商界领袖。蒋介石在欢迎会上发表了即席演说：“------我敢负责任讲，我在职一天，一定尽一天的能力，保护广州人民的生命财产。------但是，有一个条件要求各位的，就是我们要把政府变成人民的政府，军队变成人民的军队，政府和军队是要同人民合作的，各位是商界的代表，就要同政府合作。
------造谣的说，国民政府有许多俄人在里面办事，这就是共产的表示。关于这一点，我要简单地报告我们的历史。在五年前，俄国有位特派大使越飞来见我们孙总理中山先生，他们谈话当中，孙总理说：‘中国无论如何，只能实行三民主义，不适于实行共产主义。’当时越飞答复他说：‘你这答案非常合适，我们俄国当尽力来助你实行三民主义。’并且说：‘中国现在的国情，实在不适于共产主义，如果现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我们俄国反而不能帮助了。’所以，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的自由平等。
------我很希望广东商界同胞，此后要用全力来帮助党军，要这样，才能使党军行使职权，才能使广东治安完成，才能使政府实行统一军政、统一民政、统一财政，才能达到中国的自由平等。自从帝国主义在沪、汉和广东各地残杀我们同胞之后，我们已经把香港全个封锁，使他变成荒岛，虽然未到正式宣战，但已经入了战事状态中了。为什么我们敢于这样办呢？我敢说，党军一天在广东，他一天不敢来打，因为党军是拥护人民利益的，党军是人民所拥护的，有这样的军队，无论如何，他们不敢来打的。否则，英国很强的海军，有很多钱，为什么70多天不敢来打呢？这就是人民同党军合作，共同来争回广东人民的人格，不甘受帝国主义者欺侮的效果。------”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处理完第二期毕业生的事情，赶到国民政府来见汪精卫。他愤愤不平地汪精卫说：“汪主席，国民政府现在只管辖半个广东，而汝为是广东省长，把持财政，架空国民政府。现在统一军政、财政的命令，皆因许汝为阻扰，难以施行。宋子文告诉我，中央银行挤兑风潮又起，乃是许汝为任命的省财政厅长李鸿基，命将惟一支撑中央银行的火油捐收归财厅，此无异于宣告中央银行破产！”
汪精卫焦急地问：“介石，你有什么办法吗？”
蒋介石说：“许汝为善耍小聪明，纵容官军搜刮、嫖赌，谓此乃带兵之捷径，可以使部属更加卖命。如此军队，何以称革命军？”
汪精卫说：“是啊，靠这样的军队，是不能革命的。本党倚靠的，是介石你的党军啊。”
蒋介石的目的是想趁机解决掉许崇智，见汪精卫如是说，便说：“建议汪主席召谭延闿、朱培德一起来，商议应付办法。”
当晚，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四人一起，密议应付粤局办法。四人最后议定一个“圈龙拒虎”之策。粤军将领因牵涉“廖案”的很多，粤军已靠不住，为了许崇智的安全，遂由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住宅的警卫。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就是让黄埔学生军把许崇智给监视起来了。
9月15日，许崇智想调驻守东莞、石龙的嫡系部队，许济、莫雄两个师的兵力，回师广州，用武力来保护他的安全和地位。汪精卫获悉许崇智的嫡系部队要“发兵勤许”，9月18日，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局”。蒋介石取得了倒许的合法权力，经过紧张策划部署，在9月18日深夜，命令黄埔军校全体学生、教官武装出发，抢占了要地和关隘，以防止许济、莫雄回师广州。

常昶昶

9月19日早晨，在广东省举行的财政会议上，蒋介石突然把许崇智的亲信、广东财政厅长李鸿基、军需局长关道职等人逮捕，送黄埔关押，罪名是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随后，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从而奠定了宋家兴起的基础。19日夜，蒋介石下令黄埔学生军对许崇智采取突然袭击，将其软禁。20日凌晨，按计划将许崇智的嫡系部队许济、莫雄两部包围。许济部没有进行抵抗即缴械，莫雄部也只是略加抵抗，接着也被解除了武装。蒋介石趁机将这两个师编入了他的第一军，这时，第一军已经有3万多人。
解决了许崇智的嫡系部队后，在20日凌晨2时，蒋介石派人给许崇智送去他的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历数许崇智的罪状，说许如果不“卸职”，即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同时，蒋介石还为他自己这样做作了辩解，说他这是为许之“个人计”，不愿许“革命之生命告终。”还说，他只是要求许崇智“暂离粤境，期以时日，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许崇智见到蒋介石的信后，一直打电话和蒋介石联系，可惜电话线早已被学生军切断。许崇智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只好于次日下午3时，在陈铭枢的武装“保护”下，登船离开广州，悄然去了上海。
蒋介石通过廖仲恺案件所得到的东西，可以说是许多人，甚至是连蒋介石本人在事前都始料不及的。首先，廖仲恺死了，苏联人、中国共产党人操纵国民党的杠杆没有了；其次是驱逐了胡汉民；再就是倒许的实现，使蒋介石扫除了在掌握军权的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不但扩充了自己第一军的实力，使他的一个军，相当于其他军的两个或者是三个，而且让他代替许崇智成为东征军的总指挥，这对他成为“军界领袖”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这样，其他各军都得归他的节制，听他的指挥；最后，廖案使许多国民党老辈的右派，不能在广东革命政府内存身，这就给蒋介石进身到国民党的领袖位置，造成了极好的形势。
现在，在国民党中央中，也就是剩下一个光杆主席汪精卫了。汪精卫感觉到了自己势单力孤，这个时候他想到了孙中山给他说过的话，那个能够制衡“韩信”的“张良”——毛泽东。毛泽东在哪里？他问谭平山，谭平山通过陈独秀了解到毛泽东还在湖南的韶山养病。于是汪精卫给湖南省国民党党部发出了指示，请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来出任代理宣传部长。宣传部长这个时候还是汪精卫兼着，他想让毛泽东替他宣传三民主义，把自己当成是孙中山的化身，并以此来控制国民党的中央，和制衡蒋介石。
不说汪精卫的算计，单说陈炯明这20天的军队又发展了1万多人，达到了4万多人，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9月27日，陈炯明叛军已经占领了平山。另外，第一次东征时，由于杨希闵、刘震寰按兵不动，在肘腋之处还留下一个隐患，就是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没有动。该地方为广州东侧大门，是东江的咽喉要地，握有惠州，对广州进可攻，退可守，是地地道道的“卧榻之旁”。陈炯明久历沙场，深懂此理，因此在惠州经营有年，想把它变成“金城汤池”。如今平山易手，平山与惠州仅百里之遥，鼓角可闻，让陈炯明叛军互为犄角之势了。
9月28日，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东征总指挥，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第四军为主力，编成三个纵队再次东征，由何应钦、李济深、程潜分别担任第一、二、三纵队的队长。由于国民革命军已经有6个军的兵力，所以，这次东征黄埔学生没有编入，仍然留校学习。但是，抽调出两个学生大队做广州市和虎门要塞的防守部队。汪精卫继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周恩来作为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他遗留下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任命邵力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留在军校主持工作。
10月1日上午，蒋介石同苏联顾问加伦一起，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和严明的军纪条文，对军饷、出发津贴、菜金，都有明确的规定，并向广大官兵公布。下午4时，蒋介石参加了东征先头部队第一师的誓师，当时，正是大雨淋漓，各官兵鹄立静听，精神饱满，预示着军行胜利。蒋介石这一次又是在雨中出征，中国民间有一句古话，叫做龙行带雨。这一次，蒋介石真的是要龙飞九天了。

