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新说（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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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誉二十四
       【原文】王太尉曰：“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或云王戎语。
       【王衍说：“裴楷为人细致、善于洞察是非，心胸开阔，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人，对义理也有超越众人的理解。如果人死了还能有来世，我希望能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也有人说这是王戎说的。】
       从王衍、裴楷和王戎三人的年龄来看，这话不应该是王戎说的，王衍说的可能性更大。
       王戎比裴楷大四岁，王衍比裴楷小十九岁。裴楷任中书令时，王衍还是个小小的黄门侍郎，刚刚步入仕途。从话中可以看出一个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对前辈高人裴楷满满的、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敬意，并称裴楷为“令公”，这都是晚辈和下属这种身份的人所说的。
       再来看王戎，裴楷任中书令时，王戎任尚书仆射，和裴楷平级，年纪又长，所以不可能以“令公”称呼裴楷。
       当然这都是王衍年轻时对裴楷的敬仰。随着后来王衍声望的高涨，已经慢慢地超越裴楷，王衍对裴楷的敬意也剩不下多少了。“雅量”一章中，有人对王衍说“裴令令望何足计！”，王衍居然不反驳，就连表面上稍微谦虚一下都没有，就足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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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誉二十五
       【原文】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
       【王衍感叹道：“我和乐广清谈，没有一次不觉得我的话太啰嗦了！”】
       这则故事，从侧面证实了《晋书-乐广传》中对乐广清谈特点的记载，那就是“善以约言析理”。
       清谈的形式是辩论，目的是证明自己的观点，和曾经很热的各类电视辩论比赛差不多。能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明白道理，就是水平的体现。
       王衍本人就是清谈超级高手，能让他佩服的没有几位，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乐广的江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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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誉二十六
       【原文】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敳常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
       【郭象才学过人，谈论起《老子》和《庄子》来头头是道。庾敳就经常夸奖他，每次都说：“郭象一点都不比我庾敳差啊！”】
       郭象，字子玄，西晋后期玄学大家。
       魏晋玄学的兴起，是以何晏、王弼为《老子》作注为起点。当玄学蔚然成风时，为《庄子》作注就成了玄学的一项重要内容。郭象在玄学上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为《庄子》作注。他的《庄子》注流传至今。
       郭象的《庄子》注一经问世，立刻在学术界引起轰得，舆论都认为郭象写的最能够正确表达《庄子》的核心思想和精髓。郭象原本就被大家公认为玄学大家，清谈高手，再加上他的《庄子》注，一时间舆论一致认为他是继王弼之后玄学成就最高的人。
