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常昶昶

五十七
韩非道：兵宗，世界上有共产主义者吗？
姜子牙道：法宗这句话问得有意思，就我考察还是有的。比如黄帝，他就是一个，他为人民创造了无数的财富，可是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点。
韩非道：我是说的马克思所定义的共产主义者。
姜子牙道：这要看这个人所处的角色和位置了。如果一个人不分种族、国家，投入到世界上穷人反抗压迫的斗争中，或者是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那就是共产主义者，比如白求恩。其实南丁格尔也是，她为了救助病人，尤其是穷病人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韩非道：我是想问你，列宁是吗？斯大林是吗？
姜子牙道：他们理论上是，但实际行动中都不是，他们要求别人是，而自己不是。
韩非道：兵宗怎么这样说呢？
姜子牙道：当列宁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国内首先取得胜利的那一刻，他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马克思为什么主张在全世界范围内一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共产主义是没有民族和国界的。而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去奋斗时，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因为，这种革命是有国家和民族界限的，在革命的过程中，一定会为了维护本国民族利益，而去伤害和削弱另一个他认为会威胁他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国家和民族的。
韩非道：列宁可是组建了共产国际的，那不也是为了支持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吗？
姜子牙道：名义上是如此，但实质不是。苏俄革命仅此一家，在国际上是孤立无援的，帮助别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指导别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是为了建立联盟，万一有哪一个国家也建立了相应的政权，岂不打破了国际上的封锁？二是在世界上建立国际纵队，即使不能给苏俄以政治经济援助，也可以搅乱国内局势，让他们的国家内部忙于内战，无暇顾及攻击苏俄。共产国际是苏俄圈养的，它在国际上做的越来越过分，没有一点威信了，只得自己摘了牌子。
圣人道：兵宗此话说的甚是。共产国际在世界上没有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大兵扶持起来的。中国的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也早就失败了。共产国际的所作所为，只能反证斯大林的民族主义。
姜子牙：对，就是这样，列宁是一个革命者不假，是一个主张工农坐天下的革命者也不假，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不是在损他，而是在赞扬他。他在获得了政权之后，就更明白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他的继任者斯大林尤是如此。因此，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好理解苏俄与我国即将发生的一切关系。
圣人道：是的。苏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也许没有什么错误，但对中国的伤害可就大了。
姜子牙道：苏俄在建立后，对中国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政策。就是远交孙中山和冯玉祥，近攻张作霖。
韩非道：张作霖在中国的历史书上可不是一个正面角色，攻击张作霖有什么不对吗？
姜子牙道：张作霖反俄反共，有60%的责任是苏俄造成的，张作霖的责任最多占40%。我们知道，张作霖是东北王，十月革命爆发后，哈尔滨的俄工农兵苏维埃组成临时革命委员会，并与布尔什维克党组成了“城防委员会”。11月2日，布尔什维克哈尔滨支部发表《告满洲全体公民书》，号召东北地区的民众支援俄国十月革命。并于12月12日，同哈尔滨俄工农苏维埃发表《告公民书》称：“自本日起，哈尔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即为国家主权正式代表，所有国家及公共机关均受本委员会管辖，凡本委员会发布的政见即为正式命令。”12月14日，哈尔滨工农兵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撤销由沙俄任命的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在中东铁路管理局的一切职务，任命布尔什维克党工人斯拉夫为“主持中东铁路管理局政治与外交事务委员。”随后，哈尔滨俄工农兵苏维埃又派普拉诺夫为驻哈尔滨领事，而沙俄任命的驻哈副领事波波夫在遭到布尔什维克驱逐之后逃入了东北内地。
韩非道：这是什么事儿？这可是在中国，布尔什维克怎么能在哈尔滨自行其是呢？这不是没有把张作霖放在眼里吗？这不是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吗？
圣人道：这就是俄国沙皇主义留在这些布尔什维克者骨子里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中国国民政府和张作霖的感受。或者说，根本没有把张作霖放在眼里。
姜子牙道：是的。他们草率而鲁莽的行为，成为英、美、法、日等国借以攻击苏俄的借口，他们以保护自己的侨民及利益为借口，纷纷要求中国政府限制俄工兵苏维埃的活动，英国驻华公使则直接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出兵维持哈尔滨秩序。为了防止在东北有兵的日本人介入，1917年12月1日，中华民国外交部会商东北巡阅使张作霖电告吉林督军选派军队，开赴哈尔滨震慑俄“激党作乱。”12月20日，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征祥照会苏俄公使，宣布中方决定“以实力赞助霍尔瓦特，维持北满秩序。”12月28日，哈尔滨俄士兵苏维埃主席流基及其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军队4000余人，被缴枪后遣送出镜。随后中东铁路沿线富拉尔基、博客图、碾子山、孔兰屯军地，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军队亦相继被奉军解除武装递解出镜。霍尔瓦特等恢复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职务后，便把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作为反苏俄的基地和大本营。苏俄政府表面没有做出什么反映，暗地里却派出无数“契卡”人员进入哈尔滨，使哈尔滨一片混乱，成为东北局势动乱的策源地。张作霖便以维护该地区的秩序为由，收回了中东铁路权，并在日籍顾问的鼓励下，强化了对东三省及相邻的苏俄地区边境管理。他甚至以整个中俄远东地区监管人的身份，把收回中东铁路权及强化边境沿治安的告示，电告给与中国东北相邻的6个俄属地方政府，即贝加尔、后贝加尔、阿穆尔、萨哈林、滨疆区及勘察加，而这些地方行政当局，竟没有一个表示抗议和回绝的。在这个问题上，张作霖做的有些过分了。
韩非道：这是半斤八两，各有50%的错误。但是也和列宁有关。早在1900年12月，列宁曾经在《火星报》上撰文，强烈谴责沙俄政府抢修中东铁路，并利用该路出兵中国东北。十月革命前也曾声明：我们俄国工人和农民决不赞成强制保留任何一块非大俄罗斯的地区和殖民地。1917年12月，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和一切国家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外国的一切特权。在中东铁路问题上，采取的是坚持中俄合办并允诺中国可以“赎回”的政策。1919年7月25日，苏俄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汗发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宣言》，称：“俄国莫斯科苏农政府副外交委员加拉汗遣员送致通牒于中国，请正式恢复邦交。声明将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满洲及其他各处以侵略手段取得之土地一律放弃；并将中东铁路矿产、林业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霍尔瓦特、谢米诺夫、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之各种特权，及俄商在中国内所设立的一切工厂，与俄国官吏、牧师、委员等不受中国法庭审判之特权，皆一律放弃，返还中国，不受任何报酬。并放弃庚子赔款，勿以此款供前帝俄驻北京公使及各地领事”。这说明苏俄明明放弃了中东铁路的全力。甚至俄国沙皇侵占东北和西北的土地都可以收回来。
姜子牙道：法宗有些天真了。这只不过是苏俄采取的一项策略，为的是缓和同中国东北的紧张局势，不至于在欧洲反俄联盟进攻时，受到东方中国从背后的进攻。但是，当局势稳定以后，苏俄在对中国的外交中，民族利益和帝国心里便开始主导一切。1920年9月27日，在加拉汗签署的第二次对中华民国的宣言中已经没有了上述内容，并且开始插手中国外蒙古事宜。在徐树铮将军将外蒙古收回后，苏俄就开始动外蒙古的脑筋，它们先是发表声明试探，然后指示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蒙藏部”，派人深入外蒙古组建共产党小组。
圣人道：1920年11月17日，联共（布）会同共产国际，开展有关帮助外蒙古推行革命的统一战线，反对中国军阀统治的探讨。在苏俄政府及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下，外蒙古境内产生了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蒙古人民党。1921年1月1日，蒙古人民党在恰恰图市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口号是：在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与支持下，团结各界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为争取民族统一和社会解放而努力奋斗。会议还决定联合境内所有的游击力量组成统一的革命武装组织，即蒙古人民革命军。同年3月13日，在恰恰图市举行了由外蒙古地区各旗的劳动代表、各游击队组织代表及各革命党派代表参加的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苏俄政府倡议下，大会决定成立蒙古临时人民政府。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对中国来说，蒙古人民党就是一个分裂组织，蒙古人民临时政府就是一个分裂的政府，它为苏俄入侵我外蒙古奠定了基础。
韩非道：就在外蒙古成立蒙古临时人民政府时，1921年4月中旬，北洋政府在天津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其主要内容和议题就是外蒙古的局势问题。与会者认为，当前外蒙古的危机不但威胁到了张家口，而且还威胁了北京。为此，会议决定任命张作霖为“蒙古经略使”，政府拨款300万美元，命其统领10万军队，迅速开赴外蒙古，收复失地，并歼灭翁格恩的白俄“亚洲师”，防止苏俄红军进入外蒙古。然而，当张作霖统兵到达张家口时，势单力薄的翁格恩就知道自己不是张作霖的对手，便在日本人的周旋下，向张作霖表示：“本人一直崇拜张大帅，如有可能，我愿与张大帅结盟，并听从您的调遣。”张作霖本来就是一个土匪，没有国家利益的大局观，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不仅接受翁格恩的投降，而且还让他继续在外蒙古为所欲为，从而为苏俄出兵外蒙古越境打击翁格恩匪军，提供了借口。

常昶昶

姜子牙道：1921年6月16日，苏俄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就单方面做出了向“蒙古发兵”的决定。在进军的前一天，才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来电，声称苏俄红军是应“蒙古临时人民政府的请求进军蒙古”的，“苏俄部队进入蒙古的目的是帮助中国剿匪，保证尊重中国主权。”许诺“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6月1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切切林致电中国外交部称：
中国北京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鉴：
俄劳农政府自成立以来，屡次表示愿与中国联络，敦笃两国邦交。现惟一主义，在尊敬中俄两国主权，以去公敌，此公敌即白俄领袖翁格恩是也。现白军聚集蒙古中央，以抵御俄军及华军，军事日形扩大，致使俄军不得不经过蒙古边境以与彼战。
查俄军与翁格恩作战，实于中国有利而无害，俄共和国为协助中国起见，去除徒匪，而保存中国主权，此为俄军与翁格恩作战惟一之原因。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俄国政府以为翁格恩亦为中国之敌。此次与彼作战，实是增中俄两国之睦宜，而益臻亲善也。俄劳农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切切林叩。六月十五日。
苏俄是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干的是又一套，它们出兵的真是目的实际上就是想挑动外蒙古独立。对此，张作霖及当时的中国政府很清楚，所以，坚决反对苏俄出兵外蒙古，并一再重申对外蒙古的主权。然而，苏俄一方面与中国打文字官司，另一方面则让苏俄红军势如破竹般地进入蒙古腹地。经过近20天的激烈战斗，苏俄远征军击溃了翁格恩的“亚洲师”，并于1921年7月6日占领了翁格恩的大本营库施。两天后，即7月8日，蒙古临时人民政府由恰恰图迁往库伦，与该政府同时抵达的还有被苏俄远征军护驾的蒙古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苏俄未经中国同意就大举出兵外蒙古，让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的“蒙古经略使”张作霖无比愤怒。他们通过外交渠道向苏俄抗议道：这是苏维埃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是对加拉汗对华宣言的否定，是对中国领土的蓄意侵犯。而苏俄政府的“红军进驻蒙古是应蒙古临时人民政府之邀请剿灭匪徒”之解释全是自欺欺人之说，中国一概不予接受。
圣人道：为了应对张作霖和中国政府的不满，苏俄又玩起了两面派手法。1921年7月21日，切切林在给刚从中国回国的苏俄远东共和国外长依-尤利的电函里说：“看来与中国及军阀张作霖的敌对关系正在日益加剧。请您再返北京，本着确保外蒙自治，又承认中国对外蒙宗主权的基本原则，再次与其展开谈判。要与他们讲清楚：我们在外蒙古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为了打击翁格恩匪帮。要让他们知道：翁格恩也是他们的敌人。我们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只要我们肃清了那里的匪帮，就立即从那里撤军。”口头说的如此好听，实际上在剿灭翁格恩匪帮后，苏俄不仅没有从外蒙撤军，而且还于1921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与蒙古代表签署了《苏蒙协议》，使苏俄驻军变为合法化。这一有损中国主权的《苏蒙协议》，更加激化了苏俄与中国政府及张作霖势力之间的深刻矛盾。
姜子牙道：张作霖是个典型的土匪，他对付苏俄的办法不是通过政府的外交渠道与苏俄交涉、或者出兵对仗，而是使用损招。他把流亡在东北的俄罗斯的沙俄军队统统召集起来，组织了一个专门对付苏俄的沙俄军队，由大白匪谢苗诺夫统领，天天骚扰苏俄的边境。苏俄在外蒙古与张作霖的较量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可是在东北却失去了中东铁路经营权和边境的安定。因此就对张作霖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苏俄多次致电中国政府外交部，指责：中国东三省最高军事长官对白匪军在中俄边境袭击苏俄军民“漫不关心”，批评中方所说的“卸降白匪武装，也只为形式上处置，实际上颇为优遇，于白党首领以完全举动自由。”张作霖早已让中国外交部想好了对付苏俄的外交辞令。由于中俄当时没有复交，苏俄对张作霖实在是无计可施了，就决定实行远交近攻。斯大林向中国南方政府派出了外交部大员找孙中山，表示愿意支持孙中山北伐；同时指示共产国际抓紧在中国组建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由陈独秀率领在南方与孙中山合作，支持孙中山北伐；一部分由李大钊率领，在北京成立北方局，专事与张作霖作对的活动，比如策动冯玉祥和郭松龄反对张作霖。李大钊此后充当了苏联人倒张的急先锋，为苏联人谋取在外蒙古和东三省的利益出力，所以，他的死也就在所难免了，而且他的死就是自己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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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王道：目前就到这里吧。大家知道了上述的历史事实后，就会知道一切从苏联回国，并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论是谁都不过是苏联人的走狗。是毛泽东把他们挽救成为了民族英雄，否则，他们都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在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时，一定要抱着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知道毛泽东到底有多么的伟大了；同时，通过上述历史事实的讲述，大家应该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经过毛泽东再造的，所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祖宗。不过，欲知详情，还是交给你们三位去讲吧。
圣人、姜子牙、韩非皆躬身道：领旨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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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昶昶

  第十五回    今日向何方    高路入云端

                                      五十八
1921年1月1日，长沙城大雪纷飞。常言道：瑞雪兆丰年。苍天似乎在告诉人们，新的一年，长沙将有一个新的收获和发展。
在毛泽东所办的文化书社里，新民学会会员正在召开会议。为什么要召开这个新年会议呢？因为，在1920年7月5日至10日，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巴黎附近的莱达尔尼举行了会议，会议上，蔡和森提出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但是，用什么办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呢？他们发生了意见的分歧。蔡和森等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以萧子升为首，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会后两派分别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发表意见。
在毛泽东接到他们的来信后，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其实，他并不赞同共产主义，当陈独秀让他组建共产主义小组时，他就只同意组建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回到了长沙后，1920年的11月份，就和何叔衡、易礼容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他认为社会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但是，列宁的共产主义已经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因此，把列宁主义当作一个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武器来用，也是未尝不可的。主意思定，毛泽东在12月1日，分别给蔡和森和萧子升去信，表示不同意萧子升的意见，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为了统一新民学会会员的思想，把列宁主义当作新民学会改造社会的武器，毛泽东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了新年大会。
毛泽东说：“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致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和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至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毛泽东的发言是针对会员中，有人提出用“改造东亚”，来代替“改造中国和世界”而发表的自己的看法。这次会议，共开了3天，第一天，就是确定新民学会今后的目标，经过充分的讨论，最后确立“改造中国和世界”是新民学会的方针。自此，“改造中国与世界”也就变成了毛泽东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第二天，与会的会员们就各种主义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毛泽东最后作了总结性发言：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注：这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改良主义，后来流行于欧美以及日本，20世纪初传人中国。社会政策提倡主张阶级协调，由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制定劳动法规，实行社会保险，成立工人组织，兴办福利，救济失业等等，来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
2，社会民主主义（前面我们介绍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张的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说白了就是主张议会民主制，通过合法的斗争取得政权，也就是社会改良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罗素，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加入费边社和英国工党，又信仰过吉尔特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曾到俄国考察。1920年至1921年来中国讲学，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讲学、演说。在这些演说中，他表示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但主张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和实行‘平民专制’，认为中国首要的事情是兴办教育和实业。罗素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对长沙的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萧子升就是接受了罗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5，无政府主义（这是19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这种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当时长沙的工会组织就信奉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月3号，与会的18人，在讨论之后进行表决，赞成列宁主义方法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12人，赞成温和方法1人，赞成资产阶级民主方法的有2人，未表态的有3人。此时，毛泽东确定了自己的理想是“改造中国和世界”，方法是动员民众，直接目标是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农当家做主，使用的武器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一种激烈的方法，选择这种方法，就意味着从此远离了安宁和平静，就意味着要冒生命的危险。毛泽东已经没有了父母，他的家人就是杨开慧了，他如实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她。
杨开慧是一个非凡的女性，她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决定。杨开慧写道：“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有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共一个命运！”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陈独秀已在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这时已经确定唯物史观用来分析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正确的，因此，他开始用唯物史观来梳理和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至于对辩证唯物主义，他还没有完全弄通它是否完全正确，所以，他没有表态。
在长沙开完新年年会，他领着新婚妻子和毛泽覃回到了韶山过春节。刚回到家，屁股还没有坐热，15岁的菊妹子就哭着跑了回来。毛泽东忙问出了什么事？毛泽民告诉他：菊妹子的亲姑妈要把她嫁到肖家，给她选择的女婿还不到9岁，菊妹子不同意，哭着闹着要退婚。菊妹子是怎么一回事？菊妹子父母死的早，在9岁时过继给毛顺生做女儿，她现在就是毛泽东的妹妹。见菊妹子要退婚，毛泽东一口答应下来，他告诉毛泽民：“收了人家的 礼，要如数退还给人家。让菊妹子跟我去长沙，同泽覃一起去上学。”
毛泽民说：“家里起了一次火，把屋给烧了，修屋花了不少钱。安葬两位老人也花了不少的钱。屋漏偏遇连阴雨，前些时候，又遭到了败兵勒索和土匪抢劫。现在家里没有多少剩余的钱了。”
毛泽东想了想对毛泽民说：“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我和开慧决心投身革命事业。泽覃、菊妹子都跟着我去长沙。我看你们也别留在韶山了，恐怕我革命会连累着你们？”
毛泽民感到很为难，说道：“我们也想去长沙，可就是这大片的家业------。”
毛泽东说：“这有什么难嘛？家里的房子可以借给劳苦的族人去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卖了稻谷和猪，全部还清；别人欠我们的，能收回的就带去长沙用，收不回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牵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分给手下屋场的人吃。”
就这样，毛泽东处理了自己的家产，把全家人都带上了革命的道路，可谓是举家为国。过了春节，一切安排妥当，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毛泽覃和菊妹子回到了长沙。随后，毛泽民在家先退了菊妹子的婚事儿，然后按照哥哥的吩咐，处理了家里的财产，和妻子一同来到了长沙。在长沙，毛泽民在第一师范附小担任庶务；毛泽覃还在一师附小读书；菊妹子进了建本女子职业学校，毛泽东为她取了一个学名叫毛泽健。
毛泽东有睡前看书的毛病，杨开慧已经睡下多时了，毛泽东还在看书。这一晚他随手拿了一本中国历史故事书翻看，又在无意中看到了后羿射日。毛泽东很喜欢神话故事，因为，神话故事可以带来灵感和想象的空间，让他可以展开思想的翅膀，信马由缰地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里自由驰骋。他看着熟睡的妻子，把她想象成了月宫中的嫦娥，而把自己想象成可以射落太阳的后羿。现在天下纷争，大小军阀割据，不正是十日乱天吗？想着想着他睡着了。梦中，自己正在准备和太阳作战，忽然来了一个高大的神人出现在他的眼前。只听这个神人对他说：“你不是后羿，后羿是我。你不要抢我的天下。”毛泽东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是后羿，那我是谁？”只听后羿说：“你现在是我的内弟，我是你的族亲姐夫。我们是一家人，记着，可不要同我争天下。否则，就别怪我六亲不认。”说完，就转身而去。毛泽东是个不信邪的人，是个你让他向西、他就偏向东的人。毛泽东梦中向着后羿的背影大声说：“天下是人人之天下，岂能让你独霸？何况是有德者方可居之？你后羿有德吗？”