常昶昶

毛泽东一直在韶山进行着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实践与思考。家乡的青山绿水留下了他一串串的足迹，韶山的精华之气通过他的足底、他的天灵盖，还有呼吸道充满了他的全身，让他的思路顿开。我们常说螺旋式上升，毛泽东这次回来，就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轮回。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儿子，他也成为了父亲。这一年他32岁，人们可曾经想到，毛泽东此后需要经过32年才能再次回到韶山吗？冥冥中，就让他在韶山呆的时间长了一点。
1925年春夏之交，韶山地区遇到了旱灾。在夏收之时，出现了大批的忍饥挨饿的农民。毛泽东在16岁离开韶山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平籴”的斗争；事隔16年，他又故伎重演了一场“平籴阻禁”的斗争。16年前，他是因为毛氏族长的反对而离开了韶山冲，这一次却惊动了湖南的省长赵恒惕。因为，十里八村的土豪劣绅们已经对毛泽东奈何不得了，只有密报赵恒惕帮忙。
赵恒惕一听吓得大惊，毛泽东在城里发动工人运动闹得翻天覆地，这次又跑到了农村去闹，这还了得！他立即电令湘潭团防局迅速逮捕毛泽东。幸好湘潭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赵恒惕给县长的密电，写了信交人疾风快火地送到了韶山。毛泽东看完信，并未惊慌，他用开水泡了点凉饭吃了，才坐上邻居叫来的两承小轿，带着杨开慧母子离开了韶山。
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汇报了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把对韶山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中共湘区委员会。这时，何叔衡告诉他，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请他去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一听自然是非常高兴，就开始着手安排杨开慧母子的生活。他带着杨开慧母子游历湘江，在橘子洲头，毛泽东感慨万千，想起自己在7、8年前的湖南一师时的学习生活，心潮澎湃，挥毫写下了《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争自由。帐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曽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是我们学过的一首名诗。这首诗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经过他在韶山8个月的深思，他发现自己加入这个共产党就是一个错误，他的美好的四年年华就是这样被白白浪费了。因此他决定要独立进行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活动，他要粪土万户侯，他要鹰击长空，他要指点江山，他要竟自由。从此，他不再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于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独特现象。一开始是蒋介石，他总是独立于国民党之外，我行我素；现在是毛泽东，他也要独立于共产党之外，我行我素。最后，蒋介石的我行我素主导了国民党，毛泽东的我行我素主导了共产党。这种我行我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国外的东西进行中国化的过程。蒋介石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套上了忠孝，那么毛泽东将共产主义头上套个什么呢？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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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道：“润之身上的第二道茧衣，他已经悟出来脱去的办法。所以，他才正式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呐喊。”
韩非道：“韶山真的有那么的神气吗？润之在韶山呆了8个月，几乎天天就是游山玩水，与农民闲聊，怎么就突然通天彻地了呢？”
姜子牙道：“这就是蒋介石和润之二人相通之处了。蒋介石也是在自己母亲的坟头旁获得了顿悟，不过，由于他的童年遗产和润之的童年遗产不同，所以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思路。蒋介石的童年遗产是：一、受辱；二、亲族寡义；三、寡母尽心尽力对他哺育，唯望他出人头地；四、家族显贵绵延。所以，他与家乡的关系是：一是与乡亲们无缘分，自己大多在家独过，他的思考也是独自思考；二是深知钱财的重要性，所以他和张静江一起搞投资；三是忠孝思想根深蒂固；四是一定要衣锦还乡。这样，他的思想受到的是封闭系统的熏陶，是垂直的，过多地体现在权力、钱财、显贵、忠孝四个方面。而润之的童年遗产也有四个：一、孩子王，受人尊重，与乡邻关系融洽；二、母亲信佛，让他慈悲为怀；三、家里新兴，即不为钱财犯愁，也没有形成固定的家规；四、父亲虽然四个统治者，可是在他之上还有母亲、有外婆，这种统治可以推翻，不是绝对的。因此，润之回家就是如鱼得水，他可以和韶山的父老乡亲融为一体。这样，润之的思考就不是他个人的思考，而是整个韶山民众的整体思考。所以。润之受到的是开放系统的熏陶，既有上下垂直的，也有前后左右的，过多地体现在集体、开放、自由、民主四个方面。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不是他自己要问的，是代表乡亲们问的。”
圣人道：“家是一个人的出生之源，家乡是一个人的发展之源。一个人的发展经历，总是和自己的家和家乡有着极大的渊源。不要小看润之在家乡的这8个月，可比他在城里8年如浮萍般的生活带给他的提示和感悟多了，更比去什么欧洲、俄国学什么革命策略强得多了。”
韩非笑道：“圣人此言差矣，那些能出外留学的皆是富人家的子弟，就像我一样。你看有几个穷苦人的孩子可以去欧洲、俄国留学的？对这些富家子弟来说，也正是因为留学才改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从而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部分的中坚干部。当然，他们是双刃剑，在推动中国革命和进步的同时，也为润之和润之所探索的中国文化发展带来了灾难。”
姜子牙道：“家和外边的世界，犹如一个人的内心和身上的衣着。有家可使自己的内心祥和而坚定；有了外边的经历可以使自己有一个华丽的外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也可以影响到他的内心，使他们的内心觉得自己高贵起来。”
姜子牙的话引起了众神的深思------

常昶昶

  第二十回   攀险觅伴侣   悬空识翔健

                                        七十七
毛泽东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职务，带着杨开慧母子和岳母来到广州。自从决定和国民党合作以来，他在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始终采取了积极的姿态。因为他认为国民党就是一座空房子，他呼吁共产党人积极进来当主人。如果按照毛泽东的三阶段论，共产党人积极搬入当主人，将缩短我们革命的进程，防止国共合作分裂，控制国民革命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毛泽东认为，中国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以三民主义为口号，发动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国民党，改变国民党的党员结构，削弱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内的影响。
毛泽东通过思索，正确认识到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在中国，现代工业的工人阶级不过200万人，只占全国人口的0.5%，还没有农村的地主多。再革命、再先进的理论，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不仅不是革命的，实在是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是他独立的思考，是他决心同与受共产国际控制的陈独秀中共中央划清界线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开始行使国民党宣传部长的职责，为国民革命思考军队所应该依靠和反对的阶级。毛泽东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他一到任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展现出了他缜密的组织才能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很快就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出现一种新面貌，焕发出勃勃生机。其中最为有影响的是他对戴季陶主义的有力反击。
戴季陶在孙中山去世后，以“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为中心，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他认为：“孙文主义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之道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因此，三民主义是“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他主张以“仁爱”之心去感动资本家、地主为劳动阶级的利益革命，反对工农阶级进行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宣扬“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体不固。”他攻击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是“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的组织”。要求中共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
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尽管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但是都不得要领。他们的反击非常马克思主义，很苏联式的，但是没有一个中国的读书人看得懂和认可的共产主义理论，因为这时的读书人都是富人的子弟。他们不反击还好，越是反击就越把自己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上。读书人都认可戴季陶的理论，所以，陈独秀他们越是反击，戴季陶就越是精神，他的知名度和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就越高。戴季陶在共产党人的反击中，同何应钦、贺衷寒等人在广州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并在各地发展组织。
戴季陶做的有点过分了，他超越了国民党中央，自己另搞一套，让汪精卫、蒋介石都很不高兴，可是他们自己又没有反击的理论，所以就急需毛泽东这个宣传部长出来进行反击。怎么反击戴季陶呢？毛泽东这个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可不是白当的，他经过慎重而缜密的思考，挥笔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个题目，然后写出来了一句非常吸引大家眼球，又过目不忘的一句话作为开篇：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写文章是需要时间的，让毛泽东慢慢写着，我们看看蒋介石到哪里了。10月2日，校党代表汪精卫宣言就职。这一天是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晚上，汪精卫就与军校的高等军官宴赏中秋明月，蒋介石作了即席演讲。10时散会，他回到了长洲要塞司令部，睡不着觉，一个人跑到屋顶上，“仰观蟾光圆溢，更深人寂，但闻唧唧虫声，喟然曰：‘如此良夜，而佳兴索然，党国危难，唯居一身当之，小子可不自勉。’”
为了使东征军军纪严明，出师告捷，蒋介石于4日又特别对第一次东征时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分析，以告诫广大东征官兵。他指出的主要弊端有：拉夫、贪污夫役工钱；打骂老役夫；擅入民房随意吃喝；下级军官有的怠惰，有的嫖赌成性；官长虐待士兵，吃空额等等。6日，蒋介石率领参谋团和司令部全体人员，由广州出发赴前线开始东征。7日晨6时起床，见朝霞满天，顿觉神志振奋。当日，蒋介石电令陈炯明部叛军杨坤如自动退出惠州，否则，立即攻城。杨坤如自恃惠州是金城汤池，不理会蒋介石的电令。第二天，蒋介石即命令何应钦准备总攻惠州，他也奔赴前线亲自督战。
10日，蒋介石来到博罗行营，在战争间隙抓紧时间看《孙子兵法》，当看到《虚实篇》时，不禁叹为观止，并认为《孙子兵法》高于吴氏兵书。东征的作战计划是采取中央突破行动，一鼓作气，直捣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惠州城的南、西、北三面环水，背后枕山，为易守难攻之地，自古以来称东江要塞，现在有杨坤如率领3000人据城固守。
对惠州城的进攻，以第一纵队为主力。10月13日上午9时半，东征军的野炮首先点燃炮火，展开激烈战斗。在东征军的猛烈炮轰之下，惠州城北门一带的楼垛已有崩落。下午4时，部队终于冲到城下，但仍未达到登城目的。此时，第四团团长刘尧宸亲挟竹梯率领敢死队肉搏前进，中弹阵亡。继伤亡过半仍然艰苦奋战的第四团之后，有步兵第七、第八团及补充团加入火线，连续冲锋数次，都未能突破火网，及至夜幕低垂，只得暂且收兵。
14日上午，蒋介石下令各部继续攻城，昨天已经牺牲极大的步兵第四团仍愿站在进攻北门的最前线。蒋介石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集中炮火于下午2时开始总攻击。第四、第八团攻打北门；第七团、补充团则攻击西门。野炮、山炮发挥全力，轰击北门。敌人封锁攻击前进道路的强大火力网，是隐伏在北门城楼傍边草棚中的机关枪，籍着城楼掩蔽，受不到炮火威胁。攻城部队发现这一情况后，就把山炮调移到北门附近，专门负责摧毁这个机枪阵地。山炮调准炮口，一发炮弹便摧毁了这个机枪阵地。乘此机会，第四团官兵蜂拥冲到城下，靠起竹梯，一鼓作气，攀登城垣。下午3时左右，官兵们在缘梯爬城之际，纷纷投掷手榴弹，敌军北门防线为之崩溃，攻城部队一个接一个跃入城内。此时，杨坤如仍在城内的司令部里负隅顽抗，在东征军乘势猛攻及激烈炮轰之下，杨坤如很快就垮了下来。杨坤如负伤，只得率领残兵向紫金方面逃遁。等到傍晚，东征军控制了整个惠州城。
第二次东征成败的关键，就系乎惠州之役，东征军突破惠州就是就攻克了最大的难关，因此，声势为之大振。东征军消灭陈炯明，是孙中山多年的夙愿；打倒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大小军阀，是三民主义的最大实践。因此，攻克惠州说是孙中山“在天之灵”的保佑也未尝不可。16日，蒋介石在惠州召开追悼阵亡烈士大会。大会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演讲，周恩来宣读祭文。
东征军在稍事休整以后，于10月17日再度东进。第一纵队为右路军，循第一次东征相同的路线前进，在掌握海丰等要冲之后，于26日到达河婆。同时，担任中路军的第二纵队，也推进到紫金方面；左路军的第三纵队，则由河源沿东江挺进，攻克五华。在东征军势如破竹的进攻之下，束手无策、一败再败的的敌军，却突然在塘湖一带集中主力，反扑过来。
27日，蒋介石到达羊高圩时，没想到谭曙卿的第三师被敌军包围在华阳附近的塘湖地区，谭师纷纷溃退。蒋介石看到谭师溃退下来，就命令第四团连长陈赓前去向谭曙卿传达命令，不许撤退，随后蒋介石也赶到前线里圩亲自指挥。谭曙卿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也曾经组织反击，但是敌军林虎部1万多人侧击谭曙卿，第三师接着又是大溃，真是兵败如山倒，连蒋介石也无法阻止。