       关于郭象的《庄子》注，历史上还是一段公案。《晋书》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晋书-向秀传》里记载，向秀所著的《庄子》注，已经非常精妙，令读过的人都能对《庄子》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向秀去世于司马昭或司马炎的时代。到了晋惠帝司马衷时期，郭象在向秀《庄子》注的基础上，“又述而广之”，就是说郭象发扬光大了向秀的理论，站在向秀的肩膀上更进了一步，是在向秀理论基础上的再创作，并拔高了向秀理论的高度。
       而《晋书-郭象传》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记载！
       《晋书-郭象传》里说：向秀为《庄子》作注，还剩《至乐》和《秋水》两篇还未完成就因病去世了。这时，向秀的儿子年纪还很小，无力保护父亲的著作，市面上对向秀的《庄子》注了解得也不多。当郭象看到了向秀的作品后，就窃为己有，完成了《至乐》和《秋水》二篇的注文，又把《马蹄》一篇重写了一遍，其他的内容仅仅做了些文辞上的改动，就对外发表宣称是自己的作品。
       这样一来，郭象就是在剽窃向秀的学术成果！连《晋书-郭象传》里都说，郭象这个人素质太差！（“象为人行薄”）
       郭象这一点就和何晏大不相同。何晏虽然在政治上是个loser，但人品没的说。何晏原先不认识王弼，不知道王弼也在为《老子》作注。自己潜心研究多年，写了很多的《老子》注解。当何晏看到了王弼的《老子》注后，认为王弼的见解远比自己深刻，就一把火把自己辛辛苦苦写下的手稿全烧了。
       郭象呢？西晋末期，东海王司马越成了政治斗争的最后胜利者，“八王之乱”的终结者和唯一活下来的王爷。郭象就投到司马越的门下，做司马越的太傅主簿，权倾朝野，干了不少坏事。这样一来，原先士大夫阶层对他的赞誉之声全部销声匿迹了。
       没过多久，向秀所写的《庄子》注也被公开，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郭象是个抄袭者和伪君子。再加上他的官场中的作为，郭象的口碑彻底跌到了跌停板上。
       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到现在都没有定论。通常还是把郭象往好里理解，认为他是一代玄学宗师。
       郭象提出了“独化”的理论，终结了何晏、王弼时期关于“有”和“无”的争论；他又提出“名教”与“自然”统一的概念，解决了玄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虽然说郭象的理论过于牵强，论证得并不完善，但对于中国古代那个并不擅长逻辑论述的时代，郭象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
       庾敳是当时的大名士，前面已经遇到过多次。庾敳说这句话的时候，郭象任豫州牧长史。后来郭象才来到司马越门下，和庾敳成了同事（庾敳先后任司马越的从事中郎和参军）。
       庾敳对郭象的称赞，是对郭象在玄学造诣上的肯定，同时也有抬高自己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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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誉二十七
      【原文】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太尉答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
       【王澄评价王衍：“哥哥你看上去仪态端正，可就是锋芒太重。”王衍回答说：“的确不如你温和大度啊。”】
       这是兄弟之间的一番对话。王衍、王澄兄弟是西晋末年名士圈里的风云人物。王澄，字平子。王衍官至太尉，所以这里用他的官职来称呼他。
       从这段对话里可以看出王衍为人要强。清谈时每每都要争过对方，哪怕刚才说错了，也面不改色，立刻换一个观点继续辩论，结果被大家嘲笑为“口中有雌黄”。这就是成语“信口雌黄”的来历。
       王澄说王衍“神锋太俊”，其实就是委婉地劝说哥哥要收敛一点。
       王衍自然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不过这似乎已经成为王衍的一种风格，不太好改变了。王衍当时是士人的领袖、玄学大家、清谈界超一流高手，王衍有点嚣张的风格也是有深厚的学识为基础的，所以哪怕王衍有时候表现得很过分，大家也都对他报以宽容。