常昶昶

后羿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干什么呢？蒋介石在奉化过完了1921年的新年，劝驾的函电像旋风一样向他刮来。但是，蒋介石的感觉并不好，党的领袖、故旧朋友如此函电交驰，劝他赶赴沙场，是真的高看自己吗？并不是。他想到了廖仲恺信中的不逊之词，戴季陶造访时的声色俱历，尤其是党中的大佬对他的讥讽言犹在耳。这些人怎么可能觉得他蒋介石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呢？无非是将自己视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马前卒而已。所以，蒋介石不想就这样轻易答应赴粤，可是对此又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他在1月4日分别给胡汉民、廖仲恺回信：
“------弟对党对友，不敢存一分偷安之心，亦不敢作出丝毫矜张之气，而于爱我诸公，更不愿有些敷衍客气之意，以自暴弃。------兄等爱我，谅能曲宥愚拙，不即以此见外乎。弟对粤事，终抱怀疑不安之态，孙先生督师，更不放心。------今日竞存（陈炯明的字）对先生，如当二人看待，则将来毫无结果，可以断言也。”
第二天，蒋介石又给戴季陶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对二人争吵之事：“事后思之，自愧更是又自笑。为人不自爱惜，暴弃傲慢，一至于此，有何面目以对良师益友耶。兹引曾涤生（曾国藩）诫其弟------家书一节，以为我二人取照宝鉴，则往后之交谊，益加深挚，未始非因此而玉成也。”
1月10日，蒋介石接到张静江1月7日所写信函，告诉蒋介石两件事：一是孙先生来电，促他赴粤；二是为他代认恒泰股份，同时还劝他和戴季陶主动和解。其他人的敦请，蒋介石可以拒绝，但是孙先生亲自电促，他再置之不理，就于心不安了。或许是怕伤了与孙中山之间的感情，1月10日，他埋头一天，起草了一份《军事意见书》，提出了对时局、对于军事准备、对于北方出兵准备等9个方面的意见，邮呈孙中山。同时，又给粤中老资格的党人古应芬5日的来函写了回信，告诉他自己拟于两个星期之内启程赴粤，并请他将此函转请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一阅。
随后他又接到了孙中山、邵元冲、杨庶堪、胡汉民、陈炯明等人的通电，并接到了戴季陶的来信。戴季陶在信中对蒋介石提出了批评：“------兄之自我之强，有不可挡者，然而杯酒失意，辄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出世，深虞招祸；即不能，亦不足碍事业之成功。------至于遇事忍耐而沉静，以中正和平自持一层，即兄居家亦宜如是，对于家人、雇仆、同乡、戚友，更不宜动辄任性使气，有不如意，则骂詈随之。------静江与弟皆认为忠厚和平为先生惟一优点，------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
蒋介石看完了戴季陶的信，回信说：“------吾谓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而兄之待友，限格太严，锋芒太露，度量不甚宽在，此其所以逊于孙先生与静江也。------粤中自成风气，熟有孙先生之以诚待人者，而其内容复杂，尤非吾兄所尽悉。如此对我个人言之，召之即来，此等何事，而谓吾能忍受之耶！气度太偏狭，则或有之，然吾人妄自尊大固不可，轻自菲薄，亦何可为耶？趋炎附势，夤缘于权豪之门；贪位恋栈，乞怜于无情之友，是岂吾辈自重党员人格之道乎？”
给戴季陶回信的第二天，蒋介石又给陈炯明复电，并上书陈述战略，他答应陈炯明，不日赴粤。1月27日，蒋介石离开奉化，前往上海。见到张静江道：“先生及诸位同志函电叠催，不去于心不安。”然后向张静江报告了各人函电概要，并袒露心迹：“然则，说是出兵讨桂，孙先生至今尚未发布动员令，讨桂到底能不能付诸行动，尙属未知中，弟此去，实在为时过早。”
张静江说：“去，还是要去。介石此去，足慰众望。”
蒋介石说：“二哥，弟思维再三，今后决心对于自己的地位，始终以个人名义赞助孙先生及竞存兄，如无军械自练军队，凡有职责，一概不受，以为藏拙养精之地。此时若盗虚名而无实际，一朝失败，则前途绝望矣！”
蒋介石虽然对孙中山有满肚子的意见，却并没有闲着，他一直在思考孙中山的道路和方法问题，思考国民党的出路和新生问题。经过分析，他已经看到了孙中山的弱点在哪里，只是因为孙中山是领袖，他才不便于明言。其实他已经找到了国民党的新生和自主之路，那就是自练一支被党所管、忠诚于党的新军队。寄人篱下、借鸡下蛋的结果，往往不是被人驱赶出门，就是鸡飞蛋打。孩子还是自己养的亲，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吗。在上海盘桓了数日，蒋介石于2月6日抵达广州。
一到广州，第二天蒋介石竭见了孙中山，客气完后，就开始向孙中山进建言：“先生，中正以为，粤军唯一的方针，乃在从速讨桂，向外发展，如此，则内部之团结可以巩固，广东根据地亦可以巩固。粤军今日处于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积极进行以谋发展，则两三个月后，大势一变，则悔之晚矣！如果能迅速出发，虽掷十万金之饷弹亦不足惜！万不可不计其大而务其细，不谋其远而图其近。”
孙中山并没有重视蒋介石的话，只是说：“介石能来，甚好。平桂计划种种，正待参定各事之筹备，也需周察始免缺憾。你要多为竞存筹策。”
蒋介石因是刚见到孙中山，因此，也不便争辩。退出来后，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遍访陈炯明、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邓铿，研究讨桂战略。2月11日上午，从陈炯明那里出来，蒋介石在4天里第三次竭见孙中山。
蒋介石对孙中山说：“先生，此来粤中，得悉竞存要建设广东模范省，正全力推进兴办实业，筑建公路，实行免费教育，革除陋俗，禁绝烟赌逐项政策，甚获人心。不过------”蒋介石甚是阴晦道：“竞存之举，固然惠及全粤父老，然则，有句话，中正敢布腹心，向先生言之。先生之于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受命，尊堂攘政，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
孙中山似乎并没有明白蒋介石的意思，只是敷衍道：“宗旨相同，即当信托之。”最后又特别强调说：“还是同心同德。”
蒋介石知道孙中山对他的话不以为然，也就不便再言。从孙中山那里出来，天刚半午，蒋介石又去拜访胡汉民。胡汉民说：“竞存要邀请陈独秀来粤组党，还要他担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说是要为广东引入新思潮。”
蒋介石道：“陈独秀我是知道的，他办的《新青年》我是经常看的。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他的思想激进，和戴季陶关系不错，还听说他们正在等俄国人，组建中国共产党。展堂兄，竞存说起的联省自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汉民说：“联省自治是一帮学究，有鉴于国内局势，提出的和平解决办法。概而言之，民主当自下而上实行之，由县而省，实行自治，制定省宪，省长民选。自治各省联合，组成联邦共和国。”
蒋介石道：“如此说来，联合自治就是在不破坏各军阀所辖区域范围的情况下，实行和平改良的办法。我看不仅孙先生不会赞同，就是北洋政府也是不可能赞同的。”
胡汉民说：“联省自治，在学者或许是出于理想，但对于地方实力派来讲，则是为了搞军阀割据的借口。就是他们自己也是不会真的实行自治，在湖南，谭延闿去年就推动‘湘人治湘’，一个叫毛泽东的就主张‘湘人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他发动长沙市民3万人向谭延闿请愿，逼得谭延闿只得辞职。结果，赵恒惕一上台就强行停止了这场闹剧。你想想，这些军阀们的省长职务会让出来给民众选举吗？”
蒋介石闻听胡汉民之言，似乎是有些自言自语：“毛泽东怎么听起来有些耳熟？似曾在梦中见过他。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动员起3万市民？如果孙先生能够得到此人相助，再加上我蒋中正胸中的韬略，岂不是天下大定？”
胡汉民看蒋介石有些魂不守舍，忙问：“介石，你在想什么？为何不语？”
胡蒋介石似是从梦中醒来：“哦，我是在想竞存是不会真心服从孙先生的，而我提醒孙先生，孙先生却对我的话不以为然。弟所以不得不屡屡辞职，实在是竞存对弟一味猜忌，弟难以在粤军立足。”
胡汉民说：“介石，你知道竞存名字的来历吗？他曾经告诉我说，他少年时做过一个怪梦，梦中左手揽月、右手挽日，故名炯明。在他写的诗中有‘日月梦持负少年’之句。可见他念念不忘的是要做扭转乾坤的人物。我早就看透，这个人野心很大，把粤军看成是他成就霸业的资本。所以，我多次向孙先生建言，削弱他的权力。”
蒋介石怀疑地说：“可是，孙先生一味地信任他，你建言有什么用呢？”
胡汉民微笑道：“那可未必。你知道粤军共有两个军，竞存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汝为为第二军军长。孙先生采纳我的建议，将粤军分为三个军，汝为的第二军改为国防第一军，另外组建第二军，委任黄大炜为军长，均不受陈炯明节制，而直属省长节制，委任孙先生的公子孙科为市政厅长。”
蒋介石似有所悟：“难怪竞存对展堂兄多有不满。”
胡汉民叹气道：“可惜呀，许汝为和孙先生的公子哲生（孙科的字），实在不争气，倘若他们有介石的见识和能力就好了。所以，我多次和孙先生说，一定要你留在粤军，以为牵制。这也是你每次辞职后，我都不厌其烦敦请你回来的原因之所在。”
胡汉民如此地信任自己，让蒋介石很是感动。胡汉民接着说：“无论如何，眼下是要平定广西，一旦两广底定，挥师北伐，或许有些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走，我们一起去访你的盟兄许汝为，研究讨桂计划。”
在许崇智的家里，三个人研究了讨桂计划。胡汉民吃过午饭告辞，就剩下了蒋介石和许崇智盟兄弟二人。许崇智问蒋介石：“介石，有一件事，孙先生有没有和你说起？”
蒋介石不解地看着许崇智道：“何事”？
许崇智道：“就是做总统之事》。”
蒋介石一听，大吃一惊道：“孙先生要做总统？”
许崇智说：“对。那天孙先生找我垂询，说因对抗北京政府和外交上的考虑，他想取消军政府，成立正式政府，他来做大总统。”
蒋介石大惑不解地说：“为什么非要做总统呢？”
许崇智说：“孙先生说。革命需要两件东西，一件是权，一件是力。他一定要做总统，做了总统就有权力了。”
蒋介石问道：“盟兄是何意？”
许崇智回答道：“让我说，服从党，个人无异议。”
蒋介石说：“我是问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想的？”
许崇智迟疑了一下说：“既然是孙先生的主张，吾人只有服从。不过我的私见，以事实上之利害关系言，平桂后先举大元帅，再选总统，较为妥当。”
蒋介石问道：“陈总司令呢？他是何主张？”
许崇智说：“竞存对孙先生一味以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始终不以为然，眼下竞存热衷于联省自治，正命人起草广东自治条例、民选县长施行办法，想通过联省自治找到解决国内局势的办法。倘若孙先生选总统，势必激化与北京政府的矛盾，继续武力对抗的道路，他怎么会赞成？”
蒋介石有些失落。如此重大的问题，孙先生竟然对自己一字不提，显然是感到自己的意见无足轻重。许崇智看见蒋介石沉默不语，问道：“介石，你以为此事当办吗？”
蒋介石想了一下道：“当年组建护法军政府，名义上还有西南6省。现在呢？西南各省都宣布自治，惟有广东一省勉强承认军政府。桂逆未平，西南也未能统一，南下的国会议员也不足法定人数，如何选举总统呢？即使勉强选总统，不也是广东一省的总统吗？外交上能够增加砝码吗？身为广东省长的竞存，会乐观其成吗？眼下关键是讨平桂系，巩固两广为根据地，北伐以谋江浙，推翻北京政府，那时再选国会、举总统，岂不名正言顺？”
许崇智无奈地说：“孙先生意已决，恐难以改变。”
蒋介石也忧心忡忡地说道：“倘若孙先生执意竞选总统，弟料党见随以歧异，内部因之不一，西南亦将为之涣散，必重蹈民国7年大元帅之覆辙。总之，若孙先生做总统，不益反损！”
蒋介石告别了许崇智，一路上都在思考此事，不知不觉中便又来到了孙中山楼下，就决定再次竭见孙中山，想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先生，道路传闻，先生有选总统之意------”
谁知，不待蒋介石把话说完，孙中山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介石，现在要紧的是军事，而本党的军事人才实在匮乏，你还是专心军事，不必过问政治。”
蒋介石不便再说下去了，告别了孙中山。他的心情极其烦闷，只好按照孙中山的要求专心于军事。可是研究计划时，又是意见纷纷，尤其是陈炯明，总是说计划不周，问他哪里不周时，他又说不上来，让蒋介石甚感奇怪。待到散会后，蒋介石问胡汉民：“展堂兄，何以讨桂的计划，陈总司令总是不满意呢？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胡汉民道：“竞存永远都不会满意的。”
蒋介石诧异道：“这是为什么呢？”
胡汉民说：“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讨桂。孙先生要他率军讨桂，他担心自己走后，广东会落入他人之手，自然不热心；如果将粤军交给孙先生指挥，可他既担心粤军会被孙先生带走，又要广东负担军费。所以，讨桂计划他永远不会满意。这是他不想讨桂又说不出口，只好以讨桂计划不周作为拖延的借口罢了。”
明白了这一点，蒋介石大失所望：“讨价还价，权术奸诈，皆非我所能也。见几不作，必招怨尤，途伤岁月，而无益事实，我何为者耶？”
蒋介石自问不得其解，一气之下，在广州仅仅停留了7天，就以侍母病为由，返回奉化。蒋介石的母亲的确病了，有医生告诉他说：太夫人可能活不过今年了。蒋介石忧心如焚，匆忙地回到了家里。可是自从他做了一个梦之后，就对发妻毛福梅厌恶之极。这个梦就是，毛泽东对着他的背影说，有德者据之。姓毛的是我的天生对头，蒋介石心里想着，就不愿和毛福梅再见面，便和纬国母子住在县城里，只是偶尔回溪口探望。
这一天，蒋介石接到陈果夫从上海的来信，向他报告说：交易所执照即可发下，股价开始上涨。此前，由于张謇的阻挠，北京政府农商部迟迟没有为上海交易所颁发执照，营业实际上是非法的。此番获得转机，股价应声而涨，对心情烦闷的蒋介石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喜讯。于是，蒋介石回到了溪口和母亲商量到普陀山施舍千僧粥，以祈福祛病。
从普陀山回来，蒋介石又得到消息，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鉴于即获执照，决定扩大恒泰号经营范围，增加代客买卖金银业务。生意初见曙光，蒋介石感到欣喜，便由奉化赶赴上海，与张、戴、陈等，不是“商量生涯解急办法，”就是“商量营业事，”非常用心。为什么强调这些？一是说明，蒋介石在上海不是瞎胡混；二是说明蒋介石是进行过正儿八经的资本经营的。不体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对这个世界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个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在进行着经商工作，记住，人的正确性不是天生的，是从实践中来的。但是，每个人由于对自己的实践产生了不同的感悟和结论，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思想和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股价在上涨中，蒋介石的心情舒畅，有了闲情逸致，于是就找戴季陶闲聊。
蒋介石说道：“季陶，报章上说，广东在紧锣密鼓地选总统。我在3月5日给孙先生发去一函，力劝缓选总统，看来，孙先生无意采纳。”
戴季陶说：“北方选出新国会，又选文人徐世昌做总统。直皖战争后，段祺瑞隐退，直系二号人物吴佩孚又极力阻止曹锟取徐自代，列强以为中国政局向好，外交上有利于北方，所以孙先生想以成立政府来对抗徐世昌，同时争取外交。”
蒋介石说：“可是，孙先生充其量是广东的总统，怎么和徐世昌对抗？至于外交，更说不上。孙先生当年为了拉日反袁，什么条件都答应。可是日本不还是支持了袁世凯吗？我看孙先生应该学学俄国的列宁，列强极力封杀俄国劳农政府，人家就是不为所动。”
谈到了俄国的劳农政府，蒋介石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便问戴季陶：“你不是在和陈独秀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吗？把你知道的情况给我说说。”
戴季陶见蒋介石对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颇感兴趣，便尽他所知讲了起来。

常昶昶

  五十九
1920年初，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中国，其任务：一是寻找在华境内开展苏维埃运动的可能性，并伺机帮助中国的激进人士成立共产主义组织；二是实地考察建立在北京建立苏维埃特工站的可能性，并帮助未来的“国外工作处”成员，在北京及东北地区有效地开展以反白俄匪军与张作霖相互勾结的秘密斗争。
1920年4月，维经斯基受命从远东入境来到中国。维经斯基带着老婆先来到北京，经过在华俄国学者的介绍，找到了热情讴歌俄国革命的李大钊。李大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看到有俄国人主动找到他，真是喜出望外。他与维经斯基的谈话十分投机，把中国的现状、军阀统治、北京及东北地区情况的特殊形势，都毫无保留地告诉给苏俄的这个特工头子，开始充当俄国人谋取中国利益的间谍。当然，他的这一切都是无意的，但客观上就是这样。
维经斯基通过与李大钊等北方马克思主义人士的交谈，和自己的亲身走访，完成了他的第二项工作，即在中国建立“秘密国防联络处”的基础工作。大事完成，他就开始试探李大钊，看看能不能在中国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李大钊一听简直是欣喜若狂，他告诉对方，此事正是他所愿，他还主动把陈独秀介绍给维经斯基，并让维经斯基去上海找陈独秀。记得李大钊为什么让毛泽东急着去上海吗？就是给陈独秀说说，俄国人要找他。毛泽东在山东先认祖，再南下，就把这个事给耽误了，维经斯基自己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进行了深刻的交谈，陈独秀赞同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同维经斯基达成了协议：由苏联人提供经费，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但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求苏俄支持和援助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一样，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同苏联人的合作上，保持自立。可是，陈独秀不是一个领袖人才，他走到最后，却走向了另一方面。他的骨子里和汪精卫有些相似，好在他没有走到汪精卫的地步，他最终还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为改变中国奋斗了一生的人。
不过，戴季陶并不知道，这时的毛泽东也到了上海。戴季陶继续道：“陈独秀是《新青年》的领袖，我对他心仪已久。通过一起办《星期评论》的李汉俊，我结识了陈独秀。我们两个人可谓惺惺相惜，相见恨晚。我还把自己租住的楼房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住，这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我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也经常参加。他们先成立了一个叫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团址就设在我的家里，对外挂的是外国语学校的牌子。后来，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要仿照俄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建党总要有个党纲，于是，大家就交给我负责起草。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熬了几个通宵起草好了，交给他们修改定稿。当我细读修改后的稿中，发现了有一条：‘共产党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总算明白了，共产党和我心目中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去年8月份，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人在陈独秀家里开会，商量名正言顺地挂出共产党的旗帜。我有事去晚了一步，当我推门进去，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儿研究完了。他们以为我一定会同意他们的意见，没有想到，我却说：兄弟不能参加共产党，只要孙先生在世一天，我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大家本来以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惟有我不可能不参加。见到我如是说，当时的气氛顿时凝结了。还是李汉俊打破了这种尴尬的气氛，问我为什么说好参加，现在又不参加了？我告诉他们说：第一，我是国民党员，共产党不允许加入别的政治团体，让我放弃国民党而加入共产党，我做不到；第二个，我是资产阶级，我在和张静江等资本家大佬合作，让我反对资产阶级，不是反对我自己吗？这我也做不到。我的话也许还是起到了作用，因为我看到邵力子等人都是点头赞同的。”
蒋介石说：“共产事业，吾国似无此条件。去岁，我家里做一个书橱，包工欺伪百出，令人嫌恶。此虽小事，然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的资本家果然令人厌恶，可工人之无道德、无教育也是事实。对于共产事，我实抱悲观。非从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后，断乎谈不到此。”
戴季陶说：“是啊，我也有此认识。你想，我等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智慧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昂扬向上，过上最美好的日子。我怎么能回过头来，自掉身价和那些泥腿子为伍呢？陈独秀等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也是不愿意和那帮工人为伍的。他们只会在知识分子中去发展党员，为了过着资本家的生活反对资本家，他们会从苏俄那里领取佣金，从而丧失做一个中国人的道德。这是我真正不愿加入他们的原因，你想想，作为中国人，拿着外国人的钱来反对中国人，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汉奸吗？我辈岂能做这样的事？现在，我已决定不仅不加入，而且还要反对它，反对他们拿着俄国人的钱，为俄国人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
蒋介石说：“拿谁的钱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孙先生没有钱时，不也是向日本借款？为了借到款，不是什么条件都答应吗？拿钱只是手段，关键的是他们如何革命，看他们的革命是否有利于本党，有利于中国人民。前提是有利于本党，不能让它损害本党的利益。因此，有利于本党，我们就应该支持它的发展，反之，就应该坚决打击之。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反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我相信他们的目标和我们是一样的。”
戴季陶说：“说到本党，我认为，此时选总统确非适宜；但是，既然孙先生力主，我辈复夫何言？介石兄，既然孙先生不主张年过问政治，眼下你还是专心军事为好。现在孙先生身边的军事人物，一个是陈炯明，你认为他不可靠，对孙先生已存二心；一个是许崇智，你认为他重内轻外，办事无续；邓铿也非帅才，我看孙先生和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诸同志，已然把你当做孙先生的军事助手看待。介石兄，你不能妄自菲薄，现在只是孙先生用人之际，你下一步作何打算？”
蒋介石说：“胡展堂等诸同志叠电催促，孙先生于本月4日、8日已连发两电，要我即速赴粤。季陶，孙先生真的信用我吗？与其说是信用我，不如说是笼络更恰当些。至于陈炯明，也是利用我，他们整天把粤人治粤、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挂在嘴上，倘若我不甘心死心塌地为他卖命，那就是打击、排斥不遗余力，我的处境你可想而知了。所以，我思维再三，还是不能去广东。”
戴季陶终于理解了蒋介石的苦衷，便劝解说：“有仗打，就有你施展才能的机会，你还是不能错过。否则，让孙先生何以信用你呢？弓可以拉一拉，但是，不要拉断了。”
蒋介石说：“陈炯明不想讨桂，只是和孙先生周旋而已。至于孙先生，正忙于选总统，我去做什么？所以，我给孙先生回电：‘动员无期，来亦何益，且反阻碍，暂为缓行。’其实，还有一事，不便向外人言之，就是家事。季陶，现在想来，家庭之于人生，实为一大魔障！”
戴季陶问：“还是和大嫂？”
蒋介石诉苦说：“季陶，毛氏平日，她的人影和脚步声，都足以刺激我的神经。4月3日，我在文昌阁看《资治通鉴》时，看到毛氏和经国，没有和我打招呼，擅自从奉化城里的家里回来，就怒不可遏，与她大闹一场。那毛氏竟然当着经国的面和我对打起来，真是不成体统。我也知道，我们两人殴打之后，自伤元气，也实在犯不着。可是，当时真是忍无可忍。我已经决计离婚。”蒋介石最后断然地说：“4日，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的妻兄毛懋卿，缕诉与毛氏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的理由。”
戴季陶说：“介石兄，你的脾气太暴躁了。不过，倘若两个人能早日有个了断，解除后顾之忧，以便全力辅助孙先生，也是好的。”
但是，蒋介石也知道想和毛氏了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毛氏好处理，可是母亲的这一关就过不了。就在和毛氏打架那一天，蒋介石一怒之下，把毛氏母子、连姚氏母子一起逐出了门外。不料，第二天，母亲就把毛氏母子、姚氏母子都接回了家里。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在家里又是大骂一通，竟然连自己的母亲都骂上了。虽然他在事后也曾经自责，在日记中写道，咒骂自己的母亲“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可是他从上海回到奉化县城后，得知母亲仍然让毛福梅住在家里陪伴她，还是忍不住骂自己的母亲：“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之心，强欲破镜重圆，适足激我决绝而已。今日发最后离婚书。”
由此可见，蒋介石不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是不论谁影响了他的决心，哪怕是自己的母亲，他都是要恨上的。由此，只能用曹操的“宁愿我负天下人，决不能让天下人负我”来形容，是最为合适不过的。这种性格和资本主义的核心内涵非常相符合，而且还是资本主义核心中最不道德的内涵。所以，当他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就在中国创造出来，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这种经济体制极大地伤害了农村经济，从而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大陆的灭亡基础。此虽是后话，但我们之所以写蒋介石写的这么清楚，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会走到后来那个样子。一切都是有前因后果的，性格决定思想，思想决定道路，道路决定成败。
与戴季陶谈话后半个月，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许崇智等依然是函电叠催不断。张静江也来了一封信，告诉蒋介石：上海股价大涨，生意大有盈利，计划加大投入。蒋介石给张静江回信，一切由他自专。此时，蒋介石在奉化老家已经是焦头烂额，母亲已经患病，全身浮肿、咳嗽不止，热度甚高。可他就是不愿意看到毛福梅，而不在母亲身边尽孝，因为母亲非要毛福梅为她熬药伺候。蒋介石一个人在奉化城里，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他不反省自己，反而感慨：“门庭多故，使我有母而不能养，有子而不能教，皆毛氏一人所害。此夙世冤孽，非离婚无以回天伦之乐。”可见蒋介石是一个耿耿于怀的人，是个不会妥协的人，是一个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人。他的离婚书早已写好，母亲不同意离婚，现在又卧病在床，所以只得把离婚书暂且压着。5月10日，母亲的病少见好转，他就离开了溪口再次南下广州。
广州，5月24夜，正在睡梦中的蒋介石突然惊醒，浑身打着寒颤。原来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雪满山野，一白无际。“一定是母亲的病出现了凶兆！”蒋介石急忙起床，“不行，得马上回去。”于是，蒋介石又请假回乡。
蒋介石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病危，终于6月14日故去。蒋介石在《民国日报》发了一文讣告，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季陶、陈炯明、许崇智等纷纷致电吊唁。陈果夫还受孙中山之托，到溪口致祭，陈果夫顺便给蒋介石报告了生意上的事。说张静江、戴季陶又创办了利源号，其中张静江、戴季陶各占1股，蒋介石占3股，由戴季陶替蒋介石签的字。
蒋介石沉浸在悲痛中，为亡母选择墓地，拟定各项丧仪，接送迎往前来吊唁的宾客，忙得不亦乐乎。6月23日，距王太夫人去世仅仅9天，孙中山催促蒋介石赴粤的电报就到了。随之，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许崇智、邵元冲等也纷纷发来函电，敦请蒋介石赴粤。张静江也写信来说：“公私待商者甚多，”要蒋介石尽快赴沪面商。蒋介石尚未葬母，就起身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蒋介石和张静江谈论了生意上的事之后，张静江说：“我听说，前年年末，介石曾经向珍妮-陈表白过自己的想法，何以又偃旗息鼓了呢？”
蒋介石解释说：“弟确实曾向珍妮-陈表达过自己的想法。不过，她的年纪尚小，其父不允，弟也就不便再勉强。”
告别了张静江，蒋介石乘船南下，刚到香港，就收到张静江的一封电报。蒋介石展读，乃是珍妮-陈父亲去世的讣闻。真是天赐良机，蒋介石急忙给珍妮-陈写信慰问。他巴不得马上回上海，但孙先生和诸同志千呼万唤把自己请来，怎好人未露面就打道回府呢？所以，蒋介石还是捏着鼻子来到了广州。

