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每日连载中，第一部（上）完结）

常昶昶

设在昆明承华圃的讲武堂，每天早晨，当军号声迎来黎明，学生们就在教官的率领下，开始了一天的军事训练生活，在那巨大的操场上空，回荡着激动人心的讲武堂校歌：
    风云滚滚，感觉它黄狮一梦醒。
    同胞四万万，互相奋战作长城。
    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
    但凭那团结力，旋转新乾坤。
    哪怕它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
    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

    堪叹那世人，不上高山安知陆地平。
    二十世纪风潮紧，欧美人要瓜分。
    枕戈待旦，奔赴疆场。
    保家卫国，壮烈牺牲。
    安知从军事，是男儿本分。
    鼓起勇气向前进，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
朱德进入讲武堂以后，受到了浓烈的反清情绪的影响，救国救民之花终于在他的心中开放。入学不久，他就约范石生、杨如轩、李云鹄等人以五华山为名，成立了“五华社”，以互助互励，拯救中华为宗旨，还义结金兰，拜为生死弟兄，立下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在第一学期快要结束时，有一位同学悄悄问他听说过同盟会吗？并问他愿意不愿意加入。朱德早就有心加入同盟会，只是他不善于交际、钻营，才没有打听出同盟会的组织。今有人主动问他，自是急忙表示愿意加入，还可以介绍给他的几个兄弟共同加入，于是他们都成为了同盟会会员。在同盟会组织的秘密活动中，他们除了讨论军事起义外，还如饥似渴地学习进步书刊，掌握革命理论，以武装和充实自己的头脑。
反清的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各种宣传、鼓动共和的刊物相继出现：《民报》、《天讨》、《汉声》、《汉帜》、《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夏声》、《新世纪》等，都从不同渠道秘密传人云南讲武堂。不少进步青年争相私下传阅，就引起政府的竭力反对和不安。提学使（相当于教育厅长）叶尔凯，获知大量革命书籍传人云南，尤为云南讲武堂为甚，急向云南李经羲密报。李经羲接到密报后，非常紧张，如坐针毡，他担心云南革命的蔓延会危机自己的官运，于是下令各地官府密查革命动向，严控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并把进步书刊定为禁书。昆明知府接令，派出密探装扮成新军的军官，潜入讲武堂，以监视、侦查禁书的传播。
在一个礼拜天，朱德借到了一本禁书，一大早就来到教室看。同学们都趁礼拜日玩耍去了，朱德养成了利用礼拜日学习课外书籍的习惯。今天好不容易借到这本书，他计划用一天的时间把书读完。谁知道过分投入的他，竟被密探给抓了个正着，密探指责朱德是革命党，在偷看禁书。谁知道朱德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自己是在看《三国演义》，并让密探看了书上的插图：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密探看到插图甚是尴尬，连忙说：《三国演义》可是本好书，关云长耍大刀，诸葛亮用计谋，是哪一个人都比不了的。其实这个密探是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家伙，关云长、诸葛亮不过是他从戏台上听来的。这一幕正好被游玩回来的同学们看见，都为朱德捏了一把汗，看到他无事儿，都过来看个究竟。同学们接过朱德递过来的书一看，才知道朱德在禁书外面套了一个《三国演义》的封皮，大家不仅对朱德又赞又叹，竟把“偷梁换柱、李代桃僵”的军事计谋，用在了读书上对付密探。于是，同学们广为效仿，朱德也被同学们戏称：“玉阶兄看三国——蒙人。”
在讲武堂期间，朱德各方面的表现得非常优秀，与朱培德并称为“模范二朱”。因为新军急需补充军官，讲武堂就从丙班学员中，挑出100名成绩较优秀者，编成了一个特别班。朱德被首选，这个班把一年半的军事课程，压缩为8个月学完。这样，在1911年7月，26岁的朱德提前毕业了。朱德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新军19镇第37协第74标，第二营左队当副目（副班长），见习期满后，被任命为左队司务长，授少尉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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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协的协统（旅长），就是刚从广西调来不久的蔡锷将军，他的司令部同讲武堂毗邻。蔡锷有时也到讲武堂讲课，所以，朱德有幸结识了他。有着强烈求知欲望的朱德，经常光临蔡锷的司令部，去向他借阅一些进步书籍和军事书刊，并听取蔡锷的教诲。经过接触，比蔡锷小4岁的朱德，发现蔡锷思想敏锐，有实战经验和完备的军事素养，不仅朝气蓬勃、富有活力，而且治军严禁，便越来越崇拜这个刚30岁的将军。而蔡锷当知道这就是那个“蒙人”的朱德时，敏锐地感觉到这个勤奋、朴实、努力、上进，待人宽厚仁慈的学生，如果经过一番的磨砺，将是一个敢打硬仗、攻守兼备，在关键时刻奇谋迭出的大将，前途无量，其造化说不定还在他之上。他们两个人截然不同，蔡锷是一个神童，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交友面广；朱德可谓大器晚成，26岁在讲武堂还没有毕业，家在山沟里，除了认识老师同学，其他人一个都不认识。当然，也正是这样，他对蔡锷表现出来的是真诚的敬佩，让蔡锷感觉到朱德的忠诚可见。所以，朱德一毕业，蔡锷就把他要他自己的帐下，他要亲手调教这个军事上的罕见奇才。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自此，在今后的5年中，二人相得益彰，为共和效命疆场。
朱德作为司务长，主管全连100多人的后勤，让他很快就和全连的士兵熟悉起来。士兵们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和他们有着说不完的话，因此，大家也都喜欢这个宽厚得就像自家兄长的长官。一个月下来，朱德便和士兵们混得非常熟，这就为他在士兵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向大家讲孙中山、同盟会和三民主义提供了方便；同时，在他的周围也结成了一帮死党，所以，当他率领这个连时，他就像在指挥自己的左右手。
