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每日连载中，第一部（上）完结）

常昶昶

孙中山可没有想通这个理儿，当他看到哥哥农场里的中国民工们，每到初一、十五就对供奉的关公神像顶礼膜拜时，就十分的反感。孙中山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就在半夜里，趁民工们都睡着时，悄悄地把关公像给打碎了。这一下他可捅了马蜂窝，上千名民工对他不依不挠。而他却振振有词，他说：关云长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武将，他死后怎么能够降幅人间呢？要治病就得请医生，要过幸福生活就得靠自己努力去干才行，哪里会有什么神灵的保佑呢？他说的固然没有错，但他却哪里能了解这些为了生计，背井离乡、无助、无奈、无能力的民工们的精神是多么的空虚和无靠？中国的农民们既不识字，也没有神父们为他们做礼拜，他们一直都是靠这种在精神上虚幻来支撑的，让他们不信关公，就等于不让他们活了，除非你能够给他们新的精神寄托。因此，任何一个想打破农民心中偶像的人，都必须证明你的行为，能够带来比他们所崇拜的神，可以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幸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农民就会义无返顾的跟着你去创下一个新天地来，中国的无数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孙中山这时候啥也不能给他们，所以，任凭孙中山说的天花乱坠，也不能平息民工们的众怒。孙中山成了民工们的公敌，他在哥哥的农场呆不下去了。
怎么办？孙中山18岁这年被哥哥送回到家乡翠亨村。回到家乡的孙中山，结识了和她一样具有反封建精神的陆皓东。这一次，他们搞破坏可有伴了，因此胆子也就更大了。经过商议，他们来到翠亨村的祖庙北极殿里，把“去天上帝”的中指给折断了，还刮破了“金华夫人”的粉脸，拧掉了她的一只耳朵。孙中山又开始破坏文物了，他们的行为让当地的乡绅们怒不可遏。孙中山已经60多岁的老父亲，又是磕头又是烧香，还花钱重修了神像，才没有把孙中山他们送去官府。孙中山在家乡也呆不下去了，父亲只好把他送到香港去读书。1883年，孙中山在香港拔萃书屋读书时，由美国传教士喜嘉理给他做礼拜加入了基督教，从此彻底和中国的神断了联系。所以，当后来戴季陶说孙文主义是继孔孟之道的现代儒家最高的思想时，我就在想，大概他不知道孙中山是美国神的追随者吧，孙中山怎么能看得起中国的神呢？否则，戴季陶就是在糊弄中国的老百姓。孙中山后来上了香港西医学院，结识了他的老师英国人康德黎，1892年27岁时毕业。