常昶昶

1921年6月29日，就在蒋介石起身从上海南下广州的时候，毛泽东和何叔衡正从长沙经武汉坐船前往上海，他们是应陈独秀的邀请，去上海参加讨论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一起同行的还有萧子升，毛泽东力劝他接受自己的观点，可是萧子升坚持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毛泽东对萧子升说：你的无政府主义没有前途，前途在我们这里，如果我们戮力以赴，30年就可以统治中国。不过毛泽东还是主张建立与新民学会比较相近的社会主义民主党。
主张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1919年6月，陈独秀因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3个月后取保释放。1920年2月初，陈去武汉讲学又被湖北当局驱逐，被迫回京。2月上旬，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两个人交换了建立政党的意见，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邀集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开会研究筹建共产党的问题；8月，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先后参加这个小组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达、周佛海、沈雁冰等。不久，部分成员分别去了法国、日本和广州、武汉等地，并且都成为各地的共产党小组的发起人。上海小组担负发起、筹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由陈独秀等分别与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推动各地的建党活动。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陆续参加的有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等。1920年秋，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支部。同年冬，在山东济南成立了以王尽美、邓恩铭为主要成员的济南共产党小组。1921年春，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成员有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1923年3、4月间，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建立了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主要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和周恩来。施存统、周佛海在上海参加发起组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总共加起来也只有50多人。
就是这50人中，真正坚持革命理想终始不渝的也不过三分之一，而能够活到新中国成立的更是不到五分之一。我们将这些人列出来，不是为了说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中共的建党史上有什么特殊的贡献，而是想说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因为，在这些党员中大多数是抱着学术思想加入的，它与其说是一个政党，不如说是一个学术研究会。因此，这里真正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不多，真正想进行革命的人在湖南，在毛泽东的新民学会里。后来成为中共著名的领导人中间，如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罗章龙、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他们最终跟着毛泽东成为了新生的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源头不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而是1918年4月14日成立的新民学会。
1920年11月，陈独秀等人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1921年2月，陈独秀又从广州将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寄往上海，提供给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讨论。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提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分别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讨后，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随即与李汉俊分别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各选派两名代表前来出席会议。毛泽东就是在接到李达的通知，和易礼容、何叔衡商量以后，由他和何叔衡二人代表湖南的小组，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起在上海举行。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为什么他们没有参加？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儿，现在说起来是开天辟地，其实那个时候也不过就是个研讨会。没有那么神圣，陈独秀在广州帮助陈炯明搞广东自治，可比参加这个会重要多了，所以，他派包惠僧作为他的代表参加。李大钊可能也是觉得自己没有参加的必要，不过是一次学术研讨会而已，自己的观点很明白，不需要再去强调什么了，于是就委派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来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广州的代表是陈公博，日本的代表周佛海乘万里波涛而来，加上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属于中国的代表一共13人，平均年龄28岁。与会的还有两名外国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个是马林，一个是尼克尔斯基。会议在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召开，地址是贝勒路树德里3号。
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是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进行的。毛泽东和张国焘是老熟人了，两个人见面很是亲热。会议一开始推选主持人，张国焘作为北京李大钊的代表当选，张国焘就让毛泽东做书记员，也就是做会议记录。让毛泽东做会议记录，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就是毛泽东的字很漂亮，这是中国人的脸面。大会开始后，首先由各个小组对自己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唯一一次发言就是介绍自己小组的情况，此后，他一直保持着沉默，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惜字如金。毛泽东为什么不多说话？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湖南话实在是难听；二是参加这些会议的人，都只会夸夸其谈，他们在比看谁知道的马克思、列宁的原话条文多，这可不是毛泽东擅长的，如果谈中国历史，那是毛泽东的长项；三是毛泽东不想和俄国人有什么语言的交流。当然，更重要的是，看到中国人在研究自己国家的事情，还有外国人当督军团，他的心里是极不舒服的。
会议接着就大会的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其实也没有什么讨论，议题俄国人早就拟好了。这些议题是：制订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希望就这个党的名称进行讨论，可是大家已经先入为主，把它定为中国共产党，所以，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也就接受了这个名字。俄国人把自己的建议说完以后，会议进入自由发言阶段。代表们兴高采烈、充满着激情，讨论得积极而热烈，在谈起如何改造中国时，个个都是恨天无把儿、痛地无环，如果给天按个把儿，他们能把天拉下来，给地上个环，能把地给翻起来。
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在他们的高谈阔论中浪费了过去，什么也没有谈出个所以然来。俄国人不耐烦了，拿出来早已准备好的党章和工作计划让大家讨论。然而，刚进入正题开始讨论时，在7月30日的晚上，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打断了会议的日程。与会人员担心出事，立即撤离了会场。10分钟后，一个法国巡捕带着两个中国侦探、两个法国侦探、一个法国兵和三个翻译来到会场，进行了大肆搜查。好在这些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高谈阔论，也没有形成什么文字记录。当然，主要还是毛泽东认为他们的议论和主体无关，所以也就惜墨如金，记录本还是空白。因此，搜查一无所获。
根据李汉俊夫人的建议，为安全起见，他们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去开没有开完的会。广州的代表陈公博是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参加代表大会的，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度蜜月，所以，他没有去浙江嘉兴，而是进行自己的蜜月去了。在南湖租赁的一只游船上，大家再没有敢浪费时间了，因为，浪费一天俄国人就得多掏一天的租船钱。很快大家就将所要讨论的问题讨论完毕，在中午就通过了会议决议。
这次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以及领导制度、组织机构、吸收党员的条件和手续等内容。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以后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规定要在各地组织各种产业工会，大力开办工人学校，“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规定共产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
毛泽东最关心的农民问题不在他们的讨论之列，更没有在党的决议中体现。从党的决议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只代表300万工人阶级的芝麻小党，而且还孤芳自赏，和谁也不发生关系。中国4亿的农民没有人愿意代表他们，由此可知这些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人的世界观是多么的狭隘，一个自称要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人，所代表的阶级的人数，还没有军阀们的兵多，怎么能有所作为呢？毛泽东孤掌难鸣，他只能服从党的决议。他相信自己不仅做农民运动比他们强，做工人运动也比他们做得好，尤其是比陈独秀和李大钊做得好，毛泽东决定让他们看看。
在会后的第10天，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国工会办事处）在上海成立。由张国焘任主任，张国焘回到北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迁到了北京，改由邓中夏担任主任。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8月中旬，毛泽东和何叔衡带着任务回到了长沙，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共产党的湖南支部。
党的一大开完以后，各地党组织真正行动起来的就是湖南的毛泽东。一回到长沙，毛泽东就和何叔衡商议，要发展党的组织就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于是决定利用船山学社开办一个自修大学。在赵恒惕当政时期，每月拨给船山学社400元经费。经何叔衡出面交涉，取得了社长的同意，毛泽东就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在1921年8月16日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并请熊瑾玎帮助他主持教务工作。自修大学在创立时，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创立宣言，明确提出自修大学的任务就是“改造和革新社会。”可见毛泽东的思想在共产党成立以后，也是一脉相承的，并不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终生。
自修大学招过很多是学生，比较有名的是夏明翰和陈赓，他们都是毛泽东真正的学生。1922年11月，毛泽东邀请李达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李达这个时候和陈独秀闹了意见，和陈独秀闹意见的还有邵力子等人，他们都反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实在难以忍受他的一言堂，于是和他一拍两散。1923年春，毛泽东和李达商量，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新时代》月刊，由李达任主编。发刊词由毛泽东书写，毛泽东写道：“------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目的借此引起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从事这种社会的事业和研究。”在《新时代》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写道：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是激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系、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的敌人和国民党合作，作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
毛泽东是个预言家，不过那时国共已经在协商，因此，这个预言是不算数的，但是，他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则是最早的。1923年11月，赵恒惕以“自修大学所学说不正，有关治安”的罪名，下令取缔自修大学。毛泽东随机应便，将其改变为一所普通高中——湘江学校。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除了兴办自修大学之外，开始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毛泽东和何叔衡一开始发展的党员，主要是新民学会会员、同学和亲人，甚至还有老师。这些人有：徐特立、毛泽民、杨开慧、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易礼容等。10月10日，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支部在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租了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随后，毛泽东和杨开慧也搬到清水塘居住。

常昶昶

六十
1921年9月11日，蒋介石面见许崇智。说完了家事，许崇智向蒋介石通报了南方的局势：“介石，这几个月局势变化很大，粤军讨桂，进展很顺利。”
蒋介石问：“汝为兄，竞存内心未必愿意讨桂，何必突然改变了态度呢？”
许崇智说：“是啊，3月13日竞存还通电保证‘两广一家，不生兵戎’。19日又有‘各守边防、毋相侵犯’之电。可是，广西贫瘠之地，养不起那么多兵，桂军内部起了分化。一派主张夺回广东，还从北京政府那里申请军械，后来这批军火在上海被皖派扣留，并通报给了孙先生，竞存这才不得不先发制人，出兵讨桂。6月26日，桂将刘震寰迎粤军入梧州，7月15日，粤军即攻占了南宁，陈荣廷率残部退守龙州。竞存坐镇南宁，指挥追击，底定全桂，也是指日可待。”
此前，蒋介石一直抱怨陈炯明对讨桂消极，自己每每以发布讨桂动员令作为出山的前提，没有想到，此番再来，讨桂战争已然大功告成。他真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他来说是喜是忧，于是便问：“两广底定，以此为根据地，出师北伐，乃是本党革命方略所定，北伐之议，能否有头绪？”
许崇智说：“孙先生知道竞存反对北伐，有一次很生气地说，我限陈炯明一个月内筹足北伐军费200万，如果办不到，我就拿对付莫荣新的手段对付他！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是大炮！。”
蒋介石大吃一惊：“对付莫荣新的手段？那不是要炮击省政府吗？”
许崇智说：“孙先生说的是气话。不过，有了这句话，竞存也不敢公开反对北伐了。事先说定，今日在总统府会商北伐之议，孙先生和胡汉民、汪精卫都在总统府，我们现在就过去。”
见到蒋介石，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向他慰问了一番，遂转入正题，研究北伐之事。几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取道湖南还是江西，分几路进军等等，也都进行了讨论。孙中山说：“此事，尚需与竞存商量。介石即刻赴南宁，和他商议北伐计划。”
蒋介石衔命赶赴南宁，见到陈炯明，客套完毕。陈炯明突然问：“介石，听说你曾有缓选总统的上书？”
蒋介石说：“确有其事。”
陈炯明说：“看来，你我是一致的。可是，孙先生一向是一意孤行，不纳忠言。选总统，真是有百弊而无一利，而且本身所有程序皆不合法。所以，孙先生5月5日就职，徐世昌5月20日便以大总统名义发布讨伐令。现在，广州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实在尴尬。”
蒋介石不想和陈炯明谈论这个话题，忙问道：“总座，北伐之事-----。”
陈炯明则不想和蒋介石谈北伐之事，他继续说：“介石，给你讲一件事。有一天，孙先生来到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的办公室，顺手打开一个公事箱，发现里面有好几份自己签发的手令，竟然被胡汉民锁在了箱子里。不禁满面怒容。斥责说：‘你竟然敢擅自扣发我的手令！’胡汉民神态自若，问：‘先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孙先生说：‘没有了！’只见胡汉民将那个公事箱反了个底朝天，将扣下的孙先生的手令倒了一桌，逐封评论说：‘这是人事不当的任命，那是时机不合的调遣。’胡汉民最后面红耳赤地争辩道：‘即使是专制时代，也有大臣封驳诏书，请皇帝收回成命的事。先生还记得你在起草中华革命党的誓词中，也有慎使命令一条吗？’孙先生为之语塞，只好说：‘说来说去还是你对，我说不过你。’胡汉民仍不罢休，说：‘先生应说一句你是对的才合理。’办公室的气氛越发紧张，此时墙上的挂钟响了起来。参议李宗黄走过来圆场：‘下班了。一起到天平馆吃肥鸽，由我请客。’孙先生高兴道：‘好啊，一齐去，不过该由我去做东，因为今天是我的错。’介石，怎么样？”
陈炯明一笑，又说：“孙先生曾对我说过：‘余与汉民论事，往往多所争持，然余从汉民者十之八九，汉民必须从者十之一二。’胡展堂足以左右孙先生，透此可见一斑。‘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立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这也是孙先生对胡展堂的评价。”
蒋介石说：“党中不是流传过这样一句话吗？‘胡汪无先生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孙先生信用展堂兄，是人所共知的。”接着蒋介石话锋一转说：“至于北伐，是诸同志一致的主张，非展堂兄一个人之事。”
陈炯明收敛笑容，说：“民国二年国家刚上轨道，又搞‘二次革命’，胡汉民力主广东出师讨袁，假如那时不听胡汉民的话，广东由我主持到现在，局面会是什么样子？胡汉民实在害了我，也害了广东！”
蒋介石说：“总座，两广底定，孙先生意已决，不日出师北伐，总座似可早日回粤，指挥此役。”
陈炯明说：“介石，你说，改良社会、改良政治，就只有暴力一途吗？粤省战火连绵，民不聊生，靠什么去支撑战争？我辈不能只知革命，把革命当目的，建设才是国家最需要的。”
蒋介石说：“不扫清军阀，如何入手建设国家呢？”
陈炯明正色道：“扫除军阀？或许不是没完没了的革命。也未必就有军阀割据的局面呢。再说，孙先生的北伐，不也是联合段祺瑞、张作霖吗？现在所谓的‘反直三角同盟’，就是孙先生和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对付吴佩孚。三家约好了，将来由孙先生做总统，段祺瑞做副总统。张作霖这样的人，会比吴佩孚好吗？况且，北伐，不是凭空说说的，你觉得有胜算吗？会不会像当年‘二次革命’，不问青红皂白，惟以能不能起兵为目的，根本不计后果？一味沉迷革命，迷信暴力，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我看联省自治，不失为改变国家政治的捷径，不妨一试。致力于建设，通过地方自治，县长、省长民选，组建联邦制国家，实行宪政，军阀也就没有兴风作浪的条件了。恰恰是连绵的战争，才会给军阀们提供机会。”
蒋介石虽然早已不耐烦了，但是仍耐着性子说：“孙先生是本党的领袖，我们要信服孙先生，执行孙先生的命令。”
陈炯明一听蒋介石如是说，冷笑道：“介石，既然我辈认为总统是不对的，那么何以甘心与这样的所谓总统共事呢？”
话已说到这份上，蒋介石知道，再劝也是无益，便说：“总座，我头痛不已，告辞了。”
蒋介石告别陈炯明，即搭船回广州。回到广州，蒋介石面见孙中山，向他报告陈炯明的言论后，说道：“先生，竞存有异志矣。”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话不以为然，说道：“对竞存，还是应该信任。即使他不热心北伐，至少，他可以留守坐镇两广。”
胡汉民、汪精卫等也说，北伐的事宜还是要和竞存商议。蒋介石看大家的态度均是如此，心想：凭我之才，以我之能，远胜陈炯明10倍。众人皆是有眼无珠，看来我在他们眼中仍不过是个军事参谋而已。想到此，很是闷闷不乐，觉得自己再留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何况，亡母悬棺待葬，心仪的少女也有了可能接触的机会，何必非在这里如坐愁城呢？于是，蒋介石在广州仅停留了不到10天，便以葬母为由，又匆匆北返了。
回到了上海，蒋介石立即前往珍妮-陈家中吊唁慰问，张静江的夫人朱逸民和女儿泰丽莎不失时机地将蒋介石请进屋内，和珍妮-陈的母亲见面。心情沉重的蒋介石，博得了珍妮-陈母女的好感。从上海回到了溪口已经是10月8日了。蒋介石一边忙着监督改造屋舍，修筑墓茔，筹备葬礼，一边思考着处理家事的办法。11月23日，是王太夫人下葬的日子，戴季陶、居正、陈果夫等不少人，皆来会葬。陈果夫代表孙中山宣读了祭文。孙中山还为王太夫人墓题石：“蒋母之墓。”胡汉民、汪精卫作了墓志铭。
安葬王太夫人仅仅3天，即11月26日，蒋介石就着手和亲友“谈离异毛氏事。”因为他已经从张静江那里得到了好消息：珍妮-陈的母亲答应女儿和蒋介石的交往。蒋介石与毛氏离婚，遭到了亲友们的反对和阻止，但是他找到了最好的理由。他说：“其实，我也是为家里着想的。吾母已安葬，大事已毕，以后我就要以身许国，追随孙先生革命，不久就会和北军打仗，我担心会连累家庭。所以，要和毛氏、姚氏脱离家庭关系。”
蒋介石说的冠冕堂皇，亲人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当晚，蒋介石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经儿、纬儿，你们过来，我有话说。尔祖母已经安葬，大事已毕，此生无所顾虑，更可致力革命，为国牺牲。为父已与你们生母毛氏、姚氏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家产也为你们析定。”说着，蒋介石拿出一张文稿说：“这是为父留给你们的条示。”
说着便展开读到：“余养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18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好友代致留母遗稟，以冀余死后，聊解秦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再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尔等者，惟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儿，谨记毋忘，并留为永久性纪念。”
12岁的蒋经国和刚满6岁的纬国，含泪恭听，室内气氛颇是悲壮。半个月后，蒋介石把家事料理妥当，于12月13日早上抵达上海。投宿大东旅社后，立即约珍妮-陈见面。此后的一个礼拜内，他们逛公园、下馆子、听戏、看电影，不亦乐乎。蒋介石对只有16岁的珍妮-陈说：“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心里的话，请你仔细听清：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按照民国的法律，你就是我惟一合法的妻子。”
珍妮-陈被蒋介石的甜言蜜语所打动，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蒋介石面前甚是乖顺，让蒋介石春风又度、花开烂漫。然而，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一再催促，只得恋恋不舍地告别自己的小可人儿，于12月22日到达广东。一路上他虽然忘不了与珍妮-陈的情意绵绵，但也在思考着北伐的计划。在广州，蒋介石在制订作战方案中迎来了1922年。

