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歌文学社区

标题: 国史闲谈·先秦篇（连载，6月24日更新至74章） [打印本页]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9-27 00:09
标题: 国史闲谈·先秦篇（连载，6月24日更新至74章）


一、从开天辟地说起

在今天的中国，流传最广的创世神话是盘古开天地。说的是，宇宙最初是像鸡蛋一样的一片混沌（dùn），有一个叫盘古的巨人睡在其中。他一直睡了一万八千年，醒来时发现四周一片黑暗，就用一把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大斧子劈开了这个“鸡蛋”。从此，“轻清”的东西上升成为了天，“重浊”的东西下降成为了地，世界诞生了。

这个故事最早出现于三国时的《三五历记》，作者叫徐整，但《三五历纪》并没提到那把神奇的斧子，也没说盘古是在混沌中“睡”了一万八千年，只说他是“生其中”，由于“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所以看上去更像是盘古长个把天地给撑开了，根本没有“开辟”什么事。

徐整在他的另一部作品《五运历年记》里还记载了盘古的另一个重要事迹，那便是“垂死化身”。说的是盘古临死的时候，“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zī）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méng）。”这样一来，盘古的功绩就不仅是开天辟地了，还包括了创造宇宙万物，连人类都是他身上的寄生虫变的，很抢了一些女娲造人的风头。

在三国以前的典籍中，盘古这个名字从来也没出现过，但这却并没妨碍这个故事的传播。这也许是由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中缺少创世这一环，也许是由于其他原因，但无论如何，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流传了下来，并被广泛接受，以至于后来的人们往往以为它也是上古传说之一。

不过，虽然盘古是一个半路出现的神祇（qí），但那个像鸡蛋一样的混沌却是古已有之——虽然它并不一定像个鸡蛋。混沌的本义是指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含有孕育的意味。《山海经•西山经》描述它的样子说：像一个红色的球，有六条腿，四个翅膀，但是没有面目。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混沌的原型是什么了。也许它真的是产生于对鸡蛋孵出小鸡的惊诧，也许只是产生于对太阳从黎明前的黑暗中喷薄而出的描绘，或者也可能是产生于潜意识中对母亲子宫内环境的记忆，但无论如何，混沌代表这样一种状态：黑暗、寂寥、没有方位、没有时间，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但又随时都会开始。

关于混沌的记述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庄子•应帝王》中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南海之帝叫倏（shū），北海之帝叫忽，中央之帝叫混沌。这个混沌跟普通人不一样，他的脸上没有五官。倏和忽经常到混沌那里去玩，混沌对他们很好。倏和忽就想报答他，打算替他造出五官来，以使他也能够像普通人一样享受视听之乐。于是，倏和忽趁着混沌睡觉的时候开工了。每天凿出一窍。到了第七天，七窍造好了，混沌也死了。

有人说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创世故事，但也有人说并非如此。不过，庄子写这个故事的本意可能跟混沌本身毫无关系，他其实只是借混沌之死说明，人不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当然的去做一些事，有意为之也许会得到意料之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故事所表现出来的意趣不仅仅是创世那么单纯，虽然它也可能真的是脱胎于上古的创世神话。

总之，不论是借助于盘古之手还是借助于倏和忽，混沌不存在了，这的确含有人类摆脱蒙昧，开始走向文明的隐喻。文明的发端是极其艰辛的，我们几乎无从知道历史的真实是什么。神话满足了我们的这一好奇心。在中国的神话中，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一大批神祇的贡献，而在这些伟大的神祇中，有一个叫做轩辕黄帝，他被奉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

让我们就从这位伟大的黄帝开始我们的闲谈吧……

—— 未完待续 ——

---

作者: 李听圃    时间: 2019-9-27 00:38
关注这个连载，知识性，文献性，兼备，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源头，有些资料值得考据研究，我们根据你的笔触领略中华文明的发源和流变。欢迎蚂蚁文友到社区交流。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9-27 06:04

李听圃 发表于 2019-9-27 00:38
关注这个连载，知识性，文献性，兼备，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源头，有些资料值得考据研究，我们根据你的笔触领略 ...

感谢斑竹厚爱推荐，近期内我会做到每日一更，欢迎朋友们跟帖讨论。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9-27 10:07
二、亦神亦人的黄帝

黄帝是中国神话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神，但他也是一个被历史书记录在案的历史人物。由此可见，黄帝对中国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神话的范畴，而深入到历史和文化的领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直至今天还自称为“炎黄子孙”。

炎黄的“黄”，指的当然是黄帝，而“炎”则是指炎帝，也就是神农氏。神农氏在黄帝之前为帝，后来被黄帝所取代。不过，黄帝取代炎帝并不是所谓的改朝换代，而是一种相互融合。这种融合应该是建立在通婚基础上的，而通婚可能就是造成我们的祖先是两个而不是一个的原因所在。

炎帝神农氏姓姜，居于姜水。相传，他发明了稼穑（sè）之法，是农业的鼻祖，另外他还遍尝百草，试验它们的药性，是一个药学家。这本来很可能是因为农作物和草药都是植物而产生的一种附会，但有趣的是，黄帝恰巧可能是一个医学家。这应当是一种对称心理在起作用。后来这种心理被极大的发展了，体现在炎帝和黄帝身上的一件事是：中国的第一本药书叫做《神农本草经》，而第一本医书则叫做《黄帝内经》。

炎帝和黄帝当然不可能是这两本书的作者，但这足以让我们领略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之大。这种影响来源于他们的丰功伟绩。事实上，中国上古神话中能够流传下来的神祇（qí），往往都是些功勋卓著者，比如：发明网用来打猎和捕鱼、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之理创制八卦的伏羲，炼石补天、抟（tuán）土造人、设置婚姻制度的女娲，“生十日”的羲和，“生月十二”的常羲，射日除害的后羿等等，都是曾为人类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英雄。我们今天不知道这些神祇的事迹是人们用来解释世界的编造，还是对真实历史的夸张，但其中的价值取舍却是明白无误的。

当然，中国上古神话中也有另一些神祇流传了下来。不过，他们往往是一些“反角”或“配角”，是随着“主角”的流传而流传的，而像夸父、刑天、精卫那样毫无功利色彩的故事则只是特例，寥寥无几。以黄帝的神话为例：蚩尤是黄帝和炎帝的敌人，战败后被黄帝所杀，是一个反角；旱魃（bá）是一个天女，帮助黄帝战胜蚩尤有功，是一个配角。黄帝的故事流传了下来，蚩尤和旱魃也就跟着流传了下来。

使蚩尤和旱魃流传下来的黄帝，是少典之子，姬姓，名轩辕，号有熊氏，被《史记•五帝本纪》列为五帝之首。传说他的母亲因见到电光围绕北斗枢星而受孕，经过长达二十四个月的孕期，才生下黄帝。关于他的长相，有的记载说是人面蛇身，跟伏羲一个样子；有的则说他“四面”，也就是有四张脸；还有的说他是人形，但额骨隆起，形似太阳，而且面部有龙的模样，手足也似龙的爪趾。总之，他是一个相貌非凡的神。

在黄帝的时代，神农氏的势力衰弱了。诸侯相互攻击，天下战乱不已，其中以蚩尤最为残暴。于是黄帝“振德修兵”，发展生产，仁慈爱民，使天下诸侯大多归附于他。这导致了炎帝和黄帝之间的矛盾，双方在阪泉（或今河北张家口涿鹿县东南，一说或今山西运城盐湖区）进行了三次战役，最终以黄帝“得其志”而告终。

不久，蚩尤作乱。黄帝调集诸侯军队对他进行讨伐。战斗在涿鹿（或今河北张家口涿鹿县东南）展开。先是黄帝命应龙进攻蚩尤，却在蚩尤布下的大雾里迷失了方向，三天三夜找不到出路，幸亏黄帝命令风后建造了指南车才得以脱困。接着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纵风下雨进攻黄帝，黄帝则请来天女旱魃以巨热强光爆响驱散风雨，实施反击。双方倾尽全力决死一战。结果，黄帝终于擒杀蚩尤，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从此，黄帝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得以确立。

那时候的诸侯主要是各地的原住部落，还不是后来由帝王分封的诸侯，所以称炎黄为帝王其实是不准确的。应该说，由于黄帝的实力最强大，所以人们一般也不会招惹他，同时由于他注意“振德”，不像蚩尤那样“侵凌诸侯”，所以人们也乐意顺服他。因此，黄帝这个天下共主更像是武侠小说里的武林盟主，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部落联盟首领”。

当上部落联盟首领的黄帝开始设置官职，教导百姓，发展生产，做了很多泽被（pī）后世的事。相传，黄帝的妻子嫘（léi）祖发明了种桑、养蚕、缫（sāo）丝等技术，被后世尊为“先蚕”。黄帝及其臣属则推算历法，设定干支，发明文字，创立算数，制定度量衡，铸铜造币，调定音律，制作舟车，发展医术，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另外，黄帝当然也会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好在那时候地广人稀，所以这种扩张不见得全是武力扩张；不过他也一定会遇到像炎帝那样的竞争力量和像蚩尤那样的反抗力量，所以要说他的扩张完全是非暴力的也不一定对。因此，今天的我们不该再像传统史家那样一味拔高其“振德”的一面而忽视其“修兵”的另一面，也不该再把黄帝和蚩尤之间发生的那场充满了神话色彩的战争，简单解读为“有道”对“无道”的胜利。

也许，如果我们把黄帝理解为一个善于利用各种和平的与非和平的手段，团结了可以团结的中原各部族，有效抵抗了以蚩尤为代表的江淮九黎部族向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扩张，因而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大概是更靠谱的一种理解。

据说，黄帝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十四人被分封，得到十二个姓，而五帝中的另外四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的始祖也都是他的子孙。因此，黄帝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不再完全是一个神话人物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9-27 21:02
欢迎新朋友来到四季歌文学社区，祝您在社区创作愉快！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9-27 21:26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9-27 21:02
欢迎新朋友来到四季歌文学社区，祝您在社区创作愉快！

谢谢斑竹，我会加油的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9-28 00:44
三、疑云重重的尧舜禅让

黄帝死了之后，部落联盟首领的位子传给了他的孙子高阳，这就是帝颛顼（zhuān xū）。颛顼死后，位子传给了自己的侄子高辛，也就是帝喾（kù）。帝喾死了之后，位子传给了他的长子帝挚。帝挚在位九年，也不知道是因为死了还是被赶下台了或是主动让贤，他的位子又传给了自己的弟弟放勋。放勋就是帝尧，因为曾经先被封在陶，后又被封在唐，所以号陶唐氏，也被叫做唐尧。接替帝尧的是他的女婿重华，也就是帝舜，因为曾被封在虞，所以号有虞氏，又被叫做虞舜。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说的“五帝”，历来都被誉为贤德之君。

从黄帝到帝尧，不是父死子（侄）继就是兄终弟及，这是典型的世袭。可是到了尧舜，画风却突然变了：尧竟然把位子传给了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婿！这就是所谓的禅让。

禅让是指不把位子传给自己的兄弟子侄，而是传给没有血缘关系的两姓旁人。但其实，尧和舜是有血缘关系的：尧的曾祖玄嚣跟舜的七世祖昌意是亲哥俩，都是黄帝的儿子，所以要论起辈分来，尧是舜的高祖辈，都是黄帝的后代，倒也算的上是同宗，只不过两人的血缘已经离得比较远了。

尧在位七十年，已经很老了，就开始考虑自己的继承人问题。他向大家征求意见。根据惯例，人们首先推举他的儿子丹朱，可是尧认为丹朱为人“顽凶”，没有同意。大家只好又推荐管水的官共工，可是尧认为共工“其用僻，似恭漫天”，也没同意。儿子不行，当官的也不行，那就只好推荐民间人士了，于是人们又推荐了舜。

有人说舜生于诸冯（或今山东潍坊诸城市北），还有人说舜生于姚墟（或今河南濮阳东南），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对，但总归应该是在今天山东、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那个时候，这一带是东夷人的地盘，所以《孟子•离娄下》说舜是“东夷之人”。

舜的母亲早死，父亲瞽叟（(gǔ sǒu）又娶了妻子，生了个儿子叫象。瞽叟会偏爱后妻和幼子，这母子俩也会恃宠而骄，这本不足为奇，但令人诧异的是，瞽叟竟会跟他们合谋屡次要害死舜。考虑到瞽叟虽然是个瞎子，但却能娶了一个又续娶一个，这在今天的普通人家也不太容易办到，可见他家可能很不一般，所以他们对舜的谋害应该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偏向。

舜也知道父亲想杀死自己，所以处处小心，使父亲“欲杀，不可得”。他脑瓜好使因此总能化险为夷本也不足为奇，但难得的是，舜并没因此就记恨父母兄弟，反倒“顺适不失子道”，所以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就以孝闻名了。毫不夸张的说，他之所以会在三十岁的时候被举荐给尧，主要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孝名。

尧不了解舜，想要考察考察他，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颇有些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味道。按理说，尧舜既为同宗，又辈分悬殊，是不该结成这门亲事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尤其奇怪的是，尧不仅不给自己女儿嫁妆，而且既不让她们住到舜的家里去，也不让她们跟舜和自己同住，而是让她们跟舜以及舜的全家都住到妫汭（guī ruì），也就是妫水拐弯的地方去，并且还另外派了“九男”跟他们一起住，是不是监视居住实在是不好说。

妫水在今天的山西南部，这可离东夷太远了。舜他家不是一般的人家，他为什么要舍家撇业的跑那么远呢？如果说他一面官迷心窍想要拽着龙尾巴上天，一面又担心被父母兄弟害死，那他自己跑去也就算了，为什么竟是全家一起搬过去呢？而且如果妫汭是个富饶繁华的地方也行，但偏偏这个地方是个蛮荒之地，不然也不至于舜住到那里之后才“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不能不说这事透着邪。

当然，舜也确实不白给，不仅他居住的地方“三年成都”，而且在他的影响之下，尧二女“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到了这个时候，尧才赐给他絺（chī）衣、琴和牛羊，为他修筑仓廪，算是把当初所欠的嫁妆给补上了。后来，到了舜被举荐后的第十七年，尧又让他到身边来帮助自己管理百官、处理政务和外交。这样又过了三年，尧终于不再管事，“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了。

又过了八年，尧死了。舜把都城平阳（或今山西临汾襄汾县陶寺村）让给丹朱，自己避居到“南河之南”去了。但是，天下的诸侯都只去朝觐舜，打官司的人也都只到舜那里告状，还编了许多歌谣颂扬舜，完全不把丹朱放在眼里。三年之后，舜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天意所归，这才取代丹朱，彻底完成尧舜禅让的过程。

以上是《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也是通行的说法，但也有完全不同的说法。古本《竹书纪年》【注】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说法相当惊世骇俗，但跟《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的说法相吻合，而《荀子•正论》也认为“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所以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看上去也并非完全不可信。

我们只能说，《史记》和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哪个符合历史事实，现在还没法判断，需要继续研究。

—— 未完待续 ——

【注】《竹书记年》，西晋咸宁五年（279年，一作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年或281年）出土于汲郡（今河南新乡卫辉市西南）的战国魏墓，记录了夏、商、西周、春秋晋国和战国魏国的史事，后散佚。现存古本《竹书记年》为清代学者汇辑古代典籍的引文而成，今本《竹书记年》则一度被断为宋以后的托名伪书，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此说似乎不确，所以“国史闲谈”对今本《竹书记年》予以采信，凡引用古本，均称“古本《竹书记年》”；引用今本，则省略“今本”二字，迳称《竹书记年》。

---

作者: 李听圃    时间: 2019-9-28 23:10
年代久远，头绪繁多，难以全面接受，一正一偏单独列出，存疑是唯一可行的学术态度。受教了。POP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9-29 00:09

李听圃 发表于 2019-9-28 23:10
年代久远，头绪繁多，难以全面接受，一正一偏单独列出，存疑是唯一可行的学术态度。受教了。POP

感谢站长点评，献丑了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9-29 00:10
四、从大禹治水到夏朝建立

尧的时候，也不知怎么的就发了一场大洪水，“汤汤（shāng）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老百姓不堪其苦，于是尧就想找个能治理水患的人，这样就有人推荐了鲧（gǔn）。

《史记•夏本纪》说鲧是颛顼（zhuān xū）的儿子，跟尧的父亲帝喾（kù）是同辈人，而《汉书•律历志》则说鲧是颛顼的五世孙，跟舜的父亲瞽（gǔ）叟是一辈人。不管哪个正确吧，反正尧并不看好他的这个亲戚，说他“方命圮（pǐ）族”，也就是不听命令、危害族人的意思，认为他不合适，可是一时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尧没办法，最终还是派鲧去了。

鲧治水用的办法是“堙”（yīn），也就是设置堤坝来堵水，但这招好像不太灵，历时九年也没能平息洪水灾害。这时候舜已经“摄行天子之政”了。他四处巡行视察，觉得鲧搞得太不像话，就把鲧流放到了羽山。

鲧最终死在了羽山，但是《史记》在这里却出了一个bug。《夏本纪》说舜“殛（jí）鲧于羽山以死”，而《五帝本纪》却说舜“归而言于帝”之后才“殛鲧于羽山”，也就是说流放鲧的不是舜而是尧，到底哪一个对呢？

《竹书纪年》说鲧是被尧罢黜的，《左传•昭公七年》也说“尧殛鲧于羽山”，应该已能证明是《夏本纪》搞错了，但这并不代表《五帝本纪》就没错。《五帝本纪》和《尚书•尧典》都记载鲧被派去治水是在舜被举荐给尧之前，就算他俩是同时被举荐的，那也要二十年后舜才能“摄行天子之政”，可见，鲧治水九年的时候，舜根本不可能以摄政的名义巡察天下，所以《五帝本纪》的“归而言于帝”也是瞎掰。

《史记•夏本纪》说鲧被流放之后治水的事就被搁置了，直到尧死了以后，舜寻求能“美尧之事”的人，这件事才被重新提上日程，可是《竹书纪年》却说，舜摄政的第二年就派禹重新开始治水了。我们不知道这两个说法哪一个对，但反正治水是重新开始了。按照《夏本纪》的说法，禹先是谦让了一番，建议契（xiè）、后稷、皋陶（yáo）代替自己，舜没同意，只同意让契、益和后稷辅助禹，禹这才走马上任，重新开始了治水工程。

禹的名字叫文命，跟舜是东夷人不同，“禹兴于西羌”，大概是个西戎人。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一方面不再“方命”，一方面改堙为疏。他测量地形，规划水道，亲自拿着“橐耜”（tuó sì）跟大家一起参加凿山通泽的艰苦工作，以至于手脚都长满了老茧，连小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他常年在野外工作，栉风沐雨，风餐露宿，三过家门而不敢入，历时十三年，“开九州，通九道，陂（bēi）九泽，度九山”，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业。

治水的同时，禹还规定了贡赋制度。他把王畿（jī）之外每五百里划为一服，依次为甸、侯、绥（宾）、要、荒五服，规定每服对中央负有不同的贡赋和劳役义务，其义务的多少按从近到远依次递减，到最远的荒服，已经减少到只要表示臣服就行。这一套施行之后，“声教讫于四海”，天下“太平治”。

禹取得这样非凡的成就，深得老百姓的敬重，被尊称为“大禹”，也就是伟大的禹或神圣的禹。舜这次没有因为禹用了十三年才治平洪水，比鲧的九年长得多而怪罪禹，反倒赐给他玄圭，让他辅佐自己，称赞他是自己的股肱（gōng）之臣。舜的首辅大臣皋陶也很识时务，不仅没跟禹争夺权位，反而命令天下都要遵从禹，不遵从的就要处以刑罚。这样，虽然没明说，但实际上禹也相当于是“摄行天子之政”了，所以顺理成章的，不久之后舜就祭告上天，正式把禹立为了自己的继承人。

过了十七年，舜死了。禹也学着舜当年的样子，在舜三年丧期满了之后，把都城蒲阪（bǎn）（或今山西运城永济市）让给了舜的儿子商均，自己“避居”到阳城（或今河南郑州登封市告成镇）去了。同样跟当年一样的是，人们现在也不理会商均而都去朝拜禹，于是禹也就当仁不让的顺从了天意，“遂即天子位”，建立国号叫夏后，姓姒（sì）氏。

禹在位仅十年就死在了出巡的路上。临死前，他把自己的位子传给了辅政大臣益。这个时候，夏的都城已经从阳城搬到了阳翟（dí）（或今河南许昌禹州市），益也学着舜和禹的样子，把阳翟让给禹的儿子启，自己“避居”到箕山之南。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大家没按套路出牌，反倒不理会益而都去朝拜启，称启为“吾君帝禹之子也”，这样，益也就失去了位子。

还有一种说法是，启继承禹并没有这么温文尔雅，而是充满了血腥。也不知道是益没避居，启耐不住了；还是益避居了而大家照例都不朝拜启，启生气了；或者是虽然大家都来朝拜启，但启不肯给竞争对手留下翻盘的机会，反正是双方大打了一仗，启靠武力把位子夺了过来。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对，益毕竟是禹选定的接班人，所以难免会有人对启取代益表示不服。当然，这种不服是出于为益打抱不平，还是想要从启的手里抢过位子来自己坐上去，今天已经不好判断了。反正不管怎么说，有扈（hù）氏反了。对有扈氏的不服，启的办法简单粗暴、老实不客气：不服就揍！于是兴兵“行天之罚”。双方在甘这个地方打了一仗，有扈氏战败被灭。

这一仗打出了威风，大家都老老实实的来朝拜启，再也没有敢奓（zhà）翅的了。于是，启在阳翟建造钧台，大会诸侯，宣布登基，史称“钧台之享”。从此，依靠武力，世袭制再一次得以确立，启也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9-29 10:47
重温古典历史故事，一篇一篇读下来，收益匪浅，叙述有章有节，文字生动，欣赏学习，赞。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9-29 12:04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9-29 10:47
重温古典历史故事，一篇一篇读下来，收益匪浅，叙述有章有节，文字生动，欣赏学习，赞。

传说时代的史料太少，争议也很大，为了避免过于学术化，只能写的粗略些，越往后将会越详尽，希望您能喜欢。谢谢赞！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9-29 12:07


感谢斑竹将拙作置顶，好开心！ 我会继续努力的。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9-30 00:09
五、夏朝建立之初的混乱

夏朝的老大称为“后”。后是王的意思，不是王的媳妇的意思，“王的媳妇”是后起的意思。所以禹也被叫做夏后禹，启也被叫做夏后启，只不过后来人们习惯上称呼他们为帝禹、帝启。

帝启至少有五个儿子。到了他晚年的时候，这五个儿子开始争夺继位权。估计是小儿子武观搞得太过分，失去了启的欢心，被启给打发到西河去了。可武观这小子是个狠角色，他不肯善罢甘休，在西河养精蓄锐过了四年，到帝启十五年的时候终于起兵造反，史称“武观之乱”。

武观之乱幸亏有彭伯寿率军出征才得以平定，不然启想善终怕是都难。这可能是启靠武力确立世袭制所带来的后遗症，毕竟他让大家都认识到了武力是个好东西，而尤其可怕的是，学会用拳头说话的不光是启的儿子们，还有诸侯。这一点在启活着的时候好像还问题不大，到启死了，他的长子太康在位的时候，更大的乱子可就来了。

太康继位后，迁都于斟鄩（xún，或今河南洛阳偃师市二里头）。本来启晚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贪图享乐而疏于政务了，太康比他老爹还过分，终日田猎无度，流连于美色酒肉之中，根本就不理朝政。东夷有穷氏的首领后羿认为这是他篡位夺权的好时机，就趁着太康出去打猎百日不归的机会，派兵阻断太康的归途，占领了斟鄩，“因夏民而代夏政”，篡夺了夏朝的政权，史称“后羿代夏”。

东夷是夏朝人对东方民族的称呼。当时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居于中原的夏朝及其属国则是夏或诸夏。舜是东夷人，“禹兴于西羌”，但都不妨代表正统，所以这个时候蛮戎夷狄的称呼并没有贬义。后来，大概是优越感爆棚的原因，诸夏又被称为华夏了，也就是所谓“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的意思，这才使戎狄蛮夷的称呼有了贬义。

现在，太康不敢回国，后羿就废黜了太康的帝位，立太康之弟仲康为帝，自任摄政。仲康当了七年傀儡之后死了，后羿又立仲康的儿子相为帝，但是不久他又赶跑了相，自立为帝。相只好流亡，居于帝丘（或今河南濮阳东南），虽然只能依附于同族的斟灌氏和斟寻氏，但仍然自称正统。

这个代夏的后羿是不是“后羿射日”里的那个后羿呢？估计不是。那个时候，人们往往用一个人担任的官职来称呼他，所以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叫共工（管水的官）、祝融（管火的官）、后羿（管射的官）的人。“后羿射日”里的后羿是帝尧时候的人，从帝尧去世到太康之世至少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所以除非是记错了时间，这两个后羿不太可能是同一个人。

后羿他们家从祖上就一直负责“射”这件事。到了帝喾（kù）的时候，帝喾把他们家封到鉏（chú，或今山东济南）这个地方，并赐予 “彤弓素矢”，这才成了诸侯。由于家学渊源，后羿非常善射，所以他对自己的武力很自信，雀占鸠巢之后也不吸取太康的教训，跟太康一样不修民事，终日沉湎于游猎，终于被自己的宠臣寒浞（zhuó）杀死了。

寒浞自立为帝以后，为了防止帝相的势力复兴，就派自己的儿子浇征伐斟灌氏和斟寻氏。浇能征惯战，人称“多力，能陆荡舟”，也就是力气大到能在陆地上行船，所以斟灌氏和斟寻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帝相也不幸死在了兵锋之下。当时帝相的夫人后缗（mín）已经有孕在身。她从墙洞中爬出来，逃到娘家有仍氏生下遗腹子少康，这才保住了夏朝的血脉。

少康长大后，当上了有仍氏的牧正，也就是主管畜牧的官。浇听说后，派人追杀有仍氏，少康只好逃亡到有虞氏，又做了有虞氏的庖正，也就是掌管饮食的官。有虞氏感念当初夏朝的恩德，“妻之以二女，而邑于纶（或今河南商丘虞城县东北），有田一成（方圆十里为一成），有众一旅（兵士五百为一旅）”。这样，少康才算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和势力。

少康在纶邑收抚夏朝遗民，设官分职，开始谋求复国。他找到了一个夏朝的旧臣叫伯靡的。本来这个伯靡在后羿代夏的时候是辅佐后羿的，后羿死了之后，他逃亡到有鬲（gé）氏，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忘了自己曾是夏的贰臣，也不怕少康复国后跟他算老账，打算要帮着少康复国了。

寒浞主要倚仗自己的两个儿子浇和豷（yì）。浇太能打，少康就玩阴的，派刺客女艾趁着浇打猎的时候刺杀了他，然后又派自己的儿子季抒攻灭了豷。寒浞失去了左膀右臂，被伯靡率领的斟灌氏和斟寻氏遗民攻杀。这样，在剿灭了寒浞的势力之后，少康“求阳翟（dí，或今河南许昌禹州市）夏王之故都”，重建了夏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

从武观之乱到少康中兴这一段混乱的历史，创造了国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荒嬉国政，第一次诸子争立，第一次帝子谋反，第一次谋朝篡位，第一次臣弑其君，第一次用间行刺，第一次王朝中兴，可以算是个“第一次”的大集合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李听圃    时间: 2019-9-30 22:04
继续关注。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 06:04


六、商汤革命

少康之后，夏朝的帝位八传而至孔甲。孔甲这个人信奉鬼神，喜欢养龙，估计就是养鳄鱼，“肆行淫乱”，使得诸侯纷纷叛离。夏朝的国势开始衰落了。孔甲死后，帝位传给了他的儿子皋。皋传位给儿子发，发传位给儿子履癸。履癸就是著名的昏君夏桀。

桀在位期间，夏与各诸侯的关系已经破裂，给夏上贡的诸侯也越来越少，不过桀这个人武力非凡，能“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因此他也很迷信武力，不仅不肯“务德”，还常常讨伐那些不肯顺从的诸侯。可是打仗是个劳民伤财的事，连年征战弄得百姓们不堪其苦。

夏桀不光穷兵黩武，还骄奢淫逸。他兴建了倾宫、瑶台等奢华的宫殿，从各地搜罗美女藏于后宫，日夜与她们饮酒作乐。传说他最宠爱的妃子叫妺（mò）喜，是他讨伐有施氏得来的战利品。桀为她造的酒池大到可以在里面划船，常常有人因为醉酒而淹死在里面。妺喜还喜欢听撕裂绢帛的声音，桀为了表达宠爱，就命人搬来成捆的绢帛专门撕给她听。这也都是些耗伤民力的亡国之举。

有大臣对夏桀进行劝谏，但他一概不听。不仅不听，要是烦了还会杀掉劝谏的大臣。贤相关龙逄（páng）就是这样被杀死的。百姓们恨死了这个残暴的昏君，但又敢怒不敢言，只好指着太阳说：“时日曷（hé）丧，予及汝皆亡。”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啊，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死。当老百姓宁肯跟他们的君主一起灭亡的时候，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快要到了。

这个时候，又是在东夷，有一个叫做商的国家崛起了。商的始祖就是那个奉帝舜之命协助大禹治水的契（xiè），是帝喾的次妃简狄的儿子，跟帝尧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传说简狄是由于吃了一个玄鸟蛋怀的孕，《诗经•商颂•玄鸟》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就是这件事。

契因为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而被舜任命为司徒，赐子姓，封于商（或今河南商丘），以地为名，所以国号叫商。契死之后，十三传而至天乙。天乙就是商汤，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正当夏桀在位的时候。

汤不像桀那样专任武力。虽然他也四处征伐扩张势力，但他比较有节制，而且还很注意“修德”。有个故事说，有一次汤在野外见到个捕猎的人，那人张了四面网并且祷告说：“愿天下四方的禽兽都进入我的网里。”汤认为这样做就把四方的禽兽都捕尽了，不是有德之人该干的事，就命人去掉三面网，说：“想左就左，想右就右，不想活的才进到网里来。”诸侯们听说后都称赞商汤的德行已经惠及禽兽，纷纷前来归附他。

商的扩张引起了夏桀的警觉，于是派使者召商汤入朝。我们不知道汤是不是猜到了夏桀召他入朝的用意，但估计就算猜到了也没什么用，因为此时商的实力还不如夏，如果不听招呼，也许立马就会招来亡国之祸。所以汤老老实实的去了，结果到了之后就被夏桀关在夏台，囚禁了起来。

夏台就是夏启“钧台之享”的那个钧台，位于夏启故都阳翟（dí）（或今河南许昌禹州市）。虽然此时夏的都城早已迁到离阳翟很远的斟鄩（xún）（或今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但既然夏台还在，那估计阳翟也仍然是夏朝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因此我们也可以设想，没准夏桀此时正巡视到这里，天子巡狩招诸侯来朝拜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商汤也可能是由于没加防备才落入了圈套，而大概也正是由于就近的原因，夏桀才没把商汤关在国都而关在了夏台。

后来，也不知道夏桀这个昏蛋是怎么想的，竟然忘了当初为什么要囚禁汤，又把汤给放了。虽然汤重新获得了自由，但夏桀囚禁商汤这件事却引起了诸侯们普遍的反感和不安，据说一天之中因此而叛离夏桀投奔商汤的诸侯就多达五百余国。在那个信息和交通都极不发达的时代，要想在一天之内达到这个效果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但这至少说明，夏桀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夏桀的暴虐加上商汤的邀买人心，到最后夏桀只剩下了韦国、顾国和昆吾国三个死党，消灭他的时机成熟了，于是汤决定取夏而代之。他采取了先剪灭夏桀羽翼的策略，首先攻灭了韦国，第二年又攻灭了顾国，第三年进攻昆吾国，到第四年昆吾国也灭亡了。我们不知道在这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夏桀都在干些什么，他怎么就任由商汤消灭他的死党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呢？我们知道的是，现在夏桀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昆吾国灭亡的同年，商汤准备跟夏桀进行最后的较量了。在诸侯联军的誓师大会上，他历数夏桀的残暴，声称是上天命令他征讨夏桀的，而他由于畏惧天命，所以不敢不出兵。这样，商汤成功洗白了自己犯上作乱的行为，避免了被看成是后羿、寒浞（zhuó）那样的乱臣贼子，达到了统一认识、凝聚诸侯的效果。

誓师之后，汤自称武王，率领商与诸侯的联军跟夏军会战于“有娀（sōng）之虚”，夏军战败，桀率残部逃到鸣条，汤追到鸣条，再一次战胜夏军，桀又逃到三飐（zhǎn）国，汤也追到三飐国，终于在三飐国抓住了夏桀。于是，汤“践天子位”，定都于亳（bó，或今河南商丘），商朝取代了夏朝。

不过汤并没有杀死桀，而是把他流放到南巢（或今安徽合肥巢湖市）去了，他也没灭绝夏朝的香火，而是把夏朝的遗民封在了杞（qǐ，或今河南开封杞县）这个地方。桀后来死在南巢，但他并不服气。他曾经懊恼的对别人说：“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句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从商汤继任者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夏桀当初要是真的杀了商汤，“天命”是不是仍然会从夏转移到商，还真的不好说。

想当年，夏启就是以天命的名义取代益，消灭有扈氏，建立和巩固了夏朝的统治。现在商汤照方抓药，对夏桀也玩了这么一手，估计是夏启当初没想到的。既然天命可以从夏转移到商，那么它就不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后来人们就把改朝换代叫作“革命”，也就是改变天命的意思。

商汤革命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朝换代。

—— 未完待续 ——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 06:04


六、商汤革命

少康之后，夏朝的帝位八传而至孔甲。孔甲这个人信奉鬼神，喜欢养龙，估计就是养鳄鱼，“肆行淫乱”，使得诸侯纷纷叛离。夏朝的国势开始衰落了。孔甲死后，帝位传给了他的儿子皋。皋传位给儿子发，发传位给儿子履癸。履癸就是著名的昏君夏桀。

