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歌文学社区

标题: 《读书杂谈笔录》（修订稿） [打印本页]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0-22 16:49
标题: 《读书杂谈笔录》（修订稿）
“读书杂谈笔录”修订之说明

新世纪步入第二个十年以来，依多年游荡文化网站的切身感受，针对千禧年前后，伴随网络家庭化普及，曾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式各样文化性网站、论坛、博客等现状，虽不敢断言均已华丽转身，但确实出现了明显分化，并进入了新的层次境界。至于处于“新的层次境界”之下的网络化文艺，它们究竟是何种格调性质呢？或说过去或未来三五年之间，网络文化建设在社会文明进步中究竟已经和还将取得何等价值和意义？其实，像如此疑问，并不是我自己真正要关心的话题，而仅是通过这样一个引子来说明下，为何由去年至今原本存在于网络上的像《杂咀稗说》《明湖夜话》《其人其书》《刀锋网络》和《读书杂谈笔录》等辑本中的网文，眼下还慕求在“四季歌文学”社区中再现的根由和原委。
话说今年拙作《光看别戳》自费出版后，原本历经磨合才得以直言不讳的京都某出版中介朋友，针对我意欲再出版杂文集的咨询，她不但愿意帮忙，并且表示尽可能协调“质优价廉”出书。于是，我欣然把年初以来总算整理了十万字数的《读书杂谈笔录》悉数转交，原本希望能得到遴选匡正，若能符合行业规则，再出版一册单本纸质文书，则足以了却宿愿了。看过了网络已有的《读书杂谈笔录》之后，对方不仅爽然应诺，并认定现有内容即可出书，亦认同了我进一步修订满意后再签合同的心情。
承蒙朋友鼓励，于是忙里偷闲，开始将原本在网络转帖中已经修饰整改N遍的杂文散篇，再次从头到脚，逐一斟酌句读。或许因为在已出版书本中存留太多意外和遗憾的缘故吧，此次作为伊始，虽说好像踌躇满志，但却始终举步不前。何以至此呢？
毋庸置疑，类似“静坐多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一样的警示语句，在国学文化中不仅仅是流传了千年之久，而且步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尤其是近一两年于华人网络和微信圈子内，单是传播甚广的诸多“心灵鸡汤”般文化教诲中，如此立场鲜明的“箴言”“警句”更加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社会“行为本则”和“做人规范”了。因此，尽管在现有的任何形式模样的“传媒”里面，无论其是肢体语言、影像表达还是书画文字，事实上，都无一例外地在这里那里展示着对客观世界，尤其是对人类某些个人或集体行为的评头论足和说三道四。但在有史以来，起码是掌握了社会话语权的所谓“舆论导向”“御用文人”“主流媒体”之最大的共性特征，就是号召人民大众应该如何“听话”而不是“说话”。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既然有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和人生体察，因此，再回头审视《读书杂谈笔录》之中一份显然就是“毫无顾忌”，并且明显是针对以往和现今社会名流或文化巨人/大家的艺术作品，而给予虽说不过就是于泛泛阅读或应景思辨之中的随笔和偶记，但还竟然鼓捣出来公开示人、招嫌、惹祸的行举，也就必定心存疑虑而忐忑不安了！
在上述确乎就是自相矛盾而近似病态的剖析之下，为何眼下还要“恣意妄为”而“不思悔改”呢？其实，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应该归咎于在我半百人生历练中，所受的学校教育、阅读书籍和生活实践使然。因此，我也就不再担心“自曝其丑”，尽可能把以往读书思学中一些随笔偶记的“文字表达”，将其抹划得更加清晰、明白和易懂一些。寄希望于有时间、兴致并热衷于研究人类个案行为缘由的同行、同志、同好们，引以为鉴吧。
综上所述，又因为我自己确实不完全认同我妻子和某些朋友曾说过“你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的评价，因此在浏览“四季歌文学”社区诸多栏目之后，决意把这个《读书杂谈笔录》（修订稿）张贴于“休闲”类“文化文艺杂谈”中间，旨在表明其内容话语，即便不等同于街头巷议的胡扯闲话，亦不过就是一类冒充“文化人”的呓语梦想而已。
（2015年10月22日星期四草于济南）
作者: 李听圃    时间: 2015-10-22 21:47
欢迎克谐老师的作品，虽然有些片段我已看过，但总感觉对我们大家的人生有益，我和四季的读者们期待你的心情文字，人生感悟，为大家带来顿悟和反思。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0-23 10:25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1 10:00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一章闲话晏子

己丑年（2009年）春节假期，于山东省滨州市区旧书摊上，花了五十元钱，淘得闲书二十七本。春节过后，每晚睡前，依次从卖书人顺便送的纸箱子里面抽出来一本，翻翻读读，倦意而眠。
二十七本究竟都是啥书呢？虽然，这些书都是亲手挑选过的，仅是过去了月余，眼下我自己却已经说不大清楚了。此刻，在枕边书架上，俯身查看已经翻阅过的这些书籍，即有七十年代版本的《鲁迅文选（一）》，亦有九十年代少年读物《看漫画写作文》；另外，还可见到二十一世纪翻新的《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和《中国历代文论精品（三）》……但是，就在这中间，显然最多的还是远方出版社不知何年何月刊出的《名家藏书》。
《名家藏书》每一本后面都印着“定价1260.00元（全50卷）”，而其侧面亦有书名和编号。当初，在书摊上卖价“每本三元、十元四本”，因那会儿随手翻阅之间，即发现里面包括一再寻找的金圣叹书评。于是，明知仅是支零破碎的散篇而非齐全的一整套，依然悉数网罗，至于这些散卷的书目和内容，当时并未深究。
在《名家藏书》第三十卷内包括两本书，即《晏子春秋》和《颜氏家训》。仅前者，读习已逾周余，更于时常掩卷冥思且亦无法猝读之间，寻找着点滴春秋故事，借以帮助自我相关那一段历史事实的对比和记忆。
时下，国学昌盛，论坛纷飞。从经书、蒙学到医术、巫蛊，真格的已经是讲者舌如巧簧、覆手云雨，而听者每每诚惶诚恐、意马心猿。
何谓历史？历史为何？当下社会是否需要“正本清源”？而所谓“和谐大同”和“实事求是”又应该是何等模样？诸如此类问题，当下之中国，圣贤不屑，愚夫掩耳，唯中庸者逡巡而鼓噪。
此刻，闲读《晏婴春秋》，洞悉星光，窃喜之余，晒此商榷。

“晏子生年不详，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500年），一生参政50余年，曾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国君。其中，事齐景公40余年。集三朝重臣、一代名相于一身，在齐国历任相国中最具传奇色 。他长期周旋在昏聩平庸国君周围，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用独特品格和高超智慧，赢得了生前身后名望。孟子有过‘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孟子•公孙丑上》）的评价。司马迁则把他与管仲相提并论，发出‘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的赞叹。”（搜自“百度”，本文引用中有删改。）
关于晏子其人其事，曾于受学校教育之际，凡是语文、历史、政治课本上确乎也着墨不多，自然没能留下多少印象。倒是课外闲杂书中间，像“二桃杀三士”“晏子使楚不入狗门”“南橘北枳”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常常遇见，亦每每称奇。
由济南市区往北越过黄河大桥，再往西南方向上驱车不足半小时，便有一老县城。关于此县城，前些年曾叫“晏城”，现今名“齐河”，眼下辖属归于德州地区。吾自工作以来，或公或私曾数度光顾其地，而最近一次就在去年十一月期间。虽说每次都因公务在身，来去齐河总是匆匆，但就晏城名称的来由，而每次我都要垂询再三。令我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遇到一位能够说明白更多“晏城”典故的人。最近一次在齐河，我曾要求民政部门朋友一起到晏子故居看看，但他们说那儿仅留下了一个门楼，实在没啥可看的，于是作罢！
《史记•管晏列传》上有言：“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用大白话解释，即晏子周朝齐国的东莱人，有的说“夷维”是在现今山东的高密。既然如此，齐河又与晏子何干呢？
齐河的古晏城，被盛传为晏子的食邑封地。清朝乾隆皇帝巡视齐河，曾经于参观晏婴祠之后，留诗曰：
彰君赐固服桓子，
执彼鞭犹慕史迁。
羸马敝车一时耳，
晏城千古属斯贤。
既然在这帝王诗篇之中，亦认可了晏婴在齐河的史实，本应毋庸置疑。但是，关于齐河此地曾是晏子采邑的认知，我自己却并非来自帝王圣书，而是近来读习《晏子春秋》之后，才真正明确下来。
《晏子春秋》上记载，一次晏子犯颜直谏，齐景公曾决议把东阿加封给晏子，但遭到了晏子本人的拒绝。东阿位于齐河西南，据此可推测晏子原采邑的位置，应距离东阿不远。进而言，现今齐河至平阴、东阿之间，均可能为那会儿晏婴封地之所在。
近年来，在国学炽热之际，影视书刊之上，相关孔圣人(前551-前479)的故事，依然不绝耳目。
一日餐桌上，偶遇某大学中文系一名八十年代初期的硕士生，此君曾任某副省长的秘书。举杯换盏之间，吾闲扯地问道：“七十年代为什么批孔？”
现今屈就某私企谋生的该君，或因许触及其特长，随即兴致大发。由批林、批孔、批宋江运动，到历朝历代驳儒反孔之故事……旁征博引，侃侃而谈。
至于他当时列举的诸多批斗理由，我现存记忆了了。也正是有此偶遇后，我自己始知在孔夫子一生中原本还有一些忌讳或说公案哩。或因文献欠缺，或是后人维护“至尊、大圣、天师”形象之需要。总之，关于孔圣人的为人及其生活末节，特别在那些举国敬仰而非打倒批臭的年代里，确实存有一些故意模糊甚或避而不谈的问题。若进一步探究其问题，焦点莫过于孔圣人的婚姻真相、见南子事实、诛少正卯之内幕吧。
为何在此十分突兀地插入了一段相关孔圣人的闲话呢？因为，就在我近来读习《晏子春秋》之间，对于孔子非“神”是“人”的认识，却较以往有所升华，并且由此引发了我个人不再是盲目轻慢或任性鄙视，而是有理、有据、有节的仰慕和敬畏……敬畏其贤，甚或不吝尊其为“至圣先师”也。
晏子与孔子不仅同处周朝的春秋时代，而且还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在《晏子春秋》中，凡涉及其二人交往的故事，粗略估计也有五篇之多。据说晏子大孔子30岁，但因晏子生年不详，这种说法不敢首肯。不过，仅从《晏子春秋》中相关两人之间的几则故事，颇能张显这两位对华夏文化建树卓越者之性情及其品格。像是这样一些故事传说，即便全都是后人嫁接或演义的结果，但是，仅从表现他们言谈举止的一份自然坦荡而不失德性的姿态表象方面上，就特别值得后人，尤其是当代的圣贤达人们，去认真揣摩和仔细品味。
《晏子春秋•外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孔子到齐国拜见了齐景公，齐景公便对孔子说，先生是不是也见一见我的宰相（晏子）啊？
于是，仲尼对答，曰：“臣闻晏子事三君而得顺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见也。”
孔子走后，齐景公就把孔子讲的话，说给了晏子听。晏子回答如是：孔子说的不对啊！我并无三心，而是三位君主原本就一心的缘故。三位君主都一心要国家安定，所以，我才能顺利作为。
以往在翻阅孔孟之道书本中，我自己没有见到上面有直言明说：“君子不侍二主，好女不嫁二男。”但是，毋庸置疑，像“生死事小、失节为大”之理念，确乎实实在在地根植于儒家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故此，孔子以“事三君而得顺”为由，进而拒绝拜见晏子之情节，于情于理上也都说得过去。然而，在这一段故事中晏子的应答，尤其是孔子随后的表现，尤其显现出了古代智慧贤达之人在品格德行上的精微高妙、若谷虚怀和气度非凡。
另外，再看《晏子春秋•外篇》中一段记载“孔子见齐景公而不见晏子”的章节，其说如是。
子贡曰：“见君而不见其从政者，可乎？”
仲尼曰：“吾闻晏子事三君而顺焉，吾疑其为人。”
晏子闻之，曰：“婴则齐之世民也，不维其行，不识其过，不能自立也。婴闻之，有幸见爰，无幸见恶，声响相应，见行而从之者也；婴闻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顺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顺焉，今未见婴之行，而非其顺也；婴闻之，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孔子拔树削迹，不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非人不得其故，是犹泽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网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贵之，今吾望儒而疑之。”
仲尼闻之，曰：“语有之，言发于尔不可止于远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众也。吾窃议晏子，而不中夫人之过，吾罪几矣。丘闻，君子过人以为友，不及人以为师。今丘失言于夫子，夫子讥之，是吾师也。”
随后，孔子就让他的学生宰我，先去向晏子道歉，旋即孔子亲自登门拜见了晏子。
史称，孔子五十岁任鲁国大司寇，之后周游列国，六十八岁回国，并于公元前479年逝世。据此推算，孔子“身穷陈蔡”，应在晏子（公元前500年）去世之后。所以，上文中晏子的答辩话语，必是后人的演义或说添枝加叶。即便如此，究其观点立场，后代学者虽定性其为墨家腔调，但依晏子的身世风范，如此言语姿态，仍不失人情常理。
大哉晏子！据理直言，坦然而释然也。
（2009年草，2014年3月修。2015年2月4日立春因故重整于济南，同年十月再整。）
作者: 语哲    时间: 2015-10-26 20:04
[quote][size=2][url=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417649&ptid=63846][color=#999999]李听圃 发表于 2015-10-22 21:47[/color][/url][/size]
欢迎克谐老师的作品，虽然有些片段我已看过，但总感觉对我们大家的人生有益，我和四季的读者们期待你的心情 ...[/quote]

李站，本文作者接续发的文章，设置高亮操作不成啊。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0-27 10:27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章由林语堂《苏东坡传》看国学言论

注前：此网文原标题《话语权的疑惑》

随手写下这样一个标题，自信本不该没有理由，但沉思良久后，或许其中“因由”太多的缘故吧，一时半会儿却也无法明确其主旨所在了！于是，只好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之所谓“随心所欲”而已。

何谓“话语权”？往白话里说，就是人们能够用语言或文字来表情达意的能力或本领。其实，像这样一种白话解释，根本不能涵盖“话语权”的全貌，而更合乎对“话语”的诠释而已。然而，若能够在如此层面上进行“思问”者，亦堪称属于“生活有质量的人”了吧。因为，若有如此样子思辩，起码可表明这个人已经懂得了一个道理，即在日常生活中间“能说话”和“会说话”，其实是两码事。

我们大学班级在网易上创建同学录已有三四年了，这中间借助聚会我自告奋勇地曾经有过多次强化式宣扬。即便如此，时至于今，在班级“同学录”上经常露脸的依然仅是三四个老面孔而已。对此，我暗自浏览过“班级管理”中所有“登录者”的名姓。显而易见，我们班内超过一半同学已经知晓了这个地方。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同班同学仅是在初来乍到时礼仪性打个招呼之外，随后便会和多数人一样潜艇般神出鬼没了。
面对网络“同学录”上如此现象，我禁不住暗自思忖：人是否都需要交流？人们又是需要什么样的交流呢？

毋庸讳言，单就网络普及以来，在众多匿名、诡秘、隐身性网络聊天室里面，通常为何人多的几乎爆棚？而像在经历、学业、专长或生活习俗上明摆着拥有较多共性的网络“同学录、校友会或老乡村”之中，却大致一样的经常是“昙花一现”或“弃若敝屣”呢？
所谓“交流”，这儿单指工作之外的文化性交流，究竟是一种业务技能延续抑或纯属一类生活习惯呢？或者仅是某一类型人的一份生理依赖或心理索求吗？另外，眼下最令我困惑不解的是，尤其在一些十分隐蔽性交流环境下，为何即刻表现出来的不过就是一种或放纵、或隐讳、或粉饰、或直白、或刻薄而露骨等诸如此类喜怒哀骂、狂放猥亵样言谈举止呢？而像这样一种显然不是“文明人”“文化人”应该有的社会时态景象，其根由究竟又何在？

近来，闲暇读阅了林语堂先生著作《苏东坡传》。对于林语堂先生书写的这本传记，撇开作者名气及其由英文转译过来的因素，仅就我自身读后感受而言，实在不敢恭维，甚至难言“好”，更不敢说是“佳作”了。不过，相较以往我读过的其它介绍苏轼的文刊书本而言，眼下也不得不说，林语堂先生著述的《苏东坡传》，确实由生至死地讲述了苏轼一生的轨迹。尽管林先生所讲述的苏轼生平内容，其实不甚细腻，亦不是特别经典，但是即便如此，其书中所涉及到的有些历史事件或人物故事，尤其是从中坦露的当时社会环境下诸多“闻名遐迩”历史人物言行的史料旁证等等，对于那些热衷赵宋国事的人们而言，无疑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读物。

读罢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我个人关于南北宋朝曾经存有的诸多困惑问题，并没有释然忘怀，却还是依然如故。
年初，于偶读梁启超先生《王安石传》之际，对于教材和文献上原本就褒贬不一的“王安石变法”故事，让我愈发一头雾水。眼下，通过林先生《苏东坡传》一书，亦不难见得：北宋时代的所谓“神宗变法”，亦不过是“拗相公”不合时宜的一意孤行而已，其中借故变法，进而迫害异己、打击忠良以至于天怒人怨、国破家亡……如此历史事实，于理于情上，确乎应属必然。
话说北宋屈辱完结之后的南宋朝廷，虽然始终不过是苟且偏安一隅，但于公堂之上正襟危坐的依然全是文人墨客。即便明知处于山河破碎、纳贡屈就形势之中，其朝堂上下奸佞与忠良却始终都是喋喋不休、争权夺利，而当时那一拨子王侯贵族和缙绅名流中间，立场无论左右，行为莫言善恶，凡引经据典者无一例外的不单皆为仁义礼智信，甚至比上古“孔孟之道”更加理性而道德。但是，也正是这样一伙所谓“德才兼备”人物，却经常于公开行为或私下举止上南辕北辙，甚至彼此残杀陷害亦不曾手软过。所以，看南宋词话，满目英雄气短，充耳苟且期盼，其中虽不乏慷慨激辞，亦多见缠绵私语……如此这般了百年，终于覆灭，势在必然。

在汉文国学之中，类似苏轼“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等诸多词句格调，自古盛赞“脍炙人口”，至今评说“家喻户晓”，其实均不为过。而今，于耐心读罢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之后，我猛然觉察：在南宋被人们尊称为“坡公”的苏轼，究其一生仕途而言，从外表上看，好像“四处为官”，所到之处不是“游山玩水”就是“琴诗书画”，而其实质上，却是“屡遭迫害”“数度流放”而已。
针对苏轼一生为何屡遭贬迁的问题，若深入探究根由，或完全归于“政见不和”或“嫉贤妒能”的话，如此认知能力和历史观点不免陷入了“依个性好恶和意气用事来判定历史”的窠臼。因为那时节，仅是在改革派之中，除了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外，其他人物也绝非都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或为性无能的宦官。单是和王安石、苏轼同朝为官者，后来业已成为华夏中国“名垂千古”的人物，岂止一二。经过一番资料查阅之后，特别令我惊愕的是，他们之中从理学、文学、史学、佛学之大家到皇亲国戚之天才，可谓备矣！！所以，关于苏轼之所以命运多舛的根由，倒是从其当时身边朋友或至交者对“东坡居士”屡次规劝的话语之间，起码我自己得以窥得一处关键点或说根本所在，即“不要再写诗撰文了，否则性命也难保啊。”
呜呼！亦不过如此。

华夏大地之上不知兴起于何时，亦弄不清楚究竟受何方流毒影响，许久以来一旦提及中华“国学”，通常在一般人们脑袋瓜子里面蜂涌而出的必是秦汉时期已经整理成型的一些东西，故亦称作“汉文化”。所以，在近一二百年以来，即便是中国的大家学者，他们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再深究“唐、宋”究竟是否也有思想文化成就，进而更不要说什么“明、清”了。对于如此文化现象的社会成因及其根底，就我个人而言，无论是通过读书咨询，或盲目四处打听，抑或一直扪心自问……总之，多年以来始终就是“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糊涂”，若悉数比较起来，以往还是糊涂的时候更多一些吧。此时，联系近来读书成果，再反思上述问题，确乎其中原因大概就在于中国社会到了秦汉之际，凡大千世界的“一切众相”“一切众生相”中间涉及社会化道德伦理之分析和解说，确实已经清晰且发达的堪称“丝丝入扣”“无微不至”了。那么，汉代之后的贤能大德以至于寻常百姓，又为何在实践中依然难以脱离“成败得失“的命运折磨呢？究其原因，我自己窃以为大致概括如下：
一者，天理所在。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或言太极生阴阳，阴阳生八卦，八卦孕育万事万物之消长；或直白地讲：有阴就有阳，有善就有恶、有得就有失；进而言，凡惯常认为“单纯划一、性质单一的事物（包括社会、人或某一类艺术）”，他们虽有可能存在一事一势一时，但一定不能够长存永生，而保持“中庸、调和”，并使其“趋稳、平衡”，才是世间永恒之大道。
二者，所谓“思行必果、言行一致”的学说和理念，绝非是单纯意志决定性质的问题。其中间，若出现一切凡经努力后的结果，必然都是“失望大于希望”的原因。究其根本，还在于当时的客观环境条件和公众整体水平，尚且没有达到某人物或某类人群所谓“心想事成”的客观认知程度。                                                                                                                                                                                                                                                               

本文书写到此，恰好一位朋友来访。于是，我借机向他征求对此文上面内容的看法和意见。看过荧屏上一堆邋遢文字之后，好友某君面无表情地问我：“老兄，真没弄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是啊！这也正是我之痼疾所在：每每自以为是的表白，却落个梦人说痴的结果。
不过，为了表明上面有一段关于秦汉之人已臻于“事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境界闲话。现将《晏子春秋》中论述何为“和”与“同”的文字片段，点缀于后。借此告知一些“能说话”且“会说话”的人们，妄求理解和认同吧。

在传统儒学经典《论语•子路》上有一观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等语录论说，一直以来应是“儒学”大家，在议论或评说人情世故诸多问题现象之际，必须要恪守的一个极具特色化的思想认知或说特征型理念。那么，就在这近乎国人“普世观念”之中，具体到“和”与“同”的字词内涵，于姬周朝代人们究竟又是如何理解和认知的呢？
亦是在上古典籍之中，并且被专家学者们视为最为经典的《左传》上有这样一段记载：齐景公有一宠臣，叫梁丘据。有一天，齐景公对其宰相晏婴颇为感慨地说，我周围的人也只有梁丘据跟我是“和”啊。晏婴聆听此话，面对齐景公直言道，梁丘据与你也是“同”，怎么能是“和”呢。随后，便有了齐景公和晏婴的如下对话。
齐景公曰：和与同异乎？
晏婴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上面关于“同”与“和”的原文内容，即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亦见于《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尚可不论西方社会在相关社会化言谈举止的道德规范及其个性价值观中，是否也存在过关于“和”与“同”认知上的争执与思辨。仅就中国社会而言，古代圣贤大德业已阐述得十分明确，并且近似“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一样健康而和谐的言语规范和舆论德行，却被后来历朝历代“大人”“小民“们不仅仅是置若罔闻，甚至公然“扬起暗而弃其明”了。究其根由，难道真应了鲁迅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了吗？
（2009年8月27日因回应某网络论坛“话语权”“自由言论”讨论而夜草于泉城济南。2014年4月5日星期六修。2015年2月和10月重整。）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0-27 11:25

【读书杂谈笔录】……第三章读周国平先生《守望的距离》

好友出差回来，那日在路上会车时，他打开车窗递给我一本书，即周国平先生散文集《守望的距离》（1996年出版2003年再版本）。　　
平时，虽一直有读书、阅报和看电视的习惯，但针对文化界时尚人物，除了影视歌坛上时常耳闻目睹者之外，像现代文化界的一些名流大家，特别只是经由一般传媒途径了解者，确乎知之甚少。约十年前，国内余秋雨先生声名鹤起，在我却只知道这位先生纠缠于纷纷扬扬的官司当中，根本没想到当事人还有什么《文化苦旅》的缘起。　　
对周国平先生的关注最初是通过网络途径，大概近两年来，在我经常参与并浏览的西祠胡同《另一种存在》论坛上，好像每过一段时间总会有人出来询问或要求探讨“周国平其人其文”。也正是因此缘故，我曾经暗地里找寻过相关资料。至于查询的过程和结果，一者是在单位局域网电子图书上搜索名姓“周国平”，找到的只是一篇周先生以夭折女儿为主线的回忆性纪实小说；再者，是从我自家书架上发现，1987年曾经热读的尼采《悲剧的诞生》，其封面上既有“周国平译”。　　
单就上面这两部书，前者让人维系于作者丧子悲哀之中，诱发着人之常有的悲悯情怀；而后者，不言而喻，人们关注焦点应是尼采的“酒色才气”，而非译者的。　　
凡有些名声人物，其“名和声”之成形一定是有些来由的。生活中那些所谓“空穴来风”的流言蜚语，即使发生在村落里，或就是街巷上一些疯癫者的浑话，也不能一概归入无稽之谈吧。所以，对于凡是社会中有些盛名者，原本就应心存敬畏、仰慕之情，这不但符合自然规律，也必定有其生活道理。所以，在人类扎堆的地方经常会有“追名逐利”现象，对此确实需要冷静分析，而不应该一概归入“媚俗”的泥沼内。既然提到了“媚俗”，像现今社会上那些挤着叫着要求签名留念或哭着喊着伴舞追星的时尚，若在思想文化界探求“比肩为伍”者，无疑雷同与“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不求甚解、盲从随喜”模样的文风了。毋庸讳言，无论这样一种文风是否就是而今大众文艺的本质，但是，人类一切群体性近似疯狂版的“赴炎趋势”业举，其实都是极其幼稚、简单、低级的文化行为而已。　　
凡在社会人群之中，若用文字来传达思想认识，必须要借助已达成共识的概念词汇。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若仅是借用学说和理论上的某代表人物的名姓，即来指代某些学说和思想，像这样一种社会常见现象，其实这里面是存在诸多问题的。那么，用某些人物名姓来指代某类学说理论的“文风”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在我看来，这其中最主要一点或说最大误区，就在于某个人引用甲人物来臆想表达自我认识和思想时，经常不过只是源于不同语境或某类学科或是某一专业研究者针对甲人物的一番研究、判断、见解或论说而已，并且类似这样一些后来者针对前人或他人的说法或结论，有时可能就是针对一些“风马牛不相及”事象联系的误判或想当然罢了。所以，从“求真务实”角度上，一个人针对历史或现实问题在阐述自我见识和观点时，尤其还是要引用某些巨人大家的名姓之际，不妨多费一些口舌，来表明一下相关所引用人物的话语或思想自我究竟是如何理解、认识和评价的。　　
上述一番话语，好像与本文标题没有什么联系一样，而事实上，上述段落措辞确实都是针对《守望的距离》而来的。其实，就周国平先生这本书，我才刚刚读罢第一辑和第二辑，后面内容先大致翻阅了一下，仅在仔细读过部分文章之后，我在其书扉页上随意写下了五个汉字：积极而中庸。　　
周国平先生不应该仅有这样一部文集，不过我自己也仅是从这本书中，才晓得作者是学哲学出身而非专长西语的翻译；另外，在其文章段落话语之间，人们可以清晰看出作者对于西方哲学历史及其相关人物的熟捻与游刃。
读阅《守望的距离》之后，真正令我惊叹的，是作者始终立足于“知死”角度上来探讨人生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由此进一步引导读者，去认识东西方的宗教文化；去学习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去解读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去寻求各自人生的自由和自在。
如上便是于阅读周国平先生《守望的距离》之际，我个人的一份自觉感受罢了。
（2004年9月22日夜草，首发2004-09-23 07:07:35《另一种存在》[西祠胡同]）。2014年12月5日整，2015年10月27日修订于济南。）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0-28 10:39
【读书杂谈笔录】……第四章读阎真先生《沧浪之水》