常昶昶

湖南的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和何叔衡即决定落实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工人运动。他和何叔衡搞了个分工，由何叔衡负责湖南自修大学的工作，自己亲自实践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可是，工人运动该如何开展呢？经过思考，他决定和湖南劳工会的负责人黄爱和庞人铨交朋友。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牵牛鼻子的办法，如果能把黄、庞二人争取过来，对湖南劳工会进行改组，那么建立总工会、行业工会，和在工人中间开展活动，不就是轻而易举了。
黄爱、庞人铨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们很佩服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他们就凭一张口就可以说得石头开花，他们参加过毛泽东组织过的五四运动，更是对这个小兄弟由衷的服气，认为毛泽东是湖南人的骄傲。只是大家仅仅一面之缘，没有深交。这一天二人正在劳工会里坐着，毛泽民给他们送来了毛泽东的请柬，请二位礼拜天中午到清水塘家中小聚。一看是毛泽东的请柬，二人简直是受宠若惊，连忙向毛泽民表示一定应约，毛泽民则表示恭候大驾。
清水塘毛泽东家里，毛泽东让杨开慧准备了几道菜，毛泽民去买了一坛子酒。黄爱、庞人铨应约而来，毛泽东和他们寒暄一阵儿，就让到了酒桌上。毛泽东举起了自己手中的酒杯，说道：“工农学商兵，兄弟我出身农家，家父这世时，既务农又经商，从小耳濡目染，至16岁来到省城，上过学、也当过兵。中国人讲究五行，我现在是农学商兵四行具备，就差做工一行未曾实践过。尽管我也曾经办过工人夜学，你们劳工会中也有我的学生，可只是和工人有过接触，并没有在工厂实践过。今天，请二位到得寒舍，就是想和二位交个朋友，以了我多年的夙愿。小弟先喝一杯，一表心诚，二表敬意。”说完，一饮而尽。
黄、庞及毛泽民也随之喝了。黄爱说：“毛先生名动长沙，我兄弟心仪已久。毛先生几年来，办夜学教我工友，降乱兵佑我省城，五四中呼风唤雨，赴北京送湖南子弟留学，驱张运动东奔西走，搞自治唤万民游行。我等也曾为之效力一二，对毛先生实在是佩服之至，早已有心结交，苦于没有机会。不想先生至诚，请我兄弟二人赴宴，怎能不让我等感动？来来来，我敬先生一杯。”庞人铨也连连称是。
在毛泽东和毛泽民的热情招呼之下，四个人推杯换盏，只喝得畅快淋漓。带着几分酒意，庞人铨说：“毛先生对于经商之道，可有心得？”
毛泽东说：“我的经商分为两段时间，一个是16岁前在家里，帮助父亲贩猪卖粮，那时，仅仅是奉命从事，并无心得。倒是泽民自小跟随先父走街串巷、贩猪卖粮，尤其是近十年来独挑大梁、自沐风雨，久经商场世故，做生意颇有心得。待会儿，让他给你们讲讲。自从我开了这间书社以后，倒是有些心得，给你们说说看。经商本为赚钱，但是如何赚钱？通过提供什么样的商品来赚钱，应该赚多少的钱，全在自心，在于我们抱着什么样的道德和什么样的目的。我的书社卖的都是进步书刊，我卖书就是为了让青年人开卷有益；假如只是为了赚钱，所进书刊不分良莠，岂不是害了年轻人？可是，我卖的是进步书刊，别人却信奉以钱为中心，什么赚钱卖什么书。所以我就在想，经商不能放任自留，不能单凭良心，事实上，凡是经商的都是不讲良心的，都是以赚钱为中心的。为此，既要利用这种自私心理发展经济，又要制定相应的社会的规则，制约危害社会、危害青年人的经商活动。”
毛泽民笑道：“我哥哪里会有什么经商的心得？他经商的心得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去理解经商的本质，是去如何管理商业。跟他学经商只会赔钱，不如听听我的经商之得。我自小跟父亲学得经商的技巧，但是，我哥在11岁时所做的一桩买卖，却让我颇有所悟。从此总结出做生意的三个心得：其一是做生意要心诚，诚以待人，才能广交朋友；其二是做生意要讲信用，只有守信讲用，不计较当下的得失，才能有广泛的货源供应；其三就是要讲求互惠互利，争取两赢或多赢，才能有稳固的购货客商。”
黄、庞二人点头称道，然后问毛泽民，毛泽东在11岁时做过一桩什么样的生意。毛泽民把毛泽东将猪退还给老婆婆的事说了一遍。黄、庞二人甚是感到惊奇，庞人铨说：“毛先生真是信人。常言道：经商如做人。看毛先生如何经商，就知道毛先生的人品、道德皆是一流。交朋友就如做买卖，我兄弟和毛先生相交，看来是只赚不赔的。大哥，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德高。我愿与毛先生舍命相交。”
黄爱也点头称善。听到此话，毛泽东也甚是感动，敬酒越加殷勤。每个人半斤酒下肚，挂在脸上的生分之色也没有了，生人也变成了熟人，话也就多了起来，四个人谈天论地，无话不谈，非常投机，直把一坛子酒喝个精光。黄、庞二人已是半醉，起身告辞，临别，他们诚邀毛泽东兄弟二人下个礼拜天上午，到劳工会做客，不见不散，毛泽东点头应下。
礼拜天中午，毛泽东兄弟二人按时来到湖南省劳工总会，只见黄、庞等6个人在大门口迎接。毛泽东身穿竹布长衫，脚蹬千层底布鞋，趋步向前，握住二人的手说：“二兄客气，怎么招呼这么多的兄弟相陪？”
庞人铨说：“毛先生，我们可不是客气，实在是要麻烦您呢？”
毛泽东说：“小弟何能？怎得能帮兄弟们的忙？”
黄爱说：“上次从毛先生处归来，兄弟们听说是与毛先生相聚，大家都赞道：毛先生虽然是文人，却有大丈夫气概，是孔圣人挎腰刀，文武双全。大家都想交你这个朋友，还想您再组织个夜学，也好教工人兄弟们识字、算数，更重要的是明白些道理，省得再做睁眼瞎。”
毛泽东一听，这是分内之事，忙说：“好啊、好啊！工人们只有识了字，才能有见识、懂道理，才能团结起来，才能不受欺负。此忙我愿意帮。”
庞人铨一听高兴起来，忙说：“毛先生最是懂得我们工人的。来来来，毛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说着将四人分别作了介绍，他们是纺织、铁路、泥木和矿山行业工会的负责人。
毛泽东热情地和每个人都握了手，在一张八仙桌旁，8个人分宾主落了座，毛泽东兄弟二人被让在上首。这些人都是听过毛泽东演讲的，知道毛泽东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中外形势，上菜还得一会儿工夫，大家就让毛泽东讲讲中国的现状和世界大事。毛泽东也不推辞，端起茶杯喝了口茶，便讲起了中国的南北二位总统、张作霖、吴佩孚和段祺瑞，只听得大家聚精会神、连口气都不敢喘，生怕漏掉一字。中间，毛泽东还给大家讲了9国将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中国也在应邀之列，不知道将会出现什么结果，请大家关注。最后，毛泽东又讲了湖南的赵恒惕和程潜，在广州护法军政府的策动下赶走谭延闿，赵恒惕接着又把程潜挤出了湖南、自己独霸湖南的事。
毛泽东意犹未尽：“从长沙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南北政府都不是我们工人自己的政府，仍然是军阀把持的政府，他们是为有钱人、为资本家服务的。去年，我也曾经想过改良，把这种政府改变为人民的政府、为穷人服务的政府，结果还是失败了。问题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没有组织，没有力量，是一盘散沙。当然，再坐的各位是沙子中的石头。”毛泽东开玩笑说：“我也是石头，是茅坑中又臭又硬的石头。不过有一点好处，施在地里可以壮苗，垒在墙上可以盖房。”
一句话把大家都都逗乐了。毛泽东接着说：“沙子、石头是可以任人搬来搬去的。怎么能不让他们搬来搬去呢？泥木工会的兄弟应该知道，只要将沙石中掺进水和石灰，砌城墙、砌成像长城一样，他们不仅搬不动，而且还可以抵挡千军万马，抵挡机枪大炮呢。”
庞人铨说：“毛先生说得形象，千万个工人是沙子，我们工会干部就是石头，那么，什么是水？什么是石灰？谁又来和泥呢？
毛泽东说：“谁来和泥这个好说，就是黄、庞二兄了。关键是水和石灰是什么，是需要大家统一意见的。”
其中一个工会负责人说：“还用考虑吗？水就是我们劳工会这个组织，石灰就是我们劳工会所领导的7000名会员的工资和利益。”
毛泽东说：“此话能否说得明白些？”
黄爱说：“此话很好理解。您想呀，弟兄们出来务工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过上好日子？这工人不像是农民，农民掏力种地收获的是粮食，我们掏力干活收获的是工资。粮食打多少，靠天、靠地；工资拿多少，靠资本家的良心、靠政府的制度，都不是哪一个人力可以决定的。我们劳工会有7000名会员，大家为什么会加入？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人多力量大吗，资本家是不敢轻易招惹我们的。因此，把工人们的工资和共同利益比做粘合大家在一起的石灰是比较恰当的。水代表劳工会这个组织也是比较恰当的，只是无法衡量石灰的质量是否合格，水的分量是否够用。”
毛泽东说：“这个好办，只要代表工人的利益，水就够用。石灰是否合格，调查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吗。我看工人的生活状况，石灰是不合格的。”
正在这时，酒菜上了桌，大家的气氛热烈起来。黄爱说：“咱们先说完正事儿，再开怀畅饮如何？”
毛泽东笑道：“所谓正事儿不就是办夜学吗？我想，工人兄弟那么多，单靠我和我的同事们无疑杯水车薪。我想在我的自修大学内办个强化学习班，你们各行业工会选派一些有文化基础的工人来，由我们进行培训，然后再回去给你们开课办班。如是既解决了师资不足，又避免让大多数工人在路上劳碌之苦，一举两得。如果一年内有三、五十个班办起来，扫除工人不识字是有可能的。”
庞人铨说：“此意太好了。各位兄弟就照此办理，每个行业工会各选出10名，下个礼拜找毛先生报到。”众人点头称是。
黄爱说：“正事儿办妥，惟剩一事儿，就是喝酒，各位放开畅饮，一醉方休。”
毛泽东说：“自当如此，不过，小弟事先声明，我不胜酒力，各位畅饮，我随意如何？”
有人反对，毛泽民说：“我兄久在学校，少有饮酒，不像我等久在社会上游历，常常以酒为伴。如果各位有异议，不妨我们四方分为四班，我和哥哥一班，与大家较之高下。不过，一班中酒谁喝下都行。”
众人听到毛泽民之言，皆道“好”。他们哪里知道，毛泽民自幼跟随父亲在酒场上久经战阵，不仅练就一身酒量，而且猜拳行令、无所不通。6个工友和他猜拳总是输媒，酒桌上，不服气的大有人在，结果，被毛泽民给灌得人仰马翻。毛泽东不善此道，只是微笑地看着他们大战，一边想着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一边尽量喝着弟弟挣下的酒。
喝酒归来，毛泽东稍事休息，就约来何叔衡、易礼容，商量办工人夜学培训班的事，并嘱托何叔衡一定要安排好，以尽快取得劳工会的信任；接着大家又研究了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的策略。何叔衡、易礼容两个人去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提，单说毛泽东自从和黄、庞熟络以来，便不断地到纺织厂、泥工厂、铁煤矿进行调查研究，并和工人们交朋友。
毛泽东曾经两次到过安源煤矿，还亲自下到矿井里，了解工人的工作条件。毛泽东在昏暗、窄小的煤井里，看到工人们的安全毫无保障，工人们靠手工挖煤、运煤，赤裸着伤痕累累的身子，让他触目惊心。在矿井的地面上，他关切地问其中一个工人：“这身上的伤是怎么一回事？”
工人回答：“工头嫌干活慢，打的。”
毛泽东听到后非常气愤：“那你们为什么不反抗，难道任由他们欺负吗？”
工人苦笑道：“我们哪里斗得过他们？他们有钱有势力，我们却一无所有。”
面对这些没有斗争自觉性和团结意识的工人们，毛泽东想了一下，用脚踢开了一块小石头，然后说道：“大家看，路上的这块小石头，大老板一脚就能够踢开，可只要把很多的小石头、沙子、石灰和成团，别说轻易地踢开，就是想抱都抱不起来。”
毛泽东边说边做演示，工人们一想到老板狼狈不堪的样子，不由得笑了起来。毛泽东继续说：“所以，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不再受他们的欺负，要知道，集体的力量是巨大的。”
毛泽东从安源煤矿考察回来，认为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是有可能的。正在这时，留学法国的李立三，因为在法国热衷于工人运动，被遣送了回来。他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在法国做工和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毛泽东非常高兴，就让李立三专门负责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开展工作。
毛泽东自己则又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争取黄、庞二人的工作上，他对何叔衡、易礼容说：“我们是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可以成为老朋友。只要我们把他们委托的事情办好，就可以获得他们的信任，就可以让他们对我们产生出依赖感。这样，我们就可以乘机改组劳工会，获得对7000工人的领导权。这项工作是伟大的，是我们的人生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是我们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们做革命工作新的起点。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工作，需要边做边总结经验，自己走出一条路来。我们要为全国培养做工人运动的领袖，就需要探索。鲁迅先生说过：地上本来没有路，人走得多了也就成了路。”

常昶昶

黄爱、庞人铨同毛泽东成了好朋友，他们对毛泽东无话不说。在闲聊中，毛泽东知道他们很是崇拜陈独秀和李大钊，便说道：“我和陈独秀、李大钊二位都是朋友，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推崇俄国革命。可是两位怎么信奉无政府主义呢？”
黄爱说：“我们认识萧子升，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才接受‘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这种四无思想的。”
毛泽东说：“二位经过这几年的观感，还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可以实行的吗？萧子升和我是多年的同学和朋友，我们共同创建了新民学会。我不赞同无政府主义，我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个民族的优势阶层，对底层民众的痛苦熟视无睹的最可耻的遁词。你们见过有几个穷人高喊无政府主义的？像我们这个国家，穷人没有任何的力量。政府虽然很坏，但毕竟还像一个稻草人那样在稻田里扎着。你们想想，如果连这样一个政府都没有了，富人、资本家、军阀们岂不是更加为所欲为，强盗不就可以明火执仗了，穷人们还怎么活？工人们还怎么保护自己的工资？如果真的实行了无政府主义，工人们都得变成资本家的奴隶。奴隶，你们是知道的，那种生活是连猪狗都不如的。再说，劳工会是什么？难道不是工人们心目中自己的家和政府吗？无政府主义是不是连劳工会也不要了？希望两位三思。”
又过了一个礼拜，黄、庞二人找到了毛泽东说：“毛先生，我们仔细想了您的话，还把您的话给弟兄们说了。大家都认为您说的是对的。可是，我们不信无政府主义，信什么呢？您曾经说过：团结工人需要‘石灰’。我们也想了，只有思想和主义才是石灰，工资不过是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我们也需要政治权利，需要思想来指导。也只有这样，我们劳工会的存在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都说工人的思想是先进的果然如此。两位不是赞同李大钊、陈独秀二位先生吗？大家可以把他们的学说当作主义信仰吗。”
黄、庞二人笑道：“我们是有此想法，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商量还是请毛先生来指导我们，您把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赶跑了，就得把您毛先生的主义讲给我们听。”
毛泽东笑着推辞说：“不行、不行，我毛泽东有什么主义吗？”
黄、庞二人说：“毛先生休要推辞，长沙的市民和工人早就在传说您是神仙下凡哩？”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我算得哪门子的神仙吗，我只不过喜欢到群众中多走、多听、多看、多想，办些群众满意的事而已。”
黄、庞二人说：“工人们不识字，最尊重识字的先生了。您不计较身份、名利，肯屈尊降贵到工人中间去，怎么算不得神仙下凡呢？”
毛泽东听到这里，正色说：“不能这么说。这样不是把我看得比工人们高贵吗？这不利于我和他们打成一片，不利于了解到工人弟兄的真实情况和想法，这会妨碍我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他又开玩笑说：“我也是喜欢当神仙的，万一给你们吹晕了，我失去了法力，回不到天上去不说，不能为工人解除痛苦可就麻烦了。”
黄、庞二人也跟着笑了起来，非得拉毛泽东一起去喝上两杯不可，毛泽东万般推辞，被二人一左一右架着，由不得他不去。毛泽东无奈说道：“两位什么时间成为梁山泊的李逵了。”
这次变得二人哈哈大笑：“我们不过是想沾点神气儿而已。”
毛泽东在对劳工总会的基层组织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给黄、庞二人提出建议，然后对湖南省劳工会进行了改组，使之更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确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资本家压迫的“三反”宗旨。1921年11月，“太平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确定了中国“门户开放”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机会均等”的侵略，使中国又回到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支配”，也为了检验改组后湖南劳工会的战斗力，12月25日，劳工总会组织工人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黄爱、庞人铨担任总指挥，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动员学生与市民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这一天共有1万多名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初步显示出湖南劳工总会的活力，让毛泽东看到在湖南开展工人运动的广阔前景。但是没有想到，毛泽东在新的一年一开始就迎来了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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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道：“从本回开始，我们把蒋介石和国民党、与润之和共产党同时讲，而且讲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篇幅还要稍长一点。”
韩非道：“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姜子牙道：“很多的神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这一段的历史并不是太清楚，不知道国共两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真实关系和状况；不了解这个大革命其实是苏联人主导的；更不知道蒋介石的政治魄力和军事素养其实比孙中山要高明得多，以及孙中山这个神是怎么造起来的。只有讲清楚这些，才能讲清楚蒋介石为什么反共、反苏，为什么蒋介石可以用四年的时间，扫平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
圣人道：“1924年以前的国民党还是一盘散沙，蒋介石还被认为是一个只懂军事的高级参谋而已，但是从1921年以后他开始崛起。蒋介石崛起的过程是国民党获得了新生的过程，是国民党军发展的过程，是他使国民党的统治由口号变成了现实。”
韩非道：“其实，在过去一甲子的历史中，人们把蒋介石过度丑化了，尤其是这一段历史，人们并没有好好地研究。从1921年到1928年，人们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会反共，更不明白蒋介石如何成为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的。其实，蒋介石的崛起过程，也是四大家族形成的过程。”
姜子牙道：“蒋介石崛起的过程是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崛起同步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就是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在崛起后是强大的，一直在20年内都没有对手。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对手不讲清楚，怎么知道润之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有多么的恶劣呢？怎么知道战胜蒋介石是多么的困难？怎么知道中国共产党人除了润之，人人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呢？”
圣人道：“是啊，看共产党人写的历史，好像蒋介石的智慧远远低于润之，好像共产党人谁都能打败他一样。殊不知，他们二人的对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对决，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历史上，蒋介石和润之都是出类拔萃的。日本人、苏联人、美国人都不在他们的眼里，蒋介石是黄洋界，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韩非道：“其实，这个时期的历史本来就是蒋介石主导的历史，主讲蒋介石和国民党也是应该的。”
姜子牙道：“共产党在一开始组织的时候，是有问题的。问题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空想的比实干的人多；二是仅仅局限在工人阶级这个范围，发展的对象又限于知识分子，脱离了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三是苏联人豢养的，它所推行的革命，比如工人运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这种思想影响共产党15年。”
圣人道：“所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不能代表共产党的源头，因为，共产党现在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而李大钊和陈独秀主导的共产党的思想和文化则是苏联人的，如果将他们当作正宗，岂不是说，我们中国遭受了苏联人90年的文化侵略，我们中国岂不是一直是一个文化的殖民地？润之是中国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继承着、发展着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我与道德天尊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源头就是新民学会，这也是经过润之同意的。”
韩非道：“圣人怎么能糊弄各位神友呢？你什么时间见过润之？”
姜子牙道：“圣人不过是开个玩笑。但在24年以后，你将明白，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润之不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关键是他把自己当做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的知识不再代表社会的上层，而是代表社会的下层，他把知识的地位调换了个儿。”
圣人道：“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劳动人民，从而形成了一个人上人的阶层。一个人能成为知识分子，一定是很聪明的，可是这些聪明人，一旦成为知识分子就开始脱离群众。现在的共产党人也是这样，这个局面什么时候解决，什么时候，共产党人也就成熟了。”
韩非道：“润之不出来领导他们，他们就一直是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这种局面什么时间解决，就等着润之出山吧。”
姜子牙道：“润之出山领导还早，所以，注定共产党的命途多舛。欲知详情，我们还是继续往下观看吧。”
众神哄然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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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昶昶

    第十六回      山高人迹灭    烟雨锁雄关

                                           六十一
黄爱、庞人铨迅速转变为革命者，让毛泽东非常的高兴，也充满了一种成就感，自然也就对自己从事工人运动的能力和前途抱着很大的信心。因此，在1922年新年来临之际，免不了召集湖南的共产党支部成员开会，确定了全年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工人运动，总结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试图开辟出一条“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来。毛泽东充满着信心地对大家说道：“现在，长沙的纺织工人正在酝酿罢工，这是我们领导的第一次罢工运动，一定要组织好、宣传好，确保罢工胜利。”
会后，毛泽东和黄爱、庞人铨碰了个头，再次了解了纺织厂罢工的准备情况，并告诉他们：湖南学生联合会将声援和配合他们的罢工行动，让他们充满胜利的信心。黄、庞二人向毛泽东介绍说，工人们情绪高涨，对取得罢工的胜利信心满满。毛泽东又嘱咐他们千万要搞好组织工作，注意罢工后工人家里的生活安排问题；特别提醒他们，罢工是一柄双刃剑，罢工胜利，工人得利，否则，损失的就是工人自己了。黄、庞让毛泽东放心，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1月10日，纺织厂开始罢工，工人们向资本家提出了提高工资、改善生产条件、缩短劳动时间的要求。谁知资本家不同意工人的条件，他们态度强硬不说，还联合起来断绝了工人的生活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向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赵恒惕请兵镇压工人罢工，甚至威胁赵恒惕，如果任由工人胡闹，他们将拒绝向政府交税。赵恒惕的政府和军队都是靠资本家养活的，如今资本家有难，他怎能不管？于是，限令工人24小时内复工，否则，对罢工负责人严整不殆。黄、庞二人也是坚定，据不服从赵恒惕的命令。赵恒惕恼怒之下，在16日将二人逮捕；第二天未经任何审讯，赵恒惕就下令将他们枪决。黄、庞二人也是好汉，英勇不屈，尤其是黄爱在被刽子手连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刽子手太残忍了，黄、庞二人也太壮烈了。毛泽东闻讯除了愤怒无比，就是心痛不已。多么优秀的工人领袖啊？和自己相交不过4、5个月，就这样为共产党的罢工运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真的是让他懊悔万分。他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自修大学，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并发行纪念特刊。随后，愤怒不已的毛泽东再次赴上海，联络上海共产党支部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纷纷响应，掀起了追悼黄、庞二位烈士，抗议赵恒惕摧残工人运动罪行的浪潮。
赵恒惕会杀害罢工领袖，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想到的，也是没有人告诉过他的。这次血的教训，让毛泽东发热的脑袋清醒了不少，让他那激昂的声音平静、低沉了不少。革命是要死人的，作为革命的组织者，一定要考虑到死人这件事，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革命就是拿着人生命开玩笑，就是一个冷血动物。工人就是为了多拿点工资，他们犯得着去拼命吗？因此，毛泽东经过自责和冷静的思考之后，认为开展工人运动不能蛮干，必须利用合法手段，开展有理、有节、有利的罢工，不能为了造影响，而不顾工人、尤其是工人领袖的生命。像黄爱、庞人铨这样的领袖多少年才能培养出来呀？
因此，当他面对义愤填膺的党内同志，和无比愤怒的工人群众时，他显示了出奇的冷静。他要大家收集国民政府、省政府、长沙市政府关于保护工人的有关法规，要求党员和工会干部认真查找资本家违法的事实。为了确保再次罢工的胜利，他决定亲自参加组织和领导工作，以防止蛮干。而他此时最担心的就是安源的罢工组织工作，2月份，他带领李立三再次来到安源，详细了解安源煤矿的情况。为了加强对安源罢工的领导，专门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把罢工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至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不允许他们擅自组织罢工活动。毛泽东向李立三强调：一定要在合法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工人支持的情况下，开展罢工运动；罢工时提出的要求一定要合理，不能让资本家承担不起；罢工时一定要有秩序，不要破坏煤矿的财产，防止工人做出违法的行为。这个要求太高了，所以安源煤矿的罢工还需要好好地进行宣传和组织。
毛泽东安排好安源的事情，回到长沙，他和何叔衡等人商量，罢工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是不行的。而要加强党对罢工运动的领导，就得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于是长沙的共产党支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第一轮的发展党员的高潮。杨开慧、毛泽民都是在这个时候入党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何叔衡还在湖南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区团组织建设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从俄国留学归来，被分派回湖南接受毛泽东的领导。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1919年22岁的刘少奇在长沙私立育才学校上学，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长沙五四运动。1919年6月来到北京，拜访了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著名发起人李石曾、范静生，因为他也想去法国留学。在他们二人的推荐下，刘少奇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高等工艺预科班第三班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李大钊一些激进思想，学习了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了解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情况，于是，留法的想法变成了对苏俄的向往。1920年6月，刘少奇从保定德育学校毕业后，回到北京筹措勤工俭学经费未果，于8月份回到了长沙。
在长沙，他经过玉潭学校的老师梅怡成介绍认识了何叔衡，何叔衡将他介绍给俄罗斯研究会，并在贺民范的介绍下，在10月份加入毛泽东组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俄罗斯研究会组织会员到俄国留学，刘少奇就和任弼时、萧劲光等人来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1921年4月初，刘少奇和同学们经过在上海半年的学习，赴俄国留学。经过一路波折，7月，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这时，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刘少奇他们被分配到代表们住的一个旅馆里，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轮流参加会议，旁听这次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他们在偏远的会议大厅的角落里，看到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列宁。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等40多人，被分配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在这里，他们结识了瞿秋白。瞿秋白是到苏俄采访的，因为刘少奇他们的俄语水平太低，和俄国教师交流困难，就请瞿秋白到该学校任教。因此，瞿秋白是他们真正的老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冬，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萧劲光等由中国社会主青年团团员直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1月，莫斯科举行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最为庞大，人数有44人，占到全部代表148人的1/3。中国代表团的代表来自各个方面，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国焘、张太雷，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俞秀松，以及一些无党派的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代表等，总团长是张国焘。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除出席大会外，还担负着大会的一些文书工作。大会的开幕式是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的，列宁、斯大林、季诺维耶夫、托洛斯基被推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大会共举行了12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和远东形势》的报告。号召远东地区各国被压迫民族，在苏俄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1922年春，刘少奇在参加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提前结束在东方大学的学习，回国到上海党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回到湖南，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区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被任命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看到刘少奇非常高兴，问了他在苏俄学习的情况，征求刘少奇的工作意愿。刘少奇表示要做工人运动，这也是陈独秀交给他的任务，毛泽东同意他和李立三一起去安源，领导安源罢工。毛泽东向刘少奇介绍了安源罢工的准备工作情况，说道：在5月1日，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现在在那里的党员还有蒋先云，你去了以后，要加强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刘少奇领命不提。