桀在位期间，夏与各诸侯的关系已经破裂，给夏上贡的诸侯也越来越少，不过桀这个人武力非凡，能“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因此他也很迷信武力，不仅不肯“务德”，还常常讨伐那些不肯顺从的诸侯。可是打仗是个劳民伤财的事，连年征战弄得百姓们不堪其苦。

夏桀不光穷兵黩武，还骄奢淫逸。他兴建了倾宫、瑶台等奢华的宫殿，从各地搜罗美女藏于后宫，日夜与她们饮酒作乐。传说他最宠爱的妃子叫妺（mò）喜，是他讨伐有施氏得来的战利品。桀为她造的酒池大到可以在里面划船，常常有人因为醉酒而淹死在里面。妺喜还喜欢听撕裂绢帛的声音，桀为了表达宠爱，就命人搬来成捆的绢帛专门撕给她听。这也都是些耗伤民力的亡国之举。

有大臣对夏桀进行劝谏，但他一概不听。不仅不听，要是烦了还会杀掉劝谏的大臣。贤相关龙逄（páng）就是这样被杀死的。百姓们恨死了这个残暴的昏君，但又敢怒不敢言，只好指着太阳说：“时日曷（hé）丧，予及汝皆亡。”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啊，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死。当老百姓宁肯跟他们的君主一起灭亡的时候，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快要到了。

这个时候，又是在东夷，有一个叫做商的国家崛起了。商的始祖就是那个奉帝舜之命协助大禹治水的契（xiè），是帝喾的次妃简狄的儿子，跟帝尧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传说简狄是由于吃了一个玄鸟蛋怀的孕，《诗经•商颂•玄鸟》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就是这件事。

契因为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而被舜任命为司徒，赐子姓，封于商（或今河南商丘），以地为名，所以国号叫商。契死之后，十三传而至天乙。天乙就是商汤，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正当夏桀在位的时候。

汤不像桀那样专任武力。虽然他也四处征伐扩张势力，但他比较有节制，而且还很注意“修德”。有个故事说，有一次汤在野外见到个捕猎的人，那人张了四面网并且祷告说：“愿天下四方的禽兽都进入我的网里。”汤认为这样做就把四方的禽兽都捕尽了，不是有德之人该干的事，就命人去掉三面网，说：“想左就左，想右就右，不想活的才进到网里来。”诸侯们听说后都称赞商汤的德行已经惠及禽兽，纷纷前来归附他。

商的扩张引起了夏桀的警觉，于是派使者召商汤入朝。我们不知道汤是不是猜到了夏桀召他入朝的用意，但估计就算猜到了也没什么用，因为此时商的实力还不如夏，如果不听招呼，也许立马就会招来亡国之祸。所以汤老老实实的去了，结果到了之后就被夏桀关在夏台，囚禁了起来。

夏台就是夏启“钧台之享”的那个钧台，位于夏启故都阳翟（dí）（或今河南许昌禹州市）。虽然此时夏的都城早已迁到离阳翟很远的斟鄩（xún）（或今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但既然夏台还在，那估计阳翟也仍然是夏朝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因此我们也可以设想，没准夏桀此时正巡视到这里，天子巡狩招诸侯来朝拜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商汤也可能是由于没加防备才落入了圈套，而大概也正是由于就近的原因，夏桀才没把商汤关在国都而关在了夏台。

后来，也不知道夏桀这个昏蛋是怎么想的，竟然忘了当初为什么要囚禁汤，又把汤给放了。虽然汤重新获得了自由，但夏桀囚禁商汤这件事却引起了诸侯们普遍的反感和不安，据说一天之中因此而叛离夏桀投奔商汤的诸侯就多达五百余国。在那个信息和交通都极不发达的时代，要想在一天之内达到这个效果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但这至少说明，夏桀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夏桀的暴虐加上商汤的邀买人心，到最后夏桀只剩下了韦国、顾国和昆吾国三个死党，消灭他的时机成熟了，于是汤决定取夏而代之。他采取了先剪灭夏桀羽翼的策略，首先攻灭了韦国，第二年又攻灭了顾国，第三年进攻昆吾国，到第四年昆吾国也灭亡了。我们不知道在这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夏桀都在干些什么，他怎么就任由商汤消灭他的死党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呢？我们知道的是，现在夏桀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昆吾国灭亡的同年，商汤准备跟夏桀进行最后的较量了。在诸侯联军的誓师大会上，他历数夏桀的残暴，声称是上天命令他征讨夏桀的，而他由于畏惧天命，所以不敢不出兵。这样，商汤成功洗白了自己犯上作乱的行为，避免了被看成是后羿、寒浞（zhuó）那样的乱臣贼子，达到了统一认识、凝聚诸侯的效果。

誓师之后，汤自称武王，率领商与诸侯的联军跟夏军会战于“有娀（sōng）之虚”，夏军战败，桀率残部逃到鸣条，汤追到鸣条，再一次战胜夏军，桀又逃到三飐（zhǎn）国，汤也追到三飐国，终于在三飐国抓住了夏桀。于是，汤“践天子位”，定都于亳（bó，或今河南商丘），商朝取代了夏朝。

不过汤并没有杀死桀，而是把他流放到南巢（或今安徽合肥巢湖市）去了，他也没灭绝夏朝的香火，而是把夏朝的遗民封在了杞（qǐ，或今河南开封杞县）这个地方。桀后来死在南巢，但他并不服气。他曾经懊恼的对别人说：“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句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从商汤继任者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夏桀当初要是真的杀了商汤，“天命”是不是仍然会从夏转移到商，还真的不好说。

想当年，夏启就是以天命的名义取代益，消灭有扈氏，建立和巩固了夏朝的统治。现在商汤照方抓药，对夏桀也玩了这么一手，估计是夏启当初没想到的。既然天命可以从夏转移到商，那么它就不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后来人们就把改朝换代叫作“革命”，也就是改变天命的意思。

商汤革命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朝换代。

—— 未完待续 ——

---

作者: 苍穹    时间: 2019-10-1 07:21
读历史！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 15:32

苍穹 发表于 2019-10-1 07:21
读历史！

请多批评，谢谢！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0-1 21:15
是的，您作品中的历史故事越来越精彩了，欣赏学习，遥祝您国庆节快乐！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 23:18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1 21:15
是的，您作品中的历史故事越来越精彩了，欣赏学习，遥祝您国庆节快乐！

谢谢欣赏，也祝您及您的家人节日快乐！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2 00:03
七、夏朝真的存在吗？

商汤革了夏朝的命，但夏朝真的存在过吗？显然，如果我们简单的认为史书上的记载都是真实可信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个伪问题。可是我们的头脑不该那么简单，因为传世史书的确存在很多互相矛盾以及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已经多次证明了它们并不完全可信。

史书记载，禹居阳城，启居阳翟（dí），太康居斟鄩（xún），“羿又居之，桀亦居之”。我们今天在河南郑州登封市、河南许昌禹州市和河南洛阳偃（yǎn）师市都发现了大型先商城邑遗址，所以很多人乐于认为这三个地方分别对应着阳城、阳翟和斟鄩，似乎表明夏朝的确是存在的，而史书的记载自然也就是可信的。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们至今也没能在这些地方发现任何表明其主人身份的文物。也就是说，我们只知道的确曾经有人住在那里，但并不知道到底是谁住在那里。它们也可能是别人的城邑，只是由于我们的想当然才把它们跟夏朝扯上了关系。所以说实话，我们并不知道夏朝是否真的存在。

只知道有人住在那里和知道是谁住在那里的差别不是一般的大。长沙马王堆汉墓在发掘之前，曾被认为是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殷的墓葬，北宋《太平寰宇记》则说是西汉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冢”，要不是出土了一枚刻有“妾辛追”字样的印章以及其他几件带有“轪（dài）侯家丞”和“轪侯家”字样的随葬品，恐怕我们固然可以借助于考古推翻马殷墓地的说法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但却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是西汉初期长沙国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了。这个事例告诉我们，知道有人住在那里和知道是谁住在那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轻率的把某些遗址认定为夏朝的遗址。

要认定夏朝真的存在还需要实锤，但这并不等于说在相当于夏朝的那个历史时期，中原大地上不存在一个达到了夏朝那种发达程度的文化，这个文化就是著名的“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以发现于河南洛阳偃师市翟镇的二里头遗址命名。该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古伊洛河北岸（今洛河南岸），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已发掘了4万余平方米，使用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下限接近公元前1500年，跟从文献推导出来的夏朝大致存续时间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相对照，正好落在了夏朝的晚期和商朝的早期。

在这里，人们发现了宫殿建筑基址、平民住宅遗址、墓葬、窖穴以及铜器作坊和绿松石作坊等遗存，出土了大量铜器、陶器、玉器、象牙器、绿松石器、骨器、漆器、石器和蚌器等文物，并在宫殿区的道路上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车辙遗迹，是迄今已经发现的当时最大的中心性城邑，也是最早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其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

尤其重要的是，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其分布范围已经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北抵沁河岸边，西北至山西西南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河南湖北交界地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而其文化因素向四周辐射的范围则更远：北达燕山以北，南至由东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个长江流域，东及河南山东交界，西到甘肃和青海的高原一带。

一个拥有如此广袤“疆域”的文化，理所当然应该被视作是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因而很多人乐于相信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夏朝。可是二里头遗址的使用上限仅仅是公元前1750年，跟夏朝的开始时间公元前2070年相比，足足差了320年之久，所以这种“乐于相信”是不是太过乐观了，也不是不该考虑的事。

那么，有没有比二里头文化更早，能够填补这320年的空白，对应着夏朝的早中期，并同样突破了地理单元的限制，代表着夏朝曾经搬过家的文化存在呢？很遗憾，没有。

在中原地区，人们现在已经发现了很多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城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城岗城址（河南郑州登封市告成镇，前2102.5年—前1860年）、瓦店城址（河南许昌禹州市火龙镇瓦店村，前2105年—前1755年）、古城寨城址（河南郑州新密市曲梁镇大樊庄村，前2017.5年—前1997年）、新砦（zhài）城址（河南郑州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前1870年—前1720年）等。这些城址都具有“王城气象”，说它们是某个“国家”的都城并不为过，但它们无一例外的都还没有突破地理单元的制约，其所代表的文化都只是区域文化，而不是广域文化。【注】

这些“王城”几乎是同时并存的，这昭示着当时的区域文化中心不止一个，因而我们很难把其中任何一个都邑的主人看作是夏后氏那样的“天下共主”。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时“天下共主”的确切运作方式是怎样的，但如果真的在大禹治水的年代就已经建立起了“五服”的贡赋体系，那么，认为在这种贡赋体系之下，“天下共主”的文化将突破地理单元的制约，覆盖到邻近的某一个或几个地理单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是一个“邦国林立”的时期，因而我们也完全有理由不把这些“邦国”中的任何一个对应到夏朝身上。

另外，这些“王城”还具有另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在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后，先后走向了停滞和衰败，并逐步为二里头文化所覆盖或融合。这充分说明二里头都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甚至可能是空前的、第一个具备这种性质的都城，也就是说，我们也许不该认为“夏朝”的早中期真的是史书所记载的那种“天下共主”。

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二里头遗址的主人是谁，还不清楚它属于何种国家类型，还不确定它的衰落是不是真的跟商朝的崛起有关。能说明这些的证据也许正埋藏在那尚未发掘的、占遗址总面积将近99%的地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 未完待续 ——


【注】这一特征也体现在比它们早的陶寺城址（山西临汾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前2300年—前1900年）上：虽然它是一个比二里头都邑大得多的王城级别的都邑，但它的文化分布范围仍然仅限于晋西南的汾河谷地，同样没有突破地理单元的限制。至于另一重要的史前城址，陕北的石峁（mǎo）城址（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距今约4000—4300年），由于研究还有待深入，所以是否也是这样现在还不方便下定论，但估计应该不会出现例外。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2 00:03


这一章可以讨论的地方很多，欢迎各位朋友发表自己的看法。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0-2 21:55
您不仅史书读得透彻，而且明确地阐述了您的思路与见解，有理有据，非常可贵，赞。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2 22:26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2 21:55
您不仅史书读得透彻，而且明确地阐述了您的思路与见解，有理有据，非常可贵，赞。

谢谢斑竹点赞。鄙人并非历史虚无主义者，但更痛恨那些恨不得发明宇宙的民粹主义者，他们似乎忘了自己当年是怎么骂南棒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妄自尊大——我们吃妄自尊大的亏吃的还少吗？！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3 09:06


八、商相伊尹的开挂人生

伊尹名挚（zhì），“尹”是他的官职，不是他的名字。有人说伊尹是商汤娶于有莘（shēn）氏而陪嫁过来的奴隶，擅长烹饪，曾借着烹饪理论向商汤讲述治国之道，因而得到汤的提拔重用。也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是个奴隶，而是一个隐居的“处士”，商汤派人请了五次才请动这个高人出来辅佐自己。还有人说伊尹本是东夷部族的首领，为了共同反抗夏王朝的暴政才跟商汤结成同盟。也不知道哪一个说法对。

伊尹出仕不久就到夏桀那里去打探形势了，《竹书记年》说是“商使伊尹来朝”。照理说派个探子用不到伊尹这种量级的人物，所以他到夏朝去也许真的只是例行公事，但他却在夏朝一住就是三年，朝拜天子可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伊尹在夏朝期间彻底看清了夏桀腐败暴虐的本质，认识到夏朝已经上下离心，处在崩溃的边缘，回国后都对商汤作了汇报。这些情报对商汤确立和坚定取夏而代之的战略至关重要。不过，虽然此时夏朝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不是到了可以最后撕破脸的时候，一时还难以判断。对这件事，商汤想得比较简单，那就是先反了再说，但却被伊尹劝住了。伊尹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最好还是先摸摸夏朝的底牌再说，免得打虎不成反被虎伤。于是他给商汤出了个主意，让他暂停给夏朝进贡，看看夏桀有什么反应。

这一招的效果相当理想。夏桀震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商汤见夏桀还能调动九夷的军队，赶忙谢罪请服，恢复了纳贡。夏桀饶过了商汤，可是第二年商汤就故伎重演，再一次停止了进贡。也不知道在这区区一年的时间里夏桀都干了些什么，这一次他再命令九夷去攻打商汤时，九夷不肯听他的了。这意味着讨伐夏桀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商汤起兵叛夏，最后擒获夏桀，建立了商朝。

伊尹不仅是协助商汤扩张势力、推翻夏桀的大功臣，而且是在商汤之后又先后辅佐了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四位国君的五朝元老。他是“尹”，也就是宰相，是“阿衡”，也就是帝师，后来还是摄政，连当朝天子都敢囚禁，并且还没得到恶名。不得不说，他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

关于伊尹到底是哪一位商朝国君的老师，历来就存在争议，《孟子•公孙丑下》甚至认为连商汤都是伊尹的学生，可以算是最激进的说法了。我们不知道《孟子》的说法是不是真的，但基本上我们可以相信，伊尹至少是商朝第四任君主太甲的老师。

商朝的君主不再跟夏朝一样称“后”了，而是直接称为“帝”。它的帝位传承制度是兄终弟及，没有弟弟的时候才传给下一代，所以虽然太甲是商朝的第四个帝，但他是商汤的孙子，而不是他的重孙子。太甲的父亲太丁是商汤的长子，但由于早死，没能继承商汤的帝位，而太甲之所以能在两个叔叔死掉之后继承帝位，主要是伊尹的功劳。本来伊尹头上的光环就够多的了，现在又加上了拥立之功，可以想见他的权势会大到何种程度。

太甲一登基，伊尹就借祭祖的机会，当着满朝文武和各路诸侯的面给他上了一堂“该怎样当好一个君主”的课。太甲心里会怎么想他这个功勋卓著而又位高权重的老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太甲没听他老师那一套，成了个“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的君主。伊尹规劝过几次，可是没什么效果，惹得他不顾臣子的身份发了脾气，把太甲赶下台关到桐宫闭门思过去了。

桐宫应该是商室的离宫。有人说是原来就已经盖好了的，也有人说是伊尹为了软禁太甲现盖的，不知道哪种说法对。关于桐宫的所在地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在商汤的陵墓，还有的说并不是在汤陵而是在桐邑，也有调和的，说汤陵就在桐邑附近，“桐”是指桐邑，“宫”是指汤陵。到底哪个靠谱，也是不太好确定。

太甲在桐宫关了三年（一说是六年，一说是七年），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过自责，反（返）善”。在这几年期间，商朝本来就一直是伊尹当国摄政而没有另立新君，所以现在既然太甲已经改恶从善，伊尹也就决定原谅他，“以冕服”奉迎他回到都城，让他重新登上了帝位。

太甲这回总算没辜负伊尹的一片苦心，复位后谨遵师训，勤政修德，终于使商朝达成了诸侯归服、百姓安宁的兴盛局面，而他自己也被其后代尊称为“太宗”。伊尹则一直活到太甲的儿子沃丁在位期间，死后被沃丁以天子之礼下葬，不仅配祀商汤，而且还享有单独的祭祀，一直被视作贤相明师的代表而受到后世的敬仰。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本来挺和谐社会的，可是《竹书纪年》又跳出来捣蛋了：“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这一记录也见于古本《竹书记年》：“伊尹即位，放大（太）甲七年，大（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可见伊尹放太甲跟尧舜禅让一样，历史的真实到底如何，目前我们也还无法确定。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0-3 16:45
伊尹不仅为商朝的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先后辅佐了商朝五位皇帝，这样的贤相明师令人敬仰。

---

作者: 释圣静    时间: 2019-10-3 17:04
点赞欣赏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4 00:09
九、屡衰屡兴的商朝爱搬家

《史记•殷本纪》说，太甲复位之后，“修德，诸侯咸归殷”。“咸”是全、都的意思，可见在这之前虽然有名相伊尹摄政，但还是有一些诸侯是“不归殷”的，否则也就不用说“咸”了，所以虽然史书上没明说“衰”，但商朝其实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兴盛了，幸亏重获自由的太甲挺能干，才成功扭转了商朝衰落的势头。他因此被后世尊为“太宗”，而商朝也从此开启了兴而复衰、衰而复兴的模式。

太甲是商朝的第四个帝，到了第八个帝雍己在位的时候，“诸侯或不至”，商朝又衰落了。雍己没有太甲那两下子，但他的弟弟太戊有。太戊是商朝的第九个帝。他继位后，任用伊尹的儿子伊陟（zhì）为宰相，敬畏天命，谨慎治民，不敢贪图安逸而荒废政事，“殷复兴，诸侯归之”。这份功绩不小，以至于司马迁误把“中宗”的庙号给安到了他的头上。

太戊死后，他的儿子中丁继位，迁都到隞（áo）（一作嚣，或今河南郑州荥阳市东北）这个地方。商朝的老祖宗就喜欢搬家，从契（xiè）到汤十四君一共搬了八次家，平均每1.75君搬家一次，直到汤才在亳（或今河南商丘）定居下来。现在中丁又玩开了老祖宗的搬家游戏，商朝也从此在兴衰交替模式之外又开启了频繁搬家模式。

中丁在位的时候，他的弟弟河亶（dǎn）甲住在相（或今河南安阳内黄县东南），河亶甲的儿子祖乙住在邢（gěng，一作耿，或今河北邢台，或今河南焦作温县东，或今山西运城）。这爷俩后来先后登基为帝，商朝的都城也就从隞搬到了相，又从相搬到了邢。这还没完，过了不久祖乙又主动搬家，从邢搬到了庇（或今山东菏泽郓城县北）。

祖乙的爸爸河亶甲是商朝的第十二位帝。他在位期间商朝第三次衰落，好在祖乙有能耐，他任命巫贤为相，在彭伯、韦伯等臣僚的辅佐下，一方面加强对各诸侯和方国的控制，一方面努力发展生产，很快就使得“殷复兴”了。《竹书纪年》说：“祖乙之世，商道复兴，庙为中宗”，这一说法得到甲骨文“中宗祖乙”的支持，证明《史记•殷本纪》把太戊当成中宗确实是搞错了。

祖乙死后又传了四位帝，也没搬家，可是到了第十七位帝南庚，搬家瘾又犯了，帝都再一次搬迁，从庇搬到了奄（yān）（或今山东曲阜）。此后，南庚的继任者阳甲在位期间，商朝第四次衰落。

弟弟不跟哥哥住在一起也就算了，儿子也不和当帝的父亲住在一起，这多少就有点诡异了；没当帝的时候住在自己的地盘也就算了，当上了帝而不去国都登基，仍然住在自己的地盘，那就更诡异了；懒得去帝都登基也就算了，不懒得抛弃自己的地盘而乐意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则实在是诡异的不能再诡异了。

《史记•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意思是说，王位争夺导致频繁搬家进而导致国力衰弱。这逻辑没毛病，估计应该是所有这些诡异行为的答案，但也有人说商朝之所以频频搬家主要是受到黄河泛滥的影响，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对。

阳甲死后，他的弟弟盘庚继位。他先是在已经住了南庚和阳甲两位商帝的奄住了十多年，然后不知是政治斗争又尖锐了，还是黄河又泛滥了，或者是按某些人的说法是想要搬到离太行山东麓的铜矿更近的地方去，盘庚又想要迁都了。

这一回大伙儿可不干了。算起来，从中丁迁隞开始，到阳甲复衰为止，九位帝八十五年的时间，共搬了五次家，平均每1.8位帝17年搬家一次。这么频繁的搬家想想都觉得头大，所以也难怪大家不乐意。

可盘庚是个有铁腕的人。他警告阻挠迁都的人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新的都城繁衍生息。”大家一看老大动真格的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也就只好跟着盘庚渡过黄河，迁到了北蒙这个地方。

到了一个新地方，大家难免会感到很多方面都不适应，于是又纷纷要求迁回老家。盘庚再次发飙，警告说：“不论亲疏，犯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从今以后，你们要好好做事，安守本份，管住自己的嘴，不然惩罚降临的时候可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局面好歹才安定下来。

盘庚把北蒙改名为殷，它的遗址就是今天河南安阳的殷墟。他在殷整顿商朝的政治，努力发展生产，国力因此得到了恢复，衰落的商朝再一次出现了复兴的局面。由于此后二百多年直到第二十七位帝武乙，商朝一直都没再迁都，所以根据以地命名的惯例，商又被人们叫做殷或殷商，不过商朝人自己可从来没这么称呼过自己。

盘庚死后，帝位传给了他的弟弟小辛，这时商朝第五次衰落，小辛传位给弟弟小乙，小乙传位给儿子武丁。武丁继位后，决心使商朝重新强盛起来，可是却苦于没有人才辅佐，于是他命令百官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终于在傅险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筑墙的工匠。

这个工匠的名字叫说（yuè），没有姓氏，应该是个低贱的人。武丁不在乎这些，把他找来谈话。一谈之下，发现他果然是个“圣人”，于是就把他提拔为宰相。说也不负所托，“殷国大治”，令武丁很欣慰，就以发现他的地方为姓赐他姓傅。这样，说也就变成了傅说，是继伊尹和巫贤之后商朝的又一位名相。

武丁第五次复兴商朝，被后世称为“高宗”。他死后帝位传给了祖庚，祖庚传给祖甲。祖甲的时候，大概商朝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于是他“重作汤刑”进行弹压，然并卵，商朝第六次“复衰”。这一次商朝的好运用尽了，不仅没再出现“复兴”之主，而且还出现了武乙这样荒唐的君主。

武乙是商朝的第二十七位帝。他又犯了搬家瘾，先是从殷搬到“河北”，然后又从河北搬到沬（mèi，或今河南鹤壁淇县南）。搬搬家也就算了，这家伙还很有娱乐至死的精神。他制造了一个偶人说是天神，让人操纵着跟他下棋。“天神”下不赢他，他就大行渎神之举。他还命人把装满血的皮囊挂在高处用弓箭射它，说这叫做“射天”。有人说，武乙这样做代表了君权与神权的斗争，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但不管武乙出于什么目的，他这些做法都太荒诞了。有这样的君主，国家能好了就奇了怪了。

荒诞人偏遇荒诞事。武乙在出外打猎的时候，竟然被雷劈死了！如果武乙的荒诞行为真的代表了君权与神权的斗争，那他戏剧性的死亡一定会被他的敌人利用，被说成是上天对他的惩罚。这种局面无疑对神权更有利，这在本来就“尊神”、“尚鬼”的商朝，简直一定会造成君权在权力斗争中的败北，但我们今天看不到任何关于君权衰落、神权上升的记载，所以事实到底如何，我们还是只能说不知道。

武乙死后，帝位传给了文丁，文丁又搬回到殷。文丁死后帝位传给了帝乙。《史记•殷本纪》说，帝乙之时“殷益衰”，也就是更加衰弱了，可是不论从甲骨文还是从“小臣艅（yú）尊”等青铜器铭文来看，这时的商朝在对东夷的战争中仍然占据着绝对优势，看来“益衰”的不是国力而是德行，也就是“不归殷”的诸侯更多了。

之后，帝乙传位给帝辛。帝辛就是跟夏桀齐名的昏君商纣王。纣王登基不几年就再一次迁都，把都城从殷又搬回了沬，并改名叫朝歌。有人说朝歌只是纣王的陪都或行都，并不是商朝正式的国都，但不管怎么说，纣王主要是居住和活动在朝歌，而且商朝的末日就要到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5 00:16
先秦一〇、文武双全的王后妇好

妇好是商高宗武丁的第二任王后，是协助武丁第五次复兴商朝的重要助手，既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不过，历朝历代的史书中都没有关于这位杰出女性的记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知道这个人，完全是由于发现了甲骨文——这对她实在是太不公平。

妇好，姓好，“妇”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代表她是武丁的女人。妇好的地位很尊贵，享有配祀武丁的待遇，由于她死后的庙号叫辛，所以商朝人尊称她为乙辛、后母辛、妣辛和母辛。后母辛方鼎就是用来祭祀她的。

有讹传说妇好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但其实并不是。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我国的第一位女将军是武丁的第一位王后，名字叫妇阱，迄今所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后母戊方鼎就是用来祭祀她的。不过妇阱的战功没有妇好辉煌。妇阱一生只征伐过龙方这一个方国，妇好则至少征伐过五个方国，而她的出战记录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十五年近百次。

妇好带兵最多的一次是在出征羌方的某次战争中。据卜辞记载，这次商朝出动的军队有“登妇好三千，登旅万”，意思是妇好的直属部队三千人，其他将领的兵马一万人，共有一万三千人。可别觉得这一万三千人太少，这可是卜辞记录中商朝出动军队最多的一次，而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了。

妇好最精彩的战绩发生在她和武丁一起征伐巴方的战争中。这是历史上第一场被记录在案的伏击战。战斗由妇好设伏，由武丁率领大军从正面发动进攻，逼迫敌人进入伏击圈。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巴方不敢刚正面，导致商军很难抓住敌军主力，所以才设计了这种打法；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想要把溃败的巴军也都全干掉，所以才在正面战场之外又布置了一个口袋。总之，这个设计取得了显著的战果，商军大获全胜。

在征战之余，妇好还要协助武丁处理政务。她经常会被武丁派到各地去处理诸如征调军队之类的各种事务，有时她也会自己派人去办。作为王后，她还要经常接见“多妇”，都是些来自不同方国的贵妇人，仅见诸卜辞的就多达六十余位。她还要代表武丁会见诸侯贵族中的“耆（qí）老”，也就是年高德劭的老人。

妇好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祖先、祭神灵等各类祭典。主持祭祀可不是谁都能担任的，这说明她还是一个祭司，而且卜辞证明她的确会占卜。祭司在“尚鬼”的商朝可是个了不起的职务，在某种程度上比君主还要有影响力，再加上王后和将军的身份，所以不难想象妇好的地位有多高。

妇好有自己的封国，经常向武丁进贡占卜用的龟甲和兽骨。后妃有自己的封国看上去很稀奇，但这在当时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妇阱也有自己的封国。按照通常的看法，“多妇”都是武丁的女人，她们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很多都有自己的封国。这些后妃跟许多子姓的王族一样，率领自己的部下住在都城四周的封国里，拱卫都城，与后来很多草原民族，如突厥、契丹、蒙古的“斡（wò）鲁朵”非常类似。

妇好仅活了三十多岁就不幸去世了。虽然在那个年代这不算早逝，但跟武丁的长寿比起来，就有点太短了。关于她的死因现在存在争议。有人说她死于难产，也有人说她死于战伤。二者均能找到语焉不详的卜辞证据，可能有一个是正确的，但也有可能两个都不对。

妇好死后，武丁没把她葬到殷墟洹（huán）河北岸的王室墓地，而是把她葬在了洹河南岸的宫殿附近，并且随葬了大量的随葬品，一直受到武丁及之后历代商王的隆重祭祀。大概正是由于没葬到帝陵区，她的墓葬才没像其他商朝帝陵一样遭到盗掘，我们才有幸得以看到她的显赫和富贵。
根据1976年的考古发掘，妇好墓中有殉人16个，殉狗6只，随葬品1928件，其中青铜器440多件（礼器210件），玉器590多件，骨器560多件，此外还有石器、象牙制品、陶器以及6800多枚贝壳。

妇好墓出土的器物异常精美，除了工艺精湛的玉人、镶嵌绿松石的象牙杯等器物之外，带有“妇好”铭文的三联甗（yǎn）、偶方彝（yí）、鸮（xiāo）尊和带有“后母辛”铭文的四足觥（gōng）等都是罕见的青铜器珍品，两件带“妇好”铭文的青铜大钺则是妇好拥有军权的象征。

武丁应该是非常爱妇好的，这从妇好墓的位置、规制和随葬品就可见一斑。另外，在现存的甲骨卜辞中，妇好的名字也频频出现。这些卜辞的内容涉及到妇好出征、生育、健康等有关她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包括该不该对她进行祭祀的内容，甚至包括武丁梦到了妇好的内容，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妇好在武丁心中的分量。

卜辞中还记载了一次非常浪漫的重逢。那是妇好又一次凯旋的时候，武丁竟然跑出去一百多里地迎接她。两人见面后，久别重逢的喜悦让他们忘记了自己国君和王后的身份，将部属们甩在后面，一起并肩驱策，在旷野中追逐驰骋……

妇好的一生完全是传奇的一生，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0-5 10:53

蚂蚁神威 发表于 2019-10-4 00:09
九、屡衰屡兴的商朝爱搬家

《史记•殷本纪》说，太甲复位之后，“修德，诸侯咸归殷”。“咸”是全 ...