自临邑出发归来，也可说在此行之前，心头总压抑着些什么，内心厌烦异常，胸口时而阵阵作痛。就在前两天尚在思忖：“是否因医疗纠纷、工商罚款还是孩子转学、人事调整，抑或就是酒天昏地、违心拗情的这事那事闹得？”其实，十余年前就曾意识到，每当心绪难宁之际，仿佛总有一只无形大手在调弄着周围因素，启发并激励自我从中挣脱出来，去认识或者思辩清楚眼前诸多困惑和难题，进而再去行走如同天命使然的生途。　
昨日，大学同学带来一本书，极力推鉴我读，并说是“可以让你脑子明白一点”的新书，即阎真先生所著《沧浪之水》。
此刻，第十七届世界足球杯恰好进入了开赛的紧张和热烈。于是，周日休闲之间，把仿若偶遇又似天降的阎真先生其人其书一气读思过半。
近几日，重读罗曼•罗兰《名人传》时，自觉此岁此年再次读书思学之际，确乎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更容易被其中人物及其作者或译者的经历、作为和思想所打动，而在关注内容上增加了历史背景及其类似事件或人物的对比与想象。读《沧浪之水》之际，令我格外又增添了一些纠缠不清的困惑和问题，像是“个性与做人”“生活与责任”“社会与理想”等，诸如此类时常困扰于心理和思想上的矛盾东西，而通过其人其书确实获得了许多新的提示、启发和惊醒。正因如此，于读习《沧浪之水》之间，常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意和自在。　　
“良知和责任感是知识分子的德行”。像这样一种观点，无论过去和当下都容易获得社会共鸣和认同。其实，这也是一般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为何面对社会问题时，特别容易生发感慨和提出责难，而且经常表现出来仿佛“爱管闲事”，又像觊觎“功名利禄”和谮职般种种行为的根由。
生活中的不完美，社会上存在的弊端，现实之间公开或暗藏的丑陋……类似这样一些所谓的“负面现象”或“沉重话题”，原本就是不断进步社会的客观实在，而这一切也必然让“追求完美者”心灵得不到平静，并激励他们表现出上述类似越权跨界般思想或行为上冲动，进而才推动了人类文化繁荣和进步。也就是说，事实上，类似“负面现象”或“沉重话题”的存在，于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必然是人生和社会不断追求自身完善并接近完美的动力和源泉。
毋庸置疑，在中国这方热土上，也的的确确始终存在着一些“读书人”，正是通过他们的思辩、著述或行为，来推动和实现了社会进步和发展性质上的变化。
尽管，在现实社会中的道德或讲“公理”，早已默认了“胜者为王、败则为寇”的逻辑；
尽管，帝王将相的耀武扬威以及他们的奢侈浮华，早已根植于公众和社会的浅意识、梦境和理想之中，甚至深深埋入人们各自言谈话语或姿态行为的价值趋向里面，而且如此价值观，即便不是公开宣扬，也都自然或不自然地在这儿那里透露着、羡慕着、臆欲追逐着；
尽管，像“名星美艳、花天酒地、金钱强权”者的生活模式，在现代“自由、民主、开放”性社会里，特别是在不同层次、不同人群或不同“圈子”内部，已经成为既“不惊人”亦“不奇怪”而是“离奇”相似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索求；
尽管，在上述“尽管”里面的“利害、对错、得失、优劣、善恶、美丑”之中，都确实存在着极其充足而翔实的理由，而且还能够归入“人性务实”“存在决定意识”之类的真知灼见和哲理论说。
但是，上述未能罗列殆尽的“尽管”中的根本误区，却又实在是纯良人性和道德理想化社会里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直言就应该是“沉重、悲哀和不坦然、不自在”吧。
似《沧浪之水》之类作品，阐述的恰是面对人生与社会生活中类似上述“尽管与但是”一类的困惑和问题，而其中抒发的不仅是狭隘自我“生老病死”的感慨，而是俯仰宇宙、地球、历史的感悟。其实像这样一种角度、视野和立场的思考和探究，在我个人不仅是一直无法逃避的生活体会和现实思考，也是久已寻觅和试图去解答的话题。所以，眼下能够读到《沧浪之水》一书，在备感兴奋和欢娱之外，也更迷信仿若神助的缘份和惠顾。
有言道：“读书知短，识人知长。”
在阅读《沧浪之水》中间，我也曾存有这样疑问：作者是否不应该将作品中一切生活境遇，如：同学、朋友、同事；恋人、爱人、情人；家庭、单位、社会等诸多情理和道德上的因果结局，都演变成了被赤裸裸权势佐佑和操纵的“奴婢”“玩偶”样式。而且，作品中，像是传统观念、社会伦理、人性觉悟和自然本能的冲动，以及伴随正面教育而来的抵抗力量，确乎已经没有了影子和位置。如此绝对化，确乎有失常情和事理的真实。之所以说其“失真”，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如果事实上完全如书所绘，近乎清一色的“权钱专横”“利欲熏心”“矫柔造作”“卑躬屈膝”……那么，类似这样一种社会也不失为另一类型单纯，也就不会有历史和社会上，在如些复杂多样的抵毁或颂扬、压制或抗争以及希望、失望或痛定思痛之后，依然不曾泯灭的理想追求和希望憧憬了。　　
《沧浪之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社会之中，也可说是其“上层建筑”领域中“官”文化的深层剖析和演义。如同《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是针对一定时期内中国社会风貌的艺术写真和辛辣讽刺。中国社会进步及其文明程度提高，正应由这样“正视、反思、洗心革面”来开始、来探究、来推动。
（摘抄自2002年6月3日之日记，首发2003-04-13 10:52:52《另一种存在》[西祠胡同]。2014年5月整。2015年5月和10月修于济南。）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0-29 16:02

【读书杂谈笔录】……第五章闲谈易中天先生“品”文

丙戌年（2006）春节后不久，一日偶然于午夜中央台《百家讲坛》中，看到一期易中天先生的讲座。至于当时讲座内容，究竟是谈刘邦还是论曹操，眼下已经记不真切了。总之，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或中午或深夜间断聆听过几次易中天先生的讲座。
半个月前，于护城河边散步，滞步老东门桥头书摊旁，一小贩正在极力向路人推销翻版书籍：“买一本吧，最畅销的啊！易中天品三国，全套的，收摊了，二十块钱一本！”
《易中天品读中国书系》（东方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一书，16开本足有5厘米厚，拿到手上却没有外观感觉的分量，而打开书本，仅是大致浏览了一下目录，便把此书买了回来。大概不满两周时间，这本厚书基本翻了一遍，此刻还在床头边放着，中午或夜晚于休息前，总爱再看上几眼。
今晚散步，又来到老东门桥头。常去的几个书摊，于醒目处放着的多是易中天先生文集，而其版本类别不下三四种，且书名虽不雷同，当翻阅内容后，自觉大体一致，左右离不开一个“品”字。由此，也着实令我感慨，而今市场化经济浪潮的迅猛与强劲，正所谓“利益所在，趋之若鹜”。
也就是在近一周之内，我于报刊、网络和电视上略加留意了一下针对易中天现象的传媒评价。这其中引人深思的是，已有作家和文人们站出来，开始贬斥易中天先生把传统文化庸俗化了。
面对当下谴责易中天先生的声音，抛却华夏大地惯常有“文人相轻”的痼疾，我自己禁不住暗自探究舆论界出现如此回应的依据及其理由。仅以我聆听讲座和阅读盗版书籍的亲身感受，单从直觉上对于易中天先生“品”文中的观点和看法，尤其是关于诸如刘邦、项羽、曹操、刘备、诸葛亮、雍正等帝王将相的言论评语，显而易见的易中天先生说辞不仅异于传统文史的表述，甚至不同于戏曲影视的宣扬格调，反而是倾注了诸多个性化理解、情趣和智谋，尤其偏于“天人合一”之类的武断、臆想和张扬；同时，也不难看出，从演讲到著述，作者始终持有一种宽容、平和、风趣的态度，确乎为历来正襟危坐、满口仁义道德的名流权重者，所不齿，所避讳，甚或就是刻意敬而远之吧。
鸟瞰时下街头巷尾书摊上的易中天现象，极容易让人们联想起近些年来曾有过的“余秋雨”和“王小波”书潮。不过，一旦大致读过其三者思想性文章字句之后，却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确乎存在着很大差距和明显不同。王小波死后扬名的事实，每每让人读其人其书而生发出来“奇人奇书、望尘莫及”的喟叹。若对比余先生的文笔书怀，在易先生的品文中，尽管没有飘洋过海的刻意历练，而挥洒出来的却是汉文化的雄性风范和世间文化大同的气度与情调。
读罢《易中天品读中国书系》，我自己曾有过这样一段笔记：“近几日天气热甚，间断的大雨使空气愈发潮湿闷热。入秋已有周余，所谓‘秋老虎’正当其时。易中天《品三国》能于当下中国畅销，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对于近年来中国极端怪诞文化的反拨。其中，对诸多反派历史人物，尤其涉及开国元勋的议论，貌似评史论事，实际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分析、沉思和引领。易中天书中议论的许多达官贵人，尤其是帝王将相的故事，甚至就是一般平民百姓都不愿意再去正视的客观现象和生活事实。这一切也正是其作品让人震惊、懵懂而又耐人寻味的所在……”。
虽说我自己是通过央视《百家讲谈》中品评汉代众生相的节目，而结识了易中天先生，但是，直到今天让我依然再三翻阅易先生文集的理由，已不仅是书中“品三国”“说帝王”的艺术魅力，而是其中对于中国民俗、城市文化以及民族心态/心理的揭示与剖析了。另外，在易先生文集中确实涉及到许多讲坛之外的社会话题，而针对这样一些社会事象的关注、感慨和评说，单从字词话语腔调上所给予人们的直接印象，也确实不仅仅是“俗”，而且是真格的“庸俗”了。不过，正由于其庸俗的契合时尚（如：闲、闲话、段子和荤段子等），所以说，即便今天这些敏感话题和文化现象，不能被当成严肃课题加以研究和论述，那么，未来人们也必将会对这一时期存有的文化现象，展开一系列的历史分析和客观评判。
毋庸讳言，通常在一般性“猝读”或是“浏览”样阅读之中，对于一部书及其作者的思想倾诉和文风格调，只能是产生大致上的印象，而形成的也只会是一种粗放型轮廓。所以说，无论是谁若企图通过读书思学而达到“研究一个文化人或某种文化现象”的境界高度，那么，就不仅要精致严谨地读其书其人，而且更需有诸多背景资料的辅佐。
近来，晚饭后散步，偶遇一好友，路旁闲聊中我对他说：“买套正版的易中天文集看看吧，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生活的描述和分析，就特别值得一读。”
（2006年8月17日夜草，2014年3月3日整于济南。）
作者: 语哲    时间: 2015-10-29 16:19
逐楼浏览，有独特见地，值得一读。散了一些，条理上可以更系统一点的。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0-29 16:37
[quote][size=2][url=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421187&ptid=63846][color=#999999]语哲 发表于 2015-10-29 16:19[/color][/url][/size]
逐楼浏览，有独特见地，值得一读。散了一些，条理上可以更系统一点的。[/quote]

谢谢！确实过于啰嗦些，一直感慨：语言落后思想，而文字更不容易表达清楚言语内涵。“晦涩、拗口”是我一直摸索修正的毛病。力求再接再厉吧:handshake
作者: 李听圃    时间: 2015-10-29 23:44
很不错的杂谈。关注下文。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2 09:19
【读书杂谈笔录】……第六章也谈“媚俗”和昆德拉的“轻”

知道这是一个不好论说的话题，但《另一种存在》的网友们既然老话重提，也只好强打精神，先祭起“孤陋寡闻”大旗出来，然后勇往直前地畅所欲言了。
想当初，朋友在送我的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著，韩少功、韩刚翻译，作家出版社，1994年9月1版[5]）一书之际，并提到他自己在阅读中遇到了两个难题/难点：一个是书中频繁出现的“轻”字，在内涵上颇为玄妙难解；再者，也就是那个“媚俗”问题了。
针对中文“媚俗”一词的组合，仅仅望文生义，就可以理解为：“对堪称‘俗’的行为样式，给予献媚、讨好和迎合。”但是，又因为单就“媚”“俗”这样两个中文字词而言，在一般生活观念中它们更贴近贬义，所以，凡生活中谈及“媚俗”时，毋庸讳言，一般人最容易即刻联想到“追腥逐臭”“赶时髦”“拍马屁”“跟风”等这样一层意思上面。
昆德拉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创作本意，特别在其书中一些关键性词汇上面，作者的真实寓意究竟何在呢？对此问题，我自己以往是无从了解的，近来也只是在阅读国内出版的此书之中，尤其是于翻译过来的“附录”里面，通过译者援引昆德拉《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的讲话摘录，从中看到昆德拉有这样的一段谈话：
“……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维也纳人布洛克写下了这么句至理名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抗争，最终被淹灭了。’
kitsch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既然想要讨好，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然后再把自己放到那个既定的模式思潮之中。kitsch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
……为了讨好大众，引人注目，大众传媒的‘美学’必然要跟kitsch同流。……今日之现代主义（通俗的用法称为‘新潮’）已经融会与大众传媒的洪流之中。所谓‘新潮’就得竭力地赶时髦，比任何人更卖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现代主义套上了媚俗的外衣，这件外衣就是kitsch。”
上述话语，原本是昆德拉在一次文学颁奖仪式上，针对小说发展历史和文学现状发表得非常有个性的体会、见解和理论学说。然而，像这样一种认识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极大反响，我自己觉得，它是和七、八十年代以至于今，类似琼瑶、金庸等一类的言情、武侠、玄虚小说，通过影视等大众媒体化张扬，在国内文化市场和社会生活中泛滥成灾的景观，存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或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吧。韩少功先生在其译书《前言》中，结合昆德拉的小说内容，又有这样阐述：
“什么是媚俗呢？昆德拉同样借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留心公众的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鄙视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在国内上述版本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间，伴随着对“媚俗”是由人性化和社会化而来的必然现实之省悟，作者和译者都显出了对“媚俗”的无可奈何，并给予了其实无所谓褒贬，而是近乎“揭发”“坦露”式的中性化解说而已。当译者把这一由文学故事引出来的社会话题，进而引申向了哲学思辨式茫然和玄虚之中之时刻，也正是在这里又和小说标题中那个“轻”的概念意义结合在一起。
“昆德拉由政治走向哲学，由强权批判走向了人性批判，从捷克走向了人类，从现实走向了永恒，面对着一个超政治超时空的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象玫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面对着象百合花一样升起的抽水马桶，面对着善与恶两极的同位合一。这种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的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译者语，《前言》p7。）
事实上，仅凭直觉而言，社会公众的生活景象确乎真的好像昆德拉借福楼拜思想讲得那样：“科技昌明、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愚昧反而跟随社会进步一起成长。”如果，这样一个结论，确乎就是来自“媚俗”的现实。那么像这样一种伴随社会进步而相关愚昧形式变化的看法，在我看来，其无疑是一种错觉和反动，而且是极端保守、偏执和错误的认识。因为，其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科技昌明在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生活工具条件下的教育手段、知识普及和社会开明等方面上的速度、程度和广度。事实上，在一个相对历史而言较短的时间内（近百年），人类整体平均智力水平所能达到的经济能力、生活质量和人文进步，毋庸置疑地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但是，这里面的问题之在于，飞跃后的现阶段生活水平和社会景观，较古代某些社会阶层，甚至那些古今圣哲贤达们所理想或幻想的文明高度和人文景象，确实是有所背离和有较大差距而已。
文学，也可简单地以流行小说来代替，其在西方（欧洲）有着比中国更为悠久的历史，且不言他们传统意义上的教会、宗主和权贵等就有资助著述或自费出版或于报纸及舞台上宣扬文学的社会效果如何，单单就他们乐于在家庭或时尚沙龙上诵读、宣讲、闲谈和欣赏艺术作品的生活方式，并且依此作为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休闲、娱乐性生活格调和日常习惯……如此模样的社会风气、生活方式和交际内容，其在西方人群中相关与个人素质、文化修养和社会环境优化上的成绩、价值和意义，对比中国千百年来一贯只是在家教、私塾和“学而优则仕”压力下十分狭隘的知识学习以及多于行酒、狎妓、壮胆般“对诗填词”样式的社会娱乐而言，确乎非常值得我们心平气和地去比较和反思，并进而尝试一种生活习性上“移风易俗”式革新，或言“文化革命”。
何谓小说？如何看待现代小说？小说创作目的和社会意义何在呢？其实，对于这样一些问题，即便在今天都仍然值得在国内文学领域中大胆细致地探讨和深入浅出地研究，并应鼓励更多一些，在品种、类型或体裁上，具有创新内容的作品不断涌现出来。
归根到底，忙里偷闲地胡诌出来这样一篇文字。究其目的，对于常来《另一种存在》浏览的人士们，不难判定其不过又是“克谐”式自圆其说罢了。事实上，也的确不过如此而已。
（2004年8月为迎合《另一种存在》网站上关于昆德拉小说的讨论而作。2014年11月整。2015年10月修于济南。）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3 08:54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3 09:20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七章重温鲁迅先生的书

1993年3月22日周一　　
下午到图书馆，借阅鲁迅作品。
晚读《花边文学》，就目前所读文章来看，多属评论、随感、时论等所谓杂文。其中第75页《正是时候》一篇勾起我泛泛思索，所谓“小家子弟”奔小康的生活心理、“旧家子弟”安祖业的聊赖心情，对现今人物，包括我自己都颇有借鉴。　　
鲁迅先生文章的犀利，得益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时机，而且当时白话文作为社会“新生事物”，业已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势力；更加之作者的敏感和预见，故使其形成了独特的前世所未见的“短剑”文风。除此以外，真正细致地分析文章内容，不难发现其在思想性上的进步意义，大大超越了其文词、语句的“华美”和通俗。而这里的“通俗”，不仅是指行文“口语化”问题，而是在评论中确乎少了些“宽容”，即在语气和措辞上，本应该是更加审慎和严谨些才好。　　
恩格斯评判歌德是一个伟大诗人和德国庸俗小市民的结合物。其实这种结合物，无论其社会意义上的文艺成就和事业功绩如何，其本身在作为一个个人的生活姿态和做人态度上面，对于广大民众而言，确乎应该是容易并愿意去接纳才对。诗人、作家、画家等艺术工作者，其在创作艺术品的辛苦劳动中，它不仅仅是通过优美作品来显现其卓越才华，进而愉悦自己和大众的心灵，并且也是通过其自身的生活形象和生活内容，来引导大众并成为人们追求思想灵魂与现实生活之间能够和谐统一起来的楷模。

1993年3月25日周四　　
晚读毕《花边文学》。复阅上面日记，对于其中没能言明的意思，依旧认同之；对于《花边文学》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来的不确切性，也尚能理解和接受。　　
一个文字写作者，应能够使用各种文学体裁，来服务于自己意欲表达的宗旨。就是说，除了文评/批评家所要求的一个作者必须应有的文艺姿态和某些场合的特殊需要外，其作品的力量应尽可能地用在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生活观念和生存信心的上面；尽可能让社会宣扬真、善、美的实在，并往使生活向着弃恶扬善之势力占据上风的方向努力。　　
关于文学批评，自读《别林斯基选集》后一直较为关注，但这种工作在针对社会之中具有影响力、切中时弊、寓意深刻、思想犀利的作品或历史上一些佳作时，能否笼统化和想当然地去评判哪？虽说任何真正的作家，其对自己作品都不乏自以为是的想象和判断，但在文学批评中，需要更多的是提供作品之想象及其判断的真实依据，并给予远见式预言。当社会发展与文评家的判断背道而驰，甚或证明其预判是错误之际，其文评者甚至那个作品创建者，就应该公开承认这种错误，以防止进一步贻误读者和民众。愈是时代伟大的人物，其语言和行为，尤其是公开化的社会行为，必须充分考虑到大众的利益和可能会引起的不良影响。但是，这种考虑决不能成为压制人言，而其本质却是引向蒙蔽、欺骗、弄虚作假等伪善伎俩的口实。鲁迅先生的不足之处，正如前人审慎地指出的在于“四面树敌”。近来，读习“鲁迅全集补遗”和“花边文学”时，也感到先生针对有些文字和现象，所展开的谴责、嘲讽和臆断，的确过于轻率了！　　
时常在想如何修改语言文字的问题。除了句读、标点、词语用法之外，针对每一句话，首先应明确的是其“着眼点”究竟在何处。在鲁迅先生作品中，看到针对古人一句话的三种不同表达方式：
1、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
2、有犬，死奔马之下。
3、有奔马，践死一犬。　　
其实，就上面“奔马犬死”这一事实，观三种记述形式，就因为着眼点/立足点上不同，所以造成了行文上的差别。而且，这样差别在读者心理上，也会有微妙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句话，着眼于“马”，马是被叙述的主角。可能因为它是某人爱物，突然惊走，才有了上述的情景和后果。用文得当，重点突出，要言不繁。
第二句，主角是“犬”，故情况类似第一句，但一个“死”字照应于前，勾引起对犬的怜悯之情。
第三句，颇感平和，一看就知道是在讲述一件事实，对马和犬一视同仁，在语言感情上觉察不出偏向和好恶。故简洁明了。　　
平时写文章中，遇到过许多类似上述的情况，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在书写中有所注意。这对于提高写作质量和文字水平，是很有裨益的。　　
学习鲁迅先生，应学他的创作胆量、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简练的文字表达能力。

1993年3月30日 周二　　
上周日去农村老家。仅从起居环境和饮食情况上简单对比，这“城乡差别”的距离，颇令人心寒。回来后，心情格外抑郁。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上的东西，还是自己生活前景和今后努力方向。
如何才能著书立说？书写日记十余年，时到今日，头脑中虽也有文章体裁和结构筹划，也有资料搜集和知识积累，但真正决意写作一篇立意及叙述均能得当的文章时，依旧感到无从下笔、困难重重。然而，当自我内心因有无名苦恼与烦厌唆使着，或读书学习中被某种真情实感迫使着，再去挥洒与倾诉时刻，却能写出来一些行文大致得当，而读来也还自然的东西。不过，这样“文章”的缺陷，在于零乱、浅显，仿若蜻蜓点水，一般论说不深刻、不全面和不系统。如何使这样一种心得、随笔或说情绪化的东西，转为实用“有为”的文体，尚需在表达方法方式上去着力探索和思考。
近来围绕鲁迅先生作品所进行的文学指导性探讨，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学习和透视，衡量中国这块土地，于文学上需要何样的“德、才、学、识”，才可以有所出路。
其实，自己之所以不容易被人理解，就在于外观庸常恬淡的生活中，内存有一种“不安分”“不搭界”，甚至就是难与旁人沟通的狂想和妄作吧。

1993年3月31日 周三　　
晚读《鲁迅作品教学问答》（秦亢宗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成都）。该书对鲁迅先生凡有影响作品，均一一详论之。其论述是颇有见底的，但其认识仍为一种单层面的分析与阐发。
《纪念刘和珍君》是高中课本中颇须用力学习的文章，那句“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话，在我耳鼓，甚或在笔端下，不知道已经重复过多少次了。今日读其文，重温其事件因由和过程，依然惊叹哀痛之极！
鲁迅先生所言：“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交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鲁迅先生上述的言谈话语，道出了仿佛自清朝覆灭后，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无法抗拒的某种类型的因果宿命。
缘于何故要四处搜罗鲁迅先生作品来读呢？其实对此，我内心一直很茫然，自己也说不出来个究竟。但今夜之读，却切实地感受到何谓思想和认识能够给人启发、教育和引导的力量。
回顾历史进程，都不难发现这样一种事实：“社会事件/事变有惊人相似的一面”。若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中，再去求生存、求发展、求创造，必须要懂得借鉴历史教训，尤其里面活生生的血的教训。唯如此，才能抓住事物变化的本质所在，有的放矢地指出和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才能促进和带动社会实质性的进步，而非遮遮掩掩、虚大于实的苟延残喘。
一个人物，如鲁迅先生，在对其一生不同时期与不同人物事件之间的文字交流和记述研究中，结合时代背景，特别是历史事件，我们（尤其那些有意到社会中去“立言厉行”者）可从中学习、了解和觉悟到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尤其是人性的杂芜、才能的玄虚及其作为的限度，再就是名利权势的短长与得失。其实，能够明白并正确看待这一切，才可以借此来调整、校准自我努力的方位，寻到一个令身心平衡和心安理得的所在，而非总抱着“难得糊涂”般的轻狂去走南闯北，却又始终说不清楚自我为何有成、又为何成毁，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堕落成了“盲目、妄言、妄行”，即不利己也不利人式的人或“人物”。

1993年4月1日 周四 暖　　
晚，读《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今日《齐鲁晚报》有言，伊朗落一陨石，重达22公斤。

1993年4月2日　周五　　
一夜春风后，晨起惊讶地看到，除了桃花落英缤纷和丁香花饱满溢香外，昨晚尚且白毛稚幼的杨树叶，此刻已经绽开成型了，而那清亮碧绿的色 ，着实让人心爱！
一切事物，包括人，且不论其生命本质意义上如何，仅从外表上看，并非都是一点一滴慢慢腾腾地长大的。如同这春天的杨树，时逢佳境，一鼓作气，仿佛就在这一瞬之间，长大了许多，强壮了许多。这种变化，虽非质上的突变，但从其本身而言，到也胜过那突变哩！
读鲁迅作品，沉思其议论话题及其论说的口气和语调。于此，不得不感慨，那时的社会尚能容许先生撰文生存，仅这样一种事实到也可以作为民主、自由和文明社会的象征。
近读鲁迅先生文章，收益颇深，特别在艺术思想、文学作为和社会认知能力上，确实有所提高和颖悟。中国的反封建斗争，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需要比其它国家走更长的路。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位思想者来说，都不是什么创见和发现，只须有历史知识和清醒头脑就行。所以，本世纪五十年代后，人们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盲目乐观，更尤其对领袖人物的神圣化……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究竟是民众愚笨？还是领导者们故意在那儿恶作剧？”
在一个有悠长历史文化构成的社会中，如果没有强劲有力的思想，去震撼，并根植于民众的心灵，并依赖于此来匡正和实现社会文明的气象改造。那么，旧有传统惰性的思维，就会趁机来占据各个阵地，使其社会难以摆脱周而复始的可悲亦可怜的文化宿命。中国的社会变革，的确如同许许多多志士仁人指出那样：“需要一个真正通晓国民性的中国人，来承担起历史责任和民族命运。”