1911年10月10日，震惊全国的武昌起义爆发了，9天后，蔡锷和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飚四个人商议，准备起义。经过紧张的准备，起义时间定在10月30日，即农历的九月九日重阳节夜里12点，由蔡锷担任临时总指挥。等到这天晚上9时，起义的士兵在准备子弹时，与值班官队发生了冲突，开枪打死了几个军官，起义提前发动了。蔡锷获知，立刻下令第74标提前攻城。朱德就在74标，区队官（相当于连长）因害怕临阵脱逃，蔡锷就指定朱德接替区队官的职务。蔡锷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把这个重任交给朱德的，说明蔡锷对朱德知之甚深。
朱德担负起前锋区队的指挥官，率领部队在茫茫夜色中向昆明城进发，战斗打响后，朱德率队参加攻打总督府的战斗。他攻击在前，不避枪弹，冒死前冲。说来也怪，不知为什么敌人的枪弹就是打不到他的身上，可能是他那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令敌人胆寒，看到他像猛虎一般，吓得手打哆嗦，打出的子弹不是打高就是打低，不是打左就是打右，就是打不到朱德身上。这简直就是个传奇，朱德打仗30年，就是没有一颗子弹能打中他的。敌人打不到朱德，朱德却可以肆意地消灭敌人，他率队首先冲破了守军的防线，一举攻破总督衙门，并活捉云贵总督李经羲。朱德把李经羲交给蔡锷，蔡锷把自己的老长官礼送出云南，云南光复。
11月11日，云南起义宣告胜利，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政府。朱德在这次的起义中虽立了大功，但因资历尚浅，被实命为排长，率部在昆明城内担任防务。11月15日，为援助四川革命，蔡锷派出两个梯团为“援川军”，北上四川，朱德随第一梯团参战。12月中旬，作战勇敢的朱德被任命为先锋连连长，为大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援川军一路攻下昭通、叙府、自流井等川南重镇，与四川的革命力量共同摧垮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1912年春，援川军回到昆明。在庆功宴上，蔡锷晋升朱德为少校，并亲自把“光复”、“援川”两枚勋章授予了他。朱德在毕业半年内，由一名普通士兵被提拔为营长，正是好菜不怕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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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朱德也和家庭恢复了音信，并把大部分的薪俸寄回家。他和蔡锷的友谊在继续发展中，蔡锷有时特意找来朱德谈话，不仅问到他自己的事，而且还谈到他的家庭。“你的面色不太好，我们很担心你的健康。”朱德对蔡锷说。蔡锷则用一种漠然的微笑来回答，好像在想很远的事。
1912年秋，朱德因在实战中有优异的表现，被调任讲武堂学生队区队长（每区约百人）兼军事教官，讲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还指挥野外的实地演习。这等于让朱德把自己学的军事理论和战术又重温了一遍，让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做到了知行合一，从而使他终身受益。有一次，朱德正在操场上带领学员练操，蔡锷陪一名法国武官视察。这个法国武官身材高大，走路军姿严整，一看便知是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尤其是在和学员的交流中所表现出的战术素养，让朱德暗自佩服。但他所表现出来的傲慢，以及在言语间流露出的对中国军人的蔑视，让朱德非常的不痛快。只听这个法国人问道：
“你们讲武堂，有什么‘武’可以看的？”
朱德机灵一动，把身材瘦小的龙云从队列里叫了出来，让他和这个法国人交交手、打打拳。法国人看龙云身材矮小，腰系皮带，以轻视的口气道：“小个子”。说着一把抓住龙云的束腰皮带，想把龙云举起来，哪知他用了吃奶的力气，也没有把龙云举起来，于是就想用力把他推到。这时，龙云迅猛异常地抓住对方的胳膊，然后，脚一送就把这个武官摔倒在地上。法国人狼狈不堪，大家暗自发笑，都舒心地出了一口气。
1912年秋天，朱德结婚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叫萧菊芳，师范学校的学生，19岁，出身于积极维新运动和革命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哥哥和朱德在部队里是朋友。结婚后，萧菊芳继续在师范学校上学，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朱德则住在讲武堂，他们只在星期天见面。这段婚姻维持了大约4年的时间，原因是萧菊芳得病而死。
讲武堂重新开学了，朱德和许多来自其他各省的学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大多是青年人，一年前离开讲武堂回本省参加革命，有的甚至到了远方的上海和广州。这次特意回校来完成学业。在袁世凯执政后，云南由于是主张共和的蔡锷和唐继尧主政，因此汇聚了很多的流亡者，他们来到云南当老师、公职人员、军官，以及昆明出版的两张报纸的工人，这就使云南的生活丰富起来。
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的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二次革命期间，有人对他说：云南有一个“危险的天才”叫蔡锷，以他的声望和谋略来讲，最安全的办法是把他调到北京看管起来。于是，袁世凯在1913年12月召蔡锷北上，任命蔡锷出任将军府的将军。蔡锷临行前调朱德任云南陆军第1师第3旅步兵第2团第1营少校营长。
朱德与蔡锷话别时，向蔡锷表示，只要有一纸条递给他，定当效命不辞。蔡锷要他保持革命的斗志，好好带兵，多用心练习兵法，等他从北京回来，一起为国尽力。1914年初，临安府发生了兵变，朱德所在的陆军第1师，被调到临安一线布防，朱德的第1营负责蒙自、个旧一带。这里的土匪活动猖獗，土匪头子方位更是无恶不作、杀人如麻。朱德决定消灭这股土匪。
9月份，朱德率部将匪首方位及10多名随从围到一个店子里，采用火攻一举歼灭。然而，方位手下的残匪，在剿灭的过程中，却让朱德大费周章。土匪地形熟、活动分散，和朱德玩起了捉迷藏的战术。朱德没有在讲武堂学过打土匪的战术，使他在剿匪的过程中认识到，要打败土匪就得向土匪学习，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要学会机动灵活，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他用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土匪的游击战，逐步掌握了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最后，他终于把土匪消灭干净，还当地百姓一方平安。由于朱德剿匪有功，他先被提拔为中校团副，不久就被提升为滇军步兵第10团上校团长。