生动的语言记叙商朝各位皇帝迁都情况，拜读学习，赞。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6 10:51
先秦一一•周王朝的发家之路

周朝的始祖是后稷，名字叫弃，后稷是他的号。后稷的母亲是帝喾（kù）的元妃叫姜原，所以他跟帝尧以及商朝的始祖契（xiè）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而后稷是嫡出。帝尧姓伊祁，是以他妈妈陈锋氏曾经的寄住地为姓；契姓子，是帝舜赐的姓；后稷姓姬，是从他爸爸那儿继承来的姓，可见后稷的身份的确要高贵一些，但我们不知道高贵的后稷怎么没有继承帝喾的帝位。

跟契是由于母亲简狄吃了玄鸟蛋而受孕类似，《诗经•大雅•生民》说，后稷是由于母亲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而受的孕。不过姜原比简狄矫情，她没像简狄那样欣然的养育这个孩子，而是觉得这个孩子很不吉利，就把他扔掉了。可是，扔到街上，牛马不踩；扔到山里，山里人多；扔到冰河上，又有一只大鸟用翅膀来给他取暖。姜原这才觉得这个孩子不一般，捡回来收养了他。因为当初想要扔掉他，所以起名叫“弃”。

后稷曾在帝尧时担任“农师”，到了帝舜的时候，因为发展农业生产有功，被封在邰（tái）（或今陕西咸阳武功县西南）这个地方。可是等到后稷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不窋（ kū）就弄丢了官职和封地，流落到了西北的戎狄之间。

到了不窋的孙子公刘的时候，后稷的子孙虽然仍生活在戎狄之间，但又重新开始务农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达到了“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的程度。这就是说，家里有余粮、出门有盘缠，不用靠打劫或要饭过日了。这在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戎狄之间可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所以大家纷纷来归附公刘。公刘的势力壮大了，到了他的儿子庆节，就干脆在豳（bīn）（今陕西咸阳彬县、旬邑县一带）这个地方筑起城来了。

此后，又传了八代人到了古公亶（dǎn）父的时候，有一个叫薰育的戎狄部落来进攻豳。他们先是索要财物，古公亶父给了他们，可是不久又来索要地盘和人民，这下大伙觉得有些欺人太甚了，纷纷要求跟薰育干上一仗。但古公亶父不同意，说：“人民跟着我还是跟着薰育都是一样生活。现在人民愿意为了我打仗，可打仗就得死人。我不忍心让别人的父子为我战死而我还当人家的君主。”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和部曲离开豳，向南翻过梁山，渡过漆沮河，来到了岐山脚下的周原这个地方。

留下来的人们不愿意在薰育的统治下生活，纷纷启程追随古公亶父而来。这一下造成不小的轰动。周围一些国家听说古公亶父好到这种程度，也都前来归附。周原热闹了起来，于是古公亶父在这里“营筑城郭室屋”，兴建了岐邑（今陕西宝鸡岐山县东北），从此“贬戎狄之俗”，开始在文化上抛弃戎狄而向华夏回归。

此时正是射天的那个帝武乙在位期间。也不知道古公亶父做了什么让武乙高兴的事，当然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地方太过偏远，武乙鞭长莫及，索性做了顺水人情，他不仅同意周人住在周原，而且干脆把岐邑赐给了古公亶父。所以严格地说，这以后的周人才能被叫做周人，在这之前他们顶多只能叫做豳人。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太伯，老二叫虞仲，老三叫季历，季历的儿子叫姬昌。古公亶父认为姬昌是以后能兴旺周室的人，因此有意传位给三儿子季历，以便王位能传给姬昌。太伯和虞仲心领神会，就主动离开岐邑跑到南方去了。后来他俩建立了吴国，是吴国的第一任和第二任君主。

季历继位之后开始大肆扩张。从帝武乙二十四年伐程开始，到帝文丁十一年伐翳（yì）徒之戎为止，前后二十四年七伐，频率不能算低。季历的这些征伐主要是向西向北跟戎狄作战，是商朝在西方的重要屏障，因而一度受到商的褒奖，他本人也被帝文丁任命为管理牧场的“牧师”。马匹在古代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可见当时季历对商朝有多重要。

可是后来画风却突然毫无征兆的变了。帝文丁十一年季历讨伐翳徒之戎获胜后，前往商都献捷。一开始文丁还很高兴，封季历为公爵，对他大加赏赐，但随即又不知为啥翻了脸，把季历抓了起来，致使季历“困而死”，估计可能就是饿死的。
季历常年为商朝把守西大门，东征西讨劳苦功高，还负责给商朝提供马匹，竟然在献捷的时候“困而死”，这下周和商算是结下了梁子。好戏就要开始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0-6 16:56
用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文字还原古典历史故事，让历史中的人物鲜活起来，仿佛近在眼前，很有意义，欣赏学习，期待您精彩继续。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8 08:14


先秦一二、周文王和商纣王斗法

季历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姬昌继位，这就是周文王。过了两年，商朝的帝文丁也死了，传位给儿子帝乙。帝乙在位九年，死后传位给儿子帝辛，这就是商纣王。

史书上记载的商纣王跟夏朝的亡国之君夏桀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夏桀能“手搏豺狼，足追四马”，纣王则“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夏桀讨伐有施氏获得了妺（mò）喜，“听用其言”，纣王则讨伐有苏氏获得了妲（dá）己，“妲己之言是从”；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纣王则“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jù）桥之粟”，“益广沙丘苑台”；夏桀“造烂漫之乐，设奇伟之戏，纵靡靡之声”，纣王则“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夏桀“肉山脯林，以酒为池使可运舟”，纣王则“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夏桀“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纣王则“为长夜之饮”……总之，他俩就像一个人一样，可见写书人想象力的匮乏。

《史记•殷本纪》说纣王这个人非常聪明，见识、反应都很敏锐，能言善辩，所以他非常自恋，认为天下人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自己。大概正是由于自视过高，所以他非常刚愎自用，所有的劝谏一概不听。他还完全不拿别人的尊严当一回事，凡有反对他的，他就施以带有羞辱和取乐性质的炮烙之刑，这可是比残暴更令人厌恶的行径，所以大家都很痛恨他。

纣王甚至对现实的威胁也毫不在意，竟然不顾商对周有杀父之仇，把周文王任命为了三公之一，称为西伯。后来，三公中的另两位，鄂侯和九侯得罪了纣王，惹得纣王一怒之下把九侯做成了肉酱，把鄂侯做成了肉干。文王听说后在私底下感慨了几句，被崇侯虎告了密，并且说了很多文王“积善累德”、收买人心、将对纣王不利的话。纣王生气了，但也并没把文王做成肉肠什么的，只是把他抓起来关到了羑（yǒu）里（今河南安阳汤阴县北）这个地方。

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夏桀囚商汤于夏台，纣王囚文王于羑里，虽然都是软禁，都不是关在国都，但好歹桐宫是个宫，夏台是夏朝的故都，而羑里却什么也不是，只是离朝歌比较近而已。有人说羑里是商朝的国家监狱，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就算真是这样，我们更可以看出纣王给文王的待遇不怎么高，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根本就没瞧起文王，所以随便找个地方就把他打发了。

文王在羑里被关了七年，传说他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把伏羲创制的先天八卦演绎成后天八卦的。后来，周的大臣们搜集了很多美女骏马和奇珍异宝献给纣王，请求把文王赎出来。纣王见钱眼开，说：“这里的东西有一样就够赎回姬昌了，何况还有这么多呢！”不仅高高兴兴的把文王给放了，还把崇侯虎告密的事告诉了文王，并且赐给他“弓矢斧钺”，授予征伐之权，一点也看不出来聪明在哪。

脱离虎口重获自由，还获得了专事征伐的特权，要是一般人大概早就忙不迭的赶紧跑路了，可是周文王却不忘继续给自己加分。他趁着这时候纣王高兴，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代价是把洛水以西的土地献给纣王。

废除一个刑罚能得到那么大一块土地，还能压缩周的势力范围，看上去应该是件很划算的事，但其实不然，因为这个洛水位于黄河以西，是渭水的支流，而不是伊洛平原那条也叫洛水的黄河支流。这条洛水更靠近岐邑而跟商的核心区域隔着黄河和崤山，在周日益强大而且深得民心的情况下，纣王根本就不能有效统治它以西的地区，所以不论纣王答不答应废除炮烙之刑，文王都既不会失去这块土地，又成功邀买到了爱仁不爱利的名声。可见，文王这一招既精明又阴险。

大概文王回国以后就决定跟纣王彻底决裂了，所以他一面继续“修德行善”，偷偷地拉拢诸侯，一面寻访贤才来辅佐自己，结果在渭水边上找到了姜尚。这个姜尚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他本来姓姜，因为祖先被封在吕这个地方，所以又以封地为姓叫吕尚。

文王得到姜尚之后非常高兴，对他说：“我的先君太公曾经说过，会有一个圣人来到周国，周国会因为他而强盛。这个人应该就是你吧？我的太公盼望你很久了。”因此，姜尚号“太公望”，也就是太公所盼望的人的意思，姜太公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但他是不是真的是个老头，却不太好说。

有人说姜尚原来是辅佐纣王的，因为见到纣王无道就离开了，他遍访诸侯，在没有遇到贤君明主的情况下，最后才来投奔文王。也有人说，姜尚是一个隐居在海滨的处士，文王被囚禁在羑里的时候，受周臣散宜生、闳（hóng）夭等人的邀请而出仕于周，在贿赂纣王释放文王这件事上也出了不少力。另外还有人说他本是羌族的首领，为了反商的共同目的才来辅佐文王。现在不知道哪一个说法对。

文王拜姜尚为师，开始四面征伐。第一年伐犬戎，第二年伐密须，第三年败耆（qí）国。纣王的大臣祖伊觉得周的势头这么猛可有些不妙，就劝纣王应该小心了，可纣王却说：“我不是有天命的吗？姬昌又能怎么样！”完全不把祖伊的话放在心上，一切照旧。

文王则抓紧这个机会继续扩张。第四年伐邘（yú），第五年伐崇侯虎，报了当年打小报告的仇。在收服了周边的不臣势力之后，文王在沣（fēng）水西岸营建丰邑（今陕西西安长安区），并且把都城迁到这里，这就是丰京。第二年，他又命令太子姬发在沣水东岸营建镐（hào）京（今陕西西安长安区），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宗周。

丰镐二京比歧邑（今陕西宝鸡岐山县东北）更靠东。这里不仅可以远离戎狄的侵扰，而且东出崤山就可以直达伊洛平原的黄河南岸，威胁商都朝歌（今河南鹤壁淇县南），作为讨伐纣王的根据地是再理想不过了，所以文王迁都的战略意图很明显，他是要准备跟纣王摊牌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9 07:49
一三、武王伐纣

周文王没活到正式进攻纣王就死了，葬在毕（今陕西咸阳西北）这个地方。太子姬发继位，这就是周武王。武王尊太公望为尚父，拜为师，四弟周公旦为辅，召公奭（shì）、毕公高等一干人为左右手，继承文王的遗志，对内发展生产，对外联合诸侯，国力日益强盛。

武王九年，姬发先到毕给文王上了个坟，然后率领军队向东进发，来到黄河南岸的渡口盟津（即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县东北）。《史记•周本纪》说，消息传开，诸侯们以为武王这是要讨伐纣王了，“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纷纷要求渡过黄河进攻纣王。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条件不允许，武王没同意，神叨叨的对大家说了句“你们不了解天命”，就带着军队又回去了。

武王这么大张旗鼓的武装游行，纣王该有所警觉了吧？很遗憾，咱们想多了，纣王他老人家非常淡定，仍然选择一切照旧，真不知道太史公凭什么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

纣王的哥哥微子启看不过眼，劝谏过好几次，可是他根本不听。微子知道这样下去没什么好果子吃，就逃跑了。纣王的叔叔比干有点犟，说：“做臣子的不得不以死进谏。”就跑去跟纣王据理力争，结果惹恼了纣王。纣王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这个半截话的含义很丰富，但总不过是对比干动了杀心的意思。比干剖心之后，纣王的另一个叔叔箕子吓坏了，只好装疯，但就是这样纣王也没放过他，把他抓住关了起来。

纣王昏乱暴虐到这种程度，身边也就留不住什么人了，连他的太师疵和少师强都抱着商王室祭祀用的乐器投奔了武王。武王看到时机成熟了，再次挥师东进，于武王十一年十二月第二次会盟于盟津，然后于次年二月进军到朝歌（今河南鹤壁淇县）附近牧野这个地方。在牧野，武王也学着夏启和商汤的样子进行了宣示“恭行天之罚”的誓师大会，准备对纣王发动总攻击。

由于受武王九年第一次盟津之会有八百诸侯不期而至的影响，我们很容易觉得参加这次盟津之会的诸侯也很多，但从《尚书•牧誓》的记载来看，周的同盟不过才有庸、蜀、羌、髳（máo）、微、卢、彭、濮等八个而已，而且都是“西土之人”。《牧誓》被司马迁全文抄录在《史记•周本纪》中，说明他对这个说法也是认可的。这暗示我们，如果我们不认为周武王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从八百粉丝掉粉掉到了八个，那就只好认为所谓“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根本就不可信，同时也说明周的造反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得人心。

纣王听说诸侯联军来了，“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史记•周本纪》说，当时“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按西周晚期“禹鼎”铭文“车百乘，厮御二百，徒千”的说法，那么联军主力统共也不过四万八千人。面对这区区五万不到的人马，纣王竟然组织了七十万大军前来应战，到底是个什么脑回路，我们很难理解。

不过，太史公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比例。《史记•周本纪》说，周军有“戎车三百乘，虎贲（bēn）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就算虎贲是周军特有的兵种不计算在内，按照这个1:150的比例，联军总兵力也应该有六十万，看上去纣王组织七十万大军前来应战变得可以理解了。但新的问题更突出了：双方在一场战斗中投入一百三十万大军，规模都快赶上淮海战役了，且不说在那么狭窄的战场怎么摆开这么多军队，单是后勤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这个问题是无解的，而且我们根本不用指望当时有足以动员这么多军队的人口，所以具体数字不重要，我们只要知道纣王比武王的兵多就是了。

可是人多并没什么卵用，就纣王那人设谁还肯替他卖命？所以商军毫无斗志，双方刚一接触就“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也就是商军的前军临阵倒戈，协助诸侯联军攻击后面的商军主力，商军因此大败，流的血都能把“杵”漂起来。战败后的纣王狼狈逃回朝歌，穿上华丽的衣服，跑到鹿台自焚而死。武王也算是报了祖父季历“困而死”的仇。

“前徒倒戈”说明确实有一部分商军跟纣王离心离德，“血流漂杵”则说明战斗非常惨烈，也就说明了还有另一部分商军仍然是效忠于纣王的，同时还说明了那时候的武器主要还是木头棒子，不然也不至于漂起来。

我们不知道纣王的军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化，所以有人猜测纣王的前军主要是由东夷俘虏拼凑起来的。《左传•昭公四年》说：“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昭公十一年》又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似乎能推演出纣王因为剿灭东夷而实力受损，这才不得不用俘虏组成军队，导致了牧野之败。

甲骨卜辞和商朝晚期青铜器铭文已经证明，商朝的确曾经跟东夷发生过长期战争，虽然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但却始终没能令其臣服，所以纣王是不是急于彻底解决东夷问题而过分使用了军力，并不是一个不该考虑的事，如果再联系到武王第一次盟津之会后莫名其妙的退军，那就更增加了纣王的军队是在这以后才实力大损的可能，可惜现有的资料语焉不详，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实在是不好说。

另外，根据《竹书记年》的记载，纣王在位一共五十二年，作炮烙之刑在纣王四年，讨伐有苏氏获妲（dá）己在纣王九年，囚禁周文王在二十三年，释放他在二十九年，授予周文王征伐之权在三十三年，内史奔周在四十七年，囚箕子、杀比干、微子出奔在五十一年，并且纣王不是自焚而死，而是“王亲禽（擒）受（纣）于南单之台”，应该是被俘后被杀死的，其时估计他的年纪不到七十岁也差不多。

这一切说明虽然《史记》中记载的那些事纣王确实都干了，但在细节上却有很大不同，足以影响我们对这个人物的认识以及对相关事件的解释，所以纣王的真实形象到底是什么样也真的不好说。

武王攻克朝歌以后，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典礼，废除帝号而改称为王，宣告周人正式继承商朝的天命，建立了周王朝，史称西周。乍一亡国改朝，商朝的遗民难免会有些惊恐犹疑。为了安抚他们，武王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为诸侯，让他延续商朝的香火，这就是邶（bèi）国，封地在商朝故都殷的北面。此外，武王还命人释放被纣王关押起来的箕子和百姓，散发纣王集聚的财物和粮食，修缮王叔比干的坟墓，旌表贤人商容的故居。这些举措安定了人心，局面总算暂时平稳了下来。

牧野之战后仅仅两个月，也不知道周武王急着回去干什么，当年四月，他就班师回朝了。临行前，为了防止自己走后商人造反，他把自己的三弟管叔鲜和五弟蔡叔度留了下来，名义上是辅佐武庚治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监视他，史称“三监”。但是，由于三监只有管叔和蔡叔两个人，在数目字上不符，所以有人说还应该加上武王的八弟霍叔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武王回到丰京的第二年，开始论功行赏，分封功臣谋士和叔叔弟弟们，其中重要的有：封虢仲于东虢、虢叔于西虢、姜尚于齐、周公旦于鲁、召公奭于燕、管叔鲜于管、蔡叔度于蔡、霍叔处于霍。武王还派人找到历代先王的后裔予以分封，封炎帝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jì）、帝舜之后于陈、帝禹之后于杞（qǐ），不知道为什么漏了颛顼（zhuān xū）和帝喾（kù）的后人。

分封之后，武王只留下周公和召公辅佐自己，把其他诸侯都打发回了封国。然后他又在今天洛阳附近的瀍（chán）水西岸兴建洛邑，以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直到洛邑初步建成，他才彻底放心，于是“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以示天下不再用兵。但其实呢，他在宗周还保留了六个师的常备军，每师2500人，在当时是一支规模相当大的武装力量，这就是所谓的“西六师”——他脑子又没坏掉，当然不可能真的偃武。

—— 未完待续 ——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0 09:04
一四、甲骨文和汉字的起源

商朝灭亡了。它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是甲骨文。甲骨文印证了《史记》中记载的商朝帝王世系，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是研究商朝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天文、历法等的第一手材料，尤其对研究汉字的发生、发展具有重大价值，也是研究书法、篆刻的重要素材。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朝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不论是祭祀、战争、气候、收成，还是生育、疾病、田猎、出行，都要先用龟甲或兽骨进行占卜，以卜得的吉凶祸福决定行止。这种占卜后把所问之事契刻或书写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甲骨文，也被称作“贞卜文字”、“殷墟文字”、“契文”、“卜辞”、“殷契”等等。

在理论上，“甲骨文”这个称呼有三种含义：一是狭义的，特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二是扩展了的，包括郑州、殷墟两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三是广义的，兼指商代和西周的甲骨文。在实际应用中，单称“甲骨文”总是专指殷墟甲骨文，这是文字学家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惯例，也一直被文字学家之外的人们所沿用。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知道甲骨文最初被发掘出土是在什么时候了。我们知道的是，从北宋开始，安阳殷墟就不断有商代青铜器被发现，想来完全可能在千百年前当地就已有甲骨出土，但可惜的是，直到清末，历代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

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叫做《铁云藏龟》，它的作者就是清末写《老残游记》的那个刘鹗。根据他在《铁云藏龟》自序中的说法，甲骨文第一次被发现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当时，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范维卿等人收购了一批甲骨到北京售卖，被时任国子监祭酒、素来喜好收集古物、通晓金石文字的王懿荣高价购得。这就是说，最先认出这批甲骨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不是学者而是生意人。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颇具传奇色彩，因而也流传得更广。这种说法是说，王懿荣当时染病服药，偶然发现有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上面有刀刻的文字，尽管他认不出这些字是哪个朝代的，但他却知道一定很古老，于是就派人把药店里那些有字的龙骨全都买了下来，并且从此开始留心搜集。药材商人跟古董商人不同，他们不会认定某一味药有历史文化价值才去卖它，所以从这种说法来看，发现甲骨文就没有生意人什么事了。

据统计，自甲骨文被发现以来至今，世界各地收藏的甲骨数量约有15万多片，另外还有数量不详但也相当可观的民间私家藏品。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单字数量约有4400字，目前可识可读可隶定的约有2400字，其中约1400字见于现代汉语字典。虽然这一千多个字只占甲骨文总数的一小半，但多数属于与理解文义有关的比较重要的字，所以多数卜辞的文义还是能够被了解或大致读懂的。

甲骨文的形符系统、声符系统、意义系统都有着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结构原则和组合规律，已经到了相当完善的境地，汉字的“六书”原则也都在甲骨文中有所体现。这就是说，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在它之前一定有一种相对不那么完善的早期汉字存在，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考古发掘只能提供零星的材料，所以这种推断一直没找到可靠的文物证据。直到2005年，山东大学教授刘凤君发现了“骨刻文”，这一历史悬案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骨刻文是刻画在兽骨上的象形文字或图形文字，主要在山东一带集中发现，因而也曾被称作“东夷文字”。它的使用时期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有的地方一直沿用到岳石文化前期和商代早中期，距今已有约3300—4600年的时间，使用年代的下限与甲骨文直接衔接，是甲骨文的源头，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记事为主的可识文字。

除了骨刻文之外，我国还有其他的“类文字”出土，如距今6000年的半坡陶符、距今7000年的双墩刻符和距今8000年的贾湖刻符。在这三种“类文字”的符号中，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双墩刻符发展程度较高，已经具有了文字的特点，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骨刻文的源头之一。

蚌埠位于安徽北部，在历史上是夏、商、夷的交汇地带，也是先商文化的南缘，从地缘上说很可能对骨刻文产生过影响。但是从4600年前到7000年前的时间跨度毕竟有点太大了，所以还需要找到中间的过渡环节。

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 未完待续 ——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1 00:08
一五、周公辅成王

武王克商后仅仅过了三五年的时间就死了，死后跟文王一样也葬在了毕（今陕西咸阳西北）这个地方，王位则传给了他的儿子姬诵，这就是周成王。

周成王继位的时候年纪还小，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周公旦担心有逆臣贼子会趁机谋反，便自任摄政，代替成王处理国家大事。这一来国内的流言就起来了。人们都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连召公也相信了这个说法。周公害怕了，赶忙找召公去解释，同时他又担心远在齐国的姜尚也听信流言，也不知道是派人捎话还是写信去——反正那时候没有邮政，也没有电话和互联网，写信也得派人去送——又跟姜尚解释了一番。

召公和姜尚相信了他的解释，但不知道是他俩提出了条件，还是周公为了表示自己确实没有野心，或者是他不想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在他确立了摄政的位子之后，随即就把自己的长子伯禽打发回了鲁国，让他代替自己就任鲁国的国君。

周公跟召公和姜尚做了解释，但不知道跟留在殷地的管叔和蔡叔解没解释。不过，很多书都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的流言就是管叔散布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估计解释也没什么用，所以不管解没解释吧，没多久管叔和蔡叔就跟武庚一起造反了，史称“三监之乱”。到了第二年，蒲姑、奄（yǎn）、徐夷和淮夷等国也跟着一起反了。新建的周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我们不知道武庚和管蔡的造反是宣布独立，还是想要篡位夺权，也不知道在这最初的两年里，叛军有没有向洛邑、丰镐（hào）这样的战略要地发动进攻，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进攻了其他的诸侯国。我们知道的是，叛乱一发生，周公就“出居于东”，应该是到洛邑去了，似乎采取的是一种守势。

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淮夷叛周之后，召公奉命出使齐国，授予姜尚征伐之权，其范围西到黄河、东到大海、南到齐鲁交界的穆陵河、北到齐燕交界的无棣河，几乎等于把周朝东部的稳定完全托付给了姜尚。姜尚是辅佐文武灭商最重要的谋士，商朝复国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就算武庚不计前嫌，他也不过是跟现在一样裂土封侯而已，绝不会还格外获得什么征伐之权，所以姜尚没有理由拒绝。这样，加上周公自己的封国鲁国，东方算是稳定住了，周王室只要专心对付中原就可以了。

大概是在获得了来自齐国的确切消息之后，周公于当年秋天返回丰京。当时正赶上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鬼天气，成王却顾不得这些，亲自跑到郊外去迎接他。可以想见，这个尚未成年的君主在继位之初就遭遇这样重大的变故，心里是多么的恐惧不安，又是多么的依赖于自己的这个叔叔。

完全能猜到周公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返回丰京，因为随即周军就出动了，开始了对叛军的讨伐。战争打了一年，周公“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大获全胜。紧接着，他又马不停蹄的开始了对其它叛逆国家的讨伐，又花了两年时间，消灭了蒲姑，打残了奄，击败了淮夷，天下诸侯“咸服宗周”，称得上是威震天下。

“三监之乱”这件事本来是众口一词，没有异议的，但近年来通过对清华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它也不是那么板上钉钉的了。清华简《系年》说：“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lù）子耿，成王屎（践）伐商邑，杀彔子耿”。彔就是武庚，《竹书记年》称之为禄父，这就是说，不仅仅是管蔡，连武庚都不是发起叛乱的逆臣，而是死于叛乱的忠臣，进而也就是说，“三监”真的没有霍叔，而是指武庚、管叔和蔡叔；“三监之乱”也并不是指三监的叛乱，而是指杀掉了三监的叛乱。这可真够毁三观的。

获胜后的周公不忘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次叛乱，是由于商朝还具有一定的实力，并且遗民过于聚集，而周王室却没有建立和培植自己的势力。因此他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改封微子启奉商祀于宋，夹在洛邑和鲁国中间；二是把商朝的遗民分散到各地去，以削弱他们的力量；三是分封了很多诸侯作为王室的屏藩，共“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商朝故地封给了自己的九弟康叔封，并设立“殷八师”常驻守卫，这就是列国中最后灭亡的卫国。

另外，经过这次平叛，洛邑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证明当初武王营建洛邑还是很有远见的。周公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洛邑，以便更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区，所以他决定仿照丰镐的模式，在洛邑旧城对面的瀍（chán）水东岸再建一个新城，这个新城就是成周。成周从成王五年开始营建，大概同时也对洛邑旧城进行了续建，所以修了很长时间，直到成王十四年的冬天才告落成。后来，成王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这里，以之为“东都”，设常备军“东八师”驻守，奠定了此后二百余年西周二京制的格局。

在成周的建设过程中，成王渐渐长大了。到了周公摄政的第七年，周公还政于成王，自己则“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亲政后，拜周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继续讨伐淮夷和残奄，终于把奄国彻底消灭，把它的国君迁到了薄姑。

此后，成王命令周公“作《周官》、兴正礼乐”，建立起周朝的分封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和官僚体系，奉行“明德慎罚”的执政理念，以礼乐治天下。一时之间，“民和睦，颂声兴”，国家呈现出一派升平祥和的气象，所以，要说周朝是在成王和周公这一对叔侄君臣手里才真正建立起来的，应该不算是夸张。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0-11 19:59
简洁生动的文字叙述历史故事，文字中引经据典，精彩纷呈，欣赏，赞。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2 08:51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11 19:59
简洁生动的文字叙述历史故事，文字中引经据典，精彩纷呈，欣赏，赞。

谢谢欣赏点赞，问好。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2 08:52
一六、西周的“封建”

“封建”是封土建国的意思，也就是天子把爵位和土地赏赐给诸侯，由诸侯建立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国家的意思。这个词最早见于《诗经•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但这里的“封建”不是封土建国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的说法则最早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西周初年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封建，一次在武王克商之后，一次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第二次分封，据说当时“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不过，周公的这次分封虽然的确是为了“蕃屏周”，但却显然不可能是为了“吊二叔之不咸”，因为管叔和蔡叔毕竟是周成王的亲叔叔、周公的亲弟弟，连他们尚且“不咸”，其他的亲戚又怎么可能一定会可靠，一定会“蕃屏周”呢？所以，周公如果真的受到“二叔之不咸”的刺激，那他就不应该再相信血缘，而应该废封建而行郡县了。

没有证据显示周公有这种超前意识，以当时的交通、通讯等条件来看，就算是有也没法实现。他看上去只是由于感到周王室势单力孤而又偏处西隅（yú），很难有效控制东方广大的土地，所以才“封建亲戚”的。这似乎表明“二叔之不咸”的指控可能不实，并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系年》关于“三监之乱”的说法。

当时，受封的诸侯会率领周朝的军队、工匠、奴隶以及一部分商朝遗民前往封地筑城居住，主要依靠耕种城邑附近的土地为生。他们会注意跟当地的原住民保持适当的距离，因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原住民的居住地离城较远的现象，所以这些诸侯国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个孤立的殖民据点。

那个年代地广人稀，许多适合居住的土地还没有得到开发，其上也没有人口居住，远没达到今天这样田陌相连的“人挤人”状况，所以这些诸侯的“殖民”虽然可能也会跟当地的原住民发生冲突，但普遍性和激烈程度都很低；诸侯们基本上也都很尊重当地人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比如齐国的“因其俗，简其礼”、卫国的“启以商政”、晋国的“启以夏政”等，都是这种尊重的体现，即便是推行“变其俗，革其礼”的鲁国，也保留了原住民奄人的“社”，允许“奄社”和“国社”并存，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霸凌，所以总体上外来者和原住民之间还是形成了良好的共存机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形成了共同的国家观念。应该说，他们的“殖民”是成功的。

当然，周公也并不是完全迷信血缘，因为他在分封的同时，还依靠等级制度对各诸侯的封地大小和军队规模进行了规定。《礼记•王制》中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的记载，《周礼•夏官•叙官》中有“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记载，虽然不见得完全可信，但大致能够体现这种规定。有了这样的规定，地方势力自然也就无法跟中央抗衡，想要不服管都不行了。

说起这个等级制度，《左传•昭公七年》有详细的描述，叫做“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其中从王到士都是贵族，是统治者，士以下的各级则是平民或奴隶，是被统治者。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待遇，除了政治待遇之外，从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住什么房子，到宴饮乐舞、车马仪仗、婚丧嫁娶，都有明确的等级规定，比如墓葬中的“列鼎制度”，各等级的随葬鼎数量就有“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的规定。这些规定不可逾越，否则就是违礼，那罪过跟造反也差不了多少。所以，等级制度要靠实力来保障，如果没有实力，别说人家违礼，就是真的造了反，你除了干瞪眼又能怎么样呢？

但光有等级制度也还不行，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继承问题。商朝的办法是兄终弟及，这个办法有很多缺陷，容易引起兄弟子侄之间的夺位之争，所以周朝废除了这一制度，改用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所谓的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规定：嫡长子为“大宗”，继承父亲的爵位、土地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权利，其他的儿子则为“小宗”，降等分封。也就是说，天子的嫡长子继位为天子，是大宗，他的兄弟是小宗，降等封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位为诸侯，是大宗，他的兄弟为小宗，降等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位为卿大夫，是大宗，他的兄弟为小宗，降等封为士；士的嫡长子继位为士，是大宗，他的兄弟为小宗，降等为庶人，也就是平民。到了平民这一级已经不再是贵族，也就没啥可封的了，所以也就不用再降等，原则上可以一直平民下去。

宗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它的直接目的是避免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继承权而骨肉相残，但它却忽略了大宗弱而小宗强的情况。很明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宗法制度十有八九就是一纸具文，所以它实际上也是只有靠实力才能维持下去的。后来这种同室操戈的悲剧发生了很多，第一例发生在周昭王十四年秋七月，姬㵒（fèi）杀死了自己的哥哥鲁幽公而自立，那还是西周的中早期，比我们想象的时间要早得多。这种事竟然首先发生在周公的封国鲁国，可见“周礼尽在鲁矣”也只是徒具其表而已。

宗法制度还有一个间接的目的，那就是借助大宗负责祭祀始祖这件事，来把家族成员都团结在大宗的周围，以达到“蕃屏周”的目的。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个年代的人们都很重视祭祀祖先，所以这个想法不能说完全没有合理性，但周的始祖后稷和商的始祖契（xiè）都是帝喾（kù）的儿子，他俩的后代怎么没紧密团结在一起，反倒斗得你死我活，必欲取而代之才后快呢？如果说他们的后代血缘已经很远了，所以才出这种事，那么鲁魏公姬㵒又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亲哥哥鲁幽公呢？可见，在现实的利益面前，这个想法实际上也只是个乌托邦一样的画饼。

除了这些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之外，降等分封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土地有限而子孙无穷，这样不停的分封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无地可封。虽说在原则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你既然已经把土地赐给了别人，人家又没犯什么错，你怎么好意思再给要回来呢？就算好意思，难道就不怕犯了众怒吗？《诗经•大雅•瞻卬（yǎng）》不就曾抱怨周幽王“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汝）覆夺之”吗？所以，它必然导致大宗的势力越来越衰弱，并最终导致整个制度体系的崩塌；而如果大宗想要自救，则又必然会导致众叛亲离，从而加速这种崩塌的到来。

周公设计这些制度当然是为了维护周朝的长治久安，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它是一个迂阔而自戕的制度体系，但在那个地广人稀的年代得有什么样的长远眼光才能预见到将来土地会不够分呢？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体谅他，不能要求他做出超越历史的决策。周公没有什么错，错的是那些死守周公之法，不能与时俱进的后人。

周公制定的这些制度，以宗法血缘和礼乐教化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了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了一起，在经过周朝近八百年，尤其是西周二百七十余年的实际运作之后，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清末的历史学家夏曾佑评价周公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这个考语可谓至为精当，实际上，今天的我们确实是周文化的继承者，而与夏商的文化离得比较远。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0-12 16:53
分析透彻，有理有据，读后增长了知识与见识，欣赏学习， 赞。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3 00:47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12 16:53
分析透彻，有理有据，读后增长了知识与见识，欣赏学习， 赞。

感谢欣赏点赞，问好！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3 00:49
一七、传奇天子周穆王（上）

周穆王是周昭王的儿子，周昭王是周康王的儿子，周康王是周成王的儿子。成王和康王一共在位六十三年，在此期间，周朝虽然仍处于扩张期，但政策主要以文治为主，注重发展生产，不轻易动用武力，“燿（yào）德不观兵”，达到了“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程度，这就是国史中的第一个治世“成康之治”。

“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明摆着是夸大其词，我们可以不用理它，我们只需要知道，经过这一个时期的发展，周朝的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壮大就可以了。

国家繁荣富强本来是个好事，可是人有了钱之后就难免容易气粗，所以到了周昭王的时候，以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他变得不那么有“燿德”的耐心了，开始滥用武力，经常兴兵讨伐不合他心意的国家。结果，在他第二次征伐“楚荆”的时候，不幸“丧六师于汉”，连自己也死在了汉江。周朝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被打破了。

“六师”是驻扎在西京宗周的常备军，跟常驻成周的“东八师”和常驻殷商故地的“殷八师”一起构成了周朝军队的主力。现在主力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宗周空虚，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会导致国家覆亡，所以周穆王继位之初非常担忧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估计殷八师就是这个时候被调到宗周的。

周穆王的担忧甚至达到了恐惧的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像踩到老虎尾巴和走在春天即将开化的冰上一样，因此他常常半夜惊醒，爬起来思考该怎样避免犯错。

他思考的结果是“闵文武之道缺”，也就是说，他认为当时的周朝已经背离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正确的治国理念，应该尽快予以恢复。于是，他任命君牙为大司徒，负责教导民众，要求做到全国上下统一思想、同心同德；又任命伯冏（jiǒng）为大正，负责掌管百官，要求做到勉励君主修德，帮助君主改进缺欠，还要做到谨慎地挑选官员，不要任用阿谀奉承的人，而要任用贤良正直的人。

周穆王的这些举措成效颇为显著，周朝的局势很快就“复宁”了。随后又先后发生了两件特给周穆王长脸的事。

一件是穆王六年的“徐子诞来朝”。这个叫“诞”的人，是徐夷的国君，按照周人称呼蛮夷之君为“子”的惯例被称作徐子。徐夷当年曾是“三监之乱”的重要参与者，可是后来周公东征、成王东征都没把它怎么样，可见应该是个很厉害的主儿。长期以来，徐夷跟周朝的关系一直都是时叛时服，不打仗就不错了，现在它的国君竟然来朝，这可是个可以显示自己文德柔远、以德化夷的好政绩，所以周穆王一高兴，赏！徐子就变成了徐伯，算是归化了。

另一件文德盛事发生在两年后的穆王八年，这一年“北唐来宾，献一骊马”。北唐也是一个戎狄政权，在周朝的西北方向，从周朝建立之初就是周的属国，负责向周进贡一种叫做“闾”（lǘ）的动物。据说闾是一种黑色的母羊，但这一回北唐进献的却是“骊”，也就是纯黑色的马。有一种黑色的龙叫骊，可见这马有多珍贵。据说穆王八骏中的“绿耳”便是这匹骊马所生。