常昶昶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6000多人，为了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负责人苏兆民、林伟民的领导下，举行罢工。港英当局封闭海员工会，激起了工人更大的愤慨，到3月底，斗争发展为香港工人总同盟罢工，参加者多达10万人。这次罢工使香港的航运停顿、交通中断、工厂停工、市场萧条，香港变成了“臭港”。为了争取斗争的胜利，罢工总办事处决定封锁香港，断绝粮食和日用品供应，动员罢工工人离开香港回广州。3月4日，当大批工人从九龙步行到沙田时，英国军警开枪镇压，打死6人，伤数百人，是为“沙田惨案”。
香港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军政府和全国各地工人的声援下，坚持斗争56天。3月8日，港英当局被迫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送还工会牌匾，抚恤死难工人家属，释放被捕工人，并答应增加工资15-30%，香港海员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志，以这次罢工为起点，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展开。长江航员、上海邮务工人、上海日华纺织厂工人、汉阳铁路厂工人，以及京汉、粤汉、京奉、京绥、正太铁路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
1922年5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代表177人，代表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的34万会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及其他派别的工会组织。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了“8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10项决议，确定按行业组织工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当年7、8月间，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19条，成为中国历史上保护工人阶级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立法活动的开端。

广西桂林，这里是孙中山为筹划北伐设立的大本营。1922年3月26日，大本营里的气氛，显得紧张而压抑，孙中山正在此召开紧急会议。
蒋介石是应孙中山所召，于1月3日从广州出发赴桂林的。一路上，他不忘记观看风景，走走停停，用了两个礼拜，到16日才到达阳朔。在这里见到了吴忠信，吴忠信告诉他孙中山的北伐，仍然处于筹划阶段。蒋介石一听，感觉自己还是来得太早了。在阳朔停了两天。18日才来到桂林北伐军的大本营，孙中山任命他担任第二军总参谋长，住进了原清朝藩台衙门的八桂厅。闲暇时，游遍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各处名胜古迹：象鼻山、七星岩、灵隐洞、铁佛寺、孔明台、叠翠山。转眼两个多月过去，蒋介石纵观桂粤形势，已有了一套成熟的战略方案。会议上，见孙中山仍然力主出兵北伐，蒋介石说：“鉴于目前形势，我主张先回师广东，解决陈炯明问题，待粤省巩固，方可再图北伐。”
孙中山则信心满满地说：“去岁末，苏俄专使马林来桂，转达其政府有助我之意，北伐可得俄之助；段祺瑞亦派他的心腹徐树铮来见；奉系张作霖的代表很快也会来桂接洽。直奉两系大战在即，正是北伐之良机。仲恺也来函，力主按原计划行动为好。他言一旦回粤，则内忧将无已时，吾人不欲观之。”
蒋介石闻言有些激动，大声说道：“我比任何人都希望看到早日出师北伐！此行南下，我于旅途舟车客店中不得休息，足足耗我半个月的心血，才拟定出‘北伐作战计划书’。可是，大家都清楚，身兼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长、内务部长的陈炯明，明确表示反对北伐。先生，对陈炯明，不能再一味退让了。”
孙中山自嘲地说：“竞存说我是广东的总统，那竞存就是广东的皇帝。我已告诉竞存，北伐胜利了，我自然不会回广东；不幸失败了，也无颜回广东，无论胜利还是失败，广东都会交由竞存来主持。他不愿率军北伐，我就命他在后方接济粮饷。”
蒋介石不以为然：“他反对北伐，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广东叠遭战祸，不可再搜刮民脂民膏用于战争，要与民生息，他怎么可能会接济粮饷呢？”
孙中山说：“不要过于猜疑。我的话，竞存还是会听的。”
蒋介石很失望，他真想拂袖而去，但还是忍住了。这天，蒋介石正在看书，胡汉民突然出现在蒋介石面前，沉痛而又愤怒地说：“介石，噩耗！仲元在广州火车站被暗杀了。”
仲元是邓铿的字。蒋介石闻言跳了起来，大惊。他知道，邓铿是孙中山派回广东向陈炯明催办粮饷的：“仲元被杀，说明陈炯明的反意已露，逆迹已彰。”
胡汉民说：“再也不能回避和竞存之间的矛盾了。我们都要尽快向孙先生陈言。”
第二天，孙中山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蒋介石说：“应尽快悄悄率军回粤，先解决了陈竞存，再改道赣南北伐。湖南赵恒惕与陈炯明相互勾结，狼狈为奸。”
孙中山似乎仍在犹豫，难以决断。这次，蒋介石决定坚持己见，便高声争辩说：“现在的形势是内忧回避不了，早晚都要解决。不解决，无以言北伐！况且，北伐还有赵恒惕在湖南相机接应陈炯明？”
孙中山仍对陈炯明抱有幻想：“竞存断不敢背叛于我，只要彼不公开叛变，我不能讨之。不过，可以潜师回粤，改道江西出师北伐。”
会议一结束，蒋介石与许崇智奉命率部迂回粤北，进驻肇庆、三水，从西边迫近广州，给于压力。蒋介石复向孙中山建议：“先请内患，再图中原。”但是。孙中山仍然对于陈炯明的忠诚寄予些许期待，便派蒋介石先期去广州和陈炯明会晤；又派汪精卫、廖仲恺居中调和；同时委派参军吴忠信为军事全权代表，择日北上，联络皖系、奉系两派首领，商讨“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的军事事宜。
陈炯明很快知道了孙中山的安排，便来电质问北伐军回粤的目的何在？为向孙中山施加压力，声明来了个总辞职。可能会有人问，他把职务都辞了，没有权力怎么向孙中山施加压力？这就是陈炯明高明的地方，他想和孙中山翻脸，可自己又不想出面，就让自己的部下去胡闹。孙中山指责时，他就说他辞职了，约束不了部队。孙中山自以为是总统，陈炯明的辞职，他一律照准，免去了军内的一切实职，只保留了一个陆军总长职务，从而为孙中山蒙难海上埋下了伏笔。陈炯明知道孙中山派蒋介石前来会他，他对蒋介石深为忌惮，就来了个敬而远之，在蒋介石到达广州的前一天，便离开广州避往老家惠州去了。
蒋介石找不到陈炯明，怒气冲冲，找到已经和陈炯明接触的汪精卫、廖仲恺，质问道：“你们不是负责与陈竞存沟通吗？明知道我要来，为什么还要他对我故意避而不见？”
廖仲恺是一个毫无己见的人，从来就是以孙中山的意见为意见，他也认为蒋介石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所以很理直气壮地说：“介石，你何必动怒？竞存此去，不过是不想激化矛盾，避免和你发生冲突。我看人家也是为了留有余地吗！”
蒋介石一听明白了，原来他们都将自己看作是造成与陈炯明产生矛盾的问题人物。孙先生让他来广州，也不过是想支开自己，不想让自己留在他的身边烦他。说不定，陈炯明去惠州孙中山也知道。想到这里，蒋介石不由叹道：“看来，我蒋某人是该离开了。去掉我这个绊脚石，我看你们能否和陈炯明把矛盾调和好了。”
说走就走，蒋介石立即来到了火车站。可是转眼一想，明天孙中山就会来到广州，还是见他一面，再劝告一番，以尽己责，于是就在火车站住了一夜。第二天，见了孙中山，蒋介石说：“先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竞存不可能回心转意了。”
孙中山仍然不相信蒋介石的话，说道：“竞存会如此恶劣？料他也不至于背叛我吧？现在，韶关已建大本营，由汉民代理大元帅，我就坐镇省垣，仲恺负责接济粮饷，北伐仍可以如计划进行。既然在广州竞存不见你，你还是到汝为的第二军，履行你的参谋长职务吧。”
蒋介石终于知道了自己在孙中山心中的位置，仅仅就是一个军参谋长而已，是很难与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相提并论的。因此，自己的真知灼见，以及远大的战略计划才不被孙中山重视。可悲可叹，不想10年过去，自己仍然是“谋”“位”不一，不由得心灰意冷，决定立即回避，另择时机。蒋介石辞别孙中山，就离开广州打道回府，这是蒋介石在广州最长的一次，前后有4个多月。
蒋介石一走，陈炯明的胆子马上壮了起来。老实说，孙中山他们在他的眼里，不过是一堆酒囊饭袋，他唯一惧怕的也就是蒋介石一个人。他与蒋介石共事多年，知道蒋介石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干，而且很有政治战略眼光。他早就想结交蒋介石，可是蒋介石的眼中只有孙中山，并没有将他放在眼里；况且自己的部下也容不得蒋介石这个外省人居他们之上，所以，只能忍痛割舍。蒋介石在孙中山的身边，终是一患，陈炯明就使出各种计谋来离间他们的关系，让蒋介石不能为孙中山出谋划策。陈炯明对蒋介石了如指掌，知道蒋介石虽志存高远，但是脾气暴躁、易怒、不冷静，更不善藏拙，不会曲意迎合，只要激怒他，他就必定负气回家。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被气走了。陈炯明立即命令心腹叶举率兵进入广州，提出“清君侧、除宵小”的口号。叶举兵进广州后，通电要求：恢复陈炯明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职务；免去胡汉民的一切职务。
这时，直奉第一次战争爆发，孙中山和段祺瑞、张作霖三家联手，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吴佩孚进攻。战争从4月28日爆发，于5月5日结束，也就是打了一个星期。三家就被吴佩孚打得大败，只得各自撤回到了自己的老巢。孙中山北伐失败，正是陈炯明叛乱的好时机。为了配合陈炯明叛乱，广西桂系的一些残兵败将也死灰复燃，李宗仁等桂系后辈纷纷崛起，抢占被孙中山占领的广西地盘。
孙中山此时就仅剩广东北部一些地盘，可以说是困据韶关，内忧外患。汪精卫建议孙中山恢复陈炯明的实权，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好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听其节制调遣。陈炯明并不买孙中山的帐，他和孙中山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一方面给孙中山回电，声称以人格和生命担保，要叶举退出广州，并严令叶举不准对孙中山发生越轨行为；一方面密令叶举的60营兵，以孙中山欠饷为由，在广州大肆向士农工商派捐筹饷，闹得广州市面秩序大乱、人心惶惶，以引诱孙中山从韶山回广州平息军乱。
这是陈炯明的请君入瓮之计，孙中山果然上当。他不顾胡汉民的百般劝阻，于6月1日只身回到了广州，召叶举会商军饷问题。谁知叶举避而不见，孙中山气愤之下，非要海防司令陈策炮轰叶举的司令部。陈策不敢领命，找到汪精卫，汪精卫和陈策力劝，孙中山才收回成命。孙中山的气没有出来，武的不行，就来文的。6月12日，孙中山召集广州各报记者，公开指责陈炯明：
“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本人是秀才出身，他反对北伐可能是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军阀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8个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就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如果没有把握，绝不会自己投入到60营军队的大包围中。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必须裁汰。我为了保证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前来讲清道理，希望你们在10天内，将陈家军在广州的种种不法行为尽量揭露，然后告诫他们全部移往广州城外30里，听候宽大处理。否则，我一定要顺从民意，加以驱逐。你们叫我孙大炮，我就是大炮！我以前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陈家将。”

常昶昶

南方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孙中山坐在了火药桶上。与此同时，北方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总统徐世昌被迫辞职，皖系主导的国会被解散，原大总统黎元洪复职，宣布恢复旧国会，恢复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在历史上被称为“法统重光。”北京政府和各界呼吁停止一切国内战争，一切听候法律解决。北方政局的这一变故，就抽掉了孙中山作为南方大总统哪怕是他强词夺理讲出来的一切理由，孙中山的大总统是违法的。
陈炯明开始对孙中山下手了，打先锋的还是叶举。6月15日，就在黎元洪通电就职的这一天，廖仲恺在赴惠州会见陈炯明途中，被叶举扣押，囚禁于石井兵工厂。接着叶举联合粤军其他将领发出通电：呼吁孙中山实现自己曾经的诺言，辞去南方政府总统职务。孙中山没有回应，叶举立即派兵包围了孙中山在广州的住地观音山粤秀楼。孙中山此时仍然执迷不悟，此时连汪精卫都看出了陈炯明的反心。可他就是不相信陈炯明会对他不利，他对身边的人员说：“竞存恶劣，当不至于此。”
孙中山执迷不悟，叶举可等不及了，6月16日，他下令炮轰总统府；同时，在广州的街道上贴满了叶举署名的四字公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以示大众，诸色人等，安居勿恐。”秘书林直勉，力劝孙中山离开总统府，亏得走得及时，否则，孙中山就成了叶举的炮下之鬼。孙中山避往设在海珠的海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温树德一同登上了楚豫军舰，然后转上永丰舰。此时的孙中山成了孤家寡人，他在这个时候想起了蒋介石，想到了蒋介石对他一次又一次的警示。悔恨难当之际，孙中山给蒋介石发出了救急电报。
蒋介石自4月23日离开的广东，来到上海，见到张静江。张静江告诉他生意上出现了问题，他简单了解了情况，感觉到自己也无能为力，就没有在上海停留，也没有与珍妮-陈幽会，就回到了溪口、宁坡居住。中间尽管一再接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催促他返粤的函电，可蒋介石皆是一意：先解决陈炯明，再图北伐，不然必有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之一日。如不接他的意见，他就不为所动，一心只读书弄儿。然而，6月18日，汪精卫的来电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汪精卫来电告他粤变，犹幸总理无恙。接着就接到了孙中山的一副电报：“宁波江北岸引仙桥10号，蒋纬国先生，事紧急，盼速来。孙文，巧。”
蒋介石整了整心魂，神情凝重地对纬国母子说：“这回，我务必要去赴党难了。此去，不知能否活着回来。”
此去广东，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的确是生死难料。以粤中那些人以往对他的态度，如果去广东就是主动把自己送入虎口。所以，蒋介石虽然心急火燎，但还得把自己的身后事安排好。21日，他到了上海，找到张静江，把自己家里的生活托付给他，希望他在自己死后，安排好两个孩子的教育工作。张静江一力担承，让蒋介石放心。
这时，汪精卫也来到上海找到了蒋介石，汪精卫一见蒋介石，连连说：“介石，你有先见之明，先见之明啊。”
随之，将发生的一切告诉给蒋介石。汪精卫的口才极佳，讲起来惊心动魄，让蒋介石听得气血上涌，愤怒地骂道：“叶举灭天理，无人道，深堪发指。天眷我党，幸而孙先生不死，中国尚有一丝生机，然而，局势危矣！中正若不于死中求生，何以对友？何以报国？何以激励人心耶？”
汪精卫说：“我已订好回程船票，马上就得启程赴香港。现在广东的局面非常不好，我刚刚得到消息，19日，广东省议会和广东各团体举行了联席会议，议决赞成大总统黎元洪的国家统一令，欢迎孙先生下野，迎接陈炯明回省复职；就在今天，海军总长汤廷光、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和叶举三人联合发布了安民布告，要求孙先生下野。可恨叶举，竟然悬赏20万元捉拿孙先生。现在孙先生在广州危在旦夕，孤立无援，无兵、无钱，此难当如何解决？全赖介石。”
蒋介石说：“弟已经托付后事，写好遗书，拟即奔赴广东，一为牺牲！不过，倒是需要想办法筹些款项为宜。无钱，怎安军心，何以度难？”
汪精卫说：“正是，介石在上海人面熟，筹款之事，还要劳你费心。我就先行一步，在香港等你。”
蒋介石只得应承下来。可是，到哪里筹款呢？张静江生意失败，自己已经负债累累，焦急中的蒋介石想到了虞洽卿。虞洽卿曾经和蒋介石他们一起做过经纪人投资，不想失败了，让虞洽卿损失了一笔钱。因此，蒋介石知道虞洽卿对自己没有好感，可为了救孙中山难，只得麻着头皮，向虞洽卿求助。来到虞洽卿府上，蒋介石落座，就开始恭维虞洽卿：“阿德哥，都说你是宁波帮的领袖，当年阿德哥支持革命，腾出房子供同盟会秘密活动，派人保护英士兄的安全；孙先生在南京主持临时政府，因无经费，极难运转，又是阿德哥解囊相助。袁政府和日本签订21条，阿德哥在上海组织救国储金团，扩充中国实业势力，借此打击日货。足见阿德哥虽在商场，却一直支持民党革命，尤对孙先生倾力支持从不遗余力。现今，孙先生在广东造困，请您再施援手。”
虞洽卿知道蒋介石来就是为了借钱，所以也不开脸，很不客气地对他说：“我已经没有钱了。你所求我爱莫能助。”
蒋介石说道：“阿德哥是交易所的理事长，又有好几家的公司，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您帮忙，总是可以筹些钱的。”
虞洽卿一听怒道：“你还好意思说交易所！就是你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来借钱？你走吧，我一分钱也无法给你。”
蒋介石陪着笑脸，解释说：“阿德哥说我蒋某人搞垮交易所，不知从何谈起？我只是经纪人公司中的挂名股东而已，从未参与其间。至于几个经纪人公司失败，乃是张静江兄套利所致，我也是损失殆尽啊。”
虞洽卿仍不开脸：“谁听你说这些？我不管是你们谁搞的，反正现在我没有钱给你。”
蒋介石见虞洽卿仍不开脸，看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也就收起笑脸，正色道：“阿德哥，您可别忘了，当年创办交易所，最早是孙先生提议、发起的。而之所以创办交易所，目的就是为民党筹集经费。我也知道，今年春天里，交易所因买方违约，出现风潮，停止营业。但是，后来阿德哥引入外国资本，和全球货币物劵交易所共同营业，这在3月底的《申报》上都登出来的。4月份，交易所就全面开市，现在孙先生蒙难，难道你真的见死不救吗？”
虞洽卿为之语塞，斟酌良久，方缓缓说道：“钱，我可以给你些，但是，现在不能给你，你何时启程赴粤，何时来拿钱。”
蒋介石问：“能给多少？您看10万元怎么样？”
虞洽卿说：“不行，只能勉强筹够5万元。”
蒋介石讨价还价：“那就8万元吧。”
虞洽卿的口气坚决：“最多就是6万元，再多一分也没有了。”
蒋介石本来就是想借5万元，有此足可以应付危局，既然虞洽卿答应给6万元，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脸上还是带着遗憾告别了虞洽卿。
6月22日晚上，蒋介石和珍妮-陈在旅社里缠绵了一夜，第二天又带她游览了一天，晚上又接着在黄浦江坐船游览了上海的夜景。在船上，蒋介石将孙中山在广州遇困的情况告诉珍妮-陈。然后悲壮地说：“此次去广东，九死一生，或许再也不能见到你了。我明天就要动身，真的舍不得离开你！但是，党事与家事，二者不能兼顾，当次关头，我意已决，誓将舍我亲爱之家族，以殉身党难！”
6月25日，蒋介石毅然决然地告别了上海，抱着必死的决心，一身豪气乘船南下，奔赴党难。

常昶昶

六十二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159名党员。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和议题是讨论并制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会议的分析和结论写入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宣言指出：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重申党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规定了党在当前的奋斗目标和最近的任务，即：“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规定了党在现阶段革命斗争中的策略原则及实施步骤，强调无产阶级联合民主派绝不是投降附属于民主派，必须保证自己的独立性，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大会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议决案》，明确规定“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的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共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决案》，并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大会选举了中共新的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和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这次大会虽然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纲领是反帝、反封建；但是它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缺乏明确认识，还是没有提出政权要求和发动农民运动，革命的中心仍然是工人运动。这也难怪，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城里人的代表，没有一个是农民的代表。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代表湖南党组织参加会议的代表是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妻二人。蔡和森和向警予都进入党中央领导层这一件事说明，湖南的党组织，在过去一年有了很大的发展。会后，大会代表各回本省传达贯彻党的中心工作任务，蔡和森夫妇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工作。陈独秀留他们的理由是，湖南有毛泽东在领导，不需要他们回去。

1922年6月28日下午，香港，由上海驶来的客轮缓缓靠岸。蒋介石一下船，就急忙雇车赶往大东方旅社，与在这里等待的汪精卫、古应芬等人会面。蒋介石一见二人，急切询问孙中山的情况。汪精卫说：“孙先生已经转登停在黄埔的永丰舰。事情无任何转机，海军已经动摇，局面还会恶化下去。”
蒋介石见二人六神无主，便安慰他们说：“有我在就有办法，尽管展堂、汝为他们的军队回粤，未见如此迅速。然则，我相信，逆氛终究会消灭。”
汪精卫说：“但愿介石能扭转乾坤。倘若局面不能很快扭转，孙先生将会很危险，我看，孙先生还是早日离开为好。”
蒋介石说：“孙先生离不离开广东，关乎人心士气，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离开。我在虞洽卿处借来6万元作接济费用，由古兄专职采购供应船上；兆铭兄负责打探各路消息，及时送到船上，以供应孙先生和我参阅，也好临机决断。”
汪精卫、古应芬点头应允。第二天，蒋介石转赴黄埔，雇小船斩波涛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相顾愕然，迅谈前昨事及各方情况，至夜分乃已。”孙中山见到蒋介石后悲喜交加，终认为：他有先见之明，而自己缺乏知之之鉴；介石不怨我早纳忠言，反而依然赴难，足见忠勇。遂授予他海上指挥全权。
和孙中山感到欣慰正好相反，陈炯明闻听蒋介石到来，则大为恐慌。当时，汪精卫送来的消息中提到：“陈闻兄来，面色发青，说：‘有他在先生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陈炯明得知海军未见动摇，加上陆军北伐军回师平乱，乃两度派人向孙中山请求和解。他仍然以被迫辞去了粤军总司令为借口，表示因此驾驭不了叛军，颇感苦恼，希望孙中山让胡汉民、许崇智率领的北伐军不要回师南下。孙中山此时腰杆硬了起来，断然拒绝，指责陈炯明说人话不办人事。
陈炯明果然是口是心非，一面求和，一面图谋收买支持孙中山的海军。被陈炯明收买的对象是海圻、海琛、肇和三艘3-4千吨的主力巡洋舰。如果孙中山失去这三艘战舰，那就只剩下千吨级的小舰艇船了，孙中山闻讯忧虑不已。蒋介石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以静制动”的方策，下令永丰舰率领各舰船离开海面冒险转移到新造村。正在这时，听说长洲要塞丢失，无险可恃，蒋介石又传令改移到省河。省河就是珠江流经广州市区的部分。可是驶向省河，必须经过车歪炮台，叛军在炮台布有大炮。怎么冲过这一关？要知道，河道面窄，有炮台封锁河面，军舰行使面临威胁。蒋介石决定硬闯。
早晨5点，雾色苍茫，蒋介石下令各舰驶往三山口，并命令试射炮台。他想通过炮台的还击，看看炮台都是些什么大炮，其射程有多远。蒋介石是军校炮兵科毕业的，熟悉各种大炮。“轰隆、轰隆”！从车歪炮台传来还击的炮声。蒋介石站在永丰舰上，细细观察、仔细倾听炮声，看到炮弹射程不远，弹力甚弱，他判断这是野炮，便放下心来，命令各舰一边还击，一边开足马力驶向炮台，试图强行通过炮台。炮台的大炮，远距离射不到，而近距离就可以打到军舰上了。
在“轰隆、轰隆”的炮声中，永丰舰一马当先快速驶近车歪炮台。突然，炮弹像雷雨一般向永丰舰倾斜而来，“轰隆”，一发炮弹在舰身爆炸。蒋介石命令士兵将孙中山扶到舰舱暂避，自己站在炮塔上镇定自若、岿然不动，坚守舵楼。永丰舰身中6弹，舰身震动、摇晃，士兵都大惊失色。蒋介石毫无畏惧，指挥永丰舰在来自两岸的交叉炮火中穿越前进。在舰舱里的孙中山心急如焚，两眼盯着时钟的秒针“滴答、滴答”走过，简直就是度秒如年。过了20分钟，永丰舰终于脱离险境，炮声远去，孙中山的心才放了下来。舰队直接驶入省河的白鹅潭，可以和陆地联系，局面稳定了下来。原来主意不定的永翔、同安两舰，看孙中山脱离了险境，也赶来与永丰舰汇合，于是，舰队的力量不降反而增强了。
孙中山喜色有加，蒋介石也长出了一口气，对孙中山说：“大总统在舰，竟如此冒险，虽然平安通过，实属侥幸，中正自知负罪矣！”
孙中山连忙安慰，方使蒋介石心安。这时在广州、香港的同志都来和孙中山相会，对孙中山倍加慰问，对蒋介石额首称颂。永丰舰停留在珠江沙面，也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是许崇智回师广州，赶走叶举。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各方消息混茫不清，蒋介石开始焦躁不安、度日如年起来。感叹：如此，真不如身临前敌，出入枪林弹雨之中为快！这时，汪精卫又传来不利的消息，说他联络的各方实力人物，不是附逆，就是观望。海军见久无援军，也开始摇摆起来，刚刚归附的永翔舰又偷跑而去。永丰舰上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蒋介石无奈，只好给自己暗暗加油打气：“事将成功时，其困难更甚！成败利钝，当恪守谋划在我，听之于天之语。”
出现了什么情况？原来，许崇智在南下途中，7月29日与陈炯明在韶关打了一仗，被陈炯明打的大败，率军退往南雄。许崇智哪里是陈炯明的对手？许崇智一败，孙中山的其他北伐军更是不堪一击，在广东全面溃退。粤军第二军和李福林部退入福建；李烈钧的赣军、朱培德的滇军、陈嘉佑和程潜的湘军退往广西。知道为什么蒋介石后来居上吗？如果按每个人的神力来说，此时，所有的领兵将领的法力，都无法与陈炯明的法力对抗。陈炯明是南方各军将领中法力最大的一个人，但是，陈炯明就是惧怕蒋介石。