常昶昶

在云南边境的这两年，朱德的日子相当艰苦。云南南部山峦重重，天气酷热，在疟疾猖獗的山谷中，瘴气非常重，最容易患上肺病；加以水土又坏，每个人都得了严重的肠胃病。他不时到蒙自去取信件和报纸，有时也收到家中妻子的来信。报纸上全无令人振奋的消息，都是一些令人气短的报道，比如：袁世凯把儒教定为国教；杨度六君子主张袁世凯当皇帝等等。朱德在报纸上看不到一线的光明，突然一天，他希望的火焰升了起来，报纸上说蔡锷逃离了北京去日本；蔡锷的老师、著名的维新派人士梁启超因健康原因辞职，回到了广州。这是一种信息，一种将有大事要发生的信息。
1915年12月中旬，朱德在蒙自街头突然遇到一个多年的同是国民党员的老朋友，可是这个老朋友却装作不认识他一样，向他鞠躬问路。就在朱德惊讶不定时，那个人塞给他一个纸条，就匆匆离开了。朱德在一个没人的地方拆开一看，是约他当天晚上务必带着最心腹的共和派军官到城外的小庙和他见面。晚上，朱德和自己的几个下级应约来到小庙，那个朋友掏出一块破布给他。朱德展开一看，是蔡锷写给他的亲笔信，上面写明要大家按照传令人的命令行事。
命令写道：以12月25日拂晓为期，蔡锷率领昆明地区的部队起义，宣誓效忠共和，号召全国起义打倒袁世凯。给朱德的命令是拿下第一师师部的帝制派军官。离行动时间还有十来天，朱德和其他的共和派军官们，训练新兵保卫边境，准备把精锐的士兵带到昆明去。12月25日黎明前，朱德率领自己的精锐部队向师部进攻，准备把帝制派的军官们一一活捉，可是，他们早已闻风而逃了。于是，朱德把蒙自地区的部队集合起来，给他们做了关于国内情势的报告，宣誓效忠共和。随即征用火车车皮，全体开往昆明。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宣布恢复帝制，蔡锷秘密回到云南，议定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令朱德迅速回师昆明。朱德率部参加了1916年1月1日在昆明护国寺成立护国军的誓师大会，随后，被任命为蔡锷指挥的第一路军第三梯团6支队（相当于团）支队长，作为后备军，6支队于1月22日才从昆明出发。哪知道刚走到半路，被蔡锷急调到3支队任支队长，接替第一梯团作战失利的董鸿勋。朱德接令，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于2月17日赶到纳溪前线。
第3支队原来是朱德的滇军步兵第10团，看到自己的老团长到来，此时已经疲惫不堪的战士们，顿时精神焕发。朱德在战场上将部队整顿好后，立即宣布了战场纪律：
    “要消灭北洋军，打倒袁世凯，就得不怕死，勇敢冲锋。在战斗中士兵退，班长杀；班长退，排长杀；排长退，连长杀；连长退，营长杀；营长退，团长杀；我朱德退，全军杀！这是铁的纪律，人人都得遵守。”
说完，朱德冲锋在前，指挥队伍一举将敌军击退二、三里。然后，他把部队布防在棉花坡正面的高地上，同据守在红庙高地的北洋军形成对峙。1916年2月27日，夜深人静，数百名官兵集结在营地上，等待朱德下达命令，在寒风凛冽的夜空里，朱德看着衣衫单薄，但斗志昂扬的士兵们，大声说：
“兄弟们，我们为了保卫共和，远离家乡来到前线，同北洋军阀拼死作战。为共和而战，虽死犹荣；生为共和的人，死为共和的鬼；不推翻袁贼，我朱德死不瞑目；不打败北洋军阀，我们对不起我们的父母兄弟。”
官兵们被朱德激动人心的讲话所感染，振臂高呼：“生为共和的人，死为共和的鬼！”“不推翻袁贼，死不瞑目！”“我们要血战到底！”
朱德这时更加严肃，向士兵们喝道：“我们现在挑选敢死队，不怕死的，愿意跟我朱德去冲锋陷阵的，站出来。”
“哗啦啦”，几乎所有的士兵都站在了他的面前。朱德当场挑出80名敢死队员，悄悄地进入敌阵的开阔地，潜伏下来，单等护国军发起总攻的命令。黎明前，总攻开始，朱德率领敢死队员，突然跃起直插敌阵，北洋军面对突如其来的护国军，吓得四处乱窜。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朱德由此赢得了“勇敢善战、忠贞不渝”的声誉，并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起了：“黄（永社）柜盖，廖（月江）毛琴，金（汉鼎）朱（德）支队惹不得”。

常昶昶

朱德支队在棉花坡的战役中，奋战16个昼夜，一战成名，扭转了护国军的作战颓势，使护国军作战气势如虹。3月15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立即出兵湖南。随后，蔡锷决定对泸州发动第二次进攻。这次进攻兵分三路：顾品珍梯团为中路；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为左路；金汉鼎、朱德支队和义勇军的张煦、廖月江支队为右路，向纳溪推进。而朱德在右路中，又是担负主攻任务。因此，蔡锷在大州驿总司令部亲自召见了朱德，向他说明了作战意图：
“逆军极无攻击精神。所以，我军只需在正面配置少数兵力，而用主力冲击其侧背，敌必溃逃。千万要告诉各级将领，指挥官的手中一定要多留预备队，便于运用。”
3月18日拂晓前，朱德支队开始进攻，前方敌军的北洋军第7师，不但武器好，战斗力强。而且兵力超过朱德支队3倍以上。这一带地形复杂，山峦起伏，路窄林密，渠沟水网纵横，易守难攻，行进十分困难。正当朱德为破敌苦谋良策之时，一个放牛娃找到了他，说他知道北洋军的炮兵阵地在什么地方。朱德闻讯大喜，好好奖赏了放牛娃。随后与参谋们研究了一个方案：派一支突击队绕到敌炮兵阵地附近埋伏起来，当护国军发起进攻时，出其不意夺取炮兵阵地，然后点火为号，由朱德大队人马掩杀过去，一举夺取敌军阵地。突击队出发，在总攻命令下达不久，朱德即见敌人后方浓烟腾空而起，知道奇袭成功。立即命令部队发起进攻，霎时，军号声、冲杀响成一片，北洋军炮兵阵地已失，又被前后夹击，惊慌失措。突击队把炮口掉准北洋军阵地一阵猛轰，让北洋军阵脚大乱，个个争相逃命。朱德支队经过5个昼夜的激战，连续突破北洋军的几道防线，一直插到距离泸州只有十几里的南寿山附近。正在朱德准备进攻泸州城时，却接到了蔡锷下达的停止进攻的命令。
原来，袁世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密令陈宦、张敬尧同蔡锷谈判停战。蔡锷为了让部队有时间休整和补充，便答应对方停战一周，后又延长一个月。6月6日，袁世凯病死，盘踞在泸州的北洋军惊魂失魄，朱德立刻挥师渡过长江，占领北洋军的泸州要塞。护国战争结束了，朱德在战役中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成为川滇军界赫赫有名的战将。他曾以一副对联记颂这场战争：
滇南壮士信云溪，听铁马声中，三渠洪水开天地；
冀北胸襟环纳带，看朱坪阵上，万里烽烟动古今。
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督川。朱德部被改编为第7师13旅第15团，随蔡锷留在了四川，先后奉命在泸州、南溪、叙府一带驻防。这是一段安定的时期，朱德在短短的一年中，经历了大喜和大悲。在1916年伴随护国军事运动兴起的，还有陈独秀、胡适、鲁迅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朱德和他的同志们很快接受了这场新思潮的影响。朱德在对史沫特莱谈到此事时，很骄傲中国知识界永不休止的努力和无所畏惧的勇气。新思潮很快来到了朱德的身边，一位北京的朋友，并且是他的参议孙炳文，写信向他介绍了一本新杂志——《新青年》。从此，陈独秀给朱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常昶昶

正是在这种喜悦中，朱德迎来了更大的惊喜，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保柱。大喜过后总有大悲，先是他的导师和挚友蔡锷在1916年冬天因病去世，接着他的妻子因为得了类似赤痢的奇怪的热病，又不幸去世。刚把妻子下葬，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吴绍伯因为肺病去世。朱德在这之前，从不知悲哀为何物，如今却是三重打击一起袭来，使他一时心灰意冷，感觉人生苦短，说不定自己那一天也就离开了人世。
蔡锷的死一时让他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妻子的死让他失去了家庭的主心骨。顿使朱德六神无主，感到前途渺茫。他无法照料年仅半岁的儿子，将他送回了老家。孤身一人，意志消沉的朱德学会了抽大烟，他在吞云吐雾中整日浑浑噩噩。
朋友们看他如此，便急忙给他又张罗了一个媳妇。1917年6月，32岁的朱德与南溪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陈玉珍再次结了婚，并在南溪安了家。再婚后的朱德，开朗了许多，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开始戒烟瘾。沉浸在幸福中的朱德，把家里能来的伯父母、父母、兄弟姊妹等20多人都请过来一起过日子。然而，好日子没有过几个月，护法战争爆发了，他又把一大家子人送回仪陇县。