1993年4月3日 周六 天气转冷 气温0-9度　　
晚观电视。人大闭幕不过周余，但在这周末的中央和地方台上，均出现了急于繁荣文艺的景象。由此，仿佛感到了“文艺开禁”的轻快氛围。虽深知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都不容许乐观，但此春之中国，在文学艺术上无疑已处于近年来最低潮之中，也由此确乎可以看到新作品脱颖而出的最佳时机。所谓“机不可失”，决非一相情愿的胡言乱语。
今日中国，如果公开倡导对“自由”的追求，一般人会顾虑那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但若公开宣扬“自尊、自爱、自觉、自救”的话，到也容易被人们接受。
当一个人，在其孜孜以求的事业上，切实感到一种似乎已经无法再承受的沉重及其痛苦压力时，咬紧牙关再进一步，可能就是事业有成的最明智而关键一举。如同攀登泰山十八盘或黄山天竹峰，即将达顶点时，也是最常感疲惫、沮丧和苦痛的时刻；又如万米长跑，真正艰难的时刻，并不在最后冲刺，而是在前面三千米、五千米甚至九千米的拐点上，一个人意志力是否够坚强、是否有毅力和耐心、是否有勇气和信念？在此，个人素质诚然十分重要，但若能使其素质和理想达到和谐的境地，唯拥有了经验认知后的坚定和理念成熟的信心，才会有不断的成功，也才可能具备了传授有效技能的本领。

1993年4月4日 周日　　
日续读鲁迅“书简”。本欲下周还书，但在读思之间，愈发见得文学界里面经常会发生的一些人情世故。
鲁迅所处的时代，单就汉字形态讲，在中国广大民众当中，能够自由自觉去阅读的人或人群，其实很少的。而在这其间，真能释文解字者，大概除了学生和教员外，再者就是忙活“案牍”或纵横“官场”的缙绅仕宦了吧。如同今天一样，在读书、看报、撰文的人或人群当中，纯粹为了“养性修行”或“借文字繁荣社会文艺”者少之又少，而更多的不过是娱乐感官、聊赖时光或与时俱进而已。
鲁迅先生创作小说，主要集中在1918—1926年间，也就是“五四运动”到“四•一二”政局变换，这样一个不到十年的时间段里。当时作者的年龄，在37-45岁。从该“书简”中可知，在1930年左右，不断有编辑向鲁迅先生讨要小说稿件，但先生一再言，小说是需要有生活的。与此同时，先生的工作完全转入时事评论、人文轶事、古籍编诠、结集成册之中。在已读过的先生书信、杂文和小说中，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千余年来，封建专制烙刻在民族精神和行为个性上的那种虚伪、猥琐和残忍的“劣根”性，鲁迅先生悟得很深，参得也很透。正因如此，在其文学实践中，对于周围的文人墨客们，在种种所谓“知识行为”之中，所暴露出来类似“劣根”的做派而不自省的诸多事实，鲁迅先生不单是深恶痛绝，而且给予深刻揭露不懈，甚至是拒不姑息迁就的。然而，中国究竟应确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制度？人类社会究竟应有一副什么样的生活画面？像这样一些“理想国”式的哲学、政治和艺术上的构造与描绘，在鲁迅先生那里是不明确的。所以，先生一再告知年轻人，要永远寄希望于未来，要相信“走得人多了就会踩出一条新路出来”。而于此心境之下，他自己却兢兢业业于努力让国人能够真实贴切地认识这个世界，去认识自己民族的真实历史和社会现状。
在与世界范围文化的比较中，鲁迅先生偏重于宣传和介绍德国和日本的知识文化，或讲他们的那种文化取向，但也热衷于对当时国际艺术领域中进步文化的引进与颂扬。事实上，关于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不应单从鲁迅先生自身留学经历及其所受文化熏陶上面，来分析与研究。日本在亚洲的进步背景和地理位置，德国在欧洲近百余年来，由其自身整体落后，再到经济、文化与综合国力的彻底扭转，都的确值得中国去比对和借鉴。
关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伟人、大家和名士们，作为后人无论对他们抱有何样希望、企盼和想象，甚或有怎样的亵渎言语和不敬行为，而且其后来者，即使就是有失“理性批判”水准的极其浮躁的言谈或行举，但若其姿态和作为，真能激励并带来了社会文明进步的理念和追求。那么，于九泉之下的圣人、先哲和烈士们，既不会因此再遭人间地狱般的煎熬，也不会因此去纠缠、报复或报应后人，但他们更可能会露着天使般的微笑，在天国迎接新世纪一个又一个开拓者，即那些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吧。
（此文为日记摘抄，曾多次在不同网站论坛转发，2015年11月3日重整于济南。）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3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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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谈笔录】……第八章由郭沫若、歌德看“存在与创作”

近读郭沫若先生文章，未料想从中却解开了数年来在文艺思考上关于艺术理想和个人生存的一个矛盾症结。　　
“献身艺术者经常难以避免苍白而痛楚的一生。”此类认识，曾是我自己十年前最痛心、伤感和困惑的事情，也由此引发了对文艺创作的爱和恨，既轻蔑之，而又痛惜之。
在郭沫若先生生平中，尤其是处于1924—1926年国情之下，就在作者后来关于其思想认识和创作方向为何转变的自白中，尤能深悟艺术创作者所谓“理性生活与思想实践要和谐与统一”的真实所在。
于大学期间，读哥德作品，自觉其人物在思想与行为上的脱节，甚不合乎中国传统“忠孝节义”的道德标准。今观当代文人大家郭沫若，就我自己目前所了解与认识水平上，若与歌德相较，单就思想深刻性和艺术成就上其有许多不如哥德处，但就两者处世态度和行为作派上，后来者甚至更加过分了。　　
毋庸置疑，郭沫若先生思想与行为的转变，的确顺应了时代要求，足以堪称“明察秋毫”了，尤其是其转变的完全彻底而立场鲜明，又总能在最恰当时分，草成文字，喧嚣于世……如此敏感、预见和果敢之作为，不得不让人为之惊奇。
眼下，读阅郭沫若先生资料文章之际，另外的一个收获就是更进一步了解到冯友兰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的一些生平故事，也从另一个侧面透析知识分子在政治风云中的方向抉择和命运色 。　　
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对于现行政体及其政治教条的态度和立场，总直接关系到某一些人物的生存、发展、权势和利益。即使是在理论性文化艺术或科技经济方面的研究者，虽说对历史与未来的问题，他们一般应该被允许有各自的批判和解说，但在事实上，对于现行政治，他们经常仍需要有一种赞同表示和立场表态，否则其学术活动和日常生计也就难以维持了。　　
对于一个事物的看法，无外乎左、中、右三种态度，即支持、反对和中立（其中包含怀疑）。采取那种态度和立足哪一立场，这直接影响到艺术创作者的努力方向及其作品内涵。而任何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是决不会甘心其作品屈从于强权的需要，而附属于非心甘情愿的要求。所以，在某种政治独揽的社会激荡之中，许多真诚、率直、执著的艺术家，正是不愿意违情拗志，而被扼杀和埋没掉了。然而，艺术冲动和创作欲望，却始终会是生生不息的。于是，如何去创造出既能于现实社会中立足而又能体现较高艺术情调和价值取向的作品？像这样一类问题，也就成为艺术工作者，尤其是新的欲求出世而又富有开拓精神的艺术新人们的奋斗目标。那么，追求这种目标的艺术创作者，如果不是为了单纯出世而出世，如果不是为了单纯名利而出品，其必须要认真地去了解现实社会，尤其是时代的政治理想、思想观念以及现行管理的方法、策略和效果，同时又必须深知艺术发展规律的内容和形式……只有经历过这一层面的探索和钻研，才有可能使其创作理想和个性生存，达到某种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和谐一致。
单就一个艺术工作者而言，有创作，或说有产品摆出来，才能奢谈存在价值如何；单就一个鲜活生命而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995年3月草。2003年首发《霍普论坛》。2015年11月重整。）
作者: 语哲    时间: 2015-11-3 15:20
有感而发，关键在“感”。有信息，有观点，也有见地，值得品读借鉴。继续！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4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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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谈笔录】……第九章闲谈“改革前文艺名家文集及其它”

　　闲暇之际，再读《雨果传》，历历数万言，唯该书作者（法)安德烈•莫洛亚评述的“作品充分表现了雨果一生性格中的各个方面及其冲突和矛盾……”话语，着实令我沉思，回味了许久！
　　近读老舍先生两本书，一是三十年代初，依据其教学“讲义”而编纂的《文学概论》；另外，则是建国初年其杂文辑本《福星集》。如果说，前一本书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的愉悦和快感，进而激发世人对艺术的崇敬和追求。那么，后一本书就不能单纯视为一个“智者名人”的话语，而不过是一个特殊时代限定下，一位社会名人存留下来的“有说教之嫌和政治性妄谈之疑”的御用文字。
　　老舍先生一生，作品丰富，荣誉满宇，但其生命的结局则是一个死结。直到今天，人们若能够深究其矛盾、其言不由衷、其创作之谈、其生命之途中的成败得失和是非因果。像这种探讨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于那些崇尚文化并热求艺术生活的人们，都是极其意味悠长，且极富警世醒人的范例。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一个范例，尤其富有中国特色，也是中国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人物的缩影，其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前景，更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老舍先生在《文学概论》中，于其畅谈创作体会之间，所谓“深入浅出去述说”“设身处地去感受”的体察与论述，都应是最精辟、最透彻的艺术见底。就我自己而言，曾经于高中教材学习中，初识这一思想，随即铭刻于心，也由此成为老舍先生作品的热衷者。但是，当了解到作者的一生，尤其读罢《福星集》之后，却禁不住于沉思之间，引发出颇多揣摩和诸多抑郁。
今日，闲暇研读《雨果传》之际，于国外文艺著述中，仿佛瞬间觉察到：所谓一个人的品德言行，或说某些名人大家之所以一生之中存有诸多矛盾问题和现象，必定是其个性环境、人生经历中的地位及其作为之间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结果。由此种省醒，进而也可以冷静地看待老舍先生其人其书和其事其疑。

　　以往在看电影、电视之际，尤其是在一些建国前后的国内纪录片之间，经常于伟人名流身旁看到一位鬓须长髯的老者。读习近代史，约略知道此人正是一九三六年“七君子案”中的沈钧儒先生。
闲来无事，偶到图书馆看书。于书库中翻得一部诗集，名曰《寥寥集》，其诗作者正是沈钧儒老先生。因不是周末，单位阅览室里人稀寂静，故而更适宜细细读书阅人了。
通过《寥寥集》中“寥寥”诗句，进而联想沈钧儒先生所经历的中国社会史事，从中不难诱发出来诸多慷慨、哀痛和悲悯的情绪……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环境、心态和情调之下，我自己凝思用心最多者，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像这位曾经公开坦言过其人其志的沈钧儒先生，置身于那样一种历史性转变时段，他又是如何来“我行我素”“清白做人”的因由及其行迹。
用其诗其文其人，诠释其事其果其史。
新中国之后，为何出现了一段“十年”的特殊时期？而那些居高位、操时事、拥权威的人物，又是如何认同和默认了仿佛“惊人相似”的历史悲哀、人性摧残和文化蹂躏呢？对于如此样式的质疑和困惑，或许人们在沈钧儒先生这部《寥寥集》中间，会有一点启发和收益吧。
历史如镜。
按说人们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文献中，也最容易通过最平常不过的比较性思维，来看清楚现时代的事件、人物及其作品之所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或规律性。所以，类似“我们来自何方？”“我们魂归何处？”“我们的现在和明天是否掌握在自己手中？”等困惑和疑问，即便它们不算是特别通俗的问题，但这一切却应是一个投身文化艺术建设者不应去回避的话题。在沈钧儒先生一本《寥寥集》中，对于此类问题和话题确乎是昭然若揭了。在我看来，《寥寥集》旨在告诉人们，当社会、民族、民众、民心动荡起伏不定之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敏感的诗人其言行作为所能够达到的真实程度。于此，我也禁不住疑问：在人生中，一个人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差距，究竟“遥若星空”抑或“天涯咫尺”呢？

　 关于《燕山夜话》一书，初知其名还是在中学时代，就在那会儿“备战高考”中间，略晓得《燕山夜话》曾被国内舆论界定性为“大毒草”。但是，大约相隔十年之后，我才有机会读到了《燕山夜话》的原文全篇。于是，读罢全书之后，却不免扪心自问：“对《燕山夜话》究竟是何感受呢？”
其实，单凭直觉和印象而言，《燕山夜话》中文章，大体上像是针对当时国内文化生活、社会话题以及文物考据之类的漫谈和随笔，又因其在话题内容上，颇为零落、散漫而不甚系统，加之措辞无烈激、立论无强言。所以，在我感觉上较为平淡、静谧，虽不乏好感，但也因这些缘故，读过也就读过了，并未遗留下多少深刻印记。

　　近来，数月之间，尤多读了一些解放初年新中国再版或新版的古今名人名作。单是涉及那一时代的名家名作中，在立场派别上所谓“右”或“左”的作者均有。于读时和其后的思考中，虽都不乏认知上的沟通和赞许，但在总体印象上，却是不甚愉快的。在这样一些作品中，长于政论的人，极其演绎、武断并彰显“权威”之能势，强人所难、横加责备；长于知识的人，拘泥、玩味于古文化的雅致和深奥，漫待了现实和群众的热情与需要；而长于才智、明哲的人，审时度势之间，一般却都流于附会、随嘻和隐言了。于此种状态之下，那些惯常在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等所谓“精神文化建设领域”的耕耘者，同样像是于一种自觉或不自觉情态之下，随波逐流其间，怂恿且营造了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幕幕一桩桩悲剧故事发生的大环境和异样氛围，并直接或间接地让人性中愚昧、落后、盲目、野蛮、狂妄的德行，更加肆无忌惮地横扫华夏大地，并使所谓刚刚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不久的炎黄儿女，却又一个个瘦其身、竭其精、劳其神并束其行，煎熬于灵与肉、虚假与真实的怀疑和否定的痛苦煎熬之中。
“真、善、美；假、恶、丑”是非颠倒横行到何时？人们在对照历史与现代生活的思索中，应重新确立信仰、观念和行动，尽快选择并起步走向民族及个性自我不断反思省醒后的新未来。

上述文字原本散落于日记或平时读书随手书写的纸片上。近来，才将其规整后，或部分或一体张贴于某论坛上。期间，一位网友曾给我留言，说是“你可以把文章转发到多个论坛上去……”。
　　一位素昧平生的网友为什么要对我说这话呢？因为直到今天我上网贴文也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但也只是到了今天，论坛中对我反对或和赞同的回应，才都逐渐多了起来。在最初上网时，那种“落叶无声”“空阔寂寥”般“网游”经历，确实令人困苦难捱，却又欲罢不能。上述的那位网友可能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一再鼓励我坚持走下去，继续进行多方面的尝试。
　　其实，无论是在年龄、工作还是经历上，即使我个人不把自己当成上网中的“另类”，但在许多论坛中，都十分明显地看到我的文章不那么容易被他人理解和接受的事实。究其原因，我自己分析，或许是因为我所关注的话题一般难登“大雅之堂”，尤其是和主流文化不十分合拍；另外，就是行文之中有许多想法、看法和思路，甚至就连我自己也不过是模棱两可而已。所以，现实结果只能是自言自语、惨淡经营，并且一直像处于泥泞中，“失魂落魄”般苦苦挣扎和艰难自救。
　　之所以在本文中提及个人网络心路，是因为近来完全没有了最初上网的热情。尽管想说的和想写的东西不少，却开始自疑：“像这样一种肆无忌惮的一意孤行有何意义？”
　　每一次遇到一些网络论坛邀请我作“斑竹”，即刻都会让我联想到最初承担此类责任时的种种苦衷和尴尬滋味，但源于内心一份爱好和书写习惯，也乐于接受挑战。随后，经常是大致看一下论坛版面内容，力求能迎合建版主旨，再贴出一些尽可能与之和谐的东西。

本篇读书感受性文字，其书写时间大概集中在1997年前后。
我的少年时代正处于文化革命时期，而且在城市里亲眼目睹过一些十分残忍的打击、揪斗和批判等场合。因此，一直以来总想弄清楚：那时候人们于言语行举上的疯狂和残酷究竟缘于何因？而且，那样一种状态与现今国内城乡文化现象之间是否存有必然联系？另外，面对时下社会中公开谴责或危机四伏的一些不良现象和棘手问题，我自己觉得，其中很大因素正是由于针对国内改革开放前的诸多不良社会现象和问题，尚且没有给予客观、科学、积极态度的反思、研究和批判的恶果，而非一般人坚持以为只是经济或政治改革的副产品。
论语上曾记载，有人问孔子关于人在死后的事情，孔子回答道：“不知生焉知死！”
是的，从客观事物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性而言，不敢正视“活”的现实以及一味逃避“过去”。这无论是针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和整个地球，均可定性为“愚蠢的近乎自戕”的行为模式，而像这样一种“掩耳盗铃”“一叶障目”“自欺欺人”的德行品质，起码单从医学生理或社会心理学上，都会非常容易地找到其“反动”而“错误”的思想根源，也更加容易地可以预见其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综上所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日常行为中，所谓“评说”“批评”或“批判”，都不是简单的或单纯就是：今天的谁、谁、谁背叛或反戈一击了过去的谁、谁、谁之类的道德缺失或苟且妥协的故作与妄为，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需求。如何努力去营造一种科学、客观且是宽容、流畅的评价和批评环境，也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避免不再重复“惊人相似错误”的必须之痛和必由之路。
（2003年据日记随笔整理。2014年10月再整。2015年11月修于济南。）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4 10:17
【读书杂谈笔录】……第十章闲话“章学诚之校雠和评议文字”

“评论文字，抑扬工拙，道之末务。”……摘自章学诚《朱子韩文考异原本书后》

章学诚，字实斋，清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人（1738-1801年乾隆3年至嘉庆6年），主要著述《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

针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在文化特色上的贡献，有句俗语：“上古书经、汉代赋、唐宋诗词、元明曲话”。那么，在华夏大地的王朝中，“清朝”一代成就何在呢？
中学时期，为迎接高考，老师和学生们都在拼命搜罗复习资料，像各类参考书、模拟试卷以及书角旮旯中偏僻辞句自编等，都一概漫无边际地背诵和学习着。也就是在如此学习经历中，对清朝文化状况大致有了两个鲜明印象：
一是文字狱非同小可。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随言或就是戏语吧，即成为朝廷对于口无遮掩、污蔑主权的读书人，罗列罪名、株连九族、杀一儆百的口实。
二是“考据”风行。所谓考据，就是找出来老祖宗一本书，或是在自己撰文造句之际，凡涉及引经据典和相关“人言、事论、史实”等字词语句，都必须查明出处、时间和因由。对于这种仿佛特别严谨的学风，在我理解上，实际是“文字狱”压迫下的畸形行为和矫情故作。因为，那时博取“功名”的科举考场还存在着，学子们必须破题承股而去著书立说。为了防止说错一句话而招致杀身之祸和家破人亡的下场，所以，字字句句必知出处，话话语语须有根据。其实，在他们心里却有另一种明白：“反正我文章字句中的出处和依据，是有历史传统的；反正这依据和出处，都不是我创新或捏造的……反正避开了皇家忌讳，才能就保住了我吃饭的家伙。”是的，在中国无论姓氏名谁的历朝历代，也不管其身份是帝王将相、士大夫、学子或平民百姓，在他们一生中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如何能够保住吃饭的那个“家伙”上面了，至于自我或群体于生存质量及其社会地位上，其究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是在“万人之下一人之上”与否，也只能任由天命或运气裁定吧。

读章学诚先生《校雠通义》（刘公纯先生标点古籍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本）。在未注明姓氏名谁，但应属个性言论的“出版者说明”中，指出：“该书作者倡导的校雠学派是与清朝时兴的考据学派，在文史研究、出版教育方向上，相互对立的。”
其实，关于清代考据或校雠作为，究竟是“源于时势的不得已而为之”？还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和自然形成”呢？对此，我不但一直疑惑不解，甚至读罢章先生此书，也没有真正弄清楚。
章学诚先生在《校雠通义》一书中，通过对他人的诸多书本进行了校雠工作之后，在其独立成篇，且并列于原作品后面的个性“自白”中，约略表明了他的校雠意图。
一方面，章先生不赞同在各种经书原创作品的字句或段落之间，再加杂上像“传”“注”式的解释文字。
二者，章先生提倡如实地校对作者原创文字与流传文本之间的异同。
第三，对于文章段落意思、文字删节以及假借虚实等词句改动与否的理解和认识上，特别是涉及到修订者的个性见解，章先生坚持都应放在经文后面，给予独立成章。
读章学诚先生上述三方面建议的出发点，旨在让读者于读习经书类思想性原创作品之际，不要只图通过浅显易懂“注解”而得来“一览无遗”的畅快，而是要在经过曲折反复、推敲分析、核对揣摩古文原创文字的努力中，去培养、获得和提高个性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
校雠和考据，在我感觉上都是围绕着“经书”做文章，其目的不过就是让读者准确无误地自觉学习和深入理解“圣人”之言。不难发现，在章先生整部书里面没有公开宣扬针对古文献学习应该持有的批判精神和进步要求。正因如此，《校雠通义》的作者和所有道德家一样极其明确并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评论文字、抑扬工拙、道之末务”之论断。所以，在《校雠通义》一书中，针对历史上业已有公论的文艺评述，如：刘勰《文心雕龙》和挚氏（不知何方人物）《文章志论》，在充分肯定其文学价值的同时，更强调的仅是他们独立成书的风格。

一部华夏文明史，仅仅靠崇尚“德”“才”“学”“识”的优良传统，再加上赖以“学而优则仕”的风范体制，足以使我们今天站到全世界最高处大声地呼喊：“凡别人有的，我们都曾经有过……凡别人没有的，我们还拥有许多……”
当有人“少见多怪”地呐喊和呼唤“中国从来没有文艺批评”的时候。除了刘勰朗朗上口煌煌巨著《文心雕龙》，就足以封住这些人的口舌、眼睛和耳朵之外，任何人都可以从亘古于今的书海中，随便找到一本汉文书本，大声或悄悄地告诉你/我/她/他或他们：
“你看！你看！我说没错吧，连这样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册页上都充满了‘批评’的话语哩。”
（2003年8月草，2011月7日整，2014年3月修于济南。2015年11月再整。）
作者: 语哲    时间: 2015-11-4 11:11
学习，受教。继续。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6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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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谈笔录】……第十一章从冯友兰先生到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
哲学应是什么呢？　
粗略些看，这两个问题是一样的，细致分析，却会发现其中有所不同。　　
什么是哲学？表面意思上，是要求给“哲学”这一个概念下定义，进一层是想弄清楚于生活、学习和工作之中，经常会听到或见到的“XX哲学”“哲学XX”的话语或词句，究竟是针对一些什么玩意儿的描述、说明或理念；另外，再有一层意思，就是想了解清楚已经存有的，且名目繁多，并经常被称为这样那样“主义”的一类东西，其之所以归入哲学领域的确切内涵和思想全貌吧。　　
哲学应是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单是从哲学角度或在用世俗眼光上，起码会有两套答题方案，甚至还会出现更多种说法和多层次意思。
简单地讲，所谓“世俗眼光”，就是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喊得最响的、钦定的、所谓“公认的”，也就是舆论界大力倡导和灌输的某个别或某一种类“哲学”的模样；所谓“哲学角度”，既一般只是理论性言行，近似完全是针对“概念“给予定义式的演绎或诠释，所得出来的某种思想、认识和观念的“模样”。而像这种“模样”的思想产物，类似科研实验室内的模型，应该是客观、理性、非情绪化，甚至可以公开宣称“非既定为某一阶级服务，而是把全人类当作一个整体”，其所形成的一种思辩性“哲学”风貌。　　
大致地说，对于解答“哲学应是什么？”的人，在选择上面的两个视野或角度时，前者，是现实的、具体性的、有条件的，也就是有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的，并且是最常流于人云亦云的，亦不过就是为了表白自己是合群的“同类、聪明人、懂事人”之际，不得不展现出来的一种姿态、腔调和说法而已。那么，其后一种，可能雷同于科学与学术上所谓纯粹性、抽象性的一类事物，仿佛是没有任何负累的，仅仅是围绕“概念”，进行就事论事、见解性、个性化的一些字句排列组合吧。　　

下面，我也谈一点极其个人化，并且是非常浅显的关于“哲学”概念的理解、认识和体会。而且，我的看法，完全是围绕着本文开头的两个问题，并且又是混淆着上面两个视野和角度，仅仅是通过个人读书、学习和工作过程之间的生活体验，尽自我所能地来“实话实说”。当然，我的看法，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门外汉”，针对哲学话题，而故作“内行”的思辨及其解答。　　

关于“哲学”这一概念及其定义的学习和认识，仅凭我自己残存印象和分析(主要是回忆和反省)，究其来源，以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校教育。　　
学生时代，自“初中”设立的“政治课”，是我这一代人系统接受哲学思想的开始。的确，到了上大学之后，甚至直到今天，关于“哲学是政治课堂上的主要话题”，像这样一种理解和认知，我不但依然深信不疑，而且根本不会犹豫或含糊其辞。
事实上，在我们以往所受的学校教育中间，起码对于像我一样的理科生，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本科，也只有在政治课堂上，确乎才讲述“哲学”性的思想和认识。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唯有“政治”这一门公共课本上或辅助教材里面，充斥着最多的“哲学”一词，而且其宣讲或说灌输的“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的学问，也的的确确是哲学的一个门派，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解释和说明，尤其是作为唯一的、先进的、科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论断。就其形成、发展及其社会价值和意义上的诸多问题，无论是会说的还是会听的，也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物，大概即便就是在今天，若言“唯华夏大地之上比比皆是”，亦不为过。所以，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总之，每每想起我们这一代人，恰是通过新中国学校教育而得来的关于“哲学”性质和内涵的认知能力，我不仅即刻倍感荣幸之致，甚至早已经视其为福音和天赐了。因为，正是这样一种学习教育过程，不但给了我个人一个思变/思辨的头脑，而且还自认为，这种学校教育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给予华夏中国只知道“子曰、经释”的汉文化，输入了有治疗“愚钝”疗效的新鲜血液。通过一种学校性、普及性的“哲学概念及其内涵、外延”的宣教与灌输，起码在文化历史延绵不断的中华大地上，在那些头顶上都带着“礼仪之邦”“仁义道德”“人世间最伟大理想主义者”桂冠的平民百姓、小知识分子和贤达、圣儒、领袖们之间，总算有了一个彼此都可以大大方方，但又要小心翼翼地进行“平等、自由、公开”性对话、沟通、交流的共同话题、统一理论及其哲学基础了。
二、生活和读书。　　
因为，关于“哲学”问题的认识来源，后面还要单列一个，也是通过读书而来的。所以，为了避免雷同，这里所指的“读书”只是针对一种尚未完全明确，类似处于潜移默化之中，还没有达到“真正明白”的足以确信不疑，并敢于单凭个性觉悟、理解和认识，而去游说、宣讲、辨别及争执的认知程度。　　
在我个人以往十分单调、平庸、波澜不惊的生途中，仅是读书、学习以及生活本身，尽管也不时地强化并经常提醒着“哲学就是这个或是那个”的印象，但真正让我个人对某种“哲学”概念坚信不移、明白无误的学说或理论，的确就没有遇到过几个。　　
生活经历，如：家庭背景、出生地、学历、学位、专业、妻子、孩子以及跌过几个跟头、结交过什么名人或朋友等等，诸如此类一般对一个人都有特别重大的环境影响因素等等，不管这一切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哲学性熏陶及其结果，此处我想暂且跳过这个门槛，先不去提及它们了，下面单纯讲一讲其中“读书”的影响力。　　
通过眼睛和脑子读习和了解哲学，其面对的就是一些所谓“研讨哲学话题”的媒介物，它们大致散在于书籍、报刊、杂志、网页和研讨会或课堂上。除外学校教育和我自己业余曾经阅读过一些类似作品，近一年，特别喜欢经常到“哲学类”网站上走走看看，并且有时在此类网站论坛中，还装得像很专业的样子，经常会去阐发、书写和提问一些莫名其妙的哲学话题。事实上，我自己并没有自觉自识地系统地学习过多少哲学类经典论著。　　
关于哲学领域的一些专业话题、影响人物和新旧学说，尤其是诸多分门别派上逐个“主义”等等，我不但没有全部搞懂，而且就没有想过都去“一览无遗”，甚至对社会上俯拾皆是的这样那样“主义”，亦如同对待萨特“存在主义”一样，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弄清楚这一“喧嚣尘上”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髦“主义”，其具体到每一个人或整个社会的魅力何在。
三、冯友兰。　　
我与冯友兰先生的缘分，如果套近乎些说，最近的也就是姓氏上貌似（我俗姓马），至于其它的，例如：见过面、说过话、签过名、握过手、听过课；或曾是同乡、同学、同事、同僚；或者，打过架、有过口角、拜过把子等等，像诸如此类，不但可以引为自豪，而且依然吸引现代人“眼珠子”的传统机缘，我是一个也粘不上边。即便如此，我仍然视冯友兰先生为我一生哲学思考上的先生和导师。因为，无须去查资料或翻阅读书笔记，经由冯友兰先生印记在我脑子里面的东西，最为刻骨铭心的，起码就有三个方面，即：一句话，一个标题，一种思想。　　
一句话：“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一个标题：《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一种思想：“哲学应是什么？”的学说。　　