常昶昶

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期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的军舰被大清的军队击伤后，开到香港修理。香港的中国工人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反法游行示威活动，并拒绝法国军舰来港停留和修理，这对孙中山成为一个革命者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在孙中山从医学院毕业的两年里，他结识了两个关键性的人物，对他在今后的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两个人物，一个是在他今后的政治对手康有为，一个是他今后的良师益友宋耀如。
1892年，孙中山毕业后来到了澳门的镜湖医院义务行医，因他的医术高明，遂声名鹊起，但他却遭到了葡萄牙医生的妒忌，结果被排挤出了澳门。孙中山离开澳门，来到了广州，悬壶于双门底圣教书楼。在书楼的附近有一个万木草堂，是康有为收徒授业之处。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1958年生，比袁世凯大一岁，人称“南海先生”。1889年32岁的康有为布衣上书，要求变法维新，结果碰壁而归。他的学生梁启超和陈千秋就为他招引生员20余人，在广州长兴里设立这万木草堂学馆，并于1891年开始授业讲学。康有为被尊称为“圣人”，自幼受过严格的程朱理学教育，后来又转攻崇陆王阳明的心学。青年时期，他博通今文经学、中国史学及佛学。康有为年轻时访问过香港，他看到那里的城市建设远比大清国自封的天朝京城更为进步，人们都很文明，一切秩序井然，便开始研究西方的文明之治。孙中山本来和康有为有相同的心理路程，十分赞赏他的上书求变精神，故对比他大8岁的“圣人”是十分敬仰的。就托人转达前往拜访的愿望，未料这位“圣人”要孙中山拜他为师，要呈递门生帖才允许会见。可是孙中山并不愿意这么做，就此二人广州之会失之交臂。
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期间，目睹了人间社会的黑暗与腐败，整日里与那陆皓东就思这救国道路。此时，孙中山已经29岁，思考行事已不再像十几岁时意气莽撞。他与康有为同街营生，康有为主张变法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故，便与陆皓东商量向李鸿章上书。此时的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朝野，他们两个布衣如何见得了？思来想去，还终于让他们想到了一个主意，去上海找老乡郑应观去，让这个鼎鼎大名的前辈给自己写个介绍信。
郑应观，号陶希，广东香山人，是中国最早的一位亟思维新变法者。他在经商之余，开始写作，历经数年，竟写出来一部在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映他维新思想的巨著《盛世危言》，主张“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的商务论。他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他追随李鸿章积极投身到洋务运动中，深受李鸿章的信任。1894年的春末夏初，孙中山、陆皓东来到了上海拜访郑应观。郑应观多年未回家，见到了两个小老乡，自然是非常的高兴。他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对他们的上书进行了建议性的修改。在孙中山他们停留上海期间，还给他们介绍了另一个广东老乡宋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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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耀如比孙中山大三岁，1863年2月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东北角频临南海的文昌县。他的祖籍是在内地的山西，明清换代时，因忠于明室，举家迁到了海南岛。宋耀如12岁随舅父出海到美洲谋生活，先到古巴，后又来到了美国的波士顿。宋耀如本不姓宋，因他过继给了舅父，舅父姓宋，他也就姓了宋。宋耀如15岁开始，在美国的海岸警备队缉私艇上当水兵，闲暇无聊时，经常听一个见过林肯的老兵，向他讲述自己过去辉煌的经历。慢慢地也就对林肯崇拜起来，等到他有了钱就买来林肯的传记好好的拜读，于是也就接受了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在当水兵挣了点钱后，退伍入美国田纳西州的万德尔特大学神学院读书，1885年被派回上海为美国的教会工作。1886年他结识了自己的妻子倪桂珍，倪桂珍是明代大学士徐光启的后代，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二人共生了三男三女，三个女儿分别是大姐宋霭龄、二姐宋庆龄、小妹宋美龄；三个儿子分别是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他的宋氏家族在中国的历史上赫赫有名，今后涉及到谁再作介绍。宋耀如1918年因胃癌在上海逝世，被安葬在郊外万国公墓内。
宋耀如初见孙中山，见他气质非凡、英气逼人，断定孙中山日后必是在中国行云布雨之人，故热情有加，并邀请孙中山到家中设宴畅谈。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又有在美国的经历，都对林肯崇拜的不得了，自然是话题不断、千杯嫌少。当谈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时，都感概万千，假如中国也有这“三民主义”，试想天下谁能敌？人的灵感就是在闲聊中被激发出来的，正是这次的闲聊，让孙中山决定自己也创造出一个中国的“三民主义”。在谈到孙中山的上书时，宋耀如对孙中山立志改革朝政倍加赞赏，但他也看到孙中山身上还有一些书生气，便以自己对社会的观感告诉他：朝廷不会采纳你的上书，中国需要的不是公车上书，而是需要华盛顿、林肯式的人物。他鼓励孙中山看清中国现实的本质，尝试去进行共和民主革命，宋耀如为孙中山今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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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6月份的上书果然失败了，他悻悻地从天津回到了上海来见宋耀如。宋耀如就更加希望孙中山改弦易张去学习美国，然后在中国推动民主革命。孙中山正在彷徨之时，接受了宋耀如的建议，决定去美国檀香山找自己的哥哥孙眉。于是，在宋耀如的资助下，于1894年11月初，中日甲午战争正酣之时，离开上海来到了美国的檀香山。在檀香山，孙中山见到了哥哥孙眉，将自己在渡轮上想定的主意告诉给了他：他要在美国成立中华革命党，立志学习华盛顿，把满鞑子驱逐出中原、赶回满洲。
孙眉几年不见孙中山，看他如今不仅是神圣医手，而且还革命满腹，当然高兴，立即对弟弟的想法表示支持。孙眉给孙中山拿了一部分的钱，又把自己在檀香山认识的亲朋好友都请来，把孙中山的意见告诉给大家，要大家鼎力支持。怎么鼎力支持？就是有钱的拿钱，有人的出人，成立革命党没有人不行，孙中山刚到檀香山，谁也不认识，参加革命党的人都是孙眉给拉来的。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正式成立，参加的会员有129人，制定的誓言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在章程中抨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号召革命志士参加革命，挽救危局。
兴中会成立时，中日甲午战争打得正为激烈，日军攻占了北洋海军的要塞旅顺和大连，北京、天津受的震动，形势危机。在上海的宋耀如闻兴中会成立，大喜，立即给孙中山汇去3000元以示支持；这时宋子文刚刚出生，为表示对孙中山的敬意，和对兴中会成立的纪念，就给他起名“子文”。看到国内形危乱，有利于革命，宋耀如就给孙中山发电报，劝他迅速回国发动起义。孙中山采纳了宋的意见，迅速来到香港。临行前，孙眉出售1000多头牛，为他充作义饷。1895年2月，孙中山、陆皓东等人和香港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了兴中会的总部，经过研究把誓词中的“恢复中国”改为“恢复中华”。在准备起义的时间内，陆皓东设计出了“青天白日旗”，作为兴中会的旗帜。

