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洪：谁来证明这三十七年间的于坚？

苗洪

                 

             苗洪：谁来证明这三十七年间的于坚？

                  

  

      谨以此文敬献给37年来一直为繁荣中国诗歌及其诗歌理论创作的于坚先生！



                 

                                       目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题目： 苗洪：谁来证明这三十七年间的于坚？

  摘要…………………………………………………………

  关键词………………………………………………………

  绪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第三代写作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平民主义的欢乐颂………………

  2，关于口语诗歌思想的问题（王士强）………………………………

  3,于坚论诗歌回到语言本身……………………………………………

  4，于坚谈汉语处理现代诗歌更具优势及劣势问题……………………

  5，于坚谈汉字……………………………………………………………

  6， 关于《当代汉诗》与于坚口语诗歌理论的同一性基础…………

  7，关于口语诗歌与精准匹配结构的分析………………………………

  8，于坚谈隐喻 ……………………………………………………………

  9，关于口语化诗歌的想象力问题………………………………………

  10，于坚论口语诗………………………………………………………

  11， 口语诗歌是一种自觉写作的机制…………………………………

  12，于坚：古老记忆更需要继承发扬……………………………………
  13，于坚论诗歌与古典诗歌的关系………………………………………

  14,于坚：诗歌具有巫术的特征……………………………………………

  15，于坚谈诗歌创作的专业性及经验性…………………………………

  16，于坚雷平阳谈诗歌与国际环境…………………………………………

  17，关于帕男与于坚的乌鸦意相…………………………………………

  18，关于于坚诗歌与全能悖论的全景式讨论……………………………

  19，于坚最新诗歌观点：诗人表达自我无可厚非……………………

  20,于坚等三代侃昆明故事：“走过无数地方还是最爱昆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结束语（后记）……………………………………………………………

  参考文献……………………………………………………………………

  于坚…………………………………………………………………………

  作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要： 与此同时，在这么一个中西文化及其文学主张交汇的特殊时期，于坚作为一个具有民间意义的诗人，首先在对此表示忧虑的同时，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应对措施。于坚明确推出自己具有民族元素的文化标签，与来自西方的文化元素勇敢的并列，让中国人增加了针对这种具有某种文化侵略意味的西方文化介入的胆识及勇气。并且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中国文学时期，所出现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于坚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主要还是体现在如何客观对待与利用西方文学创作思想的努力方面，并且与以海子为首的中国悲观派危机派诗人进行了旗帜鲜明的交流及抵制。实际上这种现象也是一些文学创作批评家家针对于坚诗歌平民化判断及定义的基础，与其说，于坚的诗歌平民化是一种纯属诗歌内部的形式构建，不如说是他们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坚守与维护。



  中国的诗人需要一个崭新的文学形式来促进中西文化及其中西文学的接轨。实际上，于坚的诗歌旗帜之所以不倒，完全是因为他具有思想的诗歌创作是一个维护与维持中华民族内部文化环境的结果。于坚的画像这一情节，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内涵就是试图创造一个中国巨匠似的文学人物以拉近与缩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键词  第三代写作  口语诗歌  于坚   当代汉诗  汉字  汉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绪言



  自从于坚1986年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以来的37年间，我们一直就没有终止过关于于坚诗歌的分析研究。37年过去了，在今天中国，乃至世界的诗坛上至今仍持续着从未间断过的于坚研究工作。尽管这份关于于坚三十年之后的证明只是一份以回忆为主的报告，但是，实际上却包容于坚许多具有前瞻性的诗歌理论。先锋派的另一种解释或许就是因为其首先具有关于文学创作的导向意义及未来文学创作方向的预言式表述。



   关于中国诗人于坚的诗歌，评论界普遍认为他对中国诗歌的最大贡献是为诗歌作出了诗歌到语言为止的结论。但是，实际上对于中国诗歌及其诗歌语言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曾经有评论家将于坚的诗歌主张列入与哲学范畴有关的文学范畴。或许，我们更支持后一种解释与说法。可是，这些评论家作出这种与哲学有关定义的时候却并没有指出于坚在诗歌创作过程中使用的哲学思考体系是属于唯心主义方法论抑或是唯物主义区间的方法论。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将于坚的诗歌引入平民写作的概念。而实际上，于坚先生的诗歌从总体来看，基本还是属于魔幻式拉美文学的书写类型。





     于坚在这首诗歌当中，最主要的是设计了一个自己的画像被钉在墙壁的情节来反映刚刚结束文艺专制之后的中国文化现象，道德现象。尤其是在他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中国的普通群体对于梵高及其他的艺术成就还是处于非常陌生的阶段。梵高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巨匠，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符号出现在中国大地的时候，中国年轻的文学家们在首先接受他们来临的同时，还有临摹，继承并传承开拓的欲望。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实际上在借助中国文化的萧条衬托出知识分子及其文学先锋分子对中国文学落后的忧虑。于坚在这里揭示了一个西方文学西方文化在中国由被欣赏的初级形态上升为中国文化与文学领域进行比较的理性状况。但是，实际上在这种理性比较的背后也存在着一种非常不理性的状况。这种对西方文化及其对西方文学的态度其实是在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种是客观接受西方文化及其西方文学创作的介入，并理性的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则是采取的是对西方文化及其文学创作思想的全盘接受，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在中国文化及其文学思考方面出现的自由化倾向。





   与此同时，在这么一个中西文化及其文学主张交汇的特殊时期，于坚作为一个具有民间意义的诗人，首先在对此表示忧虑的同时，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应对措施。于坚明确推出自己具有民族元素的文化标签，与来自西方的文化元素勇敢的并列，让中国人增加了针对这种具有某种文化侵略意味的西方文化介入的胆识及勇气。并且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中国文学时期，所出现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于坚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主要还是体现在如何客观对待与利用西方文学创作思想的努力方面，并且与以海子为首的中国悲观派危机派诗人进行了旗帜鲜明的交流及抵制。实际上这种现象也是一些文学创作批评家家针对于坚诗歌平民化判断及定义的基础，与其说，于坚的诗歌平民化是一种纯属诗歌内部的形式构建，不如说是他们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坚守与维护。



  中国的诗人需要一个崭新的文学形式来促进中西文化及其中西文学的接轨。实际上，于坚的诗歌旗帜之所以不倒，完全是因为他具有思想的诗歌创作是一个维护与维持中华民族内部文化环境的结果。于坚的画像这一情节，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内涵就是试图创造一个中国巨匠似的文学人物以拉近与缩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今天，直到我们在对诗歌的认知中发现所有性容诗歌的描述都不足以表达诗歌的真正意义及真正价值时我们才发现，因为这世界一开始就需要诗歌的思想来引领道路或启迪众生。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真理会因为人类社会价值观的改变而重组而淘汰，时间只对真理的变迁有用，而对诗歌来说没有用。因为是诗歌才导致反映了社会的变革和前进的历程。一切都会化为灰尽，英雄也会化为乌有。



   但是诗歌不会，因为诗歌与信仰永存。诗歌与人类文明永存，与人性永存，与生命中那些生机无限的部分连同生命中那些化为灰尽的部分永存。诗歌引领着灵魂前进的方向，总是在人类需要拯救的时候挺身而出。曾经有许多诗人都把自己的诗歌定义为一种属于自我宗教的东西。这种关于诗歌的定义从诗歌诞生之起就已经根深蒂固的存在了。



   我们书写了诗歌几千年，我们论证了诗歌几千年，却从来没有去承认宗教及上帝与诗歌同在的事实。当人类从最初级的社会中发现庇护人类生存延续的过程中有一种信念支撑的时候其实就产生了诗歌。因为人类无法用繁琐或沉重的记事记录信仰的意义，所以只能把这种对信仰的记录体现在诗歌当中。因为诗歌对于有些无法用恰当文字描绘的动西隐藏或带过或替代。所以诗歌才由记事转换为形式内在的美与外在美的特征。由此我们的推论就是，诗歌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记录事件内部环境的一切而诞生，只是为了启迪的意义才诞生了诗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当文学在地球上诞生以后，诗歌就承担了那个关于人类活动信仰无法通过描述来完整描绘的功能。因此苗洪得出的结论是，诗歌的诞生只是为了承担某一启迪人类而诞生的那个使命而已。而实际上在许多语义学家那里就已经注意到这种书写与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



    西方语义学家曾经明确的指出，人类关于文本的书写只能进行到语言所能表达的那个区间而停止(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丛》说：“如果我们说不出来，就最好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对于“全能悖论”的论述对20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有很大影响，英国哲学家黛维·菲利普就是一例。尽管维特根斯坦晚年的著作似乎是和《逻辑哲学论丛》中的观点是矛盾的。但这些观点反而成了后人用于反驳“全能悖论”是语义学问题的指南)。因此，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这个只可意会区间的物质就是人类无法用目前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由此，我们可以将于坚的口语理论作一个比较实际提升：也就是说某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把于坚的口语理论理解为是于坚希望在诗歌中尽可能描绘或记录的东西更多更完整一些。但是几十年来，我们却从未将于坚的口语理论往这方面去拓展去延伸。而实际的情况也就是如此。



  因为于坚始终没有将自己的口语理论，向着希望通过口语化的诗歌去记录更多的那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方向发展。因此实际问题又出来了，语言到底进化到如何的程度才能满足口语化诗歌记录的目的及条件呢…于坚很明显只是把自己的口语理论提出来而没有进行可行性的解释。因此，于坚作为诗歌口语化的权威及创建者至今仍受到诗歌理论界的砰击。然而这中间值得幸运的是，中国的诗歌理论界并没有真正驳到于坚的口语理论。



因为他们在寻找与批判于坚口语理论的时候导入了一个极其错误的概念来试图摧毁于坚的口语保垒。这个错误就是给于坚的口语化诗歌树立了一个毫不相干并且在逻辑上也毫无关联的智性写作及所谓的知识写作。而实际上，他们完全忽视的一个区间是，在表达智慧方面，语言比知识写作能更加系统与完整的完成那个关于诗歌的事件极其诗歌的表述。因此，我们在关于于坚诗歌及其诗歌理论的分析研究过程中所执行的方针其实也只是一个片面形而上学的方针。





  从逻辑概念而言，当一个命题无发被驳倒时，是否他就一定是正确的呢？所以中国的智性写作的支持者们就此进入的一个怪圈就是，他们只是从希望驳到于坚的目的出发，而假如能够驳到于坚的口语化理论，那就是等于承认于坚的理论是错误的。如果无法驳倒于坚的口语化就证明于坚的口语化写作是正确的。所以当中外的诗歌理论家试图以驳倒即为证明错误的关系来进行对于坚的口语理论进行批驳或试图证明于坚是错的过程中其实是使自己陷于了一个无论是在逻辑及寻找驳示对立面都发生错误的绝境。





    因此，事情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因为对于坚的口语理论我们既不能定义是绝对正确的理论或是绝对错误的理论。从逻辑来讲，于坚的口语理论构建的基础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而这个客观存在就是语义学家所指出的：书写只能是语言进化的反映。如果没有语言的存在而只有文字的存在，可能就不会有诗歌的存在，但是从客观上来说，在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情况下，诗歌可以存在。苗洪曾经说过，口口相传下来的诗歌比形成文字的诗歌更具有生命力。