公元1986年一个周日早晨，个性狭隘的烦恼，让我躺在大学九人宿舍下铺上，翻来覆去，睡不成懒觉了。于是，起床跑步，来到了青岛中山路一个书店门前。当时，书店开门不久，面对空空荡荡的高大厅堂和浩瀚无语的知识仓库，尤其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我的眼睛与一位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服务员的目光，恰巧碰撞在了一起。于是，处于青春期，风华正茂的我，也就愈发怯懦、拘束、冷汗起来，便装模作样地径直来到“文史哲”展柜前，仿佛胸有成竹地找寻着什么书。而这一刻，迎入我眼帘的一本书，正是在玻璃橱柜里的《三松堂学术文集》。
“请拿出这本书看看好吗？”我慢声细语地问道。　　
“噗！”的一声，书从里面到外面、从下面到上面来了。　　
捧起由面无表情的服务员扔到柜台上面的书，仅是翻看了几页，我即刻感到头脑发胀、眼前晕眩、心跳好像也加快了。大概是翻看了一眼书上面的价格，反正是不一会儿功夫，我就把书放下，说了声“谢谢”，随后一口气跑回了宿舍，运动服也没有换，拿了钱，便又跑回了书店。　　
展柜里那本《三松堂学术文集》，有几页纸因为裁边不到位，完全粘连在一起，而且封面也有些破损了。我要求服务员换一本新的，但她不耐烦起来，没好气儿说道：“就剩下这一本了。”
从《三松堂学术文集》到《三松堂自序》和新旧版本的《中国哲学史》，以至于父亲单位人手一册“批林批孔”文选中冯友兰先生的文章，有过十多年时间，在反复不断读阅和温习过后，我一直就不敢说读懂、读通了“冯友兰思想”，尤其是对于冯友兰先生引以自豪的《新理学》，至今既没有看过，更不知其云何。但是，就在这样的自学中，我接受了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或者讲，对于冯友兰先生关于哲学概念的定义、解释和学说，总算有了我自己一份清醒的认知和赞同。　　
冯友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哲学是人人皆有的，也是人类社会中无时无处不在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到乡下问一位老农民：“你为什么活着？”这样一位可能是根本没有听说过“哲学”一词的老农民，无论其会作何回答，但这个答案就是其人生的哲学理念。　　
也就是冯友兰先生的这一例句，一下子揭去了罩在诸多“哲学”理论或学说上面的神秘面纱。　　
今天，如果有人问我：“哲学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紧接着无须别人再进一步提问，我会自言自语道：“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子方法论，方法是观念的形象。”这就是哲学的基本定律吧。
（2003年10月26日草，针对当时某网站关于“什么是哲学？”话题讨论而作。2014年9月15日整于济南。2015年11月6日修。）
作者: 语哲    时间: 2015-11-6 12:09
话题广泛需要知识基础。向你学习！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9 09:29
【读书杂谈笔录】……第十二章夜读梁漱溟《朝话：人生的省悟》
  
   日持单位所发购书卷（面值100元/张），到泉城路新华书店，又添了五十余元，购得数书。其中，自选两本，即：梁漱溟先生《朝话：人生的省悟》和新版（美国）房龙著《房龙地理》；其它，一为妻子所用新版《汉英辞典》，另为女儿学习用书。
   
  关于梁漱溟先生，最初的了解是在读习文化革命史料时，其后于冯友兰先生回忆录和其它相关哲学类话题的国内著述中间，亦偶有发现。
   对于梁漱溟先生的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新中国“反右”起因中间梁、毛公开口角。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绰号以及新中国知识分子始终飘忽不定的运命，甚或都可从这样一段故事里面，探个究竟出来。
   在山东方言中，尤以胶东大部为著，所谓“朝(chao)话”，或直言或背地里讲“某某或谁谁‘朝（chao）吧’”时，其话语本意是在映射，某人在说话办事上“特别傻、缺心眼、不动脑子”，甚至就是有“精神疾患”的嫌疑。
   在书店购书中，当看到在梁漱溟先生著述的“书名、标题”之上，竟然刻意凸显着“朝话”二字之际，不仅为之一怔。随即，因晓得此书作者为哲学大家，故于转念之间，禁不住油然起敬，并在心里暗自嘀咕起来：“真不愧为哲学大家啊！把时常混涩、难解、抽象的哲学语言，用一种通俗自愚似的话语，来转达世人……如此敢于自曝己丑、甘揭己短的作派，往往正是大智慧者，通达自信的表现哩！”
   
   夜读《朝话：人生的省悟》之首篇“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从中也大致弄懂了其人其书所要讲的内容梗概，并联想起以往读民国书籍之际，相关梁漱溟先生的一些趣闻，以及多年以来关于其人其事的一些困扰和疑惑的话题。
   许久以前曾看到过一段资料，其中大致在讲，于民国时期，梁漱溟先生曾在山东（大概在现今聊城临清附近）搞教育试点，而梁漱溟先生在他自己的实验王国之中，却仿若古代帝王一般，每日凌晨利用早会时机，来发表类似“圣旨“样的演讲。尽管涉及此类史料的出处及其作者，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但对于这样一桩往事，我至今印象特别深刻。究其原因，一者，在务实保守的中国，竟然还曾出现过像圣西门、傅立叶那样的空想社会活动家，其不但敢于公开自我“理想国”式的憧憬和构图，并且还勇于为自我“乌托邦”梦想付诸社会实践。其实，仅仅这样一个事件本身，就足以让人们刮目相看和肃然起敬了；再者，对于梁漱溟先生在类似先锋样式社会实践之中，却搞了一种复古/复辟君主帝王体制式的模样做派。于是乎，对于梁漱溟式的教育实践活动，骤然让我失去了进一步深思或探究下去的情绪。正因为上面两点因素，对于该桩史料故事，留下来的只有一份心存芥蒂的耿耿于怀罢了。
    此刻，阅读梁漱溟先生自己对其“朝会”的解释和说明，仅是一段关于黎明早会的情景描绘，却一改往岁直觉不良的印记，甚或令我怦然心动，并涌出一份跃跃欲试的冲动了。
   “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底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摘自《朝话：人生的省悟》梁漱溟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P.1-2。）
   大哉！梁漱溟。   
   呜呼！责任，且视为“自身责任之重大”也。
（2005年11月20日之日记整理。2015年11月修。）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9 09:53
【读书杂谈笔录】……第十三章也谈“子曰”

办公室窗前的玉兰树，厚重的花儿接二连三地开着。但总不是在江南，既没有沁人心脾的香气，也见不到争齐斗艳的绚烂。到不如树下的那一簇簇不知名的小黄花，不经意之间已经连接成了一片，掩映着周围偶见的绿色，格外醒目起来。　　
春天的魅力，在我最喜欢的，正是这万物初发生芽的时刻。因为一旦生发，随之繁荣、盎然的景象，也就仅是个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了。在远近的生活里，多少想象和渴望的事实，就在于没有这初春的萌动和吐蕾的温馨啊！　　
网络上书写文字的得失利弊，尽管褒贬不一，但自我在审视和思考之间，心态逐渐趋于平和。眼下，对科室季度考核工作，忙忙活活之中，却总也见不到成效！反而不如间歇时，用“键盘”抄录着《论语》，能从中觅得点滴儒学菁华。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仅就上述之语义，可见出孔子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之下，孜孜以求显、求立、求作为之间，其自我心理和志向所途经的历程与感悟。其实，即便在今天，若有如此理想与志向并敢于不懈努力和思索的人，一样不难从中引起沟通和共鸣。“人心不古”由此也可见一斑。
　　
对于孔子文章话语之中的训示和教导，如果仅仅当作一个学者的心得体会，这样一来特别有利于对社会和人生的独立性思考；如果视其为“教义”，并当成了不能违背的金科玉律，则不仅害己，尤其害人。因为，“子曰”中涉及多方位、诸层次的思想观念和一般性认知，甚至有一些就是对其自身或社会矛盾现象和问题的不成熟地诘问，甚至就是“想当然”的解答。例如：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但在不同的场合，或是针对某些人，却又谆谆教诲着“讷于言而敏于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　　
事实上，就孔子自身来讲，言之所出，必有真情实在。但后世之人，尤其将孔子奉为圣人和“天师”之后，“子曰”者蜕变成了“神话”和“圣旨”一般。而类似这样一种做法，对于“子曰”话语词意中所揭示的人生价值和社会意义，不是增光添 ，反而误入歧途，甚至每况愈下了。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此类语录丝语，说起来都很简单，单言用得好并落实到实处，已经是不容易了，若还要上升到“活学活用”的程度，也就更难！所以，“孔孟之道”在中国的命运，毁誉参半权且不说，大起大落又在何时啊？！
（2003年3月末草于济南。2014年8月9日星期六整。2015年2月11日修。）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10 11:01

【读书杂谈笔录】……第十四章也谈“自学、教育和成才”

工作闲聊之余，于办公电脑上键录着《论语》。于句读琢磨之中，愈发觉得孔子的伟大。仅仅一本《论语》，其思虑、质疑和解说的问题，于“博大精深”之间，已达“出神入化”境地，尤其针对诸多玄妙话题的应答，正所谓“深入浅出”之语言和思想典范。
子曰：“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在日常生活中，所谓“自学成才”，为什么能成为历朝历代都“倍加关注”的社会话题呢？孔夫子此语，正是相关这一社会惯常现象的最好说道。　　
所谓系统教育，尤其历经“大学”，也就是所谓“经院”系统学习，除了能够从中看到和学到如何提高自我专业技能的方法/方式外，主要还是从中可以认知某些学科或某一专业领域的规范化思想、知识、学说和理论。然而，就某一个人而言，对于如何看待世间万物？如何做人立世？如何成为“立言、立德、立行”的社会有用人才？……诸如此类，凡涉及到某一个人，相关其世界观或人生观形成的关键问题。深入而全面分析之，确乎并不在于某某人或其人物，必是曾受教于洋洋数万万言的宏篇大论，或接受了拥高徒具权威的名师指点，或就读于悠久历史文化灿烂的国内外名校等等，反而在多数情况下，其根本却在于“如何能够使某个人真正自觉意识到人世间一个人或众生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个往往是在突然之间，才能够真“明白”，或说需要真“颖悟”的问题上面。针对这样一个问题，或说在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之中，如何能够使一个人，或说，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颖悟”和变“明白”的法门？其实，通常的“系统教育”，也仅仅只是一个方面、一条途径、一种办法，而其“必由之路”中的“学习”途径，则在方法、方式和规矩方圆上，恰恰像是空间两点之间的连线一样，一定存有许许多多通途和轨迹。虽然，这些轨道在距离和时间长短不同，但其结果和目的上，却经常是一样的。关于这后一层意思，且不说在一些特殊艺术才能方面，仅就某些“新型专业”才干来讲，通过泛泛读书、闲暇思问和生活体察，甚或直言，仅凭在生活实践中“自学”，都一样可以等同与，甚或超越了“系统学校教育”，可以达到的效果和目的。就这样一些鲜活实例，在历史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乏见到，暂不举例说明了。由此，也不难预见，未来仍将亦然。　　
针对一个人如何能够摆脱某些现实存在的困惑，得以达到思想头脑“颖悟”和“明白”的话题。对此，在宗教文化里面，确实有着更多元化的探讨和深究，而在他们中间，有些方法也是证明行之有效的，例如：在中国佛教界，所谓“南禅”“北宗”，在如何步入“悟”的法门时，就有“顿悟”和“苦修”上的差别。相关这一方面的思辨和哲理，起码在世界的东方诸国文化中，对于俗世生活一直以来颇具影响。
常言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事实上，在今天，即便没有了那个“活灵活现”的师傅，仅是借助现有信息材料和通讯工具，而去找寻一个或十个八个用一句话都概括不过来的真才实学样“师傅”，并使其引领自我“入门”，以至于彻底“悟道”，进而发展成为真正明了这样行为和结果的引导者。如此推论，付诸实践，并取得显著业绩，都已经根本不再成为问题了。然而，这其中存有的真正问题，只在于像这一类人或人群有无这个“本心”，或说在于有无这样一种“思路”。
就人类社会化群体生活而言，在上述话题中，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在“悟”了以后的那个人或言人物，究竟成“仙”还是为“佛”呢？或问：“悟”了他或她，是去“传经送宝”还是在“装神弄鬼”呢？甚或有的是否还会放手干起了其它不尴不尬的勾当了呢？类似这样一些似乎只是相关个人业绩的问题，其本质就是“成人”问题，也就是“一个人一生要做怎样一种人？”这样一个涉及个体生命存在价值及其意义的问题吧。
关于学校教育，特别在“育人”方面，少儿时期，尤其是儿童时的家庭熏陶和普及学习阶段，应是教育中的“重中之重”。至于大学教育，除了特殊专业领域外（尤其“高科技型”），大部分院校学习，应该成为“知之”和“好之”者自由出入的场所，而不应成为制造“文凭”的工厂，尤其在社会管理机制上，不应把“学历”和“学位”规定成了“量材取能”的绝对化标尺。在此，暂不探究“造文凭、假学历”成为某些社会问题的深层因由，仅是针对“学历”“学位”客观局限性而言。因为，时至于今，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部分人，由于没有相应“学历”和“学位”，他/她或他们羞于和怯于，也可讲受到世俗蔑视或就是政策上限制，来从事某些需要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样行为的工作或事业。如果在一个现代化文明程度较高社会里，像这样一类人，他们或者会一如既往地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或者干脆放弃所求及举止，或是一味摸索前行而我行我素。总之，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也不管其具体结局会怎么样，在一种理想化氛围之下，他/她或他们起码在心理上和社会生活中都不应该再有太多个性之外的负担和压力。然而，在我们现实当中，由于有种种“仕之梦”“教之理”和“法之规”以及“策之限”，于是乎，远近拥有现代高等教育的头脑和学问者，可以将书本“倒背如流”，或自诩“过目不忘”；可以举重若轻地“引经据典”，且经常“如数家珍”；可以沾沾自喜着“金榜题名”，更乐于“衣锦还乡”；可以把玩回味着“光自己宗、耀自己祖”的“功成名就”；更可以有事没事偷着乐“朝闻道，喜死足矣”，或公然于“明镜高悬”的横匾之下，干得却是“不仁不义”“不廉不洁”“不尴不尬”的勾当，甚至满足于“呼风唤雨”“专横跋扈”“装腔作势”的自在张扬……是的，不仅如此，他/她或他们更可以不知道或装作不知道，甚至无须知道和不想去知道：像“人道主义、民主思想、自由精神”等近代文化理念，对于自我人格完善和社会文明进步，为何拥有“弥足珍贵”的理性光辉及真理伟岸。
改革开放后的“高等教育”，仅就八十年代来说，经历过来的人们应该清楚：迈过了“高考”独木桥、铁蒺藜之后，在里面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无庸讳言，一个人智商不需要很高，只要有时间、有机会、耐得了性子，并且还能够吃苦耐劳地努力读习考试资料，依此去拥有所谓“经院派”学子模样或就是那份样子的说道词，都决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难事。
的确，无论在哪一行当“立足”，达到“知之”和“好之”的地步，原本就不难，而难在“乐之”和“为之”。如果说，一个人从晦暗无知、懵懵懂懂到“知之”和“好之”，须有“顿悟”上的转机。那么，由“知之”和“好之”再到“乐之”的升华，应属于“殊途同归”的层面了。所以说，若是在这一层面上“有为、无为、何样作为”，尤其一些在意向上立志有“大作为”者，其中必然无法逃避个性品质和思想能力上所瞄准的“楷模”“榜样”性问题。而正是在这里面的问题，不但会有更多，并且也会更加复杂和繁琐。关于这后一层的事理，还是留给能说会道的专家或学者们，去畅谈和“唱响”吧。
（2003年4月草。2010年3月修。2014年4月9日整于济南。2015年11月10日修。）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11 10:02
【读书杂谈笔录】……第十五章由“训诂”看“人格”

　　[训诂]：对古书字句的解释（见《现代汉语词典》）。
为何华夏大地历朝历代，仅是针对《论语》，凡名流大家一直不厌其烦地对“原文”进行解释，并对其“解释”进行再解释呢？大概这里面有很主要一点原因，就是语言文字有一个“时效”问题，即：在某段时期内关于一些“字词句式”的理解，也就是于社会脑力认知能力所达成共识水平上，存在着前后有别、内外有别、彼此有别等程度上差距。
其实，上述关于文学作品“字词文句”理解和认识中的有“别”，也就是所谓文化“语境”问题，也可说成是社会“氛围”所致，甚至仅仅是一个“学术水平”而已；或许，进一步还可以说，在学术领域内部，这里面的“别”就不应该任由其存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间，每每给人们一种印象，我们周围始终都有“趾高气昂”而且“永远伟大”的人物存在着。那么，处于如此君临上界、高屋建瓴、乐观向上的现实景观之中，人世间还能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惑和问题呢？
　　中国人文历史，说5000年也好，讲3000年也罢。总之，经“春秋”“战国”厉炼，赶到了“秦汉”之际，足以堪称达到了“博大精深”境界，随后之时代，从人品到学问，似乎越来越“愚钝”：做人，可以不去孝敬尚能吃饭穿衣的父母，但不能不避讳，甚至更加谨小慎微地“尊崇”死去的神仙皇帝；做学问，更是越来越“糙”，甚至都公然用“大白话”来讲解圣人之“言”了。
　　今晨正在想，昨晚中央十频道《读书时间》里夹叙夹议在论说孔子和《论语》的电视节目上面，那些现代大学问和当下能人们，用其个性化智慧能力，一再“白话”的古今文化信息，窃以为，不应该仅视为私下性闲聊似的“训诂”吧？由此，也让我想到许多问题，别的疑惑和感慨先放在一边，单是该栏目播放中间，特邀嘉宾顺口说出来的下面两句话，权且在此闲扯一番相关古今“人格”的话题。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已经被视为“子曰”精华了。就这一点知识，按说无须再通过上述电视节目强化传播，人们也不难感知并领会在这一话语中蕴含的道德真理。然而由此话题，尚若再进一步质疑或诘问，就不清楚究竟应该向谁讨教了？！
就在当下我们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指电视节目所达水平）思想认识之中，是否也应该达成这样一种一般性的共识和道德底线呢？也就是说，我们社会是否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宣扬、宣教和倡导，自孔老夫子以来的一种社会信念和人格情调，即：坦荡荡的才是“君子”，“君子”应该就是坦荡荡的，而“小人”亦可类推而知之。
关于上世纪英国文学家威廉•毛姆，他是否必定就是说过“他人是狼”的萨特之“存在主义”的忠实信徒呢？对此，起码我自己始终都没有搞得十分清楚！但是，就在昨晚电视节目中的某学者，在其引经据典而高谈阔论之间，却很突兀地引用了萨特这样一句话，并借以解说其个人所认知的英国文学家威廉•毛姆的人格特征。
关于“他人是狼”这句话，是否就是萨特的原话？或“他人是狼”仅仅是当代学者“大白话”解说存在主义吧？对此，起码在昨晚上，我至始至终不但没听清楚关于此话的具体出处，甚至其借用此话所意欲“训诂”的问题，却也愈发让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在我以往学习中间，尚且晓得一点，也就是他们热谈的这个威廉•毛姆，在其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傅惟慈译）中借男主人公嘴巴，曾经讲出来过这样一句话，而且恰巧正是这样一句话，曾经对我有过认识上“颖悟”般的强大冲击，他说：
　　“（我）总认为人的性格是单纯统一的……还未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是极其复杂的……卑陋与伟大、恶毒与善良、仇恨与热爱是可以互不排斥地并存在同一颗心里的。”（《月亮和六便士》傅惟慈译本，P.76。）
　　另外，在过去于网络上议论乔伊斯《尤利西斯》时，我曾引用过这样一段话：“……乔伊斯谈其《尤利西斯》：他欣赏荷马的尤利西斯，主要因为这个人物是一个全面的人，既是儿子，又是丈夫、父亲，同时也是朋友、战友、领袖。他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可是在战场上，对敌人却又比谁都坚决（乔伊斯不喜欢流血斗争，但是赞成精神上的不屈不挠。）；他不但在战斗中足智多谋，而且善于创造发明，又有艺术气质。他的各种各样的毛病，都不妨碍它成为一个全面的人，一个好人。这样全面的人，在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等等的名著中都找不到，在整个文学领域里是难能可贵的。而他（乔伊斯）就决心创造这样一个现代人。”（原文可能见于《世界文学》第一期，P.232。）
　　引用上面这两段文字，想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此想说明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的人文思就应该刻意去和国际接轨，尤其还要走在时代前列。那么，我们的国民，尤其那些自认为可以堪称学者的名人大家们，其自身首先应该弄清楚，并主动明确下面几个问题。
1、是否应该大张旗鼓地探讨理论和现实性问题？
2、是否应该旗帜鲜明地区别对待理论人格和现实生活中的个人问题？
3、“非此即彼”的人性认识和社会现象，尤其是思想理论的根由及其危害之所在。
　　如果像上述一类“毛姆颖悟”和“乔伊斯清醒”样式的复合型人性化个人，在廿一世纪之前西方名人大家的艺术作品中，也就少有发现和宣扬的话。那么，这种复合型/复杂样子的个性和人物，尤其是如此全面的人格理解和人类认知，在中国的过去和今天，尤其是在孔子学说里面，也就更加难难以有所发现和有过揭示，即便在华夏古人先贤中间真的曾有过类似的语言形象，若实话实说，以我个人见识，单凭华夏民族以往文化信仰和人物尊崇，也只可能是偶尔地留下过点滴印象而已。
当下，在国内文化水平和认知高度层面，已经把一个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过且已死亡恒久的人间皇帝，通过高科技手段下的书籍、刊物、报章和荧幕影像等传媒手段，在不单单是描画的有血有肉、七情六欲都十足饱满之后，仍然还觉得“真实”的不够扎实，进而还要更加格外地浓墨重 ，而且是十万分用心地特别点缀上可以任意飞檐走壁、穿越时空般的伟大和自在。同样，在生活现实中，但凡是一名“位高权重”者，则一定要“伟大”的就连“贪赃枉法”，亦可以“视而不见”，甚至就是奢侈糜烂、强奸民意，都是有着非同一般的雄心大略和远见卓识。然而，此类人物一旦“失去大宝”或成为卑鄙残酷、祸国殃民的罪人之际，那么，一夜之间他们即便就是确有“敬天畏地、孝敬父母、爱恋妻幼”之人性常情，也即刻被视为“悻悻假惺惺”的伪善和诡诈，甚至于大街小巷、家庭单位和举国上下，即刻就会伴随着舆论传媒奔泻出来的同仇敌忾之气势，用势必让他们一“丑”万年远远不足以渲泻华夏民族之义愤胸怀，还必须要再踏上亿万只脚，才能显现出中华儿女特有的人文气概和道德豪迈。
呜呼！睁睁眼吧。
帮帮忙！有点真实玩意儿好不好？！
（2003年6月22日跟贴于《思想之约》。2014年9月修。2015年11月11日重整于济南。）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12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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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谈笔录】……第十六章《孟子》之“水性”哲学

偶然，拿起枕边《孟子》一书，顺手翻阅，读到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见《孟子•尽心上》) 　
于摇头晃脑、抑扬顿挫之诵念中，思路也尾随文句字义的展开，而极力思辨琢磨不已。于是，禁不住默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其‘天下’之内涵不过华夏与周土。若今日孔老夫子登上喜马拉亚山之巅，可否会生出小世界、小宇宙的智慧呢？于此心态下，‘仁义孝悌’是否优于一切外邦文化？其是否仍值得后人布道全球、推广世界呢？”　
类似上述冥想与思路，虽属庸人自扰，着实让人头痛，亦不免心焦和苦闷！但是，当读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之际，胸中郁结，却猛然打开，即刻，心情也变得轻松豁亮起来。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之说。在此，且不去吹毛求疵，非要追问：“仁者为什么独爱山啊？智者干吗偏爱水又不爱山了呢？”是的，关于“仁智者爱山水”话题，古人“子史经集”中间，早就诠释宣教再三，而他们在这里那里这样那样种种说辞释义和逻辑思辨，恰恰涵盖并揭示了中国哲学思想形成的源头和形制，即所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相关“水”的品格特质，在儒、道大家智慧宝典中间，仅是依照其形象、质地、规模、潜能诸多物理特性，便引发出许许多多浮想联翩的感慨喟叹，或者是阴阳顿挫的诗情画意。于是乎，自古以来华夏大地之上，凡圣贤德能才士，每见流水，必有“逝者如斯夫！”样惊恐；伫立海岸，则生发“沧海一粟”般兴叹；生途跌宕，更有“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悲催。但是，在我自己以往理解和记忆之中，对于“水”的性能，相较其他词汇话语中的类似描绘抒情，唯有上文孟子所谓“不盈科不行”或言“盈科而进”内涵，应该是格外形象、极其强悍，并且应是特别精辟性概括。因为，像这样一种词语释说，又与通常所谓“哲学是什么？”“哲学应做什么？”“哲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何在？”诸如此类话题中，尤其一些不容易说清楚的思想认知性问题，恰是借助“水”的自然形象，而给予了“盈科而进”的高度概括，进而使两者之间相互印证和彼此诠释。　
就是说，人世间一切针对“为什么？”的解答努力，都可归类于哲学性思考。通常情况下，经院哲学或许出于“有涯无涯”的顾忌，在不同时期总爱寻找或限定下了这个或那个必答的基本问题，依此来划定理论学说门类及其派别，而引发出来的不是彼此借鉴或相得益彰，而是喋喋不休的强词夺理或真枪实弹的分庭抗礼了。其实，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伴随工业革命兴盛之际，就曾掀起了一股“百科全书派”的哲学思潮，而就在这样一股思潮源流之中，其产生与质疑古老而传统的政教宗法观念密不可分，甚至就是对于古老传统僵化思路与格调的批判和超越；另外，“百科全书派”的最大特点，恰恰是一种“盈科而进”的道德品质，就是说，一切新的革新式的思想潮流，必须亦如同洪水激流一般，在其前进道路中，不但无坚不摧，甚至就是微小的沟坎坑洼，也必须充盈、填平、注满之，漫延而快进。现如今，针对这样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实质，人们更愿意讲其为科学精神和唯物力量，而回避不谈其哲学本质所在了。事实上，一旦哲学没有了灵魂，则如同凝固的死水，除了蓄势以待或储留僵死标本外，其中难寻活泼生命的身姿。
“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此语，自然之道，万物之理也！
（2005/6/9草于济南。2015年2月和11月整修。）
作者: 语哲    时间: 2015-11-12 14:03
博主涉猎广泛，所议必有见地。学习。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13 10:57
【读书杂谈笔录】……第十七章但丁一句话