常昶昶

见到自己已经处于林虎部的包围之中，身边已经没有了部队保护，就剩下一个陈赓还忠心耿耿地护卫在身边。蒋介石便大声说：“我必须在这里杀身成仁，我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说着就要举枪自杀。陈赓见状急忙向前劝阻说：“校长，你是总指挥，你的行为要对这次整个战事发生影响。这里毕竟只有谭曙卿的一个师，而且还不是黄埔训练出来的部队。赶快离开这里吧！我们还可以把部队整一下，再打过来！”经过陈赓这么一说，蒋介石也清醒了过来，便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正在这时，敌人已经冲了上来，陈赓拉着蒋介石就跑。不想，跑着跑着。蒋介石把脚给崴了，陈赓就背着蒋介石跑。陈赓的个子和蒋介石高低差不多，都是不到一米七，所以背着他也很轻松。向前跑了几里路来到一条河边，正好有一条船，就乘船渡过河去，把敌人甩到了河对岸。
蒋介石脱险回到羊高圩，重新组织第一、三、十一师进行反攻，击溃了林虎部。林虎部向梅林、安流溃逃，蒋介石挥军直追，又在河婆歼灭了洪兆麟部5千余人。东征军继续长驱直入，于11月7日平定东江。此次战役称“华阳战役”，使蒋介石转危为安，又取得了最后胜利，陈赓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对此，蒋介石则认为是：“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蒋介石在回师后，下令拆除惠州城墙，以除后患。
对于谭曙卿第三师的溃败，蒋介石从中得出两个教训：一是作战兵力至少要达到万人以上，并集中使用；二是当敌人溃退时，切切注意其防线在什么地方，不可误中败敌的突然反击之计。从此以后，蒋介石用兵均以重兵作战，在与冯玉祥、日本和解放战争中，更是使用兵团、集团军为一地区的大作战单位，以免被敌人突袭时而无法相互策应。
但是，蒋介石只是悟出了一半的教训，另一半是他收编的军队并没有像黄埔军校的党军一样进行彻底的整编。因此，他就为自己留下了后患，一方面为了进行大兵团作战，不断地收编各种部队；一方面就破坏了他亲手建立起来的黄埔军校党军的优良传统，从而使他的军队开始走向军阀部队的老路。这是后话，但是大家必须知道，蒋介石是怎么把革命的军队带成反革命的军队的。养活大批的军队，不再靠理想和纪律，靠什么？只有权力和金钱，这就是蒋介石后来必须和权力、金钱联姻的根本，也是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根本。防微杜渐，蒋介石就是没有防像谭曙卿这样的微，才使自己逐步“贱”了起来。
蒋介石东征告捷，向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发去捷报：“我军第一师，三十日由河婆向安流渡前进，行至横江，遇由罗经坝溃退逆敌主力之林、李、刘各部，痛予迎击，俘敌无算。逆敌又狼狈窜回罗经坝，为我冯部包绝，与第一师回缴敌械，几无漏网。近年作战，未有如此之痛快。此则仰赖先总理在天之灵，与我政府诸公同心仗义所致。从此粤民之大害既除，革命之障碍已清，三民主义实行有望。此则可告慰于吾兄者，而来大难未巳，决不敢以此自矜，且当益加戒慎，诸祈放怀。”
11月4日，国民政府发来嘉奖令：“该总指挥智勇兼备，调度有方，实深嘉慰。诸将士或奋勇破敌，或力战伤亡，劳苦功高，着该总指挥分别查明是报，从优奖恤”。汪精卫又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发来贺电：“赖我总指挥雄谋深算，奇兵四合，使逆贼进退无路，敛手就擒，不特大快人心，抑且永绝后患，公在国家，钦感何如。谨电驰贺，并慰问将士劳苦。”
蒋介石由鲤湖起程，“士女簇围，争瞻伟度”，到普宁城，“人山人海，欢娱鼓舞之状，难以形容。”又从普宁往揭阳，“沿途群众聚萍，欢声雷动”。来到揭阳城更是“万人空巷。采烈兴高”。见此情形，蒋介石不禁感慨：“自行军以来，此为最佳气象！北方直奉之争，吴佩孚复出，一般官僚与资产阶级相与庆贺，以余观之，不值一嗤也！”
汕头收复，陈炯明逃到香港避难。11月6日上午8时半，在汕头欢迎代表的簇拥下，蒋介石从揭阳登船，午后一时，船抵汕头码头。但见“各团体列队整齐，仪容甚盛，民众簇观，万头攒动。”蒋介石下船登岸，顺外马路前往设于桥运副使署的总指挥部行营。沿途军乐悠扬，鞭炮哗叭，各工会前导，依序有枪队、步兵、汽车、卫队殿后。蒋介石下车后，在行营小憩片刻，即走出房间，向欢迎民众致谢。
7日上午11时，汕头市召开欢迎东征军大会，各机关团体以及民众约数万人，大都手拿小旗标语。蒋介石莅会，并发表了演说。会后，与会群众开始游行，沿街商铺争相燃放爆竹、高呼口号。蒋介石看到“人民信仰主义，非如昔日浅浮，革命基础已固，良用忭慰。”此日，第一纵队陈济棠部克复饶平，陈铭枢部占领阳江，击退正面的敌军邓本殷部。
在汕头闲暇无事时，蒋介石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看《泰戈尔传》和《列宁丛书》。他看后的感想是：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的基点，又以爱与欢乐为宇宙运动的意义，是值得赞赏的；与列宁的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手段相比，蒋介石更重视泰戈尔的精神哲学。但是，当他看到《列宁丛书》中，列宁说的：“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联合民众，以友义的感化的训练，为必要手段”时，则称为是经验之谈，诚可学习借鉴。
11月16日，莅汕头市总商会的欢迎会，面对商界众多的质疑，蒋介石在欢迎会上开始讲明国共之间的界限：“------我们军队自出发以来，能够不骚扰百姓，并且与百姓相亲相爱，帮助百姓起来组织，来反对帝国主义。------不过你们都明白本党的主义是三民主义，是现在中国处在帝国主义势力之下最需要的主义。质言之，能够拯救中国得到独立自由的，只有这个主义。------怎样说这个不适宜实行共产呢？因为中国的商家富翁的资产，最多的不过几百万，至于过千万的，实在是很少的，如果与欧洲英美的大资本家比较起来，算不得是一个资本家。至于中等产业，只能养活他自己，更说不上是资本家。中国现在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并无大富与小富之家。这样的情形，怎样能够共产呢？所以，要请各位明白，中国决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共产是实行于大资本国家，如像英美等国，因为大资本家渐渐发生起来，不只是工农受资本家的压迫，就是小资本家，也要被压迫不能生活，大资本家如此，不共产如何能行。------因为鉴于外国大资本家的危害甚大，所以本党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不许大地主、大资本家再现于中国，使全国人民都得足衣足食的幸福。------”
蒋介石发明的大资本家之说，并把大资本家当做革命的对象，这是正确的，就像是毛泽东只把官僚资本主义当做革命对象一样。可惜的是，蒋介石最后却紧紧地和中国最大的资本家结合在了一起。为什么？还是和他的出身与思维有着天然的关系。
11月23日，国民党部分中央执行委员林森、居正、石瑛、邹鲁、覃振、石青阳、沈定一、邵元冲、叶楚怆，和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特、吴稚晖共12人，在北京碧云寺的孙中山灵柩前哭祭之后，举行了一次会议，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做出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之党籍”之决议。并发表宣言：
“------向者，本党总理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之加入也，因其声明系以个人资格而信仰本党主义，愿于革命进程中努力于本党主义及宣传与工作，非以共产党团加入，而欲于本党中别取作用。而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之加入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导，完全为共产党人之党团作用。------盖其加入之意，系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籍以维持苏联。-----然，中苏之历史不同，社会之情状亦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不并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