常昶昶

经过半年的准备，孙中山与陆皓东等商议在阴历的9月9日重阳节发动广州起义，夺取省城作为革命据点。但是起义前夕，机密泄露参加起义的部分人员，包括陆皓东在内被清军逮捕。陆皓东在审讯庭上直言不讳自己为革命党人，成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第一人。”为纪念他，孙中山将他亲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民党的党旗传承百年。此次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很大，不仅传遍全中国，连国外的报纸也开始宣传“支那革命党孙逸仙。”从此，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逐渐被大家重视。清廷悬赏捉拿孙中山，派出大批暗探跟踪他，又电令各驻外使馆找机会逮捕他。而这就给孙中山在英国引来一场祸事。
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1896年经过香港、日本等地来到了英国。他此次来英国是找自己在香港西医学院的老师康德黎，希望得到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他的想法是：在英国华侨中间宣传革命和募捐，同时设法与英国政府取得某种联系，以获得在香港进行革命活动的立足点。在伦敦，孙中山住在霍尔庞区葛兰旅馆，离老师家波德兰区覃文省街46号只隔了一个街区。凑巧的是，大清驻英使馆就在它们的中间。10月11日是礼拜天，孙中山约好了和老师一起去教堂做礼拜，一大早，孙中山就步行往老师家走。我们知道，伦敦是一个雾都，几乎天天早上起雾。这天早上的雾很大，大雾弥漫开来，整个伦敦街区像被一床棉被裹住一样，对面看不见人。正当孙中山从清廷公使馆门前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拦住了他，在确认他就是孙中山后，又从孙中山两边冒出两个大汉，一左一右地挟住了孙中山，将他强行押进了一幢大建筑物内，这里就是清廷驻英公使馆。
孙中山被绑架了，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0月12日，他写了一封求援信，折叠成小燕子的形状，从窗口扔了出去。他的这封信被一个给使馆送鱼的孩子捡到了，这个孩子把信交给了他所遇到的第一个警察。这个警察失职了，他没有将这封信当作一回事，孙中山的第一次求援失败了。孙中山在大清使馆被关押了一个礼拜，他一直在做一个英国男仆珂尔的工作，珂尔胆小不敢把话传出去。直到清廷使馆要将孙中山装进箱子里偷运回国，珂尔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同意为孙中山送信。孙中山让他把消息去告诉他的老师康德黎，珂尔照办了。珂尔在深夜将孙中山被关压的消息通知了康德黎夫妇，康德黎急了，连夜去找孟生博士。孟生博士是香港西医学院的前任教育长，他也是孙中山的老师。

常昶昶

10月18日又是一个礼拜天，孟生博士建议两个人分头行动：由孟生博士直接去清廷使馆，警告他们不要伤害孙中山，并阻止他们把孙中山运走；康德黎则去《泰晤士报》社，向他们去递交一篇题为《中国使馆之诱捕案》的报道，然后再去苏格兰场警署进行第二次的报案。孟生博士和康德黎的行动震惊了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开始过问此事。10月19日星期一，英国首相给清廷使馆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使馆立即释放孙中山。清廷使馆则百般抵赖，不承认他们关押了孙中山。苏格兰警署就从19日起派了6名侦探，日夜把守公使馆，而且还对公使馆的租船进行了调查。10月22日，《地球报》、《中央新闻报》、每日《邮报》，分别以“公使馆之拘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捕于伦敦”等醒目标题将事件的内幕公布于众。
整个伦敦沸腾了，愤怒的市民包围了公使馆，警告公使馆若不立即释放孙中山，他们就要冲进去解救他！10月23日下午4时30分，清廷使馆迫于伦敦市民的压力释放了孙中山，当孙中山从使馆走出来时，他成了英雄，他的名字由英国伦敦走向了世界。一年前，香港的《德臣西报》还在批评孙中山，他们将广州起义的失败归咎于中国缺乏革命领袖，此时，他们开始赞扬孙中山，说他是一位非凡的、能使国家复兴的无愧于自己民族事业的领袖。

常昶昶

李听圃 发表于 2014-12-3 10:22
重温这段历史，也读到许多的过去的不知道的史实，作者的观点具有独立性，对袁氏民国早期的作用的评介值得重 ...

呵呵，这不过是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如果您看到了后来关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真正思想历程和历史，这只不过是小巫而已。

常昶昶

筱欣奕奕 发表于 2014-12-3 19:57
请教常老师，孙中山弃医从政，康有为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吗？鲁迅、郭沫若又为什么都弃医从文呢？

康有为对孙中山从政起了启发的作用。鲁迅弃医从文，他自己说的很明白，他是因为在日本看了一个电影，在电影中，在日俄战争中为俄国人当间谍的中国人把日本人处死了，所以他决定唤醒中国的民众。至于郭沫若，他似乎不是学医的吧。

常昶昶

筱欣奕奕 发表于 2014-12-3 20:59
民族大义，救死扶伤，后者在前者面前会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吗？学医从医这么多年怎么舍得放弃呢？我的格局小 ...