  从于坚1986年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37年的时间。在2004年，于坚推出了他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一部作品集——《于坚集》。这部五卷本的集子囊括了他从1975年至今绝大多数的诗歌、散文、长诗、评论和诗剧等等，是对于坚迄今写作成就的一个全面总结和展示。《于坚集》的出版在诗歌界和文学圈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成为许多诗人在推荐读物时必提的一套书。伊沙这样评价五卷本《于坚集》：“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于坚在他50岁这一年，献出了以其前半生的生命所形成的五块化石。”或许我们可以把《于坚集》的出版看成是于坚诗歌创作实践的一种自我总结。但是，作为读者及诗歌评论的我们也应该给于坚的诗歌成就做一个总结。既是为于坚本人，也是为中国诗歌。



  30年来，关于于坚，朱大可去论证过，谢有顺去论证过，西川去论证过，欧阳江河去论证过，所有所有的诗人，文学评论家都在过去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去证明，研究过于坚。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证明着。我们今天对于坚的研究实际是关于对于中国诗歌将近百年新诗发展过程及其发展历史的重要研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第三代写作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平民主义的欢乐颂



  这是我们在评论及分析研究于坚诗歌及其诗歌理论工作的30年后第一次提出第三代写作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平民主义欢乐颂的概念。正档案是记录一个人的主要经历、政治面貌、品德作风等个人情况的文件材料,起着凭证、依据和参考的作用,在个人转正定级、职称申报、办理养老保险以及开具考研等相关证明时,都需要使用档案。可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平民来说，档案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此，从这点来说，当时有评论家指出，于坚的诗《零档案》，描述了一种等于零的生命体验，这种不露痕迹的诗批判，不露的是主观世界，可是客观世界之物，在滔滔不决地说。在2011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评委会为于坚的中国诗歌感到激动不已。



  当它被这样分行排列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被读作诗。当然会有人反对,就像有人反对《0档案》是诗一样。我们容易想起美国诗人威廉斯那首著名的《便条》:



《便条》——威廉斯（美）


　　我吃了
　　放在
　　冰箱里的
　　梅子
　　它们
　　大概是你
　　留着
　　早餐吃的
　　请原谅
　　它们太可口了
　　那么甜
　　又那么凉


  1985年春，酝酿了一年的《他们》出版。在诗坛引起巨大反响。《他们》的创刊成为第三代诗人崛起的重要标志。其领军人物于坚、韩东也成为“第三代”的代表性诗人。1986年，《诗刊》发表于坚组诗《尚义街六号》，该诗对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口语写作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于坚的名字从一开始便与1985年兴起的先锋运动紧密相连，1998年发表的《飞行》与1994年发表的《0档案》至今被人认为是中国当代诗歌探索的最前沿作品。
  

  后来，于坚获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启明星奖，中国文学界再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位土生土长的云南诗人。于坚是当代诗坛标志性人物之一，一直走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前沿，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诗风。
  

  他努力构建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倡导“口语化”写作，提出“拒绝隐喻”的命题，在诗坛引起争议，这使他成为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著名长诗《Ｏ档案》被人们称为一部具有革命性的文本，当代汉语诗的一座“里程碑”，他博大而独特的散文创作，使他成为“新散文”、“大地散文”代表作家，诗歌理论作品也颇为引人注目。有评论家认为，于坚带给中国文坛的不仅是文学作品，他探索创新的价值，远远超出诗歌之外，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时任中国《诗刊》杂志副主编、著名女诗人李小雨认为：“于坚的出现是个奇迹!因为他不是出现在北京，而是在中国最偏远的昆明。”
  

   在现代汉语言诗歌写作中，于坚是一个勇敢的探索者。文革结束后，在于坚看来，不少诗人的骨子里仍未从文革的影响中走出来，他们虚化日常生活，回避漠视现实，心存“救世”的情节，追求空想的崇高和“英雄”的梦想，诗充满着标语口号、概念化和虚伪的抒情。


   新诗界国际诗歌评委认为，他的创作俯身探索诗歌原发的、自在的、难以释疑的魅力根源。他的诗自由地穿行于生活场景和白日梦、精密的刻画和陡峭的反讽之间，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上，改变了我们看待诗歌中词与物关系的眼光。从这些来自国内外的评论中，我们似乎是可以看出一些关于于坚诗歌分析研究的失误。而这一点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没有指出口语诗歌其实是一个关于平民主义欢乐颂的诗歌属性。



   因而，于坚以一种批判的精神，反“英雄主义”和反“崇高”，主张平民意识，客观抒写日常生活状态和内心感受，提出“口语化”写作，让诗歌回归日常生活，关注现场生活和普通人也是于坚自己对口语化写作的总结。他说，口语化写作就像与自己的父亲、母亲、与自己的工人兄弟说话一样，这种诗歌语言是朴素、直接的。他还提出“拒绝隐喻”的命题，拒绝升华。强调写作要忠于自己的原初感受和生命体验，看诗是否跟读者的生活经验、感情有关，是否打动了读者。因此，在30年后我们重新回顾于坚诗歌的时候，与其说我们将于坚诗歌定义为探索，先锋的产物，不如定义为是关于平民的宗教更加贴切一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关于于坚诗歌口语论的再分析。当然，这些来自各种不同类型评论家那里的结论或许自有他们的道理。因为这些评论的来源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是文学批评家自由发挥的结果。我们无法从关于于坚先生诗歌分析研究的那些资料或评论中寻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于坚诗歌在中国诗歌阵地中的重要性。实际上，关于于坚口语化方针的定义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结论。因为当语言的内容被通过书写的行为表达之后，实际上语言，语音，语义学的结构属性就发生了改变。文字的功能仅仅是记录了语言及语义所能表达或通过文字能够完整表达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运行顺序包括秩序是，文字能够完全满足语言记录的要求或条件而对于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则是无能为力。





   在某种程度上，以学术来论,当然是言说重要,因为言说包含了写作,写作只是言说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语言进化的结果决定着文字书写的范围。关于于坚诗歌口语化方针的注解，仅仅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分析的结果，实际上于坚的“诗到语言为止”，并不是说支持诗歌的口语化形态。只是为如何协调语言与书写的关系而提出的一个诗歌概念或命题而已。“诗到语言为止”的实际内涵其实就是说，诗歌的书写必须能够在包容语言内在环境的情形之下，才能完成人类语言中那个诗歌内容简介记录的书写任务。当人类社会的语言被终结之时日，也就是诗歌的灭亡之时日。实际上，于坚所展示的理论基础是在关于语言中心主义与书写中心主义之间引发的议论过程，并不是坚持认为诗歌必须口语化的结果。如果被文字记录后那个语言内部环境不能维持原来的意思表达，那么很明显我们现在看见的诗歌文本其实就是书写的产物而不语言的产物。相反，于坚老师在这里思考的不仅不是坚持诗歌口语化的问题，而是更加侧重考虑的是如何在诗歌的书写过程中达到驱除口语化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叙事环境都是文字力量介入的结果而不是语言介入的结果。



  与此同时，根据语言与书写的心理学的关系来看，有关现代写作教材及理论研究，通常采取默认主体直接运用自然语言思考过程中的传统方针而进行写作的规律，按心理语言学理论，写作内孕所用的内部语言应属于"心理语言"，而非"自然语言";写作心理语言的能力决定于更基本的认知能力;其基本功能为:认知把握、预见推衍、意识表征;其基本特点具有片段性、跳跃性、内核性、混含性等；其生发运行围绕主体之"意"，按一定的规律进行。
　　

  现在一般的教科书，往往默认主体是直接运用自然语言思考、写作，很少提及"心理语言";当代写作学理论研究，也鲜有关于"心理语言"对主体之意凝结情形及规律的描述，有的干脆提出"写作思维就是写作操作"。
　　

  依据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等原理，写作的内孕思维，实际上存在着内部语言的生成和运行环节。写作内孕所用的内部语言属于"心理语言"，而非"自然语言"。引进心理语言学理论审视写作学研究，有利于探究写作成果的内核生成、胚胎孕育及外化机理，有利于写作学研究的科学和深入。
　　　　

   关于写作心理语言心理语言学认为，"相对人类的自然语言，人类还存在心理语言"，"心理语言独立于我们所说的任何一种语言"。(p600)"语言发展有三个阶段:外部语言、自我中心语言和内部语言。内部语言即思考问题时的言语活动，内部语言在思想与扩展性语言之间起着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的作用"。
　　

  此所谓"内部语言"，意思是指思维语言，属心理语言的一类。依此来看，主体在写作酝酿、构思环节，主要依赖的是心理语言，是"内孕"之意的主要载体;在写作外化环节，主要运用书面语言(属自然语言的一类别)，并非如都是运用自然语言。"心理语言"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语言"，目前学界尚无一致的看法。著名心理语言学家Fodur认为，"心理语言"是一种像自然语言那样的丰富的语码，是我们认知能力所预设的。这种语码不但可以表示客观世界的实际状态，而且可以表示可能世界。
　

  　"写"得如何首先决定于主体的"思/感"，即"意"的生成。而这种"生成"，首先在于主体对外部事物刺激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实在。这种心理反应初始状态，通常以一些只言片语般的词汇、短句出现，它们之间看似独立、凌乱，实则往往有内在关联。作为主体"思/感"内容的承载，这类心理语言，通常成为"意"凝聚成型、外化表达之前提和内核。实践中，人们的写作，从心头一动、灵光闪现，即有所思、有所感，进而到酝酿构思、表达成文，整个"内孕"过程，多在用心"想"-将发现、感觉到的"核心"意思、意念、感受，根据主体的生活情景积累及认知域文学。







3，关于口语诗歌思想的问题（王士强）



    30年来，中国诗歌评论家及其文学评论家对于于坚诗歌的评论及分析研究的结论也是方方面面，有褒有贬。甚至有人列出于坚诗歌的十宗罪，还有人说于坚诗歌的出现是扰乱了中国诗歌的秩序。——甚至有人说，于坚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诗人。
　　

  而关于诗歌中口语写作的意义，有论者指出：“诗歌口语化的实验,使得诗歌的精神表达与人的生命形态之间的距离缩小了,这不仅仅是对贵族化语言文化的偏离,而且也表明诗人对生命旨意的透彻领悟。”我们在此基础上的认为是，这些正是口语诗歌思想的展示与证明。



   从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新时期诗人语言意识的自觉大概在“第三代”诗歌时期已经比较明显，如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非非”诗人提出的反文化、反价值、语言变构等，均体现着明显的语言追求。这其中，关于诗歌“口语化”的问题逐渐浮现，书面语与口语、知识分子语言与民间语言之间的龃龉逐渐演变成公开的矛盾和论争，导致了90年代末诗坛的“分裂”。但是，关于这种分裂是对于诗歌“口语化”的继续支持，巩固与维护至今还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



  针对1990年代的诗歌状况，批评家谢有顺也指出，“知识化、玄学化的倾向，是当下诗歌处境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要使诗歌重获活力，就要把诗歌从知识话语的霸权中解放出来，回到坚实的大地，回到具体的生活及具体的精神情境中”。在谈到口语诗歌的问题时，陈旭光指出：“进入诗歌的‘口语’,尽管表面上看来轻松随意,顺手拈来,跳跃性也大,但却都不是孤立的,其中的每一句‘口语’,都隐含潜藏了一种向主题意蕴归趋的指向,都受到大大小小的‘语境’、诗歌的整体氛围和整体主题意蕴的制约,而这整首诗,正是一个最大的、终极的语境。读者的阅读,也正是在完成一个个小语境中字、词的理解之后,逐渐向最大的语境归趋,并最后完成对诗歌整体的理解和把握。整体性原理和意向性归趋,正构成了进入诗歌中的‘口语’与‘日常口语’的区别。”