常昶昶

依据这个宣言，西山会议派于12月2日通过决议：“开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9名共产党分子的国民党籍。”接着，他们在12月4日再次议决：“开除主席汪精卫党籍6个月，及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身份，同时判决汪精卫主要罪状如下：
一、任凭鲍罗廷操纵本党中央，并操纵国民政府。
二、廖仲恺被戕后，听鲍罗廷之唆使，放逐胡汉民。
三、对于在18个月中请假14个月，潜赴湖南从事发展共产党运动的毛泽东，特地擢任为中央宣传部长。”
蒋介石听说以后，悲叹道：“他们希图标异，真正是国民革命的‘捣乱分子’。当此正需团结之时，怎么能突然提出分共呢？如此不把我刚组建起的第一军给分化拆散了吗？”他思之再三，决定在给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告成作序时，表明自己在此时的态度。故曰：
“阋墙之祸，甚于外侮之内侵，革命之成，全凭同志之相爱与相亲，------中正奉总理命创办本校者，正欲穷革命之理，而行革命之大道也。深知欲革命之成，必使同志以维精之理，至诚之意，团结精神，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以亲亲之道而亲同志，以爱物之理而爱同志，则主义实行，其有豸乎。------嗟呼，总理逝矣，先烈之矣，而其神其灵，不昧不爽者，唯在其所遗本校后死而未亡同志一线之命脉耳。吾人之聊足告慰先烈者，亦唯此而已。此一级未绝之命脉所遗者何？是乃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集而之血统也。吾人至今，悔不问明当时先烈之死者为共产乎，抑为非共产而三民乎。中正兹预以答后吾死者之问曰：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之下，以实行吾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也。吾愿死于青天白日之旗下，吾为国民革命而死，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直接实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即间接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也。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也。------阐明革命之理，实行国民革命之成功，未有中国之国民革命，而可不实行三民主义者也，亦未有今日之国际革命而能遗忘共产主义者也。中国革命，不能不承认为世界革命中之一部分，而实现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矣。吾辈死者，但知中国革命与国际革命，不能分而为二，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岂有纷争之必要，而徒使吾辈死者痛哭于九泉乎？吾愿未亡诸同志，由静安虑以臻于路格致正，敢自信为诚实之一人，尤望诸同志开成相见，本我校训，不负我总理之所期，则幸矣。------不亲则离，不爱则妒，不精则杂，而不诚，且无以致亲、致爱与致精也。诚则明，诚则强，诚则金石且为开，而况于人乎？况于同志乎？吾同志其勉旃。------”
12月8日，蒋介石召集政治部主任和党代表，讨论国民党的团结办法。在会议上，他提出了两项原则：一、校内准许共产党活动，（凡有一切动作）但均应公开。也就是要求共产党不能搞秘密活动；二，总理准许共产党跨国民党，而未准国民党跨共产党。所以，本校国民党员如有愿意加入共产党者，必须向校特别党部声明，并请批准。也就是说，国民党员不准私自加入共产党。
会后，蒋介石找周恩来个别谈话，希望周恩来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告诉他，并进一步提出：为了保住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第一军。周恩来不敢擅自做主，说此事关系到两党合作，需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蒋介石也就没有继续逼迫周恩来。
此时的周恩来还只有28岁，既不是军事家，也不是政治家，与比他大11岁的蒋介石相比，还差了一大截。我们说蒋介石已经是政治家和军事家了，作为政治家不但要有自己的主义，还要有自己的目标、策略和措施。他从与苏联合作的第一天起，就是在利用苏联和共产党，他的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这一点他从来就没有讳言过。作为军事家，蒋介石的嗅觉很敏锐，他能够很早就预料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和结果，也知道什么时机是最佳时机。他的实力增强了，他要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来。这一点非常好理解，就像是毛泽东后来讲的一样，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蒋介石要的合作，是以他为主的合作，和他合作的人：一不能左右他的思想；二不能夺他的权；三不能在他面前搞阴谋。
蒋介石为什么此时开始转向？除了他拥有了势力，也是他要搞统一战线的一个暗号，是给在北京开会的西山会议派看的。西山会议派之所以在孙中山灵前痛哭流涕，在蒋介石看来，实际上是一种被边缘化后无奈又无助的一种哀鸣。在他们没有开会之前，蒋介石还把他们看做是个人物，此会一开，反而告诉他，他们需要一个新的主子。这不是一伙贫民，是一伙拥有非常财力的商界大佬，可以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比苏联人援助要多得多的金钱。为了拿苏联人的武器和金钱，我们国民党人可以委曲求全，去赞同他们的共产主义，为什么不能同西山会议派合作，而赞同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分离出去呢？何况共产党人也就是区区千把人，没有他们也许更好。所以，蒋介石开始一面高呼同苏联人合作，一面开始进行分共的尝试。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这时他必须学会用苏联人打压西山会议派，让他们成为落水狗，这样再救他们时，花费的代价就最低；同样，他也必须利用西山会议派，增加对苏联人和共产党人要价的砝码，一方面让他们出钱出力，一方面迅速提高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他相信苏联人为了团结他这个两次东征的英雄，会不惜血本的。不过，蒋介石此时做的并不过分，而且是显得明人不做暗事。他向苏联人和共产党人就是表明：一，我相信三民主义，而且要用忠孝来推行三民主义；二，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是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我不允许有第二个主义影响它们。更何况军队里讲的就是一切命令听指挥，怎么能有不让服从我蒋介石命令的主义和共产党人呢？
这个时候，蒋介石采取了既宣传中国传统思想，又赞扬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两手策略。他在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中，首先就是用孔子的《大学》开头的，他大讲《大学》之道和忠孝仁爱。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大亦哉革命之学也。------”他同周恩来的谈话，就是想表明自己追求纯正三民主义的态度。在他看来他对共产党是有言在先的，但是周恩来并没有看出来，因此，才会有4个月后周恩来的惊慌失措。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蒋介石只要讲话，就必称赞苏联和共产主义。12月11日，在总指挥部宴会中俄人员时，蒋介石发表即席讲话：“我且不说我们现在没有受俄国人指挥，即使有这件事的时候，我可能老实说，只要把他革命先进国的苏俄诚心诚意来帮助我们民族的独立和平等，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只要力求我们民族独立和平等之故，并不是什么耻辱。”
12月25日，蒋介石发表《告海内外党部同志书》，更是将这一表演推到了极致。他说：“------本党不幸，值兹广东统一将告完成，北方民众共起奋斗，卖国军阀自行崩溃，总理主义可即实现之时，忽有一部分同志离异，自赴北京西山，开其所谓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自布议案，快其驱除异己，发舒私愤之褊心，而不惜阻扰国民革命之大业，迹其言动，无一不悖于本党之纪律与总理之旨意，此已有中央党部及各地党部起而辟之矣。------中正承总理训诲甚久，他无所求，唯愿与诸同志迅速完成国民革命。------关于共产党之问题，彼辈所以主张排除，不外两种理由：第一，‘共产党之共产主义，与本党之三民主义，根本冲突，故共产党在本党内，亦根本不能相容。’------总理已言明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矣，故第一说决非总理之意，此在彼辈亦未始不知。于是有第二说，谓‘总理之特许共产党加入，乃欲共产党完全化合于本党，而非本党为共产党所同比。今则共产主义已有蚕食三民主义之危险。’------总理盖严词警告反共之同志，而又决定仍容许共产同志之在党也。总理之所以如是，乃总理之伟大，总理首创之三民主义，诚不同于共产主义，而其为革命的主义则同。总理深知必然包括共产主义，始我真正之三民主义，而决不惧共产主义将蚕食三民主义，------。若不求自强自立，且不自悔，即严拒一切主义者于千里之外，亦终于自行崩溃，鱼烂而亡耳。------关于汪精卫同志，上海民国日报加之罪者凡三，盖无一而任意捏造。------呜呼，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所以诬陷我者，今岂将一一出乎同志之口耶？-----中正益自信此言之非诬，当永以自勉，并愿我同志共勉焉。”

常昶昶

蒋介石在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一天，即1925年12月31日，由汕头返抵黄埔，以浙江省国民党代表身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恭维苏联和共产主义吗？就是为了参加这次全会。就在这一天，国民党中央以全党名义授予蒋介石一枚金质奖章。蒋介石挟得胜之威凯旋，在广州市掀起了一阵旋风，让蒋介石成为此次参加大会最为瞩目的代表。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毛泽东把它们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包含：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小资产阶级有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分子阶层——学生界、中小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个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什么心态呢？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毛泽东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资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篇文章1925年12月1日，在中国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发表。第二军的军长是谭延闿，和毛泽东是老朋友了。以后，《中国青年》在1926年3月出版的116、117期上又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没有引起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视，但是蒋介石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却是大吃一惊。