文德已盛，该有武功了吧？没错。经过十二年的休养生息，周朝的国力恢复了，周穆王也就忘了当初是怎么“闵文武之道缺”的，开始打算西征犬戎。

有个叫祭（zhài）公谋父的大臣劝他说：“先王的教导是先礼后兵。有不服咱们的，咱们应该先修德，不能一上来就说要打。现在犬戎一直按时进贡，虽然在祭祀祖先神明上有点过错，但毕竟还臣服于周，如果这就出兵讨伐，可就是违背先王的教导了，而且犬戎这个国家挺厚道的，人缘不错，征讨它也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时候的周穆王已经不是刚继位时虚心接受大家意见的那个周穆王了。他不听劝告，执意出兵，结果虽然周军获得了胜利，但是从此与西戎交恶，大部分西方诸戎不再来朝，为以后西周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也不知道是不是周穆王对犬戎的态度刺激了同样不是华夏族的徐夷，趁着周穆王讨伐犬戎的机会，刚刚跟周朝修好的徐夷又造反了。这一次，徐夷不仅出兵进攻成周洛邑，而且还称了王。军情紧急，周穆王急着回去。幸亏他有一个特牛叉的车夫叫造父的，“为繆（mù，同“穆”）王御驾，长驱归，一日千里以救乱”。

好家伙，一日千里！且不说这么个跑法马受得了受不了，单说周穆王的军队，那能跟得上吗？跟不上的话，他自己一个人跑回来是想送死吗？其实，从穆王十三年秋七月徐夷侵洛，到当年冬十月穆王返回宗周，前后共历时三四个月的时间，如果真是一日千里，不管怎么算，周穆王都应该早跑过界了。所以“一日千里”这种夸张就跟“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一样不靠谱。

周穆王率军千里回援，徐夷则以逸待劳，任谁都能想到局面对谁更有利。周穆王当然也并不傻，他没贸然以疲惫之师出击，而是先跟位于徐夷侧背的楚国联系上了。结果第二年春天，徐夷在周、楚的夹击之下战败。周穆王如愿平定了叛乱。

想当年，周昭王就是死在了征伐楚荆的战争中，所以我们今天很难理解周怎么会跟楚联合起来对付徐夷。有人说昭王所伐的楚荆不是楚国的楚，而是当时生活在汉江流域的土著民族。这话貌似有些道理，但我们也可以认为是楚国跟徐夷也有矛盾，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好说。

穆王十四年秋九月，也就是平定徐夷之乱的当年秋天，“翟（dí）人侵毕”。翟人也就是狄人，是华夏族对北方民族的称呼，毕（今陕西咸阳西北）则是文武周公以及历代周王的墓葬所在地。敌人都攻到了祖坟就不说了，这打完了西边打东边，打完了东边又得打西边，按下葫芦起来瓢，可让人怎么受得了？所以，周穆王的日子可能还真没有看上去那么好过。

“徐夷侵洛”和“翟人侵毕”是两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代表着西周王朝从战略上的进攻者，开始向战略上的防御者转变。从此之后，蛮戎夷狄纷纷开启了“吃饭睡觉打周朝”的模式，周朝的外部压力逐渐变得越来越大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4 00:14
一八、传奇天子周穆王（下）

到“翟（dí）人侵毕”的时候，加上“徐夷侵洛”、穆王伐戎和昭王时期跟南蛮楚荆的战争，蛮戎夷狄算是都跟周朝杠上了。好在接下来的两年还算太平，估计那些捣乱的国家挨了揍之后也要恢复恢复，周朝因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恰在这个时候，留昆氏来朝，不知道是为了表示欢迎还是为了纪念这件事，周穆王建了个“重璧台”。

周穆王这个人挺有意思，他喜欢在大战之后或者外族来朝的时候大兴土木。早在继位的当年，他就一口气盖了昭宫和祇（qí）宫两座宫殿，看名字好像是纪念他老爸周昭王的。穆王九年，也就是北唐献骊的第二年，他又兴建了春宫。平定徐夷之乱的当年五月，则兴建了范宫。同年冬，营建虎牢邑。现在，留昆氏来朝，他又修建了重璧台。

从他继位算起，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徐子诞来朝的那一次，大概由于是第一次有外族来朝，他还没有经验，所以没搞什么建设。第二次则是首伐犬戎获胜之后，估计因为随即就发生了“徐夷侵洛”，他急着回师救援，所以没来得及搞建设。

考虑到周朝这个时候的安全局势，他之所以大兴土木，很可能是在宣扬国力，让不明实情的人以为周朝有很强的实力而不敢轻举妄动，以便给自己争取时间恢复和发展。这种威慑政策不可谓不精明，但不管怎么说，大兴土木和发动战争都是要耗伤国力的，偶一为之还可以，他这么频繁的折腾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翟人侵毕”的第二年，也就是周穆王十五年冬，“王观于盐泽”。盐泽就是今天新疆的罗布泊，现在是一片戈壁沙漠，但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很大的湖。大冬天的可不是旅游的好季节，他跑到那里去干什么，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了，估计应该是为了下一次出征进行考察。过了一年，他封那个“日驰千里马”的造父于赵邑，大概是为了屏藩北陲，但也可能只是作为奖赏。又过了一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

周穆王见西王母是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当时，周穆王非常重视跟西王母的会面，特地挑了个良辰吉日，手执白圭、玄璧以示恭敬，还进献了好几百匹绢帛作为礼物。

西王母在瑶池设宴款待周穆王。好像是周穆王吃完饭就要赶路，所以西王母在席间做了一首诗，向他发出邀请：“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意思是说，咱们两个人远隔万水千山，希望你能长寿，以便还能再来。

周穆王也作诗答道：“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意思是说，我回国把国家打理好就回来看你，顶多三年，我一定会回来。

西王母依依不舍的又作诗道：“徂（cú）彼西土，爰（yuán）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意思是说，我这里虽然是荒蛮之地，但我守土有责，只好跟你分别，但我和我的人民将天天盼望你回来。

我们不知道这个西王母到底是谁，但肯定不是《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说的那个“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的怪物，也肯定不是道教所说的那个爱开蟠桃会的王母娘娘。《竹书纪年》记载，帝舜九年的时候，西王母曾来朝拜过帝舜，“献白环、玉玦（jué）”，所以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她应该是今天新疆一带某个国家的女王，因此，关于她为什么能从帝舜的时候活到周穆王的时候，应该除了神话的解释之外，还有别的解释。

想来西王母也许只是个名字或姓氏叫“母”的国王，因为是西方的王所以被称作西王，这就是说，西王母就像夏后启或周公旦那样的称呼一样，并不一定是个女性。如果是这样，那“我惟帝女”就应该换个解释，变成“我惟帝汝”，也就是我以你为帝的意思了，而这样一来，周穆王见西王母也就不再是浪漫的爱情故事，而变成寻找盟友的政治行动了。

这是一种比较激进的看法，但并非毫无依据。《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和西王母分别的当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如果这一记载可靠，那就意味着西王母并不是不能追随周穆王东来，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嘉命不迁”应该另有含义，所谓的浪漫爱情故事是不是事实，也就很值得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周穆王见西王母的同一年，也就是穆王十七年，周朝发动了对犬戎的第二次征伐。我们不知道二次伐戎和见西王母这两件事发生的先后次序，因而也无法判断见西王母跟这次伐戎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知道周穆王这次伐戎战果辉煌。他一下子抓住了犬戎的五个王，把他们都迁到了“太原”（或今宁夏固原地区），并且一直进军到三危山，也就是今天的敦煌附近。

穆王十八年，大胜后的周穆王在宗周祇宫大会诸侯，此后，周朝进入了长期的和平时期，一直到十七年后的穆王三十五年，由于“荆人入徐”，才又战端重开。这一次，周穆王派了毛伯迁率军去摆平这件事。又过了两年，穆王三十七年，他又亲自“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遂伐越”，吓得荆人赶忙跑来称臣纳贡。

这是周穆王人生中最后一次军事行动。看上去他打出了一个和平局面来，但其实他只是把敌人打怕了，并没让他们心服。诚如祭（zhài）公谋父当年所说，这种专任武力的频繁征讨是没有持久震慑力的，口服心不服的和平也只是虚假和平。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大规模的征伐耗尽了国力，从此周朝开始了持续的衰弱，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说周穆王实际上是干了些遗祸子孙的事。

但虚假的和平终归也是和平，尤其还是个一直延续到懿王七年长达五十四年（如果不算穆王三十五年和三十七年的两次战争的话）的和平，所以周穆王的武功并不是完全没有实际价值。虽然这种大规模的长年征战确实把周朝折腾得疲惫不堪，但要是周朝能够充分利用好接下来的这段和平时间，也许周朝的国力就能恢复过来。

可惜的是，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穆王五十一年，周穆王命令甫侯制定《吕刑》，将原来的“墨罪五百，劓（yì）罪五百，宫罪五百，剕（fèi）罪五百，杀罪五百”改定为“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虽然减少了重刑的数量，但却增加了刑罚的总数，也就是说人们更容易触犯法网了。这或许说明虽然周朝的外患暂时平息了下去，但它的内部矛盾却开始尖锐起来，所以《汉书•刑法志》认为这是“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

我们不知道周朝的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因而也无法断定这种内部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我们只能根据极其有限的资料猜测，它可能是一种由于经济矛盾所引发的政治离心力，不仅发生在周王室跟王畿贵族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包括王室在内的贵族跟平民之间，也许正是这种内耗让周朝虚度了宝贵的五十余年的和平时光。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0-16 09:07
继续欣赏学习老师的连载，祝您创作愉快！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6 14:15
一九、盛极而衰的周王朝

周穆王共在位五十五年，死后传位给儿子周共（恭）王。《国语•鲁语》对周共王的评价挺高，说他“能庇昭穆之阙”，也就是能弥补昭王和穆王的缺失的意思，估计是指他在位的十二年很少发动战争而言的，但其实他老爸周穆王到了后期也已经很少发动战争了，和平时间比周共王的在位时间还要长，所以这个说法不太能站得住脚。

而且，周共王看上去也并不真是一个慎用武力的人，这从他灭密国就能看出来：有一次周共王到泾河去玩，密国的国君密康公陪同。这时候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三个女子，跑到了密康公那里，被密康公收留了。密康公的母亲比较精明，看出这件事的凶险来，就劝儿子把她们献给周共王，可是康公不献。结果，“一年，共王灭密”。

为了这么个荒唐的理由就能灭了人家的国，要说周共王不是个滥用武力的人，恐怕不太说得过去。因此也许可以说，他之所以不打蛮夷戎狄而打密国，并不是因为什么“能庇昭穆之阙”，只不过是打密国比深入不毛打蛮夷戎狄要轻松得多而已。

另外，他的运气也比较好，在位期间没有什么外患，所以显得他好像没有他的爷爷和爸爸那么好打仗。但这更可能只是由于那些被他老爸打残了的敌国还没缓过劲来，而他也乐得不去招惹人家。到了他儿子周懿王在位的时候，随着老对手们的实力逐渐恢复，情况就开始不同了。

懿王七年，西戎入侵镐（hào）京（今陕西西安长安区）。懿王十三年，北狄入侵歧邑（今陕西宝鸡岐山县东北）。首都和龙兴之地都遭到攻击，按理说周朝应该有所表示，或者“修德”或者“观兵”，然而并没有，我们没看到周懿王有什么特别的应对。直到懿王二十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才有一次虢（guó）公率军讨伐犬戎的行动，但还没打过人家，败逃而归。

此后一切又归于寂静。在寂静中过了四年之后，周懿王驾崩，周孝王辟方继位。关于周孝王，《史记》的记载有矛盾。《三代世表》说他是周懿王的弟弟，《周本纪》则说他是周共王的弟弟，也就是周懿王的叔叔，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对，但不管他是谁的弟弟，这都违背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我们还是不知道。

周孝王一上台就命令申侯去讨伐西戎，但战果不详。到了孝王八年，他又开始在渭河及其支流汧（qiān）河之间牧马。牧马是个技术活，需要找个明白人，有人就给周孝王推荐了非子。

这个非子是犬丘（今陕西咸阳兴平市东南）封主大骆的庶子，由于世代与西戎杂居，所以非常善于养马。到了第二年的繁殖期，马的数量大大增加，周孝王很高兴，就想把非子立为大骆的继承人。这一下申侯不高兴了，因为大骆是申侯的女婿，现在的继承人正是申侯的外孙。他跑去找周孝王理论，先摆了一通他们老申家从祖上就跟西戎通婚，从而保证了周朝西部边疆稳定的功劳，接着说了一句非常不得体的话：“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

这话简直就是威胁周孝王不要忘了自己是怎么登上王位的。在正常情况下，如果臣子敢这么跟天子说话，那基本就等于是在找死，但周孝王却立马哑火了，不仅没治申侯的罪，而且连更换大骆继承人的事也不再坚持了。联系到周懿王十五年，周懿王突然莫名其妙的从宗周搬到大骆的封地犬丘，而他死后周朝王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就被打破了，实在不能不让人怀疑周孝王是不是真的得位不正，所以这时候他才不敢较真。

大骆他们家跟那个被周穆王封在赵的神车夫造父是一家子，其先祖大费是帝舜的臣属，曾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很可能就是那个曾经跟夏启争夺天下的益。大费在帮助大禹治水之后，又被帝舜派去训练鸟兽，因为“鸟兽多驯服”，被帝舜赐姓为嬴，所以大骆他们家本来应该姓嬴，只不过这个时候都跟着造父一起姓赵了。现在由于申侯的阻挠，周孝王没能把非子立为大骆的继承人，所以便想起来大骆他们家原本姓嬴这回事来，于是把非子“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这就是后来灭六国、一天下的大秦帝国的前身。所以说，秦赵本是一家，只不过这时候的秦和赵都还只是周王室的附庸，不能算诸侯，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周孝王封完秦嬴不久就死了，好像是专门为了给周朝找一个掘墓人，才打破嫡长子继承制来客串了一把周王的。他死之后王位又传回给周懿王的太子燮（xiè），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重新得以确立。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仍然不知道。

燮就是周夷王，在位八年就病死了。他在位期间，曾经当着各国诸侯的面把齐国国君齐哀公给煮了，还曾派虢公讨伐太原（或今宁夏固原地区）之戎，抢了一千匹马回来，看似挺厉害的样子。不过当楚国国君熊渠北伐庸国、扬越和鄂国，兵锋直指洛邑，并且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为理由，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的时候，他却连个屁都没敢放，而《礼记•郊特牲》中也有周夷王自降身份，“下堂而见诸侯”的记载，可见他其实也没有多么厉害。

实际上，自从周共王以后，周朝的国力日衰，渐渐在与蛮戎夷狄的长期拉锯中落到了下风，吃败仗已经是家常便饭，越来越没有什么厉害可言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7 06:54
二〇、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

周夷王死后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胡，这就是周厉王。西周的财政状况从周穆王后期就一直在恶化，周厉王一登基又先盖了座“夷宫”来纪念他爸爸，所以就更穷了，于是荣夷公给周厉王出了个“专利”的主意。关于这个专利，有人说是将民间的私垦田统统划为井田收归国有，也有人说是由国家来垄断山川林泽以及矿藏等资源，具体是哪一个不太好说，但总归都是与民争利的意思。

周厉王这么一搞，那个把自己三个儿子都封为王的楚国国君熊渠，不知怎么的就觉得周厉王是个“暴虐”的人了，担心他来打自己，不仅主动取消了王号，而且还派人去给周厉王进献了“龟贝”。继位的第一年就碰上这么个好事，周厉王的运气不错。

可是淮夷不信邪。他们不仅不怕“暴虐”的周厉王来打自己，反而自己主动打上门来了。周厉王三年，“淮夷侵洛”，悲催的洛邑再一次成了夷族的目标。周厉王命令虢（guó）公长父带兵讨伐，结果没打赢。不过没打嬴归没打嬴，淮夷最后还是退走了，比起周懿王时候讨伐犬戎的大败而归总算要强得多，这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对外这一反一正算是没亏没赚，对内就完全不一样了。周厉王的专利政策毕竟是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国内舆情鼎沸，大家都很不满周厉王的做法。召穆公见势不妙，就提醒周厉王说：“人们已经忍受不下去了”，意思是劝他赶快改弦更张。可是周厉王思路清奇，他不仅不肯废除专利政策，反倒派卫巫去监视大家的言论，凡是胆敢妄议朝政的一律抓来杀头。

估计这个时候的周厉王是想钱想疯了。他怎么就不明白，你管得住别人的嘴，还管得住别人的心吗？养官、养兵、养自己的确需要很多钱，但硬抢还不让人说话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家伙的政治智商实在是够呛。

后来，言论钳制越来越严厉，弄得人们只能“道路以目”，也就是不敢在街上说话，只能互相使眼色。舆论看起来是平息下去了，周厉王很得意的去跟召穆公显摆。召穆公可没有周厉王那么缺心眼，他知道鸦雀无声该有多可怕，于是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劝他不要干这种自以为是的傻事，并且警告说这个样子不会长久，一定会出大乱子，可是周厉王不听。

到了周厉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从懿王十五年周懿王迁到这里以后，犬丘（今陕西咸阳兴平市东南）就升格为了周王的驻跸（bì）之地，可以算是周朝的行都了。现在西戎不仅打到了行都，而且还杀了大骆一族，可周厉王却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西戎在犬丘大肆劫掠一番之后扬长而去。

“西戎入于犬丘”的第二年，也就是周厉王十二年，政治高压下的周朝人终于忍受不下去了，“国人围王宫”，吓得周厉王只好逃跑，这就是国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我们不知道这件事的爆发跟“西戎入于犬丘”有没有直接关系，虽然猜测起来，要是说由于政府收了那么多钱，却不能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人民，才惹得国人忍无可忍造了反，也能言之成理，但终归只是猜测，并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这里所说的国人，是指居住在城内的平民，应该也会包括一些破落的贵族，但是不是还有背后的指使人则不太好说。他们攻入王宫，没找到周厉王，就转而寻找太子静。召穆公将太子静藏到自己家里，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国人围住召穆公的家，要他交出太子。召穆公没办法，只好“以其子代王太子”。国人们不知道真太子长什么样，就把召公的儿子当成太子给杀了。这才救了太子一命。

我们不知道召穆公的儿子当时有多大，因而不便猜测召穆公是不是需要说服自己的儿子去替死，也不便猜测这个替死鬼在生死关头的内心活动，我们只知道召穆公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他担心将来会遭到周厉王的报复。周厉王为什么会报复他呢？用召穆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他大概觉得周厉王不久就会回来，所以才想用保全太子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可见他这么做的动机并没有传说中那么高尚。

其实，召穆公这个人可能根本就不是个高尚的人。西周“琱（diāo）生三器”（五年琱生簋、五年琱生尊、六年琱生簋）的铭文记载了同一件西周贵族争夺田土的纠纷。虽然今天对这三段铭文的解读还存在分歧，但召穆公他们家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接受了当事人琱生的“大章（璋）”、“帛”、“璜”和“圭”，事情处理完毕后又接受了琱生的“璧”，却是明白无误的。这些东西别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极其贵重，不可能是正常人情往来所送的礼物，只能以行贿受贿来看待。这是国史中第一次被记录在案的行贿受贿。它告诉我们，虽然召穆公说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样的名言，但那只能证明他的政治智商比较高，却没法证明他的政治操守同样也高。

周厉王跑到了彘（zhì，今山西临汾霍州市东北）这个地方，到死也没敢回来，召穆公的儿子算是白死了。国内没有人主事可不行，于是周朝进入了“共和行政”时期。关于这个共和行政，说法也是不一。《史记•周本纪》认为是召穆公和周定公两个人一起执政，《竹书纪年》则认为是共伯和摄政，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对，不过最近的研究显示，似乎《竹书纪年》的说法要更靠谱一些。

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国史有了确切的纪年，所以共和行政是国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更重要的是，不管共和行政的真相是什么，它都代表了一段国主虚悬的历史，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中国的政治模式完全可能由此告别君主制，像雅典城邦那样走上僭（jiàn）主制到民主制的道路，但可惜共和行政只存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共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于彘，太子静继位，共和行政结束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9 00:03
二一、虎头蛇尾的宣王中兴（上）

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周厉王死于彘（zhì，今山西临汾霍州市东北），太子静继位，这就是周宣王，共和行政结束了。

根据《竹书纪年》的说法，人们之所以选择归政于王室，完全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从共和十年（前832年）开始，西周连年干旱，到了共和十四年，持续干旱又引发了火灾，“庐舍俱焚”。正当周的贵族们忙着祈雨的时候，周厉王死了，已经四年没求来雨的巫史们充分利用了他的死，把旱灾和火灾都说成是由于“厉王为祟（suì）”，于是周宣王即位，共和行政结束。

大概周朝的贵族们已经被旱灾搞得焦头烂额了，也不想想大旱已经持续了五年，而周厉王才刚刚死去，就算火灾是周厉王的鬼魂闹的，那旱灾也肯定不是。他们完全可以再稍微有一点耐心，或者稍微有一点不肯放弃权力的私心，把还政于王室这件事再拖上一段时间。史载，周宣王刚一登基就下起了大雨，如果他们真的能再多等一段时间，雨当然还会照样下，但下完雨之后“厉王为祟”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那样也许就不用还政于王室，共和行政也不会结束，中国的历史也可能因此而走上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但历史不容假设，事实是共和行政结束了，周宣王登上了王位。《竹书纪年》说，周宣王一即位就实行了“复田赋”和“作戎车”这一文一武两项政策。“作戎车”好理解，就是打造战车加强武备的意思，可“复田赋”却没有那么好理解。

“复田赋”的字面意思是恢复按田亩收税，但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周定王十三年（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鲁国“初税亩”才是国史中第一次按田亩收税，尤其是周宣王的这个政策还是个不曾“初”就“复”的政策，所以能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复田赋”，不太好简单断言。而且，在西周“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赋税有别的情况下，周宣王所“复”的到底是田税还是徭役，也实在是不太好说。

不过，不管“复田赋”到底是什么意思，认为周宣王即位后进行了某种内容的经济改革大致上是不会错的。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从他一登基就有钱“作戎车”来看，历时十四年的共和行政应该算得上政绩不错，但由于我们对共和行政知道的太少了，所以很难判断是不是真的这样，也不知道周宣王的改革是对共和行政时期经济政策的深化还是反动。

周宣王现在手里有两个钱，又加强了军事力量，应该说形势很不错。这个时候，他可以走成康之路，采取守势，以养精蓄锐为主，也可以走昭穆之路，采取攻势，以扬名立万为主。显然，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前者，但可惜的是，他选择了后者。

宣王三年（前825年），周宣王命秦仲“伐西戎”；五年（前823年）夏六月，命尹吉甫“伐皞狁（hào yǔn）”；同年秋八月，命方叔“伐荆蛮”；六年（前822年），命召穆公“伐淮夷”；同年，周宣王亲自率军“伐徐戎”。四年五征，全是路远难征的蛮戎夷狄，很明显是又开启了败家模式，但好在战绩突出，还是达到了“四方既平，王国庶定”的效果。

周宣王只是对外强硬，对内则采取了怀柔甚至是纵容的态度。宣王四年（前824年），周宣王派蹶（jué）父到韩国去，“韩侯来朝”。《诗经•大雅•韩奕》说：“韩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王就是周厉王，可见周宣王这是把自己的姑表姐妹嫁给了韩侯，走的是联姻的怀柔路线。

在此之前的宣王二年（前826年），曹国的公子苏杀了国君幽伯疆而自立。对这样的弑君篡位之举，天子应该率诸侯讨伐以主持公道才对，但周宣王却跟周昭王不问鲁国的姬㵒（fèi）弑兄自立一样，也选择了不闻不问，走的是纵容路线。

这是发生在“四年五征”之前和之初的事。“五征”胜利后的第二年，宣王七年（前821年），周宣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齐”。这时候齐国的国君是齐厉公，“暴虐”，五年后死于齐国的“国人暴动”。对这样一个暴君，周宣王不理他也就是了，干嘛还要帮他？而且齐国要修城，用得着周宣王大老远的派人去帮忙吗？所以，这很可能是周宣王的“银弹政策”：我花钱帮你修城，你要对我表示臣服。毕竟，当年齐哀公是被周夷王给煮了的，两家也算是有仇，花两个钱拉拢齐国这样的大国还是很有必要。

“城齐”的第二年，宣王八年（前820年），“初考室”，也就是第一次举行宫殿的落成典礼。这说明周宣王也玩起了大兴土木的把戏。建宫殿是周王室秀国力的传统节目，举行落成典礼则是周宣王的新花样。我们实在不知道他举行这个典礼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只能认为是周王朝国力秀的升级版。

应该承认，对外的武功，对内的联姻、纵容和银弹政策，外加上国力秀，周宣王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到了宣王九年（前819年），“王会诸侯于东都”，大家都对周王室表示臣服。周朝看上去又兴旺起来了，《诗经•大雅•江汉》赞之为“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意思是勤勉的天子美名长留，施行文德和洽四方。

这就是国史中著名的“宣王中兴”。很明显，宣王中兴并没有“文德”什么事，所谓的“矢其文德”不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拍马屁。有意思的是，这个拍马屁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受贿之徒召穆公，这再次证明了说他政治操守不高并不是冤枉他。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0-19 08:25
老师发文速度非常快，一一拜读学习，为您辛勤创作的精神点赞！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19 17:10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19 08:25
老师发文速度非常快，一一拜读学习，为您辛勤创作的精神点赞！

谢谢留言支持，问好！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20 00:25
二二、虎头蛇尾的宣王中兴（下）

“宣王中兴”的实质其实只是个绣花枕头，正是在这个中兴期内，周王朝赖以立国的各项制度开始大面积的崩溃了。首先是宗法制度。虽然破坏宗法制的事以前也发生过，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密集，而现在第一个搞破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周宣王本人。宣王八年（前820年）“初考室”的时候，鲁国的国君鲁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周宣王很喜欢鲁武公的小儿子姬戏，于是就废掉了姬括的继位权，改立姬戏为鲁国的储君。天子带头废长立幼，算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此后这类事开始变得层出不穷。“会诸侯于东都”之后三年，宣王十二年（前816年）“齐人弑其君厉公”；过了三年，宣王十五年（前813年）卫釐（xī）侯死了，他的儿子姬和逼死合法的继位人姬余而自立；又过了六年，宣王二十一年（前807年），鲁懿公，也就是周宣王废长立幼所立的那个姬戏，也被杀了，杀他自立的正是当初被废的姬括的儿子伯御。

齐国、卫国、鲁国都是西周非常重要的诸侯国，发生这种事，周宣王的态度竟然是一概不管。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周宣王在贯彻自己的纵容政策，因为过了十一年，到了宣王三十二年（前796年）的时候，“王师伐鲁，杀其君伯御”，另立鲁懿公的弟弟姬称为鲁君——他终归还是管了。

要么就都不管，要么就都管，只管自己所立的那个国君，不能不让人怀疑周宣王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个人的面子。要么就不管到底，要么就马上管，拖了那么久才管，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周宣王其实是外强中干，需要积蓄力量才能管。诸侯们又不是傻子，当然看得明白，所以从此以后，“诸侯多叛王命”。

拖了这么久才“王师伐鲁”，可能说明周宣王即位之初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不然它也不至于这么姗姗来迟。不过，虽然“王师伐鲁”来得晚了些，但好歹还是场胜仗，可是接下来，周宣王就彻底跟胜仗无缘了。宣王三十三年（前795年），“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前790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bū）”；三十九年（前789年），“伐姜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四十一年（前787年），“王师败于申”。跟他即位之初的那一连串胜利比起来，这些失败都是“王师”的失败，说明周宣王可能真的已经不能像当初那样调动诸侯了，看来“诸侯多叛王命”所言不虚。

在这些军事失败中，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的“伐姜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传统史家一致认为这次失败的种子早在宣王二十九年（前799年）“初不藉千亩”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

“不藉千亩”的意思是不再举行每年春季的开耕仪式，被视为不敬上天、轻视农业的象征。传统史家认为，不敬上天当然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所以才有“千亩”之败，但其实这两个“千亩”完全是两个意思，第一个“千亩”是天子之田的意思，而第二个“千亩”则是一个地名，大概是在今天山西晋中的介休市南边，绝没有周宣王不去耕田就在自己田里打了个大败仗的意思。

今天的史家已经不再认同传统的解释，他们更乐于认为这代表了周宣王对土地国有制逐步瓦解的承认，但其实这也并不比认为是周宣王懒得搞形式主义更有说服力。毕竟，早在登基之初周宣王就实行了“复田赋”的政策，他大概早就承认了土地国有制的瓦解，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彻底放弃那些徒有其表的仪式而已。

比较而言，这次败绩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比十年前的“不藉千亩”重要得多。宣王四十年（前788年），“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也就是在太原（或今宁夏固原地区）普查人口。它至少说明了两件事：一是周朝的军队受到了重创，急需立即补充；二是周天子已经失去了对人口真实数量的掌握，所以才需要普查人口。

《国语•周语》说：“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意思是百姓的生死有“司民”管，赐族授姓有“司商”管，征兵服役有“司徒”管，所以“不料民而知其少多”。既然这样，周宣王何以会不知道人口的多少呢？看上去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只知道自己直接掌握的人口数量，对那些由贵族掌握的人口却并不知道。也就是说，“既亡南国之师”以后的“料民”，代表着周宣王开始对贵族掌握的人口打上了主意，所以仲山父才会说周宣王的“料民”是“示少而恶事也”，也就是明摆着告诉别人自己的人口少，而且不耐烦靠修齐政事来慢慢恢复的意思。

仲山父的话固然没错，但要让已经没什么兵了的周宣王听进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一个没有兵的天子还不如一只待宰的羔羊。可是人口是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掠夺人口是比掠夺财物更遭人痛恨的事，周宣王这样做将不可避免的伤害到贵族们的利益，将使“诸侯避之”，从而“害于政而妨于后嗣”。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这毕竟是将来的事，透支一下将来，总比现在当个光杆司令任人摆布好吧？所以，看来他也只好饮鸩（zhèn）止渴了。

周宣王走到这一步的直接原因是他重新开启了连年征战的模式，根本原因则是他没能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我们不知道从宣王六年（前822年）“五征”之后，二十余年不曾用兵的他，为什么又爱上了打仗，但从这次兴兵不再是像“五征”那样调动诸侯的军队而是出动王师来看，也许是他的王权受到了挑战，所以他想故伎重演，借着征战重新树立天子的权威。但遗憾的是，这一次他的好运跟他的青春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八年四征，无一胜绩，王权的威严不仅没有得到恢复，反而彻底扫地。

说到底，在未能根本解决经济问题的前提下，他的“宣王中兴”不能不缺乏后劲，终究只能是虎头蛇尾而已。

—— 未完待续 ——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21 00:04
二三、西周的灭亡

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死后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宫湦（shēng），这就是周幽王。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周发生了大地震，导致“泾、渭、洛竭，岐山崩”。照理说，发生了天灾，政府应该赈灾减税、与民休息，但周幽王却反其道而行之，竟然实行了“初增赋”的加税政策，如果不是他的脑子有问题，那就一定是穷疯了。

幽王三年（前779年），周幽王开始宠幸褒姒（sì）。褒姒是他征伐褒国时，褒国为了求和进献给他的美女。关于褒姒的身世，《国语•周语》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周幽王的爷爷，也就是那个引发了国人暴动的周厉王，当年曾打开过一个从夏朝末年传下来的匣子，匣子里装着龙的唾沫。这一打开不要紧，唾沫变成了一只“玄鼋（yuán）”，可能就是黑色的蜥蜴，窜到了周厉王的后宫，被一个七八岁的侍女撞见了，导致她到了周幽王的老爸周宣王时“既笄（jī）而孕”，“不夫而育”。

这个龙唾沫所生的孩子就是褒姒。故事接着还说了褒姒是怎么到了褒国的，但那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这个故事一看就是胡编乱造的。其中荒诞的部分就不说了，单说褒姒的年龄，按最宽容的算法，就算周厉王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共和十四年，前828年）打开盒子的，而当年七岁的侍女到了宣王八年（前820年）满“既笄”的年纪十五岁，怀孕一年到宣王九年（前819年）才生孩子，那么到了幽王三年（前779年），褒姒也该有四十岁了。四十岁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奶奶级别了，褒国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吗，竟然敢进献个老奶奶给周幽王？周幽王又是什么口味，竟然要宠幸这么个老奶奶？所以这段记载完全就是小说家言，当个故事娱乐一下也就行了，根本不值得信。

幽王五年（前777年），周太子宜臼出奔，跑到他的姥爷申侯那里去了。《史记•周本纪》说这是由于周幽王想要废掉他的太子位，《系年》也说是由于“王与伯盘逐平王”，看来这件事一定是跟周幽王有关，但要说跟伯盘有关则不太说的过去。伯盘就是褒姒的儿子伯服，这个时候顶多一周岁多一点，还是个吃奶的孩子，说他竟然能“逐平王”，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看来这大概又是那种所谓的春秋笔法吧？算他倒霉，谁让他是宜臼出奔的直接受益者呢！

《竹书纪年》说，宜臼出奔后周幽王并没立即废除他的太子位，而是等到三年后，也就是幽王八年（前774年），才废掉宜臼改立伯服为太子。我们不知道周幽王为什么等了三年才废掉宜臼，我们只知道转过年来，幽王九年（前773年），申侯就跟犬戎及鄫（zēng）国结盟了。犬戎是周的宿敌，鄫国跟周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幽王二年（前780年）的时候，周的两个铁杆晋文侯和郑桓公曾经联兵打败过鄫国，而此时郑桓公又刚刚出任周幽王的司徒，正是周幽王跟前的红人。所以，当周幽王废掉宜臼之后，申侯立即就跟西戎及鄫国联盟，其用意自不待言。

周幽王当然也明白申侯的意思，他决定先发制人。幽王十年（前772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估计是为了稳定后方，取得诸侯们的支持。在这之前，周天子召集诸侯都是“王会诸侯”，还从没发生过“盟诸侯”的事，这说明周幽王已经完全顾不上天子的面子，把自己降为跟诸侯同等的地位了。不过他舍弃面子应该是值得的，因为他显然得到了诸侯至少是保持中立的支持，否则估计他也不敢在同年秋天“王师伐申”，但悲催的是，这一仗他没打赢，不得不又退回了宗周。

