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向两个“长青”交待？

一个放羊娃

我们如何向两个“长青”交待？
            
    胡长清，生前曾任江西省副省长，因受贿544万元被判处死刑，于2000年3月8日执行枪决。
    周长青，生前曾任陕西省机电总公司总经理，利用职权多次携公款到澳门赌博，先后输掉公款2000多万元，2001年1月执行枪决。
    这两个“长青”被枪决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之所以再次提起，缘于最近两个贪官的判决，这两个贪官都是省级干部，受贿几千万元，一个判处11年有期徒刑，一个判处12年有期徒刑，和两个“长青”比较起来，判处之轻，天壤之别。
    我不是为两个“长青”叫屈，而是为最近这两个省级贪官祝贺，他们太幸运了，搂到手几千万，如果抓不住，祖祖辈辈享用不尽，如果被抓住了，无非判几年了事，犯罪成本如此低廉，何不大大胆胆赌一把呢？
    其实，这两个省级贪官还不是最实惠者，我们有受贿上亿元、十几亿元、几十亿元的大贪官，不也只判了个死缓么？何况有的虽然名义上被判了刑，其实以多种理由保外就医，甚至有的刚刚被宣判，立即就监外执行了，等于没有蹲一天大狱。这两个“长青”如果活到今天，即使不被枪毙，也得活活气死。
    我认为，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惩处力度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应该以雷霆万钧之力加大惩处力度才是，只有这样才能遏制腐败。其理由是：
    一是我们的现行机制尚没有达到机制反腐的程度，基本上以惩治手段反腐。从国际上看，机制反腐具有根本性、预防性、主力军的属性，而惩处是辅助手段，具有被动性、偶然性、马后炮的属性，这两种手段应该相辅相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机制反腐正处于运作中，尚没有走下生产线，主要靠惩处反腐，这就是一条腿走路，如果这一条腿再疲软，那就彻底瘫痪，相当危险了。
    二是反腐的艰巨性。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证明，腐败是相当顽固的，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彻底解决。即使在预防机制和惩处手段相对完善的国家，腐败尚不能绝迹，何况我们的预防机制缺失。惩处有效，但也有限。明朝初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开国皇帝朱元璋很重视反腐，手段也相当残酷，对贪官他动辄杀头、剥皮、凌迟，甚至株连九族，进而连自己的女婿也不放过，但腐败虽然有所收敛，并未绝迹，最终形成燎原之势，毁掉了大明王朝。拿当今的例子，对违犯中央八项规定的处理不可谓不严肃，但仍然有人赴汤蹈火，绵延不绝。这还仅仅停留在违纪的层面，尚未到违法的层面。明初惩处力度如此之大，尚不足以杜绝腐败，何况当今惩处手段跟不上，其后果不言而喻。
    三是查处腐败相当困难。中国的腐败分子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恐怕天王老子也搞不清。有人说，被查处的不过百分之一，还有人说，被查处的不过十分之一。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反正被查处的是少数，有些甚至是小偷偷出来的贪官，小蜜、二奶赌气抛出来的贪官，贪官内讧浮出来的贪官。总之，非常规暴露的贪官占很大的比例，正儿不经查处相当困难，因为贪官的隐蔽性很强，大都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交易，很难被发觉。好不容易查处一个，处理时轻描淡写，隔靴搔痒，不但起不到震慑的作用，反而更助长了贪官的侥幸心理，无异于火上浇油。
    当然原因也许还很多，但仅仅以上3点，就足以说明加大惩处力度的必要性、紧迫性。
    当前反腐形势如此严峻，偏偏有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叫嚷对贪官手下留情，废除死刑。我怀疑这些人本身就是潜在的贪官，兔死狐悲，也为自己暴露后留条后路。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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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云上

反腐倡廉，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