   但丁说：“如果你克服了种种困难，仍在人下，那才是怪事。”（摘抄自但丁《神曲》）
   曾几何时，依据但丁其人其书论调为信念，从不屈服生途上波折与难堪，执著敢于向命运挑战的自信，坚守终会克难而胜的虔诚，勤学敬业，拾阶攀岩，亦从中随遇而安着。然而，面对纷繁杂芜的世间万象，亲临命运多舛的社会人生，每当臆欲投身立命其间，并决心敢做敢当地创建一番事业或意欲成就某种功名之际，即刻伴随而来的冷落轻蔑、疏才乏能、彷徨犹豫等诸如此类烦恼、困惑和怅惘，便会 侵创着自命不凡的身心和头脑……久而久之，禁不住开始怀疑，但丁名言至理之所在，且在诸多质疑之中，谴责着自我明显存在的怯懦、狂妄与卑陋，进而又不得不再去寻觅更高级别的理智、才华和天命。
    或许，人生所谓“功成名就”诀窍，就在倍受伤害与屡遭折磨的痛苦过程中，丰满并壮实着凡胎肉体，使其思想运筹、语言逻辑和行为姿态，都练达到一种超凡脱俗境界；使其徜徉人间，能够承受得起世态庸常的众目睽睽、谗言媚语、爱恨褒贬等模样心理负重、精神折磨和矛盾冲突。事实上，一个人，甚至于一个群体，也只有具备了这样一种身心承受力，才能拥有荣辱不惊、虚怀若谷、宽容仁爱的胸襟；也只有如此锤炼后的权重贤达人物，才堪当世人敬仰、尊崇和朝圣。
    毋庸置疑，但丁借助文学笔触所阐发的字词话语，其义理不悖。任何人只要敢于正视，且勇于克服自我身心所感受到的痛楚和困顿，亦无论这样一些貌似个性化苦恼，是否单纯来自品性、学习或经历，只要其有毅力通过博学广思和不懈求索，兀兀穷年，执着于解疑释惑之中。那么，他/她终会用心得体会和事业成就，来验证但丁其人其书的真情实理之所在。
    人类个性的完美，须有如此经历；群体社会的完善，何尝不也如此。
（2003年2月整于日记，首发2003-02-23 19:31《思想之约》[西祠胡同]。2014年5月4日修，2015年11月修。）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13 11:08

【读书杂谈笔录】……第十八章读《神曲》之感悟

“神曲(Commedia, Divine Comedy)，意大利诗人阿利盖利•但丁(Dante Alighieri公元1265-1321)的长诗。写于1307年至1321年，这部作品通过作者与地狱、炼狱及天堂中各种著名人物的对话，反映出中古文化领域的成就和一些重大的问题，带有‘百科全书’性质，从中也可隐约窥见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在这部长达一万四千余行的史诗中，但丁坚决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表达了执着地追求真理的思想，对欧洲后世的诗歌创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摘自【百度百科】中“神曲”）
但丁《神曲》，在欧洲乃至于整个世界上，究竟有何人文价值和社会意义呢？像这样疑问，只要读习过西方文学、绘画、戏曲等艺术史册或美学、哲学、宗教类书籍，尤其在近现代东西方文艺领域钻研之中，一般读者或许都会遇到和想到，而且也会心存疑问和困惑不解吧。
另外，在上述学习中，凡涉及到《神曲》时，无论哲学类还是文史类的著述者，他们对于《神曲》评价之高，尤其对其作品而生发的各自感想之丰富，不仅让读者也肃然起敬、刮目相看，甚至毋须讳言，凡敢于自称是“文化人”者，《神曲》也一定是其必须阅读的书本之一。
然而，当人们读过《神曲》三篇“地狱”“炼狱”“天堂”之后，是否每个人都能从中读出来，类似上面各类书籍上，给予评价或描述的那些内容及其身心感受呢？对于此样质疑，我自己就是一个不以为然者。
我读《神曲》的兴致，源自中学教材和国家倡导学习“马恩列斯”著作，以及个人业余爱好阅读像《别林斯基选集》之类文学评论和美学理论书本。大概从高一到大学三年级中间，我都曾间断地借阅，并翻看过国内“神曲”三篇的不同翻译版本。说实话，如果不是借助此书本身的诸多旁注和解说，如果不是借助或参考，像国内外《但丁传》以及艺术、哲学类论著中相关但丁其人其书的评论和学说等，而获得的辅助启迪和资料支持。那么，单就《神曲》一书而言，我自己起码是读不下去的，或说不能够真正读得进去。事实上，就在此时此刻，如果不是之前通过网络搜素，查阅了一下与“神曲”相关的知识，在我自己印象中，甚至都不曾留心和记得住，在《神曲》中，还提供了“地狱”9层、“炼狱”7层、“天堂”9层的概念或定义。如此说来，在以往读书经历中，但丁一部《神曲》究竟给我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呢？若实话实说，依我个人理解：“整个《神曲》确乎揭示了人生、社会和世界之真相，在其书中拥有着极其大胆、率性、深邃、睿智的真知灼见和惊世箴言。”其实，像我如此率性的回答，如果不算是“人云亦云”的话，也难以推脱“随声附和”的陋习，以及惯常“拉大旗作虎皮”的心态吧。
此刻，追忆对但丁其人其书的印象，翻阅手下原本不多的当年读书摘抄和随笔。眼下的我，虽然不容易厘清当初读书的前后次序，但尚能够坚信：“柏拉图《理想国》、但丁《神曲》和尼采《悲剧的诞生》，它们在人文艺术（主要指欧洲文化）发展中，尤其是针对堪称人类最伟大艺术作品及其创作者之间，相关一种所谓创作灵感、艺术天赋及其作品之所以成功的原因、结果和规律性等困惑和质疑，都给予了极具个性化的解答和科学性论述。”就我个人学习感受而言，即便黑格尔《美学》、别林斯基文艺评论和佛洛伊德梦释，亦不过一脉相承，都旨在探求个性“艺术创作”能力上的来由问题。事实上，整个世界文明史，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些所谓西方学者大家们以及我们东方圣贤大德们一起，在运用不同思路、办法和说辞情况下，针对人世间诸多类似“人才”“天才”等奇异现象以及他们如何成就事业的研究中，才使社会文明程度得以不断进步和提高。那么，在东西方诸多学者、大家或人物的书籍中，关于人类个性创造力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话题，其两类学者之间最大不同又是什么呢？
中国主流文化在针对“个性能力”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中，可以说，无论从质疑还是到结论上，从来就没有真正跳出过“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天才论就是天命论”的怪圈；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人才即便有天分，也必须循序人类可以认知的逻辑规律，才有可能登上并达到艺术人生的巅峰。
对于上述一层仿佛是我个人十分想当然的认识，其实，在地球人间之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乏类似的思考者和认知者。但是，唯有在中国，却一直以来或者不说、或者不去明说、或者就是一旦说出来，也即刻会被扼杀掉了。然而，恰恰在西方文化理论中的一些巅峰作品上面，亦如同但丁《神曲》一样，毫无顾忌地把那些无论是画家、音乐家、文学家或哲学家之流，也不用去在乎他/她或他们究竟是政治家、军事家、探险家、科学家还是商业大贾等角色，只要他们被认为足够“卓越而伟大”，便都完全可以将其与一切真正优秀且足以堪称高尚的神仙、帝王和皇帝排列在一起，任由他们在天堂里，齐眉比肩，彼此赞美，并相互唱和着。
尽管，至今我依然不敢自信，像上述一种认识，是否完全符合西方书籍的真实内容和实在意义。不过，源于自我文学活动中，曾经有过类似诗歌体裁中的创作灵感和写作体验，尤其针对发生在所谓“处女作”之上的一份创作冲动、灵光闪现和文思如涌等感受。而这一切，虽然曾经令我无比激动、心逸和震撼，但却并没有因此，让我放胆张扬于艺术领域中，而且至今，亦不敢在这一领域内，贸然进取，或一味索求！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根本原因，不得不说，是因为在青春年少时期，曾经认真读习过但丁《神曲》；不得不说，读过《神曲》以后，我自己就一直审视，并哀叹着国内外远近的太多追求艺术生活者，却没能逃脱掉但丁早就预言、提示并警觉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将遭遇“孤寂、悲哀、惨痛、苍白”之痛苦和宿命。
……
确实如此，艺术形式
往往不能符合艺术意向
因为那迟钝的材料不得心应手
就象这样，有时候造物会离开
这条轨道，它虽被送上正规
却有力量向其部分越轨而行
（正如我们看到火从云中射下）
若是对虚幻的声色的迷溺
会把他第一次的冲击扭向地上。
……（摘自但丁《天堂篇》P9。）
1986年3月25日，在摘抄《神曲》片段之中，就在上面话语后面，我曾经有过这样注解：
“一个初步涉足艺术生活的人，如果不能醒悟其处女作的成功，恰是源于其心灵纯真善良的优美，而自以为是由于自身具备了天才，即刻也就成为了再也不会倒下的奇葩名花。其就要遭受这样的命运：被声色所迷溺，如火从云中射下之迅速，江郎才尽、玩火自焚于世俗的庸常。其命运可能要比未曾上升这一层的那个人，更加可悲、可痛！”
（2014年10月21日草。2015年11月整修。）
作者: 飞虹    时间: 2015-11-14 20:40
欣赏佳作，问候诗友，握手遥祝！:handshake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16 10:29
【读书杂谈笔录】……第十九章读《歌德谈话录》一点感受

关于《歌德谈话录》，由学生时代到工作以来，已经读了数遍。每次面对大段大段的对话，都能沉思默想很久。近期，经过半年多网络书写后，再读歌德其人其书之际，从眼光焦点到思想感受，又多了一些与以往显著不同的东西。　　
在歌德生前身后，有许多人物，始终嘲讽或认同着“歌德既是庸俗小市民又是伟大诗人”的评头论足。不过，仅是通过朱光潜先生翻译的爱克曼纪录歌德晚年（1823-1832）十年间的谈话，从中可以看出作为文艺大家的歌德，确实拥有着坦然心胸、学者风范和博思广猎的人生。　　
在相关文艺写作上一些具体细节性问题，歌德曾建议爱克曼，也是提醒所有尝试走文学道路的人们，应从小的具体事物写起。歌德讲到：　　
“如果你目前只写一些小题目，抓住日常生活提供你的材料，趁热打铁，你总会写出一点好作品出来。这样，你就会每天感到乐趣。”　　
另外，对于那些观察能力和书写才能均已达到一定水准的人，歌德又不断鼓励他们，围绕着生活环境，努力去描写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社会认识。因为，歌德坚持认为，只要是一个诗人，她/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是有特色的，也就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并且终能赢得理解和客观性评判。
事实上，在西方文化体系之中，关于“诗人”的概念和定义，确乎和我们汉文化中的“诗人”概念不是完全一致，甚至他们有着更加宽泛的指代。就我个人读习歌德其人其书，并结合黑格尔《美学》中诸多针对诗歌和诗人的称颂，眼下面对歌德关于文艺写作的意见和建议，则完全可以“拿来”，用于指导并教诲当下无论专业或业余性文艺创作者，依此努力书写下去，并成就各自美丽的华章。
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在中国不仅是家喻户晓，亦应是全人类普世观念了。事实上，类似这样一种更侧重通过“多读书”来提高“写作能力”的教育理念，其本身应该没有错误的，但比较《歌德谈话录》中类似上述一些写作建议和意见，亦不难看出，歌德不愧为西方学者和文艺大家，他所强调的，更着重于要求一位艺术创作者所应拥有的“个性化”生活观察和人生体验，而非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更不是倡导一味引经据典，或者宣扬：凡有个性化的认知，而不是去“直言明说”，反而乐于使用“假借隐喻”手法，恣意于宣泄、咒骂或搞笑。
（2003年8月草，首发2003-09-14《另一种存在》[西祠胡同]。2015年11月16日整修。）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16 10:37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章也谈“维克多•雨果”

近来，重读法国莫洛亚著《伟大的叛逆者…雨果》（陈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86年第1版）。该作品在其俄文版“序”中提到，当人们问莫洛亚“你最喜欢做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写作”
的确，当文化知识充斥于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并促使这样一种人在情感和意志上，不得不敏感于“历史中伟业”和“世俗里卑劣”，并使其人时常感悟到命运无常和光阴飞逝，从而让他/她或他们极其容易萌生出悲天悯人的喟叹和慷慨之际，也正是这样一类人群里面，就在他们所能够选择来慰籍自我的五花八门行为模式中间，那么，像“写作”的行当，仍不失为一项由来已久且备受推崇的技巧、手艺和事业吧。
当然，“写作”有“为什么写？”和“写什么？”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但是，当一种个性化写作行为，若是被真诚情志所折磨的倾诉；若是被欲望所困顿或煎熬的呐喊；若是对世间“真善美、假恶丑”深入透彻的思辨；若是直面人生“名利色权”“酒色才气”之际，针对种种矛盾性问题的大胆质疑或个性阐释……诸如此类动因而来的艺术创作之存在价值、道德品位及其所带给社会上的是是非非，究竟应该依什么标准来评判呢？而且，如此现象和类似的质疑，是否可以成为当下社会或个人生活中的问题？抑或类似这样一些疑惑、困顿和顾虑，早就得到了公开化诠释与解决，或者从理论界到社会民间都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了呢？
在人类历史上，针对思想束缚、文化专制、政治强权和经济剥削等社会现象，单是在欧州大陆上，他们的帝王将相和神汉僧侣们，曾经玩弄过的伎俩及其惯常使用的暴虐和残酷，从来都不次于中国神仙皇帝和其圣明贤达的自作聪明和道德智慧。但是，就在近代不到千年的人性觉悟和自由奋斗期间，以欧州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却以摧枯拉朽之势，拂扫压抑人性的阴霾，迎来了个性自由解放的光明。毋庸置疑，没有西方这样一种犀利的足以令人目眩并能让灵魂震颤的光芒，不会有现代世界科技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强劲发达，亦不会有美洲新大陆的崭新掘起和卓越辉煌，更不会出现曾经让“东方自大狂”们相形见绌后，而自叹不如的屈辱和没落。面对并不久远的这一切，眼下华夏儿女们究竟应该去省醒些什么呢？
“溯本清源”是中国智者的传统美德，“事实求是”已成为我们时代高歌猛进的行为准则。难道如此昭然若揭的理性和清醒，铸就了华夏民族始终贫饥懦弱的唯求丰衣足食吗？难道东方心理仍满足于“自欺欺人”“愚人私己”“掩耳盗铃”般的蒙昧和沉默吗？
仅就历史经验和近代教训而言，中华民族应不惮于去挑战并抉择任何艰难和险阻，中国儿女更应该大胆地去比较与憧憬任何可能的未来幸福和世界光明。
哲学论坛的朋友们！在此处浏览之际，有感于诸位讨论对维克多•雨果的认识。故谨附上我过去读其人其书时的一点感慨，与君同勉。也真心期盼国人中间，会出来更多的人，能够从维克多•雨果其人其书中，所生发出来的应该是一些不唯文人雅士而特有的人道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气概。
（2002年12月整于日记，首发2002-12-11 23:03《思想之约》[西祠胡同]。2014年5月4日修。2015年11月重整于济南。）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17 09:28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一章读巴金先生《随想录》
   
    2005年春节长假，到外地岳父母家中拜年。因工作内容和生活环境与当地人差别较大，相互之间除了寒暄，好像也就没有更多话要讲了。于是，便抽空出来，溜达着去了一趟市区的新华书店，花了百十元钱购得心仪书籍五本，其中就有巴金先生《随想录》（三联书店2004年3月第1版）。
　  关于巴金先生晚年这部文集，大约两年前，在网络《启蒙论坛》上，曾有人提及。印象中，当时引用者极力想表明，《随想录》作者在该文集中，旨在呼吁和宣扬两个社会话题，即“说真话”和“反封建”。
　
    假期间，尤其在春节长假最后一天，虽说已经回到济南家中，但从清晨到黄昏，窗外雨雪一直下个不停。尽管，漫天飞舞的雨雪，尚没有大到封门地步，却也实实在在地阻住了串亲访友者脚步。因此，乐得自在，把几天来只是间断读阅的《随想录》，窝在家里，一气翻完了。　
　  
    读罢此书，已近深夜。伫立窗前，远眺路旁灯影下仍在翻飞的雪花，胸口郁闷难挨，好像有许多话要讲。然而，摊开日记本，却又无处下笔，只好潦草地记下了年月日和这天下雪的事情，便倒头睡去。

　  出生于六十年代的我，亲历了整个六七十年代文化革命的十年。在自我周围生活中，虽说也晃动着一些反革命、右派等曾经被视为与社会对立分子的身影，但真正如同巴金老先生在其书中追忆和悼念的艺术大师级人物或高端知识分子，却也没有直接接触到一位。就年龄和生活环境而言，针对巴老在书中倾诉、谴责、切齿的文化革命式人身摧残、蓄意侮辱、任由折磨等言谈行举，按说我应当莫名其妙、麻木不仁的。然而，事实与之相反，近来于读习《随想录》中，却始终有一种揪心切肤的痛楚和愤懑！

　  “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于《随想录》一书中，巴金先生是这样解释何谓“说真话”的。若依这一解说宗旨，再去谈读书感受，我觉得，巴金先生于其书中，披肝沥胆，念念不忘，急切而又意味深长地告知读者和后人的，与其说在倡导“讲真话、反封建”，毋宁说渴望国人勿忘发生在现代中国一段民族特殊历史时期的惨痛教训，深究这段历史对于当时、现在和未来民族心理、品行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后果。
　　
“表态、说空话、说假话”是那一特殊时期典型性不良社会风气。如同巴金先生在文章中揭示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是文化革命向纵深发展后，在应对“专制、整人、割xx尾巴”的所谓“运动、学习”时，人们通常会采取得“活命办法”和“生存策略”。
毋庸讳言，整个文化革命时节，就在实施这些“明哲保身”的办法和策略中间，多少人，挖空心思，自欺欺人；多少人，陷他人和自己于不仁不义之地；而又有多少人，不肯奸佞委屈，以至于粉身碎骨、死不瞑目。就在这样一种大小社会氛围之中，如果说依然还会有“精神风貌”的话，那么，只能是让斯文扫地、良知泯灭之“风”和任由丑态百出、麻木不仁之“貌”了。
　　在以往文史资料中，大概就是德国的歌德，在他举世闻名的“谈话录”上，曾有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地区或国家，若要出现文化上的复兴与飞跃，必须要继承一大笔丰富的社会遗产。
　　
思辨歌德先生上述认识或说理念的由来，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更不会像上帝似的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及依据的神喻，而应该是任何一个拥有健全人格者，必须通过历史性的缜密观察与深刻反思后，都不难得出的结论。
“民主思想、自由精神、人道主义”在全球理论与社会实践上迅猛发展，都离不开法国大革命中的个性张扬、公社激情和浪漫色 ，也必然包括当时恣意妄为和残杀酷斗等带来的多方面经验和惨痛性教训。事实上，十九世纪至于今，不仅仅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甚至就是全球一切政治、文化、科技之成就，又何曾离得了近代产业革命和跨国战争的得失利害呢？
单就中国自身而言，无论从物质破坏性还是精神裂变上去看，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一场文化革命，足以堪称是“华夏悠久传统文化史上一大笔丰富社会遗产”了。
所以说，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之所以舞起了“复兴民族、辉煌文化”的大旗，则是有理由的。但是，在其种种理由或说各种各样主客观依据中，反思新中国之后那一段特殊历史的社会文化内涵，探求其成因结果，肃清其流毒危害，充分认识其本质真相，乃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2005年2月初稿，2014年2月整，2015年2月7日修。）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17 09:37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二章“文衰”和“唐宋八大家”

戊子年（2008年）腊月，中学期末考试在即。孩子早起晚睡，放下理科就是文科，辛苦之状，一言难尽！
那日，女儿问我：“文起八代之衰是谁？唐宋八大家是怎么回事？直接说就行，别解释太多，我没有时间听了。”
自小学到初中，孩子学习上事情都由妻子操心，偶或有难题问我，不管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哲，必尽我所能，唯恐说不清楚，好像把肚子里东西一下倒干净了，方才安心。然而，正因如此，孩子却很少再问我问题，或者如同这次一样，提前打上预防针，从语言、身姿到面部表情上，“禁止啰嗦”昭然若揭也。
“韩愈。唐二宋六。”我极其简洁地回答。
“说出名字！”语气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
听我回答后，孩子随即转过身子，埋头书写起来。而我，却像吃了块凉红薯一下子堵住了嗓子眼，胸闷憋气的厉害！于是，回到自己房间，拿起床头边书籍，随便翻阅起来，而脑子里回旋着的，却依然是那两个问题：
“文起八代之衰是谁？唐宋八大家是怎么回事？”
此时此刻，书却怎么也读不下去了，索性打开电脑，延续脑袋瓜里的思绪，干脆一吐为快！即使尚在读书的姑娘、小子们不屑一顾，咱自己起码解除了气血不畅的征候，正所谓“自有乐在”矣。

关于唐代韩愈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声名，可追溯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其上有这样一段话：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於正，盖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上文中所谓“八代”，意指“唐”前的“东汉、魏、晋、宋（亦称刘宋）、齐、梁、陈、隋”。
在汉语古文中，或说在古汉语的散文中，有“唐宋八大家”一说。像这种说法的由来，从思路上与苏轼碑文中理由，俨然一脉相承。针对“唐宋八大家”的评说，现今相关教材上不乏精论，单就我自身而言，真正存留印象的，却是梁启超先生在《王安石传》中的说道。因为，梁启超先生的评述，更加个性鲜明、中肯实在，而且绝少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劣习。
在《王安石传》第二十一章“荆公之文学（上）”（梁启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中，梁先生首先引述了元代吴澄《临川王文公集序》之文：
“唐之文能变八代之弊，追先汉之踪者，昌黎韩氏而已，河东柳氏亚之。宋文人视唐为盛，唯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五家，与唐二子相仲伯。”
进而又挑明，后人据此，又增补了苏子由（苏辙），始有“唐宋八大家”名声。随后，梁先生便直陈了“八大家“成名根底和文才短长：
“柳州（柳宗元）惟纪行文最胜，不足以备诸体；南丰（曾巩）体虽备而规模稍狭；老泉（苏洵）、颖滨（苏辙），皆附东坡而显者耳。此四家者，不过宋郑鲁卫之比，求其如齐晋秦楚势力足相颉颃者，惟昌黎、庐陵、东坡、临川四人而已。”
梁先生在上述片言只语之间，已把“八大家”一分为二，泾渭分明。在针对后四位人物评判中，因其人其书原本就是为王安石树碑立传的根由，梁先生避而不谈王（安石）的大才雄略，而是直接揭了苏轼的短处：
“东坡之文美矣。虽然，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
紧接上文，又道：“荆公（王安石）则皆反是。”于是，随之便表明了作者自己“王高苏低”的态度、看法和结论，并建议比较王安石《上仁宗书》与苏轼《上神宗书》，以佐证其论断。
至于韩愈、欧阳修、王安石三者之间的位次高下，梁先生在点明欧阳修与王安石同师韩门之后，便援引了欧阳修赞王安石的一段诗文：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如上引文的诗情话意，旨在展示文学大家欧阳修对于晚辈王安石钦佩有加之事，也凸现了王安石“文人之文”成就，已经“堪敌”欧阳修的事实。
另外，针对王安石的“学人之文”，梁先生借清代理学家、政客曾国藩之口，于盛赞王安石文章气势恢弘之中，亦美誉王安石论理说道的本领，不单是超越了韩愈、苏轼，而且直追韩非子、墨子。由此，“欧阳、韩、苏、王”四人名次地位，也就无需多言了。

自东汉至唐，惶惶五百年（公元25-618年），这一节段是继春秋战国后，在华夏大地之上历经得又一次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融合时期。期间，中原大地之上，群雄逐鹿，朝代更叠，社会动荡不安，民生怨声载道。而于此中间，命运多舛的文人和士大夫们，则极尽“有闲”之能势，创造出了极其绚烂多 的文化产品，特别在宗教思想和书画艺术等方面，更是奇峰迭起，恩泽后世。这中间，在文学造诣上，虽不乏名士大家，但在主流文体及艺术品味上，却因追捧工整对仗、骈俪华美，致使整个文坛拘泥于文本形式，而于思想内容上，却是愈发浮泛空洞了。今天，人们若学习那一时代的文学佳作，仅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例，读来虽无夏文商书“诘屈聱牙”之艰涩，但于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之间，文章的主旨思想和理念思路，却依稀飘忽，而难以把握。
针对中国历史上处于汉末唐初时段的文风弊端，近代学者钱玄同先生，在为胡适《尝试集》所作“序”中，有过这样一段评论：
“……西汉末年，出了一个扬雄，专门摹拟古人。他的辞赋，又是异常雕琢，东汉一代颇受他的影响。到了建安七子连写信札都要装模作样，安上许多浮词。六朝的骈文，满纸堆砌词藻，毫无真情实感；甚至用了典故来代实事，删割他人的名号去就他的文章对偶。”
由此，何谓“文衰”，亦可见一斑。

当下，戊子（2008）之年末岁尾，己丑（2009）之春节在即。
回顾过去一年来读书看报经历，令我没齿难忘者，莫过于日常生活中间突然涌现了太多的生僻字词和名号，像“山寨”“打酱油”“俯卧撑”等等诸如此类者，解释起来，至今颇费口舌。而类似这般样子的单字僻词，除了寓意飘忽外，于此刻，甚至有的在电脑上，却也敲打不出来！面对如此社会现实，回首历史上曾有过的“文衰”之景观，不知N年后的人们，将会如何评价眼下的文化现象呢？或许会说：
“再衰”，“2衰”，或许是“衰的平方（衰2）”了吧。
（戊子年腊月草于泉城，甲午年孟春整，乙未年冬修。）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18 09:41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三章也谈“路遥之死”