       虽然王衍说王澄“落落穆穆”，可实际上王澄一直在向王衍学习，很爱出风头。平时王澄行为放荡，爱喝酒，喝大了常常赤身露体，自认为这叫“任自然”。
       王澄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在离开洛阳赴任时，大家都在城南的十里亭为他送别。席间王澄还上演上树捉鸟的戏码，旁若无人。
       王澄不但是个文士，还有一身好武艺。在荆州身边就有几十个武功高强的侍卫跟随，自己怀里还揣着一个玉枕，用来防身。最后王敦想要谋害王澄时，也是先把王澄的玉枕骗走，才呼叫武士上前杀了他。
       所以王衍说王澄的“落落穆穆”，不过是兄弟间的相互吹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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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誉二十八
       【原文】太傅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
       【东海王司马越的属下里有三位人才：刘舆办事能力很强，潘滔学问见识广博，裴邈为人正直单纯、没什么坏心眼。】
       这里的太傅指的是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越是司马懿四弟的孙子，因在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参与诛杀外戚、权臣杨骏的行动中有功，进爵东海王。
       司马越是导致西晋灭亡的政治动乱“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可是经过前后长达十年的“八王之乱”，皇室的威严扫地，国家失去了凝聚力，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混乱之中，少数民族趁机起兵闹事，很多汉族地区也爆发了底层民众的暴乱。西晋地方政权要么和叛军缠斗，要么就被叛军打得抱头鼠窜，安稳一些的地区也呈现出地方官拥兵自重、军阀割据的苗头。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越没有团结各种政治势力，反而对异己残酷打击。对于皇帝，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司马越掌权后，官拜太傅，成了西晋政权的实际控制人。就在他掌权后不久，傻子皇帝晋惠帝司马衷在一天早上吃了几块饼之后就死了，很多人相信是被司马越毒死的。随后司马越立司马炎的小儿子司马炽为帝，这就是晋怀帝。很快，司马越就和司马炽为了权力发生争斗，关系紧张。
       司马越为了躲避和司马炽的直接对抗，以打击少数民族叛乱武装为由，带领西晋最后的十万正规军，出镇项城。不久，就病死在那里。历史对司马越的评价并不高。
       司马越掌权后，他的手下也跟着鸡犬升天。这则故事说他的手下有“三位人才”，本身就是谄媚之词。并且这三位所谓的“人才”，实际上根本不咋地。
       刘舆，前面介绍过，字庆孙，西晋末期名臣刘琨的亲哥哥。
       刘舆是个地道的小人，人品极差。早些年刘舆曾和弟弟刘琨一道，混进了著名的顶级文士团体“金谷二十四友”，和潘岳、陆机、左思等人称兄道弟，这说明刘舆本人还是有点文化水平的。
       司马越积极参与朝政的争夺时，大量吸收人才辅佐自己。他打算征召刘舆做属官，就有人提醒他：“刘舆这个人品行不端，您把他招来，小心败坏了您的名声！”
       司马越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招来了刘舆。刘舆得知司马越的决定后，提前做足了功课。他把有关各地的兵力部署、物资后勤供应情况和山川地理形势背了个滚瓜烂熟。每当司马越召集下属开会，讨论时局的时候，大多数下属说不出各地的情况，只有刘舆和潘滔对答如流。由此刘舆得到了司马越的赏识和信任，被任命为左长史，也就是首席秘书。
       刘舆对待工作的态度那是没的说。成了左长史后，每日经他手处理的各种公务文件堆积如山，刘舆从来不嫌辛苦，经常加班到深夜。这种态度赢得了司马越府上上上下下的尊敬，从此成了司马越手下的红人。可见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刘舆得势后，却干了不少坏事。“雅量”一章中说到他曾想陷害同事庾敳，最后得到了“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的评价。刘舆还亲手害死了在“八王之乱”中夺权失败的成都王司马颖，这让刘舆的招来了社会舆论的一致批判，名声也跌倒了谷底。