  因此，我们在探究这一问题属性的时候，引用了王士强先生的一些重要观点。王士强先生的文章主要是针对于坚口语诗歌的思想方面提出了具有先导性指导性的归纳及讨论。



    王士强先生的文章指出：诗歌口语化的追求在早期的《他们》诗群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后来90年代的“民间写作”群体亦多采用口语写作，到新世纪的网络诗歌群体中更是“一枝独秀”、得到了发扬光大。在80年代，诗人于坚如此论述“诗歌”与“语言”、“语感”：“这些诗使诗再次回到语言本身。它不是某种意义的载体。它是一种流动的语感。使读者可以象体验生命一样体验它的存在，这些诗歌是整体的，组合的，生命式的统一成流动的语感。它不可分割，也无法破译，如果你除了它本身，仍然感受不到什么的话。”而在十年以后，他在一篇充满战斗和檄文感觉的文章中为“口语写作”呐喊。他指出，“（普通话）向着一种广场式的、升华的更适于形而上思维、规范思想而不是丰富它的表现力的方向发展,使汉语成为更利于集中、鼓舞、号召大众,塑造新人和时代英雄,升华事物的‘社会方言’。”“普通话把汉语的某一部分变硬了,而汉语的柔软的一面却通过口语得以保持。”“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结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时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



  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份。”文章在一系列如书面语/口语、普通话/方言、硬/软、中心/边缘、官方/民间、贵族/世俗、北京/外省等的二元对立中展开论述，强调了口语写作之于诗歌写作的意义，其中具体观点的论述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在指出口语为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口语写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方面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话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于坚论诗歌回到语言本身



     于坚在关于语言与诗歌关系的定位中曾经明确指出：那些诗歌看起来似乎是：自虐的、反讽的、黑色幽默式的、陌生化的。这种结果与其说是诗人们故意为之，是一种写诗原则，不如说它是个人生命的自觉和传统人格面具、审美习性相冲突的结果。中国传统诗歌的审美风尚强大到这种强度，以至只要诗人照相式地描述一下内心生活的真相，就使诗人被人们视为最具有先锋意识的现代派。

  

   在这些诗歌中，我看到一种冷静、客观、心平气和、局外人式的创作态度。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他是读者的朋友，他充分信任读者的人生经验、判断力、审美力。他不指令，他只是表现自己生命最真实的体验。这些诗歌表面上看来是冷漠的、非抒情的、毫无意义的，然而它在那些好的读者看来，却是有生命的、有意味的，它的客观性使读者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呈现一种多义的审美效果。



   这些诗使诗再次回到语言本身。它不是某种意义的载体。它是一种流动的语感，使读者可以像体验生命一样体验它的存在。这些诗歌是整体的、组合的、生命式的、一直流动的语感。它不可分割，也无法破译，如果你在它本身之外，仍然感受不到什么的话。在传统诗歌中，一些句子是另一些句子的仆役，人们因而得以编《名句选》一类的东西。这些诗以一种同时代人最熟悉、最亲切的语言和读者交谈，大巧若拙，平淡无奇而韵味深远。它的韵律是自由平实的、交心似的，它和诗人内心的节奏息息相通。



    但是，于坚的解释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认为这些回到语言本身的诗歌，更具有某种意义的觉悟性或忏悔性，增加了道德风尚及其道德审判领域的思考：诗人们或忧国忧民，或风流倜傥，煌煌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何曾有过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又何曾有过一部惠特曼式的自己之歌？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生命的压抑、束缚，使中国人的生命变得如此虚伪，如此之丑，以至当诗人们终于敢于正视自己内心真相时，他不得不写着“丑的”、“非诗”的诗。当代诗人这样拒绝再与那些少得可怜的所谓高尚的人格面具认同，拒绝凭借那些在传统观念上所谓“美好的东西”来掩饰个人生存状态的真相的自觉，使他们在新诗兴起七十年后，终于开始从本质上与传统决裂。如果中国已持续十年的改革，最初几年还只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显示巨大影响的话，那么诗歌中这种个人内心生活向世界的开放，恰恰预示出我们时代开放求实的伟大改革，已经进入到更深的层次。个人生命的自觉，是西方文学早已丧失的大陆，而中国，千年来这块大陆是封闭的。而今天，中国诗歌对这片大陆的探险已经开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于坚谈汉语处理现代诗歌更具优势及劣势问题

  

    当网络诗人的诗歌创作行为已经成为风尚并作为一种特定的写作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时，我们既为现代科技为书写本身所带来的便捷而感到欣悦，又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崭新的模式及空间而奔走相告。但是，网络的便捷及其某种词汇的变形却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忧虑。因此，作为中国诗歌的标志诗人，从维护文字及汉字的纯洁性出发，也曾经多层次多视角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或见解。



  于坚在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汉字书写和传承高峰论坛”上指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键盘上的“敲字如飞”代替了一笔一画的汉字书写。今天，“提笔忘字”已成为许多人的新烦恼——被称为“数码时代失写症”。与此同时，在“网络语”中，错别字的使用成了流行时尚，汉字在不断被解构，规范化的问题日渐凸显。人们看到，有的孩子一秒钟可以输入4个汉字，但是让他手写便犹豫不决。于是，更有人忧心忡忡：我们正面临着汉字危机！那么，在信息化时代，汉字书写能力“退化”是否不可避免？如何看待“网络用字”？如何“传承”汉字等问题……日前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汉字本身的生存问题。



   而怎么看提笔忘字当电脑和手机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阅读和书写工具，当电子阅读日益取代对纸质图书的阅读，如何看待当下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教授说，“这个变化就是浅阅读、快餐文化的兴起，敲击键盘日益代替了笔头书写，其结果就是提笔忘字，汉字的书写离我们越来越远——人们有理由担心这种趋势如果不加以纠正将会愈演愈烈，说不定哪一天中国人不会写中国字也许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令人痛心的事实。” 而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则认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看到，在信息化时代，可能我们以后认得的字会多一些，会写的字却越来越少，这个情况在日本也出现了；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提笔忘字就否认信息化，甚至拒绝信息化。



   李宇明说，实际上很多人提笔忘字是个正常现象，不要让整个社会都在以为 “我怎么都成了文盲了”，事实上，像“荦荦大端”、“癞蛤蟆”、“未雨绸缪”这些字词，没有计算机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提笔忘字。郭沫若当年到太原题词时也提笔忘字，回去查了查字典才又题了词。成年人提笔忘字是正常现象，到了老年，提笔忘字更是正常现象。汉语言文学博士后郦波列举“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次汉字危机，认为那些危机都是技术层面的，不是根本问题，因为从语言学角度来讲，影响语言文化发展的关键是民族生存状态。他说，“现在的键盘录入和语音录入使大家提笔忘字，其实是母语情感的淡化。” 对提笔忘字这一现象，专家各说各话。或许，提笔忘字的后果短时间还体现不出来，但几十年甚至一两百年后又会怎样？ 寻找汉字传承的关键 “很多人说汉字有危机了，我觉得并不是汉字危机，而是汉字的书写能力下降了，正确规范使用汉字的能力下降了。”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姚喜双表示，如果一定说出现了汉字危机，则有危就有机，既是危机也是机遇。 “我们都抄书就能增强汉字的书写吗？我们可以这样做吗？时代永远是要进步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组组长王宁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使用电脑并不是带来汉字书写不好的根本原因。那么，在汉字书写危机中如何寻找汉字传承的关键？如何找到使汉字、传统文化和现代技术更有效融合的传承方式？ “为什么我国那些‘两弹一星’的专家，搞了一辈子科技，可他们都能写一手很漂亮的字，却没有提笔忘字呢？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社会要有文化诉求，要有文化素养，大家要热爱自己的文化……我们不要一味赖电脑，汉字写不好赖电脑，难道把电脑取消吗？一个国家的文化修养、文化诉求走到全民层面上才是汉字传承的关键。”王宁如是说。





  在论坛的现场互动中，有人提问：囧字，古汉语中是明亮的意思，而这个意思今人已经不用了；在网络上，由于囧字长得像人脸尴尬的样子，像两个眉毛耷拉下来，所以网友就给它赋予了新的意义，这难道不是一种传承吗！安徽大学教授黄德宽认为，类似囧字这个现象古已有之，百姓看图说字叫俗解，在民间老百姓喜欢这么说，在网络语言中它也可以这么去流行，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因为短时流行之后它就会消亡。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当某些词退出日常使用领域，就变得不为大家所熟知。因此，一些词退出了，而记录它的字不再使用了，是正常的，汉字有一种自我淘汰更新的功能。



   王宁教授则解释说，汉字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字，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它是一个系统，一个字用错，系统就会错一片。一个地名错一个字，可能错上十万八千里。所以，在信息时代书写、传播汉字一定要规范。而且，汉字有一个自组织现象，就是你用乱了它便会被淘汰。任何一个古代的东西传承到现代一定要有现代的方式，一定要在传承的过程中适应，我们是认识古代但不是复古。只有在规范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提到汉字的传承。 “中华文明有着良好的健康的基因。无论键盘也好，其他也好，无论汉字书写方式怎么变，也不能改变汉字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载体”——此次高峰论坛上，与会学者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保持我们的文化、保持汉字的规范性使用，是汉字书写和传承的基本途径，也是当代文化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于坚谈汉字



  　　

   于坚认为，汉字发展的初衷即是为了给出神性，不是去追问什么是神性，虚构神性、解释神性的意义。用一个神字旁(示)，诸神在矣。汉字到今天有神字旁的字还有100多个，那就是100多位活着的被日夜供奉在汉语中的神灵。他指出，中华民族土地上所出现的汉字崇拜现象其实就是关于汉字神性的崇拜。



  于坚在谈论汉字的属性时指出：汉字是一，不是二，不是能指所指。“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说文》)“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淮南子·诠言》)“抱一为天下式。”(《老子》)这讲的是道，也是字。字是一，道在其中。汉字，是工具性和诗性的一，天人合一也可以用于汉字。天是诗性，人是工具性。汉字不是指向意义、本质、概念，意义就在汉字中，汉字不是向事物获取本质、概念的声音桥梁。中国没有宗教，说到底，汉字已经具有宗教性的作用，汉字本身就是神性的、伦理性的，道已经在字中，汉字的意义空间，只在于场的创造。汉字不是作为探究对象的工具、抵达别处的桥梁而创造的。汉字是在场者，是家，是居住地。
　　

  “结绳记事”，事是什么？《说文》：事，职也。职，记微也。段玉裁说，“凡言职者，谓其善听也。故从耳。”记什么，听什么呢？微。什么是微？微，隐行也。微就是被藏匿、隐蔽着的。微，显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事物。被隐藏着的，被遮蔽着的，需要记下来的，那就是诗意，就是“道”，文以载道。
　　

  创造汉文字的人不是商人、不是科学家，而是一位神。“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生而能书。及受河图录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黄氏逸书考》)仓颉是一位神灵。陕西省白水县的仓颉庙，流传着几百年的谷雨祭祀仓颉的活动，每年谷雨时节都要举办七至十天的庙会。白水县洛河以北的百十个村子，成立有专门的庙会组织，称为十大社。一年一度的庙会由十大社轮流主办。资料说，“谷雨那天，庙会正式开始。天放亮后，执事队进庙。十六支古老的三眼枪在先，鸣枪开道；十面龙凤旗和十二面五彩旗紧随；八面开道锣和一副‘回避’‘肃静’牌相跟；接着是成双成对的龙头、金瓜、斧钺、偏戟、云牌、大刀、长矛等各式法器；继而是一把高擎的万民伞；伞后是金顶红罩的仓圣神楼，下有二十四根护庙棍排列两行；五张楠木桌抬上香器、祭器、香表纸炮和各式供品；十大社社长随后，两班乐户吹吹打打，三眼枪、万字头鞭炮压后。万名观众围观。气势十分庄严、肃穆。”
　　