常昶昶

筱欣奕奕 发表于 2014-12-12 17:14
共产党员出场啦！十大元帅都会用这么多笔墨写吗？
感谢常老师，对朱德早年故事一无所知的筱欣表示很受教。

不会把每个元帅都这么写，但是他们的出身和经历都会讲到。

常昶昶

  三十一
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使中国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1916年6月份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黎元洪和以北洋军阀为后盾的段祺瑞因政见不合，引起了“府院之争”，二人在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矛盾激化。
1917年6月，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借口，率3000名辫子军从徐州进北京。一到北京，张勋就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自己接管一切。康有为这个时候又跳了出来，他和原陕甘总督升允、恭亲王溥伟等复辟分子蜂拥而至，鼓吹复辟。7月1日，张勋等人入清宫，拥立12岁的溥仪宣布复辟“大清帝国”，改民国6年为宣统9年。北京城内一时乌烟瘴气，黎元洪被迫逃离总统府。
张勋复辟，段祺瑞联合冯国璋共同谴责张勋“祸乱民国，复辟帝制”，组织“讨逆军”，自任司令。7月2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7月12日，“讨逆军”进入北京，张勋逃到荷兰使馆避难，溥仪再次宣布退位。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功臣，重新当上内阁总理，黎元洪通电下野，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把持一切权柄，于1917年8月正式宣布对德国开战。
段祺瑞又一次再造民国，理所当然是民国之主。张勋复辟，不仅把黎元洪恢复的《临时约法》給取消了，而且也取消了《中华民国约法》。这些东西被废来废去，说明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作用，起作用的还是人。所以，当权的段祺瑞不恢复《临时约法》再正常不过了。段祺瑞有自己的思想，他要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由各省督军推派代表，来解决制宪和修订组织法等问题。段祺瑞不是不想要约法，他是想修订宪法，修的对自己有利。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孙中山后来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他按他制定的《临时约法》办事了吗？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为什么也不用《临时约法》？说明《临时约法》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它是孙中山用于考量别人是不是听他的一个标准，而不是治国的标准。但是，政权老是在北洋军人手里，总是让人不舒服，孙中山怎么才能重新回到治国的政治中心呢？反对北洋政府总是要个理由的，于是，孙中山就想到了他早已不知道几章几条的《临时约法》，说自己是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坚决反对段祺瑞“以借共和易真复辟”，提出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的主张，号召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抵达广州，竖起来“护法”的旗帜，掀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腥风血雨。
从1917年到1925年中国的8年内战，是中国历史是最丑陋的军阀混战之一。如果说袁世凯之死是《水浒传》中的洪太尉，掀起了压在108个魔头所关地府洞口上面的石板，那么，孙中山就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地的军阀反对袁世凯称帝，不是为了维护共和，而是为了维护自己获得当总统的机会。孙中山号召“护法”获得了军阀们的响应，军阀们不是为了护法，而是有了争权夺利、扩大地盘的借口。所以护法之战，可以说是吹响了军阀混战的号角，孙中山虽然没有借住军阀之力，但他也在军阀混战之中获得了生存的机会。

常昶昶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税收相当可观，在战略上也处于重要地位，是北洋政府和滇、川、黔各路军阀争夺的目标，于是这里就成了所谓护法战争的主战场。7月24日，北洋政府委任川军的师长周道刚，暂代蔡锷死后留下的四川督军。四川是政府的四川，北洋政府任命四川督军非常正常，可是唐继尧认为四川督军是蔡锷，蔡、唐一体，蔡锷死，四川就应该归他，如今政府重新任命督军，就断了他图川美梦。恰在这时，孙中山护法，就给唐继尧出兵四川找到了借口，所以，立即通电拥护，并组织靖国军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发出了“思惟北征，宜先靖蜀”的通电，开始对四川大举用兵。
此时，朱德驻军四川南溪已经一年有余。护法战争爆发，朱德被委任为靖国军第3军第13旅少将旅长，受命进驻泸州，开始投入到他认为的“护法”正义战争中。战争开始后，朱德很快困惑起来，因为和他作战的不是北洋军，是和他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中并肩作战的刘存厚。刘存厚为什么和滇军打？因为他认为四川是川军的四川，滇军就应该回你们云南。9月份，刘存厚在川南向滇军发起猛攻，滇军节节败退，很快就从富顺、隆昌、永川，退到了叙府、泸州一线。11月份，滇军和川军在叙府、泸州再次激战，滇军又败，被迫退于横江、叙永一线。正当驻滇军危在旦夕，滇军顾品珍部与黔军王文华部配合，在12月4日偷袭重庆得手，川军颜德基等部投靠滇军，成立四川靖国军，共同夹击刘存厚部，刘存厚向北败退。滇、黔、川联军连续北上，收复失去的城池。1918年1月，三军分道进攻成都，3月，刘存厚等率残部退出四川，败亡陕南，川局顿时乐观。
唐继尧占据川、滇、黔三省，势力雄厚。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画地为牢的军阀，他没有更大志向，就是想在西南称雄。朱德等则认为此时北伐时机已经成熟，2月9日，他和金汉鼎等在川滇军将领，联名致电唐继尧，要求挥兵北伐，歼灭北洋军。电报发出后，唐继尧根本不予理睬。朱德等人看到唐继尧的护法，就是为了给自己争夺地盘，称霸四川，于是，也就开始灰心丧气，不再尽心于军旅，各自回家陪老婆旧梦重温。在以后的两年里朱德把自己的父母又从仪陇县接到南溪，并在妻子的监督下彻底戒了大烟，开始尽心尽力的建设自己的小家庭。
朱德的妻子陈玉珍思想进步，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讨袁运动，二人结婚以后非常恩爱。这个时期，朱德作为少将旅长，他的薪饷很高，一个月大约有1000块大洋，因此他的生活优裕。他不仅偿还了仪陇县家中的所有债务，还为家人在马鞍场修建了一处宽敞的宅院。他曾把全家20多口人接到自己家住了一段时间，还把两个弟弟送进了随营学校，可惜在1919底，两个弟弟双双阵亡。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父母在南溪住了一段时间，要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父亲病逝，使他倍感哀痛。但是陈玉珍在这段时间内，给了他许多的安慰和欢乐，让他感觉到家就是一个温馨、幸福的港湾。