常昶昶

七十八
张作霖惹恼了苏俄，苏联人决定对张作霖进行报复，迅速启动了郭松龄的反张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杨卓说的奉军军官反叛张作霖的计划。早在1925年初，加拉汗和奉天特工站负责人库兹涅佐夫，就给莫斯科汇报了策划郭松龄反张的计划。过了一个月，新成立的以驻北京苏维埃全权代表加拉汗为首的苏联特工“北京中心”，收到了一封发自莫斯科的密电：同意北京、奉天两地计划的密电内容，即策划郭松龄反对张作霖。但考虑到京奉两地属敏感地区，所以请张家口的军事顾问团利用冯玉祥将军的关系，在中共北方局的协助下做好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工作。
该密电很快转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国民军第一军所在地苏联顾问团特工组负责人普特纳手中。普特纳与普里马科夫制订了如下计划：
1、请中共北方局的李大钊及部下通过李德全去做韩淑秀的工作，再由韩淑秀说服她的丈夫郭松龄反张；
2、利用冯玉祥的关系接触说服郭松龄反张倒戈。
李德全是冯玉祥的第二任夫人，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6月，她接受了中共北方局的秘密指示：利用自己与韩淑秀的同学关系，向她宣传民族革命，反对军阀统治的思想，并力争由她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丈夫郭松龄。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李德全每次和韩淑秀见面，都要向她讲述民族革命的道理。李德全还把苏联顾问团的汉语翻译维什妮可娃-阿基莫娃介绍给了韩淑秀。阿基莫娃的真是身份是苏联红军情报局的谍报员，她能讲一口十分流利的汉语，在苏军军事顾问团里，她既是随行翻译，又是特工组组长普里马科夫的助理。接受教育的韩淑秀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回到了家里后，她又及时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讲给丈夫郭松龄听。在二人互相的交流中，郭松龄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925年10月24日，张作霖命令郭松龄去天津编组队伍，准备对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作战。这就给郭松龄与冯玉祥合作反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郭松龄说通了奉军的直隶督办李景林一起参加反奉，并与冯玉祥签订了冯、郭密约。全文如下：
甲（指冯）乙（指郭）系同志结合，为达到下列革命目的，公订条约如下：
    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
    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
    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
四、开发边疆，保卫国土。
1、直隶、热河均归丙（指李景林）治理。甲为贯彻和平主张，热河决不攻取。保大京汉线，甲军随意驻扎，但直省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两军。甲军决不侵夺。山东听其自然变化，但黄河以北各县由丙军驻扎，收入亦归山东。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之。
2、乙为开发东三省经营东部内蒙古，使国民生活愉快，清除隐患，拥护中央，促进国家统一起见，改造东三省政府。前项改造事业，甲以诚意赞助之，并牵制反对方面。
3、乙诚意赞助甲开发西北，必要时亦可以实力援助之。
五、以后两军，犯下列条件之一者，此约无效：
1、为攘夺权利，向内地各省战争；
2、为达前项战争目的，订立卖国条约，向外借款。
3、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
六、中央政府之组织及施政方针，以不妨碍开发西北及断送国家权利为限，悉以国民公意，甲、乙、丙竭诚拥护，决不干涉及掣肘。
七、此约签字后，即发生效力。
冯玉祥（印）14年11月20日                  郭松龄（印）14年11月20日
1925年11月25日，北京苏联驻华使馆内，以特命全权代表加拉汗为首的特工“北京中心”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郭松龄将军举义反奉。加拉汗要求各地苏联军情人员：一是为郭松龄的举义在国内外大造舆论；二是为郭松龄的军事行动出谋划策；三是为郭松龄提供奉军的军事情报。会议结束后中共北方局于11月28、29两日，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奉倒段的斗争，以配合郭松龄的反张军事行动。
郭松龄在1925年11月23日，于滦州倒戈反张，将原来奉军的第三方面军的6个步兵师、2个独立炮兵旅、11个重炮团及2个辎重团，约7万名军人，改编为三个军。11月25日，在接到冯玉祥的反奉通电后，郭松龄就率主力部队向山海关进发。郭松龄在30日，将他的司令部移驻山海关，将所部正式改称为“东北国民军”。
郭松龄的反奉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是一场正义的行为。我不能否认郭松龄的思想中，的确有正义的内容，但是，我也不能否认他假如打倒了张作霖以后，在东北是否能够抵抗苏联人，是否会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外蒙古。苏联人一直都在想让东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以肢解中国。在郭松龄宣布反奉的同一天，张作霖在沈阳正式发布了讨伐令。该讨伐令称：
“郭松龄与左派相提携，欲使中国赤化，为苏俄利用，实为东三省之公敌。为东三省计，为民国计，非讨伐不可。”
面临灭顶之灾的张作霖，在冷静分析局势之后，决定利用日本人。日本人则也想趁张作霖遇到危机，在东北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两方面就有了合作的基础。日本人具体提出的是让张作霖履行《满蒙新约》的有关条款及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张作霖早已学会了袁世凯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所以满口答应，并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白川义则的代表斋藤参谋长提交的五项要求上签了字。日本提出的五项要求是：
1、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2、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3、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线接轨和联运；
4、洮昌道所属各县均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5、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本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日本政府于12月7日举行了紧急会议，决定以保护日本利益为名，向张作霖和郭松龄双方发出警告：指出“日本对由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及由该路末点起约20华里以内之直接战斗行为，及其对附属地有着影响治安之虞之军事行动，一概禁止之。”

常昶昶

这个通告，表面上是对张、郭两军发的，实际上却是为张作霖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靠背。张作霖依据南满铁路同郭松龄作战，郭松龄无法绕到张作霖的背后攻击他。日本人不仅保护了张作霖的后背，还主动向他提供了大量的军费，并派出高素质的顾问、参谋、特工人员辅助张作霖。有资料统计，当时约有8600余名日本各级军官协助奉军反击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但是，郭松龄一样有苏联人为他提供军费和军事顾问，所以，两个人是扯平了。
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夫妇二人被抓，25日被张作霖下令就地枪决。苏联人的企图又一次失败了。郭松龄的倒戈，使张作霖更加痛恨冯玉祥和躲在幕后的“苏俄赤色势力”。于是一向睚眦必报的张作霖，决定报复苏联人、冯玉祥和中共北方局李大钊。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当时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会场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会场，被鲍罗廷支持的国民党左派主导了这次大会。代表们高举着苏联共产党斧头镰刀的旗帜，许多飞机从莫斯科飞越领空而来。在代表中有三分之二来自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大会给鲍罗廷授予了一个银制的镌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宝鼎。但是，正是在这种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得意忘形中，国民党人左派的大部分人开始觉醒，认为不能再让俄国人和共产党人左右我们的国民党了。
在这次大会上有三个必须提到结果，这都在日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一个是蒋介石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说明国民党新的代表人物出现了；一个是被囚在莫斯科的胡汉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说明大多数的国民党人认识到了苏联人的危害，需要胡汉民这样的右派；一个是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减租减息的议案，获得了通过，从而为12年以后的抗日根据地，通过了一个在国共统治区都合法的农村经济政策。
这一时期，蒋介石成了广州的政治新星和明星人物。他的神奇还在继续，他的部队很轻松地拿下了美丽富饶的海南岛。因此，蒋介石被共产党人也称作是“一个成就非凡的人。”1月4日，国民政府大摆宴席，宴请与会代表，蒋介石即席发表了演讲，语惊四座。他说：“------各位同志能相亲相爱，倘若我们依照这四个字继续下去，果能永远亲爱团结，则去年就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我对今日中国全国的局势，以及本党的前途，都曾仔细观察，常常抱着极大乐观和希望，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此种工作，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
蒋介石信心满满，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在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实际上有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我蒋介石是伟大的，你们要大力地支持我；二，因为我伟大，所以国民党也是伟大的，共产党人不要试图代替国民党；三，在上述两个前提下，大家如果相亲相爱，就会马上看到中国的统一。当然，他也有隔空喊话的意思，你们谁要是看准了我，就立即站到我的在一边来。但是，苏联人、共产党人、国民党的右派都没有听懂蒋介石在说什么，还以为他在大吹大擂呢。
隔了一天，1月6日下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听取了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作的军事报告。蒋介石说：“各位代表！今天，军事委员会委任谭延闿同志和中正报告两年来广东军事的经过情形，现在，谭同志委托中正来报告。-----”
蒋介石从民国12年广东面临的极度危险的形势，讲到平定商团之乱，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和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东征。他的演说不断被掌声打断，当他说到“我现在敢说一句，我们的政府已确定有了力量，可以向外发展”的时候，会场更是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总概起来，有13年积极的准备，才有14年统一广东的成绩。我们从今以后，只要接受总理的遗嘱，继续努力奋斗，国民革命成功，当在不远！”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蒋介石最后说：“最后还要声明一句话，这两年来国民革命军小小的成效，实在是三民主义的力量战胜的，革命军所到的地方，人民都来切实帮忙，不仅表示热忱的欢迎而已。所以革命军实在是人民的军队，革命军实在是人民的武装。”
蒋介石在台上讲话时，毛泽东就坐在台下，蒋介石的报告，尤其是他最后的两句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这个时候，在军事上蒋介石是一个实践者，而毛泽东还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他能够判断出这场东征平叛的意义，以及取胜的根本原因。可以说，蒋介石是毛泽东的第一个看得见、听得懂的军事老师，从此他研究了蒋介石5年，终于把他研究透了。
1月11日，孙科从上海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的二全大会。下午，蒋介石就去找孙科谈“团结本党办法”。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孙科是孙中山的唯一血亲，是三民主义唯一的象征；宋庆龄不是，现在她刚刚30出头，她要是另外嫁了人，怎么能代表孙中山呢？孙科与右派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孙科的叔叔伯伯。实行三民主义是不能把孙科撇在一边的，在中国父父子子的传统观念里，把孙中山的儿子造成自己的反对派，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俄国人不懂得这个道理，难道中国人不懂吗？
孙科认为要使本党团结，自然就是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派的人了。孙科告诉蒋介石，这些人正在上海筹备他们自己的国民党“二全大会”来和广州的二全大会分庭抗衡，他过来就是看看有没有缓和的余地。蒋介石心里也很明白，这些右派对他来讲比共产党和俄国人有用处，他们和自己的盟兄张静江、虞洽卿、孔祥熙等大财团关系密切，把这些人抓到手里，就等于抓住了军队发展的经济后盾，这可比受俄国人掌控自由的多了。于是，他对孙科说，他主张“西山会议案不提于此次大会，或者保留至第三次大会再决。”可惜西山会议影响太大，与会代表不可能不闻不问，因此，蒋介石向孙科表态，一定让大会从轻处理。