你打人家没打嬴就该人家反过来打你了。第二年（幽王十一年，前771年）春，“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犬戎杀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如果《国语》所言不虚，这时候褒姒已经快五十岁了，看来犬戎的口味也是够重。

按照《吕氏春秋•慎行论》的说法，周幽王曾跟诸侯约定，当有外敌入侵的时候，只要敲响大鼓，诸侯就会带兵赶来勤王，所以他本不至于国破身死，但由于他之前为了博取褒姒一笑，曾经数次在没有敌情的时候敲响大鼓戏弄诸侯，搞得诸侯们都不再相信鼓声警报了，这才使他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

这件事在《史记•周本纪》中也有记载，只是司马迁把敲大鼓改成了点烽火，这就是著名的“烽火戏诸侯”。不过，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在周幽王的年代还没有烽火传警这种事。司马迁大概是觉得鼓声传得太近，完全不适合用来传递警报，所以才把汉朝备匈奴的办法想当然的安到了周幽王的身上。

“烽火戏诸侯”既然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敲鼓戏诸侯”就更不可能发生了，所以《诗经•小雅•正月》所说的“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一定是另有所指。一个非常可能的猜测是，周幽王废长立幼是褒姒吹枕边风的结果。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激起宜臼之乱的幕后推手就是褒姒，虽然周幽王缺乏政治头脑才是罪魁，但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也不算无的放矢。

既然这样，那么当时的真实情况可能并不是诸侯不来救驾，而是周幽王没坚持到诸侯救驾的时候。周幽王没死在宗周城内，而是死在宗周东面骊山北麓的戏（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东北）这个地方，便是证明，因为就算是傻子也该知道据城待援远比弃城而走要稳妥得多。

周幽王死于戏，很可能代表宗周城的确是被攻破了，他不得不弃城而走，败逃到这里才被敌军追上杀死。可是，一个经营了将近三百年的都城，怎么说也应该有着坚固完善的城防，怎么那么容易就被攻破了呢？这里面一定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细节，而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可能原因是：丰京和镐京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城墙！

目前的考古发掘显示，丰镐遗址跟殷墟遗址和二里头遗址一样，都没有城墙。严谨地说，我们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已经在广泛的地域中发现了很多三代之前的城址，各种规模和形式的都有，充分说明筑城而居在三代之前就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没理由到了三代却又退回去，奔放到连都城都不设防的程度。而且，就算西周的早中期不曾筑城，可到了它的中后期，外患已经愈演愈烈，为什么还不筑城呢？这不能用周王室已经穷的没钱筑城了来解释，因为就在西周灭亡前不久，周幽王的老爸周宣王还曾“命樊侯仲山甫城齐”——他总不至于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周代雷锋吧？所以，对如何解释丰镐没发现城墙这一考古事实，我们应该持谨慎再谨慎的态度。

—— 未完待续 ——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22 00:03
二四、西周何以灭亡

西周之所以灭亡，看起来是由于周幽王失德失政造成的，而周幽王之所以会失德失政，则跟夏有妺（mò）喜、商有妲（dá）己一样，是因为他也有一个狐媚惑主的红颜祸水褒姒（sì）。但实际上，这种看法一方面过于肤浅，另一方面也过于卑劣：男人智商不在线弄丢了江山，却要赖女人的媚惑，这实在是不磊落——难道她们让你去吃屎你也去吃吗？

当然，西周灭亡的账也不能都算到周幽王一个人的头上。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周穆王之后，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西周的逐渐衰弱。它的征战，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早已不复当年之勇。既然国力每下愈况，那么在外敌持续不断的骚扰和进攻之下，灭亡就只是个迟早的事。所以，周幽王激起了宜臼之乱，充其量只是让灭亡提早到来了，但却实在不能算是西周灭亡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只能是西周在经济上已经濒于破产，无力再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

西周的政治架构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土建国。虽然各诸侯国对周王室负有进贡的义务，但那种以地方土特产为主的进贡不可能成为周王室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虽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那只具有象征意义，对于西周这样的农业国家来说，它的经济命脉实际上只在于王室直接掌握的土地上，这导致它的财政只能依靠王畿（jī）内的土地收入。

可是，周王室并不能有效保有它在王畿内的土地，因为它要不断的用这些土地赏赐那些有功于王室的贵族，这必然导致周天子直接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从西周青铜器铭文来看，在西周早期，天子的赏赐往往是面积可达数十里的完整的“土”，而从中期开始，赐“土”便开始逐渐被赐“田”所取代。显然，“田”的规模要比“土”小得多，这说明周王室直接掌握的土地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另一方面，即使是周王室直接掌握的土地，其上的产出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在西周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还只能进行“千耦其耘”的集体耕作，所以农业生产实行的是井田制，也就是把土地分成状似“井”字的方块，有的实行“助（藉）”法，即《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有的实行“彻”法，即全部都是公田，其产出按一定比例交公。

关于“助（藉）”法和“彻”法的真实情况，历来都有争议，而井田是不是非得方方正正的以九块田为一个单位，也一直没有定论，但这都属于怎样耕种和分配的细节问题。在宏观上，学者们都承认井田制是一种天子所有、领主占有、集体耕种、或“助（藉）”或“彻”的生产方式。

这本来挺好的，可是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随着铁器和牛耕的日渐推广——在出现了剩余劳动力之后，情形就开始改变了。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个别贵族开始开垦井田以外的荒地了，到了西周末期，这一行为扩展到社会底层，私垦田的数量也就自然而然的变得相当可观了。

这导致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对贵族和自由民来说，新开垦一块土地跟天子又赐给他们一块土地，或者跟他们从自己的三叔二大爷那儿又继承了一块土地，没什么区别，都是又给他们增加了一块可以通过“助（藉）”或者“彻”来获取收入的资源，所以他们没有任何区别对待这两种土地的动力。但对那些耕种领主的土地，因而对领主负有“助（藉）”、“彻”义务的农奴或者奴隶来说却完全不同，因为私垦田不归领主所有，所以其上的产出也就不再需要缴纳给领主，这大大刺激了人们在私垦田上的劳动热情，导致对公田的耕作越来越敷衍了事，公田的产出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土地少了，土地上的产出也少了，财政收入自然就会减少，而财政收入的减少，将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军事。抛开谋略和士气不谈，打仗其实就是打钱。没有钱，装备、训练、给养都跟不上，军队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西周中后期军事力量的下降不应该完全是政治昏暗的后果，它首先是由财政匮乏造成的，而财政之所以匮乏也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于周王室的穷奢极欲，土地减少和因私废公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周厉王的“专利”和周幽王的“初增赋”是不是单纯的贪婪和暴虐，很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

但是我们不该把土地减少和因私废公做等量齐观，因为土地减少是由于西周王朝顶层设计的自身缺陷造成的，而因私废公却是出自生产力发展而引发的生产关系改变，是由下而上自然生发的对顶层设计的否定。这种否定不可遏止更不可扭转，也不能依靠任何修补来规避。不能顺应这一变化的任何政权都难逃覆灭的命运，西周也不例外。

逆历史潮流而动导致覆灭的途径有很多，具体到西周则集中体现在军事实力的下降上。说实话，如果没有外敌，军事实力下降倒也没有多么可怕，但悲催的是，自周懿王以降，以西戎为代表的戎狄入侵就越来越频繁了。对外政策失误当然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但却显然不该是主要原因，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没有实际利益驱动的情况下，戎狄会乐意持续不断的发动对周的战争。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我国的气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至公元前850年开始大幅度下降，对当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时间正好对应着西周的中晚期。《竹书纪年》说，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牛马都冻死了，连长江和汉江都结了冰，那么地处西北的戎狄们又该有多么难熬呢？虽说气候恶劣对西周和戎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但终归要对半耕半牧的戎狄们影响更大。要饿死的人是会铤而走险的，守着西周这么个富庶的邻居，不抢它抢谁？所以，也许西戎进攻周朝不仅仅单纯的是为了复仇，更可能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非常举动。

偏偏这个时候的西周已经开始衰弱，再也无力像原来那样给予侵掠者严厉的回击。戎狄们虽然文化落后但并不傻，他们当然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个富而不强的邻居是他们可以随时取用的仓库。这种长期的侵扰严重损耗了西周本就左支右绌（chù）的国力，使周王室逐渐丧失了对诸如泾河谷地等战略位置的掌控，再也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当戎狄越来越可以轻易深入到西周腹地的时候，就很可能会形成一种激励效应，使“吃饭睡觉打周朝”成为戎狄们的日常，所以西周的外患会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奇怪的事也不是没有。戎狄们似乎只打周王室，却不打或很少打王畿内的诸侯。如果这不是史料阙如给我们造成的误解，那就只能认为王畿诸侯的实力要比周王室强得多，打他们不如打周王室划算。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毕竟此消彼长，在周王室日渐陷入贫困的同时，西周宗室贵族的力量一定会获得增长。不过，既然周王室已经越来越穷了，打它到底还有多少油水可捞也不是一个不该考虑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总归还是很奇怪。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但我们可以相信，至少在抵御戎狄入侵这件事上，王畿诸侯跟周王室仍然有着共同的利益，所以周天子仍能调动这些诸侯跟戎狄作战。虽然东方诸侯由于离得太远实际上指望不上，但有这些王畿诸侯的加持，西周应该一时半会也死不了。可是，在周宣王“料民于太原”之后，周天子变成了跟戎狄一样侵犯他们利益的人，他们还愿不愿意保卫这个已经成为掠夺者的天子，很值得画一个问号。

所以，当周幽王激起了宜臼之乱，宗周危急之时，曾与天子“盟于太室”的诸侯之所以背盟不救，完全可以有跟“烽火戏诸侯”不同的解释，而孤立无援的周幽王如果不能守住宗周，大概也就只剩下国破身死这一条路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0-22 18:33
继续学习老师的连载，遥祝您秋琪，快乐！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22 20:04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22 18:33
继续学习老师的连载，遥祝您秋琪，快乐！

您太客气了，祝您安好，谢谢！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23 00:04
二五、平王继位和周室东迁

《史记•周本纪》说，周幽王死后，“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这就是周平王。“故太子”是指仍然居于太子之位但没能继承君位的人，比如周懿王的太子周夷王，他并没被废，但在老爸死了之后却被叔叔（也许是叔爷爷）周孝王抢去了王位，所以他可以被称为“故太子”，而宜臼却是明明白白被周幽王废掉了太子位的，所以只能称“废太子”而不能称“故太子”，可见太史公在这里客气得很没原则。

不过这是题外话，题内话是：不管是“废”还是“故”，也不管宜臼有没有参与申侯的弑君行动，这次变乱都是因他而起的，根据当时的礼法，他无论如何也脱不掉弑父弑君的罪名，所以这样的人是不是有资格继位很值得怀疑，而且申侯是明白无误的弑君逆臣，诸侯为什么愿意附逆“即申侯”，也非常值得怀疑。

对此，《竹书纪年》另有说法，它说：“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guó）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这说明当时周朝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

但是这个说法也并非没有疑点。首先，申侯弑君逆臣的身份没变，就算许国因为跟申国都姓姜而支持申侯，“周礼尽在鲁矣”的鲁国为什么也会支持呢？就算鲁国出于某些我们不知道的利益考虑才支持申侯，跟申侯有杀父之仇的郑国为什么也支持呢？难道这里所说的“郑子”不是郑桓公的那个郑国？但我们确实不知道当时有两个郑国，所以这事不太好解释。

被虢公翰立于携的王子余臣是周幽王的弟弟，史称周携王，《系年》称携惠王，也见于传世史书《左传》。《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携王奸命，诸侯替之”的记载，表明历史上应该的确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但不知为什么为《史记》所不书。不过，《系年》记载周携王之立又跟《竹书纪年》不同，它说：“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根本没有宜臼什么事，是最符合当时礼法因而也显得最为可信的一种说法。

周携王被立后二十一年（平王二十一年，前750年）被晋文侯所杀，这一点为《竹书纪年》和《系年》所共同肯定，也能契合《左传》“诸侯替之”的说法。但是我们不知道晋文侯为什么要杀死周携王，《竹书纪年》和《系年》都没给我们提供理由，而《左传》只说是“携王奸命”，又太过简略，能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实在是太少。

想来，要是《系年》的说法是准确的，那么周携王就是正统的天子，晋文侯杀掉他就是跟申侯一样的弑君逆臣，但如果按照《竹书纪年》二王并立的说法，那晋文侯杀周携王这事就好交代了，所以，作为晋国官方历史的《竹书纪年》是不是使用了曲笔，也不是不该注意的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系年》就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它关于周平王之立的说法有明显的硬伤。《系年》说，晋文侯杀掉周携王之后周朝无王，又过了九年（平王三十年，前741年），晋文侯才立周平王于京师。可是，晋文侯死于平王二十五年（前746年），不可能在他死了五年之后还能“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所以除非是我们搞错了晋文侯死去的年份，不然我们实在不敢相信《系年》的这个说法，因而也就连带着让我们不得不对它关于周携王的记载保持必要的谨慎。

由于周平王的即位时间有出入，所以关于周王室东迁成周的时间也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说法，说是在周平王元年（前770年），《竹书纪年》没提供东迁的原因，《史记》说是为了躲避犬戎。另一个是《系年》的说法，说是在晋文侯立周平王于京师之后三年，也就是周平王三十三年（前738年），原因不详。这两个时间相差了32年，不可谓不悬殊，很值得我们注意。

《竹书纪年》说护送周平王东迁的有晋侯、卫侯、郑伯、秦伯四国，此后周平王任命晋文侯主理国政，并赐给豳（bīn）（今陕西咸阳彬县、旬邑县一带）田，同时还赐给秦国岐（今陕西宝鸡岐山县一带）田，封秦襄公为伯爵，秦国自此才正式成为诸侯，但这个说法能为《史记》所印证的只有卫和秦，《尚书•文侯之命》似乎能印证晋文侯确曾主持过周政，关于郑国在此事中的功劳则只是《竹书纪年》的一家之言。

此外，《史记》还说周平王因卫武公护驾有功而晋升他为公爵，但从各种史书从来都只称卫侯而不称卫公来看，《史记》的这个说法似乎也不可信。至于《竹书记年》所说同样护驾有功并且先君死于国难的郑国，则连这种不可信的奖赏都没有，显得有些不公的同时也就显得更加不可信了。

不过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相信郑国原本只是子爵——亦即《竹书记年》“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里的那个“郑子”——这时才被晋升为伯爵。但国君丧而未葬的情况下，其继任者的确应该不称呼爵位而称呼为“子”的，所以这种解决办法也不见得就能自圆其说，真相到底如何实在是不好说。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地盘更小了，实力也更加衰弱，开始逐渐丧失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国史即将进入到波澜壮阔的诸侯争霸时期，也就是所谓的春秋时期。

“春秋”的命名出于据说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春秋》，但有意思的是，虽然我们把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定为春秋时期的开始，但《春秋》这本书却并不是开始于这一年，而是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比周平王元年晚了整整49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作为鲁国的官方历史，《春秋》为什么没记录鲁隐公之前的历史，我们只能说，它是不是故意把平王东迁前后那段混乱的历史躲了过去，实在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

另外，由于我们并不知道《史记》、《竹书纪年》和《系年》的说法哪一个对，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把公元前770年定为春秋的开始是不是合适，甚至连这一年该不该叫平王元年都不知道。应该说，我们今天这么叫它只是一种为了避免混乱而不得不做的因循，很可能跟事实有不小的差距。这实在是个非常大的遗憾。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0-24 09:17
欣赏学习，赞，期待老师继续。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25 11:03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24 09:17
欣赏学习，赞，期待老师继续。

谢谢！接下来《国史闲谈》就进入春秋时期了，更新会慢一点。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25 11:05
二六、秦始封伯

自从非子为周孝王牧马有功而受封秦邑以来，秦始终只是周王室的一个附庸，直到周幽王十一年（秦襄公七年，前771年）西周发生宜臼（jiù）之乱，秦襄公率兵救周，“战甚力”，次年又护送躲避犬戎的周平王东迁成周，这才因功被周平王封为伯爵，正式成为诸侯。

不过，这时候的周平王没什么土地能封赏给秦襄公，只能给他开一张空头支票，承诺如果秦能把宗周故地从犬戎手里抢回来，就把岐邑（今陕西宝鸡岐山县东北）以西的土地赐给秦。秦襄公知道跟周平王矫情承诺是不是空头的完全没用，所以二话没说，立即就跟其他诸侯互通使节，互致聘问献纳之礼，并建立西畤（zhì）来祭祀秦人的祖神白帝少皞（hào），算是正式立国了。

以前，虽然秦人跟西戎住的挺近，但跟西戎倒也没什么瓜葛。他们第一次跟西戎发生关系，是在周厉王十一年的时候，那一年西戎攻犬丘，灭了秦嬴的父族大骆一族。不过这只能算是间接的关系，因为西戎只是灭了秦人的亲戚而已，而秦人也没采取什么为亲戚报仇的动作，所以直到周宣王三年（秦仲二十年，前825年），周宣王立非子的重孙秦仲为大夫，命令他讨伐西戎的时候，秦才算跟西戎直接杠上了。

秦仲伐戎三年，于周宣王六年（秦仲二十三年，前822年）战死沙场。周宣王又借给秦仲的儿子秦庄公七千兵马，命他继续讨伐西戎。这一回，秦人打赢了，周宣王因而立秦庄公为西陲大夫，把原来属于大骆的土地也封赐给他。秦这才稍微扩大了点实力。

此后，秦人跟西戎的战争就再也没停过。到了周幽王四年（秦庄公四十四年，前778年），秦庄公死了，秦襄公继位。不知道秦襄公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把自己的妹妹繆（mù）嬴嫁给了西戎中一支叫丰戎的为王妃，但这好像没起到任何作用，因为第二年（周幽王六年，秦襄公二年，前776年）西戎就翻了脸，围犬丘，把秦襄公的哥哥世父都给抓了去。从双方互有胜负来看，这个时候秦的实力还不是很强，处境也并不很妙。

现在，虽然秦国已经是诸侯了，但土地却要自己去抢，而自己又没有必胜的把握，那种尴尬可想而知。对此，秦襄公也没什么好办法，要等到周平王五年（秦襄公十二年，前766年）他率师“伐戎，卒于师”，他的儿子秦文公继位之后才有办法解决。

秦文公是秦国草创之时非常重要的一位君主，如果没有他，秦国的历史很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秦文公即位之初，并没像他的父祖那样急着向西戎发动进攻，而是首先开始经略根据地。周平王八年（秦文公三年，前763年），他率领七百人的队伍向东巡视，估计就是为了寻找适合迁居的地方。转悠了一年，最终他相中了当初非子为周孝王牧马的“汧（qiān）渭之会”。又经过一年的准备，周平王十年（秦文公五年，前761年），“秦迁于汧渭”。

这个地方真是秦人的宝地。自从迁到这里之后，秦人再也没受到戎人的侵扰，这为秦文公带来了宝贵的和平，让他可以一心一意的施行文治，教化百姓。这很可能是由于当地破碎复杂的地形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秦国这时候还很穷没什么油水可捞造成的，或者是由这二者共同造成的，但是不是确实如此，我们并不知道。

迁都之后五年，周平王十五年（秦文公十年，前756年），秦文公在新都附近又建了一个祭祀少皞的鄜（fū）畤，算是把国家祭祀中心也搬了过来。周平王十八年（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秦文公又仿照周制首次建立“有史以纪事”的制度，从此“民多化者”，也就是百姓大多受到教化的意思。

秦的祖先大费是帝舜的臣属，本来也应该属于华夏一脉，但由于后来世代居住在西戎，所以跟周的先祖一样，难免在文化上跟戎狄靠得更近而离华夏稍远。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东方诸侯往往把秦看做戎狄之国。现在秦国也开始变得有文化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时周朝在岐丰之地还有很多遗民，如果秦国想收服他们，在文化上向周靠拢应该是最高明的手段，而它若想跟东方诸国交流，不摆脱掉自己身上的戎狄气息恐怕也不行。这是个慢功夫，可见秦文公政治眼光的长远。

周平王二十一年（秦文公十六年，前750年），也就是晋文侯杀死周携王的那一年，秦文公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举兵伐戎。我们不知道秦文公伐戎和周携王之死两件事有没有关系，我们只知道这一仗秦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西戎从此败退出岐丰之地，“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掘得了秦国发家的第一桶金。

此后，秦文公继续施行偃武修文的国策，使国家获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不过，这并不见得说明秦文公是一个仁慈的君主。周平王二十五年（秦文公二十年，前746年），秦国制定了诛灭三族的刑法，便是一个证明。

在整个西周历史上，没见到有族诛的记录。周武王伐纣在牧野誓师，只说“于尔躬有戮”，也就是只杀本人不做株连。周穆王晚年作《吕刑》，也只规定最严厉的刑罚是“大辟”，也就是死刑，没见到有株连家人的说法，似乎表明周朝没有族刑。

但在周以前应该是有族刑的。夏启在讨伐有扈氏的战前动员中说过“孥（nú）戮汝”，商汤在伐桀之前也说过“孥戮汝”，盘庚在迁都前则说过“劓（yì）殄（tiǎn）灭之，无遗育”，都是族灭的意思。可见周武王在盟津之会历数纣王的罪状时，说他“罪人以族”并不是无中生有。

既然“罪人以族”在周武王眼里是一条罪状，那应该也就能说明族刑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已经被周朝废除了，不然他也没资格这样去指责纣王。现在秦文公恢复了夏商的旧法，可见他也并不是全盘接受周文化，而这更能体现出秦国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有一些独具的严酷气质。

也正是在“秦初用族刑”这一年，在平王东迁中功劳最大的晋文侯死了，晋国即将进入长期内乱，而秦国则得益于秦文公在位期间长达五十年的和平发展，国力得到很大提升。在周桓王四年（秦文公五十年，鲁隐公七年，前716年）秦文公死后，他继任的子孙们之所以能逐亳戎、灭荡社、取荡氏、伐彭戏氏、伐邽（guī）戎和冀戎，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秦文公置下的这副家底。这样，到周庄王十年（秦武公十一年，鲁庄公七年，前687年）他的重孙子秦武公灭小虢（guó）时为止，秦国终于占有了关中平原的大部分土地，初步具备了争雄天下的资本。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0-27 21:36

蚂蚁神威 发表于 2019-10-25 11:03
谢谢！接下来《国史闲谈》就进入春秋时期了，更新会慢一点。

好的，您慢慢更新，我们依然期待在您的精彩作品。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0-28 01:18
二七、晋国内乱之曲沃代翼

跟秦国是个新进诸侯不同，晋国是个老牌诸侯。周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十年，周成王封弟弟唐叔虞于唐。这便是晋国的建国之始，只是它这时候还不叫晋，叫晋是唐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xiè）父徙治晋水以后的事。

关于成王封唐叔虞，《吕氏春秋•审应览》讲了个“桐叶封弟”的故事，说是周成王把一片桐树叶削成珪（guī）形送给叔虞说：“我用这个分封你。”叔虞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公。周公问成王：“听说您要封叔虞为诸侯？”周成王说：“没人的时候跟他开玩笑呢。”周公说：“天子无戏言。”因为这句话，周成王才把叔虞封为唐侯。

这个故事不是十分可信，但唐叔虞毕竟是被分封了。唐叔虞之后，晋国十传而至晋文侯。他在两周之交的动荡中，坚定地站在弑父弑君的周平王一边，杀周携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是平王东迁的第一大功臣，因而被周平王赐以豳（bīn）（今陕西咸阳彬县、旬邑县一带）田，授以国政。

周平王二十五年（晋文侯三十五年，前746年），晋文侯死了，他的儿子晋昭侯继位。第二年，晋昭侯封自己的叔叔成师于曲沃（今山西临汾曲沃县西南），号为曲沃桓叔。曲沃是个大邑，比晋都翼（今山西临汾翼城县东南）还要大，而桓叔又是个“好德”之人，很善于拉拢人心，所以很快就“晋国之众皆附焉”。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到这种“末大于本而得民心”的情形，就断定晋国一定会发生叛乱。不幸的是，不知是不是晋文侯支持周平王的报应，他们言中了。

周平王三十二年（晋昭侯七年，前739年），不知道是不是受曲沃桓叔的指使，晋国大夫潘父杀了晋昭侯，迎立曲沃桓叔。曲沃桓叔入翼，但翼人不接受他，起兵相拒。曲沃桓叔战败退回曲沃。翼人杀了潘父，立晋昭侯的儿子晋孝侯为君。

七年以后的周平王三十九年（晋孝侯八年，前732年），曲沃桓叔死了，他的儿子曲沃庄伯继位。不论当年潘父杀晋昭侯是不是受了曲沃桓叔的指使，好歹曲沃桓叔有“好德”的名声，也没有亲自动手弑君，入翼还有一个“迎”的步骤，不能算是明目张胆的叛乱，但到了曲沃庄伯这儿，曲沃则开始了公开的武装叛乱。

周平王四十七年（晋孝侯十六年，前724年），曲沃庄伯率军入翼，杀晋孝侯。晋国大夫公子万率兵救翼，打败了曲沃庄伯。另一个大夫荀叔轸（zhěn）率军追击他，一直追到家谷（今山西运城绛县东北）。曲沃庄伯不得不再次退回老巢。翼人立晋孝侯的儿子晋鄂侯继位。

过了三年，周平王五十年（晋鄂侯三年，鲁隐公二年，前721年）十月，晋鄂侯开始报复，派军队进攻曲沃。但他的军队攻坚力量显然不行，没能像对手攻下翼那样攻下曲沃，只好烧了曲沃田里的谷子泄愤。没了收成，接下来的这一年曲沃是怎么度过的呢？有存粮还是跟别的诸侯国买粮呢？史书上没给我们提供答案。

曲沃庄伯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三年后的周桓王二年（晋鄂侯六年，鲁隐公五年，前718年），他再次起兵攻翼。这一次他学乖了，不再单打独斗，而是联络了郑国和邢国一起出兵，还不知道怎么搞定了周王室，连周桓王也派大夫尹氏和武氏率兵相助。晋鄂侯败逃到随（今山西晋中介休市东南），不久就死在了那里。

晋鄂侯死了，本来是曲沃庄伯的好机会，他们父子两代想要代翼而立的目的就要达到了，但不知道他干了什么，惹恼了本来支持他的周桓王。当年秋天，周桓王派南虢（guó）公伐曲沃，立晋鄂侯的儿子晋哀侯为新君。曲沃再一次功败垂成。也不知道是不是窝囊的，仅仅过了两年曲沃庄伯就死了，那一年是周桓王四年（晋哀侯二年，鲁隐公七年，前716年），也就是把犬戎逐出岐丰之地的秦文公死去的同年。

曲沃庄伯死后，他的儿子曲沃武公继位，还没等他在宝座上坐稳，晋哀侯的军队就杀了过来。这个时候本来是曲沃强而翼弱的，但也许是因为新君初立，曲沃内部出现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状况，曲沃武公打了个大败仗，害得他都想要到翼去求和了，但不知道半路上发生了什么事，他走到了桐（今山西运城闻喜县东南）又改变主意回来了。

这一战让双方消停了六年。到了周桓王十年（晋哀侯八年，鲁桓公二年，前710年），由于晋哀侯侵占陉（xíng）庭（今山西临汾翼城县东南）之田，陉庭人咽不下这口气，便联络曲沃武公伐翼。第二年春天，曲沃武公率军进入陉庭，与晋哀侯会战于汾河之滨。晋哀侯战败，逃跑时驾车的战马被树枝挂住，不幸做了俘虏。

我们不知道曲沃武公是不是曾把晋哀侯作为筹码，用来跟翼人讨价还价，但从他们祖孙三代一心想要取翼而代之来看，除非翼人同意接纳他为晋侯，否则什么谈判结果也满足不了他的野心，所以他最终还是杀死了晋哀侯。晋哀侯死后，翼人立他的儿子为晋小子侯，继续跟曲沃对抗。

周桓王十五年（晋小子侯四年，鲁桓公七年，前705年）的冬天，不知道曲沃武公用什么为诱饵，竟然诱杀了晋小子侯。想象起来，在两家有世代血海深仇的情况下，如果晋小子侯的脑子确实没进水，似乎只有拿曲沃武公自己来当诱饵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否真的是这样，我们仍然不知道。

从周平王三十二年（晋昭侯七年，前739年）潘父杀晋昭侯，到这一年曲沃武公诱杀晋小子侯，三十余年来，曲沃杀一个晋侯，翼人就立一个晋侯，前前后后已经死了晋昭侯、晋孝侯、晋鄂侯、晋哀侯、晋小子侯五位晋侯。这一次，大概他们终于厌倦了，没再另立新君。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周桓王十六年（晋侯缗元年，鲁桓公八年，前704年）的冬天，周桓王命令虢仲立晋哀侯的弟弟姬缗（mín）为晋侯，翼才又重新有了君主。

第二年，周桓王十七年（晋侯缗二年，鲁桓公九年，前703年）的秋天，应该是受了周桓王之命，虢仲、芮（ruì）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大概这次曲沃被揍的够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再对翼采取什么行动，直到二十四年后的周釐（xī）王三年（晋侯缗二十六年，鲁庄公十五年，前679年），周桓王早就死了，连他的儿子周庄王都已经死去三年了，曲沃武公才再次出兵攻翼，“灭之”。

这一次曲沃武公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把从晋侯缗那儿缴获来的珍宝器物全都送给了周釐王。想当初，周平王死了都没钱下葬，之后的历任周王又数次向诸侯“告饥”，可见周王室这时候不是一般的穷，所以周釐王不太可能不见钱眼开。于是，收人钱财，与人消灾，周釐王于次年，也就是周釐王四年（晋武公三十八年，鲁庄公十六年，前678年），派南虢公“以一军为晋侯”，算是正式册封曲沃武公为晋侯了。这样，曲沃武公改称晋武公，迁都于翼，史称“曲沃代翼”。

周釐王承认曲沃代翼事实上等于承认了谁拳头大谁说的算，但是按照周制，天子六军，公国三军，侯伯之国二军，子男之国一军，晋国是侯国，本该拥有二军，周釐王却只是“以一军为晋侯”，说明他还是对曲沃玩了一手明升暗降的把戏。晋武公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但他既然能接受，那也就足以证明这其中一定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细节存在，可惜史书对此付诸阙如，我们恐怕很难窥得其中的奥妙所在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0-28 09:15
拜读学习，期待您的下一篇章。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2 10:42
二八、郑国新兴之周郑交恶

当新兴诸侯秦国努力开拓生存空间、老牌大国晋国在玩窝里斗的时候，在成周洛邑的东方，还有一个年轻的诸侯国郑国，也悄悄的崛起了。

郑国的第一任国君是那个跟周幽王一起死于骊山的郑桓公，他是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的弟弟，也就是周幽王的叔叔。早在周宣王二十二年（郑桓公元年，前806年）的时候，就被周宣王赐命“居洛”，到了周幽王二年（郑桓公二十七年，前780年），因为跟晋文侯一起征伐鄫（zēng）国有功，又被正式封到“郑父之丘”，建立了郑国。

我们今天不太知道“郑父之丘”的确切位置在哪儿，有人说是在今天陕西渭南华州区，但也不一定，不过基本可以肯定是在王畿（jī）之内离丰镐很近的地方，所以郑桓公才会担心将来周室有变会祸及自身而想要搬家。

搬到哪里好呢？他去请教史伯。史伯认为，南方的楚国、北方的晋国、西方的秦国、东方的齐国都会在周朝衰落之后崛起，只有河洛济颍之间可以安家。不得不说，秦这时候连个诸侯都不是，邑小民寡，正陷在西戎的包围之中苦苦周旋，史伯竟然能看出它将来会崛起，真够神仙的。

不过，就算秦将来不会崛起，相信郑桓公也不会愿意住到强悍的西戎中间去，所以他听从了史伯的建议，利用自己是周幽王司徒，主持周政的身份，在恩威并施之下，从洛东的两个大国东虢（guó）国和郐（kuài）国取得了十个邑，“东徙其民洛东”。这样，虽然他自己未能在宜臼（jiù）之乱中幸免，但却成功避免了郑国跟西周一起覆亡的命运。

郑桓公死后，他的儿子掘突继位，这就是郑武公。郑武公继位后就没闲着。周平王元年（郑武公元年，前770年），跟晋文侯、卫武公和秦襄公一起护卫周平王东迁；二年（郑武公二年，前769年），灭郐国；三年（郑武公三年，前768年），接替晋文侯主持周政，重新坐上了他老爸曾经坐过的位置；四年（郑武公四年，前767年），灭东虢国；六年（郑武公六年，前765年），迁都于溱（zhēn）水和洧（wěi）水之间的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

想当年，史伯劝郑桓公东迁时就建议他灭掉东虢国和郐国。史伯说：“若克二邑，鄢（yān）、蔽、补、丹、依、㽥（róu）、历、华，君之土也。”这个诱惑可不小，想来郑桓公一定动了心，只是他没来得及实现这一理想就死于国难了。现在，郑武公既然灭掉了东虢国和郐国，鄢、蔽等那八个邑想必也就都被他纳入囊中了，算是个能继承父亲遗志的好孩子。

可是好孩子也有令人费解的地方。他跟申侯有杀父之仇，为什么还会支持申侯拥立周平王呢？不仅如此，到了周平王十年（郑武公十年，前761年），他竟然还“娶申侯女为夫人”。两家不仅没仇了，还成了亲家，这其中发生了什么，真是让人非常好奇，可惜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了。

申国姜姓，所以嫁给郑武公的申侯女儿被叫做武姜，意思是郑武公的“姜”。武姜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生的时候难产，起名叫寤（wù）生，小儿子叫段。武姜偏爱小儿子段，就想让郑武公立段为继承人，但是郑武公没答应。到了郑武公死后，寤生继位，这就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个强人郑庄公。