常昶昶

朱德夫妻二人都喜欢音乐，没有事儿的时候，陈玉珍弹琴，朱德吹箫或拉胡琴，他们荡漾在音乐的海洋里，情深意浓。二人还非常喜欢养花，他们亲手修整出一个既简单、又漂亮的小花园。爱读书的陈玉珍，还特意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他们在这里共同攀登知识的山峰。他们一起阅读了陈独秀的《吾人之最后觉悟》，看孙炳文给他们买来的《新青年》，让他们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朱德的家逐步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除了朱德、陈玉珍外，还有孙炳文和戴育龄等。他们在这两年里慢慢地认识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大家必须去寻找救中国的新道路。朱德曾写过一幅对联，反映了他当时心中的苦闷：
问沙场战骨，几人归是奇男，英雄两字空流血；
叹中国图版，诸君各怀异志，政客多门枉用心。
新道路在哪里呢？欧洲是新思想发展的中心，因此，朱德和孙炳文决定去欧洲考察。正当朱德准备出国之时，1920年5月，唐继尧不听众将领劝阻，又与川军开战。滇军在这次战争中惨败，朱德落荒而逃，逃进一个庙里才躲过川军的追捕。朱德安全回到昆明后，参加了众将领的聚会。会上，大家对唐继尧的不满达到了极点，于是，滇军第1军军长顾品珍决定带领大家反唐。朱德一面支持顾品珍反唐，一面安排孙炳文去北京，先期准备二人去欧洲事宜，待他将唐继尧推翻即到北京与他汇合。
顾品珍率众将领起事，唐继尧仓皇出逃到香港避难，顾品珍就任滇军总司令，控制了云南的军政大权。朱德见云南局势已经稳定，便向顾品珍提出辞职、出洋留学的请求，但被以“共同整治云南”为由挽留下来。顾品珍为了笼络朱德，先任命他为云南陆军宪兵司令，不久又让他兼任云南省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及复查锡务公司账项委员长，1922年1月，又调任他为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这些都是肥差，朱德不用揩油就获得了足够的好处，为他游历欧洲积攒了大笔的经费。
1922年3月，顾品珍决定北伐，说得好听是北伐，说得不好听就是想重返四川。他把军力大都抽调到了昆明，滇越、滇缅边境空虚。唐继尧会同英法收买云南边境的土匪武装，召集自己的旧部，作为他反攻昆明的力量。唐继尧在有了基本势力后，从香港秘密潜入云南边境，在蒙自发兵向昆明进攻。顾品珍闻讯，率部南下迎战，两军激战在宜良河两岸，他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叫鹅毛寨的地方。在顾品珍的手下都是护国、护法战争中的名将，如：朱德、金汉鼎、唐淮源、罗佩金、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他们作战勇敢，在反击唐继尧的进攻中，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优势。谁知道顾品珍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双方交战的紧要关头，唐继尧派出的一小股土匪奇袭他的司令部，他竟被当场给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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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顾品珍被打死，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率兵擅自退往广西。坚守昆明的朱德、金汉鼎、唐淮源、刘云峰等失去屏障，也只得率兵退出昆明向南撤退。他们的计划是通过楚雄去缅甸，在那里休整兵力，伺机反攻。南下的途中，他们与罗佩金即其40余人的卫队相遇，结伴同行。行至半路，忽闻驻守楚雄的司令华封歌改旗易帜，投靠了唐继尧。朱德认为继续南下的路已被切断，力主大家回头向北渡过金沙江，到四川投靠川军。罗佩金则认为华封歌是自己的部下，不至于把大家出卖给唐继尧，主张继续南下。分歧发生了，怎么办？只好各走各的、分道扬镳，朱德、金汉鼎和唐淮源率卫队折转向北而去。罗佩金继续南下到楚雄，华封歌果然把他卖给了唐继尧，可怜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朱德与金汉鼎、唐淮源分手，率卫队60余人，一路向北，过了金沙江，来到西康省。不想，朱德刚出虎掌又入了狼窝，他们遇到了土匪雷云飞。朱德为了避免伤亡，侥幸地比划了几个手势和说了几句话。没有想到，雷云飞的两眼一阵闪亮，也给朱德比划了几个手势。朱德明白了，雷云飞也是哥老会的弟兄。朱德在四川驻军多年，自然有很多的哥老会的朋友。雷云飞见是一条线上的朋友，就与与众人互通了名姓，一听竟是大名鼎鼎的四川人朱德，赶忙请朱德他们上山。
雷云飞带领朱德来到他的山寨，下令杀猪宰羊，大摆宴席，山上的几百名弟兄作陪。朱德见雷云飞性情耿直、光明磊落，是属于劫富济贫一类的梁山好汉，截他们的道也是因为他们是军官，金银细软不少。因此与雷云飞八拜结交，把所带的60余人和枪支留给他，还拿出一部分的银元资助雷云飞。朱德在山上盘桓了10天，养足了精神，就只带着几个贴身卫兵，回到了他在南溪的家。
朱德给自己的妻子讲述了自己劫后余生的经历，告诉她自己已经决定去欧洲。作为妻子，陈玉珍自然希望丈夫脱离军界，不再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冲锋陷阵，所以，她支持朱德去国外寻找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她给朱德准备好了行装，送他踏上北去的道路。但她哪里知道，他们夫妻二人的这一别，竟然是永别。她在家养儿育女、孝奉双亲，为朱德投身革命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说，陈玉珍是朱德真正的贵人。
朱德正准备去北京与孙炳文汇合，突然接到杨森邀请他去重庆一晤电报，反正去北京也要经过重庆，于是就和金汉鼎一起来到重庆。杨森是四川广安人，因广安与仪陇县同归顺庆府管辖，故与朱德也算是同乡。杨森1913年离开川军投奔滇军，曾任滇军第2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1920年他率部反水，又投靠了川军。现在，杨森接任刘湘的川军第2军军长职务，并兼任重庆警备司令。杨森很佩服朱德的指挥作战能力，他正准备同川军熊克武部开战，急需像朱德这样的名将。见到朱德，杨森一顿好款待，许以重金，给朱德一个中将师长的官干干。朱德再也不想为军阀卖命了，于是婉言谢绝，表示准备出国留学，去看看外国人是怎么打仗的、怎么革命的。杨森见朱德去意已决，就表示欢迎朱德留学回来到他这里就职，最低还让他当师长。朱德颇感盛情，从欧洲归来果然到杨森部任职，这是后话。单说朱德和金汉鼎告别杨森后，二人也在重庆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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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一个人先乘船来到南京，然后又乘火车从南京来到上海。为什么来上海？他计划到上海的法国医院，去治疗自己的失眠症，自从戒烟以后，他就为失眠症所折磨了，而失眠是很痛苦的，容易导致人们再吸鸦片。其次他也想看看沿海地区和上海的情形，因为他一直在大西南呆着，尽管在报纸上经常看到上海、南京、广州和北京，但他却没有去过，因此，他这一次是要把武汉、南京、上海、北京看个遍。
在上海，朱德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也看到了他从没有看到过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他看到外国军舰在黄浦江横冲直撞，外国军队在大街上耀武扬威，“红头阿三”在租界欺压中国人。“红头阿三”都是印度人，印度人打着英国人的牌子欺压中国人。朱德还看到在一些公园和公寓大门口，仍然挂着“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的民族自尊心被深深地刺伤了，他感觉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朱德认识到了作为军人真正的作战对象，他为自己在川滇的自相残杀而惭愧，他感到要救中国，不打倒外国列强是难以实现的。7月初，朱德由上海来到北京，一见到孙炳文，他就说：
“我终于亲眼看到了什么叫压迫，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挺身而出，救国救民出水火，把列强赶出中国。”
孙炳文说：“是啊，是个中国人，都应该把枪口对准外国人，可惜现在的军阀们只知道为自己的地盘而血战，有谁考虑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不过，我高兴地告诉你，我听说去年刚成立一个叫共产党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我们所崇拜的陈独秀先生创办的。”
朱德一听兴奋起来，急忙道：“真的吗？陈先生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建立一个劳工的政权，可正是我们所希望的，陈先生在哪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孙炳文一听笑道：“别急吗，我这里等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我来北京两年，可没少了解到关于共产党的事儿。我一个人不敢做主，才同你商量，既然你同意，那我们就去找陈独秀先生。陈先生在上海。”
“好，我们说走就走。”朱德拉起孙炳文就到了火车站。一路上，朱德听了孙炳文在北京的见闻，让孙炳文将所了解的关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关于俄国的情况全都告诉给了他，让朱德兴奋得像儿童过年一样，好像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已在自己的脚下。
朱德回到上海，正巧遇到了金汉鼎。金汉鼎是来上海拜访孙中山先生的，他要朱德和他一起去。孙中山是朱德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敬仰的革命领袖，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他也想去见一见这个民主革命的伟人。孙中山在自己的寓所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和朱德握手时，他说：“我听说过你的名字，你是蔡锷将军手下的护国名将。蔡锷将军英年早逝，你们可要继承他的遗志，做救国救民的功臣啊。”
还没有等到朱德回答，金汉鼎忙接口说：“我们就是想继承蔡锷将军的遗志，才来投奔先生的，我们愿唯先生的马首是瞻，效命沙场。”金汉鼎不是领袖人物，他是一名战将，他找孙中山就是想在他的手下有所发展，孙中山应该是中国最有希望成为领袖的人物。常言道：大丈夫当择主而事之。他也不在杨森的手下干，就是嫌杨森的天太小、太低。听到孙中山的话，他就急忙表了态。
孙中山直接了当：“那好，我想让滇军和桂军去讨伐陈炯明的叛军，重新夺回广州。你们可以去驻广西的滇军，联络你们的老朋友范石生他们。朱将军，我听说你和范石生还是盟兄弟，如果你去肯定马到成功。我可以给你们10万大洋作军费，让他们调集部队出征。”
金汉鼎当场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并表示立即去广西，让他们开赴广东。果然，后来范石生到了广东，长期驻扎在韶关。金汉鼎对朱德也办了一件好事儿，在朱德危机之时，正是范石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看朱德没有说话，孙中山转过头盯着他。