常昶昶

斩草除根，陈炯明没有了外患，决定先搞垮海军舰队，再向孙中山和蒋介石开刀。8月9日，有人向蒋介石密报了陈炯明偷袭永丰舰的计划：陈炯明一方面贿买永丰舰上的官兵不加抵抗；一方面收买其他的军舰，让这些军舰炮轰广州沙基的外国人居留地，籍以引起外国干涉，让外国人把孙中山的舰队赶离白鹅潭。这时，北伐军失败的消息也传到了永丰舰上，孙中山彻底绝望了，立即召集各军舰舰长开会。会上称自己再坚守在这里已经没有了意义，决定离舰回上海，各军舰舰长长出一口气，大家终于解放了。
随即，孙中山向各国领事致函，称自己决定离开广州回上海，英国领事主动提出派英国的炮舰“摩汉”号送孙中山前往香港。在孙中山临走前，给舰队的官兵发了一个月的恩饷，以奖励大家的忠勤功绩。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蒋介石换乘英国“摩汉”号炮舰，驶离白鹅潭来到香港。在香港，迎接孙中山和蒋介石的除了汪精卫、古应芬等男人外，还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一个是蒋介石的情人珍妮-陈，这让孙中山和蒋介石欣喜不已。8月10日清晨，孙中山夫妇、蒋介石和珍妮-陈、汪精卫、陈策、陈群、黄龙等人，转乘俄国“皇后”号邮轮归沪。经过5天的波涛，孙中山在14日上午抵达上海。岸上，有数千人在欢迎他，其中一个是他的宿敌谭延闿，他和谭延闿相见后都说了些什么？后来，蒋介石和谭延闿为什么成了知交，欲知详情，请注意下文。

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拜见孙中山后，于1922年初向陈独秀、李大钊提出“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采取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方式同国民党合作的建议。我们知道，陈独秀是反对合作的，在中共一大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因此4月初，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明了中共不同意马林建议的理由。不久，出席远东各民族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回国，传达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问题的理论，陈独秀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的态度才有了明显的变化。
6月，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第一次主张》，正式提出了同国民党等革命团体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中共二大重申了这一立场，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会后，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等都开始同孙中山联系，商讨国共合作问题。但是，在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上，意见不一，多数人主张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7月，共产国际批准了马林向中共中央的建议，派他再次来华。
8月间，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可是最后谁的意见都没有被接受，多数人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说穿了就是马林的意见：决定在国民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改组的前提下，采取“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合作；在实行的步骤上，先由少数党的负责人加入，再劝说全体党员加入。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先后参加国民党，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
从1918年秋季开始，孙中山即与列宁和苏俄政府函电往来，商讨中国革命与中俄合作问题。1920年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和陈独秀会晤时，拜会了孙中山，孙中山提出同苏俄建立电台联系并要求苏俄提供军事援助的建议。1921年底，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南下桂林拜会孙中山，建议孙中山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建立军官学校培养军队人才。孙中山也进一步表示了“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的愿望。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又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会晤。孙中山在8月中旬避居上海后，正是共产党做工作的有利时机，李大钊、林伯渠等人多次拜访孙中山，说明中共的主张，商讨国共合作事宜。
为什么苏俄急于推动中共与孙中山的合作呢？说起来，起因就是张作霖。1920年10月，苏俄红军军事情报局在中国的北满地区建立了“北满特工站”，任务是向张作霖集团与白俄势力施压，发动中东铁路罢工，培训布尔什维克骨干分子。执行这一任务的是斯托亚诺维奇，尽管他竭力掩盖自己的真是身份，但是他频繁的活动，尤其是在幕后操纵工人大罢工的行动，还是引起了奉系军警对他的注意，张作霖很快加紧了对北京及东北地区的控制。莫斯科虽然尽力在东北加强特工力量，可是，与苏俄政府花出的巨额资金相比，特工的回报总是有限的。这种策略不仅没有动摇张作霖在东三省的统治，反而增加了张作霖对苏俄的仇视。苏俄军事情报局的工作走进了死胡同，它们急需想出新的撼动张作霖的办法。
最初，它们支持在中国组建共产党，希望共产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帮助它们打击张作霖。哪里知道，共产党发展速度太慢，成立一年只发展了100多个人，像这种发展速度，要想有一定的势力，得50年以后。等待不及的斯大林指示共产国际做孙中山的工作，一方面推动共产党与孙中山合作，借助孙中山的力量北伐；另一方面，直接与孙中山接触，答应给他支持，但是要求孙中山按照苏俄的要求改组国民党。为什么要改组国民党？一是国民党确实需要改组，一盘散沙不行；二是要获得对国民党的控制权，在国民党中培养亲苏力量。因为在国民党中培养亲苏力量需要时间，因此希望共产党能够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让这些亲苏人士直接加入国民党，并控制国民党的权力机关。这就是苏俄希望国共合作的初衷，苏联人居心叵测，是谁一举粉碎了它们的梦想？留下来慢慢说。
开完西湖会议，确定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指导思想后，马林，于8月25日来到上海，拜会孙中山，交给孙中山一封苏俄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写给孙中山的信。越飞在信中谈了苏俄对张作霖的憎恨，并将其称为与日本帝国主义一样的“凶恶敌人”。读罢这封檄文式的密函，孙中山顿感事态严重，此时他和张作霖已经不是敌人，而是反对北京政府的盟友。所以，经过缜密思考后，于8月27日给越飞回信，规劝苏方“不要将张作霖赶向日本”，以免迫使张作霖铤而走险。孙中山的复文如下：
亲爱的越飞先生：
您于本月22日的一封令人感兴趣的来函，已经收到，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
我要同您讨论来函中所谈的各问题，在对您提问的几个专门问题作答复前，先谈几点意见：
首先，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特别是就它同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和交往来看，情况更是如此。
众所周知，某些列强不愿在它们自己能够将经济投降条件强加在莫斯科身上之前，让中国同俄国达成协议；同时，它们也不欢迎在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达成协议的前景。因为，这种前景显然会使中国摆脱它们的政治经济控制。只有把中国的重要利益置于各个列强利益之上的中国政府，才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劝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鉴于目前形势可能出现的各种发展情况，这一点，在不久就可能实现。
至于蒙古，我完全相信贵国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割裂中华民国政治制度、领土的保证。我同意，在重建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在北京出现之前，苏俄军队仍应驻扎在那里。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这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
我现在来答复您在您的心中提出的各种特殊问题：
一、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设想会出现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并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理人。从社会阶级的意义上来说，张作霖似乎不是依靠任何阶级，而全然依靠他的军队。据我所知，在北京还没有可以支持他的人物，但是，北京正像我指出的那样，现在真的是完全是无足轻重的。
二、我在去冬已同张作霖达成谅解，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更确切地说，是来桂林，我当时正在那里集中我的军队准备北伐——建议进行合作以实现我的重新统一政策，并且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将反对日本。我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遵守我在前年同段祺瑞所建立的合作。接受同张作霖合作的另一种抉择，就是既于他作战、又与吴佩孚作战。当张作霖建议同我合作时，他可能有诚意，也可能没有诚意。我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无权假定他没有诚意，如果以后表明他并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我把重新统一中国看成是头等大事，我当时准备，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领袖实行合作。这也说明了现在事态发展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方针。
    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想提一点意见，那就是别将他赶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更多地接受我的影响。由于美国据说要支持吴佩孚，看来张作霖现在积极地以英美两国为敌。再加上你们对他采取的敌视态度，这可能迫使他从日本寻找外交上的支持，因为任何人都不想完全受到孤立。请牢记这一点。
三、在这个问题上，我附寄一份我上周签发的声明。这份声明是广州政府向列强发的。陈炯明是一个坏人，人们能够理解一个在基本政策问题上脱离其政治领袖的政治追随者。但是，当这样一种脱离者采取谋杀领袖的形式时，它就打击了全部的政治生活的根基。
四、由于我已经通知国民党的所有议员去北京，这个问题现在已经用事实回答了。我曾指出，国会本来就有权召开会议。但这种会议迄今未能在北京召开，是由于遭受到了北方军阀的反对。这种反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国会在北京重新召开不是承认黎元洪政府的合法性，而是抓住了消除反对派的机会，在北京重新召开国会而已。
五、您推论我现在在与中国外交部保持接触，这是您的误解，对于这个问题的其他答复，我请您参考第一页上我的第一点意见。
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说，贵国政府已经授命您同日本举行谈判。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政府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让我具体地来说，据说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想在日俄战争以后在南满取代你们一样。贵国政府是否会赞成这一点。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我几乎不需要告诉您，我向来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阻挡日本侵犯北满的国家。
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
谨致
最高的敬意！
                                              您的诚挚的朋友   孙逸仙
                                       1922年8月27日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邸
接到了孙中山的信后，苏俄政府非常重视，于1923年1月，派越飞为苏俄政府特使来到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公开了孙中山的联俄政策。这是后话，且说孙中山在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先后召集有陈独秀在内的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负责审查改组方案和党纲党章。

常昶昶

在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下，湖南是工人运动开展得很好的地区。到1922年秋，全省已建立工会2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4万余人。9月毛泽东、刘少奇相继来到了安源。此时，安源罢工的时机成熟了，路矿当局开始拖欠工人的工资，经过与当局协商未果。同时路矿当局还企图勾结军阀封闭工人俱乐部，9月14日，李立三果断的下达了罢工的命令。在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的领导下，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的江西铁路共17000工人举行了大罢工。罢工总指挥是李立三，俱乐部的全权代表是刘少奇。
罢工当天早晨，俱乐部监察大队持白旗密布街市及工厂附近。张贴“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告示，并发布罢工宣言。路矿当局竭力破坏罢工，先是设法收买工人不成，又遣密探刺杀李立三，并悬赏500元。二计均未成功，就请军阀出动数百军警，每天每人发2元赏钱，将安源划归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在重要地段架上机关枪。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发动工人向军警诉苦，争取军警同情。此招果然见效，军警并不对工人使用武力。路矿当局无奈只得接受谈判，俱乐部的全权代表刘少奇经过与路矿当局的口舌交锋，在9月18日达成协议。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利，保证改善工人的生活和给工人增加工资等13款条约。条约签订后，俱乐部召开万余人的罢工胜利庆祝大会，通过复工宣言，随后上街游行。
安源罢工的胜利，重新鼓舞了毛泽东领导罢工的信心，也让他在正反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领导罢工的诀窍。这种诀窍在与李立三、刘少奇分享后，使二人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工人领袖。接着，毛泽东又加紧了同粤汉铁路、水日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的联系，同他们商议进行罢工的事宜，以把湖南的工人运动推向深入。
安源路矿罢工是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罢工活动，在无数失败中唯一既获得胜利、也没有死伤人的成功案例。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安源路矿发展了大量的党员，不仅使这些党员成为后来共产党武装革命的领导人，而且还把安源路矿发展成为毛泽东稳固的革命根据地，6年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安源的路矿工人组成了一个团参加。就这一点大家想想，其他共产党人发动的所有工人罢工活动，除了死人以外，有什么意义？他们的思维和领导能力怎么能和毛泽东相比？
就说在同期由邓中夏、罗章龙和邓培等人领导的开滦煤矿大罢工吧，这个大罢工在中国历史书上，地位比安源大罢工高多了，其结果是什么？5万人的大罢工，坚持25天，工人伤亡50余人，最后还是失败了。要知道，邓中夏、罗章龙可是和张国焘一起，被称为“北京的三杰”，是李大钊最得意的弟子。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都还是书生，离领导工人运动胜利还差那么一点。开滦罢工失败后，毛泽东就以此为例，再次教育湖南的党员，一定要引以为戒，吸取血的教训；尤其是提醒李立三和刘少奇仔细分析开滦罢工失败的原因，力戒在今后领导罢工运动时出现同样的错误。李立三、刘少奇正是在毛泽东的手把手的指导下，才在全国共产党人中脱颖而出。