郑庄公继位之后郑国也发生了内乱，原因跟晋国一样：小宗争位。从一开始，段就在母亲武姜的帮助之下，取得了足以与国都郑相抗衡的大邑京（今河南郑州荥阳市东南）作为封邑，号称京城大叔。有了京这个资本，段开始“缮治甲兵”，扩张势力，准备时机成熟的时候袭取郑，夺取君位。

郑国的大夫们都很担心发生叛乱，但郑庄公显得很自信，他认定段“多行不义必自毙”，所以对段的扩张一直采取纵容的态度。直到二十二年后，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郑庄公二十二年，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春秋》开篇的那一年，段完成了叛乱准备，打算在母亲武姜的内应之下进攻郑了，郑庄公才先发制人，命令大夫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

我们不知道在京经营了那么多年的段为什么完全没得到京人的拥护，京人见到郑军来伐，连打都没打立即就背叛了他。段只好退守鄢（yān，今河南许昌鄢陵县北），郑军转而进攻鄢，这一次双方总算打了一仗，段战败逃到了共（今河南新乡辉县市东北），因此又被称为共叔段。

我们不知道在京人背叛段以后，他为什么不直接向共撤退，而是要先向南绕过郑跑到鄢，又在战败之后向北再一次绕过郑跑到共。如果不是我们把鄢的地望搞错了，那他的这个走位就未免显得太诡异，实在令人不敢相信。因此，当我们看到《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郑庄公在鄢杀死了段的时候，实在是不能不多想点什么。

段的儿子公孙滑不甘心失败，跑到卫国搬来了干涉军。当年冬十月，卫国伐郑，占领了郑国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廪（lǐn）延（今河南新乡延津县北）。我们不知道卫国出于什么目的要为叛乱分子出头。征伐从来都是出自天子，但这一次卫国显然不可能奉有王命，因为此时把持周朝国政的正是郑庄公。他可能会假借王命讨伐别人，但绝不会命令别人来讨伐自己。

面对卫国的擅行讨伐，郑庄公当然知道应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立即率领王师和南虢国的军队进行了反击，并一直攻进了卫国的南部边境地区。打了一次还不过瘾，第二年（周平王五十年，郑庄公二十三年，鲁隐公二年，前721年））冬天他又再次讨伐卫国，“讨公孙滑之乱也”。可见他是个有仇必报的厉害角色。

王师征伐意味着代表了周天子的意志，但伐卫这件事到底是不是周平王的意思，我们并不知道。从实际效果来看，伐卫的获利者只有郑国，周王室和南虢国恐怕都没有什么实际利益可言，所以非常可能是郑庄公利用职务之便的假公济私。遇到这种事，不管是谁当这个天子都会感到不爽，所以要是周平王因此开始讨厌郑庄公了，一点也不意外。果然，又过了一年，周平王五十一年（郑庄公二十四年，鲁隐公三年，前720年），终于发生了“王贰于虢”的事，也就是周平王开始让南虢公参与国政，不再专任郑庄公了。

作为天子的周平王完全可以下一道命令，光明正大的做这件事，可是他却采取了偷偷摸摸的方式，也不知道到底是在怕什么。他也不想想，郑庄公又不傻，这怎么可能瞒得住？结果，他客气，郑庄公却不客气，直接就跑来质问周平王有没有这回事了。周平王怎么赌咒发誓不承认也没有用，最终被逼问得没办法，只好跟郑庄公交换儿子互为人质，以此来证明互信，史称“周郑交质”。

可是，如果不想守信，拿什么交质也没用。就在周郑交质后不久，当年三月，周平王死了，他的孙子周桓王继位。周桓王登基后想要正式分政于南虢。郑庄公生气了，四月，派祭仲带兵把周室在温（今河南焦作温县西南）这个地方的麦子给收了，秋天，又抢了成周（今河南洛阳）的谷子。从此，“周郑交恶”，郑庄公不再来朝拜周桓王，周桓王也不再搭理郑庄公，俩人就那么僵在了那里。

—— 未完待续 ——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3 05:53


二九、春秋小霸郑庄公（上）

周郑交恶之后，郑国的国际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它跟周和南虢（guó）的关系很紧张，跟卫国有仇，由于收留了宋国的逃亡公子冯，跟宋国的关系也说不上有多好，而宋国跟鲁国又是盟国，晋国则忙于内乱无暇他顾，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比较重要的诸侯中，唯一还有可能拉拉关系的只剩下了齐国。

可是，齐国跟郑国之间隔着鲁国、卫国、宋国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好几个国家，郑国又陷入了得罪了天子那么一种境地，齐国会愿意跟郑国结盟吗？答案是齐国很愿意——周郑交恶的当年（周平王五十一年，郑庄公二十四年，鲁隐公三年，前718年）十二月，郑国和齐国在石门（今山东济南长清区西南）结盟——我们不知道齐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知道的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郑庄公的事业很大程度上是在齐国的配合下完成的，如果没有这一同盟，春秋早期的历史也许就会改写。

石门之盟的第二年（周桓王元年，郑庄公二十五年，鲁隐公四年，前719年），卫国发生了政变，卫桓公的异母弟州吁（xū）弑卫桓公自立。在这之前，州吁曾因为“骄奢”而被卫桓公罢黜，流亡到国外。在流亡期间，大概是由于臭味相投，他曾主动跟因叛乱失败而出奔的共叔段结交。现在，州吁当上了卫君，手里有了本钱，就想为朋友出头了。他这个打算很精明：郑卫本来就有仇，如果让段当上郑国国君，那就不仅报了旧仇，还得到了一个亲卫的郑国，可谓是一举两得。于是州吁派使者去拉拢宋国，打算组团收拾郑庄公。

大概是由于威胁自己君位的公子冯住在郑国，所以宋殇公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州吁的请求。州吁又叫上自己的两个铁杆：陈国和蔡国，这年夏天，宋、卫、陈、蔡联兵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这一仗四国没得到什么实惠，所以到了秋天，它们又联合了鲁国卷土重来了。鲁国出兵是由于宋国的请求，但鲁隐公的本意却是并不想趟这个浑水，因为他对“弑其君而虐用其民”的州吁并不感冒，可以肯定，要不是宗室大臣羽父执意出兵，鲁国一定不会参与五国伐郑的行动。

不过，就算加上了鲁国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五国联军虽然“败郑徒兵”，却仍然没能打下郑都。幸好现在已经是秋天，田里的谷子熟了，他们可以“取其禾而还”，算是没像上次一样白忙活一场。

郑庄公哪是那么好惹的？第二年（周桓王二年，郑庄公二十六年，鲁隐公五年，前718年）四月，郑军在应邀帮助曲沃庄伯伐翼，把晋鄂侯赶到随（今山西晋中介休市东南）之后，趁回师的时候顺便洗劫了卫国的牧邑（地望不详）。这时候州吁已经被杀，新即位的卫宣公决定报复，“以燕师伐郑”。

这个替卫国出头的燕国不是当年周武王封召公奭（shì）的那个燕国。召公的燕国是姬姓，疆域主要在今天的冀北和辽西一带，史称“北燕”，而这个燕国是姞（jí）姓，在今天河南新乡延津县一带，史称“南燕”。我们不太了解这个南燕国，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为卫国出头，我们知道的是，郑庄公以祭仲、原繁、泄驾三人率主力正面相持，暗地里派曼伯和子元率偏师从背面发动进攻，打败了南燕军。

九月，宋人把邾（zhū）国田里的收成给抢了。邾国本是鲁国的附庸，但可能因为鲁宋两国是盟国的原因，所以邾人没向鲁国求助，而是转向宋国的仇国郑国求助。本来收拾了卫国就该收拾宋国了，这下机会自己找上门来，郑庄公当然不肯放弃，立即派兵和邾军一起进攻宋国，一直打进了宋都的外城才退军。

然后，到了当年的冬天，宋国开始实施报复，派兵包围了郑国的长葛（今河南许昌长葛市北），但也仅仅只是包围而已，并没能取得什么实际的战果。联系到上一年连续两次诸侯联军围殴郑国都没能把郑国怎么样，可见这时的郑国确实挺能打。

当初，郑邾联军攻入宋都外城的时候，宋国曾向盟友鲁国求援。本来鲁隐公都打算践行盟约出兵救宋了，可是当他询问宋国使者战况如何的时候，宋国使者却没说实话，而是告诉他敌军离国都还有一段距离，这下惹恼了鲁隐公，所以他改了主意，没有救宋。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郑国地处四战之地，如果不是脑子有病，任谁都应该知道跟邻居们见一个打一个会是什么后果，所以郑庄公肯定也不愿意四面树敌。他机敏的抓住了鲁宋隔阂的机会，开始了外交攻势。

周桓王三年（郑庄公二十七年，鲁隐公六年，前717年）的春天，郑庄公主动派出使者跟鲁国讲和。鲁隐公这时正在生宋国的气，所以就答应了郑国的请求。本来郑庄公也想跟陈国修好，可是陈国仗着有宋国和卫国撑腰，拒绝了他的好意。郑庄公也不客气，既然敬酒不吃那就吃罚酒吧，五月，“郑伯侵陈”，抢了一大堆战利品回来。

不过，我们不知道郑庄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打陈国，因为此时他的长葛还被宋人围着呢。他为什么不去解围，反倒有心思劫掠陈国呢？有人说其实宋国早已撤围，所以他才没去救援。可是《公羊传•隐公五年》和《谷梁传•隐公五年》都说宋围长葛是“久也”，尤其是到了这年秋天，“宋人取长葛”，长葛最终还是陷落了，所以宋已撤围的说法很值得怀疑。

照理说这一来宋国和郑国的仇算是结大了，按郑庄公以往的表现来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可是历史却总有出人意料的地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年（周桓王四年，郑庄公二十八年，鲁隐公七年，前716年）秋天，也就是把犬戎逐出岐丰之地的秦文公死去的那一年秋天，上一年还你来我往打得热闹的宋国和郑国竟然也讲和了。这俩这一讲和，刚刚挨了揍的陈国坐不住了，赶忙也跑过来跟郑国讲和，而且不仅仅讲和，还请求把女儿嫁给郑庄公的世子忽，而郑庄公竟然还同意了。

“伐郑联盟”到这时候已经瓦解了，卫国应该也不会想自己跟郑国单挑。不知道是哪一国先主动找的齐国，周桓王五年（郑庄公二十九年，鲁隐公八年，前715年）齐国出面调停。到了这年七月，宋、齐、卫、郑结盟，当初宋、卫围攻郑国东门、割了郑国谷子的事到此算是翻篇了。

可是转过年来的周桓王六年（郑庄公三十年，鲁隐公九年，前714年），刚刚到来的和平就又被打破了，原因是宋国没履行对周王室负有的义务，所以郑庄公“以王命讨之，伐宋”。

有人说郑庄公这个“以王命”是假传圣旨，不过，虽然在前一年“虢（guó）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但周桓王却并没撤郑庄公的职，他此时仍然是周的卿士，而且在三年前（周桓王三年，郑庄公二十七年，鲁隐公六年，前717年）。郑庄公就曾借着救济东周饥荒的机会朝觐过周桓王，虽然双方关系没得到根本改善，但多少应该有所缓和，要说周桓王因此给郑庄公下达了讨宋的命令，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而郑庄公放着“宋人取长葛”的仇不报，费事巴拉好容易达成了宋、齐、卫、郑四国联盟，看上去也不像有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必要，所以郑庄公到底是不是“假命伐宋”还真有点不好说。

宋国和鲁国这时候虽然有隔阂，但毕竟还是盟国，所以宋国本可以向鲁国求援。以鲁国的身份，即使由于忌惮“王命”而不能出兵相助，至少也可以从中调停一下。但宋国还在生鲁国当年没出兵救援的气，再加上郑庄公这一次征伐也没把宋国怎么样，所以宋国就根本没鸟鲁国。人家不求你就不求你呗，可是鲁隐公却气得不行，从此鲁宋绝交，鲁国也加入到讨伐宋国的行列里来了。

能征惯战的郑庄公为什么这次伐宋无功而返呢？我们不知道，但估计跟“北戎侵郑”有关。这个插曲发生在当年的年末，郑军以诱敌深入之计设伏兵大败来犯的北戎。以这种智谋和战斗力，如果不是为了抵御北戎而不得不放弃伐宋，宋国恐怕很难招架，所以说，郑庄公的无功而返可能是跟这件事有关的，但这仅仅只是一种猜测，事实是否如此，我们还是不知道。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1-3 20:51
欣赏学习您连续的两个篇章，也期盼着您的下一篇。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4 01:41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1-3 20:51
欣赏学习您连续的两个篇章，也期盼着您的下一篇。

谢谢！前几天太忙，更新慢了，所以连发几篇给补上。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4 01:43
三〇、春秋小霸郑庄公（下）

周桓王七年（郑庄公三十一年，鲁隐公十年，前713年）正月，鲁、郑、齐结成讨宋同盟。六月，三国联军在宋国的菅（jiān）（今山东菏泽单县北）这个地方打败了宋军。接着，郑国又攻占了宋国的郜（gào）（今山东菏泽成武县东南）和防（今山东临沂费县），并把它们都送给了鲁国。

郑庄公这招真的挺高。当时郑国才传三代，公族势力尚小，对土地的需求也不大，同时这两个城位于宋鲁交界，对郑国来说是块飞地，管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而且在那个年代，一个月里连取别国两邑算“大恶”之事，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所以还不如把它们送给鲁国，以表明自己不是“败人而深为利”，而是“不贪其土以劳王爵”为好。对郑庄公的这一举动，《左传•隐公十年》评价之为“正之体也”，不过《左传》的这个评价太迂腐了，郑庄公此举何止是仅仅为了获得一个“正之体也”的评语呢？它同时还削弱了宋国，讨好了鲁国，实在是个名利双收、一箭三雕的高招。

宋国吃了大亏，就联络郑国的老冤家卫国一起偷袭郑国的都城。也不知道卫国为什么那么待见宋国，完全不顾“王命”和刚刚缔结了一年的四国盟约，当即起兵响应。周桓王七年（郑庄公三十一年，鲁隐公十年，前713年）秋七月，“宋人、卫人入郑”。还真就让他们得手了。

这时候郑庄公率领得胜之师刚刚回到郑国境内，根本没料到宋国和卫国能来这么一手。“入郑”的宋卫两军应该也知道郑庄公的大军已经回国，随时会杀过来结果了他们，所以主动放弃了郑，转而攻击戴国。

我们不知道攻击戴国是一种什么操作，他们为什么不撤军回国呢？我们只知道他们攻击戴国的时候，又拉上了蔡国，而蔡国好像并不知道他们在此之前偷袭了郑，所以当郑庄公把宋、卫、蔡三国军队都包围在戴国的时候，蔡国人因为莫名奇妙的惹上了郑国而非常生宋卫两国的气。三国本来就不是郑国的对手，现在又闹得不团结，所以郑庄公轻松的就拿下了戴国，“取三师焉”。

此后，郑庄公开启了横扫模式。九月，“入宋”；十月，联合齐国“入郕”（chéng）；第二年（周桓王八年，郑庄公三十二年，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年）七月，联合鲁国、齐国“入许”；某月，大败来犯的息国军队；十月，“以虢（guó）师伐宋”，再次大败宋国，战功一时无两。

郑庄公打了这么多仗，但却并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也不是一个只顾眼前利益而毫无政治头脑的人。这从周桓王三年（郑庄公二十七年，鲁隐公六年，前717年）他主动与周边国家修好以及周桓王七年（郑庄公三十一年，鲁隐公十年，前713年）把郜和防送给鲁国就能看出来。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对许国的处理。齐鲁郑三国“入许”后，齐国和鲁国把许国的土地给了郑国，但郑庄公却并没占为己有，而是把许国一分为二，让许叔居东，公孙获居西，既削弱了许国，又避免了贪婪的骂名。

当然，他也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人。州吁替段出头，他立即出动王师予以报复，周桓王分了他的权，他就抢夺周的收成以泄愤，虽然不能说得不偿失，但也都是些授人以柄的事，说明他也有不够成熟的地方。虽说脾气不好的人更真实，但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算优点，给他减了不少分。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胸怀和智慧。

比如周郑交恶之后的周桓王三年（郑庄公二十七年，鲁隐公六年，前717年），东周发生饥荒，鲁隐公为周室“请籴（dí）于宋、卫、齐、郑”。郑庄公不计前嫌，立即响应，并且借此机会去朝拜周桓王，算是主动示好了，只是周桓王记仇，没给他应有的礼遇，周郑关系才没有彻底改善。

但即使是这样，当周桓王六年（郑庄公三十年，鲁隐公九年，前714年）宋国不履行臣子义务的时候，他仍然“以王命讨之”。在鲁国、卫国这些同姓之国和齐国这个有征伐之权的大国都不管的情况下，不管他是不是假命伐宋，郑国都获得了名利双收的好处，客观上也算是对得起周王室了。

而周桓王给了他什么报答呢？用十二个邑换郑国的四个邑。这看上去挺讲究的，但其实那十二个邑是周武王封给开国功臣苏忿生的，周桓王根本就做不了主。慷他人之慨，占郑国的便宜，这就是周桓王给郑庄公的报答，可以算是明睁眼露的欺负人了，而郑庄公慧眼有识，竟然把这件事忍了。

上面这些事都能证明他的胸怀和智慧，可他的狗熊脾气也着实够受。周桓王十三年（郑庄公三十七年，鲁桓公五年，前707年），周桓王免去了他的左卿士之职，他就又犯了老毛病，“不朝”，气得周桓王亲自率领陈、蔡、南虢和卫国的军队伐郑，来教训他了。按道理郑庄公这时候应该“请服”，这样虽然损失点面子，但会获得政治上的好处。可是郑庄公哪是那样的人呢？他率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双方战于繻（xū）葛（即长葛，今河南许昌长葛市北），史称“繻葛之战”。

尚有能力干涉晋国内乱的周桓王这次碰到了硬茬，不仅联军在战斗中大败亏输，而且连他自己都被郑国的祝聸（dān）一箭射中了肩膀，要不是在危急关头郑庄公的政治智慧又闪亮了，及时阻止了想要继续追击的祝聸，大概他会成为郑国的俘虏也说不定。

郑庄公阻止祝聸的理由是：“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意思是冒犯长者尚且会受到责难，何况是欺凌天子呢？这话说得似是而非，难道抗拒王师并且“射王中肩”就不是“陵天子”吗？可见他在乎的并不是陵没陵天子，而是怎么收场——要是真的抓住了天子，那才算是抓了个烫手的山芋呢！我们应该承认，虽说去职不朝、抗拒王师不能算有理，但及时停止追击，并于当夜派祭仲到周营慰问周桓王的伤情，有力有节总归是当之无愧的。

其实，要不是周桓王不自量力主动攻打郑国，郑庄公从周桓王八年（郑庄公三十二年，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年）十月大败宋国之后，已经五年没用过兵了，连周桓王十年（郑庄公三十四年，鲁桓公二年，前710年）仇敌宋国发生华父督弑君之乱的时候，他也没趁机出兵捞点油水，而是联合鲁国、齐国和陈国乘势把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立为了宋国的新君。在不能吞并宋国的大前提下，这才是更符合郑国利益的举措，可见郑庄公的精明。

繻葛之战以后，郑庄公也没报复从王伐郑的诸侯，仍然坚持以和平外交为主，但这并不代表郑国像周宣王后期一样战力衰弱了。这从下面几件事可以看出来：

一、周桓王十四年（郑庄公三十八年，鲁桓公六年，前706年）北戎伐齐，齐国向郑国求援，郑桓公派世子忽率军救齐，大败北戎，“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

二、周桓王十五年（郑庄公三十九年，鲁桓公七年，前705年），由于盟邑和向邑先附后叛，郑国联合齐国和卫国讨伐他们，打得他们只好迁居到王畿（jī）之内；

三、当年郑世子忽救齐有功，却因为爵位较低，被鲁国在庆功宴上安排在了次要位置。“郑人怒”，于周桓王十八年（郑庄公四十二年，鲁桓公十年，前702年）联合齐国和卫国伐鲁，在郎邑（今山东枣庄滕州市西北）打败了鲁国的军队。

繻葛之战后仅有的三次战争，郑国都取得了傲人的战绩，战斗力之彪悍可见一斑。

郑庄公征战一生无一败绩，称得上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治理下的郑国达到了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只是由于其影响仅限于今天的河南和山东一带，范围还比较小，也没达到号令天下诸侯的程度，所以只能被称为“春秋小霸”。但我们不能小瞧这个小霸，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给春秋定调子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春秋三百多年的历史都是在重复他曾经干过的事。

郑庄公在位四十三年，死于周桓王十九年（郑庄公四十三年，鲁桓公十一年，前701年）。他没有处理好身后事，死后的郑国陷入了诸子争立的内乱之中，导致国力大衰。这是他的一个败笔，导致小霸的局面昙花一现，郑国也随即沦为一个二流国家，只能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左右逢迎，苟延残喘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1-4 20:03
越来越精彩了，为您点赞，期待您继续。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6 00:16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1-4 20:03
越来越精彩了，为您点赞，期待您继续。

谢谢欣赏，问好！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6 00:18


三一、楚始称王

传说楚国是帝颛顼（zhuān xū）的后代，其先祖在帝喾（kù）的时代曾做过管火的官祝融，直系祖先则是帝颛顼的四世孙季连，此后由于家道中落，世代不可考。周文王的时候，季连的后代鬻（yù）熊“子事文王”，大概就是认了干爹的意思，因此算是攀上了高枝。后来，周成王封赏文武时期勤劳之臣的后代，封鬻熊的孙子熊绎为子爵，姓芈（mǐ）氏，居丹阳（或今湖北宜昌枝江市）。他们家这才重新走上发达之路。

楚国居于南蛮之间，自然条件较为恶劣，但他们的生命力很顽强，经过几代人“筚（bì）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努力，到了昭穆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到了周夷王时期更是进入了扩张期，出了位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为理由，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的牛人，这就是熊渠。不过，由于忌惮周厉王的暴虐，熊渠最后还是主动取消了王号，所以“楚始称王”这个荣誉他没得到，而是由他的八世孙熊通得到了。

熊通弑侄自立，和郑庄公是同时代的人。在郑庄公纵横捭（bǎi）阖、小霸中原的时候，他也没闲着，积极向汉水以东拓展势力。到了周桓王十年（楚武王三十一年，鲁桓公二年，前710年），汉水以东的邓国已经迫于楚国的压力，不得不寻求中原势力的支持了，史称“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熊通俨然成为了春秋早期在江汉一带的另一个小霸。

周桓王十四年（楚武王三十五年，鲁桓公六年，前706年），楚国伐随。随国姬姓，位于今天湖北省随州市一带，恰好挡住了楚国东扩的道路，所以熊通会跟它过不去，并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可问题是，随国并不像是个软柿子。在汉水以北和以东那些负责监控蛮夷、屏藩周室的“汉阳诸姬”中，随国不仅号称“汉东之国，随为大”，而且由于控制着当时著名的铜矿铜绿山，所以还很富有。打这么个大而且富的国家是不是明智，很值得我们留意。

面对楚国的进攻，随国摆出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姿态，派人对楚国说：“我无罪也”，言下之意是，你要是说不出打我的理由来，只是没事找事欺负人，那就别怪我不给面子。熊通也知道自己没什么能拿得上台面的理由，索性就把他祖宗熊渠的那句“我蛮夷也”又搬了出来，完全是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

不过，流氓固然是流氓，但流氓不等于弱智。熊通知道还没到跟随国真正开战的时候，便同意跟随国讲和，也许是为了挽回面子，还提出了“请王室尊吾号”的要求作为退兵条件，也就是嫌子爵的爵位太低，让随国向周王室代为转达想要晋爵的意思。

不过，这次和谈双方都没有多少诚意。熊通听从斗伯比的骄敌之计，故意让楚军表现出疲弱散漫的状态。这个斗伯比是楚国先君若敖的儿子，也是熊通的叔叔，大概是楚国的第一位令尹，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他之所以出这么个主意，是想要让随国产生骄傲自大的思想，一则使它轻视楚军，二则使它傲慢对待周边小国。如果随国中计，那就一定会兵骄众离，战胜它就变得容易多了。

楚国人不地道，随国人也差不多。随国派来议和的大夫少师见楚军这么一副德行，以为楚军软弱可欺，回去后就劝随侯追击楚军。随侯跟少师一样，既没看透楚国的险恶用心，也不顾刚刚订立的和约，真的想要派兵了，幸亏另一个大夫季梁是个明白人，及时劝住了他。季梁认为随国不该受楚国故意示弱的影响而急于出战，应该“修政而亲兄弟之国”，以做长期对抗的打算。熊通见无机可乘，“不敢伐”，这才死了心撤军回国。

有意思的是，随国连跟楚国议和的诚意都没有，但却很认真的对待了熊通“请王室尊吾号”这个离经叛道的要求，真的向周桓王汇报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随国想要以此引起周王室对楚国不满的借刀杀人之计，我们知道的是，周桓王根本就没理这个茬，既没答应也没追究，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周桓王十六年（楚武王三十七年，鲁桓公八年，前704年），熊通在沈鹿（今湖北荆门钟祥县）召集江汉一带的诸侯开会，顺便还招呼了远在淮河流域的黄国。黄国没理会楚国。大概是由于离得太远，熊通只是派薳（wěi）章去训斥了一顿完事。可随国也没去，熊通不干了，沈鹿之会结束后，立即兴师再次伐随。

这一次，斗伯比两年前设下的骄敌之计有了收成，随侯在少师的怂恿之下贸然出击，结果大败，连他的战车都被楚国缴获了，净出馊主意的少师也做了俘虏，随国不得不向楚国求和。熊通本来不想同意，可是斗伯比却认为楚国之所以能战胜随国完全是由于少师乱出主意，现在既然少师已经被俘，乱出主意的人没了，随国也就不太容易再被战胜了，所以还是见好就收比较好。熊通这才答应了随国的求和。

不过熊通没忘记两年前让随国转达的晋爵要求，听说周桓王没理他这茬就生气了，说：“我的先祖鬻熊是文王之师，成王以子爵封我们于楚地，蛮夷皆服，可王室却不肯给我晋爵，那我就自己给自己晋爵好了！”于是，熊通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

谁都知道文王之师是姜尚姜太公，熊通却说自己的先祖鬻熊是文王之师，这睁眼说瞎话的功夫实在令人汗颜。从这一点来看，他还真不如郑庄公坦荡。不过，对于一国之君来说，坦荡不见得是什么优点，“必为之辞”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奇怪的是，周桓王对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仍然没做任何表示。我们不知道他是没接到消息，还是接到了消息也无可奈何，索性就装作不知道了。反正从此之后，楚国的国君就一直自称为王，开了诸侯称王的先例。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1-6 20:04
继续欣赏学习，也为您点赞。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7 00:03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1-6 20:04
继续欣赏学习，也为您点赞。

谢谢持续关注！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7 00:05
三二、楚武王置县

楚武王熊通称王之后，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征战和扩张。周桓王十七年（楚武王三十八年，鲁桓公九年，前703年），败邓；周桓王十九年（楚武王四十年，鲁桓公十一年，前701年），也就是春秋小霸郑庄公死去的那一年，败郧（yún）；同年，与贰国和轸（zhěn）国结盟；周桓王二十年（楚武王四十一年，鲁桓公十二年，前700年），大败绞国，“为城下之盟而还”。

一连串的胜利让楚国上下普遍产生了轻敌思想。周桓王二十一年（楚武王四十二年，鲁桓公十三年，前699年），楚武王派屈瑕率军讨伐罗国。令尹斗伯比在送楚军出征的时候，看到楚军“举趾高，心不固”，断定必然会失败，于是劝楚武王赶紧增派援军。

可是楚武王没听，不仅没听，还把这件事当个笑话学给自己的夫人邓曼听。邓曼这个女人很有见识，她劝楚武王说：“斗伯比不是仅仅劝您增派援军，而是告诉您主帅屈瑕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必然会小瞧罗国。您如果不及时戒饬，楚军会因为放松警惕不加防备而导致兵败。”楚武王这才恍然大悟，急忙派人去追，但已经晚了，没有追上。

果然，楚军军纪松弛，轻敌冒进，在罗军和卢戎军的夹击之下大败。打了败仗的主帅屈瑕畏罪上吊自杀，败退回来的其他将领则都按规矩被关了起来听候发落。楚武王认为是自己没能及时戒饬大家不要骄傲轻敌，所以这次战败是他的罪过，于是下令把这些将领都赦免了，表现出作为一名政治家的过人之处。

此后，楚武王没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样一直过了九年，到了周庄王七年（楚武王五十一年，鲁庄公四年，前690年），也不知道登基已经有七年之久的周庄王是哪根弦搭错了，在楚武王称王过去了十四年之后，突然又想起了楚国称王这件事，把随侯召去责备了一番。不知道随侯跟周庄王说了什么，楚武王听说后，偏说随国要背叛自己，于当年三月第三次率军攻打随国。明明是楚国自立为王，随国却落得个里外不是人，想来也真够倒霉的。

这次伐随是楚武王人生中最后一次征战。在出征前斋戒的时候，他就感到心里慌乱不安，今天看来大概是心脏病要发作的前兆，结果还没等大军到达随国，他就死在了军中。楚军秘不发丧，继续进军到随都城下。大概是上一次大败的阴影还没散去，随国这次一改狂妄轻率的虎样子，变成了卑躬屈膝的怂样子，连动都没敢动一下就直接请求讲和了。

这正是楚军想要的结果，于是他们以楚武王的名号跟随国缔盟而去，渡过汉水后才宣布楚武王已死的消息。我们不知道随国君臣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怎么想，不过，楚军敢秘不发丧，坚持达成战争目的再撤军，说明这个时候的楚国的确是个富有朝气的国家，正处在上升期。这样的国家，在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之后成为雄踞南方的大国，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楚武王一生无数的征战中，有一个连发生在哪一年都不知道的事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的攻克权国事件。《左传》记载这件事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这就是说，楚武王给权国派了个“尹”去管理它，而没按老规矩给它封一个“君”，虽然史书中并没明确说这个“尹”就是后来的“县尹”，但不管这个行政单位叫县还是不叫县，它都不同于以往的“国”或“邦”，所以人们一般乐于认为这是国史中置县的开始。

由于“废分封、行郡县”是国史中顶大的一件大事，因此县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是一个很吸引人眼球的事。楚武王从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690年共在位51年，认为“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这件事发生在这半个世纪之内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认为县就是这个时候才第一次出现的，那可就要犯错误了。

周昭王时期的青铜器“免瑚”铭文中有“司郑還林眔（dà）虞眔牧”的内容。这里的“還”与“寰”通，都是从“睘”得声的，又由于“睘”与“县”古音均属匣母元部，声韵皆同，所以也可以用“县”字代替，也就是说，这里的“郑還”就是“郑县”的意思。

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县”的最早记载。它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县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这时候的县是指环绕在国（城邑）四周的地区，也就是所谓的“鄙”，还不是我们后来所理解的那种县，所以我们经常能在古籍中见到诸如《左传•昭公二十年》“县鄙之人，入从其政”这种县鄙连称的情形。

不过，虽然县和鄙在地理上是重合的，但却不见得它们在政治上也是同质的。首先，《周礼•地官•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这里的“县”是一种划分土地的单位，而“鄙”则是被划分的对象。其次，《周礼•地官•遂人》说：“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zàn），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这里的“县”是一种居民组织单位，“鄙”是它的下级单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周礼•地官•遂人》又说：“遂大夫备掌其遂之政令……，县正各掌其县之政令、征、比……，鄙师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酂长各掌其酂之政令……， 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邻长掌相纠相爱……”，《周礼•秋官•县士》也说：“县士掌野，各掌其县之民数，纠其戒令而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这就是说，本来是居民组织的“县”和“鄙”同时也都是行政单位，“县”更是还成了司法单位。

很明显，“国”肯定要对它城外的土地和人口进行管理，所以“县”和“鄙”自然也就难免变得具有行政职能。不管是天子还是诸侯或者是更小的封建主，他如果既不是亲自进行管理，也不是把他的土地和人口一点不剩的全部分封出去，那他就只能委派诸如县正、鄙师和县士这样的官员代行管理；同时，如果这个封建主的实力足够大，拥有好几个没被分封出去的城邑，每个城邑照例也都有自己的“县”，那他也就还需要在自己的管理中枢设置《周礼•地官•县师》所说的“县师”，以便对这些个县的人口、牲畜、田亩、收成以及车辇、旗鼓、盔甲、兵器等手工业品进行统计、计划和调拨，统一管理它们的生产和分配。

从“国”需要对它城外的土地和人口进行管理却又不能把土地和人口完全分封出去的角度来说，“系于国”的县一定不会晚到周昭王时期才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它即使不是伴随着“国”一起出现的，也一定会是伴随着“国”的扩张而出现的。这是与《周礼》这部书的真伪无关的结论。

这就是说，所谓“县系于国”指的正是这种直辖式的组织形式。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古人才借用了本义表示悬挂的“县”字来代替“還”“寰”等字，并最终造成了久借不归、本字反倒湮没不闻的现状。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1-8 20:04
依然精彩，期待下一篇章。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9 08:46
三三、齐桓公惊险即位

齐桓公是齐国的第十五位国君，名小白，是齐釐（xī）公的儿子；齐釐公则跟郑庄公、楚武王是同时代的人，是郑庄公最重要的盟友，调停宋卫郑并与之结盟、鲁齐郑联兵伐宋、齐郑“入宋”、鲁齐郑“入许”、鲁齐陈郑平卫国华父督之乱、联郑抗戎、卫齐郑伐盟邑和向邑、卫齐郑败鲁等等这些事，都是他和郑庄公一起干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功绩，有人把他跟郑庄公、楚武王并称为“春秋三小霸”，但其实他主要还是处在一种从属的位置，不太够资格跟郑庄公和楚武王相提并论。