一者为大义；二者也是个人的天分。有心无力也不行。一切都是命运使然，怪不得自己的。

常昶昶

   二十二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人民在提到这一点时，往往只着重于他在民主共和革命这个方面的先行，其实他的先行更在于他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共和革命，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还要早一步。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是在美国的檀香山和英国治下的香港形成的，他目睹了英美的文明和进步，看清了中国的野蛮和落后是由满清的封建统治造成的。因此，他除了有一个自己人生的目标是学习华盛顿外，还有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建国标准那就是像美国一样。在中国的内部，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还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中国并没有孙中山进行革命的土壤。
但孙中山并不知道，中国没有使他成为华盛顿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基础。中国没有支持他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里他只找到了一个陆皓东，而且还死了；再一个是宋耀如，可他也不是靠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基础生活的，他靠的是美国。因此，在宋耀如的身边没有一个支持民主共和革命的实业界力量。孙中山在中国国内既找不到参加他革命的力量，也没有他进行革命的金钱来支持，知道他为什么从不在中国国内进行革命的原因了吧？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开始就天生不足，一方面他在海外闹得天响，另一方面在国内却默默无闻。这种局面就造成孙中山把中国民主共和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美国或日本人对他支持上，从而让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一波三折、命运多舛。
在中国有一个世界独有的现象，这就是工人阶级不论在哪个资本家手下做工，都是被压迫的对象，他们都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而压迫他们的资本家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则是分崩离析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环境里，各自的目标不同、追求的利益不同，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中，不仅没有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还成为孙中山的反对派和对立面。在孙中山进行革命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个是纯粹外国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他们在中国最早形成，掌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第二是买办资本家形成的资产阶级，他们同外国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他们的机器设备来自于国外，生产技术依靠“洋匠”，“洋匠”就是洋工程师；经营管理借助外国工厂的经验，甚至生产原料、产品销售、资金筹集也离不开外国资本家。他们在中国人面前狐假虎威，同外国资本家沆瀣一气，欺压自己的同胞；第三个是官僚资本家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一部分人是封建社会里的商人、地主和官僚转化过来的。他们最早接触近代机器工业，发现了机器大生产的优势，利用手中的资金和与清政府深厚的官方背景，在洋人开矿办厂的浪潮中，也就顺势投资近代工业，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官僚资产阶级的封建性极为浓厚，他们开办工厂、矿山由清政府出面保护，本身就利用了政治特权。一些没有政府背景的商人、资本家，由于也要仰清政府的鼻息，为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纷纷捐买官衔，挤进官场；第四个就是民族资本家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主要形成于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危机的加剧，一部分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爱国商人，纷纷投资实业，企图以实业救国。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里面是一个受压迫的阶级，知道了这一切，才能知道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

常昶昶

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有这么几个代表性的人物不能不提。第一个是张之洞。他在1880年升任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后，看到西方科技发展很快，便联想到中国要富强，就得学习西方；自己要想在满清朝廷中出人头地，就得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治理好自己的管区、增强自己的实力。所以，在他放任山西巡抚不久，立即设立洋务局，并邀请传教士李提摩为顾问，高薪聘请洋科技人才，着手修铁路、开矿、办学，开发山西。后来他升任两广总督，经常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打交道。公元1886年，他花白银4.86万两购进一套枪弹制造设备，于次年在广州番禺县创建枪厂；不久，他调任湖广总督，又筹建了从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兴办了炼铁厂和汉阳兵工厂，所有这些实业的创办，都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当然，他也在自己的实践中，发现了清政府这个上层建筑，正在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所以，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主张维新变法。他支持过康有为，也参加过强学会，还为康有为办报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支持，梁启超在上海办的报纸靠的就是他出的钱。但他和袁世凯一样，反对康有为的行事方式，康有为的变法是失败了，不过康有为的思想却被官僚资产阶级继承了。慈禧太后从1901年开始推行的新政，就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继续，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官僚资产阶级的功劳。
第二个不能不提的是袁世凯的老师、清末的最后一名状元张謇。他在南通兴办了大生纱厂，继而又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航运公司，并经营两淮盐场以及学校等公众事业，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他已拥有投资企业27个，资金约有4000余万，成为驰名全国的“财神”。他在政治上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1903年他曾出访日本，与梁启超结识。梁启超这时已经是一个立宪派了，这是他在研究日本政体后思想的进步。张謇接受了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思想，开始在国内宣传君主立宪，逐步地袁世凯、汤化龙等也成了立宪派，当然，他们也就由封建的文人或武人变成了资产阶级改革的渐进派。张謇为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草拟了立宪奏折，翻译了《日本宪法》等书，分送给朝中政要，并密送宫中12本。君主立宪在张謇的大力宣传和推广下，迅速成为官场的主流舆论。他也因此被推举为江浙预备立宪会副会长、江苏咨议局议长，当全国各省咨议局联合发起立宪请愿活动时，载沣对他们虚与委蛇、百般阻挠，但对张謇所代表的江浙财团却另眼看待。为什么？因为他的身后代表的是钱。张謇对孙中山不感冒，但钟情于袁世凯，他相信袁世凯的能力，更看重他手中军队。因此，在张謇的影响下，中国境内的有钱人都支持袁世凯，孙中山在他们那里没有市场。