常昶昶

大会上，果然有代表提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议案，蒋介石则提出了缓办西山会议派的提案。大会没有采纳蒋介石的提案，“弹劾西山会议派”的议案，终于被列入了大会议程。蒋介石眼见阻挠不成，为了设法减轻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并准备下一步的中央委员选举，就在1月12日晚上即大会正式讨论此案的前夜，急匆匆地召集了国民党第一军及黄埔军校出席大会代表的紧急会议，并邀请汪精卫列席。会议讨论了“对第二次大会提案及选举名单”，直到次日凌晨1时后散会。这次蒋介石派别的会议，由蒋介石统一了各人的思想和行动步调，决定一致要求大会从宽处理西山会议派案，并请汪精卫出面向大会提出建议。
1月13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讨论“弹劾西山会议派”案，首先由路友于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提出四项处理意见：一、谢特、邹鲁拟永远开除党籍处分；二、居正、石青阳、石瑛、茅祖汉、覃振、傅汝霖、沈定一处以暂时开除党籍1年之处分；三、张继、林森、邵元冲、叶楚怆、张知本拟以用书面警告处分；四、戴季陶拟由大会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路的报告之后，汪精卫向大会提出了修正意见，建议“把第二项暂时开除党籍的都并入第三项办理。”此案经过激烈的争议，由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于16日会议正式通过。依照大会决议案，分别给予谢特、邹鲁二人永远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林森、张继、居正、沈定一、石青阳、茅祖汉、傅汝霖、石瑛、覃振、邵元冲、叶楚怆等12人书面警告，戴季陶仍按原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在1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二全大会提出了“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他在提案中说：“本党革命，原为求大多数民众之生存，三民主义，自重民生，士兵为农工化身，为民众之一部，且为革命前途之一员。无论平时战时，实较其他民众为尤苦------。若不急速从事实际上之改善，为兵者，将不免对革命事业有所怀疑------。一官所得，数十倍于一兵，虽事有劳逸，级有高低，而何至若是悬殊，若不急速从事饷章之改革，为士兵者，对革命之特点，即将无所认识。”
蒋介石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对台下的毛泽东又是一个极大的启发。士兵当兵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当官多拿饷？的确是一个军队的大问题。蒋介石这样做除了有改变军队性质的原因外，还有两个目的：一是从财政上，为自己掌握的军队多争取一些军费；二是在广大的士兵面前树立起爱护士兵的形象。没有疑问，他的目的达到了。
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在军事方面仍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国民党的二全大会作出决议，将各军所办的军校合并，统一归黄埔军校管理，黄埔军校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有很多人都在计较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地位的高低，那我告诉大家，在这次二全大会之前，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中的地位高于蒋介石，之后则是蒋介石开始高于毛泽东了。
1月15日，蒋介石向军事委员会请辞第一军军长职务，第一军军长的职务开始由何应钦接任。1月22日，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一中全会，推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谭平山、林伯渠、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和杨匏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扶摇直上，一下子迈进国民党的高层，成为仅次于汪精卫、谭延闿的第三号人物。但谭延闿因为不是国民党正统元老，又无“鸿鹄之志”，处处对蒋介石迁就忍让，所以，蒋介石名为第三号，实际上已经是第二号人物。
蒋介石地位的急剧上升，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这些人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权派汪精卫，一方面是广州没有看清楚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为此，蒋介石也十分闷闷不乐。1月25日，他携朋友徒步登上广州的白云山，“游安期仙居”，“过能仁寺，访方瑛墓”。在山上吃过晚饭才下山。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又一个人登上白云山顶，“骋怀四兆，犹不能稍解郁衰，因叹如何可使我驰责释复，达隐居目的。”蒋介石为什么如此“苦痛至极”？
原来。汪精卫为了制衡蒋介石的突然崛起，拉着谭延闿亲自跑到广西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会商两广统一的事情，而且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将李宗仁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与此同时，苏联顾问团以“参谋团”名义，不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决议，消减了军校的经费，以至延误了拨发官兵的薪饷，引起了官兵的不满。蒋介石认为这是苏联人阴谋破坏党军将士对自己的信赖，而且此举是汪精卫授意苏联人干的。这样看来。苏联人和汪精卫已经开始提放他蒋介石了。
蒋介石不是一个善于作秀的人，他的不快就写在了脸上。汪精卫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看到蒋介石的不快后，为了安抚他，2月1日在军事委员会上提议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这就让蒋介石有了统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正当名分。国民党二全大会闭幕不久，鲍罗廷就开始和蒋介石一起讨论广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况，筹备国民革命军北伐事宜。对此，蒋介石也非常热心，因为，北伐是孙中山一生的志愿。然而，一切都被斯大林的一纸调令改变了，蒋介石迅速地同右派结合在一起。
苏联人在反对张作霖的斗争中又失败了，他们迁怒于鲍罗廷在中国三年的工作没有任何实际的进展，就调鲍罗廷回国，派来了一个曾经帮助过土耳其反抗英国人的季山嘉代替鲍罗廷，希望季山嘉迅速调动国民革命军出兵北方。蒋介石的朋友加伦也被改派到了冯玉祥那里，鲍罗廷和加伦一起北上，秘密会见苏联代表，讨论了未来中国的政策。鲍罗廷知道，中国的事情将变得很遭，因为季山嘉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汪精卫和蒋介石。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没有他强有力的协调，这两个人将走向分裂，而苏联人站在谁的一边都是错误的，都会成为被攻击的敌人。

常昶昶

季山嘉是一个典型的沙皇式人物，外强中干。下车伊始，他就开始哇哩哇啦地对中国军人大家指责，认为中国军人贪劣成性，没有土耳其军人厚实，这极大地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更让蒋介石难以忍受的是，他弄清了调走加伦的真实原因：苏联人调整了以广州为中国革命中心的战略，把冯玉祥的张家口当作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冯玉祥站在反对张作霖的最前线，而广州则远离张作霖；二是，中共北方局完全听从苏联人的指挥，而广州的共产党人时不时还同共产国际闹点别扭；三是，中共北方局在冯玉祥那里占有主导的地位，而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却要靠苏联人为他撑腰。
这还不算，更让蒋介石窝气的是，季山嘉否定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战略，决定“北伐从缓”，现在的中心工作，就是要优先支持冯玉祥攻打张作霖。苏联人要求蒋介石由海路运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国民军，或者蒋介石离开广州去张家口帮助冯玉祥练兵。这就彻底让蒋介石看清了苏联人帮助孙中山的真正目的。所以，当季山嘉把苏联人的建议向蒋介石提出后，蒋介石立即说他们的这个建议是“儿戏欺人之谈”。
这一下，蒋介石惹恼了季山嘉，季山嘉就一头扎进了汪精卫的怀抱，鼓动汪精卫开军事委员会通过他的提议。蒋介石这就更对苏联人和汪精卫有看法了，认为他们就是对自己实施调虎离山之计，是想把他调离中央，架空他的权力。是可忍，孰不可忍？刚当上国民党中常委的蒋介石，一气之下就要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及所兼各职，但是没有得到批准。接着，蒋介石还想动身去苏联莫斯科，找斯大林当面谈一谈。他让人在香港换好了外币，和他的机要秘书陈立夫一起坐车去码头。就是在路上，陈立夫对他说：你不应该离开广州，否则，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将来由谁当呢？蒋介石一听大悟，立即让司机开车回家。
既然“无法解决辞职问题”，又无法离开广州，要改变自己的被动局面，蒋介石就必须“自强不息”。“人在于自强”，蒋介石“甚悔”辞职之举，觉得自己“太无耐力”了。于是，他决定“积极干去”。蒋介石改变了策略，以先发制人的手段，向汪精卫和季山嘉展开了进攻。蒋介石一旦把谁当作敌人，谁就该倒霉了。
而就在这时，受共产国际支配的共产党人开始做蠢事。他们在广州四处散发传单，说蒋介石是新军阀，攻击蒋介石不听从苏联人的安排；同时，汪精卫也派有自己在第一军的嫡系师长王懋功展开倒蒋活动。汪精卫现在是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党代表，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培养了一个嫡系。蒋介石是一个很有军事谋略和政治权术的人，共产党人和汪精卫又为他提供了一个清洗异己，纯洁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绝佳机会，他如果不动作，反而成了一个傻子。
蒋介石把目光盯在了两个关键的岗位上，一个是汪精卫的亲信王懋功，他的部队驻扎在广州，假如不解决就会给自己的安全带来巨大的危险；另一个就是中山舰的舰长李之龙，中山舰是海军中最大的军舰，是对远离广州陆地的黄埔和长洲要塞危险最大的水上雄狮，不能让中山舰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蒋介石一切谋定而后动，他首先投石问路，向汪精卫的嫡系师长王懋功开了刀。
2月26日，蒋介石突然将王懋功扣押，罪名是“图谋不轨、倾覆本党革命势力”，宣布撤掉王懋功的第二师师长职务，派人将其押送上海。然后，蒋介石直接去找汪精卫说：“既然中央不同意我辞职，那就让季山嘉回他的俄国去。”
蒋介石向季山嘉下达了驱逐令。汪精卫和季山嘉怎么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采取如此果断的措施来对付他们，让他们一下子成了下软蛋的鸡。斯大林、汪精卫、季山嘉根本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中国的军队。在中国系统和关系永远是第一位的，在系统和关系之外，没有人承认上级的权威。苏联人以为换一个顾问会有一样的权威，汪精卫以为他是军事委员会主席，军队没有他的命令，军官们不敢乱动。然而，这些军官都是蒋介石提拔和培养出来的，他们岂会听从别人的命令？在中国，除非你自己把自己的军权交出去，没有人可以解除你的职务。从这一点上来看，毛泽东的伟大就可见一般了。
蒋介石公开站在了季山嘉的对立面上，季山嘉手足无措，只得表示愿意辞职。苏联人失策了，他们不得不急令还在北京的鲍罗廷回广州。然而，复返的鲍罗廷已经失去了他原来的权威，蒋介石不听他的了。这以后的鲍罗廷要想让蒋介石继续北伐，就必须求着他，所以，位置颠倒了过来，蒋介石成了主人，鲍罗廷成了真正的军事顾问。为了苏联人的倒张事业，鲍罗廷只好亲自率领北伐军战斗在第一线。
人的心理就是系于一线之间，如果你怕一个人，你就可能怕一辈子，如果你不怕这个人了，这个人就可能怕你一辈子。鲍罗廷本来的地位是靠紧跟孙中山的鞍前马后，在国民党中央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并不是靠苏联人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建立起来的。共产党人、国民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是因为他大多是正确的，所以也就没有人敢于违背他的意志。然而，他的权威被斯大林说给否定就否定了，派来了一个狗屁不是的季山嘉，一下子就让人们通过鲍罗廷建立起来的对苏联的尊重化为泡影。
人们对苏联人不那么尊重了，自然鲍罗廷也包括在内。因为，蒋介石通过和季山嘉的斗争，看到了一个对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不论你如何正确、强硬，都不敢和国民党破裂，因为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更厉害的人物，要求他们必须团结和利用国民党。因此，一开始怕国共合作破裂的心理没有了，而国共合作破裂反而成了一个对付苏联人的杀手锏，那么蒋介石就有了辗转腾挪的巨大空间。正是在这种不经意的转换间，蒋介石完成了化蛹成蝶的痛苦过程，接下来他要证明一下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常昶昶