常昶昶

   六十三
蒋介石在跟孙中山8月14日回到上海后，只在孙中山的寓所帮助办事7天，然后就到普陀山海岛静养身体去了。蒋介石在普陀山上住了6天，到南天门去探过胜景，去般陀庵观鱼之后，所有的时间就是“泥塑”般地坐着读书。读书也不得安静，廖仲恺、汪精卫又来信催他回上海帮助孙中山策划军事方面的事情。蒋介石在8月29号给他们回了信。从他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经过在普陀山坐禅，其境界又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不仅对南方军阀的状况了如指掌，而且也对国民党在今后的发展作了设想。兹将这篇约2000字的长文，节录如下，以窥全貌。
------闽边、湘边与广西各处军队，弟意急需派相当专员，分往慰劳，并授以后进行方略俾有所依据也，对于军事之意见，约分三项：甲，先谋桂湘闽赣四省中之一省或二省为根据地，然后进攻广东。乙，待各军联络确实后，约三个月内分向各路前进，准备合击广东，先定广东为根据，然后统一西南。丙，各军如不能一致，平闽之计亦难实行时，则许军只有联络某军，强袭汀、永为根据地，第一步为先取潮梅之计，第二步为平粤之计，唯对湘桂各友军，皆指定其任务。------对于作战准备事件，陈述大略如下：一、湘、滇各军，皆退入湘边，即可令其联络广西之滇军，共计湘桂两方友军联合，约有1万余人，以后攻粤，当以在湘桂各军为主力，而以闽边各军为助攻。二、指挥全权，委诸协和，并责成其积极筹备。三、以三个月为期，即以本年11月间，为战斗开始之期。四，饷项以2万人计算，发动时，至少须发饷一月，当筹备30万以上之款，方可如期应付。五，子弹缺乏，无法接济，亦须与各军言明。六，滇军以朱培德部为主体，请孙先生手书慰问。------盖陈逆诸将，视广西为畏途，我军平桂，彼必不能派大队来援，一也；陆林在桂地盘未稳，如刘、关、张合力，较易平定，二也；我军平桂，滇唐无力能为其后援，亦无牵涉，较之平湘平赣，容易多矣，三也。有此三者，则吾军如果不能先平粤，当先平桂以为平粤之基。亦非下策也。且湘边之湘、滇军移至桂境，亦较便利，平桂则粤不足平亦。如果先平桂后平粤；则延长时日，在所不计，未知孙先生与兄等之意以为如何。致函于前敌将领时，可作三案：一先合力攻粤；二先合我在湘、桂各军之力，为桂人平定广西，然后东下平粤；三在湘部队，以全力助谭平湘，在闽部队。以全力助闽人平闽，或助王驱李，然后合而攻粤。------总之，现时武力，不得不注意浙卢，当养成其东南势力，使其怀德感惠，其他为吾党所用。至于政治主张------，对人问题，尚请孙先生注意及之。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国闻通讯社每月500元之数，似难中止，商报如能维持，则言论多一机关，即多势力，以现在武力既穷，如舆论再不注重，更是难为力矣。
此书上过，蒋介石又回到宁波呆了半个月，心想，孙中山等已阅读毕，当给自己以重视，遂应廖仲恺、汪精卫之邀到了上海。哪知他一联络二人，得知他们都在孙中山的寓所开会，便恼怒异常，心想：他们还是不以我蒋介石之策为要，竟读不出我在政治、军事上的雄才大略，仍把我视作一个军事参谋；每逢大事便把自己撇在一边，独自商议出一些以偏概全的计谋来；等到实施时，如破桶盛水四面喷漏，这时才想到我，将我当作一面膏药四处乱帖。此为何故？是他们忌我之才？还是无识人之能？我看二者皆有之，孙中山是无识人之能，不知道培养年轻有为俊才，使他的身边充斥一些无能而又卖老之辈；廖仲恺、汪精卫等则是忌我军政之全才，担心一旦重用我，会后来置上，无他们立足之地。此事不可再作小视，当思一进、退、动、静之万全之策，寻找缝隙逆势而上。不过此时心中之气不出来，实在难平，于是找到了张静江。一见面，蒋介石就愤愤不平地时：“二哥，他们如此对我，实在过分！”
张静江刚刚回沪，闻听蒋介石之言，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忙问道：“介石，你毅然赴难，孙先生对你已视为心腹股肱，何出此言？”
蒋介石说：“弟从广东回来，孙先生分派精卫、汉民到各处联络，弟无事可做，便回甬闲居，其间精卫给我写信，要我尽快回沪。我给精卫、仲恺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联络各方，反攻广东的军事计划，此外，也谈了我对政治、党务乃至一些人事的看法。我认为党约，党务终难整改。不如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我还建议，经费困难，也应维持国闻通讯社和商报这两个宣传机关，现武力已穷，若舆论再不注重，我党今后如何为力？”
张静江问：“是不是你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蒋介石怒气未退：“岂止如此！他们一次次催促我到上海来，似乎很重视我蒋某人，可是我来了，他们根本不理会我，闭门开会，研究改组本党之事。我算什么？在他们心目中，好像我无资格涉足党务、政治，至多算一个军事幕僚而已！现在我是谁都不想见了，明天就回宁波去。”
张静江给蒋介石端了一杯茶，劝他稍安勿躁，以静制动，最后给他出主意说：“你在永丰舰与孙先生共患难的经历，不妨写出来，也好使自己能静下心来。你写好后，请孙先生写序，我助你此版。这样可以在国内、党内为你造势，树立你英雄的形象。”
蒋介石对此深表赞同，接着，两个人又谈生意上的事。张静江叹道：“介石，交易所的债务纠纷，很是烦人。现在卖方只赔了一些代用品，下一步还要继续谈判，如谈判不成，还要诉诸法庭。眼下不少的人在逼债，我在上海呆两天，还得躲出去。你在上海可一定要谨慎。”
告别了张静江，蒋介石又与珍妮-陈约会，在约会中他向珍妮-陈倾诉了自己心中的不平。认为上海一天都不能住，人们骂北京是铸造恶人之烘炉，则上海更是一个大烘炉，铸造恶人的范围比北京更广泛。上海对于蒋介石，应该说是他的“发祥地”，为何今天有“斯地不可一日居”的恶感？原因既是他和张静江所经营的交易所暂时遇到了困难，那些追讨债务之人令人可恶；也是因为孙中山正在召开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首次会议，却没有让他这个股肱心腹参加，岂不令人懊恼？
蒋介石于9月9日到的上海，只停留了一夜，就又直接回到了宁波天堂山，“纳凉”于玉佛殿前，踱步于寺庙外幽静的小径上，思索着今后的人生之路。9月12日，孙中山开完会，分派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分别去日本、奉天、天津等处活动，寓所就剩下了他一个人。闲静下来的孙中山感到了孤独，这时方想起蒋介石来，便给蒋介石发了一道手谕：“请兄来居旬日，得以详筹种种为荷。”
9月14日，廖仲恺也给蒋介石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兄到沪之翌日，弟偕许志澄至大访之，而兄与启民皆不在------。弟则以为兄在此间，待商待决之事正多，若避去乡居，则事无从谋人人如此，则先生左右无一人矣。------故恳兄无论如何，仍再命驾来沪。家事恺当嘱启民为兄料理妥当，------望兄垂听。”
看到这两封来信，皆以孙中山身边无人照料为由请蒋介石到沪，让蒋介石对孙中山、廖仲恺越发失望。只是廖仲恺在信中提到启民，让蒋介石心中一动。启民曾经向他提过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人中龙凤，非诸葛、庞士元可比，足可以与他蒋介石并肩，如果孙中山能得此人与介石，就不会再是三分天下，而是一统中华，不愁中国不成为世界强国。这个毛泽东何许人也？一定要见识、见识。然而又一想，这也无非是捕风捉影之事，不再思它，还是想想自己的眼前吧。
眼前还是听从静江之言，静下心来书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至于其他之事，一概不应。蒋介石埋头20天，终将书稿完成，于10月4日，由宁波来到上海，再由上海乘火车来到无锡的太湖。他住在太湖的“万顷堂”。一来是游览太湖，二来是为此书写“跋”，三来再对书稿进行一次修订，好付诸印刷。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广泛传播自己这段最光荣的历史，以在青年中塑造自己果敢、智谋、胆大、心细、智慧的光辉形象。既然孙中山不以青年人为重，那我就将青年人纳入自己的麾下。有了青年人的支持和追随，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这些借孙中山而生的青藤，怎能和我蒋介石这课大树争荫？这的确是一招妙棋，静江兄真是高人。古人云：功大莫过救驾。有此功劳，天下无人可与我争锋之人了。
想到这里。蒋介石的心绪好了许多，便于10月7日回到上海来见孙中山。见到孙中山，蒋介石叙说自己一直在埋头著书，故未能来陪伴学生，现在书写好了，请先生为《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孙中山翻了翻蒋介石的手稿，慨然应允，于10月10日为该书写了序。序文对蒋介石上永丰舰的行为予以称赞，并批评自己“乏知人之鉴”，没有能够预先制止叛乱。此序更加重了蒋介石的先见之明，让蒋介石欣喜不已。
孙中山为书作完序后，对蒋介石说：“你给仲恺、精卫的信，我已细研之，并派人按计落实，现在情况大好。我们和奉张、皖段已联络就绪；西南军阀的政治领袖岑春煊也和我捐弃前嫌，答应策动桂、滇将领共同讨伐陈炯明。更令人高兴的是，苏俄已答应援助，一旦消灭陈炯明，取得广东根据地即可出师北伐，届时，奉皖响应，推翻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已无难事。”
蒋介石双喜临门，如沐春风，遂向孙中山进言，远交近攻，并于8日给许崇智写了一封信，规筹定闽、粤的计划。信中说：“闽局不定，则本军回粤为难，李在闽境，闽必不定，------弟意如克泉州，则以兴、永、泉为根据地，对赣主和，使其退兵，对海军仍主联络，王、臧二方，以其何人能与我诚意联合为断。如臧果能与我联合------，唯乃须其担任一路，以为牵扯。如臧无诚意，则不如联王，要求其分兵若干，助我回粤。------我与陈逆两军比较，其兵力过我，后方接济与前方军实，皆优于我，唯其军心不固，纸币低折、内部离散，是其精神则不如我军之优。------弟即日回闽，在沪观察情势，或较到闽后为正确，故特预告，以资参考。”
许崇智依蒋介石之策与北洋军王永泉取得联络，进军福建，10月12日，攻克福州。孙中山大喜过望，乃将之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总参谋长，准备讨伐陈炯明。蒋介石志不在一个东路讨贼军有名无实的总参谋长，可孙中山不解其意，命他赴闽，并带其慰劳讨贼军各将领。不得已，蒋介石终于10月22日来到福州见许崇智。两人相见，寒暄过后，蒋介石对许崇智说：“总座，弟此来不受任何职务，只以朋友身份，从旁协助。”
许崇智说：“那不好吧，孙先生任命你为参谋长，还是就职为好。”
蒋介石坚持不受，许崇智无奈，只得听之任之。蒋介石代大总统慰劳各军将领，出了一把风头，终于体会出人上人是什么感觉，从此后，他就更不安于只作个参谋长了。蒋介石在余兴中，与许崇智拟定了作战计划，同许崇智一起观察地形、慰劳伤员，干得颇有声色。谁知，过了几天，汪精卫也来到了福州，把蒋介石的余兴一扫而光。
汪精卫见到蒋介石说：“介石，你何以不就职呢？眼下，本党和孙先生所恃，惟汝为一部，先生对汝为和你寄予厚望，特意派弟前来慰劳，说重任就托付你和汝为两个人了。”
蒋介石心中对汪精卫的到来本来已经不满，心想，孙中山既然已经委托我来代劳，为什么还要派个汪精卫来？难道汪精卫也是想来捞个军功吗？等听到汪精卫的话，更是满腔的热情如遭冰霜，汪精卫要把自己打回参谋长的原形，如此，汪精卫就成了钦差大臣，我蒋介石就又沦为一个二流角色了。满腹的委怨无法诉说，只能感慨到：“季新兄有所不知，中国人不明大义，只争私利，民国之一无进步，自有其大因。民党尚且如此，其他更作何论呢？”
蒋介石是在说汪精卫不知大义，不该受命前来，不知汪精卫是否听得明白。我想以汪精卫之精明，怎么会听不出蒋介石的话外音？汪精卫此来已经想好了对付蒋介石之策，于是说道：“无论如何，介石都要就职才好。我已经代你拟定好电文呈报孙先生。”
汪精卫是马不喝水强按头，蒋介石无奈，只好勉强就职。本来已经心理受伤的蒋介石，过了几天，又被汪精卫在上面撒了一把盐。这天，汪精卫向蒋介石辞行，对蒋介石说：“改组本党，联络各方事务繁杂，孙先生要我尽快回沪。”
蒋介石闻言，心中更加不快，顺口说道：“弟似也不该留在这里。”
汪精卫撒了盐，又在上面按了按：“介石，你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住，万不可轻言去留。本党大目的能否进行，全赖闽粤军事有无进展，倘若本党无一根据地，俄国援助也无从谈起；倘若福建、广东能够成为本党凭藉，俄国援助就源源而来，局面就会有大改观。倘若没有凭藉，中国也成立了共产党，其宗旨与俄国相同，俄国何必舍共产党而援助本党呢？孙先生念兹在兹，请介石谨记。”
蒋介石无话可说，他何尝不知道孙中山现在的一切都是以获得俄国援助为第一要务？汪精卫把话说的明白，如果你蒋介石不能在这里做出成绩，让俄国援助落实不下来，那罪过可就是你的了。汪精卫给蒋介石的头上又带了一个紧箍咒，就让蒋介石不能不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在以后的日子里，蒋介石“凝思审虑，状如痴呆”；检阅部队，讲话到“嗓音变哑”；履职两周，“夙夜兢兢，不敢稍懈”。然而，部队中的派系斗争，又令蒋介石苦恼烦乱，遂产生“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想法。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对所见所悟皆书写之，在他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以闽粤交通阻梗，后方接济极感困难，慨然曰：“军事以计划、运输、指挥三要素结合而成，汉高祖之倚重萧何、张良，而以韩信为次也，宜也。”蒋介石总结出军事上的“三要素”，可谓至理名言，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已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了。他由萧何、张良、韩信之序，也得出了粮草、智谋、指挥三者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基础。可惜，蒋介石并未超越古代政治家的智慧，所以，当遇到把智谋、指挥、粮草三者关系调整过来的毛泽东时，他就束手无策了。
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在福州待下去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讨逆杀贼，复仇雪耻之责，吾当以一身任之。招疑任怨，以求达平日目的而已。”然而，没有想到，才事隔三日，蒋介石就忍耐不住了，他给在上海与孙中山研究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胡汉民、汪精卫去信说：“在这个部队中也存在有派系斗争的苦恼。”“十日内如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其实，蒋介石是不想被孙中山他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终于找到了借口回上海。孙中山见到蒋介石的信后非常着急，急回电请他无论如何不要离开，并告诉他已经派廖仲恺去福州帮助他解决困难。蒋介石心想，廖仲恺能办什么事？不过是添乱而已。他没有改变自己说的10天后的计划，在等了12天之后，于11月24日在马尾登上了回沪的轮船。
而就在同一天，廖仲恺来到了福州，当听说蒋介石已经登上船时，廖仲恺紧赶慢赶，赶在船开动之前，把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信交给他。孙中山在信中说：自己不能亲自到福建，所以才把讨伐陈炯明的重任托付给你，“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孙中山还提到了在永丰舰上那么困难都坚持了，如今无论如何困难，都应该留在军中。另外，孙中山在信中告诉蒋介石，他正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进行联系，并且“现已大得其要领，”这样就可以实现蒋介石想到苏俄去考察的愿望。但是革命必须要有根据地，所以希望蒋介石一定要留在军中奋斗，夺回广州，“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
蒋介石看了孙中山的信，并不为动，心想：如果说我来福建是代表的你孙中山，体现何在？你可授我全权？为何先是派汪精卫来，这又派廖仲恺来？如果我有全权又何须汪精卫、廖仲恺来？为什么我能在永丰舰上坚持，而不能在这里坚持，你孙中山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看孙中山的意思就是要把我支开，怕我在上海扰乱他们。我是非回去不可的，我还担心你孙先生被俄国人给骗了呢，到时候，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助人家查钱呢。同时，也不能让汪精卫、胡汉民专美于孙中山之前。但是廖仲恺既然来了，就不能不给他一点面子。于是，他跟廖仲恺下了船，回到了军中。
二人分宾主坐下，蒋介石问道：“仲恺兄，精卫前日有信来，说北京政局转变甚剧，孙先生信中也说，外间日日进步，皆等你来后详说，情形究竟如何？”
廖仲恺说：“操纵北京政府的直系，现在内部意见纷纭。吴佩孚主张法统重光后，维护黎元洪和旧国会，等制订宪法后，再选总统；曹锟则亟不可待要当总统，直系内部两派明争暗斗，搞得黎元洪、国会、内阁手足无措，动辄得咎，进退维谷。奉张、皖段，皆赞成联手倒直。只是张作霖希望直系内部分化，热衷于挑拨曹、吴矛盾。”
蒋介石又问：“孙先生所说进步，到底何所指？”
廖仲恺说：“最大的进步，就是联络苏俄有了头绪，苏俄答应援助本党革命。此外，西南各省中的滇军、桂军和粤军中的许多将领，都表示拥护孙先生，愿出兵讨伐陈炯明。”
蒋介石继续问道：“苏俄为什么要援助本党呢？”
廖仲恺说：“苏俄乃劳农主义，本党扶助农工之宗旨，与之接近。况苏俄主张世界革命，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支持本党革命，自是其宗旨。”
蒋介石摇了摇头说：“恐非如此简单吧？弟听到传闻说，苏俄有吞并外蒙之心，并结怨于张作霖，也想到了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他们先是联络吴佩孚，但吴佩孚以其条件太苛刻而拒之，苏俄才转而联络孙先生。弟认为，还是要到苏俄考察以后，了解其真实意图再说。仲凯兄是知道的，弟早有赴俄考察之愿，想请孙先生允准。”
蒋介石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怀疑苏俄别有用心。廖仲恺说：“介石，孙先生得知你有退意，既惊愕又焦急。孙先生发电劝阻，又派我专程到来。还有那封长信，想必介石看出来了，孙先生对你寄予厚望，无论如何是不愿你离开福州的。”
蒋介石心里说，什么寄予厚望？孙中山重视自己的才能，虽然凡有重大军事决策和行动，都要他参与策划、执行；但是，孙中山不过是把自己当作一个高级参谋而已。为什么？难道他真的是有眼无珠？不是，是他认亲不认贤，把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了广东的本土人。广东的这几个本土人，如胡汉民、许崇智、汪精卫等人，包括你廖仲恺在内，有什么真才实学？孙中山还不自省，现在还有几个外省人跟在你身边？不就剩下了我蒋介石一个人？蒋介石有苦说不出，只有发牢骚：“可是，我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呢？我不过是个幕僚而已，人家愿意听我的就听，不愿听我的就不听。弟刚愎浮躁，善谋不足而败事有余，再不知耻藏拙，必重累孙先生。”
廖仲恺并不了解蒋介石的真是想法，听他如是说，忙道：“介石，到底有何难处，说出来，我不能解决的，报告孙先生替你解决。孙先生信中也说了这层意思。”
蒋介石说：“怕是不好解决吧。现在黄大伟因为改编的事，和许总司令发生了冲突，二人之间已经难以共事。如不请黄大伟脱离军队，诸事无以推进。我已决定劝黄大伟暂避上海，并陪同他一起回上海。”
蒋介石心意已决，只隔了一天，便偕第一军军长黄大伟一同乘船回上海。

常昶昶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已经开始证明毛泽东有迅速而准确的行动力。在实践中，他着手发展组织，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做掩护，搞得有声有色，“大引起社会之注目”。接着他顺势发动了粤汉铁路、水日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十多次的大罢工，而且次次获得了胜利，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尤其是在泥木工人大罢工时，毛泽东亲临现场指挥斗争，他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喊一声口号，连吹连喊，工人们情绪越发高涨。罢工斗争20天，最终取得了完全胜利。
毛泽东后来的罢工为什么都成功了？就是他吸取了别人斗争失败的教训。他在组织罢工前，总是要把罢工运动的领导组织建设好，发展工人领袖入党，给工人讲要求和纪律，成立工人俱乐部，组建工会。在泥木工人罢工前，他组织成立工会时，和别人不同，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长沙市新闻单位的记者都请来参加。第二天，报纸上不仅有工会成立的消息，还有工会领袖的讲话，宣传自己要解放自己，等于是事先给统治者打了个招呼，工人对自己的压迫地位和生活水平是不满意的，要抓紧改善，否则可别怪我们罢工。罢工时还要找到合适的借口，罢工中还要保证一些重点事项不受延误，请愿要一级一级来，先到县里，县里不解决再到市里，市里不解决再到省里。泥木工人罢工就是走了这么一个程序。在请愿中拿着《省宪法》，表明罢工运动是依法而行，还让报社参与报道。泥木工人罢工胜利就是毛泽东与省长公署政务厅谈判的结果。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2年10月，全省已正式成立了14个工会。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发展了很多的优秀党员，如郭亮、任树德、张树藩等。1922年11月1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后工人代表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各工会代表赞同这个意见，于是又召开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举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向来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和鹦鹉学舌不满意，全省工团联合会就是他的第一次对党的路线的修正。
按当时中央的指示，工会被称为劳动组合书记部，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奇怪的名字？原来，“劳动组合”是一个日本名词，“书记部”是一个俄国的名词。张国焘把二者结合起来，就创造出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这对当时的工人来讲，叫起来非常别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将其改为工团联合会，简单上口，一下子就被工人记住了。工团联合会虽然已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但仍处于非法状态，没有到省政府立案。毛泽东认为，必须力争主动，有正面向赵恒惕政府及赵本人作一次说理斗争的必要。于是，毛泽东率领各工会的代表23人，在12月11日会见了长沙县知事和警察厅长，12日见了政务厅长，13日见了赵恒惕。
毛泽东为这次斗争制订的策略是：第一，不提过高的要求，不使当局过于难看下不来台；第二抓住赵恒惕的省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据说12月15日，长沙各报刊载工团联合会发稿的《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一文，工团联合会共提出10项交涉事项，前三项颇引人注意，后七项是理发、人力车业等具体问题。接着，就前三项问题进行了对话：第一项，请政府表明对工界的态度；第二项，集会结社问题；第三项表明工界的态度。这次对话迫使赵恒惕承认了工团联合会的合法地位。赵恒惕在接见毛泽东后对亲信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毛泽东在1922年已经是自己的而立之年，这一年的11月份，他的大儿子毛岸英出世了。这个小家伙的出生为毛泽东带来了当父亲的无限惊喜和烦恼。小孩子在满月之前，母亲是应该一直在床上，是不能干活的。毛泽东除了教书、领导罢工外，还多了一项工作，就是做饭、洗尿布，照料杨开慧母子。尽管这些工作平时大都是毛泽民夫妇做的，但是偶尔为之，也让他忙得不亦乐乎，开始深深体会的当父亲的不易。为此，他常常想起自己已经故去的父母，正是子欲孝而父母不在，让毛泽东多少有些感伤。感伤中的毛泽东，抱着岸英，又常常思绪万千，不知岸英能否有自己那样幸福的童年。革命者无以为家，自己的妻儿能多照顾一下，还是要多尽一点力，不要将来后悔。
这一天，毛泽东又是很晚才回到家，当他看到已经睡熟的杨开慧母子，不由得心中一动，坐在床上对将近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深深地反思。一年里，自己和同志们领导工人罢工已经10多次了，虽然罢工大都取得了胜利，也为工人争取到切实的权益，可天下不依旧是赵恒惕的天下？资本家不是依旧在剥削，工人依旧在受压迫吗？常言道：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夫妻共同生活一年，家庭中已经结出一个小硕果来，可是党的工作呢？何时怀胎、何时分娩呢？记得两年前，在新民学会的年会上，我们确立了自己的目标是“改造中国和世界”。工人罢工是改造中国和世界之路吗？看来未必。欧洲人进行罢工几十年了，世界不还是如此吗？看来我们共产党人陷入了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在哪里呢？
毛泽东开始思考未来的行动指导思想。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区别就在于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其他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都是只听俄国人的那一套，它们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从不问问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中国能和俄国一样吗？那么俄国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开展工作？难道它们不知道什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对，列宁不就是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了吗？那么，它们明明知道各国的革命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去进行，为什么还要如此地控制我们的行动呢？难道它们把我们当作了它们手中一根棍子，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的水搅浑？想到这里，毛泽东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要好好地思考一下明年湖南党的工作，不能再听陈独秀他们瞎指挥了。
  

常昶昶

六十四
蒋介石于11月27日回到了上海，即面见孙中山，向孙中山通报了福建的情况，把黄大伟交给了孙中山去处理。孙中山也没有再说什么，他先让蒋介石议一个运输手枪的方案出来。因为美国运械船运了一批手枪在沪停留，必须思考一个安全之策把这批手枪运往福州。谈完了正事儿，孙中山看到蒋介石的心平和下来，就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开导，勉励他要“坚韧耐烦、劳怨不避，”最后还是想让他回福建。
蒋介石果断地说：“------离闽回沪，面请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唯望我不再回闽------”
孙中山知道蒋介石不愿回闽，是因为自己没有授给他实权。在孙中山看来，蒋介石在军中缺乏人望，他主观好胜，脾气暴戾，动辄与人争吵，上下的关系搞得很糟。所以，他认为蒋介石最合适的工作就是做参谋。其实，这是孙中山的误判，蒋介石之所以与人争执，正是因为他没有实权，无法动用权力去实施自己的方案，所以才容易发怒。这说明什么？说明蒋介石不是一个做参谋的人选，他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是天生具有统帅气质的人，哪一个统帅是一个面团？当军师的只能当军师，比如张良，如果要他当统帅，就缺乏蒋介石这样的火性。更何况当时的军中皆是以老乡、同学为派系，蒋介石孤身一人，如果没有实权，哪一个会听他的命令？所以，在自己的计划无法实施时，就只有愤怒。
包围孙中山的都是粤人，自然在他面前说蒋介石坏话的人多。正是孙中山对蒋介石的看法存在误区，所以他至死都没有重用蒋介石，所以他至死都没有看到中国统一，也没有能够当上真正的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孙中山走到今天这一步，被逼得又是联奉、联皖，又是联俄、联共，全在他没有发现蒋介石的真正才能。假如把许崇智的帅位一开始就给蒋介石，蒋介石把自己的同学招来，就不会有现在的陈炯明，可以肯定已经拥有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四省的根据地，等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说不定真的可以看到中国的统一。
天意难违，蒋介石这时还不该出山，如果他这时出山，就没有共产党什么事了，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天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对决就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议会中，在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问题上。何况毛泽东即使战胜蒋介石，登上中华民国的总统之位，他也没有办法改天换地。所以，苍天就是要孙中山一直压着蒋介石，使蒋介石有才难展。蒋介石在孙中山面前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权力，任凭孙中山磨破嘴皮，他一句话也不说，就在11月28日回宁波老家去了。
在家里呆了两天，想想自己对孙中山不是太尊重，为了打破尴尬，12月1日就带着纬国来到了上海，去莫里哀路拜访孙中山。纬国见到孙中山，几句的爷爷一叫，两个人之间的尴尬也就消失了。蒋介石郑重向孙中山报告了福建的军事情况和讨贼军改编事宜。然后说：“汝为重内轻外，办理无序，而黄大伟又首鼠两端，所以，闽中军事很难开展。此次中正偕黄大伟来沪，并力劝他不要急回军中，也是为改编事和下一步行动扫除障碍。”
孙中山说：“让子荫回避没有问题。不过，你还是要尽快去福州，理由我在信中都说了，也不必再重复了。现在吴佩孚已命孙传芳率军自湖北入赣图闽，形势危急。你快回福州协助汝为谋划军机为宜。”
蒋介石仍然是不想去，但他没有再说不去，但也没有表示立即去，就借孙中山客多事繁起身告辞，转身来拜会胡汉民。见了胡汉民，蒋介石道：“展堂兄，弟以为，南方军事，福建、浙江、广东乃至广西，应作为一体考虑，因敌友犬牙交错，诸将领又多首鼠两端，讨贼军应否守闽及能否攻粤，其关系在敌而不在我，惟对于福建李厚基，不能不从速驱赶，即使李厚基能够知难而退，则对于其在闽之残部，亦不能从速肃清。弟之所忧，在于驱李，而不在争于攻粤，否则，乃是因噎废食之举。然则，无论固闽、抑或攻粤，这一切，非在闽之有力部队，团结一致，作共同作战始终不渝计，则闽局无乐观之一日。可是，军中纷扰，团结一致甚难。孙先生对许汝为寄予厚望，实为期望过高。”
胡汉民说：“许汝为，实难堪大任。”
过去，二人对陈炯明的看法甚是接近，现在又对许崇智的看法一致。蒋介石似是遇到了知音，很高兴地说：“惟展堂兄知弟难处！尽管孙先生极力劝阻，弟不得不违命回沪。现在孙先生还是敦促弟尽快回去，可是弟极不愿再回闽。因去亦无益！”蒋介石接着又感慨道：“如同当年，诸同志屡屡敦促弟赴粤，弟每每却之，引起不少误解。直到陈逆叛迹昭彰，才明白弟之苦心。今日之情形虽与彼时不同，但是弟之不去军中，自觉依然是明智之举。可惜，诸同志皆不能体谅。”
胡汉民说：“局势如此，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蒋介石意犹未尽，继续说：“展堂兄，眼下本党慨以灭陈逆图粤为急务，倘若仅寄望于在闽之汝为部，以弟在军中之观感，实在可忧！桂军残部，以刘震寰、沈鸿英实力最强，惟论沈鸿英首鼠两端，北京政府任命其为桂林镇守使，吴佩孚固然在利用之；然则，沈鸿英志在图粤，此与我灭陈宗旨相合，我何不利用之，以东西呼应，夹击陈逆之效。其他如在桂之滇、桂各军将领刘震寰、杨希闵、范石生，在梧州、肇庆之粤军陈济棠、莫雄等将领，皆可为我所用，不妨发之以密令。”
胡汉民说：“介石，我会将你的意见转报于先生。”
蒋介石说：“在马尾船中，仲恺兄转交于弟的先生长函中有‘不必待兄等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之语，未知孙先生有何计划。展堂兄知之否？”
胡汉民说：“大概是指联络苏俄之事。孙先生有一计划，组织调动一支万人部队，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控制位于西北的进攻路线，建立新的革命基地，在苏俄的援助下进攻北京。”
蒋介石说：“弟曾经向孙先生建言，能不能在西北开辟新的军事基地，可以直捣北京，比起了西南要便捷些。不知进展如何？”
胡汉民向蒋介石透漏：“正在联络中。介石，关于闽局之见，你是否可做一书面意见，由我转交孙先生？”
蒋介石应诺，告别了胡汉民即回到了宁波，一是把纬国带回家，二是把自己对闽局的书面意见写出来。8日，蒋介石把写好的意见书寄给胡汉民。10日，接到孙中山的来电，告诉他：“美运械船，因讼事停沪过久，不能再呆下去，马上要驶往香港，已经电告其将货转运福州，大约本星期六可到，届时要秘密设法接收。盼兄速来商议，并即返闽”。11日蒋介石又应廖仲恺所请，给黄大伟去信，劝他暂时退让，以维持上下的感情。尔后，盟兄黄郛来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加入北京政府，成为内阁阁员，出任中华民国的教育总长。得知盟兄有此际遇，蒋介石是既高兴、又失落。
12月17日，在孙中山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又一次来到上海去见孙中山。蒋介石本来是一脸的苦相，精神糜萎不振，可是一踏进孙中山的寓所大门，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香水味，不觉精神一振。等他来到客厅，不由得眼前一亮，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脑子中早就想好的不去福建的托词都跑到爪哇国去了。他把自己的身体挺了个倍儿直，脸上换了一副笑容，步履也变得轻快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在客厅里看到了一个气质高雅、洋气十足的妙龄少女。蒋介石也是花中圣手，阅尽天下春色，可是一见到这个女子，他的眼睛就直了，心想，天下还有这等女子，禁不住的热血沸腾，自己的心跳也迅速加急起来。
孙中山看到蒋介石进来，忙向蒋介石介绍道：“介石，这是夫人的小妹，宋美龄。”然后又对宋美龄说：“这位是蒋介石将军。”
宋美龄的身上具有着独特的气质，富贵、高雅、靓丽，举止得体大方，但礼貌中却表现出高傲来，就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蒋介石就是喜欢这样的一种气质，在他的春心荡漾中，孙中山对他说的一切，他就是一个字“好”、“好”，犹如中了魔一般，鬼使神差地就踏上了开往福州的船上。