常昶昶

第三个不能不说的是盛宣怀。盛宣怀26岁给李鸿章当幕僚，以官督商办的形式经办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局、汉阳铁厂、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一系列近代企业。盛宣怀是个官僚兼买办的人物，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做“无私不谈公。”在他担任邮传部大臣任内，他要牺牲川、鄂、湘、粤诸省商民投资在川汉、川粤铁路上股份的利益，将铁路权拱手让与帝国主义，激起了辛亥年全国的“护路运动”。他出卖主权借外债用来弥补自己的私人漏洞，被国人咒骂为“卖国贼”，他在国内呆不下去了，跑到了日本避难。辛亥革命后，为保护自己在湖北的财产，在孙中山为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提出以汉冶萍公司与日本人合办，由日本人给孙中山贷款500万日元的办法，把孙中山也拖入了汉奸、卖国贼的行列，逼得孙中山不得不辞去大总统以谢罪。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总的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力发展，得力于袁世凯当直隶总督后推行的新政，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支持袁世凯也是很自然的。孙中山的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长期以来，就是他一个人的革命，他非常渴望中国国内的知名人士能参加他的兴中会，与他并肩战斗。他也不想自己一个人老在海面上，面对着狂风巨浪去宣传他的革命，他需要去陆地上、去民众中间找到自己的同志，去发展革命的力量。因此，当1898年康有为因为变法失败逃到日本后，便满腔热情地找到他，想要联合康有为共同革命，并提出只要康有为放弃保皇，就愿意说服自己的同志接受他的领导。
康有为自1895年“公车上书”后，便成了百分之百的“帝党”中坚。尽管维新失败，但他仍以光绪为自己的主子。在他逃亡日本前，还拜见了光绪，光绪让他把一大批的清廷官服带到日本，为大清在海外发展有钱人当大清官员。康有为说光绪还给他下了一道密旨，敕封钦差大臣，让他有了势力后就回国解救光绪，他来日本就是要发展保皇党的力量。面对孙中山的邀请，康有为多了个心眼，对孙中山说可以合作。孙中山一高兴就把自己在檀香山、香港、及南洋等地兴中会分部的地址告诉了康有为。以圣人自称的康有为开始做小人了，他派自己的党徒去抄了孙中山后路，打着“保皇为名、革命为实”的幌子，骗取了兴中会同志的信任，不仅把兴中会员变成了保皇党，还把孙中山好不容易筹到的钱给卷走了。康有为的这一招连檀香山的孙眉都上当了，让孙中山辛辛苦苦5年建立的各地组织，在一夜失去。再看康有为的保皇党分部，则一夜之间在美国和南洋各地建立起来。康有为这一下彻底惹怒了孙中山，从此，两人之间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不过，孙中山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自己在各地的组织，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和康有为论战。