齐釐公死于周桓王二十二年（齐釐公三十三年，鲁桓公十四年，前698年），比郑庄公晚死三年，比楚武王早死八年。他死后，齐国的君位传给了他的长子齐襄公。齐襄公这个人的人品很成问题。他跟自己的异母妹妹文姜有不伦之情，直到文姜嫁给了鲁桓公，俩人的奸情才算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后来到了周庄王三年（齐襄公四年，鲁桓公十八年，前694年），鲁桓公携文姜赴齐，二人就又旧情复燃了，结果奸情败露，齐襄公派力士彭生杀死了鲁桓公，而后又杀了彭生做替罪羊。

在杀死鲁桓公的同一年，他还杀死了郑国的国君子亹（wěi）。子亹是郑庄公的儿子，年轻时跟同样年轻的齐襄公约过架。小年轻打个架本来不算什么事，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俩人又都继承了君位，凡事应该以国家战略和利益为重才对。可齐襄公不那么想，在两国国君的首止（今河南商丘睢县东南）之会上，他非要让子亹为年轻时候的事向他道歉。子亹当然不肯了，于是齐襄公就埋伏甲士杀死了他。

有这么个君主，国家不出乱子才怪。小白的谋士鲍叔牙也觉得“君使民慢，乱将作矣”，为了避免哪一天无妄之灾降临到小白身上，就保着小白跑到了莒（jǔ）国。后来果如鲍叔牙所言，周庄王十一年（齐襄公十二年，鲁庄公八年，前686年）冬十二月，齐襄公的堂兄弟公孙无知弑君自立。齐国到底是发生了内乱。

齐国既乱，管仲和召忽保着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也出奔了。他们跑到了公子纠的姥姥家鲁国。可他们前脚刚跑，转过年的春天，公孙无知就被旧仇雍廪（lǐn）杀死了。这一下齐国没了君主，鲁国当然不会放弃拥立齐君所带来的利益，就打算护送公子纠回国去继位，于是与齐国的大夫们盟于蔇（jì）（今山东临沂兰陵县西北），约好了立公子纠为齐君的事。

齐国大夫高傒（xī）跟公子小白素来交好，他不想立公子纠，就跟另一个大夫国懿仲偷偷派人到莒国去请公子小白回来。鲁国也料到了小白听到公孙无知已死的消息后会回国，担心让他抢了先，就让管仲率军阻断从莒国到齐国的道路。

我们不知道管仲是奉有杀死小白的命令，还是他自作主张，反正他见到小白二话不说就射了小白一箭。幸亏这一箭只是射中了小白的带钩，没伤到他，不然春秋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小白很机敏，中箭之后立马就躺在了车里装死。管仲以为小白真死了，一面撤军，一面派人赶快通知公子纠，好让他放心。结果这下帮了倒忙。公子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也就不再急着赶路，慢腾腾的又走了六天才走到齐国，而这时候小白早已回国，在高傒的拥立之下登上了国君的宝座。这就是齐桓公，事发周庄王十二年（齐桓公元年，鲁庄公九年，前685年）的夏天，距离“楚始称王”的那个楚武王死去已经过去了五年。

以上关于齐桓公即位的内容主要是《左传》和《史记》的说法，《管子•匡君大匡》则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当初小白奔莒，不是由于鲍叔牙的先见之明，而是被齐襄公所驱逐，而公子纠则一直留在齐国国内。齐襄公死后，公子纠即位，但是国人不服公子纠，召小白回国。小白忌惮管仲的智谋和召忽的勇武，不敢回国。鲍叔牙认为，既然国人不拥护公子纠，那么管仲的智谋和召忽的勇武就没有用武之地。在他的一再坚持之下，小白才勉强回国。结果，果如鲍叔牙所料，小白成功驱逐了公子纠，在驱逐公子纠的交战过程中，管仲射小白中钩。

人们现在一般不太相信《管子》的这个说法，但不管怎么说，齐桓公总归是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他即位后立即发兵拒鲁，拒绝公子纠回国。鲁国这时候的国君是鲁庄公，不肯眼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非要立公子纠为齐君不可。当年秋天，他亲自率军与齐国在干时（今山东淄博桓台县南）打了一仗，结果大败。

败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当时作战的主要形式是车战。战车上一般载甲士三人，其中，驾驭战车的甲士居中，称为“御者”；持弓主射的甲士居左，是一车之长，称为“车左”，又叫“甲首”；执戈或矛主击刺的甲士居右，称为“车右”，又叫“参乘”（主将的战车为主将居中，御者居左）。鲁庄公这一仗打得连战车带御者和车右加上他的国君战旗一起都被齐国俘虏了，他换乘了别的车子才逃回鲁国，简直是狼狈极了。

鲁国战败，齐桓公却仍然不肯罢休，发兵继续进攻鲁国。他这么做是不是非要置公子纠于死地，我们不太好判断，但他非常想报管仲那一箭之仇却是肯定的。为此，鲍叔牙劝他说：“如果您的志向只是治理齐国，那么有高傒和我辅佐您也就够了，但如果您想称霸诸侯，就非得有管仲不可。”

管仲这个人之前的表现实在不敢恭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跟鲍叔牙合伙做买卖而多吃多占，为鲍叔牙出主意反倒令鲍叔牙更窘迫，三次出仕三次被罢黜，三次出征三次逃跑。面对这么一个人，我们不知道齐桓公怎么就那么相信鲍叔牙的话，竟然动了心，同意把管仲先抓回来再说。

于是，鲍叔牙率领齐军来到鲁国，对鲁庄公说：“公子纠是我们国君的兄弟，我们国君不忍心亲手杀死他，请您替我们杀了他，但管仲和召忽我们要亲自动手，请把他们交给我们。”鲁庄公刚刚惨败，想来是不敢违抗齐国，就杀了公子纠。召忽殉主自杀，而管仲却不肯死，同意让鲁庄公把他交给齐国。

鲁国的大夫施伯看破了齐桓公的用意，就劝鲁庄公不要把管仲活着交出去。齐国当然不会同意，说：“我们的国君想要亲手宰了这厮，如果鲁国送来一个死管仲，我们不会认为鲁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言下之意是，鲁国要是杀了管仲，齐国就要动武。大概鲁庄公是被打怕了，只好按齐国的要求，把管仲活着交给了齐国。

鲍叔牙接着管仲回到齐国，齐桓公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跟他请教治国安邦、称霸诸侯之道。管仲把自己的想法一说，立即获得了齐桓公的赞赏，于是齐桓公“厚礼以为大夫”，授之以国政。从此，齐桓公在管仲、鲍叔牙、高傒、国懿仲和隰（xí）朋等人的辅佐之下，走上了称霸诸侯的道路。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1-10 21:58
拜读学习，期待您继续。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11 11:00
三四、管仲相齐（上）

管仲名夷吾，字仲，破落贵族出身，《史记•管晏列传》说他是“颍上人”。人们一般认为“颍上”就是当时宋国的慎邑（今安徽阜阳颍上县西北），但“颍上”作为行政区划的名字是晚到隋大业二年（606年）才第一次出现的，所以司马迁所说的“颍上”更可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政区名词，因而我们只能说他是颍河边上的人，至于具体的地点却不宜轻下断言。

管仲早年穷困，经过商、出过仕、从过军，后来又辅佐过齐釐（xī）公的儿子公子纠，既接触过社会底层也接触过公卿贵族，阅历相当丰富。这些阅历使他比那些经历比较单一的人，尤其是比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族要更了解当时社会的各种问题，所以他提出了“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的务实理念。

这个理念主张优先发展经济，承认人首先要丰衣足食，然后才能有更高的道德追求，指出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道德才能真正达成国治民安，从而使得礼义廉耻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中楼阁，变得接地气了。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理念，所以他担任齐相后所推行的各项政策都非常务实，绝无虚文虚礼。齐桓公之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主要是管仲的功劳。

管仲就任齐相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定民之居”。他把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称之为“四民”，并让他们按各自的职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这就是《国语•齐语》所说的“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这里的“闲燕”是指清净的地方，类似于今天高档社区的意思，跟“官府”、“市井”一样位于城内，“田野”则是指城外的近郊，都属于“国”的范围，远郊则属于“鄙”。

管仲“定民之居”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成民之事”，也就是通过同业聚居，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达到“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的效果，从而提高各个行业的专业技能和生产水平。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管仲的这个政策显然是侵犯了人们的择业自由，但在那个年代这恐怕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奴隶制在此之前已经有效运行了数百上千年，搞得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那一套。思维惯性使得人们几乎是本能的就会承认子承父业的合理性，即使杰出如管仲也难免如此。

“定民之居”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作内政而寄军令”，也就是使民政和军政互为表里、合而为一的意思。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在民政方面，管仲把“国”分为二十一个乡，每乡两千家，其中“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由齐桓公和大夫高傒（xī）、国懿仲各领“士农之乡”五个，称为“三其国”；他还把“鄙”分为五个属，每属十个县、三十个乡、九万家，称为“五其鄙”。这样算来，人称大国的齐国当时也不过才有民户四十九万二千家，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口。

“三其国而五其鄙”是除了《周礼•地官》的乡、遂制度之外，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编户制度，对我国后世的户籍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管仲说这是“昔者圣王”的办法，似乎表明他的确是借鉴了西周的成法，但由于《周礼》其实也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所以很难说到底是管仲借鉴了“周礼”，还是《周礼》借鉴了管仲，也不知道他说的圣王是不是真有其人其事。

其实，国乡两千家、鄙乡三千家这种划分，完全可以肯定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齐国的民户数量不可能正好是个整数，也不可能均匀分布，势必造成不能严格按规定数量进行划分的情况，而且由于分家或者绝嗣、逃亡等原因，划好了的各乡民户数量也一定会发生变动，所以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只能大概保证每个乡的民户数量满足规定要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在局部做一些微调之外，只能听任规定被打破。

然后在军政方面，管仲规定，“鄙”和“工商之乡”没有兵役义务，“士农之乡”则每家出一个人当兵。士本是最低等级的贵族，农的主体则主要是士的小宗，可见管仲的这一政策还带有很浓郁的重视血缘和出身的传统特色，也不能说没有对“鄙”和“工商之乡”的歧视。这一方面说明士农工商的次序绝不是随意排定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战争烈度还不够大，用不着做全民动员。

“士农之乡”共有十五个，每乡两千家，这样，齐国共有常备军三万人，也由齐桓公和国子、高子按所领之乡分别统帅，称之为“三军”。“春以蒐（sōu）振旅，秋以狝（xiǎn）治兵”，也就是借春秋两季田猎的机会进行训练。

蒐和狝都会动用大量的人员参加，是当时各诸侯的例行公事，所以虽然你领了那么多人出城，但你是真打猎还是真练兵，如果不加留意，还真的不太好分辨。这说明管仲的“作内政而寄军令”是为了迷惑其他诸侯国，避免搞军备竞赛。他对齐桓公解释说：“咱们要是扩军备战，别的大国也会扩军备战，小国没有实力扩军，但也会加强守备，这样就增加了咱们称霸的难度，很难迅速达到目的，因此扩军备战这事一定要做的隐秘。”他可真够精明的。

另外，管仲认为“作内政而寄军令”和“定民之居”结合起来还有一个好处，那便是“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大概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最早表述。

这个说法有点扯。即使是真的父子兄弟也难免有矛盾，何况仅仅是邻居呢？从小就生活在一起并不能确保彼此之间毫无矛盾，如果世界上的事情真这么简单还好了呢！所以，如果要寻找后来齐国军队战斗力强悍的原因，与其相信是由于“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不如相信是因为能够经常在一起“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训练的结果。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1-11 16:53
细致入微，入木三分，拜读学习。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13 00:58
三五、管仲相齐（下）

管仲“三其国”的政策给了大夫高傒（xī）和国懿仲很大利益。看上去，高傒和国懿仲有拥立之功，给他们一些奖赏没什么可奇怪的，但像管仲这样把国家分成三个实力相当的部分，未免就奖赏得有些太大了，大到了有可能会造成国家分裂的程度。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有可能是他虑有不周，但也保不齐是他有意为之，比如是为了防止君权独大之类的什么高超理念，但从务实的角度来看，这更可能是他为了接下来要进行的经济改革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所谓改革，就是利益再分配，就一定会伤害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使他们成为改革的阻力甚至敌人。在当时的齐国，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就是以高傒和国懿仲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所以能否摆平他们是管仲改革成败的关键。

摆平的办法无非两种：打击和拉拢。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是不是有意的设计，“三其国”在实际效果上都是化敌为友的一招——它在为国君谋取利益的同时，把高傒和国懿仲也变成了改革的受益者。很明显，把有实力和号召力拥立新君的人拉到自己这边来，改革的阻力就会减小甚至消弭（mǐ）于无形——这可比跟他们硬怼难度小多了。

但是光摆平了士大夫阶层还不够，还需要让老百姓跟你同心同德，愿意在齐国生活也愿意为齐国打仗，否则人家抬脚走了，士大夫们再支持你也等于零。当然，国家也可以用强制手段禁止老百姓搬家，但强扭的瓜不甜，管仲又不是书呆子，当然也会想到这一点，所以他还推出了“安国滋民”的政策。

所谓“安国滋民”，用《国语•齐语》的话来说就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除此之外，《齐语》中还有一段话可以为它做个注脚，即：“设象以为民纪，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竱（zhuǎn）本肇末，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班序颠毛，以为民纪统”。

“设象以为民纪”是公布法令的意思，可以对应“修旧法”；“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是结合实际情况对法令有所权变的意思，可以对应“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竱本肇末，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是像重视农业一样重视商业，并以赏赐和刑罚维护经济秩序的意思，可以对应“遂滋民，与无财”；“班序颠毛”是使长幼有序的意思，可以对应“敬百姓”。

从“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我们可以看出管仲的务实精神。他绝不死守教条，而是主张“比缀”实际情况有“式”有“权”，其原则就是《史记•管晏列传》所说的“与俗同好恶”。我们很难说他这种权变思想是好是坏，其结合实际的一面是好的，但我们不知道他的“权”是以什么形式、在什么程度上对“式”的突破，如果不能把“权”变为“式”，而只是随机的在任意事情上“权”，那它就是不好的。

从“竱本肇末”我们可以看出管仲勇于革新的精神。西周以农立国，灭商后对商朝的重商传统多有贬斥，但诚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要想快速求富，不重视商业的发展是行不通的，所以别看管仲不肯把“工商之乡”列入国家兵源，但却并不奉行西周的重农抑商政策，而是把商业提高到跟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提出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口号。在这一口号之下，他实行轻税的自由贸易政策，鼓励对外贸易，使齐国的商业大为繁荣，“天下之商贾（gǔ）归齐若流水”。

在提高商业地位、鼓励发展商业之外，管仲还对农业政策进行了改革，这就是著名的“相地而衰（cuī）征”。跟我们不知道周宣王“复田赋”的“田赋”到底是怎么征收一样，我们也不太知道管仲的这个“衰征”怎么征收，因为能够说明它们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基本上，认为“相地而衰征”是按照土地的肥瘠程度分等征收租税，应该不会错得太离谱。

在农业税和商业税之外，管仲反对向建筑、树木、六畜和人口征税，主张“徼（jiǎo）山海之业”，也就是主张盐铁由国家专卖的意思。他算了一笔账，每根针涨价一钱，三十根针就相当于一个人应缴的人头税，盐的情况也类似，完全没必要格外征收会引起人民“嚣号”反对的人头税。这种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的办法，表面上看不出加税而“国利归于君”，算是开了“寓税于价”的先河，除非周厉王的“专利”就是国家专卖的意思，否则也算是开了国营商业的先河。

管仲还善于利用经济手段来平抑物价。“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这是一种君民两利的双赢政策。他更善于利用商业手段打击对手，曾以高价诱使鲁国和梁国“释其农事而作绨（tí）”、莱国和莒（jǔ）国“释其耕农而治柴”、楚国“释其耕农而田鹿”、代国“去其本，处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衡山国“释其本，修械器之巧”，并最终都使他们因为荒废农事导致粮食不足而不得不臣服于齐国。从这些事例也可以看出，管仲并不是简单的把重农抑商改为了重商抑农，他讲究的是均衡发展，可以称之为农商并举。

管仲具有超凡的商业智慧，这丝毫不用怀疑，但他也有玩过火的时候。齐桓公为齐国的甲胄和兵器不足而犯愁，管仲给他出了个“轻过而移诸甲兵”的主意，也就是允许犯罪的人用甲胄和兵器来赎罪的意思。甲胄和兵器虽然很贵，但对有钱人来说却并不算个事，交这点“罚款”根本达不到惩戒的效果，所以这一招虽然使齐国“甲兵大足”，但却显然等于是在纵容有钱人犯罪，算不上是个好政策。

管仲还有一个失策之处是他不尚兼并，主张对邻国“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这个政策后来虽然也屡被突破，但跟晋、楚、秦这些国家的大规模扩张比起来，齐国的扩张相对要温和得多，导致齐国虽然号称大国，但其疆域跟晋、楚、秦那样真正的大国根本没法比。

虽然在春秋早期，兼并还是一种令人不齿的行为，但一些小国被灭国绝祀却早已有之，齐桓公和管仲也不是没干过这种事，而且即令对大国不能这样做，但蚕食总还是可以的，所以这些都构不成管仲不尚兼并的理由。不管怎么说，扩张领土，占有其上的人口和资源，总会增强国力，能多占点地方干嘛不多占点呢？

可见，管仲虽然很务实，但多少还是有些复古倾向。他应该还是很欣赏周初“振德修兵”那一套的，把能让各诸侯国“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当成了最高目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论语•宪问》才连声称赞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1-13 23:01
继续欣赏学习，期待您精彩继续。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16 21:54
三六、齐桓公始霸诸侯

周庄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年，鲁庄公十年，前684年）春，即位还不满一年的齐桓公不知道为了什么，也不等管仲改革取得成效，再次发兵攻打鲁国。双方战于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这一次，鲁国出了个神人曹刿（guì）。他以在野的身份晋见鲁庄公，协助鲁庄公指挥鲁军以坚守耗尽了齐军的锐气，最后“一鼓作气”战胜了强敌。

经历了这次失败后的齐桓公仍不甘心，当年六月，又联合宋国一起攻打鲁国，但这一次还没等发起攻击，宋军就被鲁国集中兵力先击败了。齐国见宋军已败，大概自忖（cǔn）无力单独战胜鲁军，也随即退军而去。

齐国连续进攻鲁国是一件很怪异的事。鲁国经过去年的干时（今山东淄博桓台县南）之败后，已经顺从齐国的意愿杀死了公子纠，逼死了召忽，把管仲还给了齐国，此后也没见有什么违逆齐国的地方，除了理解为齐桓公急于通过战争树立自己的威望之外，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不依不饶的非要打人家不可。这一点从《管子•匡君大匡》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只是《匡君大匡》中关于很多史事的记载与其他史书多有抵牾（wǔ），不知是什么缘故。

此后，大概是为了找回两次伐鲁不利的面子，齐桓公调转枪口冲小国谭国去了，理由是当年出奔经过谭国时没受到礼遇，即位后诸侯来贺，谭国又没到。可是他要是真的这么恨“失礼”的谭国，为什么不先去打它呢？可见这不过是个借口。

当年十月谭国灭国，齐桓公算是找回了面子，这才消停下来，一直等到三年后的周釐（ xī ）王元年（齐桓公五年，鲁庄公十三年，前681年）才重出江湖。

这一次重出江湖是因为宋国在前一年发生了内乱，为了平定宋乱，齐桓公邀请宋、陈、蔡、邾（zhū）会于北杏（今山东聊城东阿县北）。召集诸侯解决某个国家的内乱，本来是周天子的权限，现在由一个诸侯国来做这件事，完全把周天子撇在一边，可是破天荒头一次。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鲁国和遂国都没听齐桓公的招呼。

这个时候，管仲相齐已有五年，国家攒了多少钱不太好说，但按他那套办法练了五年的兵应该已经很有战斗力了。有这样的军队为倚仗，齐桓公当然不会客气，北杏散会之后立马挥师灭了遂国，然后兵锋直指鲁国。鲁国战败，为了自保只好牺牲遂国的利益，承认齐国吞并遂国。

当年冬天，齐桓公和鲁庄公会于柯（今山东聊城东阿县西南）。这本来是鲁国向齐国表示服软的一次会盟，可是鲁国又出了一个姓曹的神人，凭一己之力改变了这次会盟的结果。

这回这个神人叫曹沬（mèi），是鲁国的一个将军。有人说他其实就是那个曹刿，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曹沬在会盟时趁着大伙都没注意，突然劫持了齐桓公，逼迫齐桓公归还侵夺的鲁国领土。刀都架在脖子上了，由不得齐桓公不答应曹沬的要求，但齐桓公可不是个善茬，他一摆脱威胁就想食言，管仲劝他说：“不返还鲁地而杀掉曹沬，虽然逞了一时之快，但却会失信于诸侯，这样将会失去‘天下之援’。”齐桓公觉得有理，这才心不甘情不愿的践行诺言。

齐桓公践行了诺言，可是刚刚跟齐、陈、蔡、邾会于北杏的宋国却反悔了。还是这年的冬天，“宋人背北杏之会”。齐桓公哪能容忍这个！第二年（周釐王二年，齐桓公六年，鲁庄公十四年，前680年）春天，他召集陈国和曹国一同伐宋，同时“请师于周”。大概周釐王也想趁这个机会重新树立王室的权威，也就给了齐桓公面子，派单伯率军相助。

这一来，齐桓公的擅行讨伐变成了合法行为，“尊王”的旗号算是让他打上了。本来只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宋国，在道义上也处在了下风，如果不认熊恐怕就只能被灭国了，所以不得不参加当年冬天由单伯主持，齐、卫、郑参加的鄄（juàn，今山东菏泽鄄城县西北）之会，服了软。

这一次鄄之会由代表周天子的单伯主持，而不是由一心想要称霸的齐桓公主持，所以很不合齐桓公的心思，于是他在第二年（周釐王三年，齐桓公七年，鲁庄公十五年，前679年）的春天抛开周天子，召集了第二次鄄之会。这次与会的除了第一次的宋、卫、郑之外还有陈国。没了周天子的代表，齐桓公终于如愿当上了“会长”，从此“齐始霸也”。

当上老大的齐桓公还真给兄弟们办实事。当年秋天，本来跟宋国打了好几仗的他不计前嫌，联合宋、邾讨伐背叛宋国的郳（ní，今山东枣庄滕州市东）。这一仗打的非常划算，因为它引出了郑国的趁机背盟侵宋，给了齐桓公秀肌肉的机会。

郑国这时候的国君是刚刚复位两年的郑厉公。他是春秋小霸郑庄公的次子，在郑庄公死后的郑国内乱中，是唯一一个两次夺位成功的厉害角色，可是算他倒霉，这一次他遇到了齐桓公，他的那点厉害使不出来了。

周釐王四年（齐桓公八年，鲁庄公十六年，前678年）的夏天，也就是晋武公“曲沃代翼”，被正式册封为晋侯的那一年夏天，齐桓公再次替宋国出头，联合宋、卫伐郑，再加上楚国因为郑厉公复位没及时通知自己也来伐郑，郑厉公招架不住，也不得不服了软。

宋国、鲁国和郑国在当时都算是有相当实力的大国，先后都败于齐国之手，这一来大家都看到了齐国强悍的实力，加上管仲帮齐桓公塑造的仁义守信形象，于是诸侯们都纷纷跑来归附。当年十二月，鲁、宋、陈、卫、郑、许、滑、滕等八国跟齐桓公会于宋国的幽邑（地望不详），从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算是得到了确立，而郑厉公则终其一生也没再敢跟齐桓公叫过板。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1-18 11:42
历史故事描写得生动风趣，拜读学习，期待您精彩继续。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19 00:36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1-18 11:42
历史故事描写得生动风趣，拜读学习，期待您精彩继续。

谢谢持续关注，不过好像看的人比较少哎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19 00:37
三七、郑厉公入惠王于周

郑厉公被齐桓公教训了一顿，不敢再向东跟齐国争锋，可他又有野心，不甘居于人下，正当他的野心无处安放之时，郑国西面的周王室出了乱子。

当时，周釐（xī）王已死，他的儿子周惠王在位。周惠王这个人有点自以为是，早在他继位之初就因为给了公爵南虢（guó）国和侯爵晋国相同的赏赐，而被人们认为是个“非礼”之君。

现在，他又一下子抢夺了蒍（wěi）国的菜园、边伯的房子、子禽祝跪和詹父的田产，收回了石速的俸禄，引起了公愤。所以周惠王二年（鲁庄公十九年，郑厉公后五年，公元前675年），周的这五个大夫联合苏氏作乱，要废掉周惠王改立他的叔叔王子颓，但没有成功，王子颓在苏氏陪同下逃亡到卫国。

逃亡卫国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卫国此时的国君是卫惠公，他曾因谗杀自己的哥哥故太子伋（jí）而被伋的同情者赶下台，跑到了自己的姥爷家齐国，后来在齐襄公的帮助下才重新夺回君位，而失国的卫君黔牟则逃到了周。因为有这么一段恩怨在内，所以卫惠公应该很乐意为王子颓出头，教训一下收留了黔牟的周，结果五大夫作乱的同年冬，卫国伙同燕国伐周，周惠王逃亡到温（今河南焦作温县西南）这个地方，王子颓得立。

周惠王落得这么个下场实属咎由自取，但他是正统的天子，把他赶下台在道义上总归是交代不过去的。也不知道卫国人是什么脑回路，为啥总干这样的事，当年支持叛乱的共叔段攻打郑国，开了擅自征伐的先例，现在又支持叛乱的王子颓攻打王城，其行径简直快赶上攻破宗周的弑君逆臣申侯了。没有政治智商到这种程度，实在是令人费解。

照理说，出了这种犯上作乱的事，刚刚取得霸主地位，打着“尊王”大旗，以仁义礼信号召天下的齐桓公应该出面管管，但不巧的是，这时候正赶上齐国大灾，齐桓公无暇西顾，所以这个出风头的机会落到了郑厉公的头上。

周惠王三年（郑厉公后六年，鲁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春，郑厉公出面调解周惠王和王子颓之间的纠纷。这显然是不会成功的，经历过君位争夺的郑厉公当然深得其中三味，绝不会天真的认为靠自己的几句话就能达到目的，所以这更可能是他准备动武的前奏，也就是说，他在玩“先礼后兵”那一套。

果然，郑厉公的调解以失败告终，调解不成的他立马翻脸， “发兵击周王子颓”，可惜他的实力有限，没打赢，只把燕国的仲父抓了回来，于是不得不把周惠王请到郑国，暂时安置在他自己复国之前的老巢栎（今河南省禹州市）。

但是他的野心让他不能就此罢手。到了秋天，他又跟周惠王进军到邬（今河南洛阳偃师市西南），“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四年前晋武公贿赂周釐（xī）王的那些珍宝器物如果还在的话，现在大概都归了郑国了。

我们不知道郑厉公能打进成周，为什么没占据成周，只能还是猜测他的实力不够强，大概是乘虚攻进了成周，却只能劫掠一番后赶快撤退，而这年冬天王子颓之所以大宴五大夫，应该也跟逼退了郑厉公有关。

在这次宴会上，王子颓干了一件蠢事，“乐及遍舞”，也就是把适用于不同场合的乐舞统统演了一遍。这一下让郑厉公抓到了口实，他跑去南虢国对虢叔说：“我听说，悲哀和高兴的不是时候，灾祸就一定会到来。现在王子颓歌舞不倦，就是以祸患为乐。司寇执法杀人，国君尚且取消娱乐，何况敢以祸患为乐呢？篡夺天子之位，祸患还有比这更大的吗？面临祸患而忘记忧愁，忧愁一定到来。何不让天子复位呢？”

郑厉公的话在今天看来是迂腐至极的话，人家喝酒吃饭的时候就爱听哀乐，关你郑厉公什么事呢？可是在当时，他这番话却是牢牢地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虢叔被他打动了，同意跟郑国一起出兵护送周惠王复位。

第二年（周惠王四年，郑厉公后七年，鲁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73年）春，郑厉公和虢叔在弭（mǐ，今河南郑州新密市西）商定讨伐王子颓事宜。同年夏，两国联军进攻成周。郑厉公拥着周惠王从圉（yǔ）门入城，虢叔从北门入城，杀死了王子颓和边伯等五大夫。于是，周惠王重新登上了天子之位。作为回报，周惠王把虎牢（今河南郑州荥阳市西北）以东的土地赐给郑国，并把王后的一个“鞶（pán）鉴”，也就是皮带上做装饰的铜镜，赐给了郑厉公。

可是这个鞶鉴却惹起了郑厉公的不满，因为周惠王在随后巡幸南虢国的时候，赐给了虢叔一个爵，也就是青铜酒杯。爵的规格可要比鞶鉴高得多。郑厉公觉得自己的功劳更大，周惠王这是瞧不起自己，“由是始恶于王”，但其实虢叔是公爵，比郑厉公的伯爵要高两级，周惠王这次可没做错什么。

不过，不管郑厉公怎么“恶于王”，他都没有机会找补了，因为这年的五月他就死了。他死之后，他的儿子郑文公继位。郑文公是一个目光短浅、贪财爱利、首鼠两端的无能之辈，郑国也就变得更加衰弱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1-19 10:39
欣赏学习，期待您精彩继续。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21 00:48
三八、齐桓公尊王攘夷（上）

周惠王四年（郑厉公后七年，鲁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73年）郑厉公入惠王于周，大大抢了齐桓公“尊王”的风头，但齐桓公也只能徒叹奈何，因为在前一年齐国发生了“大灾”，他无暇西顾。《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看样子是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区）发生了大火灾。这可是件要命的事，恢复起来应该也快不了。估计正是因此，齐国在这之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什么大动作，直到周惠王九年（齐桓公十八年，鲁庄公二十六年，前668年）派军队跟鲁国和宋国一起讨伐徐国，才算是重新出山。

齐、鲁、宋伐徐的第二年（周惠王十年，齐桓公十九年，鲁庄公二十七年，前667年），齐、鲁、宋、陈、郑第二次同盟于宋国的幽邑（地望不详）。周惠王很会看火候，不早不晚，恰好在这年冬天派召伯廖到了齐国，正式承认齐桓公为诸侯之长，并请求齐国出兵教训当年把他赶出成周的卫国。

齐桓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抢回“尊王”大旗的机会。第二年（周惠王十一年，齐桓公二十年，鲁庄公二十八年，前666年）春天，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秀肌肉，他一反常态没有以王命召集诸侯，而是以一己之力伐卫，大败卫军，“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也就是以周惠王的名义把卫国狠狠批评了一顿，索取了战争赔款之后才撤军。

伐卫之后两年，周惠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十二年，鲁庄公三十年，前664年），山戎伐燕。燕国曾跟卫国一起驱逐周惠王，拥立王子颓，竟然也不怕齐桓公趁火打劫，像收拾卫国那样收拾自己，跑来“告急于齐”了。齐桓公现在正以仁义礼信为号召而图谋霸业，我们不知道燕国是不是号准了这个脉而走了一招险棋，如果是的话，那出主意的这个人可就太高明了。不过，不管是不是这样，齐桓公都答应了燕国的请求，在“尊王”的大旗之外又举起了“攘夷”的大旗。

当年冬天，齐国跟鲁国商量出兵救燕的事。《说苑•权谋》说，鲁国的大臣们认为“师行数千里，入蛮夷之地，必不反（返）矣”，所以就玩起了阳奉阴违，嘴上答应出兵但实际却按兵不动，大概是认为齐师“必不反矣”，也就没力量追究他们不守信用了。

齐桓公等不到鲁国的兵马，只好单独出兵。这一仗齐桓公大败山戎，一直打到孤竹国，不仅解除了燕国的危难，还顺便创造了个“老马识途”的故事。之后，携胜利之威的齐桓公给燕君上了一堂恢复召公之政、向王室纳贡、尽臣子之礼的“尊王”课。燕君是既感激又佩服，非要亲自送齐桓公回国不可，越过了燕齐边界也不肯回去。齐桓公说：“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就把燕君所经过的土地割给了燕国。

想来燕君进入齐国顶多也就是十里八里的，要是多了齐桓公肯定也舍不得，但这样一来，燕君要是接着再往前送，就成了占齐国的便宜了，所以只好就此作罢。这事传出去之后，诸侯都觉得齐桓公是仁义之人，“皆从齐”。这种施小惠而得令名的手段不用说一定是出自管仲的手笔。

《说苑•权谋》说，齐桓公对鲁国的阳奉阴违怀恨在心，讨伐山戎回来就想对鲁国动武。管仲说：“伐远而还诛近邻，邻国不亲，非霸王之道”，劝他把从山戎缴获的珍宝器物进献到周公之庙，也就是送给鲁国。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这种以德报怨的行为感动了鲁国，到第二年齐国讨伐莒（jǔ）国的时候，鲁国倾尽全国男丁相助，夸张到连“五尺童子”都上了前线。

说起来，莒国够不够齐国自己打的都是个问题，哪里还用得到鲁国的“五尺童子”来帮忙，所以《说苑》的夸张说法很值得怀疑，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齐桓公把战利品送给鲁国得到了恶评。《左传•庄公三十一年》说他不向天子献捷而献于诸侯是“非礼也”，《公羊传》则说他是向鲁国炫耀军功并借此威慑鲁国。这两个说法应该更可信，但把它们跟《说苑》结合起来看，倒是别有一番意味在里面。

此后，齐桓公的“攘夷”事业达到了高潮。周惠王十七年（齐桓公二十六年，鲁湣公二年，前660年）冬十二月，狄人入侵卫国。当时卫国的国君卫懿公喜欢养鹤，荒唐到赐给它们禄位，让它们乘坐只有大夫才能乘坐的轩车的程度。这引起了人们的怨恨。狄人入侵的时候，卫人对卫懿公说：“让鹤替你去打仗吧，它们有禄位，我们哪能打仗呢！”卫懿公没办法，只好亲自上阵，结果兵败身死。

这个时候距离齐桓公伐卫，“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仅仅才过去四年。我们不知道卫懿公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养鹤的，也不知道当齐桓公伐卫的时候卫国人是否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们只知道那些吃鹤的醋的卫国人听说卫懿公战死后，仍然没有振作起来保卫家园，反而是连夜弃城出逃了，结果跑到黄河边上的时候被狄人追上，遭到惨烈屠杀，据说最后只有730人幸免于难。

卫国这其实算是被灭国了，遭难的除了那劫后余生的700余人之外，还有共邑（今河南新乡辉县市东北）和腾邑（地望不详）的人。整个卫国最后幸存下来的人只有区区5000人，在宋国的帮助下才在曹（今河南滑县西南）这个地方落下脚来，但也只能结庐而居，吃穿用度一概没有，连安全都没法保障，要不是老大齐桓公派公子无亏率兵车300辆，甲士3000人协助防卫，并且送来车马、衣服、牲畜和木材等救济他们，这剩下的5000人能不能在旷野里熬过来，还真的不太好说。

卫国的事刚处理个大概，转过年的（周惠王十八年，齐桓公二十七年，鲁釐公元年，前659年）春正月，狄人再次向邢国大举进攻。这次齐桓公反应迅速，立即联合了宋国、曹国发兵救邢，可是邢国有点太战五渣了，大军还没到，“邢人溃”，等齐桓公赶到驱逐了狄人，邢国已经饱受重创。

齐桓公觉得邢国离狄人太近，都城又已残破，就把邢君迁到了离齐国较近的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并带着宋国和曹国帮助兴建城郭。邢人非常高兴，史称“邢迁如归”。第二年（周惠王十九年，齐桓公二十八年，鲁釐公二年，前658年），他又带领诸侯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为卫国修建了一座新都城。卫国人在新都城生活得很舒心，很快就忘记了亡国的痛苦和耻辱，史称“卫国忘亡”——真有点记吃不记打的味道。

齐桓公的这些举措的确很有号召力，引得一些小国纷纷归附于他。当年秋九月，齐国、宋国、江国、黄国盟于贯（今山东菏泽曹县西南），第二年秋天又会于阳谷（今山东泰安东平县西北）。这其中的江国和黄国都是淮河流域的国家，长期受到楚国的逼迫，现在主动归附齐国，说明齐国就要跟一心向北发展的楚国发生交集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1-22 10:24
蚂蚁老师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视野广阔，作品生动形象，质朴自然，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为您点赞，期待您精彩继续。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24 00:19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1-22 10:24
蚂蚁老师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视野广阔，作品生动形象，质朴自然，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为您点赞，期待您精彩 ...