常昶昶

朱德此时思绪万千：他为年过半百的孙中山，仍保持昂扬的革命精神而感动，但又为他依旧的想靠军阀打军阀的策略感到遗憾。他感觉到孙中山已经走进了一个思维上的死胡同，实在难以再有更大的发展。假如孙先生能够高举反对列强的大旗，团结一切爱国军人共驱外夷，他也许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他。而现在孙中山的思维仍然是打内战，他怎么能够答应他？朱德现在已经认清，孙中山的思想老了，他的概念模式已经固定，跟着他没有任何的意义，自己应该去重新探索新路。决心下定，朱德抬起头来对孙中山缓缓地说道：
“对不起先生，对您的器重我深感荣幸，也表示遗憾。我和孙炳文已经决定出国考察，护照已办好，连船票都订过了。这次恐怕不能为先生效力了。”朱德婉拒。
孙中山听到朱德的话，怔了一下说：“也好，那我建议你去美国，那是一个新兴的国家。美国没有封建背景，那里的民主、自由和科学都值得我们学习。”
朱德看着孙中山，平静、而果断地说：“您的实践告诉我，美国的国情不适合中国。我和孙炳文决定去欧洲，想看一看俄国的十月革命。我觉得那里的情况更适合中国，还有，作为军人，我想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痕迹，了解一下世界最先进的战争形态、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也好为我国所借鉴。”
朱德的拒绝让孙中山彻底怔住了，也让他陷入了深思，经过一段的思考，他似乎意识到自己一心崇拜的美国的确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于是开始转轨，把目光定向了俄国的列宁。且说朱德拒绝了孙中山，这意味他不仅迈出了旧的民主革命和旧的军队的大门，而且自己还关死了退回去的路。这个时候的朱德就只能前进，哪怕是千难万险，也只有一往无前。
此后，朱德和金汉鼎、孙炳文三个人还拜访了胡汉民和汪精卫。胡汉民是个老右派；汪精卫则是一个男不男、女不女，毫无个性，没有一点男子气概的人。这是朱德在拜访他们以后得出的印象。国民党没有了希望，朱德对新的思想和革命道路充满了向往，因此，他和孙炳文兴冲冲的推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寓所的大门。
陈独秀，字仲甫，1880年生于安徽怀亭。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曾任安徽都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宣传“科学与人权并重”，向传统文化发起挑战。1916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和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发动了一场旨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白话文的先河，是“中国由近代史进入到现代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他和李大钊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热情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推动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朱德早对陈独秀敬仰有加，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他的态度比一碗凉开水还要谈。当朱德急不可耐地向陈独秀表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很冷静，冷静得就如淡漠，他说：
“你了解我们党吗？我们党是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不为自己谋福利，而且还要随时准备着为这一事业贡献自己的生命。”
“我不怕死，我就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朱德表白道。
陈独秀打断朱德的话：“我不怀疑你的牺牲精神。我说的是，像你这样在旧军队中担任过很高职务的人，是需要用很大的功夫来学习的它，需要你改造自己的思想，需要重新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新世界观。这一点恐怕你是很难做到的。”
朱德是一个军人，他的理解是陈独秀不欢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陈独秀看着这个直率的将军，淡然一笑说：“你不要着急吗。我说的是你需要学习，需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何况加入我们是需要经过申请的，并且需要接受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
朱德激动的心情稍微有些平静，他对陈独秀说：“我等着您对我的考验，如果说还要申请，那这次就算是申请吧。”