常昶昶

孙中山要在海外发展革命党，不啻于大海捞针，可以说是艰难辛苦，把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1896年孙中山到美国发展革命党，在从6月到9月的三个月中，他由西部的旧金山走到了东部的华盛顿，凡是有华人的地方，他都去到了，可以说是磨破了铁鞋、跑断了腿，然而响应者却寥寥无几。孙中山困惑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就请一个华工吃饭，希望他指点迷津。这个华工告诉他，在美洲大陆的华侨十之七八、九都参加了洪门，他如果置身洪门之外来发展革命党，那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洪门，孙中山曾听说过，但没有做过详细的了解，看来必须对洪门好好的了解一番了。
洪门原是郑成功所创，三合会与三点会都是它的分支，在广东称洪顺堂，在福建叫青莲堂。太平天国起义，洪门义士纷纷参加，失败后，太平天国的余部流亡海外。相传平南王黄德滋出走澳大利亚，辅王杨辅清去了美洲，这便是海外洪门的起因。洪门的秘密口号是：“明大复心一”，反过来念就是“一心复大明。”从国内到海外，洪门反清复明宗旨是一脉相承的。19世纪中叶以来。美洲洪门组织粉粉建立，从西部的旧金山到东部的纽约、华盛顿，中部的芝加哥至南部的休斯敦、迈阿密等30多个城市都先后建立了洪门组织，单旧金山一地就有致公堂、保安堂、聚良堂、肃公堂等24个秘密团体，全美成员多达10万之众，大多在致公堂名下，因而致公堂位列各秘密团体之冠。
孙中山看到洪门弟子的反清意志坚决，爱国意识尤盛，虽然带有浓厚封建宗法统治的组织形式，但是，从革命大局出发，他仍然决心加入洪门。1904年1月11日，孙中山39岁这年，由洪门大佬黄三德具函，在檀香山致公堂国宴会馆加入了洪门，并被任命为“洪棍”，即先锋、元帅的意思。孙中山获此重要职务，位列首领之列，由他分管致公堂的机关报《大同日报》。孙中山经过周密的思考，改组了《大同日报》的编辑部，提出以“本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还在章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保皇派，孙中山有实力同康有为开战了。接着，孙中山又发动10余万洪门会员重新举行登记，并与黄三德一起出游各埠，宣传、演说，使不少的洪门弟子，甚至是连部分保皇党人都转向了革命。
孙中山革命的主要支持者在国外的华侨中间，这些人普遍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面对大清朝的封建体制和腐败无能皆痛心疾首。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革命的气芬在国内逐渐浓厚起来，1901年慈禧太后开始推行新政，国内的政治环境逐步活跃，尤其是《辛丑条约》让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最终认识到，只有推翻满清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和自强。这时，大批的军政学堂、警备学堂和法政学校的开办，更使社会的中下层官僚与军、警两界都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教育，让民主共和迅速在人民中间扩散。因为，这些学校大都是由外籍教师直接授课，袁世凯开办的各类型学校，都是这些外国人宣传、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和民主思想的阵地。由袁世凯施行和推动的新军训练、警察训练都在培养着反清的革命者，因此，清末的武备学堂和各类学校，都是黄埔军校的榜样，它们都在培养自己的保卫力量时，也培养了摧毁它的力量。

常昶昶

黄埔军校在培养了大量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同时，也培育出了像林彪这样的共产党的元帅。同样，清末的武备学堂在培养了大批清军军官的同时，也培养出了大批的试图推翻清廷的革命人才。保定学堂的蒋介石、云南讲武堂的朱德，就是袁世凯培育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副产品。废除科举、举办西式学堂、鼓励出国留学则是在直接培养革命者。那时，在小学读书的学生，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后来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那些读中学的学生，如蔡锷、朱德、蒋介石等则在他们的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革命；那些出国留学的学生，如黄兴、汪精卫、宋教仁等则成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那些没有成为革命家、军事家的留学生，后来不是成为了思想家，就是成了科学家。为什么这个时候伟人如井喷？道理很简单：大家需要新知识和新思想，但没有框框限制，只要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不关好坏你都可以尽情地去学。那个时候政府没有限制，社会上没有指导你应该学什么的大师，学什么全凭自己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可以把你带向成功的最高峰。知道了吧，这就是慈禧和袁世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
革命青年邹容在1902年以通俗而犀利的文笔写了《革命军》，揭露了清朝的黑暗统治，热情呼唤“开创中华共和国”，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继续参加领导民主共和革命；章太炎则在《苏报》上发表文章，尤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影响最大，驳斥了康有为对革命的污蔑，揭露了他保皇、反对革命的真面目；还有同样被天妒英才的陈天华，他写的《警世钟》、《猛回头》，指出了清政府卖国的本质，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在他们的号召下，中国国内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