   汉字的产生就像圣经的诞生，乃是神迹。与西方不同，西方是文字说出圣经。汉字本身就是圣经。汉字不是文明的工具，不是科学、知识，而是存在，汉字就是文明本身。海德格尔说，“如若人通过其语言栖居在存在之要求与召唤之中，那么我们欧洲人也许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家中”。在汉语，文就是明。汉语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神性语言的诗意、象征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关系性、临界性。汉字的意义总是在词与词的上下文关系中变化，就像太极图的阴阳关系。汉语的本性是易，但万变不离其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关于《当代汉诗》与于坚口语诗歌理论的同一性基础



   当《当代汉诗》在向世界跨境，以多语种推出中国的汉语诗歌时，其实这个汉诗的定义特别耐人寻味。他到底是指汉字意义的中国诗歌抑或是指汉语意义的诗歌成为一个不确定却是具有无限想象空间的方针。当我们的论文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是斗否可以做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即当代汉诗邀请于坚作文学顾问的时候是否所考虑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呢？我个人感觉这个推测是应该是成立的。因为对于世界而言，西方人更注重那个与汉语发生联系的中国诗歌而不是那个于汉字发生紧密联系的中国诗歌。而实际上我们很多人没有注已的应该是成立的。因为对于世界而言，西方人更注重那个与汉语发生联系的中国诗歌而不是那个于汉字发生紧密联系的中国诗歌。而实际上我们很多人没有注已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关于诗歌价值的体现层面上，外国人更喜欢通过在咖啡馆朗颂诗歌或在特定的公众场合朗诵的形式来体现诗歌的立体元素。



   汉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汉语诗歌，这个概念主要是在汉语世界之外使用。根据资料显示，汉诗原是一个较模糊的提法，最早由1980年代中期一批民刊诗人提出，所指的实际上就是现代汉语诗歌。这一提法出现在文化寻根背景之下，多少表现出一种汉语言文化的自觉。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因为使用汉字作为书写文字，也深受汉语诗歌的影响。随着佛教，禅宗在这些国家的流传，汉诗成了禅宗文学的最重要的形式。





  而另一方面，在关于语音中心主义与书写中心主义的碰撞中，我们也很明显可以看出西方文学在语言与书写之间寻找折衷的痕迹。而实际上在我国古代，著是下等文人的行为而在高等文人那是里不屑于著的。这说明，述在文化及文明的记忆与传承方面在古代人那里看得明显要比著而重要。但是，古人在这里却又赋于著是思想行为的开始。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误导：既然在某种程度而言，著是思想的开始与体现，那么语言开始的时候是否也具有思想的体现呢？



   所以当我们的论文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就很明显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外诗歌理论界所展示的对于坚口语化的批评及其口语化写作是颠覆诗歌中思想存在的批评基础原来是建立在古人著与思想发生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的论文到这里还不能得出谁是谁非结论的关键问题是，语言到底有没有思想？如果证明语言并不排斥思想的存在，那么于坚的口语理论就是正确的。至少是在具有思想存在的情况下回击了口语诗歌无思想的错误推导。



  而另一方面，关于于坚口语化与智性写作的分歧。实际上这种对峙的状况仅仅是一种观念的对峙及其假想的分歧。在我们的论文当中，我们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回顾于坚的诗歌实践历史。许多看似于主题无关的内容其实是我们展开论文论证过程的基础所在。如果我们不知道诗歌的叙事机制是什么就无法说明语言与书写之间的关系。



  于坚曾经说过——“诗发生于语言之中，语言保护着诗的源始本质（海德格尔）”。在汉语中，神性是天然的存在，汉语是我们最后的故乡，今天的写作应当意识到汉语是一种最后的拯救力量。

《苗洪：谁来证明这三十年间的于坚？》是一篇关于对于坚口语理论作出全新分析的一篇重要论文。是苗洪为多语种诗歌刊物《当代汉诗》量身定做的文献性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关于口语诗歌与精准匹配结构的分析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关于精准匹配概念的含义。



   在我们的某些文档资料中，我们可以设置关键字的匹配类型，设置完成之后，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会触发广告展示的关键词都有哪些。一般情况下，匹配程度分四个等级：部分匹配，词组匹配，精确匹配，否定匹配。这是按照匹配程度由宽泛到具体的程度为顺序所排列的。

     

  一般说来，所设置的关键字匹配选项越宽泛，关键字所能获得的流量就越多；关键字匹配选项越具体，关键字与用户的搜索相关性就越大，并且，不同程度的匹配类型的工作方式各不相同，同时他们所能够触发的广告的展现方式也是不尽相同的。合理地设置关键词匹配程度，能够便于我们控制关键词需要与用户的搜索词匹配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触发我们的广告会展示。这对于提高sem搜索引擎营销的投资回报率是具有很大的帮助的。

     

  精确匹配又叫做完全匹配。如果想要将某一关键词设置为精确关键词，需要用中括号[]将该关键词括起来，例如：[SEM方法学习]。使用之后，广告能够只是在用户在搜索引擎中仅输入该指定关键词时出现。当然，搜索引擎会自动真的紧密变体形式展示广告，也就是在用户搜索该具体关键字的紧密变体形式时展现广告，而不需要我们自己再额外加入关键字的多种变体形式。紧密变体形式都有：错误拼写，缩写，以及重读等多种形式。而且，假如，用户的搜索词顺序不符，或者含有其他额外词字，是不会触发我们的广告的。也就是说，如果用户搜索的是“sem访法学习”，是有可能看到我们的广告的；但如果，搜索的是“SEM方法学习方式”时，则不会看到我们的广告。

     

  而精确匹配的缺点是，虽然它的精确度较高，但是，也可能会导致错失很多的流量。所以说，口语诗歌在关于书写的技术领域，克服了文本寻求字面上的精巧而为语言的吊诡及悖论灵活机动的展示提供了科学化的参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于坚谈隐喻





  在于坚诗歌的理性认识方面，对于隐喻这一概念的概括及理解是他最具广泛影响力的理论部分。我在一些著名诗人那里最近听说一个“找理论”的提法。就是说，现在出现了一种很多诗人尤其是著名诗人一方面在坚持诗歌创作，一方面建构自己诗歌理论的现象。或许，今天的诗人越来越意识到理性在诗歌创作及其传播方面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应该来说于坚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如果有人问于坚的诗歌为什么在中国乃至世界驰骋影响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话，我想除了诗歌以外，还有他对诗歌理论上的建构及贡献。苗洪曾经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诗人的理论因为更具知识的共享属性，所以人们更善于学习来自诗人创作的理论而不是具体的诗歌。



隐喻从根本上说是诗性的。诗必然是隐喻的。然而，在我国，隐喻的诗性功能早已退化。它令人厌恶地想到谋生技巧。隐喻在中国已离开诗性，成为一种最日常的东西。隐喻由于具有把不可说的经验转换成意象、喻体的功能，有时它也被人们用来说那些在日常世俗生活中不敢明说的部分。



  在一个专制历史相当漫长的社会，人们总是被迫用隐喻的方式来交流信息，在最不具诗性的地方也使用隐喻，在明说更明白的地方也用隐喻。隐喻扩大到生活的一切方面，隐喻事实上是人们害怕、压抑的一种表现。人们从童年时代就学会隐喻地思维、讲话，这样才不会招来大祸。由此隐喻的诗性沉沦了。在中国，有时候却恰恰是那些最明白清楚、直截了当的东西显得具有诗性，使人重新感受到隐喻的古老光辉。在一个普遍有隐喻习惯的社会里，一种“说法”越是没有隐喻，越是不隐含任何意味，听众越是喜欢“隐喻式”地来理解它。



  经验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只不过从教育给你的遮蔽里，一次、一次地回到你的生命而已。你的教育、你的环境、你的父母等等都要把你的生命遮蔽起来，特别是今天中国的教育完全就是要把你变成一个白痴，那么你怎么样回到造物主、上帝已经给你的成上去？这是需要一次、一次地去除遮蔽。而写作本身就是不断的去蔽的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关于口语化诗歌的想象力问题

　　



  于坚认为，事实上关于口语化诗歌的想象力问题，是一个并不需要特别或专门论证的命题，因为真正的诗人不存在想象力缺乏的问题。想，就是思想；象，就是现象、事象、世象。语言不是世界本身，语言就是想象世界。事实上越有想象力越象世界。不能把想象力和幻想混为一谈，幻想并不是想象，那是不负责任的胡思乱想，我信口就可以说一大串，"一个马桶飞向太阳，落下来，带来了鸦片战争"，哈哈。玩弄语言技巧，连作者也不知道在说什么，自欺欺人。罗布.·葛利耶的现代派再怎么折腾，也不能到巴尔扎克雨果那种代表法国文明的地步，现代派经过一个世纪的折腾，其在时间中的小，其乖戾越来越清楚。年轻的时候什么可以试验，我也玩过自动写作啊种种小玩意、小机关。但伟大的作者只是顺应了天命。想象非常困难，而幻想是很容易的。想象，这个象由世界管着，想象要对世界负责。而幻想天马行空，不负责任。"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世界也不是现实本身，是比现实更大的东西，象，是恍兮忽兮，其中有象。现实只是世界中能够被我们感觉到的那些部分。
　　
    应该说诗歌的口语化是诗歌语言的一个特点。古往今来，那么多口语化的诗感动着一代代的人。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刘禹锡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你就会知道明白晓畅的诗对你心灵的撞击。现代文学史上，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情歌》，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臧克家的《老马》等都具有口语化特征，但都是传世名篇，其原因是情感的动人，注意到了口语的提炼。新时期以来，于坚、韩东、李亚伟等人的诗都具有明显的口语化特征，但不乏有韵味之作。但口语的使用也有一个适度的问题，也有一个加工和节奏感的问题。如果信口胡诌，那将是毛坯之作。

  

  近代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它至少有两种企图，一是企图对诗中的陈述进行根本的创新，二是企图作崭新的形象思维。诗歌口语化技巧中的趋向之一，是把出人意料的东西与正常适当的东西联系起来。如“黄昏以天空为背景展开”就是用出人意料的话来描写黄昏的。
   
    作为诗歌意象，口语诗往往选中了日常情景。因为口语化本身来源于日常生活，它抛弃了美丽的词藻和幻想中的崇高；因为口语诗人们意识到而且自觉使读者知觉到人世间的崇高和美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深藏着，活跃着，一有激情便会澎湃。但更多时候，诗人们故意显得不动声色，以一种平缓的文字来叙述，以求抚慰和暂时解脱过于激动的情绪和过于敏锐的悟性。
   
    口语诗中司空见惯不是空泛的风花雪月。它对读者吟咏可以与这些景象，声响，气味联系起来的实在的回想或其它联想，从而它又能从读者心中把他对整个人生的大戏剧的情感释放出来的手段总结起来，凝缩起来......
   