常昶昶

朱德有些失望地迈出了陈独秀的大门，他感到有些委屈，当他果断地关上身后的大门时，却发现自己身前的大门并没有为自己敞开。他心情沉重的迈步在上海外滩，望着流淌不息的黄浦江水，心潮澎湃：难道一个曾经立志救国的救军人，就没有新生之路了吗？他不愿等待，更不愿停顿，他是一名军人，他明白只有不断地攻击前进，才能扑捉到获得胜利的战机；他决心继续自己的欧洲之旅，甚至幻想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遇到共产党，实现自己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朱德是一个宽厚仁慈的人，当他冷静下来思考陈独秀的态度时，也理解了陈独秀的顾虑。我是一个军人，他怀疑我加入共产党的真正动机，他担心自己像孙中山那样被陈炯明叛卖；再说，我对共产党真的了解吗？需要长期的学习难道不对吗？想到此，朱德释然了，是啊。我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语言的表白，如果我到欧洲去学习工人运动，寻找共产党，不正可以表明我坚定的态度吗？不也就可以打消陈独秀对我的顾虑了吗？朱德想通了，于是在1922年9月初，和孙炳文愉快地登上了去法国的邮船“安吉尔斯号”，离开了上海，开始了长达4年的欧洲之旅。
对于生长在大山里的朱德来说，大海是陌生的。他熟悉连绵不断的大巴山，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深邃莫测的大凉山；对于水他也是熟悉的，他熟悉家乡的小溪水，奔腾的嘉陵江，一泻千里的长江和咆哮怒吼的黄河。但再雄伟壮观的高山和大河，如果同大海比起来就显得渺小的多了。他想到：如果席国珍先生给了他小溪，张澜先生给了他嘉陵江，蔡锷给了他长江，孙中山先生要送他黄河，那么共产党将是整个大海。大海是无法送的，只有自己去探索才行。朱德远望波涛万里的大海，思绪万千、感慨涟涟，让他的心胸更宽阔、眼界更高远、心情更开朗。
在此次的航行中，朱德结识了许多的新朋友，与他同行的除孙炳文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钧、史逸、史尚宽、夏秀峰、李毓九、李景泌等10多人。这些华夏的赤子在一起相互作着自我介绍，畅谈着个人出洋的打算和对未来的抱负。当大家得知朱德曾是蔡锷手下的一位将军，而且已经37岁，在同行者中最为年长时，有位朋友怀着敬重的心情问道：
“玉阶兄，您已过而立之年，放着将军不做，却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去异国他乡求学，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何必曰利。吾将为国而上下求索”。朱德学着对方的强调回答，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接着，只听他不紧不慢地说：“年龄大点，有啥子要紧？我听说过蔡和森的妈妈葛健豪是54岁时，举家赴法，勤工俭学；徐特立43岁、黄齐生40岁才出国留学的，他们哪一个不比我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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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船行使得很慢，每到一个口岸都要停留几天，以便补充淡水、燃料、食品和检修。朱德和这些同行的朋友便抓住这个难得机会，上岸去观察各地的风土和人情。在这一路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与他们对国外的相像截然相反。在南洋一带，他们看到了许多背井离乡去寻找生活出路的骨肉同胞，连一个栖身之地都没有，过着贫困交加的日子；而花园洋房里的庄园主、资本家却过着一种穷奢极欲的生活。在非洲，黑人的生活更加悲惨。朱德看到这一切后，才知道世界上的人民大多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幸福生活的也是财主和资本家。这一社会现实，加深了朱德对阶级的理解，使他更对马克思的理论深信不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朱德与他携带的书籍作伴。在船上，他不仅读了陈独秀的文章，还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将到法国时，在岸上他竟买到了一本周恩来写的《共产党与中国》，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法国之行将会结出硕果，说不定还会遇到周恩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航行，终于到了法国的马赛港，当天，朱德就和他的朋友们换乘火车去了巴黎。此时的巴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到处是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街头上乞丐成群。朱德和孙炳文一起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古迹，尽管凯旋门斑驳陆离，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但依然壮观，门上面的图案记录着法兰西光辉灿烂的历史；当他登上埃菲尔铁塔时，巴黎的全景尽收眼底，他对铁塔的浩大工程和精巧结构赞不绝口。
在巴黎期间，朱德和孙炳文住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里。这位商人年轻时就来到了法国谋生，他一直牵挂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一有空闲，他就要求朱德和孙炳文跟他讲祖国发生的事情；反过来，自己则把法国及巴黎的历史、街头的见闻讲给朱德他们听。一天，商人兴冲冲地对朱德说，他打听到自己的一个朋友认识周恩来，据说周是中国在欧洲的共产党负责人，他现在就带他们去见自己的朋友。朱德高兴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急忙和孙炳文跟这位商人来到他的朋友处。这个朋友告诉他们：周恩来刚刚在巴黎参加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大会，现在已经返回德国柏林。如果他们真的想找周恩来，他这里有周在德国柏林的详细地址，说着把地址抄给了朱德。
朱德真的是喜出望外，心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正应了“梦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和周恩来真是有缘，刚读到他的书，便听到了他的消息。中国的孔圣人给他关上了大门，欧洲的上帝却给他开了一扇窗。急不可耐的朱德，一刻也不愿多停留，买了火车票，就和孙炳文踏上了去德国柏林的火车。时间是1922年10月下旬。