一日，于山东地方权威传媒《大众日报》上，见一文章“我看路遥之死”。作者有这样一种观点：“路遥是被文评家‘捧死’的。”
在上述观点基础上，该文章作者又说：“究竟是谁谋杀了路遥，我也说不清，敢说的是，一部百万字的长篇，不该要了这样一位也还优秀的作家的命。再就是，以死拚得一部《平凡的世界》，惋惜之后，心生值不值得的疑问。那些鼓励或蛊惑过路遥的文学评论家，实在该反省一下自己究竟懂不懂的文学了。”
此刻，暂且不论“路遥之死”原因究竟何在，仅是该文作者，对文艺评论的这种责难口气和能够堂而皇之在地方“喉舌”报纸上刊登的事实，就颇耐人寻味。
如果路遥先生还有在天之灵，殊不知对“同道”们会有如此的怜惜，将报以何样心情啊？！但是，对于至今还时常挂念着他，为他早逝而痛心疾首，并且每思之而三叹的我自己而言，始终可以认同的是“路遥倒在了他至死不渝、异常酷爱且更需艰难跋涉的文学艺术沙场上”，而绝对不认同“他是窒息在不堪承受诽谤或颂扬的喧嚣声音之中”。
毋庸置疑，一部不过十多万字的小说《人生》，因其触动了时代人性及其社会敏锐话题，曾经在华夏大地上，引起并达到了何样沉重的效应啊！
记得在那些岁月里，电视机还远没有今天普及程度，像我一样的城市小居民，家中“砖头”一样大的收音机，也仅有一个。那会儿，我一有空就抱着它，贪婪地聆听着电台里播放的评书、电子音乐和广播剧等等。每逢夜晚，不是四处寻找公开放映的露天电影，就是在家属院里到处打听“今儿晚上，公家那台上海产老式电视机又搬到哪儿看去了？”但是，恰恰通过如此这般的传媒途径，我才了解、伤心并痴迷着文学作品《人生》中“巧珍”和“高加林”的爱情悲剧。
是的，关于《人生》这一文学佳作的议论和评说，从来就众说纷纭。甚至此刻，或许有人还想要问：“相较于二十年前评价《人生》声音之中，在社会道德和人性良知上的答案，究竟谁对谁错？究竟孰高孰低呢？”而今，针对于文学作品《人生》引出来的中国式质疑问题的解答，究竟是更加是非难辨了抑或已经毋庸置疑？

大约两年前，在与妻子闲聊之中，当谈到“路遥之死”时，我讲：“能写出《人生》的一个人，他自己会被这一话题的沉重压榨致死的。”不久后，妻子买了一本新版的《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第3版第一次印刷）。我问她读后感受，她说：“一开头就想一口气把它读完。但读完后，一句话也说不清谁对谁错了。”
其实，也就在上面对话之后，我才第一次翻了一下《人生》原创书本文字。不过，仅仅读了一小段作者对高加林个人生活中那几个“小波折”所产生原因和根由方面的描绘和述说后，我自己就不想再看下去了。

大概是1997年（未认真核实），我的一位同事在张罗着出国之前，捧着一本《平凡的世界》，来找我。她说是刚从朋友处借来的，让我先看两天。当时，我的确翻看了一遍。之所以敢如此肯能地讲，因为我自己制定的习惯，一本书可以不认真地读，但一定要翻完，尤其书之前后简介与评说，以及其中相关作者以往发文情况和其所对应时代环境资料等，我一般都是必须要读的。即便就是这样，如若有谁在今天问我关于《平凡的世界》尚存留的印象时，我只能说：《平凡的世界》只是社会生活中许多人物及其故事的堆积吧，至于书中具体人物姓氏名谁及其故事情节等等，真的一个也说不出来了！
是的，关于路遥先生为何要“舍命”去创作《平凡的世界》一书的原因。我自己一直认为，路遥或许是想通过他的这样一部书，达到类似《浮士德》一样的目的，即臆欲去揭示人世间一切道德伦理、人性百态和人生哲理的实质之所在。
然而，长寿的歌德，大约倾其人生三分之一时间，才完成的《浮士德》，而且在其地位名望下极力自我推销和刻意宣传之后，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亘古至今，针对《浮士德》的评价和议论，大概源于作者地位和名望的占大多数，真正针对作品本身内容和意义上的又有多少呢？同样，路遥的绝唱《平凡的世界》，除了在查阅中国文学作品获奖名单中历历在目之外，能够在床头案几上经常放着这么一本，并且还能时不常地不得不去翻开一读的人和事，不能说绝对没有一个，但又会有多少呢？
我也敢说：“一个人的阅历、鉴赏水平和文化素质无须多高，在不告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作者以及获奖背景前提下，在读过这两本书之后的比较中，一般人也都能够看得出《人生》更有力透纸背、笔下滴血的感慨和判断。”

本文开头所提到报纸上的文章作者，在其评论将要结尾处，援引了“意大利世界级文学大师”卡尔维诺在一次演讲中的话，特别强调：“我的写作方式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故事和语言的沉重感。”
“呜呼吧，沉重感！”是否这样一喊，凡人世间无时无处不存在的“沉重感”，就真的能够一下子就“呜呼”了吗？！

最后，也真诚希望被当代某些文评家视为“模仿”赵树理、孙梨的山西、陕西，尚且健在，尤其也敢说理解了路遥的作家汉子们，能够不吝“君临下界”，来启蒙一下我们这些根本不懂文学的生灵吧！

附注：“我看路遥之死”一文见《大众日报》2003年5月2日第三版【丰收】栏目。
（2003年5月草，2014年5月和12月分别重整，2015年11月修于济南。）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18 09:55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四章谈《人生》与《蜗居》

大约自2009年11月下旬，报纸上时常看到关于电视剧《蜗居》的评论及其“花絮”。对此话题，当时我自己一直未加重视，仅在闲暇浏览之间，获得了一些零零碎碎印象，也都是十分模糊。
对于报刊上经常热议的电视剧，之所以不再像十多年前一样感冒，既不是因为那些评论不好，也非其“花絮”吸引眼球的刺激强度不够。真正原因，是我自己对那些动辄十几集甚者上百的电视连续剧，早已望而却步了。
　　就我个人而言，能够“一集不落地观看一部电视连续剧”，这应是十多年之前的故事。近十年来，不再“一集不落地观看一部电视连续剧”，绝非是因银屏世界没有了优秀的国内外电视连续剧播放，更非是因“曲高和寡”，而少有自我钟情眷恋的荧幕故事或情节人物。究其原因根本，不过是缺乏“一集不落地观看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激情和环境了。
　　步入中年后，事业有成的人，即便确凿就是“工农商学兵”的身份和地位者，仅“工作需要”这四个字，足以使其每天24小时一周七日一年365天，都时常生发出来“分身无术”的慨叹，即便在他们中间有那么一丁点儿忙里偷闲的“档期”，真的还能够置身于“一集不落地观看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人，也应该有，但一定不会很多了。至于事业无成的人，不管其事业“无成”的内涵外延何在，也不管其“无成”中的空闲是否就一定很多，若言他们会不会“一集不落地观看一部电视连续剧”，我觉得这其中的关键，应在于可否符合他们各自的性情格调吧。
　　我的状态，似乎居上述两类状况之间。和事业成功的以至于“分身无术”人士相比，我工作上那点事，堪称小巫粟粒，根本不足挂齿。但是，若与只要有“一集不落地观看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情绪，便能如愿以偿者相较，我工作上的棘手焦躁，已令身心疲惫不堪，确实已经没有“随心所欲”的能力了。不过，近来电视剧《蜗居》，确乎改变了我的这样一种措辞、心态和生途，也由中生出此番感慨和絮叨。
　　济南有一家地方报纸，过去叫《他+她》，现名《新晨报》。近些年，妻子最常买的就是这份报纸。当初，她曾经给我提及过《蜗居》中点滴情节。单凭其故事格调来分析，我想媳妇闲扯的故事情节，只能是在这样一份报纸上的小说连载，据此就大抵可以把《蜗居》归类于城市艳情小说之列吧。
圣诞节前后，当妻子又讲起同事某某在网上两三天就看完了《蜗居》，并不厌其烦讲述其故事片段之际，我依然既不感觉意外，也没有特别在意这事。然而，当周边大小报纸上，每期必有相关《蜗居》的评论，更加之“禁播”“删节”“太多xx段子”等流言四起，我禁不住有了猎奇的冲动。
有一晚上，在妻子要求下，我上网搜索了《蜗居》。就在快捷质优的链接之下，我俩不知不觉地已经看完了三集。因母亲过来敲门，提醒我们明日还要上班，于是才悻悻地关闭了电脑。当时，已是寒夜两点钟了吧。
之后，但凡有机会，我俩就凑在电脑前面，一直到上周，真格的“一集没落”地看完了该剧。据说，现今网上的35集《蜗居》已非原版，仅是删节后的版本拉长。即便如此样子的《蜗居》，也依然让我数度沉思不语，久久不能释怀了。
此刻，说起上述一种已经久违的感受，虽赶不上当年聆听广播剧路遥先生《人生》一样的刺痛和揪心，却也不得不承认确有那会儿相同或类似的郁闷和怅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电视机还没有达到完全普及的程度。说起那会儿作家路遥先生创作的《人生》故事，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根本不是电影或电视的功劳，而是《人生》配音广播剧，通过家庭收音机和校园喇叭播散的社会效果。
　　至今印象里，大约在冬季，就在上下午的课间活动之际，站在学校操场边的高高杨树下，聆听着巧珍的哭泣或德顺爷爷对高加林的训斥。我强忍眼泪，远眺天际，却说不清楚《人生》故事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我那原本敏感的神经。
　　的确，我未在农村生活过，也始终没有上山下乡、顶替上岗、待业分配的经历。然而，路遥先生笔下高加林的那份心里路程、社会感受和人生抉择，却让那一时代中国人，不管是居住城市还是乡村，也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凡夫俗子，亦不论是既得利益还是愤世嫉俗者……总之，一部《人生》故事内容和感情纠葛，极大刺激了他们久郁心头而不知如何去倾诉和表达的茫然、愤懑或痛楚。
　　话说那些在八十年代上高校、完全靠分配执业的大学生们，只要于国家房改之前，依然留守在原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或国企工厂者，在通常情况下，都应该至少拥有一套住房吧。而且，在他们中间，如果夫妇都是“外乡人”，且还是在一个城市中工作，除极个别行业或厂矿外，在一般工作单位中，他们通常会优先解决家庭住房问题。所以，对于文学作品《蜗居》中，由住房、购房引发出来的社会生活话题，按说我自己也应该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然而，整部《蜗居》，于“住房”话题之下，揭示的两性、家庭和权势之情态与状况，会让每一位城市居民，尤其是各行各业中都不少见的所谓“文化人”者，不得不沉思和反省当今社会中间已经显而易见的，且投鼠忌器，而心有余悸，或说就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倾诉、理顺或解决的一些矛盾现象和棘手问题。
　　电视连续剧《蜗居》，堪称国内近十余年来最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佳作。若说其有什么欠缺或存在“大是大非”性质等问题，我自己认为，其并非在于过多的露骨段子或激情戏，而是有一个过于牵强的结尾。如果国内纸质或影像文化，敢于超越千余年来传统体制和惯性思维，并勇于摒弃始终用某一种道德人心，来断定是非结果的窠臼；或者说，哪怕就有一个作品，其中改用一种超现实地引进“法理”，或针对管理性缺陷，而维护了非道德行为，例如：像《蜗居》，若在男主人公因渎职入狱后，原配子女和小三逍遥国外，于N年后，他们团圆在国内或国外的幽静惬意公寓之中。那么，类似这样的影视结局，尽管那些督导主流文化“必须高调”的有效管理者，一定不会认同，甚或更广泛的市民普众，也可能不会一时半晌全部接受下来，但是，当前社会却能够通过此类真实而非虚妄的“情理戏剧”性警觉和招摇，都足以推动现代管理意识及其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尤其可能借此，促进人们思辨能力挣脱“简单划一”“非此即彼”“成王败寇”模式化禁锢和束缚，进而出现真正文化质量上的根本性飞跃。
　　《蜗居》看过以后，当时应运而生的许多感受或喟叹，眼下也已枉然了。不过，近来有意无意之间，不断问询周围人们对于《蜗居》的观感。遗憾的是在我周围，确实少有人真正“一集不落”地看完了全剧，而更多的人，仅依报纸或传闻中言论，人云亦云而已。
　　或许，对于《蜗居》故事，真正能够“感同身受”的，应该是所谓“七零后”“八零后”吧。但是，就我自身观摩感受而言，真正应该“一集不落”去看的，或说为了完善国家建设和光明民族未来之目的，而必须“一集不落”去看的，应该是那些生于五十六十年代的人们。
（2010年元月草，2014年3月整，2015年11月修于济南雾霾中。）
作者: 语哲    时间: 2015-11-18 15:41
[quote][size=2][url=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428382&ptid=63846][color=#999999]克谐 发表于 2015-11-13 10:57[/color][/url][/size]
【读书杂谈笔录】……第十七章但丁一句话

   但丁说：“如果你克服了种种困难，仍在人下，那才是怪事。 ...[/quote]

“如果你克服了种种困难，仍在人下，那才是怪事。” 人类个性的完美，须有如此经历；群体社会的完善，何尝不也如此。
作者: 语哲    时间: 2015-11-18 15:43
有思想深度，欣赏！论述学院化了一点。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19 10:11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0 10:04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五章漫谈别林斯基“文学和家庭教师”

　《别林斯基选集》中有言：“文学是社会的家庭教师。”
    在此，暂不深究《别林斯基选集》中“文学”一词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及其外延有多大，仅是大众化笼统地理解“文学”字面上含义而已。即便如此，就我自身而言，真正想要弄明白的，却是这样一些问题：社会是否需要家庭教师？另外，此处所谓的“家庭教师”，其究竟应该传授些什么东西呢？其实，若实说实话，我个人真正想深入探究的根本问题，却是：这儿所说的“家庭教师”，其专业化的工作方法和方式究竟应该怎个样子？其效果又该如何呢？”
    当初，中学期间，闲暇阅读《别林斯基选集》之际，正是因为有过类似上述一样的疑问和困惑。而且在当时，仅是如此念头，便自我感觉的特别有趣，并激发了一份别样的兴致。于是，尽管明知道，单凭我自己十分平庸的脑袋瓜子，确实没有能力回答全面了上述问题，但个性一向偏执的我，又忍不住还非要说道说道。所以，我下面的“说道”，也只能瞎说了，而像这样一种自以为是的“瞎说”，若用“文话“来讲，或许就是“漫谈”吧。

    拖回到二十年之前，中国的新青年们，或许还不能够准确地理解，或说还不能够十分准确地把握：“家庭教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工作性质和职业形象。因此，他/她或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思问：“这家庭教师，与我们学校的老师，与工厂的师傅，与机关事业单位里面的领导干部，是否都是一模一样的呢？”
    伴随着国内电视机的慢慢普及，尤其紧随而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浪潮四起，人们首先借助影视媒体中的形象传播，开始家喻户晓了小说《红与黑》中的雨连，就是一个出了名的家庭教师。但是，在中国传统理念中，像雨连这种人物，应属于“道德败坏”“臭名昭著”“罪有应得”的反面教材。不知怎得，就是这样一个花花公子，却能蜚声海外，还要亘古至今，不但深得国内外少男少女们的青睐，甚至智叟慧妪们，也眉飞色舞地喜评热说不一。面对这样一种人性反射和社会回应，虽说我自己始终不明白，这一切究竟针对着什么刺激而来，但是，小说《红与黑》的著作者，能够立场鲜明地不仅是让雨连意气用事、感情冲动地漏了马脚，而且也因此玩完了性命，甚至就连《红与黑》这部小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其遭遇也始终或红或黑着。所以说，仅从《红与黑》这一文艺作品，在中华儿女心灵深处存留的烙印上，毋庸置疑，必然会有这样一种结论出来：无论是男是女，这家庭教师是万万要不得的！
　　如果是一位绅士（不好！这话太洋气），或说是一位儒生（不通俗！古里古怪的），应说是一位知识分子（有点贬低了！也不十分贴切），干脆就直说：若是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一些人，或一群人，或在特定圈子里的某些人物吧，只要通过书本或影视银屏看过了《简爱》之后，他/她或他们最应该欣然接受这样一种生活形象和人格认识，即：简爱是一个敢于献身、勤奋工作、不淫不浪、贞节观强、独立果断，无愧于堪称勇于追求自我幸福的一个新女性。而且，尤其在华夏文明悠久“一贯制”的社会思维和道德视野内，或蓦然回首，或猛一瞥，或咋一看：西方的“简爱”，近乎就是中国的烈女典范了。然而，若是定睛细瞧，或认真分析，或格物致知，禁不住要一声叹息：唉！只可惜，简爱又是从“家庭教师”出身现世的，一旦考虑到其职业本分和岗位职责，即便她不被追究“破坏家庭”“第三者插足”之方面作风性问题，仅从男主人公社会地位和家产名望之角度上，即可断言，像小说《简爱》故事一样的移情别恋，也就是“下三烂”式的绯闻艳遇吧，而类似格调的故事，应该是街头小报追逐的新闻啊！根本不应该登大雅之堂的啦！在世界乃至中国，怎么还会产生美誉如潮的社会效果呢？对此，起码我自己，又禁不住纳罕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
    毋庸讳言，即便是欧洲人，竟然也有高屋建瓴、妙笔升华以及学贯中西的文艺大家，像《简爱》的作者，不但果断而坚决地让男主人公罗杰斯特瞎了眼，而且他那结发之妻，也死得正当其时。尽管，在西方世界文学作品之中，也有如此“无巧不成书”般的拼凑和抹化，但其文学人物“简爱”，原本应该成为“温良恭俭让”模样的“家庭教师”之形象，在华夏大地上，特别在国人“善恶分明”“嫉恶如仇”“同仇敌忾”的心目中，还是没能树立起来。
    总而言之，仅仅通过上述两部西学文艺的名著佳作，所谓“家庭教师”的本质、概念、定义以及借此判断“文学”之内涵外延等状况，也大概所以然了，甚至在通俗形象上，都堪称“性情容貌并举”“立体生动毕备”矣！由此，也难怪国人始终不敢把请“家庭教师”，给予宣传、叫嚣或鼓噪的如同“丽人广告”“招商卖货”一样辉煌和火爆，仅能当作时尚陪衬着，不过风一阵、髦一阵而已。这其中根由，除了“手头紧”之外，确乎另有隐衷哩。
    别林斯基，这位英年早逝、伶牙俐齿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却不知从哪儿觅得来一个“文学是社会家庭教师”的比喻。其简直不光是把文学的社会形象，给予扭曲并糟踏了不算，仿佛还故意招致众口唾弃，恨不能再踏上一万只脚，才足以解气和泄愤。不过，若按我们眼下的惯性思维，或许这里面不应该是人家“老外”身上的错误，还是我们自家人在翻译上出了岔子。一准是在翻译过程中，于斟酌字词上，就因为责任心不够强，或是“认真劲”使错了地方，或一时疏忽了，或只是没把握准确……总之，或许在人家别林斯基先生此段原话里面，就没有“家庭教师”这个意思，本意应为“医生、教授、学者；或应为“科学家、教育家、宣传家”；或是“干部、党员、领袖”，其实，哪怕就翻译成“兽医”呢，也挺耐人寻味的。为什么就那么肯定必定是“家庭教师”呢！于是乎，我禁不住又要大呼小叫起来：“哎呀！太悖情理，太不尽人意了！”
    不过，当下“文学”在我们这儿，确实又与大众心理上“家庭教师”之角色，不仅是貌合，而且神似了，尤其在一些副刊上，还真格地像哩。
（1994年草拟，首发2003-05-10 22:05《另一种存在》【西祠胡同】，2014年5月16日修。2015年11月重整于济南。）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19 10:47
[quote][size=2][url=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431493&ptid=63846][color=#999999]语哲 发表于 2015-11-18 15:43[/color][/url][/size]
有思想深度，欣赏！论述学院化了一点。[/quote]

谢谢斑竹语哲先生的一再阅读和赏识！:handshake

对于我这些陈旧东西，虽说一再贩卖招摇，但在每次转发之中，也是在不断矫正自我思路和认识。散文和杂文，总不是法规或医学论述等，尽管以偏概全一定会存在问题，但若能通过一点认知或思路，引发更广泛思考和多角度看待事象和问题，业已足矣！

对于文学艺术，我十足是一个外行，没有受过系统学习教育，生活中一直仅是“跟着感觉走”，若不谦虚些说，年过半百，虚长几岁，可能多看了一点杂书而已。

“经院学派”一直是我十分敬畏和尊崇的阶层，这一层次的理论学说，我一直十分认真地拜读学习。若谈经验，我自己一直坚信“志当存高远”的箴言，由此，在读书目录选择上，直奔名人大家而去。或许正因为这样，像读书笔记中言论所及必定都是一些名人名作吧，而非我刻意就是要和这一层次人物较真、调侃。
另外，在我当初选择“学医”时，就有故意逃避爱好文学的脾性，但八十年代大学校园生活，却没能改变癖好，反而由心理学到哲学、经济管理学以至于再次回到了文学作品欣赏和尝试写作的道路。

在网络上游荡了十多年，从一开始，不知为何给人落下一个“特别爱较真”，甚至就是“心里没数”的不良印象。其实对此，我特别在意，也不断找寻其中问题出在哪里。直到今天，我的这些东西还能够留在网页上，我依然坚守一些认识，起码表明我还在“正常人”范围内，不像我父母一再担心的会变成了“死不改悔、固执己见的神经病”:lol
……抽空再谈吧。再次表示感谢！
作者: 李听圃    时间: 2015-11-20 01:37
关注这个系列谈。{:soso_e181:}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20 10:02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1 10:02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六章我看“文学不再高姿态”

   近观报纸上一篇文章，作者在摘选《王蒙文存》中论点和论据之后，得出这样一种观点：“文学不再高姿态。”该文大致情形如下：
   1、“跟过去相比，中国文坛现在是非常多样，但形成不了一个趋势、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主题，或者共同推崇的一个作家。社会上对文学的关注好像也没有过去那么高……”(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针对上述现象，王蒙先生指出，那种愤懑文学是“不关心人民，不关心现实。”的，并认为，在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里面，“文学必须被排挤到边缘去”等观点是悲观的之后，即刻亮出了个性观点：“中国曾经重视文学，那是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要求有关。”“现在，在发展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状况下，文学不再具备那种特别敏感的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神经，甚至于不再具备那种煽情的作用……”(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如果说，上面“文存”中所阐述的现象及其描绘的社会现实，是对当下文学“悲观”性的专业化认识，而且都是基本事实的话。那么，依王蒙先生的分析思路，尤其得出了“文学不再高姿态”的结论，也的确够得上新奇和卓见了。
   新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文学的作用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了。然而，即使在那个时期，在文学形式及其内容上，是否就只有作者分析的那样一种事实呢？若换个角度思考，是否还有这样的可能：在“革命”成功之后，在而今人文环境之中，上文概括的“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神经”，体现在社会文化和民族精神上的一些“不景气”现象，或许正是源于当初革命阶段在文学理论上某种狭隘而偏颇的认识所造成呢？对于如此并非复杂事实上的关联化质疑，“文存”作者不知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还是故意避讳，也就不再展开探究了。
   另外，单就某一类事物的性质而言，譬如：“神经”的存在情况。其客观事实是这样的：“神经”在动植物机体上最为发达，仅以人类感觉神经为例，“用进废退”这是无须争辩的事实。那么，其中“废退”化了的神经，究竟是完全被吸收而转化成了其它组织细胞呢？还是基本组织其实依然存在着，只不过有一部分基础细胞，发生了异化或突变罢了。其实，如此追问和疑惑，只要再进一步深究，并不难得出客观事实样结论；再者，若能够进一步追究，即：所谓“异化”和“突变”的东西，是否都必是进步的、成功的玩意儿？是否“异化”“突变”的一定会较其之前的组织神经的机能更为优秀了呢？针对这样一些质疑、困惑性问题的解答和研究，大概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所能够得出的结论及其科学事实，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文艺性话题或社会化课题了。
   所以，进一步想问一下：发展经济是否也是/也有“革命”（因素）？是否唯有政治革命才能有文学“神经”上的敏感？文学是否只崇尚“革命”二字？在诸如此类问题上的探讨和思考，不但有可能会达到个性与共性方面的文学思想性统一；进而，还可以在此大言不惭地指出，唯有如此广泛性思考和社会化探究上局面之形成，而非某种格调单一压力下的众口一词或溜须吹捧，才有可能发现和探明艺术文学与社会文明之间的种属关系，以及他们在人类进步和世界发展上的相互作用与价值意义。
   2、“那种精神导师式的作家也没有了。”(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如若把上面一句话作为“文学不再高姿态”的一种说法或阶段性依据。的确，可以令当代民众及其关注社会未来的学者们，都哑口无言了。但是，在这样一种说法和依据里面，若还能够生发出来某些“神经”性压力的话，其实，本该把这些归纳分析和结论性的堪称“压力”的话语，放置在有着“作家”“艺术家”“文艺大家”等头衔的人物当中，并且无论作为一种探讨、评价还是当成批判、棒喝均可，而不应作为现今大众文化生活中“文学不再高姿态”的口实和判断。
   在“文存”中，把鲁迅先生依然视为“精神导师式的作家”。而且，在上述话语后面，针对这样一种事实的成因，归功于“前革命时代”的特殊氛围，并热情地指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形之下，文学就是那个风，起码是风之一……”。由此，作者又直言道：“现在，文学不再有过去的那种高姿态，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呜呼！这是正常的。不知道要到了什么时候，我们优秀的作家圈子及其群落里面，才刮得起“这是不正常”的文学之风？
   3、“开放也好、言论自由也好，甚至民主也好，并不能保证文学的质量。恰恰相反，开放和自由，首先是使低质量的东西大量涌现。”(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这样一段话，尤其使人不容易理解，但却是让人们特别容易做出明确选择的一种观点或说法。不容易理解的是：既然“开放、言论自由和民主，都不能保证文学质量”。那么，究竟什么能保证文学质量哪？如果类似的诘问，尚且没有明确的结论和答案。那么，仅凭这样一种观点或说法，又因为该言论者在中国青年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和“高大上”之影响。于是，我自己就首先在此高呼：“不要开放了！不要言论自由！不要民主吧！好让文学质量尽快提高起来啊！”因为，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质量文学”崇尚者，并把那种能够保证“文学质量”的人类社会，当作毕生努力追求的社会理想和文化生活。
   经过上面“断章取义”式学习和思考后，眼下尚且还能有一点“自由意志”的我，已决定马上就去购买一本“不再高姿态”的当代文学代表性新品和杰作《青狐》了。
附注：上述引用文字见于2004年1月19日《山东商报》20版，文章标题《我为何书写“性”（王蒙回应〈青狐〉风波）》。
（2004年元月20日草。2014年5月修。2015年11月整修于济南。）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20 10:26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七章读傅光明先生《书生本色》的启发