黄兴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1904年2月与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成华兴会，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政治主张，设立同仇会作为外围组织，以方便联络会党；1904年冬，江浙的知识分子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组织成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重建新国，图共和之新政”为宗旨；1904年7月，吕大森等在武昌成立科学研究所，以研究科学为名，利用合法身份，从事新军工作，以“革命排满”为宗旨，联络新军中的骨干力量，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中国国内革命团体的纷纷出现，及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为孙中山创造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政党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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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6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7月就开始与黄兴、宋教仁等人，讨论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复兴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问题。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内地的18个省除甘肃没有留学生外，其他各省都有代表参加，与会代表100多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章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设同盟会总部于日本东京；按“三权分立”原则，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海外及国内各地设立支部；出版《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经过11年的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式成形。这个“三民主义”来源于林肯的“三民主义”，但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平均地权”，这是中国的特色，地权问题只有在中国才是革命的主要问题，经过不断地革命实践，孙中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当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民族主义，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基本内容，即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民族独立和繁荣昌盛的中国。这是历史书上的解释，孙中山的真实目的也就是把满清赶回满洲，就像大明把大元赶回蒙古草原一样。所以，孙中山在这里用的是“驱逐”，而不是推翻或消灭。这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在孙中山的眼里东三省就是满清的地方，不是中华的地方。知道为什么国民党把东三省丢给日本人，一点也不可惜的原因吗？根子就在这里；民权主义，以“建立民国”为基本内容，主张以国民革命推翻专制主义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道：“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府，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就算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在《同盟会宣言》中规定的：国民应享有参与政权的权力，大总统由国民选举产生，议会由国民选出的议员组成，宪法由议会制定，人人共守、实行共和的政体。这是孙中山的真实思想，他的这个思想在17岁时就确立了，他就是要做华盛顿；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为基本内容。孙中山希望限制地主阶级垄断土地，这是他从小就立下的志愿，因为他的家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才会那么的穷。“三民主义”的提出，让孙中山由一个革命家，升华为一个思想家和一个政治家。这就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革命领袖，成为独一无二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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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在成立后，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是布满着荆棘的。其中最大的荆棘，不是来自于国内握有枪杆子的清政府，而是来自于康有为保皇派在思想体系上，给国人和海外华人带来的思想混乱和是非不清。早已对康有为怀有怒气的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在1905年到1907年，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梁启超认为，民族革命是无的放矢，是愚不可及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种族复仇主义；孙中山则认为“排满”不等于仇视满族，而是反对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只有“满洲去，才能中国强”。康有为认为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而不能实行民主共和，社会发展应由“据乱世”到“开平世”、达“太平世”。梁启超更认为，国人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更没有作共和国的程度和资格；孙中山则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学说，指出民权的兴起是不可遏制的时代潮流，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是大势所趋。梁启超是有钱人的子弟，他激烈反对平均地权，公开指责这是违背社会经济的自然法则，是“欲夺富人之所有以均平民”，以博得“下等社会之同情”，是煽动赌徒、乞丐等起来暴动。孙中山就认为“一国之地，当散之国之民”，使农民摆脱地主强权的压迫和剥削，实现“人权的平等”。
当孙中山还在海外和康有为打口水战，相互攻讦之时。资产阶级的立宪派如：武汉的汤化龙、江浙的张謇在全国来回奔走呼吁，推动清政府实行立宪，并在四川掀起了巨大的保路风潮，接着引爆了武昌城。武昌起义，桃子熟了，黄兴、孙中山急急忙忙地返回国内摘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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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听圃 发表于 2014-12-4 10:21
一场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兴起，风云激荡，豪雄并起。孕育了一个新的政体即将诞生。