谢谢斑竹谬奖，欢迎批评。问好！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24 00:21
三九•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比齐桓公“迁邢存卫”稍早，鲁国的政局发生了动荡，其起因要从周惠王十五年（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也就是卫国亡国的前两年，鲁庄公病重时说起。

鲁庄公没有嫡子，四个儿子公子般、公子启、公子申和公子遂都是庶出，这时除了长子公子般以外，其他三个儿子都还年幼。鲁庄公还有三个兄弟，异母的大哥叫庆父，三弟叫叔牙，同母的四弟叫季友，也就是后来鲁国著名的卿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的始祖，由于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儿子，所以也被统称为“三桓”。

自知不起的鲁庄公想要立公子般为继位人，便先找了三弟叔牙来商量，可是叔牙却不仅不支持立公子般，而且根本就不主张由鲁庄公的儿子来继位，其理由是：“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这就是说，叔牙要搞兄终弟及——确切的说是“弟终兄及”——那一套。这简直太令人震惊了，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竟然说鲁国的惯例本来就是“一继一及”。

我们知道，父传子为“继”，兄传弟为“及”，如果叔牙所言不虚，那就是说鲁国的君位传承一直以来都是按照传一次儿子再传一次弟弟这样交替进行的。这显然违背了周公所建立的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周公的封国、号称“周礼尽在鲁”的鲁国，真的会是这样传承君位的吗？

答案是：是的！至少是从伯禽到鲁庄公这几百年来，鲁国的君位的确是按照“一继一及”这样传承的，因此有人主张，不仅仅在鲁国，甚至在整个西周时期的各个诸侯国，都还处在从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的过渡中，嫡长子继承制尚未最终确立，实行的正是折中的“一继一及”的世及制。

那么，周礼到底是嫡长子继承制还是世及制呢？从《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称“鲁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史记•鲁周公世家》称“一继一及，鲁之常也”，都不称“周之礼也”来看，恐怕鲁国的“一继一及”并不符合周礼，否则叔牙的智商也未免太让人捉急了点——他干嘛放着“周礼就是这样的”这句有着终极杀伤力的话不说，非要绕远说什么“你是知道的”和“这是惯例”呢？

而且，且不说在周礼当仁不让的代表者周王室从没发生过“一继一及”，就算是在鲁国发生的六次兄终弟及也不能当做某种确定了的制度来看待，因为鲁魏公和鲁桓公是弑兄自立，鲁献公是“鲁人立”，鲁孝公是周宣王立，鲁炀公则不知道是什么人所立，都不是按照某种礼法的规定理所当然的继位，要说不是由于种种巧合碰巧造成了这种“一继一及”的现象，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

不过，不管信服不信服吧，这都是一个题外话，题内的话是：鲁庄公不想搞什么“弟终兄及”，就又找来四弟季友商量。季友支持鲁庄公册立公子般，并且承诺将“以死奉般”，于是鲁庄公便把叔牙支持庆父继位的事告诉了季友，并让季友派人鸩（zhèn）杀了叔牙。

大概是由于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鲁庄公和季友才没把庆父也杀掉，因为叔牙死后只一个月，当年秋八月，鲁庄公就死了。这为鲁国留下了后患。结果，在季友拥立公子般继位后仅仅两个月，当年冬十月，庆父便指使公子般的仇人荦（luò）杀死了公子般，然后又在齐国的支持下拥立了鲁庄公的二儿子公子启为君。季友只好跑到陈国避难去了。

公子启就是鲁湣公。他是叔姜的儿子，叔姜是鲁庄公夫人哀姜的妹妹，两人都是齐国的公室之女，所以鲁湣公是齐国的外甥。大概正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齐桓公才同意了庆父的弑君另立。不过，支持鲁湣公继位并不等于就是支持庆父主持鲁政，因为在第二年（周惠王十六年，鲁湣公元年，前661年）八月的齐鲁两国国君的盟会上，齐桓公同意了鲁湣公让季友回国的请求。

鲁湣公之所以要让季友回国，按西晋杜预的说法，是由于“湣公初立，国家多难，以季子忠贤，故请霸主而复之”，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但其实这时候鲁湣公顶多也就八九岁，要说他能看出来“国家多难”和“季子忠贤”，还不如说他跟这个叔叔的关系比较亲密更有说服力——虽然亲不亲密也只是瞎猜而已。

我们不知道季友回国的确切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季友是庆父的政敌，他的回国必然会使鲁国的政局更加复杂甚至混乱。老谋深算的齐国君臣当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可既然看到了还同意让他回国，恐怕就很难说那目的是单纯的了。

结果，季友前脚回国，齐国大夫仲孙湫（jiǎo）后脚就来到鲁国“省（xǐng）难”——也就是慰问国难——来了。不用说，省难只是个幌子，但奇怪的是，仲孙湫此来却并不是奉了齐桓公的命令，而是趁出使他国的机会顺便来访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不知道，只能根据史书中的一些线索做些猜测。

《左传•湣公元年》说，仲孙湫回到齐国后向齐桓公汇报鲁国的情况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意思是说，如果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祸患就没有结束的那一天。这就是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出处。如果是一般人听了这句话，一定会问问为什么，可齐桓公不是一般人，他不关心为什么，他关心的是怎样才能除掉庆父，那种急切的心情似乎是恨不得马上就能把庆父给做了。

跟齐桓公的急切不同，仲孙湫很淡定，他说：“不作死就不会死，庆父自己就会把自己给作死。您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耐心等待就行。”齐桓公进一步问道：“鲁可取乎？”看来仲孙湫让他耐心等待的建议是完全没get到他的点，他已经急不可耐得连掩饰都顾不上了。这就是说，齐桓公对鲁国的确是怀有野心的，看来他同意季友归鲁还真就脱不了想要“因鲁难而取之”的嫌疑。

公道的说，这个时候还只是春秋的中早期，离大打兼并战争的战国还远得很，想要吞并像鲁国这样重要的诸侯国根本就是异想天开。想来，要不是仲孙湫以“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为由制止了齐桓公，并且劝齐桓公“宁鲁难而亲之”，只怕接下来要倒大霉的就是齐国而不是鲁国了。这就是说，仲孙湫的言行虽然看上去是对鲁国有利，但却使齐国避免了成为众矢之的的危险，实际上是对齐国更有利的，所以我们也许可以猜测，仲孙湫私自赴鲁省难可能是看到了齐国面临的潜在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他也许想要借此把自己装扮成很了解鲁国的样子，从而加大自己说服齐桓公的把握也未可知。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牵强的猜测，可能完全不是事实，但跟任何猜测都不同程度具有的这种悲催命运不同的是，事实证明，仲孙湫“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仲孙湫赴鲁省难之后过了多半年，周惠王十七年（鲁湣公二年，前660年）秋八月，比卫国亡国早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鲁难制造者”庆父果然故伎重演，指使大夫卜齮（yǐ）杀死了鲁湣公，再次干出了弑君的勾当来。季友也只好再次出奔，带着鲁庄公的三儿子公子申跑到了邾（zhū）国。

庆父这一次弑君的目的是想要自立，可是鲁国人不接受他，结果搞得他自己反倒在鲁国呆不下去了，不得不出奔到了莒（jǔ）国。这样，季友才得以奉公子申回国。公子申即位为鲁釐公后，季友以重金贿赂莒人，要求“引渡”庆父。庆父在莒国也呆不下去了，只好回国，进入鲁境走到密邑（今山东临沂沂水县西南）的时候，在请求季友放他一马未果后上吊自杀。

庆父死后，季友主持鲁政。为了表示自己逼死大哥、毒死三哥的行为不是出于私人恩怨，他让庆父之子公孙敖（孟穆伯）和叔牙之子公孙兹（叔孙戴伯）各自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卿位，这样孟孙氏和叔孙氏在鲁国政坛的势力才得以延续，不然的话，也就没有后来三桓弱鲁的事了。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1-25 12:00
继续欣赏学习，期待您精彩继续。
我给您发的消息您看到了吗？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27 01:05
四〇、齐桓公尊王攘夷（下）

齐桓公有一个娶自蔡国的夫人叫蔡姬，大概因为年轻的缘故，活泼好动，有点不知深浅，跟齐桓公划船游玩的时候拼命地晃悠船，让她别晃也不听，惹恼了齐桓公，把她打发回了蔡国。

不过，齐桓公虽然把蔡姬撵回了娘家，但却并没跟她“离婚”，可是蔡国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把她另嫁给了别人。这下激怒了齐桓公，周惠王二十一年（齐桓公三十年，鲁釐公四年，前656年）春正月，他会集鲁国、宋国、陈国、卫国、郑国，许国、曹国共同伐蔡。不用说，蔡国自然招架不住，“蔡溃”，国君蔡穆侯被俘。

击溃蔡国之后，齐桓公乘势率军南下伐楚，把军队开到了楚国的边境上。《史记•管晏列传》说这是管仲的主意，因为他觉得为了女人兴师动众太不高大上，顺便教训一下欺凌诸侯的楚国可以改变这一无厘头的形象。

这个时候，楚国已经先后灭了申、息、邓等国，伐黄服蔡，多次进攻郑国，越过淮河把触角伸到了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这不可避免的会和齐国发生利益冲突，所以早在六年前齐桓公就打算联合诸侯伐楚了，并且在伐蔡的前一年秋天还召集了阳谷（今山东泰安东平县西北）之会研究伐楚事宜。所以，伐蔡很可能只是一个避免过早引起楚国警觉的幌子，齐国真正的目标本来就是楚国，不然区区一个蔡国，齐国伸出个小手指头就收拾了，何需再另外找七个帮手呢？因此，在这件事上太史公也许是倒因为果了。

楚国现在的国君是“楚始称王”的那个楚武王的孙子楚成王，大概是见到诸侯联军势大，他不想真打起来，就派了个使者来见齐桓公，说：“齐国在北海，楚国在南海，我们之间风马牛不相及，怎么也没想到你们会跑这么远来到我们国家，发生什么事了吗？”

管仲负责接待楚使，他不忘接着打他的“尊王”大旗，回答道：“过去齐国受天子之命，可以讨伐不服从天子的诸侯，所以我们来问问，从前周昭王南巡没有回来，现在你们又多年不向天子进贡祭祀用的包茅，到底是什么原因。”

楚使回答道：“天下不听从周天子的诸侯多了去了，虽然如此，我们也承认不进贡包茅是我们的错，以后照常进贡就是了。至于周昭王为什么没回去，你们应该去问汉水。”他这番话不亢不卑，非常令人钦佩，可惜史书上没留下他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齐桓公除了得到这么两句噎人的话什么也没得到，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下令继续进军到陉（xíng，今河南漯河郾城区南）这个地方。楚成王见对话不管用，便也发兵相拒，但联军却并不跟楚军交战，见楚军来了，又稍稍后撤了一些，驻扎到召陵（今河南漯河郾城区东南）跟楚军对峙了起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峙的双方一仗也没打，就这样一直相持到了夏天。楚成王耐不住性子，又派大夫屈完去见齐桓公。齐桓公命令联军列阵，带着屈完乘车观看自己的强大阵容，然后吓唬屈完说：“用这样的军队去野战，什么敌人打不败？用这样的军队去攻城，什么城池攻不破？”屈完也不含糊，回怼道：“您若是以德服众，天下谁敢不服？但您要是以武力相威胁，那我们楚国就以方城山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跟您战斗到底，您的军队再多也没有用。”齐桓公见没吓唬住屈完，再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事，只好答应跟楚国讲和，“盟而去”。

应该说，齐桓公退军退得不是那么风光，但他毕竟在整个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动，因此才能够兵不血刃的逼迫楚国承认不进贡的过错，达成了“召陵之盟”，从而遏制了楚国向北扩张的势头，进一步确立了齐国中原霸主的地位，所以这次伐楚仍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

第二年（周惠王二十二年，齐桓公三十一年，鲁釐公五年，前655年），暂时压住了楚国的势头，齐桓公又想要管周王室的事了。夏天，齐桓公在首止（今河南商丘睢县东南）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开会，并邀请周太子郑参加，以示对他的支持。周惠王本来已经打算废掉太子郑，改立小儿子带为太子了，现在见到齐桓公支持太子郑，只好另打主意。

他的主意是拉拢郑文公。当年秋天，首止之会将要结盟的时候，周惠王派人偷偷去见郑文公，对他说：“天子扶持你依顺楚国，再让晋国来辅助你，这样你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言下之意是挑拨郑文公别跟着齐桓公混了。郑文公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兴高采烈地就答应了，于是不顾大夫孔叔的阻止，偷偷逃离首止，跑回郑国去了。

可是，躲得过初一，还躲得过十五吗？第二年（周惠王二十三年，齐桓公三十二年，鲁釐公六年，前654年）夏天，齐桓公召集诸侯伐郑，围新密（今河南郑州新密市东南），但由于楚国出兵救郑，包围了许国，诸侯不得不撤围救许，所以第一次伐郑无果。齐桓公不肯善罢甘休，转过年（周惠王二十四年，齐桓公三十三年，鲁釐公七年，前653年）的春天再次伐郑。这一次郑文公熊了，为了自保，便杀了大夫郑申侯以取悦齐。

我们不知道杀郑申侯是一种什么操作，因为郑申侯并没得罪齐桓公，相反还有功于齐桓公。召陵之盟达成后齐桓公撤军，陈国大夫辕涛涂为了减少陈国供应军费的开支，曾建议齐桓公不走陈郑之间，而走东边的路线，“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幸亏郑申侯及时劝阻，才避免了以疲惫之师入于强敌之境的危险。齐桓公为此还替郑国做主把虎牢邑（今河南郑州荥阳市西北）奖给了郑申侯，所以，要说杀了郑申侯能取悦齐桓公，那可真是莫名其妙。不过，郑国毕竟是服软了，而齐桓公也没深究这件事，莫名其妙也就只能莫名其妙了。

当年秋七月，齐桓公和鲁、宋、陈盟于宁母（今山东济宁金乡县东南），商量怎么处理郑国。郑文公派世子华赴会听命。正常来说，华已经是世子了，只要耐心等到郑文公死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成为郑国的新君，可是他有野心，一切就不那么正常了。华偷偷地对齐桓公说：“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若君去之以为成，我以郑为内臣，君亦无所不利焉。”意思就是说，如果齐桓公立他为郑君，他会像内臣那样侍奉齐国。卖国卖父，他可真够无耻的。

齐桓公觉得诸侯伐郑拖了这么久也没个结果，现在郑国自己要闹内乱，是个难得的机会，就想答应华的请求。管仲劝他说：“我们以德伐郑，何必跟这种乱臣贼子搅和到一起呢？那岂不是等于给郑国找到了抵抗我们的理由？而且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个贤人为政，叛乱一定不会成功。”齐桓公这才改变主意，拒绝了华的请求。郑文公听说之后，总算悔过味来，冬天，“请盟于齐”。

郑国被齐国摁下去了，周惠王利用郑国改立王子带的主意也就落了空。当年冬天闰十二月，他在失望中死去。太子郑担心弟弟带造反，不敢发丧也不敢登基，秘密派人向齐桓公求助。

第二年（周惠王二十五年，齐桓公三十四年，鲁釐公八年，前652年）正月，齐桓公跟周、鲁、宋、卫、许、曹、陈、郑盟于洮（táo，今山东菏泽鄄城县南），拥立周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又过了一年，也就是周襄王元年（齐桓公三十五年，鲁釐公九年，前651年）的夏天，齐桓公再次召集鲁、宋、卫、郑、许、曹等国在葵丘（今河南商丘民权县东北）会盟，这便是著名的“葵丘之会”，是齐桓公一生事业的巅峰。

—— 未完待续 ——

---

作者: 李听圃    时间: 2019-11-27 08:37
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有管仲等一些谋士的辅佐也是一大原因。继续关注连载。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1-27 12:53

李听圃 发表于 2019-11-27 08:37
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有管仲等一些谋士的辅佐也是一大原因。继续关注连载。

谢谢关注评论，问好！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1-29 13:22
拜读学习老师连载，期待您继续。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2-1 02:18
四一、晋献公先平乱后生乱

晋献公是完成了曲沃代翼的那个晋武公的儿子，于周釐（xī）王五年（晋武公三十九年，鲁庄公十七年，前677年）即位，死于周襄王元年（晋献公二十六年，鲁釐公九年，前651年）。他即位的前一年，齐桓公召集了第一次幽之会，“始霸诸侯”；他去世的那一年，齐桓公又召集了葵丘之会，达到事业的巅峰，所以他整个是生活在齐桓公的事业上升期，因而被掩去了不少光芒，但其实他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有为之君。

从晋献公的曾祖曲沃桓叔到他的爷爷曲沃庄伯再到他的父亲晋武公，作为晋国小宗的曲沃一支，用了三代人六十七年的时间取代了大宗。这当中的血腥残酷，晋献公耳闻目睹，一定深谙其中三味，所以现在也成了大宗的他，对自己家那些权势很大而又张扬跋扈的小宗群公子，也就是所谓“桓庄之族”，颇为忌惮。

他不想让历史重演，但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所以只能隐忍不发，直到六年后（周惠王六年，晋献公六年，鲁庄公二十三年年，前671年）才有大夫士蒍（wěi）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富子是这伙人的头头，只要把富子干掉，其他人就好对付了。”晋献公同意让他去试试看。

士蒍这家伙挺阴，他不真刀真枪的跟富子干，而是去挑拨富子跟其他人的关系。群公子果然中计，士蒍如愿将富子“去之”。富子被除去后，又有游氏二子坐大。士蒍故伎重演，挑拨群公子先杀了游氏二子，又杀了游氏全族。

这样一来，桓庄之族只剩下了些庸碌之辈，既没有实力也没有见识，周惠王八年（晋献公八年，鲁庄公二十五年，前669年），被统统迁到了聚邑（今山西运城绛县东南），同年冬天，晋献公“围聚，尽杀群公子”，只有少数几个漏网之鱼跑到了南虢国，从此晋国无公族。

晋献公消灭了威胁君位的小宗势力之后，开始谋求对外扩张，但很快他又陷入到对世子申生的猜忌之中，可令人意外的是，他这样折腾并未引起朝局的动荡，也没影响晋国扩张的势头，实在是不能不令人对他刮目相看。

晋献公之所以会对自己的继位人产生猜忌，主要是由于骊姬的挑拨。骊姬和她的妹妹都是晋献公讨伐骊戎获得的战利品，也都给晋献公生了儿子，骊姬的儿子叫奚齐，她妹妹的儿子叫卓子，而骊姬最得晋献公的宠爱。

晋献公另外还有三个儿子，分别叫申生、重耳和夷吾，都比奚齐年长，其中长子申生素有贤德，被立为世子。骊姬想要立自己的儿子奚齐为世子，便想要把申生、重耳和夷吾从晋献公身边支开，以便乘机挑拨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于是她收买了晋献公的两个宠臣，让他俩劝说晋献公派世子看守宗庙，派重耳和夷吾镇守边疆。晋献公这时候还很信任自己的儿子们，没有多想什么，就在周惠王十一年（晋献公十一年，鲁庄公二十八年，前666年）让世子申生居曲沃（今山西临汾曲沃县西南），重耳居蒲城（今山西临汾隰县西北），夷吾居屈邑（今山西临汾吉县北），只留下奚齐和卓子跟自己住在国都。

到了周惠王十六年（晋献公是六年，鲁湣公元年，前661年），晋献公把当初“以一军为晋侯”的晋军扩编为上下两军，自己亲自统帅上军，由世子申生统帅下军，伐灭了霍、魏、耿三国。凯旋后，又为世子修筑了曲沃城。这样，世子的实力得到空前的壮大，犯了“末大于本”的忌，为骊姬进谗言创造了机会。

有一天夜里，骊姬哭着对晋献公说：“世子好仁而宽惠，得人心、势力大。他说我狐媚惑主将要乱国，想要让您杀掉我。您不听他的恐怕也要遭殃，所以还是请您杀掉我吧。”晋献公不信，反问道：“哪有对百姓好却对自己父亲不好的道理？”骊姬说：“普通人以爱自己的亲人为仁，而治国者却以爱百姓为仁。如果杀掉自己的亲人而让百姓得到好处，百姓并不会责骂或者背叛他。当初纣王的儿子要是这么做，纣王就没有机会作恶，商朝也不会灭亡，我们上哪去知道纣王是好还是坏？武王哪还有机会得到天下？请您想一想，自从曲沃桓叔以来，您的爷爷和爸爸如果爱自己的亲人，大概也就没有曲沃代翼了吧。”骊姬的话勾起了晋献公对曲沃代翼的可怕回忆，从此不再信任自己的世子了。

第二年（周惠王十七年，晋献公十七年，鲁湣公二年，前660年），晋献公赐给世子申生“偏衣”和“金玦（jué）”，命他讨伐东山皋落之戎。偏衣是一种左右异色的衣服，我们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但这种跟扑克牌里大鬼一样的衣服肯定不会是好意思，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绝对应该穿纯色的衣服。玦本是带缺口的环形玉器，意味着断绝、决绝，金则是凶器，把金玦送给出征的人，那意思该有多狠毒是不言自明的事。

晋献公是不想让申生再回来了，这一点随军出征的晋国大夫们也都看了出来。申生要是明智，他就该弃军出奔，因为不论他战胜或者战败，都将加深他父亲对他的敌意。战胜，那就是“得众”，势必将威胁晋献公的君位；战败，那自不必说，没准会立即被军法从事。但申生这个呆鸟却自以为只要自己不犯错，他爹就拿他没办法，偏偏打了胜仗回来了。

晋献公的确没理由立即杀死自己的世子，就又把自己平定群公子以前的隐忍功夫拿了出来，耐心等待机会。当然，在等待抓住世子把柄的时间里，他也没闲着，又打起了南虢国和虞国的主意，于周惠王十九年（晋献公十九年，鲁釐公二年，前658年）借道虞国讨伐南虢（guó）国，攻取了下阳（今山西运城平陆县东北）。

又过了两年（晋献公二十一年，鲁釐公四年，前656年），骊姬见总也没有什么机会，便决定创造一个机会。她对申生说：“你父亲梦到了你的生母齐姜，让你去祭祀她。”申生领命，回来后按规矩把祭祀的胙（zuò）肉献给父亲，不知道是不是骊姬安排好的，正赶上晋献公在外面打猎不在家，胙肉就落到了骊姬手里被下了毒。

晋献公回来要吃肉的时候，骊姬阻止他说：“从外边来的东西，最好检查一下再吃。”就让一条狗先吃，结果被毒死了，又让一个“小臣”吃，也被毒死了。骊姬趁机诬陷世子申生想要弑君自立。申生听说后知道自己无可辩白，跑回曲沃自缢而死。

这时候重耳和夷吾正好也在晋都，骊姬又进谗言说他俩也知道这件事，吓得重耳和夷吾也赶紧跑回了自己的住地。他俩这一跑，晋献公更相信他们心里有鬼了，便在第二年（周惠王二十二年，晋献公二十二年，鲁釐公五年，前655年）派兵攻打蒲城，重耳出奔到狄人之中，又过了一年（周惠王二十三年，晋献公二十三年，鲁釐公六年，前654年），伐屈邑，夷吾也出奔到梁国去了。

三个儿子背叛自己，要是一般人一定会感到伤心失落，但晋献公好像不是那样的人。他在赶跑了重耳之后并没急着对付夷吾，而是再次借道虞国先灭掉了南虢国，然后又在回师途中趁虞国不备顺手灭掉了虞国，转过年来才去攻打夷吾，似乎完全是在按既定计划行事，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感情上的波动。

晋献公这一生，先平定了桓庄之族觊觎（jì yú）君位的乱局，又开启了自己儿子争夺储位的乱局，在他平乱生乱的间隙，还抽空吞并降服了周边一系列国家，“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使晋国的疆域扩大到西跨黄河跟秦国接壤；南扼交通要冲桃林塞，达到山西河南的交界处；东达太行山；北与戎狄相接，成为雄踞北方的大国，虽然是个很不好评价的君主，但绝不是个碌碌无为的人物。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2-2 17:56
拜读学习，期待老师继续。

---

作者: 蚂蚁神威    时间: 2019-12-5 00:48
四二、晋献公假途伐虢（guó）

周惠王十九年（晋献公十九年，鲁釐公二年，前658年），晋献公借道虞国讨伐南虢（guó）国，攻取了南虢重镇下阳（今山西运城平陆县东北）。三年后，周惠王二十二年（晋献公二十二年，鲁釐公五年，前655年），晋献公再次借道虞国，攻下南虢国的都城上阳（今河南三门峡湖滨区）灭掉了南虢国，然后在回师途中趁虞国不备顺手又灭掉了虞国。这就是国史中著名的“假途伐虢”。

有周一代共存在过五个虢国，分别被后人称作东虢、西虢、南虢、北虢和小虢，其中：西虢（今陕西宝鸡陈仓区）是周文王同母弟虢叔的封国，后来大约在宣平之际东迁到上阳，因为位于黄河以南所以改称为南虢，其留在陕西宝鸡故地的族属则被称为小虢，于周庄王十年（秦武公十一年，鲁庄公七年，前687年）为秦国所灭；东虢（今河南郑州荥阳市汜水镇）是周文王异母弟虢仲的封国，于周平王四年（郑武公四年，前767年）为郑国所灭，一说其遗属迁至下阳依附于南虢，因为位于黄河以北所以被称作北虢，一说上下阳类似于丰镐（hào）二京，南北二虢实为一虢，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对。

虢叔这一支的虢国无论在东迁前还是在东迁后都跟周王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史书中经常代表周天子出使、出征或者主持周政的各个“虢公”，都是这一支虢国的国君，所以南虢跟现在的晋国其实是“有仇”的，因为在曲沃代翼的过程中，南虢曾经数次奉王命进行干预。

当然，对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这种“想当年”的恩怨完全不足以引发一场战争。对晋献公而言，有一个现实的忧虑比这种陈年往事更让他挂怀，那便是一些漏网的桓庄之族跑到了南虢国被南虢国收留了，并且南虢国为此曾两次侵晋。如果晋献公担心不干掉虢国将“后遗子孙忧”，那就很难不让他对南虢国痛下杀手了，而事实上他正是这么想的。

南虢国这时的国君是虢公丑，他迷信鬼神、傲慢自大、穷兵黩武，早就被他的太史史嚚（yín）断言为“虢其亡乎”，而他的大夫舟之侨也认为南虢国“内外无亲”，不久就会灭亡，所以不肯等着一起遭殃而带着家人投奔了晋国。

但是晋献公却不敢贸然进攻南虢国，因为虞国正好卡在晋国通往南虢国的道路上。虞国和南虢国是铁杆盟友，“攻郭（虢）则虞救之，攻虞则郭（虢）救之”，这让晋献公不得不忌惮三分，非常闹心。大夫荀息看出了晋献公的心思，便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用屈邑（今山西临汾吉县北）出产的良马和垂棘（地望不详）出产的玉璧去贿赂虞国，以便离间虞国和南虢国的关系，从而借道虞国出兵攻打南虢国。

晋献公有些担忧，说：“这两样东西都是晋国的国宝，要是虞国接受了贿赂却不肯借道，那损失不是太大了吗？”荀息说：“小国侍奉大国哪敢这样做呢？虞国如果不肯借道就不敢收您的东西，要是收了东西那就一定会借道。您只不过是把这些国宝暂时寄存在虞国，等灭了虞国就可以收回来，就像把宝贝从内库搬到外库一样，里外都还是您的。”

晋献公仍然担心，说：“可是虞国的宫之奇很有智谋，他要是识破了怎么办？”荀息说：“宫之奇这个人心里明白但是嘴上说不明白，他为人懦弱不敢强谏，又比虞君大不了几岁，虞君不会重视他的话；而且虞君是个贪财好利的人，智商只在中等以下，根本看不到借路的潜在危害，所以就算宫之奇劝阻，虞君也一定不会听。”

晋献公这才放下心来，派荀息出使虞国。虞君果然见钱眼开，不听宫之奇的劝谏，答应了晋国假道伐虢的请求。周惠王十九年（晋献公十九年，鲁釐公二年，前658年）夏，晋国里克、荀息率军顺利通过虞境，攻取了南虢国的下阳。

三年之后（周惠王二十二年，晋献公二十二年，鲁釐公五年，前655年），晋献公故伎重演，再次跟虞国借道。宫之奇对虞君说：“借道这种事有一次就已经很过分了，不能没完没了。虞国和南虢国就像牙床挨着腮帮子（辅车相依），谁也离不开谁，唇亡则齿寒，南虢国要是灭亡了，虞国也不能独存。”

虞君不相信，说：“晋国跟虞国同姓，哪能害我呢！”宫之奇说：“南虢国跟晋国也是同姓，晋国能灭同姓的南虢国，同样也会灭同姓的虞国。而且，虞国跟晋国的关系能比桓庄之族更亲吗？桓庄之族并没有什么罪，只是因为有些骄横就遭到了屠戮。亲人尚且如此，就别说国与国之间了。”

虞君还是不信，又说：“我祭祀的时候丰盛而洁净，神明一定会保佑我。”宫之奇说：“鬼神只保佑有德行的人。没有德行，百姓不和，神明也不会保佑。假设晋国灭掉虞国之后以明德祭祀神灵，难道神灵还会把晋国的祭品吐出来吗？”

宫之奇这些话说得生动形象、鞭辟入里，荀息说他心里明白但嘴上说不明白，看来并不准确。不过，荀息说虞君智商不在线却说的很准，因为虞君终于还是没听宫之奇的劝谏，答应了晋国的借道请求。宫之奇知道虞国必亡，便带着妻儿老小躲到曹国去了。

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经过四个月的围城，晋军终于攻克南虢国的都城上阳，虢公丑逃往京师，南虢国灭亡。随后，晋献公班师回到虞国。虞君仍然没意识到大祸已经临头，允许晋军在虞都宿营，结果在毫无防备之下被晋军偷袭得手，一国君臣都成了俘虏，后来全被晋献公当成女儿穆姬的奴隶，陪嫁到秦国去了。

晋献公灭南虢国和虞国，给我们留下了“假途伐虢”、“辅车相依”和“唇亡齿寒”三个成语，但对晋献公来说他得到的却是重大的战略利益。南虢国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占领它就可以直出伊洛盆地，控制成周并进而挟制中原各国，同时还可以扼住交通要冲桃林塞，遮断秦国进出中原的通道。在整个春秋时期，秦国始终困居关中难以东向争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晋国的阻隔，而这完全是拜晋献公所赐。

—— 未完待续 ——

---

作者: 云上云上    时间: 2019-12-5 11:49
拜读学习，祝老师创作愉快！

---

作者: 白水    时间: 2019-12-5 22:28

蚂蚁神威 发表于 2019-11-19 00:37
三七、郑厉公入惠王于周

郑厉公被齐桓公教训了一顿，不敢再向东跟齐国争锋，可他又有野心，不甘居于人下 ...

天下纷争，霸王能臣轮番登场。

---

作者: 白水    时间: 2019-12-7 09:48
明君能臣国运昌，庸君臣能两分心。

---

欢迎光临 四季歌文学社区 (http://www.shijiwenxue.top/)

Powered by Discuz! X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