    傅光明先生的《书生本色》一书，时断时续地读着。受其内容启发，重新拿起了老舍先生《文学概论讲义》。
    说起来，老舍先生这个小册子，认真读习已有三遍之多了。大学时，初读的感觉，已很了然；毕业后重读，更记不得多少；而今读来，才发现老舍先生文章中许多认识和思想，早已根植头脑中了。
    文字的功用与文学是两个范畴上的东西，或讲在形式和内容上处于不同层次。一个是工具，或说是一种材料，如同红、黄、兰、黑的染料；而另一个是学问，或直讲为艺术，如同用不同色 染料，通过构思和搭配而成就的绘画作品。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未被广泛认可，只是充当着“传经布道”的工具，特别在文学理论上，文学始终徘徊在文字功利用途上，未曾上升到绘画和音乐那样“纯”艺术欣赏的地位。其实，也正是因为文学这一地位的不确定性，从而使执着艺术情怀的人们，在文学创作上始终找不到“北”，并且也让那些无论先天的才子或是后天的能人们，其生平，或落得自惭形秽，或成了离经叛道的罪魁，或变本加利地作了帮闲和抢手，或懵懂间被遭疯癫与戕害。当文学及其定位在概念和定义层面都不能明确的时候，一旦遇到社会管理局面松垮迟滞之际，所谓文学作品，极易演变成为撩拨原始本能、迎合世俗胃口或者故能玄虚的欺人和自欺，甚至于用颠三倒四的字句排列，来张扬或充当貌似的创新。
     “象牙之塔”“为艺术而艺术”在生于五六十年代一波人的印象中，已是被批倒批臭的东西。然而，抛开这种“定格文饰”或讲“固定思维”，若用心去探求此话语原创者的动机和论点。于是，人们将会不难发现，其中耐人回味、催人奋发、号召人们去自尊/自重/博爱的情愫，仿佛要比照本宣科或不假思索的一味去迎合、批驳或颂扬，都来得更多了一些发自肺腑的愉悦和沁人心脾的慰籍。
    其实，人们无须劳神于争执是否有“纯”艺术的存在，仅仅是谋求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凡超越自然存在的一切基于人类个人或群体的创造物，无论其为文字、音乐或色 性的作品，还是石头、钢铁或化工型的伟业，我们完全可以都视其为纯艺术性东西，并以此来赏玩品鉴。而且，在这里，不该有派别、民族、地域文化或信仰上的禁忌和避讳；在这里，人们只是渴望欣赏到不同观点、不同立场和不同角度的思辨者，给予各自必有立场的展示和表演罢了。毋庸置疑，文明社会，快乐人生，都希望搭建起来一个在格调情怀上“姹紫嫣红”样式的文艺舞台。
    上述看似单纯舞台性的描绘和期盼，如果始终不会出现。那么，广泛民众得不到知识阶层或经院学者或时代精英们，对于这一世界及其各色角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记忆、理解和认识，尤其又无法分辨这里面诸多“理解、认识和判断”究竟孰是孰非之际，由此，随后而来的只能是某一种“异化”文明国度的崩溃或消亡，而且这样一种不确定性文明的民族，也必定逐渐沉沦而失落。
    单是在汉文化生活中，就曾经有过太多的怯懦和沉默，有着太久的旁观和冷漠，更不必用“太多”或“太久”的话语，去揭示或评述类似“刚愎自用/盲信盲从、孤芳自赏/妄自菲薄、雍容大度/小肚鸡肠”等明显两极分化及人格分离样的个性品质和人物特征，以及伴随的社会乱象……而类似这样的人格矛盾和生活形态，亘古至于今，已经给予华夏文明所造成的危害、灾难和恶果，何其残酷啊！
    综上所述，仅是我个人在读罢傅光明先生《书生本色》后的一点启发吧。
（2002年12月草，首发2002-12-07 20:44《另一种存在》 [西祠胡同]。2014年3月重整。2015年11月修于济南。）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23 10:26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八章追念闻一多先生

　　跨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甲申年，屈指算来，大半年已经过去了。或许农历闰二月缘故吧，近几日寂静夜里，尤常听到布谷鸟一声声刺穿长空似的鸣叫。偶或路过郊外，一片片一垄垄低矮的麦禾，已见到了黄澄澄金灿灿的硕果。
　　济南的天气，今年格外有些特别。往岁此季的干风热浪，变成了似江南样的和风细雨，更奇特的每每于夜深人稀时候，空中便会飘下一阵骤雨，让白昼平添了几分清爽和亮丽。
　　天气的爽朗，温度的适宜，即使八小时忙得不亦乐乎，入夜寂静时，却仍不愿睡去。于是，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已经发黄的平装书《古典新义》（作者闻一多1956年古籍出版社第一版）阅读着。
　　过去在朱自清和周作人两位老先生的追忆文字中，约略晓得闻一多先生在古典文献的考据学方面造诣颇深。只可惜，闻先生做学问，对自己要求的过分苛刻，许多研究成果未曾结集成册，人已喋血街头了！
　 十年前，济南市区一所百年老校图书室搬迁，许多注销书被当作废品处理了。那日，中午下班回家，听父亲提到这事，我赶紧跑过去，在一间废弃大教室地面上一大堆书里，挑选了一麻袋零乱的旧书，其中就有手边的《古典新义》（分上下两册）。
    《古典新义》读来十分吃力，不仅是其中生僻字颇多，主要原因是闻一多先生对于汉朝之前经书章句的注释解说，也是旁征博引、古色古香。所以，非饱学精古之士，如吾浅尝辄止之徒，虽有狼吞虎咽的情趣和野心，却苦于无从下口。
　　本文标题《追念闻一多先生》，虽正是因为《古典新义》一书而来，但并非以评论此书为目的。一个学者文人能够被世人一再追念，必有其原因。究其根本，或其德养，令人敬畏而钦佩的无以复加；或其才学，奇丽而魁秀的叹为观之；或其知识，博大而精深的惊世骇俗；或其作为，为民族、民生和民权之幸福而忘我献身。除此之外，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间，还有一些人的名姓，之所以被登记入册，并被人们一再提及，通常只是因为时空中一个偶然事件，正巧发生在了其身上；再者，也就是某些时代或时段内，经常是权势阶级，为了某种目的和意图，把某个人或某一类人当作榜样和标志物，给予大肆宣扬和推广。不过，在今日中国，更有些其它情状，像是一个人单凭金银的光辉，就可以荣登某些榜首，并不尴不尬地在山石书本上刻名留字；再有，一个人只要拥有了国内国外（不管真假）的学历、学位证书，就可以标榜为知名学者和博士；而且，更有一些人物，大概沿袭所谓“官本位”意识，一但升官加爵，即刻“德才学识”也就“等同一身”，那吹喇叭、抬轿子以及公开或暗地里要求签字或摄影留念的会蜂拥而至，即便当事人不想招风惹蝶或哗众取宠，亦且难为了。
    上面玩味类似“家喻户晓”“名垂青史”起因的闲话，绝非影射或针对某些姓氏名谁的无聊感慨，而是针对世间某些地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揭示、纳罕和思考。事实上，一般日常生活中，但凡一个人若要夸奖其它的人或事，本应像是投出自己的一张选票一样，完全可以是主观随意的行为。然而，在某些国度或区域性主流文化中，或直说在主流媒体宣传里面，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去把握褒扬或贬低的尺度问题，或直言，就是人们究竟应该依据何等标准来评价或批判世间万物是非对错问题。对此，直到今天，起码在我自己的生活周围，总感觉缺乏稳定性，若用“朝令夕改”和“朝三暮四”形容之，确乎有点过分；若说是“飘忽不定”“因人而异”，确乎更接近“实事求是”，甚至这里面的“人”，还可以明确地指出一定不会是你、我、他或她，并且都不一定就是领袖、伟人或学者，最经常的只不过就是大小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公司部门的“一把手”而已。
    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判定真理标准是否确立“实事求是”原则的社会化大讨论，曾鼓舞并引领了举国上下的改革热情和奋发方向。然而，面对随之而来且一波三折的诸多事件和现实矛盾时，像“实事求是”“名副其实”“实话实说”等诸如此类自然而朴实的思想和行为，并没有得到真正细心呵护和积极引导。
    所谓“窥斑知豹”，虽有狭隘的一面，但历来鉴古明今，可以开创未来。对于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我自己就曾经有过误解。这种误解源于两个方面和多层次上的因果。
    最初，在语文、历史或政治课本中，相关闻一多先生的大名，无一不着墨于“挺身而出，公开抗击反动、残暴、独裁政府时的大义凛然……”这样一个方面。对此，我曾经窃思：“如此作为，尤其喋血的事实，足堪称勇士和壮举了。但这种作为，与是否是著名学者？又与学问高低何干呢？”
    另外，在一些文学刊物上，经常可以见到闻一多先生的诗歌。但以我自己的文学见识和喜好判断，若仅凭这样一些诗歌，也不足以张显闻一多先生文才和学识吧。随后，于读习哲学或文史类书籍之际，尤其在民国时代诸多人物著述的章章节节之间，我才逐步认识到闻一多先生致力于“汉文学”的研究、普及和宣扬，的确是颇具匠心的。而且，像这样一种“颇具匠心”的印象，也并非我自己读闻先生作品的直觉感受，仅仅是通过书本上闻一多先生一些同事、同僚、朋友等诸多议论和评价之中获悉得来。于是，我又想：“有这么好的素质和学问，何故要涉足政治时势呢？安心做自己的专业学问，不是一样利己利国吗？如若用“韧”的精神去战斗，不是同样可歌可泣吗？”
    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风风雨雨，并历经九十年代的审视和反省后，对于文化媒体关于某一个人物的任何正反面的宣传，我自己反正都不再是听之信之了，更不会去随声附和，而是通过读习查阅某人物自己或他人书写的作品，尽可能了解其生途中的结交经历，察实其亲情间的感情取舍，进而明确并判断其作为，在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进步意义上的真正价值和实在意义。
　《古典新义》一书可能不是闻一多先生学识水准的集中体现，也更不会是其人格魅力的全部所在。但此书中，针对古典文句的考据上，其精益求精、探微索源的风范，尤其在一篇论述庄子文章中，坦露出来的达观、明智和超然的风范，再联想到闻一多先生于理想与现实的大是大非面前，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前赴后继的慷慨壮举。于是乎，不得不令我肃然起敬、俯首扼腕了。
    我不想再进一步揣摩闻一多先生是由于过度的善良和自信，而出乎意料身亡的。更不想类比或想象过去和今天是否有轮回，是否有惊人相似的一面。但是，我始终坚信：
    社会是进步，并向前发展的。民众的自觉性和判断力，一定会伴随着对物质索取的厌倦，而转向对精神食粮飞跃式爆发般的渴求。在精神和物质世界轻重交替的前行中，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都将得到公正而客观的判断。
（2004年6月草，首发于2004-06-05 22:27《另一种存在》 [西祠胡同]。2014年3月整11月修。2015年11月修整。）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23 10:30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4 09:28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二十九章读闻一多先生的《庄子》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大概在初三和高中时节，特别喜欢找寻和读阅人物传记。因为，最初读书爱好，我是由看小说引起的。所以那时候，凡借阅或自己购买的传记书本，内容多数是一些因写作而出名的人物。
　　在中国，人物传记始终围着帝王将相转悠。涉及古今哲学、教育或文学大家的传记，虽然也读到过一些单行本，但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很少。此刻，能够让我想得起来，并能够随口说出的，除外民国时期出版的一册《朱元璋传》，再就是不同版本的《毛泽东传》《蒋介石传》吧。类似情况，相关国外人物的就显著不同了，像是《但丁传》《伟大的叛逆者…雨果》《毛姆传》以及傅雷先生翻译的《名人传》等，凡涉及政治、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人物传记，不仅是品种繁多，而且内容充实饱满，甚至一些优秀作品读过后，能够影响人的一生。
　　我的上述说法，似有崇洋媚外之嫌。或许有人即刻出来，例数国内传记文学的佳作，给予反驳。其实，崇洋媚外也好，实事求是也罢，国内传记文学不发达，却是由来已久的事实。且不说时代较远的唐宋八大家，也不讲像《金瓶梅》这样今天也弄不清作者的文学奇葩，更无须深究生前寂寞、死后扬名的罗贯中、施耐庵、曹学芹等汉文学的顶尖人物。其实，即便近代文学大家，像鲁迅、老舍、巴金等等，若能通过一部作品，获得其人物思想、经历和生活的全景；若能通过一部作品，展示其人物的个性魅力、精神风貌和艺术思想；若能通过一部作品，借助其人物功过是非的评判，得以辨清文化进步的趋势和方向。那么，这样一部传记作品，不但能够让堪称伟大的灵魂在天国得到安息，而且也一定会给华夏文坛，带来恩泽万代的莫大福祉。
　　哲学是文学的灵魂，而许多哲学家的系统学说和完整思想，却最经常的是通过将其抽象化理论转为世俗格调的文艺作品后，才赢得了社会传唱和深思，并得到世人理解和认同。类似这样认识的由来，虽说源自我个人学生时代对萨特思想及其主义的探索。但是，这样一种认识是否具有普遍性质，或说，它是否仅是一种近代文化现象，而非恒定不变的社会真理。而像此类的困惑和质疑，其实至今令我纠结，并难以释怀。
      近来，闲暇读习闻一多先生著述的《古典新义》（1956年古籍出版社第一版），仅其字词的古奥，令我常有读不下去的心焦。一日，任意翻阅中，见到闻先生写的一篇特白话的传记文章《庄子》。在一气读罢过后，此番身心的敞亮，正应了“山露小口、别有洞天”的比喻。
      “儒、释、道”的哲学精神和生活理念，对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说，不依其是否读过或读得懂其三家经典作品，而为条件和理由。因为，这样一种精神和理念的影响，散落在日常人际活动间的角角落落里，并潜移默化地侵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和骨髓之中。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先生借疯子之口，发出了“中国亘古以来的书本上，全部用鲜血写着‘吃人’二字”的愤慨。如此呐喊，既不是骇人听闻，也不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就在今天和未来，凡华夏民众在走出国门，并面对世界多样化文明之际，针对汉文化自身的缺陷和不足，都必须应该拥有并保持的清醒头脑和批判精神。而且，在这种清醒和批判之中，不能够停滞在指出传统文化中“吃人”“骗人”“自欺欺人”或“既是主子又是奴才的两面性”等缺陷上，更需要于这样一种批判精神下，大胆传承民族菁华，自觉吸收外邦精髓，积极建构融合全球文明光 的新社会和新人类。
　　中国“道学”演变成“道教”，从内容到形式上，和东方“儒”“释”思想观以及其它地区的哲学或宗教比较起来，都不乏鲜明个性和智慧光芒。在汉文书籍之中，着重批判或颂扬“黄、老、庄”的文本，过去和现在都不难找到。眼下，能够遇见闻一多先生这样一本篇幅不长而文词欠雕琢，却又是极其精炼，特别在思想表现上，更是十分明晰而一目了然的《庄子》，无疑是我生平之间，极其难得的幸事！通过此篇《庄子》，不仅可以颖悟《庄子》其人其书何以受到中国文人雅士热学而吹捧的缘由，而且从中也可显现出闻一多先生在考据学方面的造诣。
      近来，连阴天不算，甚至大雨滂沱起来。这种鬼天气之下，找上门来咨询或要求解决难题的人事，相对少了许多。于是，工作之间萌生了把闻先生《庄子》抄录一遍的想法。
      闻一多先生《庄子》一文，原载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十日的《新月》第二卷第九期上。现见于1956年印刷的《古典新义》一书中，其中单字词、逗点和排版，依然如旧。或许今天利用电子图书，可找到闻一多先生此书的现代版本。不过，出于学习文化、温故知新和练习打字的目的，决意自己标点，逐字地敲击。
　　下面是前两天完成的闻一多先生《庄子》的第一部分。有喜欢的读者，建议还是找原文来读。因原文中有些老字词，普通字典上查不到，故暂以“X”代替；至于标点，是我自以为是的产物，如果有损闻先生的文章，首先在此致歉！因有此顾虑，故仅贴出该文《庄子》的第一部分，其它章节就不再继续了。
（2004年6月20日草，首发于2004-06-20 14:05《另一种存在》 [西祠胡同]。2014年3月整。）
  附录：

《庄　子》

作者：闻一多

“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养生主》

（一）

　　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今河南商丘县东北），宋在战国时属魏，魏都大梁，因又称梁。史记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田子方〉〈徐无鬼〉两篇于魏文侯、武侯称谥，而〈则阳篇〉〈秋水篇〉迳称惠王的名字，又称公子，〈山木篇〉又称为王，〈养生主〉称文惠君。看来他大概生于魏武侯末叶，现在姑且定为周烈王元年（前三七五）。他的卒年，马叙论定为赧王二十年（前二九五），大致是不错的。
　　与他同时代的惠施只管被梁惠王称为“仲父”，齐国的稷下先生们只管“皆列第为上大夫”，荀卿只管“三为祭酒”，吕不韦的门下只管“珠履者三千人”……庄周只管穷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庄子》〈外物篇〉说他“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山木篇〉说他“衣大布而补之，正X系履而过魏王。”这两则故事是否寓言，不得而知。然而，拿这里所反映的一副穷措大的写照，加在庄周身上，决不冤枉他。我们知道一个人稍有点才智，在当时，要交接王侯，赚些名声利禄，是极平常的事。《史记》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又说他“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庄子的博学和才辨，并不弱似何人，当时也不是没人请教他，无奈他脾气太古怪，不会和他们混，不愿和他们混。据说楚威王遣过两位大夫来聘他为相，他发一大篇议论，吩咐他们走了。《史记》又说他做过一晌漆圆吏，那多半是为糊口计。吏的职分，真是小的可怜，谈不上仕宦，可是也有个好处：不致伤害人的身分，剥夺人的自由。庄子一辈子只是不肯做事，大概当一个小吏，在庄子让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据他自己的学说，做事是不应当的，还不是一个人肯不肯的问题。但我想那是愤激的遁词，他的实心话不业已对楚王的使者讲过了吗?

“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之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又有一次宋国有个曹商，为宋王出使到秦国，初去时，得了几乘车的俸禄，秦王高兴了，加到百乘。这人回来，见到庄子，大夸他的本领，你猜庄子怎样回答他？

“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舔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车之多也？子行矣！”

　　话是太挖苦了，可是当时宦途的风气也就可想而知。在那种情况之下，即使庄子想要做事，叫他如何做去？
　　我们根据现存的《庄子》三十三篇中比较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踪，知道他到过楚国一次，在齐国待过一晌。此外，似乎在家乡的时候多。和他接谈过的，也十有八九是本国人。〈田子方篇〉见鲁哀公的话，毫无问题是寓言；〈说剑〉是一篇赝作，因此见赵文王的事更靠不住；倒是“庄子钓于濮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游乎雕陵之樊”“庄子行于山中，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这一类的记载比较合于庄周的身份。所以，我们至少可以从这里猜出他的生活的一个大致。他大概是〈刻意篇〉所谓“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的一种人。我们不能想象，像庄子那人，朱门大厦常常有他的足迹。尽管，时代的风气是那样的，风气干庄子什么事？况且王后们，也未必十分热心要见庄周，凭日里叫他挖苦一顿做什么！太史公不是明里讲了“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吗？
　　惠子屡次攻击庄子“无用”。那真是全不懂庄子而又懂透了庄子。庄子诚然是无用，但是他要“用”做什么？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这样看来，王公大人们不能器重庄子，正和庄子的心愿。他“学无所不窥”，他“属书离辞，指事类情。”正因犯者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讳，装出那“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的一副假痴假呆的样子，以求自救。
　　归真地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出那是寓言、那是实录。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满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虽是画家所谓“得其神思”。例如：〈齐物论〉里“庄周梦为蝶”的谈话，恰恰反映着一个潇洒的庄子；〈至乐篇〉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又分明影射着一个放达的庄子；《列御寇篇》所载庄子临终的那段放论，也许完全可靠：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斋送。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鸟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其余的故事，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毒辣，不胜枚举。每一事象征着庄子人格的一个方面，综合的看法，何尝不俨然一个活现的人物。
　　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是万无可疑的，惠施在庄子生活中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敌。他的思想行为，一切都和庄子相反，然而，才极高，学极专，又是和庄子相同的。他是当代最有势力的一派学说的首领，是魏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庄子一开口便和惠子抬杠，一部《庄子》几乎页页上有直接或间接糟踏惠子的话。说不定庄子著书的动机大部分是为反对惠施和惠施的学说，他并且有诬蔑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时候。据说（大概是他的弟子们造的谣言）庄子到梁国，惠子得到消息，下了一道通缉令，满城搜索了三天。说惠子是怕庄子来抢他的相位，冤枉了惠子，也冤枉了庄子。假如那事属实，大概惠子是被庄子毁谤的太过火，为他办事起见，不得不下那毒手。然而惠子死后，庄子送葬，走到朋友墓旁，叹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两人本是旗鼓相当的敌手，难怪惠子死后，庄子感到孤寂。
　　除了同国的惠子之外，庄子不见得还有多少朋友。他的门徒大概也有限。朱熹以为“庄子当时亦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像是对的。孟子是邹人，离着蒙不甚远，梁宋又是他到过的地方，他辟扬墨，没有辟到庄子。《尸子》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哀，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没提及庄子。《吕氏春秋》也有同类的论断，从老聃数到儿良，偏偏漏掉了庄子。似乎当时只有荀卿谈到庄子一次，此外绝对没有注意他的。
　　庄子果然毕生是寂寞的，不但如此，死后还埋没了很长的时期。西汉人讲黄老而不讲老庄。东汉初，班嗣有报桓谭借《庄子》的信札，博学的桓谭连《庄子》都没有见过。注《老子》的邻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刘向、毋丘望、严遵等都是西汉的人，西汉竟没有注《庄子》的。庄子说他要“出乎材与不材之间”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几乎要达到目的，永远湮没了。但是我们记得韩康徒然要向卖药的生活中埋名，不晓得名早落在人间，并且恰巧，要被一个寻常的女子，当面给他说破。求名之难，那有逃名难哪？庄周也要逃名。暂时的名，可算给他逃过了。可是，暂时的沉寂毕竟只是为那永久的赫煊作了张本。
　　　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突然浩大起来，崔撰首先给他作注，跟着向秀、郭象、司马彪、李颐都注《庄子》。像魔术似的《庄子》，突然占据了那个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他的书成了经典，他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至此，历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别的圣哲，我们也崇拜，但那像对庄子那样倾倒、醉心、发狂。（未完，还有（二）至（五）。）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24 09:34
【读书杂谈笔录】……第三十章“冰心散文”杂感

      公休长假，远离城市“春节”的迎来送往，身居偏僻工业基地的社区住宅。虽说，这社区如同城市缩影，从外部休闲、娱乐、购物天地，到家庭内部现代电器及其应有设施，琳琅满目，一应俱全。但是，来此做客的我，却总摆脱不掉“无法交流”而来的隔膜和孤寂。
      午饭后，亲戚们各自回家午休去了，一时无法入眠的我，在外甥房间里，找到一本中学生读物《冰心散文集》。
      对于近代中国文坛上知名的女作家，若让我不假思索地罗列名姓，即刻想到的会是丁玲和冰心。不过，所谓“知其名”，并非源于对她们作品的阅读，而是来自读书学习中众多信息的影响和印证。
      记得就在春节前，有一天马路上汽车堵得水泄不通，而正是于这种“不得不”的悠闲里，从收音机听到了一篇追忆姐弟情深的文章。那文章话语中间，无处不坦荡着手足亲情，除了庸常的一份体贴和关爱外，甚至还多了一份不常见的哀怜！是的，其中有着哀痛和怜惜：哀痛，弟弟先于姐姐去了另一个世界的残酷；怜惜，曾经有的天各一方、世道多舛，姐弟间不能如愿见面与抚慰的缺憾。
      聆听着广播员迟缓、动情的朗诵，当时就觉得作为文化名人的该文作者，把人世间的一份庸常情感，于轻描淡写之间，却给人们存留下了一份永远值得颂扬与赞美的真挚品质和宽广胸襟。但是，听过之后，我却没能记得清楚，其作者究竟是冰心啊还是丁玲呢！
      此刻，在手边的这本《冰心散文集》中，没有见着上面“听”到过的那篇回忆文字，但从已阅读过的前面章节里，通过作者对其童年和学生时期的追忆片断，我即刻明确下来，当初我听到的就是冰心老人的作品。
      健在的中国名人大家中，一般少有“自传”面世，尤其在新中国前后，像是文艺界的知名人物，甚至生前就没有多少客观纪实性的文章流传，而有的最多是针对其作品作者生前死后的社会地位，或迫于形势需要，所给予的一些极其片面并近似粉饰性的褒贬，而其中仿佛盖棺定似的言辞，不外乎：或天资聪颖、功名卓著，崇高而伟大；或狼子野心、勾搭成奸，且遗臭万年。
      也就在我手边的这本散文集中，冰心老人谈到了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外国友人曾经鼓励过她写自传性文章，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样做可以让人们从中了解到那一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生活文化。”然而，即使到了风烛残年之际，冰心先生类似自传性文字，也仅仅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片断而已。
      眼下，这本普及教育式的散文集，内容上包括前后两部分，分别是冰心先生于文化革命后回忆性文字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思想性认识，于其中间插入了的一小部分作者在解放前的佳作。翻阅过此书，让我感受最多的：一是冰心先生通过其作品，倒出了家庭背景、社会乱象和个人命运之间，相互水乳交融、遥相呼应和一波三折的生活景象；再者，就是作者的一些个性体验和人文情怀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通过读习此本《冰心散文集》，我一边借助一些由外文再翻译回来的话语文字，一边品味和探求着西方作家们所关注的焦点和着墨处，与此同时，却又不免愤恨自身未能精通外文，而无法明确这些转译过来的字词话语，究竟是否“忠实”于原作？是否也会屈从时代需要，而改换或删节了作者的本愿和初衷呢？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仅就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国内始终缺乏立于艺术自身规律的角度，去认真对待和研究过我们民族自己的卓有成就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经验和作品价值，更缺乏足够的爱心和毅力，去真正关心和爱护过这样一些民族文化代表人物的人格尊严与行踪归宿。抛开诸如个性背景和政治地位对于他们文艺创作上的影响和佐佑，仅是针对新中国文艺近百年的事实而言，如若能够甄别“对社会文化进步卓有影响者”与“在社会形态转化中通过文艺手段推波助澜者”这样两类文化人，并对他们中一些代表人物的个人命运和艺术创作，进行客观性分析比较。那么，任何人都不难从“冰心散文”中，找到文学艺术有限与无限的概念，不难从中辨别作品与人品的良莠是非。
（2004/1/27农历年初六草。2014年9月3日修。2015年11月重整。）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24 09:42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4 09:55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三十一章读《围城》一点感受