是啊，可是这个新政体到底怎么样呢？请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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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同盟会成立后，；一方面积极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1906年，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自日本回国，在萍乡、浏阳、醴陵等地宣传革命、发动起义。起义军称“中华国民军华南革命先锋队，”推会党领袖龚春台任都督，义旗一举，从者如流，迅速发展到数万人，长江中下游同时震动，但最终还是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这是同盟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推动了同盟会领导的武装斗争。
    1907年3月，孙中山带领一批同盟会员抵达越南，在河内设立同盟会机关，先后策划了1907年5月的潮州黄岗起义，和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及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孙中山与黄兴商议攻取镇南关、占领广西作为根据地。行动一开始，派遣同盟会员黄明堂率突击队攻打镇南关，相继占领了三座炮台。激战中孙中山、黄兴等亲临阵地参战，孙中山甚至还亲手打了两炮，鼓励起义军英勇杀敌。最后终因清军增兵反扑，被迫撤入越南境内。之后又于1908年4月分别发动了钦州、廉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当孙中山在华南地区连续发动起义时，光复会的领导成员秋瑾、徐锡麟等也在长江下游一带发动了武装起义，并于1907年7月份失败后二人双双牺牲。
    1909年10月，同盟会在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重整旗鼓，在香港成立南方支部，并派倪映典到广州联络新军，积极筹划广州起义。当时广州新军有三个标，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下，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的大多数赞同革命，并拟于1910年2月24日起事。9日广州新军士兵与巡警突然发生冲突，引起了广州当局的严重关注，革命党人决定提前起义。2月21日，倪映典率领新军士兵1000多人在广州郊区起义，接着向省城进攻，与清军发生激战，倪映典中弹身亡，新军起义失败。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一些革命党人对前途忧心忡忡。1910年11月，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人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举行会议，以“革命风潮已盛”的大好形势，来鼓舞革命党人振奋精神、等待时机、再举大业。会后，孙中山、黄兴等分头在海外华侨中间筹募捐款，并在香港设立统筹部，由黄兴、赵声任正副部长，负责筹备和领导起义工作。为了确保这次广州起义的胜利，他们集中选择同盟会的优秀分子组成了敢死队；还派人去联络新军、防营和近郊民团，待进攻广州时，由他们策应；同时，又联络了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堂人准备响应。计划于1911年4月13日发难。4月8日同盟会员温生才自行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引起清军严加戒备，起义被迫延期。4月27日，黄兴亲率敢死队100多人攻入总督衙门，进攻督练公所，与清军展开激战。革命党人顽强战斗、宁死不屈，终因寡不敌众，有80余人光荣牺牲，事后收敛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黄花岗，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72烈士。此次起义又称广州黄花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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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的5月份，清政府为求得列强对所成立的皇族内阁支持，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任命端方为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南下强行接收粤、川、湘、鄂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同时又与英法等四国银行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600万英镑的代价，把粤汉、川汉两条铁一干线的路权出卖给英法等国。“铁路国有”政策直接侵犯了许多投股修铁路的绅商、实业家的利益。这些人大都是以张謇为首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他们受到袁世凯在天津收回开平煤矿时斗争方式的启示，在报纸上激烈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把经办人盛宣怀骂成了汉奸、卖国贼，激起了各省民众的强烈反对，因而迅·地掀起了大规模的保路风潮。
湖南各界成立保路团体，进行、集会、罢课、示威，要求清廷收回“成命”；湖北立宪派派代表进京请愿、绝食，汉口商人罢市，宜昌筑路工人与清军进行搏斗；广东的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抗议“铁路国有”，誓死争归商办，成立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风潮声势最大，斗争最为激烈。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开会议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各府州县纷纷响应，参加者数十万人。8月，成都举行保路大会，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以示抗议。9月斗争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和群众暴动。9月5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负责人，数千群众齐集督署门前要求释放被捕者，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32人，创造了震惊全川的成都惨案。惨案发生后，同盟会会员龙鸣剑联合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进攻成都，转战四川各地，攻占州县。同盟会员吴玉章率领同志军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革命政权。四川保路风潮迅速发展成为全川的武装起义，清政府为镇压四川的起义，急忙从周围省份调动清军进川。湖北的清军调到了四川，武昌基本上已成为新军的天下，这样，武昌起义的条件成熟了。
黄兴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1905年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时，他已当选为庶务，协助总理孙中山主持工作，并在孙中山不在时代理总理职务。在辛亥革命之前的10次武装起义中有8次都是他指挥的，1911年阴历3月29日震惊中外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就是由他领导、并亲自率领先锋队攻打两广总督衙门。以往的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黄兴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他在同盟会中的威望是无人可比的。为了领导长江流域的起义，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与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成立领导机构，制订了武昌起义的计划，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10月初黄兴在香港会见了湖北代表，并致函中部总会同志，支持武昌起义的计划，又致电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要他汇款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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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的最初日期定于10月6日，由于准备不及而延期。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爆炸，起义计划泄露。由于时间紧迫，蒋翊武等人临时决定，当晚12点以鸣炮为信号发动起义。正在这时，清军包围了起义领导机关，蒋翊武在混乱中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生等人被捕。由于负责联络的人未能及时将命令送到，起义计划未能实现。10日凌晨，刘复基、彭楚藩、杨洪生三人英勇就义。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全城戒严，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试图把他们一网打尽。在情况十分紧急的形势下，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决心起来反抗。10月10日晚上7时，新军第8镇工程第8营首先发难，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其他标营的革命士兵，纷纷响应，当晚起义军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湖广总督瑞澄心惊胆战、仓皇出逃。经过一夜血战，武昌全城光复。11日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相继起义，武汉三镇全部光复。10月11日，湖北省咨议局议员和绅商代表举行会议，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的都督，定国名为“中华民国”。
在同盟会及立宪党人的推动下，各省的革命党人迅速行动起来，策应武昌起义，使全国革命形势进入高潮。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攻占长沙，建立湖南军政府；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联络新军与会党起义，在西安建立军政府，以革命党人张凤翔为都督；10月29日，山西新军起义，在太原成立山西军政府，以革命党人阎锡山为都督；10月30日，云南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以蔡锷为都督；10月31日，江西新军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为都督；11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和商会领导沪军、商团、巡警发动起义，成立沪军政府，以同盟会员陈其美为都督；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成立江苏都督府，程德全为都督；同日，浙江革命党人陶成章等发动新军起义，成立浙江军政府，以立宪党人、省咨议局长汤寿潜为都督；11月7日，广西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成立了广西军政府，10日陆荣廷取代沈秉堃为都督；11月8日，安徽巡抚朱家宝在立宪派的支持下宣布独立，成立安徽军政府，自任都督；同日，福建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成立福建军政府，推新军统制孙道仁为都督；11月22日，四川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27日四川宣告自治，成立四川军政府，后来两军政府统一，由革命党人尹昌衡任都督。同时，河南、直隶、山东、东北三省以及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的革命党人也闻风而动。11月9日，黎元洪通电各省速派代表赴武汉商量组建政府事宜。11月底，11个省的23名代表陆续到达武昌。这时，汉阳失守，武昌全城都在冯国璋的炮火威胁之下，为保证代表的安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会上，众代表接受汪精卫的建议，于12月2日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是如果袁世凯反正，公举为临时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