    就诗歌口语化的滥觞而言，也能导致诗人们片面的追求技巧。所以，口语诗抛弃了韵律，甚至也不怎么在乎诗步，它也不刻意强调语言本身的节奏。它不以诗的语言音乐来打动读者，它以它的陈述中的暗示打动读者，它以它的陈述导致构成的联想打动读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于坚论口语诗


　　诗歌的语言历来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很多流派纷争的年代，语言的艰涩深奥成了一种思维深刻的标识，其实面对解构学的异军突起，我们不难发现，所谓深奥的语境被支离破碎之后其实是白水一杯，很有些故弄玄虚的味道。当社会对于于坚诗歌的认识还停留在口语及口水之间含糊不清的时候，于坚就明确指出“我厌恶那些口水诗。口语是鲜活的，是可能创造诗歌的，而口水是打着诗歌革命的幌子既糟蹋了诗歌的声誉，又比日常语言更缺乏诗意的东西。”


  与此同时，关于诗歌该不该过分口语化－－－－这个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国内诗坛曾引起广泛讨论，后来一系列的诗歌创作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伪问题，个人认为，只要语言具备内在联想产生的力度和外在语汇的击打力这二者之一，这种语言就可以使用。至于表情达意，那么无论是否口语，都可以达到目的。



  关于诗歌内在的外在的韵律怎样实现也是于坚思考的主要问题－－－－内在韵律依赖于语境的跳跃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外在韵律依赖于语言的外部形式如音韵、重音、长短参差、排比、反复、回旋等形成起伏跌宕的节奏感，由此形成外在韵律。



   口语是诗歌的基本元素，诗歌从口语中诞生，口语不是诗歌流派。唐诗在开一代风气的时候被视为不雅，后来却进入了庙堂。人们说"诗雅词俗"，柳永把词写到"有水井处皆咏"的地步。而在苏东坡之后，词又变成了文人的专业写作，又被看作雅的东西。现在很多人对文学的基本历史都不了解。从日常语言中激活诗歌，不仅是中国古典诗歌如此、当代诗歌如此，其他语言也是如此，可以去看看王佐良写的《英国诗歌史》。　　



  当下口语诗歌的盛行其实诗歌回到正常状态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用口语写的就是诗。有人认为诗的好坏是因为用书面语或者口语写的。不对。诗无所谓用什么语，用书面语也能写出好诗，如艾略特的《荒原》。当年江西诗派如黄庭坚，点石成金，也有许多好东西。
　　

  　　　
　　说白了诗歌也不过是一种文化载体，语言的出现其实是一种表达方式，怎么表达才能更容易弄懂写者思维的内涵，那就怎么写吧。显然，诗歌是需要口语化的。这是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产物。在人们被大量晦涩难懂的意象和作者自恋式的梦呓弄得晕头胀脑时，这时口语的出现无疑是眼前的一抹亮色。那些轻快的口语，那些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在诗歌里出现，抹平了诗歌与生活的距离，诗人也不再是不可接近的，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诗人就是和你我都一样的普通人，是有着欲望和虚荣心的凡人。这是一种消解，目的是让诗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让诗人走出象牙塔走出美丽的橡树里出来晒晒太阳，呼吸人间烟火。历年来我们都在“读不懂”诗，“看不懂”诗的困境中寻找与生活对话的可能。诗歌口语化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诗歌从此有福了，诗



  人从此有福了，看似诗歌的太平盛世已经来临。我们真的应该喜笑颜开吗？我们还记得“他们”诗派吗？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口语诗歌的启蒙者，韩东等一批诗人是这个诗派的代表，他们提倡把石头还给石头，把天空还给天空。韩东的代表作《大雁塔》彻底的瓦解了以往的诗歌里的唯美和抒情。大雁塔就是大雁塔没有其他。后来韩东等人陆续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口语化在“他们”诗派中另一位成员朱文的小说中等到更进步的发展，代表作《我爱美元》是一部毁誉参半的作品。我们还记得伊沙吗？这个人是中国现代口语诗歌里的一个操刀手。他的口语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戏虐，是在用文字玩摇滚，代表作《结结巴巴》简直就是那一群口语诗人的宣言。他的消解在于他对崇高的质疑，对诗人的质疑，《饿死诗人》是对诗人提出的口号“狗日的，饿死诗人，开始写作。”伊沙的口语诗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赢得了读者的美誉。我们可以说伊沙的口语是有意味的口语，有诗歌的味道，又有口语的活力，他作的很成功！

  

   从伊沙以后大量的口语诗歌，大批的口语诗人开始走入诗歌的前台。在国内最受争议的“下半身”诗群是口语诗歌的终结者，尽管他们的理论很前卫，但是他们的作品却是对口语诗歌的一种背叛，一种造反。伊沙等人苦心经营的口语王国就此崩塌。如果说韩东他们的口语是一种生活的原色写真，伊沙的口语是一种生活的把玩，那么“下半身”的口语则是对生活里的最私密的一种偷窥。“下半身”们高喊－－诗到身体为止！因此我们看到果然是身体的在场，更多时候是性器官的在场，这样粗俗的口语诗歌是长久不了的。



  诗歌是需要口语化的，但是需要什么样的口语？这是值得每个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不断去探索的。还有一句记住口语诗歌不是口水诗歌。诗歌的俗是有底线的不是越口语就越低俗。有的时候越堕落并不意味着越快乐！


   我用带有粗鄙化倾向与接近生命本真状态的口语进行诗歌创作,表达了向后退的诗学理想.俄国形式主义者进行诗歌创作偏重语词的扭曲、变形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口语化是陌生化的方法之一,从属于陌生化,可见于坚诗学在方法论(语言的操作方法)上受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都试图通过变革语言,在语言中恢复对事物的感觉.在艺术功能上,于坚的文化经验诗论是对俄国形式主义自动化诗论的继承和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口语诗歌是一种自觉写作的机制



    于坚在谈论口语诗歌的写作机制时认为口语诗歌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拉近了从语言到书写的距离，很明显更容易形成一种自觉写作的机制。他说，文学的自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创作的自觉、观念的自觉和批评的自觉。在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中 ,最早出现的是文学创作的自觉。而文学创作的自觉 ,仅仅是文学自觉必须的一种条件而已。文学创作的自觉 ,是文学观念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的前提条件。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说法 ,事实上则很难将创作的自觉和观念的自觉截然分出先后。文学观念的自觉应具备两个最为重要的条件 ,一是思想观念的解放 ,二是文学作品的积淀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最为严酷的时期之一。但就思想领域而言 ,汉末儒家思想统治的崩溃 ,促进了各种思想学说的发展和流行 ,佛学的东渐 ,道家思想的流行 ,名士集团的大量出现 ,玄学的炽盛 ,清谈的盛行 ,以及九品中正制的实行等等 ,都在客观上催化了魏晋时期人的个性魏晋南北朝期间，...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而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因此，于坚的这种自觉写作说的基础是因为口语写作让诗人召回了某种更具个性化的东西而导致了自觉意识的产生或出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于坚：古老记忆更需要继承发扬



    在我们分析研究于坚诗歌的过程中，可以明确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关于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人文的记忆是他文化思想的主要方针。纵观古今中外举世瞩目的文学巨匠，他们都首先是站在关于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与抢救的角度上来思考与指导自己的文学创作。而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文学家就比较只注重写作与现实的关系而很少关注民族文化本身的记忆与维护方面。于坚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成长的诗人，在写作的过程中能够发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丝绸之路，对于诗人于坚来说，是那样的瑰丽神奇，他同样也愿意用摄影这种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他认为，西部古老的记忆需要后辈人学习，更需要继续和发扬。   



  丝绸作为一种象征，它传到西方去的难道仅仅就是一种物的东西吗？他说，丝绸不仅仅是古代的一种纺织品，它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丝绸是一种道，它既是道路，也是道可道，非常道。这个世界观来自哪里？于坚认为它来自中国最根本的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  



   于坚同时说，西部是一个充满魅力并保持着记忆的地方。在这里，后辈人仍然可以向过去学习生活，向戈壁滩上那些移动在风沙中的帐篷学习生活，向长城上的一块旧砖学习生活，向一碗热气腾腾的兰州拉面学习生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于坚论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的关系



  实际上，于坚在论述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关的时候，涉及的是一个关于他成长过程的回忆及论证。因为在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的关系辩证中隐藏着于坚的知识结构的元素，所以，在后来于坚的诗歌理论建构中能够从中国最原始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主张中自由的代入着关于现代诗歌理论的基础思考。他说，中国古典诗歌对于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青年时代,最年轻的那些时光,是在阅读背诵它们的乐趣里面度过的。云南,由于偏僻遥远,自然世界风土人情在很多方面都保持着朴素天真的状态,与古典诗歌所描写的世界比较吻合,使我对中国古典诗歌心领神会,好像它们是当代诗歌。而那时候的当代诗歌我觉得与我对世界的感受没有多少关系,它们只属于那时代的文化教育,不得不接受的知识的一部分。



   在表面上,我们是用白话文在写作,但白话并非今天才开始的,只是它一直被贵族文化遮蔽着而已。我把“五四”看成一种文化解放而不是革命,解放的前提是,它必须有可以解、可以放者存在着。当代文化与古典文化之间果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断裂么?我对那些来自教材的历史结论表示怀疑。1966年我12岁,我曾经像泰国的孩子那样,跟着父亲偷偷地把自己家里的所有书都付之一炬。我也看见红卫兵在大街上焚书斗儒。但三十年后,我已经看见人们在重新祭孔了。一百年发生的事情对于置身于它这个时代现场的人是非常严重的,但对历史长河来说,或许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当然,作为当代人,我决不会低估文革的影响,那十年间所做的事情,也许在历史上需要若干世纪才可以完成。显而易见,今天中国人与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大众化的、日常性的、天然的关系,而是极少数先知和天才的神秘体验和孤独而冒险的重返。

  

   在我看来,新诗和古典诗歌的联系依然是诗歌最基本的方面的联系,七律平仄作为有限的形式可能对现代诗歌来说是过时了,但古典诗歌所表现的那些基本的世界观、美学立场、修辞方式并没有过时。例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义而富与贵,于我如浮云”,这些经常出现的诗歌主题。例如对朴素的推崇。例如宋词中的叙事方式,蒙太奇式的剪接语言空间的手法。在许多西方读者眼中,中国古典诗歌其实是当代诗歌。我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塞尚和巴尔蒂斯的画、以及像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文章,都经常看出有中国古典诗歌里面那种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类似的东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于坚：诗歌具有巫术的特征



     在诗歌上，诗人必须承认不可知，诗歌具有巫术的特征。这也是诗歌得以在技术时代独立并高踞于精神生活之巅的原因。其实自人类出现以后，再没有进步过，将来也不大可能进步多少，因为“什么”的进步在二十世纪的种种实验中已经被证明是灾难性的。人类关于“什么”的在权力驱使下的探索、革命，一旦稍停，人类就重返故道。人间正道是苍桑。诗歌上的石破天惊总是在如何说上，它令已经趋于沉闷的“什么”再次活过来，成为我们时代的最通顺的感受。“如何说”实际上总是“石破天惊”地重返“说什么”的历史，就像大海，总是崭新的波浪，总是陈旧的大陆。所谓“具体的普遍性”，它与过去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是活力复活的通顺而不是标新立异的断裂。 那个时代诗歌写作充满激情，写作不是“到语言为止”的修辞游戏，“到语言为止”实际上是对泛意识形态时代的一种反动。





  我记得我们作为中国最早穿牛仔裤留长发的诗人，就是穿着打扮也是危险的。　好诗就像中国哲学中的“心”“仁”这些思想一样，无法概念化。牟宗三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开端处着眼点是在生命。这个着眼点也是汉语诗歌的着眼点。诗歌是语言的寺庙，就是最高的语言，但它不是上帝的语言，是活的，生命的语言。克尔凯郭尔说“上帝不是理解，而是行动”。有人否定诗歌的生命性，这是受西方诗歌概念的影响，把诗歌理解为对世界的理解。而中国传统是对世界的感悟。“好诗”就像“仁”“心”这些思想一样无法定义，只能在知行合一中去妙悟，在具体的作品中去格物致知。古代中国的诗论非常清楚这一点，古代诗论从来不说好诗是什么，只说诗如何才是好。“诗言志”并不是一个定义，只是描述了诗歌的可能性之一，“诗者，吟咏情性者也”也一样。心的复杂性在于，人心所向，各时代并非完全一样，所向有普遍性的，有时代性的，有当下的，有永恒的。那些当下所向的诗，对永恒所向的诗歌是一个遮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于坚谈诗歌创作的专业性及经验性