    从实习生手中，借来据说是化了六元钱的新版小说《围城》。
    此刻，读阅钱钟书先生《围城》之间，诸多情节和心理剖析，颇感熟悉，如同在读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作品，像威廉•毛姆的《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或萨特的《理智之年》或加缪的《局外人》，甚至还有些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境界韵味。仅凭直觉，小说《围城》中人物，在举止言谈上，不失一种拘泥“阶级”格调的风范，在矫情或故作性情节之间，尚合乎世俗情理，尤其许多细枝末节上点拨，颇令人叫绝。其中，面对时事政治、文化艺术和社会风气的不良现象，在貌似随意的评论、素描和感慨中，不乏一针见血和远见卓识。相较而言，现今小说，于评述和描写之间，流于平庸、琐碎和肤浅，在标新立异之中，尚欠缺力度、内涵和境界，特别在人物特质之表里，尤看不到优雅气度和理性胆识。由此而言，小说《围城》通过电视剧传播后，于大陆终成一种景观。这不得不说明，民众鉴赏力，虽经扭曲和压抑后，终能有时间和机遇，去显现出其本该达到的文艺水准和鉴赏力度，进而，也使优秀的艺术作品，终于赢得了其应有的尊重、地位和荣誉。
    钱钟书先生在中国，已临风光之位，但其在新中国后的沉寂和作文之转向，虽有明哲通达之处，也使其在文学界的地位甚难确立。这既是中国文化事业的可悲！亦是一位文化学者的可悲！
    前些日子，与妻子闲聊起来高中时节读过的西方文学作品，像福楼拜、莫伯桑、巴尔扎克、雨果等举世瞩目的一些小说。虽然一说起来，仿佛我个人对于这些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和艺术人物，简直“能”的都已经了如指掌似的。其实，我自己很清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曾经认真读过了其中少数几篇原作外，更多的是通过读习各种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就是在美学、哲学和心理学之类著作中，通过相关于文艺大家其人其作的议论和评说之间，才获得如此多的了解和认知，尤其对其中的某些精 片段或经典故事，确实借助这样一种途径，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记。　　
    许多年来，对于国内文学，我自己读习较多还是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及民国时期的名家名作；再者，则是由学校教育，或通过读闲书，所知晓的一些著名文人学者的短篇时文（即散文、随笔等）。对于近代文学，尤其是大陆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流行性时尚性文学作品，一直以来不是十分重视！究其原因，自认为其中欠缺全球背景下现代人文学者应有的思想高度，特别是缺乏深邃且更富有哲理式突出个性风格样的东西。　　
    此夜，对于闻名已久的钱钟书先生《围城》，一气读罢了大半。其作品，虽是相关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世界的反映和感叹，但在直觉上，该作品欧式文学的味道很重。或许，也正是这样一种“特色”，使其更易于在世界文化层次上，进行交流和沟通吧。　　
    揭去中国解放后对“新文学”的包装，置身于民国时期“大陆文艺”作品，其中的文学价值、人文情怀和市民生活的知识境界，从中亦不难发现，充斥着一种绝非局限于中国本土的世界性“大时代”的都市风采，相较于近四、五十年来国内农村化文学潮流，确乎更能给人们一种视野、心胸、思想和人性觉悟与个性素养上的自然、文明和大气。　　
   中国大地，于八十年代后的改革开放，让社会逐步回归到走向繁荣经济、人心向上的人文环境。事实上，这样一种环境出现，不能单纯视为少数人觉醒或刻意引导使然；这样一种环境出现，也不仅仅是某些文化人、权势阶层或利益集团营造的结果，而应是大众化、普及化、公开化或曰“现代化”社会文明的主观渴求和客观需要。所以，与这样一种社会氛围相伴的，原本也应是不断涌现出来一种新的人格、新的品质和新的社会形象和人物典范。目前，影视艺术虽说也在极力想象着去塑造出这种新的形象出来，但像这样一类人物形象，最终会从哪里出现呢？可以肯能地讲，其绝不会从少数“代表”式暴发户中走出来，而必定是在具有大众化基础水平上，并拥有时代特征的一些独立性思想、精神和人格的成就者。　　
    此时此刻，在阅读沉思《围城》之际，于朦胧中仿佛看到了国内文艺的方向和目标，特别是关于“文艺思想”的切入点，在这世纪之末，似乎才开始走上了正道。如此途径的觅得，决非是少数事件和格言造就的，而是通过痛创、反思和种种体验后的一份灵性发现和自然觉察。　　
    进入九八年，每一次随笔和妄言，总爱提及八九年毕业时的影响和情怀。是啊！也就在这九八之末，才似偶然而非偶然的读书和触景生情之中，真正有了眼下心智上的升华和醒悟。　　
    就人生之境界而言，孔子所谓“四十不惑”，也只有步入九八年以后，才逐渐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自身原有的困惑，还是那么的多！曾经在中西文化思想著作，即“文、史、哲”学习中，自认为茅塞顿开的真知灼见和启蒙话语，其实仍然是鹦鹉学舌、盲人摸象而已，真正弄通、弄懂人世间的卓越道理，必须还要有更深刻的体验和心智的憔悴。
    经过两个周五的深夜与凌晨，《围城》终于被消化掉了，如同吃一道闻名厨师的美餐，每进一口都有一种格外的欣喜和庆幸的满足。但吃过以后，却也记不得究竟是种什么滋味，曾经令身心有那么美妙的的体验。此刻，惟能狠狠地说一句“不错”。如是而已。
　其实，除了内心急切渴望读罢此书的压力外，之所以长夜苦读中，还另有因由。那就是消化病房中，尚有几位奄奄一息的病人，姑念着随时而来的医生责任，也不甘心卧榻就眠。然而，将至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责任”啊！仅能是例行公事地下个“临床死亡”的结论。呜呼！如此这般地读书。
　文学与现实本来就不遥远，事实上他们贴切的，有时比人们想象的距离，还要更贴近一些。生活中，远近行走着的人人、家庭、城乡和国家，一桩桩一件件的琐事和常见不鲜的绯闻、异趣，以及此起彼伏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类似这样的一切，无一不是文学作品中类似而形象各异的章节故事。其实，如果一定要去弄清他们的差别，无外乎有的跌宕起伏、离奇曲折，而有的平淡恍惚、似有若无罢了。
    医生与作家仿佛有着天然的姻缘。或许因工作性质使然，医生们于俯仰之间，可看到更多真实的人生场面，尤其面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或针对疾病缠绕而诱发的世间百态，甚至就在审视光鲜或惊骇躯体时的思想和心志性转化，甚或就在冷眼面对医药科学技术究竟“能”与“不能”之际，都会获得一份份通常人们少有的猛醒和觉悟。而作家，在艺术化地表现人生和社会时，经常需要逼真地描述或客观性剖析。而当其文字所反映的形象、心理或矛盾，愈是真切地接近事实时，也就愈发容易被医生所感受；同样，若作家不真实的“再现”，也易被医生所察觉。所以，或许正是这样一些仿佛“浑然天成”的职业敏感与性格脾性上联系，激励着诸多“白衣天使”们，他/她或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专业，而成为众多“弃医从文”者中的一个又一个。
    钱钟书先生半个世纪前的人世感悟和人生话语，在今日看来似乎已遥不可及，甚或有些矫情且稚气。但是，就在当下“猝读”之间，如同当初阅读《尘埃落定》中获得的古拙而慷慨的气概一样，亦给我一种出乎意料的欣喜和清醒。
    总之，《围城》在文学史上是应有其地位的。这种地位的赢得，就在于此书中反映了其时代、其生活、其民众（尤其一部分知识分子）具体表现在心理、情感和理性上的觉悟水平和认识高度，并给予了艺术性升华。仅从这一点上，《围城》一书远较革命文学或帮闲文学，来得更会有艺术性和“史”的价值吧。　　
（据1998年11月日记整理，2014年11月修。2015年11月再整于济南。）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25 10:17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7 10:28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三十二章闲话周作人先生的《中年》

    常言“书不厌百回读”。这话，即真也假。　　
    说其假，假在那个“百”字。若不理解其字义泛指“多次”意思，而苛求其为具体数字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虚假的。因为，再好的文章典籍，任何人能不厌其烦地读上百回，不能说是没有，事实上必定也是微乎其微；而说它不假，除了把“百”字理解为多次，即变得简单外，应着墨在“不厌”上。“不厌”就是“不厌倦、不厌烦”，甚至可引申为“可以、能够”。书本作为被动物体，即使国宝级珍本或不能市人昭世的禁书，本身就没有“烦不烦”“可不可以”的意志。所以，“书不厌百回读”就是一句绝顶的大实话，而作为任何一个读书的人，只要那书本有足够吸引力，而且人们又乐意去做的话，尤其在现如今凡事要做到极端/极致，即能赢得瞩目和聚焦的风尚之中，某个人或某些人成百上千次，只是读习一本书，这又有何难呢？！
    周作人先生一个小品文，名曰“中年”。应该说，仅是着一篇文章，我自己就已经读过N次了。之所以其数目不能确切，因为每次翻阅枕边的此位周先生文集，眼光不免就会停留在此文章上。每次细细读罢，常常禁不住掩卷长叹，亦沉思不已。那么，就这样一篇，粗算起来，亦不过千言的短文，对我何来如此吸引力呢？　　
    话说当年“三十而立”之后，不知因为何故我一直郁郁寡欢、疑神疑鬼，更经常会暗思忖三十六岁上将是我一生转折的年头，或凶或吉必有所变故。究竟为何有这样预兆，当时甚或今天依旧不很清楚的。有时于书中读到相关这一年头种种的讲究，亦不过是将信将疑，并没能明确下来任何具体观念和态度。如此纠结心态，直到我在周作人先生《中年》中，当读到了“我们乡间称三十六岁为本寿，这时候死了，虽不能说寿考，也不是夭折……”之际，幡然醒悟，我开始定睛细瞧周围一些显达名士，尤其是以往社会上诸多故旧人物，每每遇此“年头”上，便撒手人寰的事实。于是乎，我才开始相信，这三十六岁之年头上，确乎要比民间“七十三”“八十四”更有些“鬼门关”的味道哩。　　
    “……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将昼作夜……”（摘自周作人《中年》）　　
    现今社会下，“中年”应从那一年算起呢？单位开运动会时，通常三十五岁以上就划入了中年组。单从周先生此文章中看，好像也是这个意思。由此来说，我自己步入中年，已经多时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对周先生此文，尤其是上面一段话，格外应引起警惕。　　
    少年老成，而中年风流倜傥的近乎放纵。这看来非为今日之时俗，而是沿袭已久的民风了。其中原因究竟是个文化心理问题呢？抑或就是人体生理或病理因素？对此，我自己虽急于解答，但却自觉力所不及。其实，相关此类文化心理性分析和探究，在《中年》一文中，已经给予了一些颇有些刺骨的揭示。所以，感兴趣者不妨搜索原文一读吧。　　
    关于周作人先生的生平故事，我自己在学生时代，略晓知其为“亲日汉奸、反动文人”的批判话语，其实远胜过了“散文家、诗人、翻译家”的现代名声。特别是对其为鲁迅先生二胞弟的身份，我一直都是将信将疑。好在我自己没有窥探名人家史，尤其是涉及人家夫妻、兄弟、妯娌间矛盾细节的偏好。因此，即便类似“家丑”样传言，亦有所耳闻的故事，我依然将其暂且搁置一旁，首先致力于读书识人，而不是因人废言。　　
    周作人先生的人品究竟如何？今天的我始终不敢放言诋毁，亦不能斗胆颂扬。究其原因，并非过去耳闻过什么问题，根本所在其实也十分简单，即：了解甚少，事实不详也。所以说，不仅是对已过世的人物，就是对于一些尚健在的且颇有些争议或喧嚣正酣的人和事。作为一名读者，若能获得来自各方公正、客观、公开性的评说信息，那一定是前世造化、生逢其时了；若没有这样的幸运，凡看到东西，却全是一个鼻孔冒出来的气息……依我看法，不如什么也别看，即便是看了也别说，不妨冷眼静观其变吧。
    今天，重读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初版的《周作人作品集》后，仅从《中年》一文话语间，却约略体会出，周作人先生为何时常于文章中喜欢谈性说癖的缘由。
    “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摘自周作人《中年》）
    事实上，假仁假义、阴谋诡计、虚张声势、暗箱操作等等德行与做派，无论在古代，还是今朝，都颇被世人尊崇，并且已经当作各式各样“成功”“有效”的巧智和技能了。所以，读罢《中年》，如若说，我自己还能视周作人先生为当代文人的话，究其根本，是因为从其文字之间，痛彻地感受到一些东西，并得出来这样一种结论：现代文学的使命，与其说“抑恶扬善”，毋宁说仍旨在“去伪存真”。
（2004年8月14日草。2014年4月修。2015年11月重整于济南。）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25 10:32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7 10:29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三十三章 也谈“知难行易”

    大约十年之前，在生活和工作闲暇中，尚不懂得分门别类的学习，只是以自己臆想或一念之差，或就是随缘地读着这样那样的书籍。单位图书室的存书，除了医学论著和专业杂志外，所谓“文、史、哲”类书刊，确实不多。但就在这不多的存储中，却有幸见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文集。　　
    孙中山先生被称为国父，是略有耳闻的。所谓“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语句，则是中学教材上，偶尔也要求应知道的。不过，如同对一切陌生事物一样，我自己虽然没有了孩童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偏执，但始终保持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倔强。
   说起孙中山先生文存的数量，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今天，回忆当初我自己所读过的此类文献，在内容上，主要是一些通电、训敕和少数相关三民主义以及实业救国的论述。但是，就在时间不长，而数量上也不是很多的一段阅读经历中，能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却是在孙中山先生行文之中，闪现或昭示着一种不可小觑的信念，即“知难行易”。　　
    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知易而行难”，这应是再通俗不过的生存道理，例如：平日里，老师及父母经常是这样要求的，而街坊邻居，甚至每个人自己，也都清楚这样一些信念“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因为，只要依此而行为，即使不都能心想事成、事随人愿，也一定会生途平安、身心康健了吧。然而，事实上，且不言历史真相如何，仅从周围某个人生活实际出发，却时常会有一些鲜活醒目的案例和刻骨铭心的痛楚，都在清清楚楚地提醒并告诉你：简单的生活道理，其实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更加之，大千世界，最常见的是“事与愿违”，而最稀罕的竟然就是“心想事成”。于是乎，人们经常会发出如此感慨：“看着/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啊！”由此，人们也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客观结论：“知易，而行难。”　　
    我自己对“知难行易”的沉思，确实只有一个来源，也就是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敬畏，以及由此而来的读书学习。因为，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让人们不难明了“圣人先哲也有肉身俗心”的客观实事，但就我个人而言，却经常有这样一种想法：那些之所以拥有“圣人”“先哲”“大德”之名声者，在其思想认识中，必定应有更多“真知卓见”吧。　　
    曾经于日记和随笔中，谨慎小心地探讨和分析着“知难行易”的得失利弊。时至于今，虽确信个人作为和社会实践中无不契合着这一哲理，而真正将其道理剖析得透透彻彻，说得明明白白，却深感力不从心！　
    生活中曾经历过一件事情，让我愤懑、清醒而又糊涂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在全国闹“非典”风波后不久，朋友接待一位台湾医生，特邀我作陪。席间，该台湾同胞像是十分认真地询问了我诊治“非典”的具体措施，还特别提及到在台湾流行的一些相关大陆如何处置“非典”病人的传闻。此刻，我所以在这儿选用了“处置”一词，是因为从台湾同行口中所获悉的那些国内诊疗“非典”的手段，简直无异于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的“屠犹”暴行。我自己作为曾经为落实“防非”措施而奔忙行走的人，实事求是地说，在“非典”时期，政府、相关部门和各级医疗单位为了减少社会损失和保护民生利益，工作上是不遗余力且尽职尽责的，但医疗条件的不均衡和机制上相对落后与不合理，使防治类似“非典”这样传染疾病的措施，尚无法达到现代医学理想标准和先进水平。即便如此，海峡彼岸的社会舆论，竟然在当今信息流通如此高尖端科技手段下，甚至在医疗界专业人士的心目中，尚存有着如此一些确乎是天方夜谈、信口雌黄的偏见，这也足以够得上“滑天下之大稽”了。然而，在这样一种感到滑稽的情节外，人们可能禁不住要问：“除了针对‘非典’，是否对国内的其它情况，也存在如此荒谬绝伦的看法和议论呢？”或许，有人还会进一步问道：“这种荒谬的社会认识，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眼下，就在舆论焦点愈来愈凝集在海峡两岸矛盾之际，尽管冲突双方不再是宿怨难解的国共两党政见上相悖，但在文化源头和社会意识形态上，两岸民众须用理性头脑，针对种种仿佛已是毋庸置疑的症结问题，应给予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思考，而且必须切忌随声附和、盲信妄从的惯性言行。因为，任何偏听偏信、狭隘固执的意气用事，所造成的后果必将是鹬蚌相争的结局，其所损害的只能是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　　
    大凡是知识分子一般不难理解何谓“因噎废食”的危害，也容易批判地分析“因人废言”的得失。近来，见到一本民国十九年再版的《现代教育评论集》，其中一篇王去病先生标题《党化教育与行易知难》的文章，在其文结束语中，有这样一句话：“戴季陶先生所作的《知难行易》载在《新生命月刊》第二期，于建设三民主义之基础一层，言之颇详。”对于王去病先生的文集，我虽尚未读完，但从已读的章节中，略晓得：民国初期，特别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前后，仅从民生教育理论上，“知难行易”是其哲学性的纲领，但在学校教育中，究竟推崇“党化教育”还是强化“全民素质教育”上面，于见仁见智之中，总体趋向上是两相兼顾，而后者为本。　　
    “知难行易”作为个人行为和社会实践的观念，其不为孙中山先生所首创，而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中不断提炼出的思想精华。正如清末古文学者余嘉锡先生，在其《论学杂著》中，时常强调的圣人之言一样：“为学之初，必在正名，名不正，言不顺，行不远，立不成（久）。”那么，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任何个性的坚定，任何民族的强盛，必有其所依赖的颠扑不破的信念为后盾，且需要拥有崇尚真理、抛弃偏见的勇气，而一切“文明而进步的真理”是有着无坚不摧的力量，是任何逆历史潮流的阻力，亦无法抵挡。
    “知难行易”与“知易行难”两者的论述和针对性，原本不必固执一端，而抹杀对立面，对于不同层次问题或不同事务的矛盾，在选择解决办法和策略之际，这两种思路和办法，只有在灵活运用之中，才能无坚不摧。但是，视野和角度若放置于世界和宇宙性高端问题层面，而这一层面在文化意识中也正是哲学领域话题，其实也正是在一层次或领域的思辨中，“知难行易”则是人类认知智慧上最闪亮的光辉，亦如同中国秦汉之前，华夏世界已经进步并达到的思想认识高度一样，其对个性能力提升和社会文明进步，业已创造出来极其辉煌炫目的“秦汉文明”成果。那么，秦汉之前类似思想认识是如何表达的呢？翻开《吕氏春秋》，人们可以找到类似这样一句话：
    “由其道功名不可逃，尤见霹雳知雷霆将至……”
    上述《吕氏春秋》行文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知难而行易”，而其道理，亦在其言中。
（2004年7月草于济南。2015年5月修，同年11月整于济南。）
作者: 语哲    时间: 2015-11-25 14:50
选题好，也有知识点。但“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论述有点儿绕。“台湾人看非典”作为杂谈对本文负面作用不大，但既不是“知易行难”也不是“知难行易”的最佳佐证。行文结构要重视捋清。这个小问题前文都存在。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26 09:55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7 10:29 编辑 [/i]

【读书杂谈笔录】……第三十四章 由皮锡瑞到郑玄

    2011年的济南，自立秋后，即雨水不断。今晨至昏，更是连绵。
    近月，睡前，翻看皮锡瑞《经学通论》。粗算十年间，此书本已是第二次阅读，但真正读进去，还是近来的事情。
    儒家经典，传承于今的“五经”，于以往自学中间，仅以为《尚书》，存有今古之别，而未分清，凡其经学，均有今古文字上的纷争，且其中间，还有诸多历史故事，并尚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公案。
    中华文明，虽说是推崇“儒学”，但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中，不只是近代，亘古至今，却始终难以割舍“道”“释”的精要。之所以如此，除了汉初曾有过“独尊儒术”的专项政治运动之外，依我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唯有儒家著书立说人物之中，很早就出现了“孔子”这样一位集大成的杰出典范。
    孔夫子，用其一生梳理了前朝文化经典，并依个人之力，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校雠训诂。孔子之后，于一二百年中间，虽也有类似人才出现，但在此类人物当中，泛指对中华文化贡献方面，东汉的郑玄，堪称旷世奇才。所以，在华夏文明传承史上，针对郑玄其人其书，本应该浓墨重 ，给予突出性彰显。
    今日，不过大半个上午的时间，于百度上，我细细品咂着关于郑玄公的零星介绍。从中约略感到，郑玄其人其书之奇，在于入门之时，虽起自可谓“旁门左道”的术数方技，但在转入经学研究之后，却立显触类旁通之能势，表现出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在华夏历史上，山东有此样人物值得可贺，而高密有此等人物，当属庆幸也。
    郑玄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生平经历，也正是人生一世之间，符合“言行举止”颇为“相得益彰”的个案范例。而且，无论是谁，只要追寻其生死足迹，尤其是后进经学人士，都足以透视而明了：一个人置身于自然时空和各自生活环境下，若孤注一掷于文化研究，所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程度和学术高度。
    话说时光荏苒，到清末之际，有一位皮锡瑞先生，其在经学方面的心得和成就，仅从时空上粗算起来，与郑玄公相去千年之遥，而其两者在生平背景当中，却有诸多形似和同性的东西。例如：一样诞生于王朝末路之际，并同样是处于党锢之争和穷极思变的外部环境之下。其实，就是这样两个人物，通过比较性的读习和思辨，对于眼下或未来，凡是热衷钻研中国文明事业的人们，不仅能够从中获得一些精致独到的见解，甚至就是一种颖悟和猛醒的功效。
    当下，在倡导弘扬华夏文明的大好形势下，单是就儒家经典而言，既不能一味研究现代出版的经文品种，而不去细致了解现今经文与诸朝代“古本”，在字词和语义上的异同；更不能固守“儒家一门”之言，而视其它各家各派，都是旁门左道，弃若敝屣。
    事实上，在探求知识文化的道路上，自古至于今，“融会贯通”“殊途同归”始终是扫清覆盖在世间大千万物上面“浮尘积垢”的必要手段，也是达到“辨其象、识其形、悟其道”的必经之路，亦就是严谨治学和经院研究的行为规范，即：所谓“成功之路”。
（2011年8月18日草。2014年12月10日修。2015年11月重整。）
作者: 克谐    时间: 2015-11-26 10:50
[i=s] 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5-11-27 10:31 编辑 [/i]

[quote][size=2][url=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434945&ptid=63846][color=#999999]语哲 发表于 2015-11-25 14:50[/color][/url][/size]
选题好，也有知识点。但“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论述有点儿绕。“台湾人看非典”作为杂谈对本文负面作用 ...[/quote]
语哲兄所言志道明理诚是:handshake

原本有计划，最后一并简述此辑本在内容择选上的大致所以然。故先传上文，后作此说明。

如同此本首段文字坦言一样，此辑本是为自费出版的整理。在其它网站，《读书杂谈笔录》收集杂文原有近五十余篇，虽说还是在另一个网站《话说：其人其书》的修订本，但仅是在这个书本目录之下，原本字数已达13万之多，而其中个别篇章，屡遭无法上传或屏蔽或删节。故此，于本网站再现之际，确似如履薄冰，不愿意节外生枝。
自费出版因字数关联到费用问题；另外，就是审查、编辑。仅这两项，在自我意愿上，必须要能够承受且基本满意才行。此前，私下与中介朋友约定，计划在7万字33篇之内。所以到了最后几篇，斟酌衡量再三，还是落脚在自我始终纠结的几个话题上面，自觉比较好一些吧。

关于“知难行易”的话题，以往一旦涉及，我一直都是喋喋不休的“自以为是”。其实，但凡畅所欲言，“自以为是”的质疑、判断或解答，都应该是自然心态和行为，若不是自以为是，人云亦云，起码我自己唯恐避之不及。不过，对于“自以为是”的言行举止，如果这个自以为是的人，面对由之而来的或褒或贬，或就是打杀灭口之类似回应，又如何对待呢？或沉默，或据理力争，或改弦更张，或以牙还牙、或欣然接受……总之，不一雷同。但是，这其中，自以为是者，若强词夺理、狡诈诡辩，又将会是何样结果？对此，鄙视，唾弃，不置一词，任其自生自灭；或使个小伎俩，类似关进疯人院，限制其言行自由。其实，像上述一些情态和事象，在国内一直都不是稀罕玩意儿。所以，聪明人，一般都不会公开表现为：xxx就是一个自以为是、强词夺理的人。但是，一般人都不会排斥，甚至都会特别赞许：xxx是一个引经据典能够自圆其说的人。于是乎，仿佛，前一类人就是那种“小写的人”，而后者，自然会受到百般奉承，因其为“大写的人”啊。其实，想像一下，到外太空鸟瞰人类社会，亘古至今的历史，这样两类人究竟有何区别？孰是孰非？对此类问题，我自己的看法：“大写的人”的确就是大写的人，而“小写的人”的确就像是疯子、傻瓜！不过，在这种看法之后，我自己还会琢磨，并不得不说：那些“小写的人”也是一类人啊，即便就是偏颇、固执和思维错误，依然有其存在的个性理由和人生道理。难道他们的痛苦和烦恼，就不是人间的矛盾和问题了吗？！

关于“引经据典”来“自圆其说”的写作方法方式，就在我起步接触网络论坛之际，不说那个网站，有一个可能是网名或真名（注：当时国内网管一直呼吁“实名制”，并还有过至少一次的签名活动。但直到今天，大概就在这儿，仍不乏当时签名后，依然从未间断过匿名发文者。）叫“曹x丹”者。当时，其应该就是一个六零后，而更可能是七零后，大概已经读破万卷书了，每每发文言论，旁征博引，必有出处；而且，还是不厌其烦地详实注明其出处。因为，就在没有网络之前，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凡我自己的文章中，我刻意删去了“我、自我、个人、自己、个性的”等这样字词，至于其原因，直说就是怕招人嫌。但是，正是因为受那位曹先生的启发。之后，我开始不再排斥表现“自以为是”特征的段落字句。之所以如此张扬个性，其实远不是只因为一个曹先生的原因了，而是我自己已经意识到，与其发扬和“拉大旗作虎皮”类似的做派和文风，倒不如“实话实说”“有一说一”来到坦然、顺心和自在，尤其是针对一些古典“经史子集”的读书感受，原本就是个性化的，何必非要表现出“古人依然”的境界、高度和水平呢？！

学生时期，至今不知因为何故，我一直感慨：‘语言落后思想，而文字落后于语言。”而这里所用的“落后”，实际就是一种“不能如实反映出来”的说辞。因为那会儿，就是在读书的同时，或在入夜无眠之际，脑子里面真的纷繁芜杂，就像过电影一样，也可说就像是精神医学中的所谓“思维奔逸、幻听幻视”一般。总之，有一大堆想法或看法，或说就是各种各样的感受，在脑海里上下翻飞；甚至还和朋友、同学畅谈过这样感受认识。对此，即便我在初三时，便有了书写日记的习惯，但还是无法将其中想法、看法和感受，完全变现成文字，或直言，使其成为一篇像模像样的“作文”。

拉拉杂杂闲扯这些玩意儿，貌似又开始思维奔逸了。实质上，上述言论，亦不过间接说明，上面后三篇文章何以显得如此“散漫、跳跃、混沌和玄虚”的问题。因为，关于哲学领域的一些极端问题，我自己至今仍然恍惚着，亦如同面对一本经书，即国内凡敢自称是“文化人”者，必定都会公开或私下里翻阅过的《易经》一样。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在其诸多之所“见”中，又有多少是对古人的超越和新解呢？对于《易经》，以我个人理解，即便大圣人朱熹先生的《周易本义》，不能说完全就是离经叛道吧，倒不如顾炎武先生《日知录》杂言中的只言片语，来得更加实在和卓越，但就其二位贤德大圣之学易心得，若和郑玄比较起来，真的不能同日而语了。

总之，对于这本文集，尤其后三篇，若读者有闲暇无聊之时间，不妨一阅，亦不妨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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