       刘舆帮司马越镇守邺城，公元311年病逝，时年四十七岁。
       潘滔，字阳仲。《晋书》中对他的介绍极简。“识鉴”一章中有他对王敦“蜂目已露，豺声未振”的评价，多少有些识人的能力。
       裴邈，字景声，出身大族河东裴氏。裴邈正史中无传，多部野史中都说他为人正直，虽然文士出身，但却身强力壮，似乎有些武功，所以一直从事军职。公元310年，由匈奴族建立在今山西南部的汉赵政权派刘粲、石勒两路大军进攻洛阳，裴邈以监军之职率领晋军迎战，却在渑池被击败。后来史籍中就再没有关于裴邈的记录。
       从上面的介绍不难看出，称这三人为“才”，名不副实。余嘉锡先生也在《笺疏》中评价说，这三人辅佐司马越作恶，都不是君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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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誉二十九
       【原文】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
       【竹林七贤，都有才能出众的儿子。】
       “林下”一说，最早见于东晋文士袁宏的《名士传》，“文学”一章中有介绍。其中把阮籍、嵇康、山涛、阮咸、向秀、刘伶和王戎七人称为“竹林名士”，这为比袁宏稍晚的戴逵写的《竹林七贤论》，把这七人直接称为“竹林七贤”定下了基调。
       【阮籍的儿子阮浑，为人心胸开阔，待人宽厚。】
       阮浑，字长成，《晋书》中只在阮籍传后跟了短短几句，说他很有父亲阮籍的风范，小时候就学着阮籍的样子不拘小节。其中记载了一个既有趣又很重要的细节。
       阮浑小时候就模仿阮籍的言行，一次阮籍教训他说：“阮咸已经被我带坏了，你不能再这样（指模仿自己的言行）！”（“仲容（阮咸的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
       这句话彻底暴露了阮籍的内心。他是真心向往那种恶意违背礼法，肆意妄为的生活方式吗？当然不是，阮籍这么做只是发泄对当时政治生态的不满和自己无力改变现状的苦闷，他的内心显然是向往儒家传统对一个读书人的要求。当时权臣篡位成风，对儒家传统道德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破坏，阮籍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内心充满抵触，却又无能为力，只好借酒装疯。谁成想一不小心他的言行成了当时读书人争相模仿的对象，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潮流。这恐怕是阮籍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对那个社会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嵇康的儿子嵇绍，为人品行端正，气度儒雅。】
       嵇绍，字延祖。竹林七贤的儿子们的传记，《晋书》中都跟随在其父传记之后，唯独嵇绍单独作传，位列《忠义传》之首。
       嵇康遇害时，嵇绍只有十岁，一直隐居在家里读书，侍母至孝。嵇康临死时把嵇绍托付给山涛，西晋开国后，山涛官居高位，主管选拔青年人才。山涛就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嵇绍，请为秘书郎。司马炎当然知道嵇康是怎么死的，可能是内心愧疚，也可能是为了给山涛点面子，破格提拔嵇绍为秘书丞。由此，嵇绍步入仕途。
       嵇绍一到洛阳，立刻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非凡气质。有个见过嵇绍的人对王戎说：“昨天在人群中看见了嵇绍，就如同野鹤矗立在鸡群中那样！”
       名臣裴頠很欣赏嵇绍，说：“如果让嵇绍主管选拔官吏，天下就不会有被遗漏的人才了。”
       嵇绍任徐州刺史时，巨富、官二代石崇是都督徐州诸军事。石崇为人骄横，但是在嵇绍面前却不敢放肆，对嵇绍十分尊敬。
       后来“八王之乱”中，嵇绍政治上从来不站队，和王衍、王戎等人的不问世事不同，嵇绍始终坚守王道、秉持忠义，成为当时官场中的一道清流。不论哪个王爷掌权，都不敢加害嵇绍。嵇绍官至侍中，一直都是晋惠帝司马衷身边的近侍。