   于坚认为，“专业性”是一个真正有现代性的问题。“五四”以来，我们向西方学习。拿过来的主义、观念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专业精神。古代中国，才子式的写作占主流，就像仲永，年轻时很有才华，但过早夭折。20世纪革命、战争、运动……使得我上一代的作家基本上都是才子式的写作。我计算过，那一代人写超过十年的没有几个。真正有一点专业精神的就是鲁迅，还有周作人，周作人算是坐到死的一个。“文革”以后，朦胧诗那一代还是受才子型文化的影响，比如说舒婷讲，她的诗都是过去的。丁玲以前不是说过“一本书主义”吗？写出一本就可以吃一辈子，这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于坚说： 最近几年，中国比较严肃的诗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你听韩东和西川都在谈“经验”，以前诗人不大谈“经验”，更强调感性。经验,在世界中,它与过程、行为、体验、事象、细节、在场有关。如果我说经验这个词的话,我指的是,经,经历。验,体验。在诗歌中,经验其实是对某个曾经体验过的语词世界的回忆,某些语言在世界中发生了,某个词来到了世界中,成为一种经验,诗就是对那些经验的回忆。强调经验与中国世界普遍的乌托邦、形而上、想当然的思维习惯的给我的生命造成的窒息有关,我们的教育到今天依然在灌输这种思维方式。我认为我国的文化教育在本质上是超验的。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容易痛快地接受海子式的诗歌。(某些西方读者也喜欢把中国看成一个超验的世界。朦胧诗的某些部分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而对基于经验世界的诗歌的“诗性”满怀狐疑。



   人们经常把诗歌中的想象力与幻想混为一谈,想象基于经验,有象管着,象产生经验。幻想则是天马行空,抽象的。经验并不导致所谓“现实主义”,因为经验并不根据典型化的要求来预设现实。经验其实从不知道中开始的,经验是黑暗的,诗歌是照亮经验的光。诗歌是回忆,但永远不可能回到现实。因为诗歌本质上就是虚构,它再怎么描述事实,它也不是事实本身。人们只是觉得某些语言更接近事实罢了。



    因此在诗歌中强调虚构、幻想,在我看来,是对语言缺乏信心。齐白石说,不似则欺世,太似则媚俗。欺世的诗歌靠的是超验,与中学教育方式相似。(庸俗的超验,在那种教育下,学生从学校获得的不是关于世界的生活经验,而是幻想、憧憬未来。)所以超验的诗歌的读者群通常是青春期人群。太似的诗歌把世界看成胸有成竹的东西,现实主义拒绝经验,因为在经验世界中,并没有是非,并没有可以把握的整体,更没有可以代表整体的典型,只有局部、细节、过程。我还是那句话:看见世界比思考世界要困难得多。

　　

   除了经验，还有“专业性”。韩东在若干年前就在讲专业性。我和他都反对才子式的写作，认为真正的写作应该是工匠式的，而才子式的写作对更有力量的写作是大敌。我和西川没有谈过，但我听得出来他讲的话里面也有这个意思，你听他在跟学生交流的时候引用了威廉·布莱克话：从天真到经验，再到天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于坚雷平阳谈诗歌与国际环境



    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创立于１９７０年。是荷兰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活动之一。诗歌节主要在诗人们中间具有影响，今年是２８届。它的经费三分之二来自荷兰政府，三分之一来自赞助。诗歌节的常设工作人员只有四人。新任的主席泰加娜女士是通过报纸上招聘诗歌节主席的广告应聘的。她并非诗人，她以前是阿姆斯特丹一个文学组织的工作人员，她有丰富的文学活动组织经验。一个诗人可以在诗歌上德高望重，但并不保证他同时就有操作文学活动的能力，这一点，在我国往往搞错。泰加娜３１岁，她热爱诗歌和诗人，她愿意为诗歌的传播工作，她是一个风一般行走，清楚工作的所有细节、并决定一切的主席。诗歌节的会场在鹿特丹城市剧院，二楼的一个休息大厅是工作室，犹如一个指挥台，电脑、传真机、文件、连成一长排的写字台。诗歌节聘请了二十多人为它工作，这些人很多是志愿的，没有报酬，或只有很少的报酬。他们从四月份就开始工作，为了六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的六天完美地进入诗歌。
　　

  泰加娜有许多研究各国诗歌的顾问，他们很多人都是翻译者。他们向她推荐诗人，然后她亲自阅读这些诗人的作品，并决定邀请谁，在邀请上，它的宗旨主要是邀请那些在荷兰尚不为人知的外国诗人。其实我可以把这一段略过不提，我可以省略所有细节，只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诗歌节，让其中的暗示令某些整天在大使馆附近汲取“世界性灵感”以接轨的诗人们听了心痛，让读者模糊地以为参加这个诗歌节就是“接上了轨”，或者具有了国际影响。但事实仅仅是，有一到五个关心中国诗歌，并懂汉语的荷兰人喜欢我的诗歌，他们相信，可能还会有两百到五百个住在鹿特丹附近的荷兰人喜欢我的诗歌（一本诗集在荷兰最多可以印五百本左右），于是我接到了邀请。
　　



  诗人受到公爵般的尊重和礼遇。每天晚上，城市剧院都挤满了人，珠光宝气、衣冠楚楚、鸡尾酒、葡萄酒、咖啡、老太太、青年、美妇人、男子、知识分子、教授、作家、中产阶级……在雷诺阿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种文化沙龙似的场景。诗人不是大众的讥讽对象，也不是大众的卡拉ＯＫ，更不是胁肩谄笑于御前的侍者，而是倍受尊崇的古老而新鲜的智慧。不是附庸风雅，不是施舍，不是好奇，不是对事件的渴望，也不是光临指导，纯粹的欣赏。尊重诗歌和诗人是一种常识，也是普遍的教养，已成传统的一部分。诗歌在这里从未有过类似我国的经验，一下是全民打油，一下又成了少数人自我神化、自我戏剧化的工具。我习惯于在诗人和他们的批评家眼中被视为“非诗”，在正统眼中被视为“异端”，在人群中被视为穷人、自作多情者甚或精神病人，我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话，“你们看，那边那个就是诗人，像不像神经病”，或者，在酒足饭饱之后，“我们这里有个诗人，站起来朗诵一首，啊！”。



   在这种场合，所有的人彬彬有礼为诗人让路，要求你与他合影，拿着你的荷兰语版的诗集请求签名，那么崇敬地看着你，犹如看着误入人群的神使。我确实很陌生，有些受宠若惊。我习惯了由于写诗而被人们嘲笑和轻视，我从不指望什么“挺住就意味着一切”，我指望的是别来烦我，让我自言自语吧。我从未想到，还有人会把把诗看成一种圣体，“所有的事物中都有一双眨着的眼睛”，诗歌节的一个活动，是在鹿特丹城市剧院的外面，在一群表情庄严的读者簇拥下，由一位诗人象祭司那样，很轻地把这行被覆盖着的诗揭开。
　　   

   荷兰的白天无比漫长，晚上十点半了，天空还在亮着。城市剧院的外面是一个木板铺成的广场，对面是杜布伦音乐厅、剧院和电影院。周围有许多的咖啡店，来自世界各地的乐队在里面演奏。人们或听音乐，或看话剧，或在酒巴间里谈话，到处可以看到诗歌节的招贴，诗歌之风轻轻地从他们之间穿过，人们并不都去读诗，但他们感受到生活的诗意，他们也许不热爱，但他们尊重诗歌。



  雷平阳：中国近30年来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杰出诗人，如果翻译家介绍的诗歌就是“国际诗歌”的话，我认为当下的中国诗歌大师云集，群星闪耀，一点也不比“国际诗歌”逊色。我们之所以依然仰人鼻息，自惭自怜，原因在于我们的奴性仍然存在，我们的文化观屈从于西方的话语谱系，而事实上，我们的国家也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租界。本土性，它在野，近年渐渐成为诗歌中的重要话题，即地域性或地方主义，应该说这次浪潮可能带来新诗最具价值的革命，但人们没看见或装着没看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关于帕男与于坚的乌鸦意相



   关于乌鸦的作品，帕男在2013年的下半年发表了三篇，一篇是《天下乌鸦》，其次是《鸦学说》，再就是《五月过后  可能有一只乌鸦就要回来》。无独有偶，于坚那里也有一篇在网上流传非常广泛的关于乌鸦的作品《对一只乌鸦的命名》。



  我曾经对两位诗人的作品做了反复的比较和认真负责的分析研究，于坚在这篇关于乌鸦的作品当中，利用一种充满信心与充满希望的叙述方式完整的展现了乌鸦透过黑暗对向往光明的灵魂提升。“乌鸦/就是从黑透开始/飞向黑透的结局/黑透/就是从诞生就进入永远的孤独和偏见”当然，于坚在诗歌还有一个更加超越的意境描写，就是不但只是把乌鸦的灵魂塑造点只停留在乌鸦对于光明的向往方面，并且在同时把灵魂塑造成超越了黑暗与光明的永恒。透露出于坚内心世界强烈的人性色彩和对纯净灵魂的追求。



   我曾经阅读过一篇关于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的作品赏析，虽然这篇文章充满激情的情绪肯定了于坚的艺术水平或者说艺术成就，但是这篇的缺陷是始终拓展开对对乌鸦命名的真正动机，只是以最初级的认识概念解释于老师对乌鸦平面的命名意义，其实，这只是一篇将于坚作品归结为对传统乌鸦概念的表层注解，而根本没有将于坚对乌鸦命名的创造行为理解成于坚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于坚仅只是简单脱离了社会对乌鸦的传统定位而进行的命名创作，只能是对于坚创作水平的弱化或者说是暗示于坚的创作意境始终没有突破张继的《枫桥夜泊》和胡适的《老鸦》。应该说，于坚作为一名具有强烈思辩色彩于思考能力的作家，他不可能将视觉仅停留在对乌鸦的思考上的扩张只是破张继的《枫桥夜泊》和胡适的《老鸦》的平面延伸。但是我们理解这个关于《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的赏析文章从这一角度欣赏的缺陷。因为这篇赏析文章的作者任洪渊先生本人也是著名诗人。作为一名诗人，应该说对诗歌的理解比其他群体更为深刻一些，但是，他毕竟只是以诗人的眼光看待着诗人而无法从其他更纵深的角度去客观性的评价另外一名同样作为诗人的作品。
  

  于坚创作之路最辉煌的成就不仅仅只在于他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而是他作为一名从那个非常时期走来的艺术家成功的将哲学，对黑暗与光明，人性与罪恶的与作品融会贯通，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诗人，艺术家。在理想主义中完成对黑暗面的思考任务，是于坚作为一名诗人内心世界走出迷茫与矛盾的结果。这一创作心理的突破，使他成为地域性作家的标志人物。并且这种创作方式的形成已由来已久并逐渐成为固定的于坚模式。
  

  善于从我们常规逻辑中阴暗寻找出光明正义的支点是于坚的特点。两位诗人的同题作品明显意义上的区别在于，于坚似乎是更注重理想主义的美学观点，帕男注重的是现实主义的审美支撑。这是由于两位作家生活的政治背景与现实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不同层次的区别。于坚的人生哲学，世界观形成于我国处于理想主义主义的年代，而帕男的整个人生哲学，世界观则定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如果说于坚通过理想来展现自己的艺术价值，那么帕男则更多的是通过迷茫中的探索来完成主题思想的展示。
  