蒋先云接替贺衷寒成为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他的这个秘书是文武双全的，不像是陈立夫担任的是机要秘书。这个侍从秘书的军衔是上校，相当于团级，在当时所有的共产党人出任的国民革命军的职务中，应该是最高的了。叶剑英虽然比他的职位高，可当时叶剑英还不是共产党员，叶挺这个时候还没有从苏联回来，能够和蒋先云比肩的是李之龙，像徐向前等都是蒋先云手下的兵。蒋先云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信任，因为蒋先云非常的精明能干。尽管明知道蒋先云是共产党员，蒋介石还是对他信任不疑，甚至在分党以后也没有赶蒋先云走。这样蒋先云就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信使。
毛泽东成了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东征回来，蒋先云就想去看他，可是接着就开国民党的二全大会，毛泽东忙得不亦乐乎，蒋先云去了几趟都没有见到毛泽东。这一天，蒋先云随蒋介石从黄埔来到了广州，闲暇无事，就又去拜访自己的老领导。毛泽东正在办公，看到蒋先云，甚是高兴，拉着他问长问短。三年不见，蒋先云也有说不完的话要对毛泽东说。他详细向毛泽东介绍了蒋介石、周恩来和黄埔军校，介绍了两次东征的经过，最后还给毛泽东带来了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的序。
毛泽东看蒋介石的文章，就让蒋先云看自己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看了蒋介石的文章，感觉到蒋介石文如其人，英俊、潇洒、帅气，尤其是在国民党的二全大会上，他见到蒋介石脚穿马靴，走路咯咯有声，脸上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英气，为中国能有如此人物而兴奋不已。说实在的，毛泽东早已看不惯苏联人在中国耀武扬威了，他希望国民党中能够出来一个人物替代苏联人在国共合作中对地位，由中国人自己而不是由苏联人来掌握中国革命的航舵。
听蒋介石在大会上的发言，再看他的文章，毛泽东知道蒋介石已经是一个博古通今，既信仰三民主义，又精通共产主义的政治家了，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军阀的军事家，他的一些军事思想尤甚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毛泽东也感觉到了一丝忧虑，他看到蒋介石把忠孝仁义放在了推行三民主义的首位。这可能创造出来一个新的皇帝，一个不是皇帝的皇帝。但是，毛泽东更大的忧虑则在于：如果蒋介石主导国民党，那么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处于支配地位了，就必须学会和蒋介石合作了，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只有处于仆从的地位才能维持合作的不破裂。
常言道：惺惺相惜，高手之间总是相互敬重的，只有和高手过招之后，才能找出自己身上的破绽，才能让自己迅速地发展起来。毛泽东为有蒋介石这样一个人物而兴奋不已，因此他决定探一探蒋介石的底。看到蒋先云也将自己的文章看完，毛泽东问道：“怎么样？有什么看法？”
蒋先云说：“润之，没有想到你把中国分析的这么透彻，让我顿时明白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且也明白了什么样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这个戴季陶和我们蒋校长是盟兄弟，他们都是中产阶级，戴季陶是个右派，蒋校长却是个左派。对了，蒋校长在汕头市总商会讲话说：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没有大富和小富之家，共产只适宜在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
毛泽东说：“这就是这个阶级的特性，他们总是粉饰自己的阶级如何对社会有益而无害。我的文章不是写给他们看的，是想让我们共产党人看的。判断是不是革命，就是看这支军队、这个党依靠谁。现在蒋介石东征依靠人民群众，那么他的行动就是革命的，假如他哪一天依靠了大资本家，那就是反革命的。而蒋介石是一个中产阶级，正是处于这个阶级的动摇性上，他向左走就是革命，向右走就是反革命。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在中国没有独立革命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要人人数不多，要钱钱又不多。人在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这边，钱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那边。要获得统治权，要么你有权，要么你有人。我最担心的是蒋介石在获得权力的过程中革命，依靠人民群众；而在获得权力后，依靠大地主、大资本家的钱，从而走向反革命。”
蒋先云说：“这可怎么办是好呢？如何防止他只革命，而不反革命呢？”
毛泽东说：“对蒋介石进行试探，看他终究是要革命，还是要反革命。如果革命我们就继续支持下去，如果反革命就要尽快乘他立足未稳时剪除他。”
蒋先云说：“对，未雨绸缪吗。怎么试探他呢？”
毛泽东说：“你把我的这篇文章带给他看，看看他有什么反应。不过，千万不要说你来过我这里。就说你是偶然在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上看到的。”
蒋先云说：“好，我知道了。”
毛泽东说：“记住代我问恩来同志好，我的文章也给恩来同志看一看。我就不留你一起吃饭了，为了保密，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分开吃吧。”
蒋先云笑道：“我本来是想请你大吃一顿的，也好，我就省了吧。”
蒋先云告别毛泽东，见到蒋介石，把毛泽东的文章给蒋介石看了。蒋介石看到后，大吃一惊，心想：毛泽东果真是人中龙凤，把中国的一切都看透了。是啊，中国的领导力量不是戴季陶所提倡的资产阶级，而是除此之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或工人和农民。我就是在利用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可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钱能不利用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毛泽东还是一个书生，不知道养军队是需要钱的，工人和农民有钱吗？的确是，毛泽东要突破这个问题还是需要经过一番考虑的。
蒋介石嘱托蒋先云，平常注意收集毛泽东发表的各篇文章，蒋先云应允下来，只要有机会就会给蒋介石收集来毛泽东的文章让蒋介石看。这项工作，蒋先云直做到他在北伐的路上牺牲。

常昶昶

七十九
张作霖平了郭松龄的叛乱，1926年春，开始利用自己控制北京的有利条件，向苏联政府在北京的代表机构——大使馆，尤其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汗发起了挑衅式的攻击。同时，张作霖与吴佩孚捐弃前嫌、握手言和，共同向倒戈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进攻。3月12日，日本的军舰引导着奉军的舰船，意图突破国民军布下水雷所封锁的大沽口港口，导致守卫港口的国民军与日本军舰交火。日本就借此污蔑中国政府破坏《辛丑条约》，纠集了英、美、法、意等8国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当然，其真实目的还是为了遏制冯玉祥的国民军。
3月17日，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以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等团体的代表召开了联席会议，决议次日召开国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2万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8国通牒示威大会。大会通过严驳8国最后通牒等决议，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李大钊、赵世炎等参加了游行，共产党人王一飞临时代替国民党左派徐谦担任游行总指挥。当游行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时，预先埋伏的军警，先是以大刀、木棍向群众乱打，继之又开枪射击，打死40余人，重伤200余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大惨案”，被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徐谦等领导人。张作霖更是在4月下旬，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京报》主编黄明江与邵飘萍，并予以杀害；同时，以“赤化嫌疑”为名通缉400多位中共党员、国民党员及进步人士。在1926年夏天，张作霖正式宣布，不再承认加拉汗为苏联政府特命全权代表的身份，并指出：“为避免引起更大的麻烦，请苏联政府立即召回加拉汗先生。”加拉汗被驱逐回国，苏联大使馆成了一个空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就躲在这里度下了余生。6月28日，张作霖和吴佩孚在北方联合发布了“讨赤”令，苏联人在中国北方开辟的反对张作霖的中心，彻底失败，中国境内的反苏反共活动大肆猖獗起来。无奈，斯大林只好把目光又投向了广州。