       晋惠帝永安元年（公元304年），爆发了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之间为争夺朝政控制权的一场大战，史称“荡阴之役”。东海王司马越裹挟着晋惠帝御驾亲征，嵇绍伴驾前行。
       临行前，有个嵇绍的朋友对嵇绍说：“今日出征，战场上多有凶险，您有没有准备一匹好马？”言下之意是看情况不对就赶快逃跑。嵇绍却正色道：“我陪伴皇帝出征，如果皇帝遇到危险，我就该恪守臣节，要好马干什么！”听到这句话的人无不叹息嵇绍的忠诚。
       果然，战场上晋惠帝没有起到天子的威严，司马越的军队被司马颖的部将石超打得大败。乱军之中，晋惠帝的侍卫看到情况不妙全部跑得影子都没了，嵇绍登上晋惠帝的坐车，用身体挡在晋惠帝身前，被司马颖的士兵杀死在晋惠帝的御车之上，嵇绍的鲜血都溅到了晋惠帝的衣服上。
      战后，晋惠帝司马衷被虏到了司马越的驻地邺城，司马越当然不会对司马衷怎么样，派人伺候司马衷。侍者要帮司马衷把溅有嵇绍鲜血的衣服脱下来清洗，傻子皇帝却说：“这衣服上有嵇侍中的血，不要洗！”
这样的故事，不能不让人动容！
       可是以人伦来论，嵇绍的爸爸是被司马衷的爷爷杀害的，嵇绍却为了保护司马衷而死，细细品味又令人五味杂陈！
       嵇绍死后，葬于荥阳。司马越后来出镇许昌，路过荥阳时，专门来的嵇绍的墓前吊唁，痛哭流涕，并立碑弘扬嵇绍的忠义。
       两晋多位皇帝也对嵇绍加以追封。晋怀帝封嵇绍为侯，追赠金章紫绶光禄大夫，赏赐墓田一顷和十户人家为嵇绍守墓，以少牢之礼祭祀。晋元帝则追赠嵇绍太尉，赠谥号忠穆，以太牢之礼祭祀。可以说给予嵇绍极高的礼遇。
       【山涛的儿子山简，行为不拘礼法，有高尚的品德。】
       山简字季伦，是山涛最小的儿子，为人温文尔雅，有山涛的风范，成年后与嵇绍、刘谟等人齐名。
       晋怀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山简被任命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广、交四州诸军事（西南军区司令），从而离开了洛阳那个是非之地，出镇襄阳（当时驻守在荆州治所江陵的是荆州刺史王澄，王衍的弟弟）。
       当时的荆州，也乱成了一锅粥。荆州南部有以杜弢为首的底层民众叛乱，荆州北部则有王如、严嶷等多股叛乱武装。山简和王澄一个德行，面对乱局，不说安抚百姓，组织恢复生产，强化军备平叛，而是整日饮酒作乐，公务全部交给手下人打理。
       虽然山简的行政能力不咋地，但他的人品还是没说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族建立的汉赵政权南下攻打洛阳，晋怀帝向各地派出使者要地方出兵勤王。山简立刻派部将王万率军队北上援救洛阳，可是王万的部队却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被王如击败，勤王没有成功，最终洛阳被攻破，晋怀帝被俘虏。
       随后襄阳又遭到严嶷的攻击，山简被迫放弃襄阳，南下至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区），招纳各方流亡人士。
       这时后来的晋元帝司马睿已经在江南站稳了脚跟，江州刺史华轶却不听司马睿的调度，双方关系紧张。这在“识鉴”一章中有介绍。有人劝说山简出兵，配合司马睿夹击华轶。山简却说：“我和华轶是老朋友了，怎么能做这种乘人之危的举动来邀功呢？”
       来到夏口的流亡人士中，有很多原洛阳朝廷中乐府的伶人。山简每次举办酒宴时，手下人就对劝山简把那些伶人叫来演奏助兴。山简说：“社稷倾覆，我不能挽救，我就是晋室的大罪人啊，怎么还能奏乐取乐呢？”说完失声痛哭。在座的人听了都面有愧色。
       不久，山简病逝于夏口，时年六十岁。
       【阮咸的儿子阮瞻，为人谦虚低调，有远大的志向；阮瞻的弟弟阮孚，生性豪放，继承了阮咸的很多特点。】
       阮瞻，字千里，生性随和，清心寡欲。阮瞻善于弹琴，只要有人请他弹奏，不论贵贱，阮瞻从不拒绝。读书只领悟要领，从不钻研细节，所以每每与人谈论，都能说中要害，但是言语和修辞就差强人意。
       阮瞻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三语掾”。一次阮瞻去拜见王戎，这时王戎已经官至司徒，又是阮瞻的长辈。
       王戎问阮瞻：“孔子学说要求建立功业和恪守规矩，老子庄子则提倡顺其自然，他们的宗旨相同吗？还是有所区别？”（“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