  尽管两位诗人的思想形成年代不同，但由此而来的反思程度却是相同的。他们的后期作品基本上都打上了人本主义及其反思人性概念的强烈烙印。不但他们的作品，其实与他们同龄的大多数艺术家都在作品中展示着对人性的探讨和研究。在当时有一部反映抗日题材的电影《钟声》序幕中那只苍茫中奔跑的狗，其实就是带给所有的人一内心世界种沉痛的思考，那就是在战争面前，无论胜负的一方，我们对生命的尊严，对灵魂信仰的思考都被带到了现实。我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是，对生命的藐视超越战争输赢的价值思考。
  

  其实关于对人性的思考问题,我们到现在还对这个定义有一定的不解之除.在极左时期的文学评论当中，我们对文学的评论焦点是，也是唯一的批判的焦点是，是作家所谓在作品当中过分的渲染人性化的东西。因为人性定义的最初来源于西方国家，所以在所有的批判当中，对这些充满人性化作品的作家都冠以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具体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概念是，这些作家用所谓的人性削弱了阶级和阶级的矛盾，既淡化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这从当时引起广泛争议的著名中篇小说《女俘》那里得以证明这种对人性纠缠不清的文学评论现象。
  

  在改革开放以后，其实我们对这个人性的属性问题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所谓的人性他到底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还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直到现在这还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一个正规的人性存在，这是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得到的一个正确的解释。其实关于人性这个主题内涵，他到底是属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也无法从更多的资料当中或者理论哪里得到取证，只知道他是人性。
  

   关于人性。许多专栏评论家经常指责某部作品的人性论或人性元素抹杀了作品里敌我矛盾的,以喧然人性混杂敌我关系,其实这只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人性的误解都只是在正面意义的徘徊,而不敢确定人性的负面意义。其实人性的复仇能超越一切敌我关系的复仇关系,人性的交锋其实是人间最激烈的交锋与碰撞。理论界认为人性是一种本能。这种对人性的单方维护,超越对意识形态及因敌我关系伤害的维护情结。人性作品是个双轫剑。无情与有情之间永远都是拒绝商量的对立面！这种不可调和性决定着残忍与温情的指数。假定在道德经历中.遭遇德是负面人性,将注定是残酷德抵抗和对立。同时对人性的崇拜是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本能，在人性面前,大部分情形之下都是不设防的。在今天的文章当中，我们将隆重推出帕男对文学创作人文化人性化的创新基本理论。即帕男在前不久的一篇创作日记里提出了一个关于创作的人文人性科学命题：我们目前既有中国特色特色的经济领域，精神文明领域，也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哲学领域，艺术创作，至少是具备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性理论”因此，帕男老师对艺术创作的最高贡献就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性理论基础，并将之引入相关的领域进行探讨。

  

  与此同时，帕男在这些关于乌鸦的作品中，则更侧重于截取乌鸦在整个追求光明、正义、真理的过程方面的描述。在帕男同样以乌鸦为题材的作品中，帕男完全抛开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来完成对乌鸦的升华过程“可以渗透到 /这个白天是实质/给一个人面子/也总比给人家几个钱好 /买卖是平常事/看得出 /许多斗争/和讨价还价/差不多/白天的实质是什么/极有可能是更加突出了彼此存在的意思”  更加突出了彼此存在的意思两位老师的作品相得益彰，以乌鸦寓人，完成了一个人的在道德实践中获得升华的完整过程。
  

   但是，对于帕男来说，在从一名现实主义作家在向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转型过程中，却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转轨过程。面临着许多创作方面理念及创作方式的重建，包括写作技巧方面的转换。他最艰难的地方，就是面对许多在将哲学思考引入文学创作的前辈面前，如何探索自己的创作之路。就如他目前创作的《鸦学说》等同题作品，前面有于坚巍峨挺立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这是严峻考验。同样，两位诗人同作为云南民族，无论是模仿或者说超越，但必须都是建立在对前辈的尊重基础之上。但是，帕男既没有模仿，也没有在于坚的基础上进行超越，而是一种补充及谦逊的平面伸展。当然，并不能就是说帕男目前的鸦学题材作品不能在超越方面进行尝试，但实际上是，既然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在前，他就必须创作出一个与于坚老师完全不同的乌鸦才是最客观的选择。
  

  关于帕男与于坚艺术上的相辅相成元素，我们在刚才已经客观的提及了断断续续的一些方面。两位诗人在同属于地域作家身份的共同基础上，应该具有相同的创作价值观念，包括对作品影响力的拓展。目前，帕男在这一探索的道路上有许多方面还需要解决或加以改进。比如说，在作品的通俗易懂方面，而于坚在叙述结构方面的完整性就弥补了于坚将哲学引入作品的纵深过程中将诗歌的主题意境导入表层，给人通俗易懂的感觉。另外，他们在作品的基本格调上基本都是遵循着平民原则。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鸦学说》中的“彼此/无法接受的田地/这时 /天也就黑了/准会想起/一只乌鸦/一只在夹缝里生存的乌鸦/也准会想起”。这些都是平民观念的切入。而于坚发表在《文汇报》的散文《落日》则也通过平民的思想情绪引入了对哲学、宗教存在意义的再思考。“在古代的辽阔之外，在现代居室的逼仄之中，依然是那种色泽，我立即视通万里，仿佛站在日落时发灰的山岗上。就像维苏威教堂里的壁画，教堂毁灭了，但只要壁画留下一点点碎片，我们就能复原整座教堂。”“落日，它的出现，并不是经验中以为的那个红红的巨大的圆。而是光的行踪，当时我正躺在皮椅子上，光忽然一一起身离去，先是，厨房柜子门扣上的犹如一只耳朵的光，它消失了，不再倾听，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假设它在听我。猫身上的光也走了，猫回到了灰色中，恢复了它不可照亮的本性。我知道这一切全是落日所为，它在远处，在一栋栋坚不可摧者的后面，但它依然摧毁了些什么，把一个古老的信息传递给我，把我和古代的充满唐诗和宋词的心灵联系起来。我在黑暗中，像是从乐游原上归来的长安人那样，安闲，感受着光撤退时的纷乱脚步或者蹑手蹑脚。我的眼睛逐渐适应夜色，落日停在我心灵的平原上，时间也不能使它落下。黑暗中，大街传来汽车和餐馆里人们碰杯的声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关于于坚诗歌与全能悖论的全景式讨论



   我们之所以将全能悖论引入论证于坚诗歌创作的领域主要有两种因素。第一种是因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使“全能悖论”变成了一个语义学问题。



  根据他的著作《逻辑哲学论丛》（Tractatus），试图建立这类全能悖论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人类没有对全能的日常经验，甚至一个经验是否与“全能”相关都无法判断，那么人类创造出来的有限的语言又怎么能够描述“全能”呢？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丛》说：“如果我们说不出来，就最好保持沉默。”



   而第二种因素就是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是否能够提出一个关于口语诗歌规范化的问题。当书写受到语言的限制时，那么书写的规范化就该向语言让步。因此，从这一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定口语诗歌在语言及文字的书写领域都发生了联系。



   维特根斯坦对于“全能悖论”的论述对20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有很大影响，英国哲学家黛维·菲利普就是一例。尽管维特根斯坦晚年的著作似乎是和《逻辑哲学论丛》中的观点是矛盾的。但这些观点反而成了后人用于反驳“全能悖论”是语义学问题的指南。



   全能悖论是一组关于神或者其他超自然事物是否能够真正“全能”的悖论。该悖论的内容是：如果一个神能够真正“全能”，那么他就一定有充分地限制自己对全能能力运用的能力，那么他就一定不是全能的。反之，一个神如果没有充分限制自己使用全能能力的能力，那么他势必不是全能的。



   既然如此，那么在文学创作及其诗歌创作领域也就必然存在着一个我们无法用现有语言去书写去描绘的情况。因为我们所掌握的语言区间还无法达到完整叙述世界的全部状态，因此，我们将全能悖论引入到文学创作的书写过程当中加以分析的话，就可以解释我们很久以来所面临的书写方针的困惑。由此而来的扩展就是，文学创作的完美与否并不一定取决于文学家的创作态度，创作动机，创作技巧，创作主义及其创作良心的问题，同时也取决于语言的限制因素。我们用已知的语言系统描述一个无穷意义的客观世界必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缺陷。这是肯定的现象。





    与此同时，我们之所以将关于全能悖论引入于坚诗歌创作论证的的目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首先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目的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方针。因为我们必须要从这样一个假设中“诗人能否写出自己看不懂的诗歌”来论证我们目前尚未完全解释的文学现象：比如，文学作品及其文学价值的时效性，文学作品的流传或经典概念的构成及其文学语言的限制性等文学现象的解释等。关于文学语言的限制性正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丛》说：“如果我们说不出来，就最好保持沉默。”反过来也可以说，人类社会的语言至今仍处于一个需要日趋完善的状态，而不是我们目前所发明创造的语言已经进入了一个终极的状态。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描述。因为就我们目前的文学创作而言，所谓作家书写的规范仅仅只是指人类社会已经掌握的逻辑结构进行的书写规程。与其说是一个书写规范，不如说是一个书写经验的体现及体验。现在词汇的创作，词组的组合仅仅也只是一个约定成俗的概念。



  因此，假如我们使用现代汉字的任何一个字组合出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词组或概念，那么这一词组或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既可以是创新，也可以被理解为不规范化的词组或概念。因此，关于全能悖论的论证问题在这里也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创新但却是在传统书写观念看来并不属于规范性的书写行为。我们能够利用那些约定成俗的，现成的句型结构或词组创作出能够被大众理解接受的文学作品，当然，这中间的书写规范化因素也就必然的存在着。



   而普遍规律的规范化理论正是用来改造关系模式，通过分解关系模式来消除其中不合适的数据依赖，以解决插入异常、删除异常、更新异常和数据冗余问题。“规范化”的定义是：“在经济、技术和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规范、规程和制度等)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而一般意义的规范化则是指根据某种事物的发展需要，合理地制定组织规程和基本制度以及工作流程，以形成统一、规范和相对稳定的管理体系，通过对该体系的实施和不断完善，达成井然有序、协调高效之目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于坚最新诗歌观点：诗人表达自我无可厚非



   2016年4月23日，知名作家马伯庸来到谢家湾万象城西西弗，与大家分享新书《龙与地下铁》的魔幻故事。而在前晚，中国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人物于坚，来到方所与读者谈论诗歌写作与阅读生活。活动前后，于坚接受了重庆晚报记者采访。

  

  于坚：冯唐版《飞鸟集》无可厚非

  

    曹文轩曾表示，“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就是世界文学水准”。对此，于坚表示中国的现代诗担得起这一评论，“写诗明明是件毫无前途的事，但至今却仍有许多人在坚持。”在于坚看来，判断诗歌好坏有一个标准：能否直指人心以及召唤人心中的力量，“诗人表达自我是无可厚非的，但只说自我是不够的，要能唤醒并团结人心。”

  

    作为诗人，于坚19岁读到泰戈尔的《飞鸟集》而被其中内容震撼，说到《飞鸟集》，自然要提及前段时间重新翻译这本诗集的冯唐，于坚表示，“冯唐的翻译无可厚非，他只是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任何翻译都带有翻译者的解读。一本诗集可以有多种翻译方式，前提是：翻译的内容与原作之间基本关系不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于坚等三代侃昆明故事：“走过无数地方还是最爱昆明”( 曲鸣飞 )