两次东征的此成功，及新近拓展的疆域迅速扩大了广州政府的税源，宋子文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他管理的中央银行建立了白金储备，给广州货币带来了在中国那个时代极为罕见的稳定，广东经济一片欣欣向荣。宋子文随之又入主财政部，他简化了税收体系，引进了更多更有效的税收方法。政府对于土地税的依赖降低了，财产拥有者，比如商人、工业主被重新课税，赌博重新合法化，但需要交纳重税。还有奢饰品的消费、汽油、饭店、鸦片与娼妓都要课以重税。结果，在1924-1926年间广州政府的税收收入成倍地增加。另外，政府还发行了大批的债券，政府可用于开支的钱有了，军队的装备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当然，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在银行的私人存款提高了6倍。这就是1926年的广东经济情况，北伐是要有经济实力做后盾的，现在的广州政府已经有了北伐的经济基础。
蒋介石接连几天都在读《革命心理》一书。3月6日这天，蒋介石的体会更深刻了，他认为“恐怖与憎恶二者，乃是暴力之动力。”7日，教育长邓演达报告：“有人在散布油印品，作反蒋宣传，据查可能是共产党人干的。”
“廖案”中，蒋介石赶走了许崇智和胡汉民，甘味无穷。现在他已经决心要架空汪精卫和赶在季山嘉，并趁机清除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本来他还想再等一等再对共产党下手，没有想到共产党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开始了“反蒋宣传”，蒋介石决定利用好这着好棋。
3月8日，蒋介石又去拜访汪精卫，向他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入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的合作，必须定一个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不料，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蒋介石对汪精卫的谈话内容，至此，蒋介石感觉到汪精卫已经开始在寻求苏联人和共产党人对他的支持，而且已经“勾结已深”。为了明人不做暗事，蒋介石还是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希望汪精卫改弦更张。信中说：
“------自弟由汕回来，即提议北伐，而吾兄当时极赞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不料经顾问季山嘉反对此议，而兄即改变态度。------此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季山嘉提议：派兵由海道运往北方，此为儿戏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弟即知其无北伐之诚意。------弟谓彼用意，于吾总理北伐毕生之志完全相反------。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军事限于被动地位，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革命前途，几至濒于绝境。故与兄提议：必先与确实交涉，不可使中国限于被动地位，以违反我总理联合苏俄之本旨，与苏俄扶助中国革命独立之成约。然此不可专为同志责，兄亦不能辞其责任也。季山嘉劝弟往北方练兵之计，其虚实诚伪，已彰明较著。------盖弟在粤一日，而季山嘉，个人之计划总难实现，故其不得不设法使弟离粤，以失去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
3月8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开学仪式，蒋介石对学生专门讲了主义和严守纪律的问题：“------我们总理所创的三民主义，是以民生为历史的中心，所以三民主义的基础就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现的方法实在是不同的，不过革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相同的。现在有些人不明白革命的意义，不晓得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地方，或者相信三民主义，而排斥共产主义；或者相信共产主义，而排斥三民主义，这些都是自相矛盾的。------本校长对于三民主义的观念，就只如此，望大家认识清楚。------本校第一是注重纪律，大家都要拿铁的纪律来互相监督；第二是无论学生、士兵都要养成他独立的人格和自治的精神。------因为要不使他做人家的机械或傀儡，给人家来利用，这就是本校的教育方针。------只要以后我们一切的意志言论行动，都以党纪为依归，戒除浪费的生活，不讲个人的自由平等，那么就和我们总理亲自在我们目前训诫我们一样了。------今天开学的第一天，我希望各位人人学总理，人人继续总理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并且要希望各位学生的思想魄力、气度胆量，都要学到我们总理一个样子。这样，个个学生都是我们的总理了，革命岂有不成之理。------”
3月10日上午，蒋介石又听说了种种不堪入耳之谣言，但他却处之泰然，未尝抱一悲观，自谓“吾以至诚待人，终久能谅解。”近日，反蒋传单不断，疑、谤、忌、诬、排、害，渐次明显。这些传单和谣言，经查并不是来自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而是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右派分子制造和散发的，目的就是在于挑拨蒋介石同汪精卫、共产党以及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孙文主义学会的中坚人物是戴季陶，他对蒋介石知之甚深，知道蒋介石的性格多疑，因此就设圈套挑拨蒋介石反汪、反共，从而让蒋介石为他们所用。
其实，蒋介石并不是像戴季陶想象的那样，戴季陶和蒋介石明争暗斗10年了，哪一次占了上风？蒋介石有他自己的主意，他说过：“我从来的意志，没有一个人能够动摇的，决不能听人家包围来改变我的主张的”，“应该怎样主张，就怎样实行，就没有听从旁人的主张采随时变更的，或者受人包围，另外做旁人的一个留声机。”

常昶昶

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上午9时，蒋介石往中央党部行礼，至哀敬，并发表感言。因追念孙中山，就把孙中山曾经给他写过的一些手书整理成册，并请谭延闿作跋。下午4时，汪精卫给蒋介石打电话，邀他和季山嘉一起谈论北伐的事宜。蒋介石与二人见面后，感觉到与汪精卫和季山嘉的博弈才刚刚开始。汪精卫和季山嘉联合起来，想逼蒋介石离开广东，并暗示蒋介石如果不离开就会有不测的事情发生。蒋介石当面说要辞职，两个人又不准。蒋介石想他们是不是想让自己陷入弃职潜逃的困境？经过深思熟虑，蒋介石决定实施他的计划，于是他打电话召周恩来从第一军的驻地汕头来到广州。
周恩来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全大会前夕，从汕头回到过广州一次，同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蒋介石向他提出的问题。经过商定，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扩大左派；计划把共产党员全部从蒋介石的第一军中撤出；并计划在国民党二全大会的选举中，少选中间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以此回击蒋介石。没有想到他们的策略是错误的，在国民党的二全大会上，不仅没有抑制住中间派，而且右派的势力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
周恩来和陈延年受苏联人思想的影响太大，鲍罗廷根据苏联的社会党分裂时的情况，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是左派，少数人（孟什维克）是右派，几乎没有中间派，认定在中国的党派里中间派也一定是少数。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历来都是中间派占大多数，这是孔圣人多年的“中庸之道”教育的结果，好人要得势得团结中间派，坏人要得势，也要团结中间派。好坏的区别就在于中间派对你的认可程度，从不取决于你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理解这一点的，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毛泽东。
周恩来没有和党的领袖陈独秀做沟通，也许他认为和陈独秀做沟通是多此一举。因此，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中间就缺少了一个最起码的调停人，周恩来必须直接面对蒋介石的挑战。周恩来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直截了当地要他交出共产党员在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名单。周恩来因为已经和陈延年、鲍罗廷商量过，因此不同意把名单交给蒋介石，但同意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蒋介石为什么急着办这件事？因为，共产党人是汪精卫在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腿和传声筒，没有了共产党人，汪精卫就彻底失去了对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控制，就使汪精卫和季山嘉成立真正的光杆司令。
周恩来离开蒋介石，把蒋介石的要求及时地告诉给苏联顾问的翻译兼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张太雷把情况告诉给季山嘉，季山嘉不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共产党人，也不是一个合格政治家，他没有对蒋介石采取任何措施。这就让蒋介石的胆子大了起来，他决定清除中山舰舰长李之龙。
季山嘉没有办法，但是汪精卫和周恩来等不得，他们决定针对蒋介石采取行动，汪精卫、季山嘉、周恩来还有邓演达、汪精卫的老婆陈碧君都参与了行动。汪精卫、季山嘉坐镇指挥，邓演达和陈碧君负责探听蒋介石的行踪，周恩来则负责利用工人纠察队绑架蒋介石。蒋介石的耳目遍布广州市，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脱蒋介石的眼睛。蒋介石决定先调离对他威胁最大的中山舰，他指示一个亲信——海军学校的副校长、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令他将中山舰调黄埔港候用。李之龙将中山舰开到黄埔军校，整整停了一天一夜，在没有得到有关人员的同意之下，又于19日晚上驶回了广州。李之龙没有让军舰熄火，而且军舰上的炮衣也退了下来，随时可以开炮。
调开了李之龙，3月19日上午，蒋介石来见汪精卫，谈论陈肇英的问题。根据周恩来的说法，陈肇英是虎门的要塞司令，是蒋介石的嫡系。陈肇英走私被李之龙抓住了，就报告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处理陈肇英。蒋介石是为了保护陈肇英才对李之龙下的手，周恩来把蒋介石想的太简单了。蒋介石对汪精卫说：“陈肇英的事是李之龙挑拨离间，是共产党人试图以陈肇英走私来污蔑本党。他们试图篡夺革命之心，已是路人皆知。若不于此时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我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
蒋介石对汪精卫说这些话也就是例行公事，下午他就与各干部密议，一直到4时密定。蒋介石下达命令说：“权利可以粪土，责任岂可以放弃乎？生命可以牺牲，主义岂可敝履乎。此时再不决心，尚待何时？此时若不殉党，何颜立世？今日事只有奋斗，以期毋恭所生，不负初衷。”蒋介石说得是义正词严、大义凛然。
20日早晨，天色刚蒙蒙亮，蒋介石就在孙中山于1917年曾经用作基地的一家水泥厂建立了总指挥部，调动军队包围了广州火车站和中央银行。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发布了戒严令。接着中山舰被占领，李之龙被逮捕；士兵们包围了罢工委员会总部，解除了1000多名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黄埔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本来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是要撤离，但是他们幻想能够逮捕蒋介石，因此就没有撤离）被悉数扣押；士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季山嘉的寓所和汪精卫的住宅，监视他们的行动；由布博诺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刚到广州就被置于“保护性监督”之下。
稳操胜券的蒋介石来见汪精卫，汪精卫此时由于气急交加卧病在床。蒋介石告诉他，他的行动只针对共产党，并不会伤害他。蒋介石对他说，他的行动之所以没有告诉你这个主席，是怕万一失败了，政治上的责任就由他自己来负。汪精卫问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蒋介石说李之龙欲绑架他，并试图炮击黄埔。事后，周恩来则说：蒋介石此举是为了“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