常昶昶

筱欣奕奕 发表于 2014-12-13 09:43
常老师爬格子辛苦了，我会一直关注学习
问好！

谢谢您的关心。

常昶昶

紫雨 发表于 2014-12-13 19:07
很喜欢

谢谢您。

常昶昶

三十二
周恩来由周公旦转世人间。周公旦在参加过帝喾下凡的送别会后，便与其父文王、其兄武王话别，因文王有百子，也就是说周公旦有99个兄弟，今天这个摆宴、明天那个请吃饭，所以也就话别的时间长了点，等到帝喾已经下界5日，才准备好下界人间。
文王是易家第二圣，《易经》64卦就由他所著，故在周公旦下界前，他为周公旦卜了一卦。文王翻开卦面一看为益卦，大喜。因卦辞为他书写，自然熟悉，卦辞称：风雷为益，占得此卦，利于有所往，利于渡大川远行。益卦讲究减损君上而增益于民，民众就有无限的喜悦；减损君上以下于民，君主之道就会光大。益卦的性质为动而顺，其增益每天没有止境。上天旋转运行，大地生长万物，天地增益没有固定的法度，凡增益之道都是与四时一同运行的。上风下雷，风雷相互增益，君子应当善则迁从，有过就该改正。文王心中有数，不便向周公旦说破，只嘱他以动为顺，多涉大川，减损君上而增益于民。
周公旦谨记父王所教，辞别父兄，正待下凡，只见姜子牙赶来，忙接住道：“怎烦先生前来？”
姜子牙道：“我有话要对汝说。大鸿、帝喾已下人间，将来你们三个人将组成铁三角，帝喾是主，大鸿行伍、为军首，你主政、是文臣之首。三个人随不能同生，但会同死。是故，要同心协力，一生不离不弃。你生于贵胄之家，不似他们二人，历经波浪。你的起点远高于他们，你千万要注意两点：一是切忌高傲，二是对于二人要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切记！切记！”姜子牙嘱完，就和文王等一起送周公旦下界。
周公旦辞别大家，一跃而下天庭，向人间飘去。1898年3月5日，江苏淮安城内驸马巷周家大院，添了一名公子，在同辈中排行老二。因他出生时祖父做了一个梦，梦见天神降临，就为他取名恩来，意思是“恩惠到来”。小恩来不满1岁时，小叔周贻金病重，为给他冲喜，就过继给小叔为嗣子。哪知小叔还是死了，刚1岁的恩来，被守寡的嗣母陈氏带在身边，陈氏为他雇了个奶妈蒋江氏。
陈氏是大家闺秀，从小受到了极其严格的教育，知书达理，落落大方。在小恩来4岁时就开始教他识字，5岁就送到私塾读书。小恩来的祖父去世后，生父游手好闲，家庭逐步败落。生母买 中奖1万元，便于1906年在小恩来9岁时，和他的嗣母、奶妈一起回到了淮阴的娘家。小恩来的外祖父家里有大量的藏书，在淮阴的3年里，他在外祖父的书房里日夜苦读，逐步培养起了对唐诗的极大兴趣。哪知道，生母、嗣母命短，分别在1907、1908两年内去世。这两个母亲虽陪伴他的时间不长，但却给他留下来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东西：生母给了他如玉的面容和细挑的身材，让周恩来长成了一个美男子；嗣母则教给他谦虚有礼、温文尔雅，让他具有了很高的文化素养。

常昶昶

1910年，13岁的周恩来，投奔自己在奉天当差的伯父周贻赓。周贻赓没有子女，他非常喜爱周恩来，便把他当作自己的养子着力培养。他安排周恩来到沈阳最好的东关小学读书，这所小学靠近沈阳老城的东门，是外国传教士赞助创办的。同其他学校相比，这个学校不论在教学设施上，还是在师资力量上，学风上和思想上都更先进、更强、更开放。在此校的3年时间里，周恩来在书法和国文两门功课中均属全班第一，这得益于嗣母给他打下的扎实功底。在辛亥革命后，学校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周恩来的思想和视野都变得更加宽广。他的一篇名为《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的文章，被指定为全区的范文，他写道：
“我们是什么人？是将来拯救国家的人。我们现在什么地方？我们是站在一个能让我们具备拯救国民于水火之中能力的地方。我们读这么多书是为了什么？恩师教育我们，传于我们这么多知识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担起国家未来这个重担，所以，我们就必须更加努力，绝对不能愧对恩师的教诲。”
1913年2月，伯父从奉天调到天津，周恩来随伯父一起迁居天津，并于同年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同样学习成绩优秀，入学第二年，他与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建立了一个课外学习的新社团，取名为“敬业乐群会”创办了会刊，取名为《敬业》，共出了6期。周恩来在担任了主编的后几期刊物上，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抨击了孔孟思想，他在开始接受外国的进步思想。1914年，他在该刊上开始了他的诗作生涯，表现出他已有极高的文学造诣。比如：《春日偶成》
一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二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在进行这些脑力劳动时，周恩来没有忽视自己的身体，他常常一大早就起来跑步，下课后就做体育锻炼。他曾在跳高项目上得过第三名，是班篮球队的队长，还代表班上参加过排球的比赛。他连续赢得作文比赛的名次，其中包括在第三学年里参加全校比赛。这次比赛参加的各年级学生有800多人，周恩来在与高年级的同学们竞争中，获得了第一。
周恩来兴趣广泛，阅读涉猎面宽，他欣赏非常民主的天津《大公报》，经常看西方的民主思想作品，尤其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更是爱不释手。他从1915年第一期就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期刊的热心读者。他以及他的朋友们，不断地谈论着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他发表演说，反对“21条”，当袁世凯自封皇帝时，遭到了他的愤怒讽刺。周恩来是孙中山的崇拜者，和成千上万的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倍受孙中山民主共和革命的影响。

常昶昶

周恩来1917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得特别奖。在南开中学的4年，周恩来的思想和认识都有很大的飞跃，他认识到中国需要搞工业化，实现统一，唤醒民众沉睡已久的爱国之心和使社会生活现代化，甚至认识到了不经父母允诺的自由婚姻，立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发誓结下的那些结拜兄弟们，都去了日本留学，他也决定去日本。在启程前，他写下了几乎大家都知道的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1917年周恩来来到了日本，在东京高等预备学校注册。他在这所学校学习日语，准备报考日本的师范学院，因为他的打算是当一名教师。不幸的是，在他到达日本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正变得傲慢无礼。日本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古老、软弱、无能的国家，因此，视中国为一个合法的掠夺物。周恩来对日本军国主义行径，以及他们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残酷暴行非常愤怒。中国在日留学生，包括周恩来的一些同学，由于受到同样的挫折和苦楚，都卷起铺盖、整好行装，不待学业结束，便乘船离开日本返回国内。1919年春，周恩来得知他的母校南开中学决定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决定回国报考，于是也回到了祖国。周恩来在日本前后共呆了一年半。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回国后的周恩来立即到南开中学，以校友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群众性爱国运动。在天津的抗议运动领导人中，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叫邓颖超，年仅16岁，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个大型的茶话会上，周恩来在与同学的谈话中获知，自己中学的老校长张伯苓博士，荣升为新的南开大学的校长，于是在9月25日进入了南开大学学习。入学前，张伯苓先生为他找了一个秘书的工作，让他参与社会的实践，并让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当编辑。1919年7月21日，在一篇庆祝社论中，周恩来坚定的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进行社会改造、传播新思想，昂首阔步地前进，反对社会上流行的悲观情绪。
8月初，山东戒严司令、济南镇守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严，残酷镇压当地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天津，爱国群众个个义愤填膺，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为了让北洋政府严惩马良，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商定，决定去北京请愿。可是派去的15名学生代表，却被北洋政府逮捕了。随后，以周恩来为主编的《会报》开始呐喊助威，天津学生有两千多年人到北京包围总统府、国会和国务院，要求释放被捕代表。8月30日，被捕代表终于全部获释，学生们的斗争胜利了。这就给周恩来一个启示，凡斗争必须团结、必须有力量才行。
9月2日，周恩来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张若名、郭隆真等7人，一起坐火车回天津，在火车上他们决定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组织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经过十几天的准备，9月16日，他们开始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并创立了“觉悟社”。为体现男女平等，觉悟社最早发起的10人中，男女各5人，他们是：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李毅韬、谌志笃等。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觉悟社一成立，第一个活动就是请李大钊来觉悟社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