    2016年5月母亲节前夕的下午，在“我爱昆明悦读昆明”主题读书会上，诗人于坚、学者余斌还有80后歌手司徒骏文作为嘉宾，三代老昆明人同台回忆老昆明，讲述自己的老昆明故事，听得读者意犹未尽，纷纷买书签名回家深读。



   对于余斌而言，研究西南联大的历史，并著述成书是他回馈故乡的一种方式，而有机会将书中的内容以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和现场的人交流也是他非常愿意的事情，“我写的东西，充满我的感情。今天在这里和新一代的、年轻的昆明人沟通、交流我很高兴。”

　　

   而出生在昆明武成路的诗人于坚则一开始就感叹自己出生的街道早已不复存在，但惋惜的同时，他也热爱着昆明这片土地。他说自己写作就是要将记忆保存起来，以此留给后人，“可能过去的昆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通过语言、通过文字，我们可以告诉将来的人，昆明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通过我们的写作，来总结我们历史的经验。我写这本书就是要告诉大家昆明为什么是昆明。”于坚说，除了他还有很多人在写昆明，说明这座城市是一座很深刻的城市。

　　　　　　

  对于于坚而言，故乡就是生命中的种子播撒以后生长的地方，并且要永远对这片土地充满感激。“你在这片土地出生，到世界去漫游，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为什么我们说要落叶归根，也只有故乡有根的存在，你无论到外面怎么成功，你最后还是要回到故乡，这样你的故乡才会承认你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于坚说，当离家的人衣锦还乡，为自己的故乡做贡献，故乡才会承认你的劳动，承认你这颗种子。

　　

  而从上大学开始便离开昆明直至退休才回到故乡的余斌则对故乡这个词的理解更为深刻，因为“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到故乡的余斌更多的是希望能够为故乡做些事情。也因此，在五十多岁的年纪才着手研究自己原本毫不熟悉的西南联大历史。“昆明对我来说就是一段童年，一段少年时代的回忆。我回来的时候是1988年，我越来越衰老，但是我想我应该做一点事情，就想研究西南联大，报答故乡对我的滋养。”余斌说。

　　

  听到两位作家的谈论，司徒骏文也深有感触。从小生活在滇池边的他心中的昆明是晶莹剔透的，“滇池、想象、自由，这是我至今都在追寻的东西。”16岁便辍学离家打拼，直至18岁归乡，在省外感受到孤独的司徒骏文终于对家乡有了更多的热爱和思考，“在昆明写歌的速度很快，灵感和想法很多，在其他城市都没有这么快这么细腻，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灵感，但在昆明就有。”在读书会的最后，司徒骏文特意准备了自己创作的作品《感动昆明》表达自己对昆明的热爱。

　　　

  于坚：1994年第一次出国去巴黎。过去20多年，我已经走过无数地方，但是我还是喜欢昆明。我有一个朋友在巴黎写信给我，说你为什么要留在昆明，昆明已经不是原来的昆明了？我回答他说，因为高原还在，因为灿烂的阳光还在，因为8点钟还没有落下去的夕阳还在，因为花还在开。只要这些东西还在，我们依旧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昆明。


　　余斌：我不断地在寻找这些东西，一座城市应该拥有自己的记忆。如果一个城市没有自己的记忆，那么不能算是一个城市。抗战时期，昆明在全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枢纽，很多人去国外都要经过昆明，当时的西南联大代表中国教育界的最高水平。昆明的文化一下子升高了很多。抗战时期的昆明那段时间有很多可以说的事。

　　

  司徒骏文：我出生在王家桥，是外来居民比较集中的地方，我觉得很像是昆明的尖沙咀，夜市、烧烤，所有人的状态很生动地在王家桥表现出来，到现在依旧没有变过，我很好奇。小时候那里有两个电影院，我虽然看不懂，但脑海里至今依旧有记忆，还有两个水池，你会感觉自己是生活在夏威夷。每家每户都很熟悉，你想去哪家做客就去哪家，它是很小的地方，却住着30多万人，那里给了我很多灵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结束语（后记）



   于坚首先是一个思想家，然后才是一个诗人。是思想成就了于坚的诗歌，而不是生活阅历及生活经历成就了于坚的诗歌，甚至也可以说也不是时代成就了于坚的诗歌。因为他的思想及诗歌都是具有时间跨度的概念。他是站在时间流失以外的诗人，如果不承认这点的存在，我们就一直无法找出中国也有世界级的诗歌巨匠的证据和事实。



于坚在诗歌中曾经书写了什么并不重要，在他的所有随笔中曾经书写了什么也并不重要乃至于他获得了什么级别的文学奖也并不重要，因为人们在议论于坚诗歌及随笔的时候，从来没有议论过他关于思想的评论。即便是有关于他所谓思想的评论，也仅仅是局限无他关于文学的思想而不是他关于世界思索的那个关于世界观的思想。如果们仅仅把于坚定义为一个优秀的或功勋卓著的诗人，而单凭关于他诗歌的评论是明显不够的。因为就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巨匠来说首先是因为他们向世界展示了超越诗歌本身的那个关于世界普世价值的思想然后才是文学巨匠的身份或名誉。



于坚在长达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中，并不是诗歌一直在追随着他，而是思想的智慧与火光一直在追随着他；也不是他那个关于文学思考的随笔及其他对文学的理解成就了于坚的思想，而是他关于那个废墟世界关于构建理想主义的重构世界理想的思想成就他诗歌的普世思想。也不是那个关于所谓诗歌应该为谁的观点而显示出他对文学状况及其文学受众的单一思考。



  我们本论文的依据是，如果把于坚漫长创作岁月积累的文学素养及其思想的觉悟仅仅形容为他关于诗歌的一些看法，这是错误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中国文学理论界一直不愿做的事情是为于坚的思想的存在构建一个合适的空间。他们把于坚理解为国际诗人的依据仅仅是于坚造访过那些国家，他的诗歌又使用哪国文字出版发行过，发行的盛况又是如何，在国外朗诵的气氛等元素来证明于坚诗歌的国际性，很明显缺乏具有论证意义的基础，因为在当代中国，任何一名诗人都可以以文学的名义走出中国。



  于坚的文学理论是值得我们深刻重视的领域。他对诗歌的贡献并非仅仅是贡献了一个关于口语诗歌的诗种，也并非是站在平民思考的角度去维护那个平民概念的文学形式。因为在于坚看来，所有的文学流派仅仅只具有标签意义而没有实际功效。其实，在关于于坚诗歌理论的分析研究中，我们一直所犯下的极大错误就是，永远都只是以口语概念来评论与概括于坚的文学理论，然而我们却一直没有看见的是他一直在强调汉语与汉字求写的重要意义。关于汉字与汉语的理论才是贯穿于坚诗歌理论的重要部分。于坚在他的诗歌理论中，从来都没有去限定与肯定口语写作在他文学创作中的主导作用。而他对口语理论的解释也只是限定于一个开放而并不封闭的状况。因为他一直都没有真正承认过是口语主导着他的写写作。而实际上，于坚对中华文化的崇拜很明显的就体现在他在丽
江大研镇那片土地上的思考。



   大研镇作为一个真实的空间，其实是于坚多种思想集中展示的虚构意义的思想摇篮。既有关于思想的回望，也有关注历前行的凝重，既有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崇拜，也有关于乡村衰亡的沉痛，既有对中华传统道德的思考，也有关于乡村情感的思考。于坚的故乡情感是多元的多义的，他不仅仅只是通过关于故乡的书写去表达那个单一的故乡情怀，更重要的是通过故乡及乡情的渲染抒发着一种担心回不到过去的焦虑及其对乡村衰败的绝唱。



   而其重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乡村的沉重思考与故乡走向衰亡的哀鸣，于坚在二十年前就表达出了深刻的思考。而在二十年之后，贾平凹才提出这种关于乡村的衰亡思考。这足以证明于健文学思考的超前意识。而实际上于坚关于文学的思考有许多前瞻性于进步意义。



当全世界的诗人都在为所谓收入低下导至贫穷状况而抗争时，于坚果断的喊出诗人不是为了金钱而创作的气节旗帜。于坚在许多国家访问过程中，一直在维持着那个关于中华文化的尊严：汉字及汉语。尚义街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代号已深深印刻在中国人的骨髓深处，《零档案》作为表达平民无档案的另一种代词，早已被平民推崇为关于平民文学与诗歌的记忆，印度记或许是二十世纪现代诗人对泰戈尔一个遥遥的呼应，太阳只能照到河流的表面或许是一个诗人具有宗教意义与客观意义的觉悟于觉醒。



  在将来，于坚的诗歌或许会因为各种流派的挤压而失去存在的权力及空间，但是于坚的文学思想会永存。和泰悟士河永存和黄河金沙江永存。在我们本篇论文中，实际上所采取的是一个将于坚几十年创作经验及其文学理论系统全面归类与归纳的综述类的论文形式。他没有任何形式的聚焦及散射，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夸张，仅仅是用于坚自己证明了于坚。既没有理论上的补充，也没有理论的反驳或提出新的见解…因为关于于坚的文学理论不需要去补充不需要去反驳，更不需要去论证，因为他的文学理论始终是开放的，超前的。除了时间和创作历史的发展去证明，而你我他谁都无法以论证的形式去证明于坚的存在，于坚那个关于未来文学理想的预言。



   在本文当中，我们曾经使用一段关于《当代汉诗》与于坚的关系。于坚是这个杂志的文学顾问，而杂志本身发行二十多个国家，承载着弘扬中华文化及中华诗歌的使命。我们相信中华文明及中华诗歌本身所包涵的文化信仰，人文信仰，道德信仰，道德及文明的记忆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我们也相信当代汉诗以他多语种的格局承载着那个关于想象共同体的使命。而就目前来说，理顺关系从根源上寻找调解口语诗歌与知识写作的纠纷是从理论上分析中国诗歌实质及未来发展方向的主要宗旨。就目前来说，支持口语诗歌创作仍然是摆脱中国诗歌困境的主要口号。



   我们在本篇论文中，借鉴及引用了多位老师的观点及文章段落，恕不一一表示致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于坚思想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于坚 /《于坚诗学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3，于坚 /《于坚人间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4，于坚 /《于坚大地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5，于坚 /《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1982-2012） 》

6，于坚 /《众神之河》

7，于坚 /《暗盒笔记》

8，贾平凹，于坚《西部地理 》

9，于坚 /《还乡的可能性》

10，于坚 /《昆明记：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11，于坚 /《印度记》

12，于坚 /《零档案》

13，《于坚：写作就是不断去除遮蔽的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于坚，男，1954年8月8日，出生于昆明。14岁辍学，当过铆工，电焊工，搬运工等。20岁开始写诗，25岁发表作品。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85年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1986年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1994年长诗《O档案》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苗洪，转业军人，出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高级政工干部家庭。其父魏昌海系海军政治部树立的政工干部标兵，曾于六十年代奔赴越南参加抗美援越并获得时任越南总理范文同签名赠送的“团结战胜美帝徽章”。本人在部队长期从事党和国家的政策宣传工作及其各类文学作品的评论工作，并同时长期受聘于海南人们广播电台社教节目主持人。后来为支持云南诗歌的发展辞职专门从事诗歌评论工作,现为诗歌专业评论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于坚《众神之河》欣赏


“南方以南

高原是我故乡

古代的天堂

深夜的黄金

当诸神隐匿

河流闪着原始之光

逝者如斯

黎明滚滚不息

沧桑大道

日夜在我灵魂中激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