       阮瞻回答：“或许不一样吧！”（“将无同！”）
       这样一句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句废话，却令王戎反复品味了很久，并大加赞赏，立即任命阮瞻为“掾”，也就是自己的一个低级秘书。这件事传出去后，大家就称阮瞻为“三语掾”。
       阮瞻三十岁就去世了，官职不高，只给东海王司马越做记室参军，后为太子舍人。阮瞻的死，还是一个离奇的故事。
       阮瞻是个无神论者，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现象。每当清谈时谈到鬼神有无这个题目，没有人能够驳倒阮瞻的论点，阮瞻也自认为自己的理论足以证明世上根本没有鬼神。
       一天，一个客人登门拜访阮瞻，与他清谈，这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日常正常的社交活动。这位客人很健谈，辩论技巧高超，阮瞻和他很快就进入神鬼的辩题中，缠斗得十分艰苦。慢慢地，阮瞻开始占据上风，客人有点理屈词穷了。
       客人不高兴了，板着脸对阮瞻说：“神鬼，是古今圣贤都认可和传颂的，你怎么能说不存在呢？我就是一个鬼！”说完，立刻变成了鬼的样子，又化作青烟消散了！
       可想，面对这样的突然变故，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被吓得魂飞天外，阮瞻也不例外。不出一年，阮瞻就病死在仓垣。
       阮孚，字遥集。“雅量”一章中介绍过，那个整日就知道喝酒，喝醉后经常干出出格的事来的家伙，还有个喜欢收集木屐的癖好。这里不多赘述。
       【向秀的儿子向纯、向悌，兄弟二人都有翩翩风度，清新高雅。】
       向纯，字长悌。向悌，字叔逊。《晋书》中没有对二人的介绍。向纯官至侍中，向悌官至御史中丞。永嘉五年，洛阳被汉赵政权攻破，向纯和向悌兄弟逃出洛阳，在逃难的路上被流寇杀害。
       【王戎的儿子王绥，年纪轻轻就显露出将会很有成就的风范，可惜没有成年就去世了。】
       王绥，也作王万，字万子。《晋书》中记载他“有美名”。王绥估计是患有内分泌系统疾病，是个大胖子，也就是现在很常见的肥胖症。王戎为了给王绥减肥，每顿饭只给他吃糠，可是王绥还是越长越胖，年仅十九岁就病死了。王绥的早逝，很可能是死于肥胖引起的并发症。
       王戎对于这个出色的儿子的去世，非常悲痛，这和“雅量”一章中顾雍对儿子的去世表现得截然不同。这个我们在“伤逝”一章中再讲。
       “苗而不秀”，是一句很出彩的比喻。小苗没能长成大树，暗指早逝。
       【只有刘伶的儿子没有任何出众之处，默默无闻。在这些后辈之中，以阮瞻评价最高，嵇绍、山简也在当时拥有很高的名望。】
       说实话，“竹林七贤”的这些后辈们，没有一个能达到他们父辈的高度，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对社会的影响力，都相差得太远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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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誉三十
       【原文】庾子躬有废疾，甚知名。家在城西，号曰“城西公府”。
       【庾琮腿脚有残疾，行动不便，但是名声很响。因为他的家在洛阳城的西部，大家都称他家为“城西公府”。】
       庾琮，字子躬，是说出“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的名士庾敳的兄弟，史籍中无传，算不上历史名人。
       庾琮的官职是“太尉掾”，也就是太尉的属官，入门级的属官，低级的秘书或办事员。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却是位列三公的太尉的下属，所以社会地位很高，足以令平民百姓们仰视。
       属官都要到上司的办公地点上班，通常太尉都享有“开府”的待遇，就是在自己家里办公。庾琮腿脚不便，估计做不到按时按点上班，有公文需要处理，肯定是太尉府的小吏送到庾琮家里。庾琮在家里办公，和“开府”无异，这样庾琮家才落得“公府”的美名。
       当然庾琮能有这样的待遇，肯定和自身的学识修养分不开，不是什么人都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