常昶昶

在船上，蒋介石凭栏眺望孙中山寓所的方向，回味着和宋美龄见面的情景。忽然一阵海风吹来，一下子他清醒了许多，让他后悔不迭，直骂自己见色起意。不过回过头来一想，自己有可能给宋美龄留下了一个良好印象，因为自己的表现就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作风，说话和办事都是干脆、果断。如果我能与这样一个美人缔结良缘，就一定戒酒、戒色。蒋介石仰头向天，暗暗发誓，如违此约，天打雷劈。刚想就是说说，不一定-----，忽然天空阴云密布，一个炸雷在头顶响起，让他不敢再胡思乱想。接着，铜钱大的雨点从天上落了下来，蒋介石赶紧回到了船舱。
蒋介石再来福州，抱定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孙中山根据蒋介石的策略，联络了住在广西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的刘震寰两支军队，组成了西路讨贼军配合在福建的许崇智东路讨贼军，准备夹攻广东陈炯明的叛军。为实现本计划，孙中山派杨西岩前来福建和蒋介石相见，并带给他一封孙中山写给他的十万火急的信：
“介石兄鉴：今日吴佩孚在北京政治失败，四面楚歌，其欲为自救计，乃纠合其长江党羽4-5万人，以孙传芳为司令，向福建发展。其初苏齐、赣蔡皆有怀疑反对，近已疏通，一致协力图闽矣。此吾人生死危机之秋，不可不速为逃生也。逃生之道，只有效法南雄退兵之事，假道闽南直冲潮汕，潮汕一得到手，则陈内部必立即瓦解无疑，时机紧急，不可终日，稍迟则无路可逃矣。盖臧、陈联合，已发其端，虽未成熟，但他日孙传芳一入闽界，臧必软化而求陈为之对吴佩孚求恕，而陈必乐利用其军队以制我也。吴之图闽以自救，乃与陈有密切之结合，我速击陈，不独可以逃生，且必可破彼之合纵而转危为安。得失之机，间不容发，务望各同志当机立断，不可半刻迟疑，以解决生死之关头也。福州之地盘可让与张贞或臧至平，以为借路之代价，至出发及入粤善后费，杨西岩有法筹之，兹着他到来面详一切。现泊汕头之肇和、楚豫两舰，必可响应不误也。”
蒋介石看完信，对孙中山的判断和决策深不以为然，但他也无法明说，只对杨西岩说：“此等用兵方略，当由许总司令决断。”
杨西岩比蒋介石大20岁，本是富商出身，从同盟会时代就捐款、筹款支持孙中山，深受孙中山的信任，他说道：“我告诉你，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朱培德和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将领已在白马庙开会，纷起讨陈，总理已命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从梧州沿江而下，进攻广东，广州指日可下；东路讨贼军是本党的基本部队，必须服从总理，出闽攻粤。”
蒋介石以患目疾不能视事为由，请杨西岩与许崇智商议。孙中山于12月28日下令东路讨贼军假道闽南进攻广东潮汕地区。蒋介石则来到福州北面的鼓山，借宿在涌泉寺，独身一人在静思中度过了1922年的最后一天。在这里他思考了政治和主义等问题，使自己对未来国民党的发展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确定了今后自己所要走的路。Q

岸英满月，也解放了毛泽东，眼看1922年只剩下10余天了，他把要在12月31日要召开湖南党的迎新年大会的通知发出去以后，便坐下来将要思考的几个问题罗列出来。它们分别是：一、党的发展如何突破发展瓶颈问题；二、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问题；三、工人运动的形式和结果，也就是目的是什么？难道说仅仅是罢工一种形式吗？四、共产党革命的重点就是在城里吗？五、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从哪里来？现在不同于新民学会时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又有很多人留过洋，学识渊博，见解非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有一定的认识，还熟悉苏俄的革命道路和成功经验。因此，要求自己的准备一定要充分、言之有据，在不能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情况下，与同志们进行讨论。毛泽东想到了岳父对自己的谆谆教导，告诉自己一定要谨慎使用语言，以免遭到那些洋学生的反对和攻击。
12月31日眨眼就到了，蔡和森和向警予也回到了长沙过年，于是中国共产党中历史上一半的精英在长沙聚首。他们是：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刘少奇、何叔衡、易礼容、郭亮、夏曦、夏明翰、蒋先云、陈昌、黄静源、毛泽民、杨开慧等，如果加上还没有回来的李维汉、罗章龙、任弼时在内，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中有60%都是来自于新民学会。因此，这次还能党组织的年会，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内一次巅峰大会，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过了年，大家就要各奔东西，转赴全国各个战场了。
这次蔡和森回来就是带着陈独秀的命令，要毛泽东把自己培养的党的干部给让出来，到中央接受党的工作安排，毛泽东是有战略眼光的，他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培养的这些人个个都是一本历史书，可以说是工农学商兵的领导人都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导人俱全。比如这里最年轻的蒋先云，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自己培养出的军事干部，他是徐向前的老连长，和陈诚具有相同的资历，是蒋介石最信任的贴身秘书，这个人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大会由毛泽东主持，蔡和森负责向大家传达党的“二大”和西湖会议精神。
蔡和森说：“由于一直在上海进行孙中山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未能及时回来向大家详细介绍党的‘二大’和西湖会议精神，今天趁这个机会向大家重新有重点地介绍一下。按照我的归纳总结，有这样8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大家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对现在中国社会的认识，党的决议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军阀的社会；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个问题，是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第四个问题是，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记住不包括我国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
第五个问题，是提出党的最近奋斗目标：一消灭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三统一包括东三省在内的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第六个问题，是制订了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遵守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我们党在成立后首次表明，我们党不再是知识分子的理论俱乐部，而应该是一个具有高度觉悟、严格纪律的政党，应该保持党员在组织、纪律和思想上的统一；
第七个问题，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决案》，并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这标志着我们的党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也不是可以自行其事的，它归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导；当然，也说明了我们的党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了，它是世界共产党的组织部分，从而使中国革命也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就把我们在新民学会提出的‘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问题解决了；
第八个问题，本来是有争议的，就是同国民党合作，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我们的党还很弱小，全国的党员也只有200多人，与中国大革命的形势相比是不相适应的。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推动国民党联俄、联共，向我们主张的目标、宗旨靠近。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同志本来是反对的，主张党与党之间的合作。经过争论，当然主要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主张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现在已决定由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张国焘和我先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并紧密同国民党中的左派合作，加速国民党的改组，以有利于我们更多的共产党人加入。”
最后，蔡和森说：“在1923年我们的重点工作将分为两个部分，党的领导层将以推进与国民党的合作为中心，各基层的同志还是要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开展工作，这一点在‘二大’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已有了指示。希望大家坚决执行党的决议。至于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请向警予同志补充。”
向警予表示蔡和森讲的已经很全面了，希望大家认真讨论。同志们听完了蔡和森传达的党的会议精神，皆情绪激昂，深表赞同，只有毛泽东沉默不语，像是在思考着什么。蔡和森见状，问道：“润之，你在想什么，怎么不发言？”
毛泽东抬起头来，微微一笑，说道：“我是在想，这8条是有问题的，如果处理不好， 会后患无穷的。”
向警予对毛泽东一向尊重，听到毛泽东的话，急忙问道：“真的吗？快说出来听听，也好让大家讨论讨论，如果真的有问题，我和和森回上海见到陈独秀，也好向他反映，尽快予以纠正。”
毛泽东说：“也好，现在我就提出来，不过也是个人的一窥之见，大家可以讨论并给予批评指正。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指出了我们中国社会的性质，但我们中国的社会特点是什么？它与俄国有什么不同？与美国有什么不同？这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因为它决定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析，将导致大家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上的迥异，从而为中国革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蔡和森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以目前我们党的领导者来讲，对此还没有一个深刻而清晰的认识。我看这个问题就由润之你来专门研究吧，”
大家也议论纷纷，并对蔡和森的意见深表赞成。毛泽东接着说：“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似乎并无问题。问题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谁？是我们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刘少奇说：“根据列宁同志的理论和实践，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来领导，列宁同志在十月革命前的《四月提纲》中已明确提出来了。”
大家都纷纷点头赞同。毛泽东说：“既然如此，那么在第八个问题中，同国民党的合作，应该是我们来领导呢？还是由孙中山来领导呢？”
对此，大家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主张由我们来领导，孙中山会答应吗？孙中山不答应，怎么实现共产国际的指示呢？主张国民党来领导，那我们还成立共产党干什么？还不如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集体加入国民党算了。看到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蔡和森也失去了主张，他看着毛泽东说：“润之，你是如何想的？”
毛泽东说：“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必须分三步走：第一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保持我们党的独立性，争取主导国民党的决议，采取或接近我们的共产党的方针；第二步利用我们身份的合法性充分发展国民党的党员，记住是由我们发展国民党员。为什么要由我们来发展呢？因为这样可以使这些国民党员做到具有共产党的心，从而支持我们在国民党中央的工作。当这些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中占大多数时，我们就可以实施第三步了，即获得在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然后再次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我们发展的国民党员转化为共产党员，从而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领导。”
毛泽东的建议引起了争论，蔡和森说：“为什么不大力发展我们的共产党员呢？这样不是一个捷径吗？”
毛泽东说：“有两个问题存在，不宜过分地发展我们的党员：一个是苏俄的支持，我们是在苏俄的支持下发展同国民党合作的，过分地发展我们是党员，就会显得咄咄逼人，就会引起国民党人的猜疑；其二，在近几年，军队还在国民党人手里，我们在没有获得军队的领导权之前，如果出现第一种态势，就会面临生存的危险。”
向警予说：“能有什么危险呢？”
毛泽东说：“国民党中的右派会分党，即把我们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然后把我们赶尽杀绝。”
李立三说：“润之兄耸人听闻了，我看我们就是要利用国共合作，在苏俄的支持下，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党员。只要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国民党人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吧？”
又是一阵莫衷一是的争论，蔡和森说：“大家不要争论了，润之本来就说的是一窥之见吗，在这个问题上，最终还是要听中央的，现在请润之继续说。”
“关于第三个问题，只提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不全面的，那农村的地主谁来打倒呢？还有官僚资产阶级呢？难道要靠资产阶级吗？”毛泽东说。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又争论起来了，按照西欧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封建地主当然是资产阶级打倒的。可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一样薄弱，等到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起来，可能是100年以后的事了。没有办法，蔡和森只好又让毛泽东自己来思考这个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关于第四个问题，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那我们针对他们发动的罢工运动算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把革命的对象给搞错了？”
毛泽东提出了问题，没有再给大家讨论的机会，接着说道：“第五、第六个问题，我还没有进行仔细的研究，故先保留意见。关于第七个问题，我们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如何来处理呢？是我们提出问题，经他们批准后，我们执行；还是由他们直接下达命令我们执行呢？我们同国民党的合作有个独立性的问题，在这里同样存在一个独立性的问题。”
毛泽东的话一下子点燃了火药桶，大家“轰”的一下从凳子上跳了起来，情绪有点激动，纷纷指责毛泽东不该向共产国际提什么独立性问题。蔡和森赶忙让大家坐下来，冷静思考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并提出毛泽东和陈独秀是有约定的，他就应该有独立思考问题的权力。
天色已晚，夜幕降临，大家吃完晚饭，散步归来，重新落座。蔡和森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先对湖南党组织一年里的工作做了总结。在提出明年的工作计划时，毛泽东说：“我思考了5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讨论的结果就是我们明年的工作计划。我现在开始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突破我们党发展的瓶颈问题。党成立以来一年多来，全国才发展200多名党员，我们湖南只有60多名。我想在明年湖南要发展200名党员。可这些党员从哪里来呢？我认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有问题的，将党员的发展只盯住知识分子就是问题。我们能代表工人阶级吗？显然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只能是工人自己。因此，明年我们党员的发展对象要盯在工人身上，在工人运动中发展工人党员。”

常昶昶

大家对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都给予了肯定，尤其是李立三、刘少奇等搞工人运动的同志更是大力支持。李立三说：“润之兄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我们已经在安源煤矿获得了实践，我们可以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出来，供同志们参考，甚至可以让蔡和森同志介绍到全国去。”
毛泽东在大家获得一致意见后，又谈了第二点，“就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问题，既然党中央已经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一起视为革命的动力，同盟军自然就不成问题了。问题是在他们之间如何定位，如何开展工作呢？这是一个新问题，请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进行实践。”
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疑义，毛泽东接着说第三点：“工人运动的形式问题。既然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工作重心，那么，工人运动都应该有什么形式？难道就是罢工一种吗？希望大家在实践中总结。”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结束，毛泽东说：“工人运动，就全国范围来讲，是党的中心工作，尤其是罢工还是一个主要的形式。而罢工是一把双刃剑，伤到的不仅是资本家，弄不好就会伤到我们工人。因此，我们党要加强对罢工运动的领导。老实讲，我对中夏、章龙二人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是不放心的，他们不懂斗争的艺术，不知道珍惜工人的生命。因此，建议党中央把李立三、刘少奇同志调到中国总工会工作，由他们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
蔡和森一听笑道：“陈独秀同志就是要我向你要人呢，既然你如此的大方，那事情就好办了，就省得我多费口舌了。”
毛泽东也笑道：“你们一回来，我就知道，你是来要人的，所以干脆不等你要，还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好。”
李立三、刘少奇则认为毛泽东去全国总工会更合适。毛泽东说：“老实讲，我还是喜欢做农民运动。既然农民阶级已经是我们的同盟军了，那么在未来我们党的主要工作领域将是农民。在我们这样一个有3亿农民的国度，不好好地考虑农民问题，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工人队伍还太弱小，只有300万人口，只占农民的1%。工人运动成功了也不过是多了300万的贵族，对改变我们中国的现状是没有多大的帮助的。”
蔡和森说：“润之总是比我们考虑的深远。这样也好，在我们集中力量搞工人运动、扩大党的影响的同时，由润之探索农民运动的发展道路，也是必须的。我们的党是要建立劳农政府，不是单纯的工人政府。对了，劳农政府是润之创造的，这里我要向大家说一下。早在1917年润之写《心之力》这篇文章时，就提出了‘劳农政府’的概念。我们在翻译苏俄政府时，为了表明这个政府和别的国家的政府不同，就使用了‘劳农政府’这个词。闲话少说，请润之继续说下去。”
毛泽东说：“我思考的第四个问题是，我们党革命的重点就在城里吗？我看未必，至于理由刚才我已经讲过。”
李立三说：“当然是在城里，这是俄国革命实践证明了的。”
刘少奇支持李立三的意见，也认为城市道路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大网，城市就是网上的那个结，也就是纲，纲举目张吗。农村就是网上的窟窿眼，是可以漏掉的。毛泽东则认为这种理论，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我国的军阀早就知道，现在大家看到的军阀不都是占领的城市吗？孙中山也从来没有看重过农村，所以他一直想占领城市，比如广州。可是结果是什么？是被人家给撵得到处乱窜，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自己租住在外国的租界里。连军阀都知道的理论，我们是难以取得胜利的，因为我们没有军阀坏。军阀占据城市，可以从资本家那里收钱养活军队，我们从哪里收钱？我们可是要打倒资本家的，难道我们让工人给我们拿钱养活军队？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必须重新考虑道路。一提到道路，就又引起了一轮新的反对意见。道路问题是个大问题，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正确的，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又沦落为少数派，支持他的就是何叔衡和毛泽民这两个农村土包子。刘少奇尽管也是农村人，可他是留过苏俄的，自然也支持苏俄的道路。还是蔡和森出来打圆场，让毛泽东把最后一个问题说完。蔡和森一直是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不管自己是否理解，这一点直到他壮烈牺牲。
毛泽东说道：“我的第五个问题是，我们党的军队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有人就说，根据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我们的军队当然是要从旧军队来。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需要考虑自己拿钱去养军队，只要我们在旧军队中做好工作，到时候一起义，天下就是我们的，怎么会愁没有钱养活军队？一直沉默的蒋先云开了口：“大家说的是有道理。可是，我们也得有懂得军事的人才才行，难道我们的革命军队要反革命来当将军吗？所以，我准备学习军事，如果有合适的军校，就去上学。”
蔡和森说：“这个想法非常好。如果不说军事问题，我还真忘了。周恩来同志，也是我们的新民学会会员，是1921年春天我在法国发展的。他现在是旅欧共产党的组织部长，最近他来信，为两个军队的将军申请入党。其中一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蔡锷将军手下的少将旅长朱德。周恩来把他形容为我们党未来的姜子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元帅。”
毛泽东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就是缺姜子牙。这个朱德我是知道的，他和现在滇军的首领，比如杨如轩、朱培德、范石生等都是同学，有了他，我们就有了三个师的军队做朋友了。发展军队可以先在旧军队中发展中下层军官做党员，培养我党军队的骨干吗。”
蔡和森说道：“我们讨论军队问题，讨论的这么热烈，可是陈独秀同志是不主张建立军队的。朱德同志最早找到的就是他，他把朱德同志给拒之了门外。”
毛泽东说：“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必须扭转陈独秀同志的文人造反思想。常言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支持先云去学习军事，不过一定要选一个好的军校才是。”
向警予这时插话说：“我听陈独秀同志说，孙中山先生想让苏俄帮助他建立一个军校。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可以选定大批的青年去学习军事。”
大家又议论一阵，三星已经偏西，第一遍鸡叫了，时间已经进入1923年。蔡和森说道：“同志们，我们已经告别了1922年，进入了1923年。陈独秀同志想调润之去中央工作，他说：‘党在成立之后，只有湖南的同志工作做得好。’他还想让润之也加入国民党，因为孙中山先生给他要人了。”
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纷纷问是怎么回事。杨开慧知道前因后果，就说道：“是不是章士钊伯伯向中山先生推举了你们两个？肯定是孙先生见到你之后，问到润之，你就把他给出卖了。”
一句话把蔡和森和毛泽东、向警予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说：“你是知道的，我不喜欢务虚，中央就不去了。至于加入国民党之事，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蔡和森说：“你没有办法考虑，陈独秀同志已经答应了孙先生。现在赵恒惕坐镇湖南，和陈炯明相互勾结，需要你在湖南反对赵恒惕。而陈独秀同志又不想你用我们的党员去和赵恒惕硬碰硬，所以，就让你当国民党在湖南的负责人，为孙先生在湖南发展国民党员，然后用国民党员同赵恒惕斗。据说，谭延闿也在孙先生面前竭力推荐你，他说：只要润之在湖南登高一呼，肯定应者如云，用他赶走赵恒惕，比派一个军都好使。也好，这样可以把赵恒惕的目光转移到国民党身上，不对我们多加防范。”
毛泽东说：“谭延闿太高看我了，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能力？不过从打倒陈炯明，为孙先生在广东创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角度来说，在湖南轰轰烈烈地开展反赵恒惕的运动是有必要的。不过事先声明，我可是要在发展国民党员的工作中，尝试在农村进行革命的道路的。”
蔡和森说：“这是你的权力，你代表的是国民党，我们共产党是管不了你的。不过，这不正是你需要的独立自主吗？正好也可以为我党今后在农民运动上探索出一些经验来。不过，你还是要和我们一起去上海，有什么时亲自同陈独秀同志说。”
毛泽东应允了下来。就这样湖南的党员被分成了三块：李立三、刘少奇去了全国总工会；毛泽东先去中央工作一段时间；何叔衡等继续负责在长沙开展工人运动和在工人中发展党员。蔡和森、向警予与毛泽东一起先后到了上海，毛泽民和杨开慧两个人，承担起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的先期调查和实验工作，以为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展农民运动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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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道：“兵宗，为什么说是老天要孙中山压着蒋介石，以让他和润之对决？这好像是说，如果蒋介石早点发家，润之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姜子牙道：“法宗误会了。蒋介石过早发家，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你想，如果蒋介石早就是统率，专心从事军事，孙中山是可以统一天下的。但是有两个结果是难以预料的：一是他象韩信那样的结果；二是，孙中山如果真的实行美国的民主制，以蒋介石的个性，你说他能够成为民选总统吗？”
圣人道：“很难，蒋介石天生是军中翘楚，性格暴躁，过早掌军，会助长他的脾气，说不定就像是美国的巴顿将军，只能当将军，当不了政治家，离开战争，也就失去了生命。只有经过不断的磨难才能使蒋介石静下心来，研究政务、党务，从而使他获得全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磨砺他的性格，使他的行为受心来控制，而不是让性格驱使。”
韩非道：“我明白了，在蒋介石的前面还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如果过早统一中国，蒋介石最多就是一个韩信。而在他的排序中，是把韩信排在第三位的，这还是大臣中的第三位，那是根本没有希望和前面三个人竞争的。如果蒋介石过早统一中国，共产党和润之会是什么样子？”
姜子牙道：“共产党能不能发展就很难说了，但可以肯定润之绝对比他后来走的路要顺畅的多。因为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活动家，他有广大的人民支持，如果是靠竞选当总统，那么就是轻而易举。知道为什么有两个校长都说他是平民皇帝吗？就是他们看到润之有发动群众的极大能力。所以，在民国这种政治体制下，毛泽东登上总统的大位，其实更容易。”
圣人道：“是啊。可是历史无法假设，社会的发展总不是天随人愿的。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不安于逆来顺受的人，奋发图强，从而迸发出他们大于天的智慧和昂扬的斗争精神，从而改天换地。”
韩非道：“这就是天，天的使命就是要人发挥出自己巨大的潜能来，把命运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天的手中。这就是天道。”
姜子牙道：“法宗说的很深刻。在过去的一年里，润之和蒋介石都有自己的奋斗历程，也都遇到了更上一层楼的障碍。蒋介石的障碍来自于孙中山，孙中山一死，他就可以脱颖而出；润之的障碍来自于他的党内，以及站在这个党身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润之现在是三山压顶、五茧缠身，必须一座山一座山地搬开，一层茧一层茧地脱离，他才能化蛹成蝶、浴火重生。因此，润之的磨难远远大于蒋介石的磨难，而这些磨难不是蒋介石加给他的，是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们加给他的。”
圣人道：“润之所受的磨难，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都是阶级斗争带来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造成的。是那些留苏归来的人，从苏俄带回来的副产品。”
韩非道：“这种副产品是令人憎恶的，提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
姜子牙道：“算了，我们还是继续往下看吧。对这种违反人性行为的指责，我们有的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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